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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三进三出中南海!小平光辉烛千秋(21)

  一大早,中央党政军群机关和首都各族各界代表,邓小平同志生前友好、家乡代表就怀着悲痛的心情,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大会。

  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

  上午10时整,李鹏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默哀3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

  默哀后,人民大会堂奏起了庄严的国歌。雄壮的旋律,表达着亿万人民共同的心愿: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坚定不移,满怀信心,一定能够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坚持下去,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地。

  接着,江泽民同志含泪致悼词。他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和建立的丰功伟绩。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

  江泽民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说,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很好总结和探索的重大历史性课题。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这个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同志不仅以他创立的光辉的革命理论指引着我们,而且以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感召着我们。他的风范同他的事业和思想一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江泽民强调,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订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用这个理论武装头脑,统一认识,同心同德,开拓创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江泽民最后说,邓小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够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坚定不移,满怀信心,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江泽民同志致悼词后,全场向邓小平同志的遗像深深三鞠躬。

  上午10时58分,追悼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随后,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与邓小平同志的亲属一一握手,表示亲切的慰问。

  “邓家老院子”寻根索源

  25日,天沉沉,广安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深切哀悼故乡人民最崇敬和怀念的亲人――邓小平。

  清代光绪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公元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生在四川省广安州协兴场姚坪里(今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

  邓小平故居是四川常见的农家三合院,整个院子呈“凹”型,即四川人说的撮箕口形,修建于清末。院子坐北朝南,分堂屋、厢房、殿堂、客房、卧室、磨粉房及猪、牛圈舍,面积约700平方米。整个建筑土木结构,青瓦盖顶,竹片为墙。宅周茂林修竹,翠绿欲滴。一条水泥路直通门前,一看便知这条路是专为参观者而修的。

  庭前,有一雄一雌的两株苏铁,昂首苍穹,浑身铁甲。附近村民说,这两株铁树极有灵气,1977年小平“复出”时,它们便开出灿烂而鲜艳的花,这是百年难遇的奇事,此后年年盛夏繁花怒放。雄花约高0.6米,状如宝塔;雌花形似鹊巢,大如篮球,实为一大奇观,吸引着众多的参观者。

  当地人把邓小平旧居称为“邓家老院子”。解放后,这里住进了14家农户,其中有邓小平的舅舅淡以兴。到了1987年至1988年间,这14户人家生活富裕了,再也不愿挤在这狭小破旧的屋里,才逐渐搬出去另盖新房。于是,这些空房就陈列了邓小平的照片和旧物,专门供人参观。据管理人员介绍,他们本来也打算把小平旧居修整得像样点,但小平同志一再叮嘱:“照原样,不搞纪念馆”。他们也只好尊重他老人家的意见。但越是这样“原封不动”,越像磁石般吸引了万千参观者。近年来,参观邓小平故居的人络绎不绝。一个港澳旅游团中年过花甲的老太太说:“真了不起,山沟里飞出金凤凰。”一些外国朋友到这后拿起相机不断拍照。

  院子当中是堂屋,两边偏房各有数间,中间有小坝子,坝子四周有青绿葱茏的芭蕉、翠柏,略走近些看,堂屋正门上方有一块匾,上面方方正正地写着“邓小平同志旧居”。门的两边有一对用金色的字镌刻而成的楹联,联曰:

  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生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

  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

  这楹联是四川著名作家马识途撰写的。

  据说“老院子”正堂中央早年是供有神位的,如今这里悬挂着各种图片。其中有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红军时代、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各个时期照片。当然还有在联合国大会上慷慨陈词的伟人英姿,在日本、美国从事外事活动的“小平风采”。这些照片,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邓小平80多年光辉卓越的革命生涯。

  牌坊村目前尚存的最老的一本邓氏家谱记载,邓小平祖籍乃江西吉安庐陵。据说在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邓鹤轩,受命带兵入川,参加了统一全川的战争。四川战乱平息之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为开发四川,朱元璋下令向四川移民,并鼓励朝廷官员举家迁川,于是邓鹤轩就安家于川东广安州姚坪里,开始了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

  这本邓氏家谱还说,邓家在历史上代有名人。其中有“文行魁蜀”邓显,吏部尚书晋大学士邓士廉,明万历进士、南京户部主事和湖广按察司副使邓士昌,清乾隆翰林学士、大理寺正卿邓时敏等。历史进入20世纪,邓氏家族又诞生了一位震惊世界的伟人。从邓鹤轩入川算起,至此计524年,邓氏家族繁衍到第19代。

