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31)
我感觉到，与中国保持一种建设性关系，其真正的关注是安全的原因和经济的原因，而且我们并没有把人权问题放在非常显著的位置上，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任何一位总统都会说，一旦你干上这种工作，你就会多少理解了所有政策都有其微妙之处，不当总统就不理解。但是我又认为，平衡地说，在接触战略中我们有着比以前要多的人权因素，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
我所做的努力，就是同中国政府争论，我这样做并非在于我们当众向他们施压，而是在于这是正确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就是改变整个政策。总而言之，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一向表现出，我的看法是，重大的误解，包括中国对我们所提议题的动机的误解。
通过直接与中国人民交往，从与（江泽民）主席的交往开始，尤其是通过利用这次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举行的自由公开的辩论，我觉得我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内为推进人权问题的解决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所展开的新的――迄今为止也是史无前例的――公开辩论，将会推进（人权）进步。我们认为，还要有许多纪律约束，还要作出许多努力。但我们认为，这种战略最有可能推进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事业。
问：我是爱尔兰时报的记者，我提一个问题。总统先生，我知道您在这次行程中一直密切关注着北爱尔兰的局势，而且您还在“空军一号”上就北爱尔兰本周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打电话给爱尔兰各党派的领导人，同他们谈论过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请问，关于北爱尔兰发生的焚毁十座天主教堂的事件，您对反对派会有什么说法？我还想问一句，既然北爱尔兰大选已过，您是否可能在今年访问北爱尔兰？
克林顿：是的，我的确和特瑞堡先生和休姆先生通过电话，祝贺他们的政党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取得的领导地位――当时正值大选的前夕，我是指领导人的选举――我们估计到特瑞堡先生将会当选，而第一副职将在休姆先生或党内另一位候选人马龙先生中产生，后来是马龙先生当选。当时我想同他们讨论美国如何能继续支持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化解围绕着游行季节发生的冲突，特别是德拉姆克里大游行的紧张局势。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他们说将尽力争取选举成功。他们想就和平进程征求当时正好在北爱尔兰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意见，还想与（爱尔兰）首相霍恩进行联系和磋商，并且希望我们同意在那些日子直到大游行尽可能多地保持联系，以便把事情做好。我认为爱尔兰人民应该给这个新议会一次努力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我是说北爱尔兰人民。我还认为如果任何一方对游行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感到失望而不顾大局的话，那将是个悲剧。我们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很显然，我个人认为焚毁教堂这一行为极其恐怖。在我们国家，最近几年以及民权运动的时候，都发生过多起烧毁教堂的事件，这反映出我们有些人在逆境时会爆发非常黑暗的冲动。我在此呼吁，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干这种事的人，你们要把教堂从你们的名单上去掉，你们要把暴力从你们的行动表上去掉。
问：总统先生，今天早上你提到日本银行改革方案，你还说这些改革值得欢迎。你是否认为这些改革以及其他那些金融措施可以制止日元的滑坡，防止日本经济进一步衰退？日元滑坡和经济衰退是否会把恐慌扩散到中国、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
克林顿：日本经济增长放慢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增长也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例如，当看到香港这里的经济失调，就能明白，如果日本不景气，就会发生地区性的连锁反应。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和其他国家都出了问题。
我要再次强调，我认为中国做得很好，维持了人民币的稳定，而且没有参与使货币竞相贬值。我希望中国继续这样做。但是，除非日本（经济）可以重新恢复增长，否则我不认为有人会真的认为亚洲的金融形势会好转，而且恢复全球经济景气，不给美国和其他国家造成破坏性影响。我们所有国家在此（亚洲）都有既得利益，所有国家对日本人民都有良好的期望。
我感到很受鼓舞，（日本）首相宣布了这项改革计划，他考虑了几天就宣布了。而且我认为，市场需要的是实际行动，还需要一种感觉。如果实施了这项计划还不足够的话，那就再想办法。
在我看来，认为日本经济会进一步达到计划的要求，这种看法并不太合理。日本在经济上还是很强大的，是一个自由社会，有大量的杰出人才，商业很成功，潜力还待开发。几乎可以说现在出现了历史上不正常的现象。现在我们已经大致知道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了。但我非常非常地希望，那些大选尽快有结果。不光是在日本政府那里，而且在日本人民那里，都会有坚强的决断力和自信心的。我也非常非常地希望，我们大家尽其所能助日本一臂之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是，让日本的经济复苏过来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认为仍然可做，因为日本人民和日本经济究竟具备了基本的力量。但是我又认为，这需要采取一些真正的联合行动。即使最初的步骤不奏效，也要继续坚持下去。要坚持努力，直到局面好转。
