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8)
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地讨论。
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一位代表发言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他在肯定讨论是有益的同时，又表示这样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他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
代表们从全议简报上看到27日这位代表的发言后，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乔木、万里、邓颖超、徐向前、习仲勋等同志在会上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每个人应该旗帜鲜明。
与会代表在全面了解了“两个凡是”方针提出的经过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后，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与会代表的要求，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一些情况，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一点检讨和说明。
1978年12月8日，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其中说道：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他表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解释和检讨。
华国锋说明，他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讲的“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说明。
且不说华国锋、汪东兴的检讨说明是否深刻，他们作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围绕着“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斗争，以实践标准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对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结论，他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接受了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作的结论，并在全会的决议中对这一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华国锋原定的中央工作会议议程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里，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复杂的心态。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最早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赞同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当然，华国锋接受这一建议也还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全国人民努力生产，加速实现他提出的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宏伟设想。但是，他毕竟是以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按照华国锋的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会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陈云率先放炮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评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化大革命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各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王首道在华北组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她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与会同志除赞同陈云的意见外，还提出了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颠倒了的重大是非问题：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杨得志等提出要为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聂荣臻提出要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问题；与会同志还提出要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等等。
政治局宣布重大决定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讲话。
华国锋说，当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志们提出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过去多次议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见。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以下几项决定：
（1）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同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批准，已正式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
（2）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不承担责任，责任由中央承担。
（3）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4）关于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等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5）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老党员，担任过党政军重要职务，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6）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7）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8）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
（9）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此外，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央认为要历史地看。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责任。
放手让大家讲话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用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
在这一精神和上述决定推动下，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对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问题，必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与会的许多老同志和一些地方单位的领导同志大胆地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他们说，现在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提法不确切，我们主张不要再这样提。我们认为，对刘少奇司令部不能再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来提了，也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刘少奇司令部。说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也不能说服人。至于说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因此，一些与会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一位代表发言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他在肯定讨论是有益的同时，又表示这样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他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
代表们从全议简报上看到27日这位代表的发言后，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乔木、万里、邓颖超、徐向前、习仲勋等同志在会上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每个人应该旗帜鲜明。
与会代表在全面了解了“两个凡是”方针提出的经过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后，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与会代表的要求，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一些情况，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一点检讨和说明。
1978年12月8日，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其中说道：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他表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解释和检讨。
华国锋说明，他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讲的“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说明。
且不说华国锋、汪东兴的检讨说明是否深刻，他们作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围绕着“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斗争，以实践标准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对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结论，他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接受了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作的结论，并在全会的决议中对这一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
华国锋原定的中央工作会议议程
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里，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复杂的心态。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最早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赞同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当然，华国锋接受这一建议也还有自己的想法，他也希望全国人民努力生产，加速实现他提出的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宏伟设想。但是，他毕竟是以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的。因此，他想在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不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不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下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按照华国锋的这种指导思想召开三中全会，就不会有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陈云率先放炮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评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化大革命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各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王首道在华北组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提出的六点意见。她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与会同志除赞同陈云的意见外，还提出了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颠倒了的重大是非问题：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杨得志等提出要为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聂荣臻提出要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问题；与会同志还提出要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等等。
政治局宣布重大决定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讲话。
华国锋说，当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志们提出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过去多次议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见。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以下几项决定：
（1）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同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批准，已正式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
（2）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不承担责任，责任由中央承担。
（3）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4）关于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组织部的调查报告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等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5）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老党员，担任过党政军重要职务，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6）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7）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8）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
（9）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此外，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央认为要历史地看。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责任。
放手让大家讲话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用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
在这一精神和上述决定推动下，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对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问题，必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与会的许多老同志和一些地方单位的领导同志大胆地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他们说，现在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提法不确切，我们主张不要再这样提。我们认为，对刘少奇司令部不能再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来提了，也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刘少奇司令部。说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也不能说服人。至于说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因此，一些与会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