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抒写高峡出平湖！宣告神女确无恙(10)
4月18日上午，钱正英在全国政协会议室会见记者时指出：“我现在想到的是如何执行决议。我们论证领导小组在4月4日下午便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人大决议归结起来是三句话：一、人大批准把三峡工程列入十年规划；二、由国务院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三、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前两句是人大、国务院的事，第三句是我们小组要做的。所以，我们4日开会不是庆功，而是研究怎样贯彻执行。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了许多问题，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优化设计，属技术问题；二是移民规划方面的问题；三是进一步专门研究对重庆及下游环境的影响；四是集资方案问题；五是建设管理体制问题；六是关于长江的综合治理问题。我们将六类问题作了分工，并对有关方面提出了大体要求。”钱正英的声音凝重起来：“大家认识到，人大决议通过后，我们的历史责任更重大，要保证工程能造福子孙，不留后患。我们一定要认真领会周总理的一贯教导。他说过，处理水利要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国务院选择时机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决议通过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工程的支持。
记者走访国务院三峡审查委员会、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得知，从4月3日起，各界人士不断来信来电，自发捐款，表现了很高的热情。
四川大学周波等同学来信说：“我们希望三峡高坝不仅仅由钢筋混凝土加钞票筑成，更应该由中华民族11亿炎黄子孙折不弯、摧不垮的向心力、凝聚力所筑就。”一位攀枝花钢厂的工人捐了300元，说：“三峡需要600亿元，我只捐了二亿分之一，实在太少了。”浙江诸暨水电局的一位干部表示要响应《人民日报》提出的“从各方面为三峡工程做出贡献”的号召，要从现在起，每年4月3日都要寄捐100元，直至三峡建成。
许多中小学生节省早点钱、零用钱，或是卖废纸攒钱，为三峡工程献上自己的童心。4月下旬至5月初，四川正在开始形成“三峡热”。许多地方正在筹备参与三峡工程建设的技术、经济活动，库区更是“人心思变”，进行积极的准备。在重庆钢铁公司，总经理郭代议告诉记者，他们正筹备成立三峡工程配套公司，并在重庆大渡口区成立建材市场。
年近九旬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宜斌对三峡工程衷心拥护，写了一副对联以表心志。上联是：云梦泽早已非泽；下联是：洞庭湖即将非湖；横批：快上三峡。
4月23日，重庆市副市长窦瑞华谈到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影响时说：“虽然会有许多困难，但如果处理得当，三峡工程将给重庆带来新的机遇。”
台湾记者的视野
1992年3月30日，台湾《联合报》在《人大会三峡工程大论辩难得一见》的标题下，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发自北京的一则报道，全文如下：
备受各方关注的三峡工程议案，成为本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上的热门焦点议题，尤其是负责审议三峡工程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更对这项跨世纪巨大工程展开热烈讨论。中共主管官员亦多次到场听取人大代表的正反意见，并对三峡工程作出政策辩护。人大代表与官员之间围绕三峡工程进行难得一见的“对话”，是本次全国人大的一大特色。
“设想了70年，调查了50年，勘测了40年，争论了30年”的三峡工程，已经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兴建，至于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只是一项程序。诚如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开议之前会见一些省市官员时即称：人大代表以负责任态度提出不同意见，有助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更加全面；而水利部长杨振怀亦表示，中央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有把握的，希望地方能“服从全局”。
三峡工程对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湖南省有利，来自该地的人大代表支持三峡议案，自无疑义；而位于三峡库区的四川省受到影响最大，全国人大四川团于是成为反映不同声音最多的地方，他们对三峡工程论证报告纷纷提出质疑，认为中央论证工作不够科学化，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论证，不宜贸然上马。
三峡工程应否上马属于经济问题，人大代表陈述反对意见，不致触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因而他们在讨论过程中犹能侃侃而谈，来自四川省的代表们更利用机会畅所欲言，充分反映当地百姓的疑虑。
而中共官员面对来自人大代表的种种质疑，也提出论证报告结论，作为政策辩护的依据，做代表们的工作，企图以科学数据说服代表投票支持三峡工程上马。
三峡工程工期长，投资大，需要迁徙移民人数多达百万之众；各方担心的是，在现行中共政治体制下，能否周详规划并将灾害风险减至最低？尤有甚者，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是否能藉助某种有效的方式来制衡人为的干扰，以及官本位思想可能产生的错误发生？