这和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情形不同。当时美国的恢复用了许多许多年，因为那时我们跌得更惨，远比日本今天的情形差得多。而且在30年代，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既没有复杂的认识，也没有复杂的经济、复杂的能力，而这些日本现在都有。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我们大家，包括美国和中国，对日本既要有良好的期望，又要有决心。但是要理解，我们可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日本则要全力以赴。不过我认为，这次大选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些机会的。
问：总统先生，这个星期您和江泽民有过数次公开或私下的接触，您能否对他个人做一个评价，不仅从战略性伙伴的方面，而且从一个领导人和中国变革的促进者的角度，谈谈您对他的看法？
克林顿：首先，我对江泽民的能力非常景仰。就在前些年，人们还普遍认为他只是一个过渡型人物。但和他第一次接触后，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他极有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的领袖。他的智力非同一般，精力过人，非常有活力，有远见和想象力，他的这些素质对于我们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非常重要。
他有很好的想象力，他有远见；他会描绘图景，构想与现在不同的一种未来。尤其是他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朱？基总理。朱？基具有出色的技术能力，盛传他对消极怠工、对官僚体制、对无所事事固步自封深恶痛绝。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有相当大的潜力达成战略性伙伴关系。
但是我认为，和其他人一样，江泽民需要努力去争取支持他的选民。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相信，这次访问会使我们构建一个良好的、积极的伙伴关系。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美国希望中国好；我们并不想围堵中国。我们的人权政策并不是什么手腕，没有隐藏什么更进一步的战略动机。我们确实是这样看的。我们相信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我们相信从长远的眼光看，作为一个具体的问题，对中国是最好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中国在合适的时机拥有了适合的领导者，而且他们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的实质：咄咄逼人和庞大。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和十年前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比起来，中国已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我认为，中国也需理解，这是一个展开的过程，他们需要继续努力。我希望在中国我们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问：我想接着这个话题提问。那三次全国电视实况转播，您是否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江主席对您个人的报偿？
克林顿：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也可能是这样吧――我觉得这是江泽民对我们之间建立正确关系充满信心的一种个人体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江泽民主席可以非常有信心地面对中国人民来回答问题，他不仅回答中国媒体的问题，也回答美国媒体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报偿，正确地说是信心。我可以告诉你，这之后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你知道的，我到了上海或者飞来香港，我遇到很多很多人，都对我提及这件事。这件事确实是有意义的，它改变了以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全部性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做法很好，我也坚信江主席的做法也很好。
问：尚慕杰大使在本周初说，他相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即将结束。您刚才也说到民主将要在中国实现。您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表吗？您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吗？
克林顿：我当然希望如此。（笑声）您这就如同在问――我并不想弱化这个问题，不过让我这么说吧――您相信妇女会当选为美国总统吗？我相信。你认为这是件好事吗？我认为是好事。你认为什么时候到来？我不知道。谁来作出这种决定？美国人民。
我说过，我相信，有远见、有勇气和想象力的领袖会发现办法，将中国放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保持下去。而且我也相信，就算人们正身处改变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不会像我们一样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上正确的选择。但他们能够认识到，这样做是利益使然，他们的国家将会更强大；他们能够认识到，人民会作出反应的。看一看过去50年的中国历史，看一看那些反反复复的事件，如果要想避免这种激烈的动荡，就必须要有一些建设性的做法。凡是有冤屈不平的人，不论他们是对是错，――即使是批评家，也不可能句句都是对的；政府也是一样，政府官员也不可能都是对的――要有一个常规的渠道让人民去表达不同的意见，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前后一致的过程，近乎一条直线通向未来，而不是反反复复地动荡。这是一种能力，说出心里话的能力，即使你觉得不能传播这些想法，但说出心里话本身就是有力量的表现。
