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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29)

  与克林顿会面的包括民建联主席曾钰成、民权党主席陆恭蕙、前线召集人刘慧卿、以及证监会主席梁定邦、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大律师公会主席余若薇、律师会会长周永健、广播处长张敏仪等。

  民建联主席曾钰成表示,会面时间约一小时,属于自由交谈方式,所以难以深入讨论问题。但他形容会面相当轻松,他感觉到克林顿和其他访华的美国政界人士对整个行程反应不错,收获大,这是他乐见的。

  他认为,克林顿并没有就香港的政制应该如何发展提出意见,这是合适的。他指出,克林顿在两次公开演说中都表达了对民主自由的支持,相信他了解香港的政制发展应由港人自行决定,因此没有提意见,这是作为总统应掌握的分寸。

  曾钰成不认同让一个外国领袖去告诉中国香港应该怎样做,他也不相信以克林顿的政治智慧会这样做,否则他会感到奇怪。

  对于克林顿首先单独会晤李柱铭,各界人士稍有不满,表明如果会见各政党代表时采取一个区别对待的方式,会考虑不接受。但他们在会面前不知整个安排如何,今日才得知有这种区别对待。曾钰成说,作为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摆出对某一政党特别支持的姿态并不合适,此举有干预香港政治的嫌疑。但他对克林顿来访表示欢迎,希望他能再次访问香港。

  中午,任何人来到中区大会堂都会觉得事不寻常。周围都是警察,而大会堂门口亦设有保安检查装备。不过,与平日的保安措施相比,明显宽松多了。采访记者向穿便服的保安人员说一句“订了位吃午饭”便通行无阻,与克林顿其他行程的戒备森严比较,有天壤之别。

  来到酒楼,立法会议员李华明也正好在此午膳。他见到记者,第一句就说:“听说克林顿要来‘饮茶’。”为此,连接市政局停车场的大会堂进口也被暂时关闭,李华明要绕一圈才来到酒楼门前。其他私家车,也要改泊到立法会楼下。

  酒楼大堂早已作好准备。前排两列桌,用一条红绳围着。酒楼负责人已经向熟客透露,美国总统即将大驾光临,并邀请一两家人坐在红绳之内。不过,有人害羞、有人不想“上镜”,扰攘了十数分钟才安顿下来。约1时30分,克林顿与希拉里在随员簇拥下现身,立即引起哄动。茶客纷纷涌上前去,而克林顿也全无拒绝之意,主动走到角落位置,与几位小朋友握握手。

  稍后,克林顿和希拉里一行就坐到角落里的一张12人桌。克林顿的位置,面向维多利亚港的一列大窗,背向其他茶客。但热情的茶客纷纷围在红绳以外,指指点点,亦有人拿着相机,为克林顿拍照。

  不过,十分钟之后,克林顿的点心上桌,保安请大家归座,尤其不许拍照。保安说,总统不希望进食时被打扰或者摄入镜头,因为这是私人时间。

  记者与克林顿隔了两张桌,可以看到炸春卷、芋角、叉烧包等一一上桌。在一小时内,记者看着克林顿的筷子几乎没有一刻停下来。他使用筷子的技巧相当纯熟,一看就知道久经训练。

  每上一道点心,他第一时间就“起筷”并一直吃到最后的生果拼盘,才改以刀叉上阵。这一顿,吃了500多元,随员以美资银行的金卡付账。

  午饭接近尾声,三个曾与克林顿握手的小朋友,在母亲建议下,以英文写下姓名、电话、地址及希望与克林顿合照的要求,交给随员。克林顿在离开前满足了小朋友的拍照要求,并与在场茶客、酒楼员工握手示好。

  下午1时至5时,总统与其家人自由游览本港。在自由游览期间,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与女儿到尖沙嘴一些购物区“逛街”购物,特区政府安排了些官员陪同她们逛街,当中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李丽娟和库务局局长俞宗怡等。