三峡工程议案在本届人大定案已是定局，连重庆人大代表也表示虽然在会上传达当地反对民意，但在投票时还是要投赞成票。邓小平曾言：“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决不会草率从事。”
然而，当地方民意与中央意旨不一致时，作为中共最高权力机关成员的人大代表如何取决，确实是代表们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争论仍在继续
我们知道，关于三峡工程的方案，关于三峡工程的实施时机及条件，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组织，乃至关于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等等，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和争论一直持续到人大决议通过的前后。
3月30日，在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上，针对对于工程的不同意见，万里委员长说：这项工程巨大，牵涉面广，国务院对此一直十分慎重，组织了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40多年的论证。论证的结论是兴建三峡工程效益显著，利大于弊。既然如此，就不应再议而不决了……当然，同意兴建三峡工程也并不是马上就上马，只是批准国务院将它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不管在批准前或批准后，都欢迎代表继续提出意见。
在这期间，记者采访了一些知名的持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他们多年来坦诚进言，从另一个方面推进了论证工作。
3月29日，在中顾委委员、前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同志的家里。李锐可说是最早对三峡工程持异议的代表。1956年，他和林一山就三峡工程开始公开争论。1958年，党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请林、李到会陈述各自观点，并提出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那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决定李锐兼任他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上，李锐因彭德怀问题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从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1979年恢复工作后，李锐仍通过上书、著述，反复强调推迟上马的意见。当记者对李锐进行采访时，他明确表示坚持“现在不能上马”的观点。虽然历经磨难，李锐仍然显得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以湖南人特有的热情谈起自己如何与三峡工程结下不解之缘，又如何至今欲罢不能。
李锐不同意把防洪作为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他说：“现在虽然与50年代条件大不相同，但并非在经济、技术和生态环境上都绝无问题了，特别是泥沙淤积等不少关键问题，还难下最后结论。世上有些事情包括战争允许冒一定风险，可是三峡工程关系四川、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国家安危之事，绝对不允许冒一点风险。当务之急就是要认真抓紧完成历年提出的长江中下游防洪方案，因为这是最有效、最易办、最省钱的办法。中外古今的防洪实践，最有效的是采取综合措施，即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的选择和最佳结合，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情、因河、因地而异。我认为三峡工程还是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4月1日，记者访问了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田方及林发棠教授，他们是从研究移民问题开始接触三峡工程的，按他们的说法是：“一旦钻进去，便出不来了。”几年来多次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反对三峡工程近期上马。田方对我说：“这个工程不光是修坝的工程技术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军事、环境等等，不能光让专业性的部门去论证。1991年的洪灾不能证明三峡工程必须上，只是说明过去水利工作方针有缺点。洪涝灾害是因河道太浅，修多少坝也挡不住洪水。如果修三峡坝，只能挡200万立方米水，发生1954年型的洪水，下游防不了洪，上游反会加重。”
林发棠说：“如果说通航，在几十公里狭长的航道上连续五个升船梯级，很不可靠。我们认为应先开发上游和支流。大西南是我国现代化有后劲的地区，水力资源丰富，目前只开发了6！7%。”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三峡工程论证防洪专题组顾问陆钦侃，在两会期间曾在电视台发表了不同意见。记者4月6日登门拜访时，他表示对长江防洪问题的隐忧。他说，长江最大四个月的洪水量8000亿立方米，是黄河最大4个月洪水量的22倍。宜昌1870年最大洪峰流量是10.5万立方米/秒，与黄河陕县1843年调查的洪峰流量差3倍。长江洪水量特别大，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治理，包括河道清障、堤防、分蓄洪区、排涝设施、干支流水库和水土保持等。如果说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不可代替，那其他措施也是不可代替的。三峡工程只是综合防洪体系的一部分。三峡工程可以削减洪峰、减轻向南漫溃对洞庭湖区的巨大灾害，但中游和上游的防洪矛盾将很尖锐。三峡工程工期18年，20年移民完成才能发挥设计的防洪作用，长江1931年和1954年发生严重的全国性大洪水，间隔23年。自1954年至今已37年之久，近期再发生这样大的洪水的可能性很大，决不应存侥幸心理。陆钦侃拥护中央对三峡工程一贯所持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认为应选择合适时机，不同意早上、快上的意见。