  对伟人寻根索源,我们发现一个偶然的巧合:一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的祖籍都在江西吉安。

  据有关资料考证,毛氏家族可溯源至元末明初。韶山毛氏始祖毛太华,生于元末至正元(辛已)年(公元1341年),是江西吉州龙城县(今吉水)人。红巾起议时,年轻的农夫毛太华丢掉锄头,拾起长矛,投奔了朱元璋的队伍。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毛太华先后生了4个儿子,分别取各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数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又迁到了湘潭的七部七甲(就是今天名闻天下的韶山),至此毛氏家族便在韶山繁衍开来。过了552年,即1893年,毛氏家族的第20代孙毛泽东诞生了。

  邓家老院子左边横房的第一间厢房是当年小平的居室。现在屋内陈列着一张极其普通的旧得发黑的条桌和一张依稀可辨、做工精细的木床。管理所所长陈贤松老人严肃而肯定地说:“据考证,旧居的那架床就是小平小时候用的那架床。小平就是在这龙凤床上来到人间的。”据说,德国著名作家乌利?弗兰慕名来小平旧居瞻仰时,曾在这张床上睡了一晚。这位外国作家高兴地说,在这张床上他做了一个好梦。后来他写了力作《邓小平传》。

  与左厢房相对的是3间右厢房。这里有小平父母睡过的床和一座石磨等。其中两间如今成了旧居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照相营业室。

  村里的老人说,牌坊村本来是有牌坊的。清代因邓家出了翰林学士,乾隆赐御旨建石牌坊一座。牌坊高两丈有余,做工极为考究,上镌有“德政牌坊”4个字。自“德政牌坊”立起来后,便有了“牌坊里”这个地名。在“倒邓”的年月,有两位戴红袖标的“革命小将”将炸药包枕于牌坊柱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牌坊村民便麻木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目中神圣的牌坊凄然倒下。

  新中国成立后,牌坊里顺乎民意地改名为牌坊村。其后,随着小平的沉浮,牌坊村曾几易其名,令人啼笑皆非。三年自然灾害,百余人的牌坊村竟病饿死40余人。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的人在回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时说,为了活命,汇集在牌坊村路上的全是剥树皮、刨树根、挖野菜的灾民。在那忧患深重的非常时期,小平的“猫论”如一枚重型炸弹,引起一个时代的震荡。“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虽只是四川一句农家俗语,可经过严酷的政治锤炼和贫困生活的磨难之后,它便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由贫穷走向富裕的政策和理论的基础。于是乎,牌坊村便被誉称为“伟大大队”。可惜好景不长,“牌坊村”不久又被涂成“反修大队”……

  在牌坊村,如今还流传着那个时代的顺口溜:“我是广安叫花子(乞丐),最恨江青几爷子。小平同志快出来,免得我们饿肚子。”

  1977年,“打不倒的小个子”再度出山,喜讯传来,牌坊村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随即,一块崭新的“牌坊村”村牌挂了出来。

  私塾先生赠送学名

  邓小平的父亲叫邓绍昌(文明),清末曾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事,民国三年时作过县上的团练局长。他的母亲姓淡,是广安县望溪乡人,16岁嫁到邓家。邓小平是她的长子。

  从家谱记载上看,邓绍昌这一家不能算人丁兴旺,到了邓绍昌这一代已是三代单传。大概出于望子成龙的愿望,邓绍昌给他的头一个儿子起名叫邓先圣。

  农历1909年正月十五刚过,不满五岁的邓小平被叫到父亲跟前。邓绍昌严肃地对儿子说:“贤娃儿,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今天送你发蒙。从现在起就要发愤读书,好好听先生的训导。”

  邓小平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认真地点了点头。母亲急忙替他换上一件崭新的土兰布长衫,父子虔诚地向神坛上的列祖列宗牌位叩首后,便一道离家去塾馆。