  在中环一间售卖唐装的店铺里,总统夫人和她的女儿逗留了一个多小时,购买了一批成衣,包括便服、睡衣、丝绸以及七只有邓小平画像的手表,全部的总值超过一万元港币。店铺老板邓先生表示,希拉里的态度非常和蔼,而服装店设计及采购部经理蔡小姐则表示,总统夫人较为喜欢沉色的服装。据了解,此间服装店在几个星期之前已经知道有贵宾光临,美国政府的保安人员亦都到场视察过环境。

  下午5时,克林顿总统在君悦酒店举行访华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克林顿回顾了到港之前在中国内陆的访问活动。他说:“我访问过一个自由选举出自己领导人的村庄,见过能传递整个世界的观点、信息及图片的电话和电脑,有机会通过全国电视网络直接地和中国人民谈论为什么我们对人权和个人自由有如此高的价值取向,还参加过在北京一所教堂里有2000人的礼拜。我在北京大学和将成为下一代中国领导者的学生讨论过,也和那些致力于改革法律、学术、商业以及艺术的人讨论过,还同参与电台热线节目中的普通中国人谈过话。在上海,我看见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股票交易所和一幢幢的摩天大厦。在桂林,我会见了环境专家并讨论了中国在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时的挑战。在香港,我将结束这次旅行。在此我希望中国将会成为在法制之下一个享有言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非常繁荣的地方。”

  讲话之后,他坦诚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包括一些敏感的政治和人权问题。在谈到他对江泽民主席的印象时,克林顿说:

  首先,我对江泽民的能力非常景仰。就在前些年,人们还普遍认为他只是一个过渡型的领导者,但和他第一次接触后,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他极有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中国领导人的角色。他的智力非同一般,精力过人,非常有活力,有远见和想象力,他的这些素质对于我们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非常重要。尤其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助手,就是朱?基总理,可以协助他执行政策,我相信我们有潜力达成战略性伙伴关系。但是,江泽民仍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对此,美国愿意和中国做一个战略性伙伴关系,而不是围堵中国。我们的人权政策背后并没有隐藏什么更进一步的战略动机。看起来中国是在合适的时机拥有了适合的领导者。他们了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实质。他们的未来看起来也很好。中国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和十年前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比起来,中国已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我认为,中国也需要理解,他们仍需继续在这方面加强,这才是正确的事情。

  记者会后总统与美国驻港领事馆人员作私人会面。

  克林顿比原定时间提早了两个小时离开香港,并且取消了乘坐天星小轮横渡维多利亚港的行程。据美国新闻署解释,克林顿提早离港,是为了赶在美国独立日之前回到华盛顿,总统必须在那里主持国庆典礼。

  前往机场送行的包括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马毓珍以及美国驻港总领事包润石等。总统专机晚上11时左右起飞,至此,克林顿总统结束了中国访问的九日行程。

  克林顿总统对香港地区及商界领袖的讲话

  1998年7月3日上午10时42分,香港会议中心,克林顿总统对香港地区及商界领袖发表了讲话:

  非常感谢。杰弗?缪尔,维克多?冯,谢谢你们的讲话,也谢谢你们对我的招待。我感谢香港贸易发展局和美国商会的全体成员使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感谢你们这么多人今天早晨前来听我回家之前,除了记者招待会以外最后的演讲,而记者们是不会允许招待会变成演讲的,对我的妻子及家人,对参议院代表,内阁和白宫的成员们来说,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访问,我们很高兴访问将在这儿结束。

  我想对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戴利部长,参议员洛克菲勒,参议员波克斯,参议员阿卡卡,众议员丁格尔,众议员汉密尔顿,众议员马基,以及其他行政人员各和随我进行这次访问的美国公民们致以特别的感谢。这次访问为期较长,有时难免疲倦,但我相信对中美两国人民来说它都是卓有成效的。

  我很高兴又到了香港。我告诉过行政长官董先生,以及昨晚宴会的人员,我确实――我可能是第一位来香港的美国在职总统,但这是我第四次来这儿。我以前三次来过这里――一次是和希拉里一起――都是在那段我们回顾时称之为我们活着的时候,(笑声)在我成为总统之前。我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来这儿。