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是根本反对修建三峡工程的。1957年，他曾对当时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苏联专家方案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一度陷入困境。4月7日，记者到清华园访问时，80岁的黄老看起来仍十分健康爽朗。他直言快语：“我是主张永不可修的。我青年时代从美国留学回国，在长江上做了很长时期测量队长。1938！1942年，沿长江赤足走了3000公里，有一次几乎淹死在激流中。我发现河底石子是在运动的。河流造床质是卵石，下面是岩基。有些专家把长江水说成只是含悬浮的泥沙，是不对的。由于卵石移动，建大坝后，卵石排不出去、会形成堵塞。我一直坚持反对在三峡修坝。”
90高龄的施嘉炀教授是我国当代最早的水利学专家。他是主张低坝方案的。4月9日，记者来到他家。青年时代是体育能手的施老，至今仍然精神饱满，甚至兴致勃勃地陪我们逛了清华园。他说：“我同意上三峡，但主张低坝。我在水位组任顾问，1990年7月第二次提出采用160米正常蓄水位方案。交通部门反对，说枯水期对航运不利。我认为不一定要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凑一个吨级没必要。175米要5级船闸过坝，160米只用3级，移民和工期可大大节省。从人防观点看，160米是合理的，放到安全水位的时间比较合适。我们还是要从最坏处着想。”施老拿出他计算的大量图表、计算稿，反复解释自己的论据。看到那么厚的手稿、那么密密麻麻而又清秀整齐的字迹，真难以相信这是一位九旬老人亲自劳作的成果。
4月21日，记者到成都。在北京听说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张广钦曾就三峡工程多次上书言事，便想有机会一访。4月23日，张广钦亲自到宾馆来找我，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张广钦现任四川省政协顾问、四川省顾问等多项职务，还继续研究西南地区开发问题，主持编写了《论开发长江上游》等著作。他谈到自己从当水电厅厅长开始接触水电事业几十年的体会。他说，有人说要保下游1000万人口，但三峡修好解决不了武汉一盆水问题，也解决不了荆江分洪问题，而现在对上游危害考虑得不够。国民经济实力有限，说是三峡上了，支流照样可能上，我不大相信。建设总是要抓重点的。中国共有3.7亿千瓦可供开发的电力，云贵川就占1.7亿千瓦。而防洪只要上游多修几个水库就行，解决了下游80%的问题，而先修上游水库投资少。张广钦提出：“长江主河流中段建大坝不可取，鲧治水的老路――堵的办法，是效法不得的。”
听说成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及工程系正在开展三峡工程的专题研究，记者便拜访了这个系的主任，同时也是这项课题的负责人郭涛。郭涛对记者说：“我们实地进行了多方考察，认为三峡工程弊多利少。我想特别提醒，任何水库都是有寿命的。三峡工程建成后几十年，水库淤塞了会怎么样？”
三峡牵动千万人的心。大家都在关心它。民主的讨论将会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完整和深入。
针对种种关于工程的议论，记者决定访问在三峡工程论证工作中负有领导责任的专家，希望能得到全面的、正确的解释。
4月2日，学部委员、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能源部总工程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潘家铮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记者。
决议通过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工程的支持。
记者走访国务院三峡审查委员会、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得知，从4月3日起，各界人士不断来信来电，自发捐款，表现了很高的热情。
四川大学周波等同学来信说：“我们希望三峡高坝不仅仅由钢筋混凝土加钞票筑成，更应该由中华民族11亿炎黄子孙折不弯、摧不垮的向心力、凝聚力所筑就。”一位攀枝花钢厂的工人捐了300元，说：“三峡需要600亿元，我只捐了二亿分之一，实在太少了。”浙江诸暨水电局的一位干部表示要响应《人民日报》提出的“从各方面为三峡工程做出贡献”的号召，要从现在起，每年4月3日都要寄捐100元，直至三峡建成。
许多中小学生节省早点钱、零用钱，或是卖废纸攒钱，为三峡工程献上自己的童心。4月下旬至5月初，四川正在开始形成“三峡热”。许多地方正在筹备参与三峡工程建设的技术、经济活动，库区更是“人心思变”，进行积极的准备。在重庆钢铁公司，总经理郭代议告诉记者，他们正筹备成立三峡工程配套公司，并在重庆大渡口区成立建材市场。
年近九旬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宜斌对三峡工程衷心拥护，写了一副对联以表心志。上联是：云梦泽早已非泽；下联是：洞庭湖即将非湖；横批：快上三峡。
4月23日，重庆市副市长窦瑞华谈到三峡工程对重庆市的影响时说：“虽然会有许多困难，但如果处理得当，三峡工程将给重庆带来新的机遇。”
台湾记者的视野
1992年3月30日，台湾《联合报》在《人大会三峡工程大论辩难得一见》的标题下，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发自北京的一则报道，全文如下：
备受各方关注的三峡工程议案，成为本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上的热门焦点议题，尤其是负责审议三峡工程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更对这项跨世纪巨大工程展开热烈讨论。中共主管官员亦多次到场听取人大代表的正反意见，并对三峡工程作出政策辩护。人大代表与官员之间围绕三峡工程进行难得一见的“对话”，是本次全国人大的一大特色。
