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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梦回故苑八百春!太液水云皆典故(7)

  在明代,社会上很时兴冰嬉运动,民间广为开展,宫廷内冰嬉活动也热闹非凡。据《倚晴阁杂抄》记载:“明时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联十余床,携都篮酒具,铺氍毹其上,狂饮冰凌中以为乐。诚豪侠快事也。”明宫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云:“阳德门外,冬至冰冻,可拖床,以木作平板,上加交床或藁荐,一人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

  明熹宗皇帝酷爱冰嬉活动,他非常喜欢在太液池内嬉冰玩耍。《明宫杂咏?熹宗》有诗二首,记叙了熹宗活动时的场景。

  其一:

  北风吹冻液池波,树里遥闻唤渡河。

  两岸丝绳齐努力,胡床安稳一径过。

  其二:

  琉璃新结御河冰,一片光明镜面菱。

  西苑雪晴来往便,胡床稳坐快云腾。

  其实,熹宗皇帝的冰嬉,不过是以木板作拖床,床面较窄,两边各有一块两端上翘的木板,下安铁条用横木连接两板,四周围上红色围栏,四角立柱支撑顶盖,四周挂以帷幔,里面放坐榻。因这种拖床很像塞北的雪橇,故又称之为“胡床”。熹宗皇帝坐在拖床上,让御前侍卫们分头助力,或是在岸边用绳索牵引,或在拖床前后引导推行。熹宗皇帝坐在平稳而快的拖床上,笑得惬意开心。

  在清代,冰上体育运动被冠以国俗。乾隆皇帝说:“冰嬉活动为国制所重。”每年十二月,地冻天寒,北方已是一片冰雪世界。届时,清廷便在西苑三海举行一年一度的冰嬉活动。

  在举行冰嬉活动之前,内务府先期派太监用水泼撒冰面,以使冰面平滑如镜,然后摆放好礼炮,设立旗、门,待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择黄道吉日,皇帝在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陪同下,亲来运动场,观看表演。

  冰上运动的地点不固定,其地点要视冰层的薄厚、坚硬程度以及冰面的光滑程度而定。有时在五龙亭附近,有时在阐福寺附近,有时选定在瀛台。

  皇帝是乘坐大冰床御驾亲临。冰床豪华气派,长及丈余,底座状如龙舟,两面描金绘彩,冰床底部安有长形角铁2根。龙舟上矗立一方形木棚,棚外贴饰明黄缎,上接金漆宝顶。棚两侧各有玻璃窗一扇,棚内设雕龙宝座,后部横杆2根。冰床在众人的推动下,运行如飞。

  一切就绪之后,冰上运动开始。第一项是速滑比赛。此时,发令官站在皇上御用冰床旁,手举小旗,连晃三下,发出信号,由八旗兵组成的运动员足蹬一种底部绑着铁条的简易冰鞋,身穿箭衣,在起始点一字排开,等待号令。

  “轰”一声炮响,撼天动地。运动员听到号令后,如离弦之箭,蜂拥而出,急速地向皇帝的冰床方向滑去。一时间,冰面上冰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色彩斑斓,分外耀目。众运动员按先后顺序在皇帝的冰床前,依次向皇帝行礼,最先到达皇帝冰床的运动员,得到皇帝亲赐赏品。

  第二项比赛是圆鞠之戏。圆鞠之戏如今天的冰球比赛。八旗士兵分成红、黄两队,每队数十人,争抢一球。球为圆形,用羊皮制成,内充气,双方各设一门。当时的比赛不像今天冰球比赛那样,运动员手持球杆,用杆触球,而是赤手空拳,既可用手,也可用脚触球,经过数次传递,将球送进对方球门一方者为胜。

  比赛开始前,双方队员在球场中央列队站好,执事用力将球抛向空中,球由最高点下落,不等冰球着地,双方队员就如猛虎下山,奋勇向前,拼力争球。为争一球,十几名乃至数十名壮汉不时厮扯在一起,有时一队已得到冰球,另一队不甘心,便拼力去争夺,结果双方队员被撞得人仰马翻,其场面惊心动魄,蔚为壮观。观战的王公大臣及两队的啦啦队摇旗呐喊,加油助威,声震四野。有时,皇帝看得兴起,也挥臂而呼,不过皇帝的加油助威,带有随机性,哪个队争得球,就给哪个队加油。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冰上打球》一诗中,有这样几句极为生动的描述:“青靴窄窄虎牙缠,豹脊双分小队圆。整结一齐偷著眼,彩团飞下白云边。”