  我们的访问在香港结束是很合适的,因为对我们美国人来说,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中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将来它一定有着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和振奋人心的企业气氛,这一点可以在这儿在香港看到。

  由于缺乏自然资源,香港一直依赖于最重要的资源――人。企业家、艺术家、幻想家和勤劳者,每天人们都为整个世界的美好而奋斗。香港人梦想过、设计过、建造过一些世界上最高的楼和最长的桥。当香港的土地用完了,人们就走向海洋开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对来自内陆的人来说似乎难以想象。

  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今天来此谈论美国和亚洲各国的关系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强调我们将来与中国的关系,今天我想重申一遍,并再提一提前两位发言人已经说到的几点。但我想将它放到整个亚太地区里一起谈,毕竟整个地区对香港的成功至关重要。

  对促进亚洲的稳定和繁荣,我们有着基本的兴趣。我们的未来紧紧和亚洲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出口、进口和投资在亚洲国家都增长了一个很大的百分比。作为总统,除了这次访华,我还到过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并接待了更多的来访。我和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就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都进行过讨论。最近在南亚和印尼,在整个地区的金融市场上的问题,提醒美国人民,我们的未来是如何与亚洲的未来紧密相连的。

  在两个世纪当中美国和亚洲各国建立了广泛的、丰富的、复杂的、积极的关系,最初由贸易缔结,偶尔会由于误解而变得紧张,经历了记忆中的三次战争的洗礼,因为思想、理想和文化的自由流动而变得丰富。现在,很明显,在21世纪的曙光下,我们的将来不可避免地被连在了一起――我说过,美国记得在亚洲进行的三次战争,我们要把避免另一场战争看作自己的使命。

  我们在亚洲的安全基石仍然是我们与五个主要民主盟友的长期的关系――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我们在亚洲的驻军是稳定的基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丝毫没有对疆土的野心。

  这一点在朝鲜半岛上是最明显的。在那儿,每天仍然有四万美国军队巡逻在曾经发生过并可能还会发生战争的边界上。我们显然有兴趣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我们将和中国一起付出努力,致力于四方会谈,鼓励南北朝鲜直接和公开地进行对话,与北朝鲜达成协议终止他们的核武器计划,并且坚持北朝鲜做同样的事情。

  我被韩国的新领导人金大中的坦诚和充沛的精力所鼓舞。上个月他在致我国国会的信中说:“让一个人在太阳底下脱衣服当然比在寒风中容易多了。”

  当然,我们的安全也因为与繁荣稳定和不断发展的中国建立了积极的伙伴关系而得到了保障。中国将和我们一起在南亚的核武器问题上、亚洲经济危机上、朝鲜半岛的和平进展等问题上付出努力。

  我们与亚洲最古老的联系是那些商业贸易,现在它们已逐步发展为我们之间最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第一批贸易者在200多年以前在这儿买的毛皮和棉布已经让位于软件和医学设备。香港是亚洲移动电话的头号消费者。今天,我们出口的三分之一和大约400万个工作依赖于我们与亚洲的贸易。如以前所说,1000多个美国公司已经在香港独立开业。如我们最近几个月所看到的,当东京或香港的市场颤抖一下,就会引起全世界的震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仅仅要想办法减轻亚洲的经济困难,而且希望通过亚太经济组织的领导会谈来使亚太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形成制度的原因。这个会谈开始于1993年华盛顿州西雅图,从那以后每年召开一次,为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致力于加深我们与中国经济伙伴的关系,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体制接轨的步伐的原因。

  任何对我们的关系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美国通过贸易来支持中国的发展。毕竟我们购买了中国出口的产品的30%――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远远超过我们占世界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我们非常想让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我们了解中国政府在使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他们必须想方设法让在国有企业中下岗的人能适应变化的经济,并且重新找到工作,能够教育他们的孩子,找到居所并且在稳定社会中取得成功。

