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亲王情系中南海！中柬友谊源流长(10)
“中国是个大国。”西哈努克说，“不过，在我接触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没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的。周恩来曾经同我讨论过这类问题。我感觉到，共产党政府深知，亚洲和其他小国对于它们应享有的尊严和联合国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能否落实，特别敏感。在对待国宾的礼仪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构成了这方面的大部分幻想破灭的基础。我们亚洲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确存在这种作法，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
“这就是亚洲和西方人的区别之一。”西哈努克的一位顾问说，“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对自己的荣誉问题比对金钱问题重视得多。要是重物质的西方人真能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准会大吃一惊。”
西哈努克对他顾问的话很欣赏地点点头，说：“我认真把中国领导人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作过比较，我发现，中国领导人在谴责帝国主义方面是从不留一点情面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们的中立政策。在给我们援助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样子，从来不说：独立吗当然可以，但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必须是‘左派的’中立。他们不光对我们，对整个东南亚都是这样。我在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面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更没有训斥、警告，或者给以什么‘友好忠告’之类的东西。”西哈努克望着他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和秘书们，显得有些激动。“中国人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压力。如果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先声明说‘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我们的方法对你们不一定能适用’。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坚持来北京是正确的，而且，中国这几天的态度也表明他们是坚决支持我们的，把范文同也专程从河内请到了北京。至少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支持我们下一步的斗争方面，是可以信赖的。”
但是，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中国以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而著称于世。自1949年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在北京建立过流亡政府或抵抗政府。他西哈努克虽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朋友，但是，事关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形象问题，中国是否会同意他西哈努克在北京领导一个这样的政府呢？再一点，反对朗诺？施里玛达的斗争决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胜利的，这就是说，他的这个抵抗政府，将可能在北京活动好些年。这是否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他的朋友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担忧。
这种担忧通过中国外交部的人员，转达给了周恩来。
就在这时候，一则出自北京的谣言又回到了北京。
合众国际社3月28日在金边发出消息，报道柬“国民议会”议员郑璜告诉记者，说前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瓦朗丹在给金边政变当局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外交部有人曾对瓦朗丹说：“西哈努克亲王住在中国使中国‘感到为难’。”
这是离间中国与亲王关系的巨大谎言。3月30日，新华社记者为了澄清事实会见了这位前驻北京大使，瓦朗丹对这段话矢口否认。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前大使连连申辩，“从来没有。中国外交部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种话。”瓦朗丹当即表示要“辟谣”。
新华社记者对瓦朗丹说：中国一向尊重西哈努克和他执政期间奉行的政策，从来都是按国家元首规格来接待亲王，毫无“感到为难”之处。
瓦朗丹对之表示同意。“你们中国政府把西哈努克当作国家元首和贵宾来接待，我们是知道的。‘感到为难’的说法，毫无根据。”
一个挑拨中国与西哈努克关系的谣言，很快得到了澄清。
这时候的周恩来，一面紧张地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动向，竭尽全力，挽中国这幢大厦于危亡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和老资格的外交家，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界风云的变幻。
当他从外交部同志那里得知，西哈努克决定将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而亲王又担心中国会拒绝的消息时，将手中的铅笔扔到桌上，微微笑了。