因为如此，我所希望的就是――中国领导人深深打动我的，是他们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们总是注意寻找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是很明智的。我国人民应该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历史有可能与现在和将来有关系，也有可能没有关系。假设这样考虑问题，如果我来处理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阶段的话――顺便说一句，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上海市长告诉我说，过去两年中，上海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达120万，但他们当中的100万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而这只不过是在中国的一个地区。如果我来处理这种转型的话，我将设法使这种转型上轨道，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猛烈的摇摆，不使其陷入失控的局面。
总而言之，我的希望已经实现了，我的希望还将继续实现。
瑙勒尔先生，我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结束了――你们也许还想多买些什么吧。（笑声）
问：假如照你的观点，“建设性接触”是正确处理中国问题的政策，那为什么不用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如古巴？为什么对古巴就不合适了呢？
克林顿：也许你原本不是想问这个问题（笑声）――我是说，我还以为你要提标准的问题。我认为每一种政策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说到古巴，我们曾试着做过努力――你还记得吧――我们曾经不止一次以良好的诚意与古巴接触过，就是我们用在中国的那种可以发展互动的方式。
1992年国会通过了后来布什总统也签署了的《古巴民主化法案》，我在当时的竞选期间也予以坚决支持。根据这个法案，我们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行车路线图。我们可以怎么做、古巴可以怎么做的那种平衡的行动。我认为，我们是按照这个行车路线图循序推进的，直到一些人，包括美国公民，遭到违法伤害，甚至被杀害。这些事件导致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在此以后，甚至在教皇访问古巴后，我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也就是根据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我有权采取的那些行动，试图促进人们和古巴人民的交往，加强作为公民社会工具之一的宗教的力量，并且试图发出信号：我并不希望美国永远和古巴人民相互疏远。
我确实相信我们有其他的行动选择，我认为古巴是一个例子，因为它与美国近在咫尺，因为我们在这个地区所占据的位置，我们的政策成功的机会是不小的。即使如此，问题是，无论奉行什么政策，还要有耐心，有耐心地去努力，心里怀着希望，这些努力最终会有成效的。没有什么能使我更高兴的是，如果我们能得到清晰的讯息，古巴愿意更开放、更自由、更民主，愿意为一个共同的未来努力，愿意同这个半球的国家在一起。你知道，除了古巴，我们这个半球的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制。所以我很愿意看到――没有什么能使我更高兴的事了――看到我们两国人民最终能建立友好关系，特别因为在我们国家里居住着庞大的古巴裔族群。谢谢各位。
香港：起点与归宿
香港是克林顿此次访华的最后一站。为什么选择香港作为行程的终点呢？克林顿本人提供了一些答案。据7月4日《香港商报》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离港前的记者招待会总结他的访华行程时说，他在这次访问中看到，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的潜力很大，两国关系已走上更为积极和富有成果的轨道，这对中美双方都是有利的。对全世界都有积极作用”。
克林顿在谈话中指出，他从古老的西安，走到现代的北京，又走到中国的将来――上海和香港，看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他在中国的接触面是很广泛的，从国家领导层到农村、学校、教堂、证交所，他可以通过电视、电台向全国人民谈论人权价值和个人自由观。他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否认中国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克林顿在谈到他对中国国家领导层的印象时说：“中国现有的国家领导层是能够改变中国面貌，能够带领中国面对未来的。”这就是说，香港虽是他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却是中国未来的开始。
原来克林顿是想看看中国以西安为代表的历史传统，以北京为代表的现在和以香港为代表的中国未来。他的行程安排如愿以偿。可以推测，他的用心并未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拒绝。
国家的友谊到私人的友谊
如同克林顿在北京所说的，他与江泽民主席在过去的五年中见过七次面，如此频繁的接触，自然会在代表国家的交往中结成个人的友谊。若考虑到他们年龄之间的差距，也许称这种友谊为“忘年交”更为贴切。
6月29日香港《文汇报》转载路透社的一篇电讯指出：江泽民与克林顿可能是世界政治中最独特的一对朋友，分别贵为首屈一指资本主义大国和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但在他们有时态度强硬地说出他们之间歧见的后面，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在发展一种美国人认为行之有效的友好关系――并提供许多变化的空间。白宫官员认为，克林顿和江泽民有一种相互尊重的务实的关系。他们周六的记者会演变为一次辩论。江泽民首先令中国观众对让电视直播记者会实况感到惊奇。美国官员说，尽管美中关系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不过，双方现今能公开及坦诚解决它们的问题。白宫发言人麦柯里说：“他们能在分歧的领域做这些困难工作，没有大量苛刻的言语。”
