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4)
北戴河会议后，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设委员会，接收计委原有关基建的工作，由陈云负责。10月12日，陈云担任了国务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基本建设工作。他一上任，就组织召开了几大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当时基建战线热度也很高，计划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资就有500多亿元，而“一五”时期整个投资规模才400多亿元。基建投资规律陡然加大，必然会造成物资全面紧张。基建战线盲干浮夸风也开始蔓延。陈云多年搞经济工作，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迫于“大跃进”环境，又不便明言，只能委婉地告诫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质量。
9月28日，陈云在华北协作区基本建设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在发言的开始，为了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适应“大跃进”形势，陈云被迫说，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缺口的问题，可以靠挖掘材料潜力和安排后备项目来解决，这种办法虽然使材料供应紧张，但有利于国家大踏步前进。好比几百万大军过长江，大家都叫也许不够，但一边叫一边过，最后主力终于还是过了长江。乱七八糟，总是要过河的。用四平八稳的办法建设，反而不正常。
陈云此时虽然不便抑制全面“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做法上，仍然强调要综合配套发展。
当时基本建设也搞群众运动，推广快速施工法，人海战术，搞代用材料，只看速度，不管规章。结果速度上去了，工程质量下来了，工伤事故急剧增加。陈云很快注意到了这一个问题。他于1958年底在杭州专门召开全国工程质量问题的现场会议，采取补救措施。
12月16日，陈云抵杭州，视察了杭州半山钢铁厂。当时这个钢铁厂由于不注意施工质量，盲目采用由我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设计的一种还没有完善的拱形屋架，结果发生了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从12月22日至26日，他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
12月23日，陈云在会议上讲话。
陈云在讲话中，针对在“大跃进”中普遍存在的头脑发热现象，意味深长地叮嘱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我们自己“本领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从错误中取得经验，练出本领。他说，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现实问题。
12月26日，陈云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大胆提出，就建筑工程来说，当前全国的主要倾向已经不是保守和浪费，而是降低建筑结构的质量。
12月27日至31日，陈云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质量补救办法的现场会。
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后致信邓小平，送上杭州现场会的材料，并指出：目前的基本建设中，总的趋向是不适当地片面强调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
陈云当促退派，毛泽东建议开会反思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气氛很浓，毛泽东很高兴。但是不久后，各地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些极端的做法，毛泽东也非常反感。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各种矛盾也日益暴露。毛泽东开始考虑要压缩空气。他到各地视察，频繁地与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话，陈云也多次参加，并抓住机会就高指标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言。
1958年10月底，毛泽东外出视察回京后，同周恩来、陈云等人交谈。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这次会议开始了纠“左”。
11月21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开幕。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工业建设的问题。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至2000万吨，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却定为1.05万亿斤和1亿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于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标仍然很高。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布为好，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据胡乔木后来说，他这是保护陈云，否则到后来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会议决定，王不敢去向主席汇报，刘少奇转告毛泽东，结果毛大发脾气。
1959年1月，新年刚过，毛泽东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彭德怀出席作陪。
席间自然要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并提出：“1959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
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陈云不便再说什么。当年7月5日，彭德怀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不禁感叹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
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基本的调子还是指标涨而不降，只有少数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在会上讲了困难，还提到：看来搞经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时的空气，就是把不同意见和指标问题与修改总路线的政治问题联到一起。毛泽东在会上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要如丧考妣。”当然，也就不能再议指标如何。
那时，一些人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还认为陈云在“大跃进”问题上是右倾。陈云在会上也不便再讲指标需要降低的意见。
2月1日，陈云在会上讲话，介绍了年初调整钢铁计划的情况。他说：1月初，总理、小平叫摸一下计划，富春8号回来，10号开始讨论。在钢的问题上，一种认为可能，一种认为困难，我在计委、财经小组发言，都对困难看得多了些，后跟主席反映过，说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
陈云讲了这些话后，就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一番。
在这种气氛下，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后来，毛泽东说，他在此时实际上是希望陈云出来对指标问题讲几句话。1964年9月毛泽东说过：“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次话的影响。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这虽然表示毛泽东后来对此也不无遗憾，但当时的那种气氛如此严肃，人们主观上又是想把经济搞得快一点，所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下走。
在这种气氛下，各部基本上都是站在高指标上要东西，互相将军，谁也不愿把完不成原订指标的责任算到自己账上，谁也不愿当“促退派”。冶金部门保证自己能完成钢指标，条件是有煤炭和设备作保证；煤炭部门则说，煤炭产量保证上去，但得保证足够的电力、机械设备；机械部门也说，设备的采煤机械好说，可以生产得出来，不过得要及时供应必需的钢材。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绕圈子，谁也不说降低指标的话。
