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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两个凡是”定基调真理讨论大展开(12)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和决定,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的同时,指出了华国锋的五方面错误:一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二是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四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五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它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决议》据此得出结论:“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这样,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改选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时,华国锋就没有能够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但他仍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位。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他仍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亲笔题写的“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仍镶嵌在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主席纪念堂上。

  华国锋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错误深深印着时代的烙印,不能简单都归结于他一个人。这是时代的产物。

  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接受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同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规定取消党的主席、副主席的设置,只设党的总书记,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胡耀邦成为中共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十分重要的一员。

  胡耀邦,湖南省浏阳县人,1915年11月20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年工作,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负伤,他的身上后来一直留着敌人的弹片。到达陕北后,他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他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诞生后,胡耀邦同志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从1952年起,他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跃并且积累了重要经验的时期。特别是他非常注意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团组织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带领广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1964年底后,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努力工作,推进了所在地区的各项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同志遭到严重迫害。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75年重新出来,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领导科学院的整顿,并主持制定了《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9月26日向邓小平汇报,就《汇报提纲》作了说明,并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后来这个著名的文件被“四人帮”作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而遭到批判,胡耀邦当然也难逃厄运。

  1977年,胡耀邦先后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他领导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同时被免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关于书记处的职权,邓小平说,它是管全局的,党、政、军、民、工、农、商、学、兵都得管。叶剑英说,书记处就是要准备接中央的班的,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接哪一个人的班。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清楚地表明,党中央把“管全局的”和“准备接中央的班”的工作交给了胡耀邦负责。

  198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推荐胡耀邦出任党中央的主席,为其他政治局成员所接受。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决定在六中全会前即开始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只不过不用正式名义。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于自己担任党的主席(总书记),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

  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至于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那个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

  邓小平对胡耀邦这一讲话是予以肯定的。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当然,赵紫阳同志提到比较更重要的地位。

  邓小平是“核心”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尽管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小平就已开始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变动华国锋领导职务后,邓小平没有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职务,只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但他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核心人物不担任第一把手的职务,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特殊格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希望邓小平当党的主席,邓小平拒绝了。在198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又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邓小平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当然,只有六中全会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称赞邓小平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断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的排名次序上,邓小平排在叶剑英之后,排名第三位。在六中全会正式开会的前一天,叶剑英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邓小平的名字排到自己的前面。他说:“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李先念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说道: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把胡耀邦同志排在最前边,把赵紫阳同志排在稍前边一些,目的是让政治局常委中年纪比较轻、精力比较充沛、实践证明是合格的同志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体现中央最高领导准备集体交接班,带头改变“论资排辈”的习惯。考虑到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我们党内的突出贡献和他们的历史地位,剑英同志和我曾经建议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往前排,这次会议也有些同志提出类似建议。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认为,还是不作变动好,以免引起国内外不必要的猜测。这是一件大事,所以,常委决定一并提请全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并希望大家一致同意政治局的这个建议。

  十一届六中全会接受了政治局常委会的建议,确定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的排名次序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到十二大时,除华国锋没能再进入常委会外,其他六名常委的排名次序跟十一届六中全会相同。到十二大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就正式形成了。

  对于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点,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即有清楚的说明。胡耀邦说:

  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和常委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但是,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我之所以首先要讲这一点,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党还有一些建党前期的老革命家健在,并且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实在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幸运。他们的健在和长寿,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大事,确实好办得多,即使我们突然遇上十二级台风,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胡耀邦说,决定我当党的主席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邓小平何以成为核心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逝世后,为何不是别人,恰恰是邓小平成为了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第一,是由于他的资历和年龄。

  邓小平很早参加革命,资历很深,曾领导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担任十年党的总书记,在党内军内有较高地位。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而他的年龄又比毛泽东小11岁,这就为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提供了可能。

  第二,他“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特别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1976年的第三次被打倒,大大增加了邓小平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声望,使他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注目的中心人物。

  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是深得人心的,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而使邓小平的政治主张和胆识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从而使邓小平赢得了更广泛的声誉。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一些人在北京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正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第三,是由于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全局的才能。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全局的才能,从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即可看出。

  1956年9月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对赫鲁晓夫讲:我不想当主席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毛泽东说,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他说的名字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赫鲁晓夫说,是啊,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1959年4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自己是正帅,邓小平是副帅。

  1973年12月毛泽东谈话,说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才难得。

  第四,是由于他求实的精神以及坚定的原则性。

  邓小平的求实精神,比较典型的是他的“猫论”,即1962年“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引用刘伯承经常说的一句四川谚语,即“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说明在生产关系上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的观点。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1962年7月7日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的。大概是讲完话的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就给胡耀邦打电话,说他昨天讲的这两句话不要传达。就说主席在北戴河召集他们几个人谈了谈,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主席就讲,有股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风。尽管邓小平交待不要再传达了,但这句话还是广泛流传开来。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邓小平时,“黄猫、黑猫”的说法就变成“白猫、黑猫”了。

  应该如何理解“黄猫、黑猫”这句话呢?大约是80年代初期,薄一波曾就此事请教邓小平同志。邓小平说,当时国家很困难,谁能想办法渡过难关就是好样的。话没有错。目的是鼓励生产、恢复农业,没有别的用意,也没有什么用心。薄一波认为,这句话的真谛是讲,制定党的政策,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愿望,采取灵活的办法,目的是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薄一波认为,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获得极大成功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些政策的威力,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小平同志1962年提出的办法的延伸和发展。当然,采取搞活经济的政策,决不意味着可以不择手段的胡来,甚至可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自称是实事求是派。正是这种求实精神,他才能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支持包产到户。

  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从1975年大刀阔斧进行整顿即可看出。邓小平这种坚定的原则性虽一时导致了他下台,但最终使他获得成功。如果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为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放弃原则,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搞“左”的一套,虽然他一时不会被打倒,但他也就不可能赢得人民的广泛拥护。因此,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也是他能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是由于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后为推动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和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所起的特殊的、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有力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最早提出重点转移、作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重申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5月发表关于农村政策谈话支持包产到户、倡导创办经济特区、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等等。正因为邓小平的特殊的巨大的作用,所以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于邓小平的核心作用和地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许多人还不清楚,而经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二大,这一点就为全党、全国人民所公认。

  短暂的华国锋时代结束了,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走上了前台,改革的小平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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