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登上飞机,就要离开苏联国境了。莫尼克公主抬腕看表,见时针指在3月18日晚上11点上。
飞机一起飞,西哈努克就把宾努亲王和其他随员召集到自己面前进行紧急商讨。对于朗诺和施里玛达的政变,众人都义愤填膺,一致拥护西哈努克的决定,呼吁柬埔寨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惟有莫尼克公主对丈夫的前途感到担心。她拍着亲王的手,说:“你已经做得太多了,你把你的一生已经献给了你的国家,而现在他们却废黜了你。”说到这里,莫尼克有些伤感,摇着头劝丈夫放弃那条注定是风雨坎坷的道路。“或许我们可以退休,到法国去。这对我们的将来可能会好一些。”
“不,决不!”西哈努克有些激动地打断了夫人的话,“这绝不是我们可以隐退的时刻。如果我们听任柬埔寨不仅变成一个军事独裁国家,而且还会再度沦为大国的殖民地,那么,我们将会受到历史的谴责。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梦想着我国的独立,并为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我决不能轻易地加以放弃。我们的君主政体现在决不能袖手旁观!”
众人的目光都凝定在这位他们爱戴的元首身上,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
“让我再来重复一下先王莫尼旺国王的预言吧。”西哈努克大声说,“西哈努克的一生将是非凡的,而且具有足以对付一切要毁灭他的(行政或政治方面的)敌人的意志。这个卦是会灵验的,他将能经受一切考验,度过一切险境,战胜他的敌人。”
对这个预言,在座的所有人都曾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但从来没有哪一次,具有这么神奇的冲击,在爱戴与信奉之外,又有了一种超自然的先王神圣的召唤。
西哈努克的慷慨激昂将大家的心情从低谷中唤起。人们开始讨论当前面临的局势,分析美国的对越战争政策,分析世界正义国家对越南人民的支持,话题自然又转回到自己的国家。朗诺和施里玛达是一伙极右分子,他们掌权意味着向美国人的屈从,同时这也意味着,激起国内民众的强烈反抗。由于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内外的崇高声望,和柬埔寨人民对于君主政体的认同与服从,只要亲王举起抵抗运动的大旗,人民就一定会聚集起来。依据分析,从几年前就开始武装斗争的红色高棉肯定会捐弃前嫌,站到亲王身边。抗击美国和朗诺政权的斗争将形成一条统一的战线。
抵抗运动的宣言和告人民书在柯西金告诉西哈努克政变消息的那一刻起,就在亲王心头酝酿了。此刻,在遥距大地万米之上的夜空,它们变成了一行行激昂的文字。没有人表示退缩,没有人因为旅途的困顿想要休息。当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从飞机上走下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刚被非法废黜的国家元首,而且是一位将发动一场抵抗运动的最高领导人。
无论对于西哈努克还是柬埔寨,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毛泽东说:“他还是国家元首嘛”
1970年的中国,铺天盖地的“红色浪潮”――“文化大革命”――已悄悄从它的峰巅滑落下来,进入到所谓的“捍卫伟大成果”阶段。实际上,当中共的“九大”的帷幕尚未从文革的瓦砾上完全降落下来时,“伟大成果”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被确定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接班人的军方领导人林彪,正迫不急待地觊觎最高权力,调动他所指挥的文臣武将,想取毛泽东而代之。而几乎被中国人当做神一般崇拜的毛泽东,一面读着二十四史,谈着《水浒》,评着《红楼梦》,一面注视着林彪的动向。他已经预见到,一场震撼中国这座大厦的政治风暴已不可避免。
作为中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目光远不止盯在中国自己这块版图上。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这个世界的生存实在是太难了!到1949年,偌大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的掠夺和军阀的割据弄得满目疮痍,直到进入70年代,中国仍没有摆脱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的威胁。在毛泽东眼里,美国和苏联是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头子,他们对于中国都怀有“亡我之心”。这使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产生了敏感。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因为边境纷争而发生武装冲突,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推到了武力对抗的高潮。这件事使毛泽东对来自北边的威胁提高了警惕,但同时,他又严密地提防着中国共产党人传统上的敌人――美国。
一想到美国,毛泽东自然要去想几十年来他同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经历。40年代,华盛顿援助蒋介石集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殊死的较量;50年代,美国和中国都被卷入了朝鲜战争,面对面地进行了搏斗;后来,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美国人又派出第七舰队,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威胁。到了60年代,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愈来愈升级,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为了声援正义的越南人民,支援世界革命,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号召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越”斗争。中国的整整一代人,是喊着“打倒美国帝国主义”的口号长大成人的。
发生在金边的政变,无疑是美国操纵的右派势力的一次胜利,使得本来就紧张的越南战争又出现了不利的因素,对中国的压力自然相应增大。
无论是美国、苏联,还是印度支那三国的越南、老挝和刚刚政变的柬埔寨,都在注目中国的反应。据说朗诺专门叫来了他的外交大臣,说只要中国有了消息,即使是在半夜,也要把他叫醒。去年中国国庆节时,朗诺作为中国邻国的领导人,应邀登上被中国人视为圣地的天安门城楼,同中国总理周恩来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他想象得到,周恩来在得知对西哈努克的废黜消息时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可是,他还是想知道确切的音信。
3月的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虽说还有浓浓的寒意,但已是最后的尾声了。春天正踏步而来,给在冬日里进行繁忙“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带来些对生活本质的理解与向往。
中南海的西花厅,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处理完各地报来的急件后,打开了一个蓝色的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里,放置着当日世界各国的动态报告,哪里发生了战争、冲突;哪里发生了政变、游行;美苏两大国有什么新的动向,“北约”“华约”军事集团是否又进行了军事演习……
在看过几份急件后,他的目光落在一份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来的报告上:“金边发生政变,西哈努克亲王被国民议会废黜。”周恩来的心上禁不住怦然一惊。对这个南亚国家,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中国的邻国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同这个国家的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自从1955年两人在万隆会议上相识起,他们两人间就产生出一种特别的友谊。后来,西哈努克多次到过中国,他也曾在1960年访问过柬埔寨。随着两国之间关系的加深,两人之间的私人友谊也得到了发展。去年底,当西哈努克通过外交途径表示他想再次访问中国的愿望后,周恩来立即答复:随时欢迎亲王来访,并指示有关方面作好迎接亲王的准备。
西哈努克在纷繁的国事缠绕下,于年初离柬赴法国治病的事,他是知道的。后来,中国驻苏联使馆又来电告知了亲王到中国的时间,并出现了两次推迟。从发自金边大使馆的报告以及种种迹象来判断,柬国内局势已相当不稳,但发生政变还是大大出乎周恩来的预料。
周恩来拿起电话,叫来了外交部亚洲司负责柬埔寨事务的官员,详细听取了关于柬埔寨近期形势变化的汇报,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严峻。
“西哈努克本人现在是否确实离开了莫斯科?”周恩来问。
“根据我国驻苏使馆的报告,我国大使亲自去机场参加了送行。按预定计划,飞机在伊尔库茨克要作短暂停留,然后直飞北京。预计在明天中午11点钟到达。”
“那么,西哈努克是否确知他已经被罢黜了?”