  这是一处设在塾师家中的教馆,朝门悬有妙趣横生的楹联:“老夫耄矣无能为只得犹开子曰铺;蒙童懵焉有何识初来且读教科书。”横批:“圣道维新”。此联脍炙人口,塾师远近驰名。教室就是一间厅堂的厢房。塾中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红纸楷书竖写大字,两旁分写着“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的核桃大小的字。父亲牵着小平径直走到神位前,点上带来的香烛,引导小平向孔夫子行跪拜礼,然后向端坐侧旁的先生两揖三叩头。先生在受拜时说了发愤攻读,光宗耀祖,显亲扬名的吉庆话,向新学生表示祝福。接着,父亲一揖,双手递上一个红纸包“请先生笑纳”。按旧时的习俗,发蒙是儿童读书的第一天,学谷照交外,必须送一份贺礼。当时,这沉甸甸的红包中装着八百文铜钱。

  拜师礼毕,邓绍昌一旁落座。先生拿出一本《三字经》,用红笔将后页八句圈出,教小平跟着念:“幼儿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先于前,裕于后。”读过三遍,掩卷赠书,并让小平入座,随即把着他的小手填写“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又工整地写上学名――“邓希贤”。原来,私塾教师对“先圣”名字十分不满:孔子且称“圣人”,你怎么能“先圣”呢?

  从此,邓小平开始了他的人生的启蒙学习,“三伏”“三九亦不缺课。私塾的功课有三项:读书、写字、作文”启蒙儿童只是读与写。读是识字教育,先生单个教授,不讲解,谁成绩好先生就教得多。小平天资聪颖,不到一年时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幼仪》等启蒙杂书他都读了,而且背得滚瓜烂熟。按照私塾的规矩,头天教的课文,第二天就得熟背,如背诵有错漏或不流畅,先生就用戒尺打学生的手板,并罚跪在孔夫子神位前朗读,直到死记硬背清楚方准回家。这种囫囵吞枣的教与学,对年幼而活泼的小平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好在他的记忆力极强,又挺用功,所以从来没挨过手板,深得先生的喜爱和同学的羡慕。

  习字是私塾每天的必修课,先生反复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字犹如出马枪,会写就是打马槌”。小平对这些“千古信条”不能明白,但他对写字特别有兴趣。“端端平坐,手握笔管,对准鼻梁,飞龙走蛇”,他感到十分神气。私塾写字一般有三个程序:首先是写红模字,即先生把手执笔,教学生练习基本笔画,写些“一去二三里,王子去求仙”等诗句;其次是影写先生写好的样子,称之“蒙格”。待有一定基本功后便临摹王颜魏柳碑帖,大小楷并行。小平每天从不懈怠,两篇小字四篇大字准能按时交给先生批改。先生摇头晃脑地看着,对写得较好的字用朱笔画圈,孩童戏称为“大盐蛋”;写错了就打上一个,叫做“红筷子”。小平总是“大盐蛋”比“红筷子”多,有许多时候竟无一个,先生给的“大盐蛋”多,家长是要奖赏的。每天下学,小平总是快步如飞,因为妈妈和姐姐在朝门口等他,姐姐急着数他的大红圈,妈妈则塞给他一个滚烫的大鸡蛋。如果父亲在家,见着儿子回来,会当即端坐在堂屋“太师椅”上检查作业。前后对照,左右审视,凝思良久,方吐出一句话:有长进,要刻苦。小平这时赶紧回答:“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话毕似箭离弦,跑出家门,去找小伙伴打“泥巴仗”了。

  小平不满七岁便结束了私塾的学习,进入协兴小学堂接受初步的新式教育。经过私塾的严格训练,他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其字依然刚劲有力,这或许可以说是他童年时代入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20世纪90年代,离乡70余载的邓小平为广安建设相继题写了“萃屏公园”“凉滩电站”八个大字,现均分别镌刻在两地门首。每当年长的乡人们游园或参观而见其墨迹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起他童年入塾的故事。

  童年顽皮不信邪

  离小平家半里之远有一石坝,从协兴到广安的大路穿石坝而过,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石碑高3米,宽1米多,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当地庶民对这两个大人物是尊崇的,流传着一些敬畏两人的神话,连两块神道碑似乎也摸不得,攀不得。有一次,邓小平与小伙伴在石坝里玩耍他看着硕大的石乌龟对小伙伴说:“我们爬到乌龟背上去耍好不好?”小伙伴都吓住了,纷纷拒绝说:“爬石乌龟会肚子痛!”“听大人说,得罪了神碑家里要招灾的!”邓小平却壮起胆子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试试!”说着他走向神道碑,爬到石乌龟伸出的脑袋上,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道:“快来哟!好耍!好耍!”其他小伙伴见了都惊叫着跑过来说:“贤娃尔,快下来,你要惹祸的!”“你惹了祸我们也跑不脱!”小平还是若无其事地玩着,扭转身来向乌龟背上爬去说:“惹祸就惹祸,看它怎么奈何我!”最后爬到神道碑上坐着,小伙伴们是又惊怕又羡慕地注视着小平。以后小平经常爬到石乌龟及神道碑上去玩,其他小伙伴慢慢地胆子也大起来,跟着小平一起爬到石乌龟背上玩。