“设想了70年，调查了50年，勘测了40年，争论了30年”的三峡工程，已经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兴建，至于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只是一项程序。诚如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开议之前会见一些省市官员时即称：人大代表以负责任态度提出不同意见，有助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更加全面；而水利部长杨振怀亦表示，中央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有把握的，希望地方能“服从全局”。
三峡工程对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湖南省有利，来自该地的人大代表支持三峡议案，自无疑义；而位于三峡库区的四川省受到影响最大，全国人大四川团于是成为反映不同声音最多的地方，他们对三峡工程论证报告纷纷提出质疑，认为中央论证工作不够科学化，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论证，不宜贸然上马。
三峡工程应否上马属于经济问题，人大代表陈述反对意见，不致触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因而他们在讨论过程中犹能侃侃而谈，来自四川省的代表们更利用机会畅所欲言，充分反映当地百姓的疑虑。
而中共官员面对来自人大代表的种种质疑，也提出论证报告结论，作为政策辩护的依据，做代表们的工作，企图以科学数据说服代表投票支持三峡工程上马。
三峡工程工期长，投资大，需要迁徙移民人数多达百万之众；各方担心的是，在现行中共政治体制下，能否周详规划并将灾害风险减至最低？尤有甚者，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是否能藉助某种有效的方式来制衡人为的干扰，以及官本位思想可能产生的错误发生？
三峡工程议案在本届人大定案已是定局，连重庆人大代表也表示虽然在会上传达当地反对民意，但在投票时还是要投赞成票。邓小平曾言：“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决不会草率从事。”
然而，当地方民意与中央意旨不一致时，作为中共最高权力机关成员的人大代表如何取决，确实是代表们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争论仍在继续
我们知道，关于三峡工程的方案，关于三峡工程的实施时机及条件，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组织，乃至关于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等等，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和争论一直持续到人大决议通过的前后。
3月30日，在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上，针对对于工程的不同意见，万里委员长说：这项工程巨大，牵涉面广，国务院对此一直十分慎重，组织了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40多年的论证。论证的结论是兴建三峡工程效益显著，利大于弊。既然如此，就不应再议而不决了……当然，同意兴建三峡工程也并不是马上就上马，只是批准国务院将它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不管在批准前或批准后，都欢迎代表继续提出意见。
在这期间，记者采访了一些知名的持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他们多年来坦诚进言，从另一个方面推进了论证工作。
3月29日，在中顾委委员、前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同志的家里。李锐可说是最早对三峡工程持异议的代表。1956年，他和林一山就三峡工程开始公开争论。1958年，党中央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请林、李到会陈述各自观点，并提出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那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决定李锐兼任他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上，李锐因彭德怀问题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从此从政治舞台上消失。1979年恢复工作后，李锐仍通过上书、著述，反复强调推迟上马的意见。当记者对李锐进行采访时，他明确表示坚持“现在不能上马”的观点。虽然历经磨难，李锐仍然显得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以湖南人特有的热情谈起自己如何与三峡工程结下不解之缘，又如何至今欲罢不能。