据白宫官员说，克林顿和江泽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讲究实际的关系。另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你们看到的是两位非常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一种相互适应的水平，这使得他们能够讨论许多话题，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他们共同喜欢的电影。
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表示欣赏江泽民、朱？基的才华。他说：“我很欣赏江主席的才华。我认为他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以他的年龄或者是任何年龄来说，他的精力是极其充沛的。在这个多变的时期，他很有远见、有想象力、能够预见到未来。朱？基总理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作为两国高层互访与接触的制度化的体现，中国总理朱？基对美国的访问也在计划之中，这将是十多年来中国总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
成果一览表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这次访华之行，从政治的角度看，已经给双方带来若干显眼的结果。在国际政治方面，双方就控制南亚的核军备竞赛、防止核武器扩散和导弹出售等事项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双方在共同打击跨国贩毒方面建立了正式的协调机构。双方同意互不把核弹瞄准对方，决定加强中美在法律方面的交流（如培训法官和律师）和执法上的合作，并将进一步加强两军的互相交往，包括互派人员观察对方联合军事演习。双方还商定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上进行人权对话（包括举行政府间人权对话并设立中美非政府人权论坛）。这些包括法律、军事、人权和文化、经济方面的合作一旦生效，将大大淡化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根本对立。据6月28日香港《大公报》报道：星期六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会，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时期。中美两国在导弹和经济等问题上达成重要协议。这次首脑会最大的成就是双方达成核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首脑会上，共达成47点共识，以下是主要的具体成果：
加强核控制：
――互不瞄准：中美两国核战略导弹互不瞄准对方。
――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试：中美双方同意致力于防止印巴武器竞赛，促进这两个国家和平解决分歧。
――导弹控制：中国宣布积极着手研究加入导弹技术控制条约，中美两国年底将进一步就此进行磋商。
――化学武器：中国宣布扩大控制化学原料出口清单的范围，中美双方进一步加强控制军民两用化学物质的出口。
政治与安全对话：
――通讯：克林顿和江泽民肯定双方热线的作用，通过热线他们讨论了世界、局部地区和双边的种种议题。
――地区稳定：双方发表共同声明，加强增进地区局势稳定的对话，尤其是朝鲜半岛的政治对话。
两军关系：
我所做的努力，就是同中国政府争论，我这样做并非在于我们当众向他们施压，而是在于这是正确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就是改变整个政策。总而言之，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一向表现出，我的看法是，重大的误解，包括中国对我们所提议题的动机的误解。
通过直接与中国人民交往，从与（江泽民）主席的交往开始，尤其是通过利用这次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举行的自由公开的辩论，我觉得我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内为推进人权问题的解决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所展开的新的――迄今为止也是史无前例的――公开辩论，将会推进（人权）进步。我们认为，还要有许多纪律约束，还要作出许多努力。但我们认为，这种战略最有可能推进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事业。
问：我是爱尔兰时报的记者，我提一个问题。总统先生，我知道您在这次行程中一直密切关注着北爱尔兰的局势，而且您还在“空军一号”上就北爱尔兰本周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打电话给爱尔兰各党派的领导人，同他们谈论过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请问，关于北爱尔兰发生的焚毁十座天主教堂的事件，您对反对派会有什么说法？我还想问一句，既然北爱尔兰大选已过，您是否可能在今年访问北爱尔兰？
克林顿：是的，我的确和特瑞堡先生和休姆先生通过电话，祝贺他们的政党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取得的领导地位――当时正值大选的前夕，我是指领导人的选举――我们估计到特瑞堡先生将会当选，而第一副职将在休姆先生或党内另一位候选人马龙先生中产生，后来是马龙先生当选。当时我想同他们讨论美国如何能继续支持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化解围绕着游行季节发生的冲突，特别是德拉姆克里大游行的紧张局势。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他们说将尽力争取选举成功。他们想就和平进程征求当时正好在北爱尔兰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意见，还想与（爱尔兰）首相霍恩进行联系和磋商，并且希望我们同意在那些日子直到大游行尽可能多地保持联系，以便把事情做好。我认为爱尔兰人民应该给这个新议会一次努力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我是说北爱尔兰人民。我还认为如果任何一方对游行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感到失望而不顾大局的话，那将是个悲剧。我们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很显然，我个人认为焚毁教堂这一行为极其恐怖。在我们国家，最近几年以及民权运动的时候，都发生过多起烧毁教堂的事件，这反映出我们有些人在逆境时会爆发非常黑暗的冲动。我在此呼吁，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干这种事的人，你们要把教堂从你们的名单上去掉，你们要把暴力从你们的行动表上去掉。