“西哈努克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他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周恩来说，“不过，就现在他的处境而言，有这种担心是一件自然的事，这也提醒我们，在接待和礼遇方面，要做得更加一丝不苟，千万不能出差错，伤害了别人的感情。”
“亲王提出，想见见总理。”外交部的同志说。
“立刻给他答复，我同意与他见面。”周恩来回答，“不过，先通过你告诉亲王：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的斗争，中国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如果亲王决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政府都表示同意，在这一点上，亲王不要有任何担心或者顾虑。”
在外交部的同志离去之际，周恩来又把他叫住了。“有句话你一定要转告亲王：毛泽东主席对柬埔寨的事和对亲王非常关心。毛主席说，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设在北京，这是柬埔寨人民对我们中国的信任，我们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中国的正式答复，把笼罩在西哈努克心上的阴云一扫而光。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成了整个抵抗政府如何开始运转的关键。解决了抵抗政府的所在地，一场武装抵抗运动的指挥系统也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现在起，什么政治避难，什么退出政治，远避他乡，都统统见鬼去吧！
当天晚上，工作人员向西哈努克报告：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亲王。西哈努克立即起身，赶到门口迎接。
“非常感谢毛主席！非常感谢总理！”一见面，西哈努克便说道。
“这种感谢是相互的，亲王陛下。”周恩来握着西哈努克的手说，“中国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对柬埔寨人民和亲王的斗争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只要是你们的斗争所需要的，我们都会尽一切力量给以保障。”
周恩来同亲王握过手，又同一些他所熟悉和新认识的柬埔寨朋友打招呼。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总理同大家问候寒暄，谈起一些往事，比如他和陈毅元帅在1960年访问柬埔寨时，哥莎玛王后专门为他们准备了高棉式的早餐。两位中国领导人对之赞不绝口。结果，居然连作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给吃光了。
以这种轻松的气氛为起始，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开始讨论在北京设立柬埔寨抵抗政府以及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来支援柬埔寨人民斗争的问题。
周恩来保证中国将对西哈努克领导的这个抵抗政府提供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周恩来说，他同毛泽东主席商量过后，决定把北京“反帝路”一个新近落成的建筑群的一翼提供给抵抗政府使用。“其他的各种附属设施都由我们负责。”周恩来说，“包括你们的日常必需品，另外还有一支军队。至于工作人员嘛。”周恩来征询式地看着西哈努克，说：“在你的所有人员到位配齐之前，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些，比如担任临时的文书。一旦你物色到了合适的人，当然最好是柬埔寨人，那我们的人就撤出来。”
这次周恩来同西哈努克的会谈，延续了四个小时。亲王详细谈了抵抗政府成立后他的种种计划，以及如何同柬埔寨国内的抵抗领导人协调的问题。周恩来听得很仔细，同时也帮助亲王分析着将要出现的局势的利弊。当两人分手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关于抵抗政府的政策性问题，是你们的内政。”临走时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我们决不进行干预。我们会非常尊重亲王做出的所有决定。”
“请总理转告毛主席，我对中国给予的无比珍贵的支持非常感谢。”
“我一定会转达亲王的意思。”周恩来与亲王握手，“毛主席也让我告诉亲王，他本来想马上与您进行一次会谈。但考虑到您刚到北京，抵抗运动的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想在您的事务稍微轻松一点后，和您见面。”
当西哈努克双手合十，以高棉礼节同中国总理道别时，在场的人都注意到，这位被非法废黜的国家元首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1970年3月23日，也即西哈努克从莫斯科抵达北京的第四天，西哈努克通过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和新闻界，发表了他的《告同胞书》和五点声明。这是西哈努克本人和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西哈努克以沉痛的语调说：“不久以前我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繁荣、团结和民族和睦，由于朗诺集团的政变而被毁灭了，变成了一堆废墟。”由于政变，他不得不居住国外，但是，“我十分怀念我所热爱的祖国，我现在和将来活着，就是为了我所热爱的祖国。我也非常怀念我可怜的母亲，怀念僧侣和我所热爱的人民。如果我没有在我国爱国的和进步的人民以及我们自己共同进行的斗争中牺牲的话，我一定在击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取得必然胜利的时候，向他们致意和拥抱他们。”
西哈努克告诉他的人民和全世界，他决不承认金边非法废黜他的职位。他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宣布：
――谴责犯有叛国罪的朗诺政权，坚决解散朗诺政府和两个议会；要求全国同胞不承认和不执行由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制定的各项法令；