  在清代冰上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得冰上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丰富多彩的冰上杂技表演登场亮相,给冰上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冰上杂技表演中,最为精彩的当属冰上射箭比赛。届时,赛场中央平行设立3个彩旗飘舞的旌门,上挂彩球。由一二百名八旗兵组成的射手一字排开,手持弓箭,那威风凛凛的阵势,令人赞叹。

  号令一响,各弓箭手,争相而出,互不相让,急速滑向旌门,施展绝技,有的弓身施射:有的滑过旌门,来一个“犀牛望月”回首疾射:有的单脚点冰,如金鸡独立,弓响箭出,身手敏捷,英姿勃勃。《清宫词》中描述道:“冰莹点点放银光,箭镞闪闪似飞蝗,健儿猿臂献身手,彩球飞落报君王。”

  射箭比赛设一、二、三等奖,三箭皆中者为一等奖,皇帝将亲赐赏品。未入等的也给予相应的赏赐,以示鼓励。

  在冰上杂技表演中,最引人注目,惹人喜爱的是儿童的表演。儿童们表演的项目新颖多样,如单人花样滑,双人花样滑,多人叠罗汉,冰上倒立,击鼓舞刀。儿童们身穿花衣,头扎抓鬏,憨态可掬,在数米高的幡杆顶部做出各种惊险、高难度的动作,一会儿是“童子拜观音”,一会儿是“凤凰展翅”;转瞬间,又变成了“猿猴献桃”,恰似空中银燕,令观者咋舌称赞。

  由于冰嬉为国制所重,清代诸帝都非常重视和喜爱,不仅亲自参加,而且还经常写诗作赋,大加倡导。好题字作诗的乾隆皇帝,在《冰嬉赋》一诗中,极尽文采,浓笔重彩地叙道:“思摘月兮广寒之窟,齐趋星兮白榆之街。未拂地兮上起,忽从空兮下回。突神龙之变化,蕤翔凤之髹。”

  乾隆皇帝不仅吟诗题记,还多次命宫中如意馆御用画家将冰嬉活动的盛大场面绘画成卷,收藏于馆,以传播后世。现故宫博物院尚存有清代两幅《冰嬉图》。一幅为金昆、程志道、福隆安合画;另一幅为张为邦、姚文瀚合绘。《冰嬉图》构思独特,主题鲜明,所绘人物准确、生动。

  瀛台仙境变囚笼

  瀛台,南海中一座美丽的小岛。四面环水,北架一桥以通往来。主体建筑涵元殿位于瀛台的中心。东西奇石古木,森列如屏,楼台亭阁,掩映于绿树之间。远处望去,宛如一位身披绿纱的少女,亭亭玉立在碧波之上。

  漫步瀛台,虽古树参天,但在众多树木中,独不见榆树。其实在当年也有许多榆树。只因光绪九年(1883)榆树发生虫灾,一天,慈禧太后在瀛台等处游览,一只虫子没长眼,径直落到西太后身上,惹得老佛爷大怒,一气之下,命令将所有榆树伐尽,致使那些百年古榆荡然无存。

  谈及瀛台,不能不谈及清代负责修造瀛台的当时最有名的能工巧匠、宫廷建筑师“样式雷”。从雷发达、雷金玉起的雷家子孙,世袭宫廷建筑师的职务,创造了宫廷建筑设计中特有的样式房,所以被称为“样式雷”。

  在清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凡是重大的宫廷建筑工程,一般都由“样式雷”直接主持和参加设计、施工,如北京的万寿山、玉泉山、香山、承德避暑山庄等。其建筑风格、布局千变万化:有的格局严谨,气势巍峨;有的掩映曲折,错落有致。他们既能在数十公顷面积的大范围内,依山就势,纵横筹划;又能在弹丸之地,以小见大,秀巧取胜;还能在建筑物内檐硬木的装修上,雕刻精美绝伦的图案。在京城,有关“样式雷”绝技的传说甚多,其中一个为:清初,皇帝为了显示威仪,决定重修故宫,在金銮殿――太和殿上梁之日,举行隆重的典礼,康熙皇帝亲自参加。但大梁抬上去以后,却怎么也安不上,这可吓坏了在场的工部官员。正在此时,只见一个年轻人,手持大斧,三攀两援上了房架,噼啪几下,斧落榫头,喊声“上”,大梁一下就安上了。在场的官员和工匠无不喝彩,康熙龙颜大悦,封他为工部营造司的“长班”,从此,“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微照命,金殿封官”的说法,就在京城传开了。

