昭宣时代

第四节 石渠阁会议与榖梁学复兴

石渠阁，位于未央宫殿北，相传为萧何所建，《三辅黄图》卷6曰：“萧何造其下礲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注引《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未央宫殿北，藏秘书之所。”在古城西安，石渠阁今天仍有遗迹可见。有汉一代，石渠阁作为国家收藏典章图籍的重要场所，宣帝甘露三年（前51），在此召开了一次讨论五经异同的重要会议，即后人所谓的石渠阁会议。

在汉代经学发展史，石渠阁会议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由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宣帝亲临裁决，会议最后结果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榖梁春秋》博士。《汉书·艺文志》录有会议参与者的发言稿，称为“议奏”，或“杂议”，下注“石渠论”，凡四见：其中关于《书》的奏议四十二篇；《春秋》的奏议三十九篇；《论语》的奏议十八篇；另有被归于《孝经》的《五经杂议》十八篇。可惜这些奏议都没有流传下来，也没有像桓宽所做的《盐铁论》一类的会议记载，所以“石渠论”的详细内容无从可考。

尽管见于记录的会议奏议、杂议多达一百二十七篇，但真正引起宣帝关注的则是《公羊》与《榖梁》的讨论的三十九篇奏议，史籍径称会议是“平《公羊》、《榖梁》同异”。同时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在最高政治权力的强力介入下，《榖梁》从而取得官学的地位，一举改变自武帝以来公羊学一枝独秀的局面。

早在武帝即位之初，试图改变汉廷已实行多年的“无为政治”，建元元年（前140）冬十一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显示出武帝以儒学取代“黄老”的政治意图，由于遭受笃信黄老政治窦太后的打压，其志未酬。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标志着汉初已经实行多年的黄老政治寿终正寝。从此之后，武帝改正朔，易服色，定历数，修郊祀，建封禅，开始了一个以“有为政治”取代“无为政治”的历史时代。

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贤良、儒生至京师，亲自策问。董仲舒进“天人三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自此，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成为汉代经学与政治互动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

虽然董仲舒所主张公羊学说引起武帝的浓厚兴致，但公羊学真正兴起则是在元光五年之后。是年，武帝第三次“诏举贤良文学”，治公羊学者公孙弘再次应诏对策，所表达的思想与董仲舒“天人三策”基本相同，“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武帝所以将“居下”的公孙弘擢为第一，显然与武帝对公羊学的日渐重视不无关系。其后，公孙多次上书言政事，深得武帝信任，迅速升迁，元朔五年（前124）任拜相封侯，《史记·平准书》曰：“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

与《春秋公羊》兴盛之势不同的是，《春秋榖梁》学则显式微之态。《汉书·儒林传》载：

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瑕丘江公“呐于口”，在辩论时不敌董仲舒，固然是榖梁学浸微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最主要的原因，甚至也不是因为董仲舒得到同治公羊学丞相公孙弘的支持，而在公孙弘背后的汉武帝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尽管公羊学于武帝一朝取得显赫的地位，榖梁学虽然式微，却不绝如缕，好学者私下传授，其中对榖梁复兴起到重要作用的则是宣帝的祖父卫太子刘据。史载，卫太子既通公羊学后，“复私问《榖梁》而善之。”虽然此处记述甚为简略，但卫太子对榖梁学“善之”的态度，为其后宣帝立榖梁于学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一些治榖梁学的经师，不知是否受到江公因“呐于口”不敌仲舒事的影响，特别注重提升学术修养，尤其是辩论才能，虽然传授榖梁学者依然“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榖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可见经过一些治榖梁学者的不懈努力，榖梁学“浸微”的形势逐渐有所改观。宣帝即位之后，榖梁学则加速了复兴的进度：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榖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榖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榖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榖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榖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榖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榖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

这段记载透露出许多信息，首先，宣帝听说祖父喜好《榖梁传》，转而征询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史高的意见，由于韦贤等三人都是鲁人，故支持复兴属于鲁学的榖梁学。从中反映出公羊与榖梁之争，不仅有经义之争，亦有地域之争，即所谓齐学与鲁学之争。一般说来，鲁学严谨保守而少创新，恪守师学；齐学则驳杂浮夸，崇尚功利与富于权变。早在汉初，齐地儒生叔孙通参与制作礼乐活动，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这一故事很能反映出齐鲁两地学者不同的风格。

其次，宣帝虽然听从了韦贤等三人的意见，有意复兴榖梁春秋学，但其一贯持重，并没有立即付诸实践，而是召集治榖梁学者及治公羊者共同讲经于御前，经过比较后方表明对榖梁学的赞赏态度。

最后，宣帝非常清楚榖梁传承的凋零情况，故而刻意扶植榖梁学。治榖梁学者蔡千秋因事左迁，因寻觅不到比他更好的传授榖梁学的人选，宣帝复起蔡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榖梁。蔡千秋病卒后，征江公孙、周庆、丁姓等人继续传授，“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正是经过这样长时期的精心准备，在石渠阁会议上才有出色的表现，“由是榖梁之学大盛。”