――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UNIONGOVERNMENT），领导人民进行抗战；
――将成立临时协商会议（PROVIONALCONSULTATI-VECONFERENCE），由包括各个爱国、进步和反帝派别的最广泛阶层的代表参加；
――将建立一支人民解放军（NATIONALLIBERATIONARMY），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其代理人的斗争；
――组成一个民族统一阵线（NATIONALUNITEDFRONTOFKAMPUCHEA――NUFK），担负解放祖国、战胜敌人和重建国家的基本使命。
亲王号召国内的人民高举反抗的旗帜，参加到丛林里反对敌人的游击战中去。而侨居欧洲和欧洲附近的子民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话，则可以到北京去找他。
在这个被西方称之为“战争宣言”（DECLARATIONOFWAR）的讲话中，西哈努克一点没有提到他已经得到了北京与河内的坚决支持。他也没有告诉因为没有了国家元首而变得茫然的臣民，到哪里可以找到反抗朗诺政权的游击队。
3月24日，西哈努克给各友好的国家写信，陈述柬局势的真相，恳请各国政府给予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以支持和外交上的承认。
在西哈努克发表广播讲话的第二天，柬国内传来了第一个令亲王鼓舞的消息：曾担任柬国议会议员的乔森潘、胡荣和符宁发表联合声明，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于头一天在北京发表的宣言。三位议员都是左派人物，曾公开批评西哈努克政府的某些政策，因而受到威胁和毒打。在得知他们将被逮捕的消息后，三人逃进丛林，开展武装斗争，而支持他们的学生群众以为他们受到杀害，纷纷点上蜡烛为他们的灵魂送行。三人的声明传开，人们才知道他们尚在人世，而且同他们反对过的亲王站在了同一条战壕。
三位前议员的声明，无论对国内的人民还是对西哈努克都是一个信号：柬埔寨的左派力量已经集合在了西哈努克举起的抵抗旗帜之下。
据说，朗诺在收听了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的宣言之后，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第二天，他也没有出席政府针对西哈努克的宣言而召开的紧急会议。他让副官转告副首相施里玛达，说他病了。
在流亡还是战斗的前途选择上，西哈努克选择了战斗。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由西哈努克发起，在越南、老挝和中国边境地区的某地举行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主席、越南北方的范文同总理、越南南方的阮友寿主席，都在会上讲话，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发生在金边的政变，强调三国人民要相互支持，长期合作，积极开展抵抗斗争。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三国抵抗斗争的一个历史性发展。
这个历史性发展的特征在于：中立的柬埔寨由于朗诺的政变已经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它的军事基地。而中立政策的倡导者西哈努克已成为一名坚定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议闭幕之后，设宴招待三国四方代表团。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后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两句名言：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这就是亚洲和西方人的区别之一。”西哈努克的一位顾问说，“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对自己的荣誉问题比对金钱问题重视得多。要是重物质的西方人真能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准会大吃一惊。”
西哈努克对他顾问的话很欣赏地点点头，说：“我认真把中国领导人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作过比较，我发现，中国领导人在谴责帝国主义方面是从不留一点情面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干涉过我们的中立政策。在给我们援助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样子，从来不说：独立吗当然可以，但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必须是‘左派的’中立。他们不光对我们，对整个东南亚都是这样。我在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面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更没有训斥、警告，或者给以什么‘友好忠告’之类的东西。”西哈努克望着他身边的这些同事、朋友和秘书们，显得有些激动。“中国人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压力。如果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先声明说‘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我们的方法对你们不一定能适用’。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我坚持来北京是正确的，而且，中国这几天的态度也表明他们是坚决支持我们的，把范文同也专程从河内请到了北京。至少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支持我们下一步的斗争方面，是可以信赖的。”