李锐不同意把防洪作为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他说：“现在虽然与50年代条件大不相同，但并非在经济、技术和生态环境上都绝无问题了，特别是泥沙淤积等不少关键问题，还难下最后结论。世上有些事情包括战争允许冒一定风险，可是三峡工程关系四川、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国家安危之事，绝对不允许冒一点风险。当务之急就是要认真抓紧完成历年提出的长江中下游防洪方案，因为这是最有效、最易办、最省钱的办法。中外古今的防洪实践，最有效的是采取综合措施，即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的选择和最佳结合，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情、因河、因地而异。我认为三峡工程还是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4月1日，记者访问了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田方及林发棠教授，他们是从研究移民问题开始接触三峡工程的，按他们的说法是：“一旦钻进去，便出不来了。”几年来多次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反对三峡工程近期上马。田方对我说：“这个工程不光是修坝的工程技术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军事、环境等等，不能光让专业性的部门去论证。1991年的洪灾不能证明三峡工程必须上，只是说明过去水利工作方针有缺点。洪涝灾害是因河道太浅，修多少坝也挡不住洪水。如果修三峡坝，只能挡200万立方米水，发生1954年型的洪水，下游防不了洪，上游反会加重。”
林发棠说：“如果说通航，在几十公里狭长的航道上连续五个升船梯级，很不可靠。我们认为应先开发上游和支流。大西南是我国现代化有后劲的地区，水力资源丰富，目前只开发了6！7%。”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三峡工程论证防洪专题组顾问陆钦侃，在两会期间曾在电视台发表了不同意见。记者4月6日登门拜访时，他表示对长江防洪问题的隐忧。他说，长江最大四个月的洪水量8000亿立方米，是黄河最大4个月洪水量的22倍。宜昌1870年最大洪峰流量是10.5万立方米/秒，与黄河陕县1843年调查的洪峰流量差3倍。长江洪水量特别大，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治理，包括河道清障、堤防、分蓄洪区、排涝设施、干支流水库和水土保持等。如果说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不可代替，那其他措施也是不可代替的。三峡工程只是综合防洪体系的一部分。三峡工程可以削减洪峰、减轻向南漫溃对洞庭湖区的巨大灾害，但中游和上游的防洪矛盾将很尖锐。三峡工程工期18年，20年移民完成才能发挥设计的防洪作用，长江1931年和1954年发生严重的全国性大洪水，间隔23年。自1954年至今已37年之久，近期再发生这样大的洪水的可能性很大，决不应存侥幸心理。陆钦侃拥护中央对三峡工程一贯所持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认为应选择合适时机，不同意早上、快上的意见。
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是根本反对修建三峡工程的。1957年，他曾对当时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苏联专家方案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一度陷入困境。4月7日，记者到清华园访问时，80岁的黄老看起来仍十分健康爽朗。他直言快语：“我是主张永不可修的。我青年时代从美国留学回国，在长江上做了很长时期测量队长。1938！1942年，沿长江赤足走了3000公里，有一次几乎淹死在激流中。我发现河底石子是在运动的。河流造床质是卵石，下面是岩基。有些专家把长江水说成只是含悬浮的泥沙，是不对的。由于卵石移动，建大坝后，卵石排不出去、会形成堵塞。我一直坚持反对在三峡修坝。”
90高龄的施嘉炀教授是我国当代最早的水利学专家。他是主张低坝方案的。4月9日，记者来到他家。青年时代是体育能手的施老，至今仍然精神饱满，甚至兴致勃勃地陪我们逛了清华园。他说：“我同意上三峡，但主张低坝。我在水位组任顾问，1990年7月第二次提出采用160米正常蓄水位方案。交通部门反对，说枯水期对航运不利。我认为不一定要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凑一个吨级没必要。175米要5级船闸过坝，160米只用3级，移民和工期可大大节省。从人防观点看，160米是合理的，放到安全水位的时间比较合适。我们还是要从最坏处着想。”施老拿出他计算的大量图表、计算稿，反复解释自己的论据。看到那么厚的手稿、那么密密麻麻而又清秀整齐的字迹，真难以相信这是一位九旬老人亲自劳作的成果。
4月21日，记者到成都。在北京听说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张广钦曾就三峡工程多次上书言事，便想有机会一访。4月23日，张广钦亲自到宾馆来找我，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张广钦现任四川省政协顾问、四川省顾问等多项职务，还继续研究西南地区开发问题，主持编写了《论开发长江上游》等著作。他谈到自己从当水电厅厅长开始接触水电事业几十年的体会。他说，有人说要保下游1000万人口，但三峡修好解决不了武汉一盆水问题，也解决不了荆江分洪问题，而现在对上游危害考虑得不够。国民经济实力有限，说是三峡上了，支流照样可能上，我不大相信。建设总是要抓重点的。中国共有3.7亿千瓦可供开发的电力，云贵川就占1.7亿千瓦。而防洪只要上游多修几个水库就行，解决了下游80%的问题，而先修上游水库投资少。张广钦提出：“长江主河流中段建大坝不可取，鲧治水的老路――堵的办法，是效法不得的。”
听说成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及工程系正在开展三峡工程的专题研究，记者便拜访了这个系的主任，同时也是这项课题的负责人郭涛。郭涛对记者说：“我们实地进行了多方考察，认为三峡工程弊多利少。我想特别提醒，任何水库都是有寿命的。三峡工程建成后几十年，水库淤塞了会怎么样？”
三峡牵动千万人的心。大家都在关心它。民主的讨论将会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完整和深入。
针对种种关于工程的议论，记者决定访问在三峡工程论证工作中负有领导责任的专家，希望能得到全面的、正确的解释。
4月2日，学部委员、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能源部总工程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潘家铮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