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也制定了关于农业的两个重要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文件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并将“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甚至到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决定》仍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仍是一大“禁区”，但也开了一条小缝，毕竟允许了某些特殊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而事实上，“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已开始搞起来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信中说，他最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下一步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信中说，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但“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日报》为“张浩”的来信加了编者按，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这封来信和编者按。
一时，安徽、河南等地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惶恐不安，好似灾祸即将降临。
“张浩”来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信中的意见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包括一些部门负责人的思想倾向。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委的负责人座谈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些问题。会后形成了纪要，于4月3日获得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全国。在这次座谈会上，围绕联产计酬、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是主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分组作业，小段包工，按定额计酬的办法。不论实行哪种办法，除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外，都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对已搞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面对“张浩”来信造成的混乱，中共四川省委及时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问题的通知》，稳定农村政策。万里和中共安徽省委坚持不改变已实行的办法，并指示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回答“张浩”来信提出的问题。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来信尖锐批评“张浩”写的信和“编者按”给安徽农村造成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说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是有鉴别力的，只能划个大框框，不能硬要群众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而不能采取另一种办法。《人民日报》为这封来信加了题为《发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编者按，承认3月15日读者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编者按”说，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为了表示是在讨论而不是定论，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也还登载了一篇肯定“张浩”信的来信。
这时还只是就“包产到组”的争论。但随后就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争论。
1980年第2期《农村工作通讯》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一文，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紧接着，该刊第3期又发表了《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它实质是退到单干”。在1980年初召开的中央农业部门会议上，“包产到户”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和批评。
在一些人看来，搞大集体是走社会主义的“阳光道”，而搞“包产到户”则是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
“包产到户”落了户
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候，邓小平又一次站出来讲话了。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就关于农村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他还强调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谈话，对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观念，消除一些人的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户的稳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并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党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针对干部群众中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问题的争论，《通知》对“双包制”的性质作了肯定回答，指出：“就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针对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群众对生产责任制比较满意的一般地区，《通知》指出：“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应允许继续实行。”
这次座谈会，动摇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我们党自己以及广大群众中的“包产到户”等于分田单干、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观念，是党对“包产到户”问题认识的重大转折和突破。当然，这次会议也还有所保留，只承认“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不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这次会议的纪要作为文件下发后，对“包产到户”的推行还是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到1980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从1980年初的1.1%上升到14.9%。“双包”责任制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反过来加速了“双包”责任制的推行。到1981年6月，全国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86.7%。
“双包”责任制带来的大好形势引起了人们对“双包”制进一步的思考。“双包”制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一项发展生产的长久政策，是仅仅附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1日批转了会议的《纪要》。
《纪要》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纪要》不但肯定了“双包”制，而且从理论上作了说明解释，指出：包干到户基本上是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一定的公共提留，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因此，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至此，“包产到户”得以“正名”，上了姓“社”的户口。关于“双包”制性质的争论也基本结束。
全面推广“双包制”
1982年后，“双包”责任制由原来的“不允许”到允许但不提倡，进一步走向全面推广并不断完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随之废除。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对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并逐步加以完善。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进一步肯定了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的联产计酬责任制，认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是集体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通知要求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其中绝大多数是包干到户。1984年初，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性项目承包期还可以更长一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劳动和经营的自主权，使农民的生产成果和利益直接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从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国不复存在。
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国家还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农业税收，恢复和扩大自留地，允许家庭副业生产，开放农贸市场，并对农村流通体制和产业结构进行了局部改革和调整，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使农业生产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农村改革的第二步
在1984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的喜人形势下，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标志着农村改革进入了第二步。
为了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文件针对前进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了十项政策规定：（一）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二）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三）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四）积极兴办交通事业；（五）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六）鼓励技术转让和人才流动；（七）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八）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九）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这十条经济政策，每条都是对加快发展商品经济有利的。其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派购任务。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