但是，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其他人，都注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中国以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而著称于世。自1949年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在北京建立过流亡政府或抵抗政府。他西哈努克虽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朋友，但是，事关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形象问题，中国是否会同意他西哈努克在北京领导一个这样的政府呢？再一点，反对朗诺？施里玛达的斗争决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胜利的，这就是说，他的这个抵抗政府，将可能在北京活动好些年。这是否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无论是西哈努克还是他的朋友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担忧。
这种担忧通过中国外交部的人员，转达给了周恩来。
就在这时候，一则出自北京的谣言又回到了北京。
合众国际社3月28日在金边发出消息，报道柬“国民议会”议员郑璜告诉记者，说前柬埔寨驻中国大使瓦朗丹在给金边政变当局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外交部有人曾对瓦朗丹说：“西哈努克亲王住在中国使中国‘感到为难’。”
这是离间中国与亲王关系的巨大谎言。3月30日，新华社记者为了澄清事实会见了这位前驻北京大使，瓦朗丹对这段话矢口否认。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前大使连连申辩，“从来没有。中国外交部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种话。”瓦朗丹当即表示要“辟谣”。
新华社记者对瓦朗丹说：中国一向尊重西哈努克和他执政期间奉行的政策，从来都是按国家元首规格来接待亲王，毫无“感到为难”之处。
瓦朗丹对之表示同意。“你们中国政府把西哈努克当作国家元首和贵宾来接待，我们是知道的。‘感到为难’的说法，毫无根据。”
一个挑拨中国与西哈努克关系的谣言，很快得到了澄清。
这时候的周恩来，一面紧张地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动向，竭尽全力，挽中国这幢大厦于危亡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和老资格的外交家，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界风云的变幻。
当他从外交部同志那里得知，西哈努克决定将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而亲王又担心中国会拒绝的消息时，将手中的铅笔扔到桌上，微微笑了。
“西哈努克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他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周恩来说，“不过，就现在他的处境而言，有这种担心是一件自然的事，这也提醒我们，在接待和礼遇方面，要做得更加一丝不苟，千万不能出差错，伤害了别人的感情。”
“亲王提出，想见见总理。”外交部的同志说。
“立刻给他答复，我同意与他见面。”周恩来回答，“不过，先通过你告诉亲王：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的斗争，中国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如果亲王决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政府都表示同意，在这一点上，亲王不要有任何担心或者顾虑。”
在外交部的同志离去之际，周恩来又把他叫住了。“有句话你一定要转告亲王：毛泽东主席对柬埔寨的事和对亲王非常关心。毛主席说，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设在北京，这是柬埔寨人民对我们中国的信任，我们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中国的正式答复，把笼罩在西哈努克心上的阴云一扫而光。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成了整个抵抗政府如何开始运转的关键。解决了抵抗政府的所在地，一场武装抵抗运动的指挥系统也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现在起，什么政治避难，什么退出政治，远避他乡，都统统见鬼去吧！
当天晚上，工作人员向西哈努克报告：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亲王。西哈努克立即起身，赶到门口迎接。
“非常感谢毛主席！非常感谢总理！”一见面，西哈努克便说道。
“这种感谢是相互的，亲王陛下。”周恩来握着西哈努克的手说，“中国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对柬埔寨人民和亲王的斗争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只要是你们的斗争所需要的，我们都会尽一切力量给以保障。”
周恩来同亲王握过手，又同一些他所熟悉和新认识的柬埔寨朋友打招呼。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总理同大家问候寒暄，谈起一些往事，比如他和陈毅元帅在1960年访问柬埔寨时，哥莎玛王后专门为他们准备了高棉式的早餐。两位中国领导人对之赞不绝口。结果，居然连作为米粥香料的茉莉花都给吃光了。
以这种轻松的气氛为起始，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开始讨论在北京设立柬埔寨抵抗政府以及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来支援柬埔寨人民斗争的问题。
周恩来保证中国将对西哈努克领导的这个抵抗政府提供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周恩来说，他同毛泽东主席商量过后，决定把北京“反帝路”一个新近落成的建筑群的一翼提供给抵抗政府使用。“其他的各种附属设施都由我们负责。”周恩来说，“包括你们的日常必需品，另外还有一支军队。至于工作人员嘛。”周恩来征询式地看着西哈努克，说：“在你的所有人员到位配齐之前，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些，比如担任临时的文书。一旦你物色到了合适的人，当然最好是柬埔寨人，那我们的人就撤出来。”