为了完成高指标，水、电、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等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市场紧张，这些问题造成的压力，最后都集中到负责抓综合协调的计委和财经小组，陈云不得不忙于抓配套，抓薄弱环节，尽力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
为了缓和当时市场紧张状态，陈云在信中提出了四个办法：
第一，粮食要省吃俭用。
在当时一些人陶醉于高估产的假象，以为粮食已经过关、没有问题的时候，陈云严肃的指出：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第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
由于当时基建规模剧烈膨胀，市场极为紧张，银行信贷已经失控，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陈云不得不关注回笼货币、稳定市场的问题。
陈云分析说，今年市场物资供应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约有450亿元，如果我们想出办法增加十亿元的猪、鸡、鸭、鱼和蛋类的供应，也就是大体上增加1000万头猪，2亿只鸡、鸭，2亿斤蛋类和几万吨鱼类的供应，在弥补差额上可以起很大作用，使市场紧张状态有所改变。
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化的大统一局面，陈云主张，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而在目前，国营饲养场和人民公社集体饲养的经验还不很多，农户分散喂养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办法。
第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
第四，压缩购买力，认真减去去年多招收的工人。
第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
1958年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其弊端暴露无遗。陈云虽然不久前刚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他痛心于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损失，勇敢地重申了综合平衡和短线平衡的计划原则。
陈云这封信，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了有效纠正的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昏热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于是，在无视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盲目追随着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跌跌撞撞地前行，终于导致全国六亿多人的大饥荒、工农业生产大滑坡。
当时，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从水利建设的实际中碰到的问题出发，曾经写了一封信，反映2000万吨钢的指标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意见。这封信交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转陈云看了，陈云是赞同的。当时李富春管计委，对高指标比较积极，周太和让李锐将副本寄给李富春，以免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己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并批评胡乔木：“你不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3月26日下午，薄一波报告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时，说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毛泽东就此提出，要削减一些列入计划的基建项目。
在邓小平主持下，这次会议再次调整1959年钢铁指标。3月28日，邓小平提出，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计划中的问题，讲出来好，应该实事求是解决。他还说，想把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和1800万吨钢上。这个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成。
在上海会议期间，陈云和彭德怀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是很敬佩的。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交谈中，彭德怀获得了不少的启示。
当时基建战线热度也很高，计划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资就有500多亿元，而“一五”时期整个投资规模才400多亿元。基建投资规律陡然加大，必然会造成物资全面紧张。基建战线盲干浮夸风也开始蔓延。陈云多年搞经济工作，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迫于“大跃进”环境，又不便明言，只能委婉地告诫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质量。
9月28日，陈云在华北协作区基本建设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在发言的开始，为了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适应“大跃进”形势，陈云被迫说，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缺口的问题，可以靠挖掘材料潜力和安排后备项目来解决，这种办法虽然使材料供应紧张，但有利于国家大踏步前进。好比几百万大军过长江，大家都叫也许不够，但一边叫一边过，最后主力终于还是过了长江。乱七八糟，总是要过河的。用四平八稳的办法建设，反而不正常。
陈云此时虽然不便抑制全面“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做法上，仍然强调要综合配套发展。
当时基本建设也搞群众运动，推广快速施工法，人海战术，搞代用材料，只看速度，不管规章。结果速度上去了，工程质量下来了，工伤事故急剧增加。陈云很快注意到了这一个问题。他于1958年底在杭州专门召开全国工程质量问题的现场会议，采取补救措施。
12月16日，陈云抵杭州，视察了杭州半山钢铁厂。当时这个钢铁厂由于不注意施工质量，盲目采用由我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设计的一种还没有完善的拱形屋架，结果发生了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从12月22日至26日，他主持召开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
12月23日，陈云在会议上讲话。
陈云在讲话中，针对在“大跃进”中普遍存在的头脑发热现象，意味深长地叮嘱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我们自己“本领不大”，应该小心谨慎地前进，从错误中取得经验，练出本领。他说，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现实问题。
12月26日，陈云作了会议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大胆提出，就建筑工程来说，当前全国的主要倾向已经不是保守和浪费，而是降低建筑结构的质量。
12月27日至31日，陈云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质量补救办法的现场会。
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后致信邓小平，送上杭州现场会的材料，并指出：目前的基本建设中，总的趋向是不适当地片面强调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
陈云当促退派，毛泽东建议开会反思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气氛很浓，毛泽东很高兴。但是不久后，各地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些极端的做法，毛泽东也非常反感。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各种矛盾也日益暴露。毛泽东开始考虑要压缩空气。他到各地视察，频繁地与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话，陈云也多次参加，并抓住机会就高指标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言。
1958年10月底，毛泽东外出视察回京后，同周恩来、陈云等人交谈。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这次会议开始了纠“左”。