“苏联柯西金总理已经把消息告诉亲王了。在机场送行的时候,是他把消息又传给了柬埔寨驻莫斯科的人员。”
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之中。
金边既然发生的是右派政变,中国出面进行谴责是肯定要走的第一步。但下一步怎么办?是空喊几句口号还是具体地对这个国家的人民进行支持?如果要支持的话,又是通过什么方式?
关键当然在于西哈努克。如果亲王接受政变,从此结束政治生涯,那么支持人民对右派政权的抵抗就更多的是道义上的。但是,如果亲王谴责这次废黜是一次非法的政变,而且愿意投入战斗,那么,情况就完全是两样了。整个南亚地区的形势和印支三国的抗美战争,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步入了毛泽东那套著名的书房兼卧室――菊香书屋。
因为头天没有睡好觉,毛泽东的心情有些烦躁,在听周恩来有关柬埔寨局势报告时,他一言不发,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周恩来讲述完金边的政变过程以及西哈努克将于第二天到达北京时,毛泽东才扬了扬手,说:“他还是国家元首嘛!议会的这种废黜是非法的,是政变,我们当然要反对。”
毛泽东的两句话,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但从毛泽东口里说出来,这就为中国的对柬政策定了调。周恩来看毛泽东停住了口,便接上说道:“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先前我同外交部的同志进行了研究,准备拟定几个方案,但关键要取决于西哈努克本人的态度……”
“要让他看到光明前途,看到抵抗斗争一定会胜利。”毛泽东说道。他提出,中国应当首先在世界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
当周恩来走出菊香书屋时,关于中国支持印支三国人民抗美斗争,反对美国对越南的武装侵略及其傀儡在金边发动政变的政策纲要已经拟定。
对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礼宾司的官员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紧张忙碌的夜晚。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他们立即提出了欢迎西哈努克抵达北京的方案。为了表示中国坚决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政变的态度,他们打破常规,连夜给在京的各国驻华使馆和代办机构发文,通报明天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抵达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事,让他们到机场表示欢迎。
当一直在西花厅等候外交部消息的周恩来接到报告,说所有的通报都已发出,有的国家还立即给以了明确答复时,已是3月19日凌晨两点了。
周恩来揉搓疲乏的双眼。今年他已是72岁的高龄,常年的劳累已损害了他的身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几年,他被迫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着挺直身躯,支撑着中国这座大厦。从前年开始,他就感觉身体有了异样变化,体重在不断减轻,原来气宇轩昂的下颌已显尖削,使这位从来都精神饱满的政治家显出了老态。此时,他抬腕看看表,如果抓紧时间,那他还可以睡四个小时。早上7点钟,他要同国务院几个部委的负责人会面,研究一些重点工业和国防科研项目的恢复问题;9点半,他要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会议,见见代表,讲几句话;10点钟,他必须准时出发去机场,迎接西哈努克亲王,从而掀开中国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斗争的崭新一页。
周恩来突然想起了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伊尔辛62飞机穿云破雾,即将抵达北京。
随着航程的缩短,西哈努克上飞机时那种沉重的心情,似乎缓解了许多。一个被废黜了国家元首,其政治和个人前途是很难预料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国王、皇帝、总统、元首在被罢黜失势后,被迫流亡,远走他乡,在回忆和冥想中度日;有的甚至寄人篱下,饱受欺凌,凄楚不堪……
那么他呢?何处是归途?莫斯科?巴黎?北京?平壤?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柯西金在送他上飞机时是怎么说的?“您将会看到中国人对您采取什么态度。当您在金边掌权的时候他们是帮您的,但是您现在不再掌权了,您将会看到他们会怎么办!”
是啊,北京会怎么办?
一想到北京,西哈努克就会自然地想起老朋友周恩来。有时候,“北京”和“周恩来”简直就是一个概念。他曾多次对人讲过,在世界领导人中,他最敬佩的人有两位:一位是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另一位就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的高超智慧,渊博的学识和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儒雅风度,令无数人为之倾倒,也令他这个邻国的元首为之叹服。
亲王的思绪完全回到了他和周恩来相识相处的日子。他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见“周恩来”这个名字了,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却终生不可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