这些重大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社会化、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转化。
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农村多种渠道、多种经营形式的商业经营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在发展商品生产、丰富城乡农副产品市场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不过，也应该看到，农村第二阶段的改革，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搞活流通，促进林牧副渔各业发展的同时，却程度不同地忽视了粮食、棉花等的生产，影响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1984年在粮、棉生产获得大丰收的同时，对前一阶段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估计过于乐观。大幅度地减少粮食种植面积，1985年全国共减少了6000万亩，加上十项政策规定的放活农村经济的各种政策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使得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的比较利益下降。1985年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滑坡，粮棉生产大幅度下降，1985年比1984年粮食减产280多亿公斤，棉花减产211万吨，比1984年减产1/3.此后，连续几年，粮棉生产陷入徘徊不前的局面。1989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而棉花生产直到1991年还没达到1984年的水平。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取消，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使得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
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可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相提并论的奇观。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又说，发展乡镇企业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
乡镇企业是在原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确定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除经营农业外，还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商业，逐步发展成为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企业。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国务院于1979年7月颁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阐明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重大意义，并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方针、经营范围、国家对社队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企业内部基本规章制度、管理机构的建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国家用法规形式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指导性文件，为社队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政策条件。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逐步提高社队企业收入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
在国民经济调整阶段，根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社队企业也在发展方向、行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等方面做了初步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有过不少非议和责难，主要是说社队企业存在“两挤三争”，即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与国营企业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
为了适应家庭承包后的新形势和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新情况，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4号文件名义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语中，同意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其范围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级，扩大到乡（区、镇）、村企业、农民联营企业、其他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文件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总方针是：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
4号文件下发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连续几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出现了乡镇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四轮驱动”，农、工、商、建、运、服“六业齐上”的兴旺局面。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场深刻变革。
1989年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回落，大批企业倒闭，关停并转300万个，停建缓建乡村两级企业的在建项目2万个。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治理整顿后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市场疲软；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责难。有人指责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其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有人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以小挤大，以土挤洋，以落后挤先进”，把乡镇企业看成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的对手，企图把它扼杀。
但乡镇企业仍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在坎坷的道路上前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是农村实现小康的必由之路。
大学之门不开，万千学子心碎
“小平您好！”
1984年9月30日深夜，北京大学几名81级的大学生以布头代笔，写下了这句历史性的问候。
第二天，跟随着国庆35周年科技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头时，几个年轻人打开预先藏在鲜花里的横幅，向天安门展示了他们的心愿。千言万语的历史就在此一瞬，定格在这四个字上：
小――平――您――好。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向党表达当代大学生对知识分子的赞美，向制定这些政策的党中央领导表示我们的敬意，国庆游行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这是一代人的肺腑之言，这是知识界，乃至80年代整个中国的共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时代降临了，古老的中国仿佛插上了翅膀，大地处处升腾着年轻的气息。习惯了高呼“万岁”的喉咙第一次学会了问候“您好”，思想穿越了狂热与盲从的牢笼，生机勃勃地降落在1977年的中国。
“文革”十年，对于每年以300万速度递增的中学生来说，大学的门永远是紧闭的。有上大学这种念头，意味着不安心干革命。1970年，按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北大、清华开始恢复试行招生。招生对象是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以极大的勇气提出了要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但是他的意见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施行。又由于“以阶段斗争为纲”和所谓的“出身问题”，大批有志于深造的青年人被关在校门之外，他们的最低要求不过是得到一个小小的公平考试的机会，然而，考试遭到了批判，“白卷英雄”却显赫一时；堂堂高等学府内，白发苍苍的一流教授，不得不在一个课堂上，面对着水平参差不齐的工农兵学员，从小学四则运算，讲到微积分。
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大学被迫“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复一年地翻印着“群众推荐书”，“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这番话，饱含着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忧虑、焦急和意欲奋起的执著。讲这番话的人，正是邓小平。时间是1977年5月。
真理往往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掌握真理的人，哪怕是一位伟人，也难以避免最初的孤独。“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在1977年5月里，有几人能够听得到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富有远见的真理之声呢？
重新打开真理之门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晋祠组织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但是在讨论到最主要的议题时却举步维艰。那时，高等教育领域的上空笼罩着两片阴云：一是“七二一道路”，二是“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一切都是毛泽东亲自批示或点过头的。于是，高校招生工作便面临着两难境地：否定“七二一道路”要承担复辟17年资产阶级统治、反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政治风险；可继续按推荐的老办法，岂不是给“白卷英雄”打开大门？
结果，确定了一个在“老基调”上做一些修补的方案：基本上维持前几年的招生规定，在落实周总理1972年指示的问题上，只建议招收占总人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维持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办法。关于文化考试，《意见》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又说“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使人意外。因为当时，在整个中国大地上，还横亘着一座压在人们心头的大山――“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那么，如果依旧照着老路走下去，千百万优秀的青年人还将被关在大学的校门外多久？千百万优秀的“老三届”是否将错过上大学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还要落后多少年？然而，幸运的是，历史从不说“如果”。