11月21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开幕。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工业建设的问题。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至2000万吨，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却定为1.05万亿斤和1亿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于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标仍然很高。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布为好，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据胡乔木后来说，他这是保护陈云，否则到后来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会议决定，王不敢去向主席汇报，刘少奇转告毛泽东，结果毛大发脾气。
1959年1月，新年刚过，毛泽东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彭德怀出席作陪。
席间自然要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并提出：“1959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
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陈云不便再说什么。当年7月5日，彭德怀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不禁感叹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
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基本的调子还是指标涨而不降，只有少数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在会上讲了困难，还提到：看来搞经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时的空气，就是把不同意见和指标问题与修改总路线的政治问题联到一起。毛泽东在会上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要如丧考妣。”当然，也就不能再议指标如何。
那时，一些人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还认为陈云在“大跃进”问题上是右倾。陈云在会上也不便再讲指标需要降低的意见。
2月1日，陈云在会上讲话，介绍了年初调整钢铁计划的情况。他说：1月初，总理、小平叫摸一下计划，富春8号回来，10号开始讨论。在钢的问题上，一种认为可能，一种认为困难，我在计委、财经小组发言，都对困难看得多了些，后跟主席反映过，说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
陈云讲了这些话后，就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一番。
在这种气氛下，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后来，毛泽东说，他在此时实际上是希望陈云出来对指标问题讲几句话。1964年9月毛泽东说过：“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次话的影响。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这虽然表示毛泽东后来对此也不无遗憾，但当时的那种气氛如此严肃，人们主观上又是想把经济搞得快一点，所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下走。
在这种气氛下，各部基本上都是站在高指标上要东西，互相将军，谁也不愿把完不成原订指标的责任算到自己账上，谁也不愿当“促退派”。冶金部门保证自己能完成钢指标，条件是有煤炭和设备作保证；煤炭部门则说，煤炭产量保证上去，但得保证足够的电力、机械设备；机械部门也说，设备的采煤机械好说，可以生产得出来，不过得要及时供应必需的钢材。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地绕圈子，谁也不说降低指标的话。
为了完成高指标，水、电、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等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市场紧张，这些问题造成的压力，最后都集中到负责抓综合协调的计委和财经小组，陈云不得不忙于抓配套，抓薄弱环节，尽力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
为了缓和当时市场紧张状态，陈云在信中提出了四个办法：
第一，粮食要省吃俭用。
在当时一些人陶醉于高估产的假象，以为粮食已经过关、没有问题的时候，陈云严肃的指出：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第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
由于当时基建规模剧烈膨胀，市场极为紧张，银行信贷已经失控，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陈云不得不关注回笼货币、稳定市场的问题。
陈云分析说，今年市场物资供应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约有450亿元，如果我们想出办法增加十亿元的猪、鸡、鸭、鱼和蛋类的供应，也就是大体上增加1000万头猪，2亿只鸡、鸭，2亿斤蛋类和几万吨鱼类的供应，在弥补差额上可以起很大作用，使市场紧张状态有所改变。
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化的大统一局面，陈云主张，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营、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并行，三条腿走路。而在目前，国营饲养场和人民公社集体饲养的经验还不很多，农户分散喂养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办法。
第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
第四，压缩购买力，认真减去去年多招收的工人。
第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
1958年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其弊端暴露无遗。陈云虽然不久前刚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但他痛心于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损失，勇敢地重申了综合平衡和短线平衡的计划原则。
陈云这封信，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了有效纠正的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昏热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于是，在无视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盲目追随着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跌跌撞撞地前行，终于导致全国六亿多人的大饥荒、工农业生产大滑坡。
当时，水电部副部长李锐，从水利建设的实际中碰到的问题出发，曾经写了一封信，反映2000万吨钢的指标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意见。这封信交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转陈云看了，陈云是赞同的。当时李富春管计委，对高指标比较积极，周太和让李锐将副本寄给李富春，以免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己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并批评胡乔木：“你不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3月26日下午，薄一波报告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时，说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毛泽东就此提出，要削减一些列入计划的基建项目。
在邓小平主持下，这次会议再次调整1959年钢铁指标。3月28日，邓小平提出，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计划中的问题，讲出来好，应该实事求是解决。他还说，想把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和1800万吨钢上。这个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成。
在上海会议期间，陈云和彭德怀同住在瑞金二路五号，同席进餐，饭后一起散步，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是很敬佩的。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交谈中，彭德怀获得了不少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