  关于邓小平的童年,还有很多传说。胞弟邓垦曾有如下回忆:

  有这样一些故事,都是我妈妈、我姐姐她们讲的。我们那个家乡,有一个姓刘的,是个地主,和我们家和我父亲他们有些来往。那个时候父亲不在家,家里很困难,不是过年过节要写个春联吗?写对子啊。那个地主他有文化,又会写又会画。那时候,就请他写个春联,买了张红纸,请他写个春联。他那个家伙很坏,他就写几句话,挖苦我家里面。我家里面我母亲,我姐姐她们都不识字,不知道啊。他(邓小平)看到了,看到了之后他很生气,把它撕掉,自己又买了几张红纸。他那时还很小啊,自己来写,写个对子贴上去。

  小平童年、少年时期正是中国变革、动乱的年代。全国、四川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历史浪潮也冲击着沉睡的广安。1911年夏秋,四川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6月成、渝两地的保路风潮传到了广安,也传到了协兴这样的偏僻小镇。最初是一些号召参加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如《来日大难歌》,这类歌谣在学校广泛地传播开来。全川罢市、罢课风潮掀起后,协兴场上一些店铺也关门罢市,北山小学也罢课放假。广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社会的黑暗给小平以强烈的印象。

  能言善辩传为佳话

  1915年,小平插班在广安高等小学堂读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扩充,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也越来越动脑筋,越来越讲究科学。在他读高等小学堂时,班上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校的奇事,和小平要好的同班同学李再标要割肝救母。李出身广安一个富商家庭,是个深受母亲宠爱的孩子,他对母亲亦十分孝顺。不久前他母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李再标得知后十分焦急。由于他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于是一些孝子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启发了他。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她的病。为了表示自己尽孝和挽救病重的母亲,他决定割肝救母,幸好被及时发现阻止,刀子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

  小平听说后马上去探望。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严肃地对李说:“你是有点科学知识的学生,肝子是药物吗?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你割了肝后还能活命?既然你母亲很爱你,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的母亲一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结果是你想治母病而适得其反。”

  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见此情形小平又耐心地安慰道:

  “你也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蠢事了,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母亲治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你作儿子的真正孝心。”

  李再标醒悟了,请假回去侍候母亲。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开导李再标的事受到了普遍赞扬,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传为佳话。

  走出山城

  五四运动前后,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些志士仁人倡导的留洋运动达到了高潮。法国是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它的影响很快就遍及全国。1918年,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在重庆夫子祠开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时邓小平正在广安读中学。

  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来信,主张儿子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他是在成都受过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去学点真本事,将来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国家。

  对于父亲的意见,小平十分高兴地接受,因为这与他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母亲却竭力反对,她认为小平年纪太小而且从未出过远门,现在到外国去她很不放心。最后挡不过父子的一致劝说,还是为小平收拾了行装。

  1918年的下半年,14岁的邓希贤和他的叔父邓绍圣还有一名叫胡明德的同乡,一起离开了广安。

  从广安到重庆的几百里水路遥远而漫长。那时,邓希贤脑子里想的是外出学点本事,没有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父亲为儿子选择了留洋的路,以后的路,是儿子自己选的。

  1919年秋,邓希贤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这所学校为乡下来的学生打开了眼界,在那里读过书的青年,后来有许多人投身革命。其中,除了邓小平,还有聂荣臻。在重庆这段日子里,最使他们难以忘怀的是他们的校长汪云松。建国后,邓小平说汪云松为共和国培养了两名副总理。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时的邓希贤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

  1920年8月27日,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83名川东子弟,告别家乡,乘船离开了重庆,邓希贤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他们沿着浩荡的长江激流,走出了封闭在万山之中的绿色家园,离开了疤痕遍体、病痛呻吟的国土。

  牌坊村里的小平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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