  所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想不想让中国参加――我们当然想。公平地说,真正的问题也不是中国愿不愿意担负起作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贸易伙伴的责任。我相信他们愿意。问题在于你怎么来解决开放和国内体制改变之间的冲突。开放味着通过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来进行投资和贸易,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导致迅速的经济转型。这显然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正在努力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相信最终会达成协议。我们理解由于国内的困难中国不得不进行一些过渡的思考,我想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美国是非常想让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我们希望你们尽快一些而不是慢一些,但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到美国的还要考虑全球的利益。

  我强烈支持普通贸易的扩大和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我们离开前不久国会筹款委员会的投票大大鼓励了我。我希望我们会成功。我想你们任何人做的任何支持现在的规定的事情,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领域,都将会非常有助于我们向前发展。

  除了贸易和安全联系,美国和亚洲还因血缘而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联系。今天有700万美国人是亚洲血统,并且亚裔美国人在公民中的比例还在不断迅速地增加。这些人正急切地找到他们的根或保持他们的传统。就在去年有340万的美国人到亚洲旅行;780万的亚洲人到美国旅行。为了学习,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远渡太平洋,这样建立起来的友谊将会是21世纪的合作与和平的基础。

  我们在亚太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在东方人心中和西方人一样熊熊燃烧,从日本到菲律宾,韩国,到蒙古,民主在亚洲找到了长久的家园。

  随着世界变小,亚洲和美国的纽带――政治纽带、血缘纽带、贸易纽带、安全纽带――只会变得更牢固。看看这个小统计:1975年美国和亚洲之间的电话通话是3300万分钟;1996年42亿分钟,增长了127倍。这还不算将会引起真正震撼的网络的发展。

  现在,作为这一切变化的结果,我们大家都获得了一个时代的重要机会去扩大和分享人类知识的宝库,分享人类财富的大厦,共同对疾病和贫穷开战,共同努力保护环境,共同弥合古老的历史和文化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太多的摩擦和误解。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日益开放,改变的速度,全球经济的特性,所有这些都将带来扰乱。它们给那些为信息时代做好准备和没做准备的人之间增大了贫富悬殊的危险。它意味着无论是经济还是环境问题,开始于一个国家就会很快地影响到周边国家。这意味着周边国家的安全更公开地受到威胁,在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有组织犯罪以及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气氛中我们变得更加易受伤害。

  现在,既然我们都意识到这是我们的共同兴趣,并且它会促进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将怎样深化中美关系呢?我认为从刚过去的几年中我们能得到三条基本的教训来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路。

  第一个教训是,发展经济和人才而不是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每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最好路径。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正在远离而不是发展核武器,远离那种愚蠢的、以武力的强弱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来决定一个国家对未来的影响力的看法。

  因此,印度和巴基斯坦最近的核试验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而对于两个潜力无限的国家这就更让人遗憾了。在美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为美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在他们的祖国理所当然地能为推动国家的发展进程做得更好。两国都有可能在21世纪获得真正的、各不相同的、根本上的繁荣,但如果它们把人民创造的财富用于发展核武器和巨大的军事装备,前途就渺茫了。

  我们与中国及其他一些重要国家达成默契共同阻止印度半岛上日益加剧的武器竞赛。我们不想孤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我们想将它们从自我毁灭的危险和过程中解救出来。我们鼓励双方停止核试验,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用和平对话来解决争端。

  我们在未来应该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只有当政府在执政中做到坦率、诚实、公正、对市场进行规划和监督而不是计划命令时,一个国家才会享有真正的持久的繁荣。

  太多的泡沫经济,太多的高楼大厦空着,未付欠款,是因为它们建立在任人唯亲、腐败、过度贷款等岌岌可危的基础之上。它们突如其来的严重的后果大大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金融危机,大家都比我了解,已经触及到每一个国家并已跨入亚洲的门槛。恢复金融稳定和增长是不容易的。这要求在政治上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和极大的勇气。美国将尽全力帮助亚洲国家恢复健康的金融秩序。我们对金融的恢复繁荣抱有极大兴趣,并开始重新在亚洲投资。

  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将吸引所有的出口,尽我们可能地保持亚洲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能享受汹涌而至的投资。世界上所有地方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对美国经济稳定的增长是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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