问：总统先生，今天早上你提到日本银行改革方案，你还说这些改革值得欢迎。你是否认为这些改革以及其他那些金融措施可以制止日元的滑坡，防止日本经济进一步衰退？日元滑坡和经济衰退是否会把恐慌扩散到中国、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及美国？
克林顿：日本经济增长放慢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增长也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例如，当看到香港这里的经济失调，就能明白，如果日本不景气，就会发生地区性的连锁反应。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和其他国家都出了问题。
我要再次强调，我认为中国做得很好，维持了人民币的稳定，而且没有参与使货币竞相贬值。我希望中国继续这样做。但是，除非日本（经济）可以重新恢复增长，否则我不认为有人会真的认为亚洲的金融形势会好转，而且恢复全球经济景气，不给美国和其他国家造成破坏性影响。我们所有国家在此（亚洲）都有既得利益，所有国家对日本人民都有良好的期望。
我感到很受鼓舞，（日本）首相宣布了这项改革计划，他考虑了几天就宣布了。而且我认为，市场需要的是实际行动，还需要一种感觉。如果实施了这项计划还不足够的话，那就再想办法。
在我看来，认为日本经济会进一步达到计划的要求，这种看法并不太合理。日本在经济上还是很强大的，是一个自由社会，有大量的杰出人才，商业很成功，潜力还待开发。几乎可以说现在出现了历史上不正常的现象。现在我们已经大致知道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了。但我非常非常地希望，那些大选尽快有结果。不光是在日本政府那里，而且在日本人民那里，都会有坚强的决断力和自信心的。我也非常非常地希望，我们大家尽其所能助日本一臂之力，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是，让日本的经济复苏过来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认为仍然可做，因为日本人民和日本经济究竟具备了基本的力量。但是我又认为，这需要采取一些真正的联合行动。即使最初的步骤不奏效，也要继续坚持下去。要坚持努力，直到局面好转。
这和美国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情形不同。当时美国的恢复用了许多许多年，因为那时我们跌得更惨，远比日本今天的情形差得多。而且在30年代，我们很多东西都没有，既没有复杂的认识，也没有复杂的经济、复杂的能力，而这些日本现在都有。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我们大家，包括美国和中国，对日本既要有良好的期望，又要有决心。但是要理解，我们可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日本则要全力以赴。不过我认为，这次大选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些机会的。
问：总统先生，这个星期您和江泽民有过数次公开或私下的接触，您能否对他个人做一个评价，不仅从战略性伙伴的方面，而且从一个领导人和中国变革的促进者的角度，谈谈您对他的看法？
克林顿：首先，我对江泽民的能力非常景仰。就在前些年，人们还普遍认为他只是一个过渡型人物。但和他第一次接触后，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他极有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的领袖。他的智力非同一般，精力过人，非常有活力，有远见和想象力，他的这些素质对于我们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非常重要。
他有很好的想象力，他有远见；他会描绘图景，构想与现在不同的一种未来。尤其是他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朱？基总理。朱？基具有出色的技术能力，盛传他对消极怠工、对官僚体制、对无所事事固步自封深恶痛绝。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有相当大的潜力达成战略性伙伴关系。
但是我认为，和其他人一样，江泽民需要努力去争取支持他的选民。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相信，这次访问会使我们构建一个良好的、积极的伙伴关系。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美国希望中国好；我们并不想围堵中国。我们的人权政策并不是什么手腕，没有隐藏什么更进一步的战略动机。我们确实是这样看的。我们相信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我们相信从长远的眼光看，作为一个具体的问题，对中国是最好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中国在合适的时机拥有了适合的领导者，而且他们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挑战的实质：咄咄逼人和庞大。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和十年前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比起来，中国已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我认为，中国也需理解，这是一个展开的过程，他们需要继续努力。我希望在中国我们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问：我想接着这个话题提问。那三次全国电视实况转播，您是否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江主席对您个人的报偿？