榖梁、公羊学之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理之争。两者虽属同今文经，但分属鲁、齐两地，其实这情况在其他诸经中也同样存在，如《诗》则有鲁、齐、韩三家之多，较之《春秋》公羊、榖梁还多一家。但是，其他诸经与政治的结合，从来没有像《春秋》经这样紧密。榖梁与公羊虽是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但两者的关注点是不同，如清代皮锡瑞曾评论《春秋》三传优劣说：“《榖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榖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在，事不及《左氏》之祥，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公平，卒不能与二家鼎立。”这里且不论晚出的《左传》，仅与《公羊传》相比，《榖梁传》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上亦远不如之，这实是榖梁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学理与政治上无法与公羊学抗衡的一个根本原因。

武帝时期且不论，如昭帝时期召开的盐铁会议，参与会议的贤良文学批评武帝时政时，就多出数于春秋公羊学，而少数出于春秋榖梁学。至于在以经学断案方面，春秋公羊学依旧保持理论权威。最著名的一例，就是发生始元五年（前82）的“卫太子案”。当“卫太子”现身京师时，朝中衮衮诸公无不困于真假之辨，而后至的京兆尹隽不疑立将“卫太子”缚送诏狱，所依据的理论依据就是春秋公羊学：“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由是昭帝与大将军霍光对此深表赞赏：“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然而，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春秋公羊学，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天人合一”、“春秋大一统”的理论深得君主的青睐，成为神化君权、改制兴作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亦可依据天人感应的学说，来限制止君主的过度索取与兴作，以保护百姓社会生活能有序进行，而灾异与祥瑞则是天意的具体反映。如董氏所言：“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董仲舒还身体力行，亲自推演灾异：“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屮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需要指出，在武帝这样强势君主的统治下，推演灾异一般都不敢直接涉及人主。董仲舒推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本意即为求雨，就是一明证。然而，武帝去世，昭帝即位，正处于主少国疑的多事之秋，再据《春秋》推论灾异，矛头不免直指人主，甚至引发要汉帝“禅让”之说，这次事件的主角则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孟。

昭帝元凤三年（前78），泰山莱芜“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上林苑枯断柳复生，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等奇异现象出现，眭孟以《春秋》推之：“石柳皆下民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数，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枯柳复起，非人力的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于是上书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显然这种言论触犯了最高统治阶层的利益，眭孟以“大逆无道，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诛。宣帝即位之后，征任眭孟子为郎，或有酬谢“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预言的意义于内。

但是，作为一名聪明的统治者，宣帝显然不愿意听任春秋公羊学继续张扬灾异之说，这无疑会对自己的统治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政治上扶植学风较为朴实，更关注“人事”的春秋榖梁学，从而将春秋公羊学的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是宣帝复兴榖梁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卫太子好榖梁春秋事云云，则成为向韦贤等人明表己意的最好理由。

此外，宣帝虽然有意复兴榖梁学，但为何没有立即付诸实践，只是到了晚年才召开石渠阁会议，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治春秋公羊学者此时关注点已经发生转移，几乎充斥于昭帝一朝推演灾异之说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则对所谓“符瑞”的歌颂。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两汉多凤凰”条曰：“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东汉则章帝之世”，并释其原因曰，“宣帝当武帝用兵劳扰之后，昭帝以来，与民休息，天下和乐。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肃清，太平日久，故宜有此瑞”。然而不排除“两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的可能。事实上制造“符瑞”与推演“灾异”，经学家如何作出解读，关键取决于当时政治环境清明与否。从这一角度观察，宣帝时期多“凤凰”，擅长“天人感应”的公羊经学家可以作出新的解释。至于所谓“附会”之事，不仅解读“符瑞”时存在，推演“灾异”时何尝不是如此。总之，由于治春秋公羊学者的配合态度，是时没有必要从根本动摇公羊学的传统地位。

此外，还有一现象值得注意，公羊大师眭孟尚在时，传人已成分裂之势，这对于公羊学传承发展而言未必是一幸事。《汉书·眭孟传》载：“孟弟子百余人，唯彭祖、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虽然眭孟死后，严彭祖、颜安乐“各颛门教授”，再也不复见其师“弟子百余人”之盛况，至少于宣帝一朝，治公羊春秋者已呈凋零之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最初参与石渠阁会议辩论的公羊学者有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四人，其中除严彭祖传承有序外，申挽、伊推、宋显等三人仅此一见。显然，以这样力量与榖梁学者尹更始、刘向、周庆、丁姓等名家“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实不是意外之事。为了扭转辩论不利局面，公羊派请增内侍郎许广，榖梁相应增加中郎王亥，双方各为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榖梁。由是榖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可见由眭孟之死引发公羊学派的分裂，亦是石渠阁会议中公羊学派失利的一个因素。

《汉书·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从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到汉末亟增至十八经博士，宣帝时石渠阁会议在西汉经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