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一声春雷震动九州
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
“包产到户”仍是一大“禁区”，但也开了一条小缝，毕竟允许了某些特殊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而事实上，“包产到户”在一些地方已开始搞起来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信中说，他最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下一步要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信中说，如果从便利管理，加强责任心着眼，划分作业组是可以的，但“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日报》为“张浩”的来信加了编者按，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这封来信和编者按。
一时，安徽、河南等地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惶恐不安，好似灾祸即将降临。
“张浩”来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信中的意见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包括一些部门负责人的思想倾向。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委的负责人座谈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些问题。会后形成了纪要，于4月3日获得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全国。在这次座谈会上，围绕联产计酬、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但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是主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分组作业，小段包工，按定额计酬的办法。不论实行哪种办法，除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外，都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对已搞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面对“张浩”来信造成的混乱，中共四川省委及时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问题的通知》，稳定农村政策。万里和中共安徽省委坚持不改变已实行的办法，并指示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回答“张浩”来信提出的问题。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来信尖锐批评“张浩”写的信和“编者按”给安徽农村造成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说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是有鉴别力的，只能划个大框框，不能硬要群众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而不能采取另一种办法。《人民日报》为这封来信加了题为《发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的编者按，承认3月15日读者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编者按”说，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为了表示是在讨论而不是定论，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也还登载了一篇肯定“张浩”信的来信。
这时还只是就“包产到组”的争论。但随后就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争论。
1980年第2期《农村工作通讯》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一文，批评“分田单干”违反党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紧接着，该刊第3期又发表了《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批评“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它实质是退到单干”。在1980年初召开的中央农业部门会议上，“包产到户”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和批评。
在一些人看来，搞大集体是走社会主义的“阳光道”，而搞“包产到户”则是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
“包产到户”落了户
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候，邓小平又一次站出来讲话了。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就关于农村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他还强调说，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谈话，对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观念，消除一些人的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户的稳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并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党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三靠’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针对干部群众中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问题的争论，《通知》对“双包制”的性质作了肯定回答，指出：“就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针对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群众对生产责任制比较满意的一般地区，《通知》指出：“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应允许继续实行。”
这次座谈会，动摇了多年来深深植根于我们党自己以及广大群众中的“包产到户”等于分田单干、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观念，是党对“包产到户”问题认识的重大转折和突破。当然，这次会议也还有所保留，只承认“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不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这次会议的纪要作为文件下发后，对“包产到户”的推行还是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到1980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从1980年初的1.1%上升到14.9%。“双包”责任制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反过来加速了“双包”责任制的推行。到1981年6月，全国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86.7%。
“双包”责任制带来的大好形势引起了人们对“双包”制进一步的思考。“双包”制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一项发展生产的长久政策，是仅仅附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1日批转了会议的《纪要》。
《纪要》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纪要》不但肯定了“双包”制，而且从理论上作了说明解释，指出：包干到户基本上是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一定的公共提留，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因此，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至此，“包产到户”得以“正名”，上了姓“社”的户口。关于“双包”制性质的争论也基本结束。
全面推广“双包制”
1982年后，“双包”责任制由原来的“不允许”到允许但不提倡，进一步走向全面推广并不断完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随之废除。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对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并逐步加以完善。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进一步肯定了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的联产计酬责任制，认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是集体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通知要求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
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其中绝大多数是包干到户。1984年初，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性项目承包期还可以更长一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劳动和经营的自主权，使农民的生产成果和利益直接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从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国不复存在。
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国家还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减免农业税收，恢复和扩大自留地，允许家庭副业生产，开放农贸市场，并对农村流通体制和产业结构进行了局部改革和调整，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使农业生产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农村改革的第二步
在1984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的喜人形势下，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标志着农村改革进入了第二步。
为了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文件针对前进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了十项政策规定：（一）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二）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三）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四）积极兴办交通事业；（五）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六）鼓励技术转让和人才流动；（七）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八）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九）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这十条经济政策，每条都是对加快发展商品经济有利的。其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派购任务。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