这次周恩来同西哈努克的会谈，延续了四个小时。亲王详细谈了抵抗政府成立后他的种种计划，以及如何同柬埔寨国内的抵抗领导人协调的问题。周恩来听得很仔细，同时也帮助亲王分析着将要出现的局势的利弊。当两人分手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关于抵抗政府的政策性问题，是你们的内政。”临走时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我们决不进行干预。我们会非常尊重亲王做出的所有决定。”
“请总理转告毛主席，我对中国给予的无比珍贵的支持非常感谢。”
“我一定会转达亲王的意思。”周恩来与亲王握手，“毛主席也让我告诉亲王，他本来想马上与您进行一次会谈。但考虑到您刚到北京，抵抗运动的事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想在您的事务稍微轻松一点后，和您见面。”
当西哈努克双手合十，以高棉礼节同中国总理道别时，在场的人都注意到，这位被非法废黜的国家元首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1970年3月23日，也即西哈努克从莫斯科抵达北京的第四天，西哈努克通过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和新闻界，发表了他的《告同胞书》和五点声明。这是西哈努克本人和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西哈努克以沉痛的语调说：“不久以前我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繁荣、团结和民族和睦，由于朗诺集团的政变而被毁灭了，变成了一堆废墟。”由于政变，他不得不居住国外，但是，“我十分怀念我所热爱的祖国，我现在和将来活着，就是为了我所热爱的祖国。我也非常怀念我可怜的母亲，怀念僧侣和我所热爱的人民。如果我没有在我国爱国的和进步的人民以及我们自己共同进行的斗争中牺牲的话，我一定在击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取得必然胜利的时候，向他们致意和拥抱他们。”
西哈努克告诉他的人民和全世界，他决不承认金边非法废黜他的职位。他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宣布：
――谴责犯有叛国罪的朗诺政权，坚决解散朗诺政府和两个议会；要求全国同胞不承认和不执行由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制定的各项法令；
――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UNIONGOVERNMENT），领导人民进行抗战；
――将成立临时协商会议（PROVIONALCONSULTATI-VECONFERENCE），由包括各个爱国、进步和反帝派别的最广泛阶层的代表参加；
――将建立一支人民解放军（NATIONALLIBERATIONARMY），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其代理人的斗争；
――组成一个民族统一阵线（NATIONALUNITEDFRONTOFKAMPUCHEA――NUFK），担负解放祖国、战胜敌人和重建国家的基本使命。
亲王号召国内的人民高举反抗的旗帜，参加到丛林里反对敌人的游击战中去。而侨居欧洲和欧洲附近的子民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话，则可以到北京去找他。
在这个被西方称之为“战争宣言”（DECLARATIONOFWAR）的讲话中，西哈努克一点没有提到他已经得到了北京与河内的坚决支持。他也没有告诉因为没有了国家元首而变得茫然的臣民，到哪里可以找到反抗朗诺政权的游击队。
3月24日，西哈努克给各友好的国家写信，陈述柬局势的真相，恳请各国政府给予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以支持和外交上的承认。
在西哈努克发表广播讲话的第二天，柬国内传来了第一个令亲王鼓舞的消息：曾担任柬国议会议员的乔森潘、胡荣和符宁发表联合声明，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于头一天在北京发表的宣言。三位议员都是左派人物，曾公开批评西哈努克政府的某些政策，因而受到威胁和毒打。在得知他们将被逮捕的消息后，三人逃进丛林，开展武装斗争，而支持他们的学生群众以为他们受到杀害，纷纷点上蜡烛为他们的灵魂送行。三人的声明传开，人们才知道他们尚在人世，而且同他们反对过的亲王站在了同一条战壕。
三位前议员的声明，无论对国内的人民还是对西哈努克都是一个信号：柬埔寨的左派力量已经集合在了西哈努克举起的抵抗旗帜之下。
据说，朗诺在收听了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的宣言之后，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第二天，他也没有出席政府针对西哈努克的宣言而召开的紧急会议。他让副官转告副首相施里玛达，说他病了。
在流亡还是战斗的前途选择上，西哈努克选择了战斗。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由西哈努克发起，在越南、老挝和中国边境地区的某地举行了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主席、越南北方的范文同总理、越南南方的阮友寿主席，都在会上讲话，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发生在金边的政变，强调三国人民要相互支持，长期合作，积极开展抵抗斗争。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三国抵抗斗争的一个历史性发展。
这个历史性发展的特征在于：中立的柬埔寨由于朗诺的政变已经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它的军事基地。而中立政策的倡导者西哈努克已成为一名坚定的抵抗运动领导人。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议闭幕之后，设宴招待三国四方代表团。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后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两句名言：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