克林顿：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也可能是这样吧――我觉得这是江泽民对我们之间建立正确关系充满信心的一种个人体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江泽民主席可以非常有信心地面对中国人民来回答问题，他不仅回答中国媒体的问题，也回答美国媒体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报偿，正确地说是信心。我可以告诉你，这之后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你知道的，我到了上海或者飞来香港，我遇到很多很多人，都对我提及这件事。这件事确实是有意义的，它改变了以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全部性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做法很好，我也坚信江主席的做法也很好。
问：尚慕杰大使在本周初说，他相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即将结束。您刚才也说到民主将要在中国实现。您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表吗？您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吗？
克林顿：我当然希望如此。（笑声）您这就如同在问――我并不想弱化这个问题，不过让我这么说吧――您相信妇女会当选为美国总统吗？我相信。你认为这是件好事吗？我认为是好事。你认为什么时候到来？我不知道。谁来作出这种决定？美国人民。
我说过，我相信，有远见、有勇气和想象力的领袖会发现办法，将中国放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保持下去。而且我也相信，就算人们正身处改变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不会像我们一样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上正确的选择。但他们能够认识到，这样做是利益使然，他们的国家将会更强大；他们能够认识到，人民会作出反应的。看一看过去50年的中国历史，看一看那些反反复复的事件，如果要想避免这种激烈的动荡，就必须要有一些建设性的做法。凡是有冤屈不平的人，不论他们是对是错，――即使是批评家，也不可能句句都是对的；政府也是一样，政府官员也不可能都是对的――要有一个常规的渠道让人民去表达不同的意见，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前后一致的过程，近乎一条直线通向未来，而不是反反复复地动荡。这是一种能力，说出心里话的能力，即使你觉得不能传播这些想法，但说出心里话本身就是有力量的表现。
因为如此，我所希望的就是――中国领导人深深打动我的，是他们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们总是注意寻找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是很明智的。我国人民应该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历史有可能与现在和将来有关系，也有可能没有关系。假设这样考虑问题，如果我来处理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阶段的话――顺便说一句，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上海市长告诉我说，过去两年中，上海国有企业下岗的工人达120万，但他们当中的100万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而这只不过是在中国的一个地区。如果我来处理这种转型的话，我将设法使这种转型上轨道，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猛烈的摇摆，不使其陷入失控的局面。
总而言之，我的希望已经实现了，我的希望还将继续实现。
瑙勒尔先生，我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结束了――你们也许还想多买些什么吧。（笑声）
问：假如照你的观点，“建设性接触”是正确处理中国问题的政策，那为什么不用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如古巴？为什么对古巴就不合适了呢？
克林顿：也许你原本不是想问这个问题（笑声）――我是说，我还以为你要提标准的问题。我认为每一种政策都要根据具体情况。说到古巴，我们曾试着做过努力――你还记得吧――我们曾经不止一次以良好的诚意与古巴接触过，就是我们用在中国的那种可以发展互动的方式。
1992年国会通过了后来布什总统也签署了的《古巴民主化法案》，我在当时的竞选期间也予以坚决支持。根据这个法案，我们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行车路线图。我们可以怎么做、古巴可以怎么做的那种平衡的行动。我认为，我们是按照这个行车路线图循序推进的，直到一些人，包括美国公民，遭到违法伤害，甚至被杀害。这些事件导致了赫尔姆斯――伯顿法案。
在此以后，甚至在教皇访问古巴后，我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也就是根据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我有权采取的那些行动，试图促进人们和古巴人民的交往，加强作为公民社会工具之一的宗教的力量，并且试图发出信号：我并不希望美国永远和古巴人民相互疏远。
我确实相信我们有其他的行动选择，我认为古巴是一个例子，因为它与美国近在咫尺，因为我们在这个地区所占据的位置，我们的政策成功的机会是不小的。即使如此，问题是，无论奉行什么政策，还要有耐心，有耐心地去努力，心里怀着希望，这些努力最终会有成效的。没有什么能使我更高兴的是，如果我们能得到清晰的讯息，古巴愿意更开放、更自由、更民主，愿意为一个共同的未来努力，愿意同这个半球的国家在一起。你知道，除了古巴，我们这个半球的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制。所以我很愿意看到――没有什么能使我更高兴的事了――看到我们两国人民最终能建立友好关系，特别因为在我们国家里居住着庞大的古巴裔族群。谢谢各位。