这些重大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社会化、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转化。
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农村多种渠道、多种经营形式的商业经营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在发展商品生产、丰富城乡农副产品市场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不过，也应该看到，农村第二阶段的改革，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搞活流通，促进林牧副渔各业发展的同时，却程度不同地忽视了粮食、棉花等的生产，影响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1984年在粮、棉生产获得大丰收的同时，对前一阶段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估计过于乐观。大幅度地减少粮食种植面积，1985年全国共减少了6000万亩，加上十项政策规定的放活农村经济的各种政策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使得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的比较利益下降。1985年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滑坡，粮棉生产大幅度下降，1985年比1984年粮食减产280多亿公斤，棉花减产211万吨，比1984年减产1/3.此后，连续几年，粮棉生产陷入徘徊不前的局面。1989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而棉花生产直到1991年还没达到1984年的水平。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取消，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使得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
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可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相提并论的奇观。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又说，发展乡镇企业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
乡镇企业是在原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确定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除经营农业外，还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商业，逐步发展成为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企业。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国务院于1979年7月颁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阐明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重大意义，并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方针、经营范围、国家对社队企业的优惠扶持政策、企业内部基本规章制度、管理机构的建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国家用法规形式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指导性文件，为社队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政策条件。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逐步提高社队企业收入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
在国民经济调整阶段，根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社队企业也在发展方向、行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等方面做了初步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对社队企业的发展有过不少非议和责难，主要是说社队企业存在“两挤三争”，即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与国营企业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
为了适应家庭承包后的新形势和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新情况，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4号文件名义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语中，同意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其范围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级，扩大到乡（区、镇）、村企业、农民联营企业、其他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文件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总方针是：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
4号文件下发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连续几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出现了乡镇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四轮驱动”，农、工、商、建、运、服“六业齐上”的兴旺局面。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场深刻变革。
1989年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回落，大批企业倒闭，关停并转300万个，停建缓建乡村两级企业的在建项目2万个。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治理整顿后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市场疲软；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责难。有人指责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其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有人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以小挤大，以土挤洋，以落后挤先进”，把乡镇企业看成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的对手，企图把它扼杀。
但乡镇企业仍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在坎坷的道路上前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是农村实现小康的必由之路。
大学之门不开，万千学子心碎
“小平您好！”
1984年9月30日深夜，北京大学几名81级的大学生以布头代笔，写下了这句历史性的问候。
第二天，跟随着国庆35周年科技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头时，几个年轻人打开预先藏在鲜花里的横幅，向天安门展示了他们的心愿。千言万语的历史就在此一瞬，定格在这四个字上：
小――平――您――好。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向党表达当代大学生对知识分子的赞美，向制定这些政策的党中央领导表示我们的敬意，国庆游行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这是一代人的肺腑之言，这是知识界，乃至80年代整个中国的共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时代降临了，古老的中国仿佛插上了翅膀，大地处处升腾着年轻的气息。习惯了高呼“万岁”的喉咙第一次学会了问候“您好”，思想穿越了狂热与盲从的牢笼，生机勃勃地降落在1977年的中国。
“文革”十年，对于每年以300万速度递增的中学生来说，大学的门永远是紧闭的。有上大学这种念头，意味着不安心干革命。1970年，按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北大、清华开始恢复试行招生。招生对象是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以极大的勇气提出了要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但是他的意见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施行。又由于“以阶段斗争为纲”和所谓的“出身问题”，大批有志于深造的青年人被关在校门之外，他们的最低要求不过是得到一个小小的公平考试的机会，然而，考试遭到了批判，“白卷英雄”却显赫一时；堂堂高等学府内，白发苍苍的一流教授，不得不在一个课堂上，面对着水平参差不齐的工农兵学员，从小学四则运算，讲到微积分。
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大学被迫“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复一年地翻印着“群众推荐书”，“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这番话，饱含着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忧虑、焦急和意欲奋起的执著。讲这番话的人，正是邓小平。时间是1977年5月。
真理往往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掌握真理的人，哪怕是一位伟人，也难以避免最初的孤独。“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在1977年5月里，有几人能够听得到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富有远见的真理之声呢？
重新打开真理之门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晋祠组织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但是在讨论到最主要的议题时却举步维艰。那时，高等教育领域的上空笼罩着两片阴云：一是“七二一道路”，二是“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一切都是毛泽东亲自批示或点过头的。于是，高校招生工作便面临着两难境地：否定“七二一道路”要承担复辟17年资产阶级统治、反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政治风险；可继续按推荐的老办法，岂不是给“白卷英雄”打开大门？
结果，确定了一个在“老基调”上做一些修补的方案：基本上维持前几年的招生规定，在落实周总理1972年指示的问题上，只建议招收占总人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仍维持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办法。关于文化考试，《意见》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又说“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使人意外。因为当时，在整个中国大地上，还横亘着一座压在人们心头的大山――“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那么，如果依旧照着老路走下去，千百万优秀的青年人还将被关在大学的校门外多久？千百万优秀的“老三届”是否将错过上大学的最后一次机会？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还要落后多少年？然而，幸运的是，历史从不说“如果”。
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一声春雷震动九州
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