香港：起点与归宿
香港是克林顿此次访华的最后一站。为什么选择香港作为行程的终点呢？克林顿本人提供了一些答案。据7月4日《香港商报》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离港前的记者招待会总结他的访华行程时说，他在这次访问中看到，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的潜力很大，两国关系已走上更为积极和富有成果的轨道，这对中美双方都是有利的。对全世界都有积极作用”。
克林顿在谈话中指出，他从古老的西安，走到现代的北京，又走到中国的将来――上海和香港，看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他在中国的接触面是很广泛的，从国家领导层到农村、学校、教堂、证交所，他可以通过电视、电台向全国人民谈论人权价值和个人自由观。他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否认中国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克林顿在谈到他对中国国家领导层的印象时说：“中国现有的国家领导层是能够改变中国面貌，能够带领中国面对未来的。”这就是说，香港虽是他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却是中国未来的开始。
原来克林顿是想看看中国以西安为代表的历史传统，以北京为代表的现在和以香港为代表的中国未来。他的行程安排如愿以偿。可以推测，他的用心并未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拒绝。
国家的友谊到私人的友谊
如同克林顿在北京所说的，他与江泽民主席在过去的五年中见过七次面，如此频繁的接触，自然会在代表国家的交往中结成个人的友谊。若考虑到他们年龄之间的差距，也许称这种友谊为“忘年交”更为贴切。
6月29日香港《文汇报》转载路透社的一篇电讯指出：江泽民与克林顿可能是世界政治中最独特的一对朋友，分别贵为首屈一指资本主义大国和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但在他们有时态度强硬地说出他们之间歧见的后面，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在发展一种美国人认为行之有效的友好关系――并提供许多变化的空间。白宫官员认为，克林顿和江泽民有一种相互尊重的务实的关系。他们周六的记者会演变为一次辩论。江泽民首先令中国观众对让电视直播记者会实况感到惊奇。美国官员说，尽管美中关系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不过，双方现今能公开及坦诚解决它们的问题。白宫发言人麦柯里说：“他们能在分歧的领域做这些困难工作，没有大量苛刻的言语。”
据白宫官员说，克林顿和江泽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讲究实际的关系。另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你们看到的是两位非常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一种相互适应的水平，这使得他们能够讨论许多话题，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他们共同喜欢的电影。
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还表示欣赏江泽民、朱？基的才华。他说：“我很欣赏江主席的才华。我认为他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以他的年龄或者是任何年龄来说，他的精力是极其充沛的。在这个多变的时期，他很有远见、有想象力、能够预见到未来。朱？基总理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作为两国高层互访与接触的制度化的体现，中国总理朱？基对美国的访问也在计划之中，这将是十多年来中国总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
成果一览表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这次访华之行，从政治的角度看，已经给双方带来若干显眼的结果。在国际政治方面，双方就控制南亚的核军备竞赛、防止核武器扩散和导弹出售等事项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双方在共同打击跨国贩毒方面建立了正式的协调机构。双方同意互不把核弹瞄准对方，决定加强中美在法律方面的交流（如培训法官和律师）和执法上的合作，并将进一步加强两军的互相交往，包括互派人员观察对方联合军事演习。双方还商定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上进行人权对话（包括举行政府间人权对话并设立中美非政府人权论坛）。这些包括法律、军事、人权和文化、经济方面的合作一旦生效，将大大淡化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根本对立。据6月28日香港《大公报》报道：星期六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会，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时期。中美两国在导弹和经济等问题上达成重要协议。这次首脑会最大的成就是双方达成核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首脑会上，共达成47点共识，以下是主要的具体成果：
加强核控制：
――互不瞄准：中美两国核战略导弹互不瞄准对方。
――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试：中美双方同意致力于防止印巴武器竞赛，促进这两个国家和平解决分歧。
――导弹控制：中国宣布积极着手研究加入导弹技术控制条约，中美两国年底将进一步就此进行磋商。
――化学武器：中国宣布扩大控制化学原料出口清单的范围，中美双方进一步加强控制军民两用化学物质的出口。
政治与安全对话：
――通讯：克林顿和江泽民肯定双方热线的作用，通过热线他们讨论了世界、局部地区和双边的种种议题。
――地区稳定：双方发表共同声明，加强增进地区局势稳定的对话，尤其是朝鲜半岛的政治对话。
两军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