  在中国古代,曾有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的传说。在修建瀛台的过程中,“样式雷”雷廷昌充分发挥了把瀛台变成人间仙境的造园构思,从瀛台环境的幽深到建筑物的造型,以及楼阁等的用典题名,都刻意围绕这一意境。当来到瀛台,见到天边太液波净净,迤逦湖山石嶙嶙,苍穹澄澄,古木森森,怎不叫人产生身临仙境之感呢?而建筑师当时的造园构思,也恰好反映了明、清两代帝王的本意。他们想借助瀛台的修造,来改变过腻了的宫廷生活,而去领略所谓超凡脱俗的神仙日子。

  瀛台在不断地修葺扩建后,成为皇室避暑和游览的胜地之外,同时也“于此引对臣工总理机务,或宴赉王公卿士,或接见朝正外藩,以及征师劳旋,武科较技”等等。当年康熙和乾隆曾多次在此听政、赐宴,还写下了不少描绘瀛台美景的诗词。他们把瀛台比作神话中的海上仙山,他们自己则置身这人间仙境之中,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向被统治阶级视为人间仙境的地方,在慈禧西太后专横跋扈的年月里,一度而成了囚禁光绪皇帝的囹圄。

  光绪,一个多灾多难的皇帝,一生身处逆境,经历坎坷。这一切虽然与大清帝国的衰落有关,但更为不幸的是,光绪虽然身居帝位,名誉上是天下的君主,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慈禧太后手中的玩物而已。特别是“戊戌政变”之后,他更不能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也不能以君主的权力裁决那些本该属于他职权范围的军国大政。这一切都是因为大清国有个慈禧太后。

  光绪十五年(1889),刚满18岁的光绪,临朝亲政。当时,在“强邻四逼”,国势日衰的情况下,曾经表示:“决不作亡国之君”。1898年,光绪毅然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于六月十一日正式宣布变法,第一道圣旨《明定国是》诏,是在瀛台签发的,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谕内阁: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苦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标志着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开始。“国是”者,国家大计方针也。“明定国是”,就是向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公布清政府的大计方针,因而《明定国是》诏实际上是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宣言书。

  从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6月11日到9月21日),变法活动进行了103天,历史上称之为“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据《清德宗实录》所载,光绪帝颁布的变法诏令、谕旨达一百八九十条之多,如果以日计算,少则一日一诏,多则一日发出十余条谕旨。不平常的103天,确是光绪帝施展图强雄心和变法才能的历史大舞台。

  然而,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既不愿意光绪掌握实权,更不容忍光绪变法维新。1898年9月21日清晨,光绪帝到中和殿阅癸文,一群侍卫太监和一队“荣禄之兵”闯入殿内,声称“奉太后命”,押光绪帝到慈禧太后的便殿。光绪帝跪在西太后面前,遭到一顿严厉的训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在训斥中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她反对新政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腐朽的祖宗大法和保持她在清朝的太上皇地位。训斥之后,就把光绪帝送至中南海瀛台看管起来了。

  这件事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干支为戊戌年,故史称“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后,顽固派以百倍的疯狂绞杀新政镇压维新派人士及同情维新运动的清朝官吏。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杀害维新派人士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于菜市口,人们称这六位维新运动的牺牲者为“戊戌六君子”。“六君子”牺牲在顽固派的屠刀之下,在光绪帝亲自主持的维新变法史册上谱写了不朽的一页。

  光绪帝囚禁于瀛台,从肉体到精神都遭到西太后的折磨。据说当年光绪所居之涵元殿,卧室的窗户皆以纸糊,日久凋破,无人为之修补,寒冬腊月,朔风凛冽,室内寒不可耐。那位光绪皇帝,以王尊之躯,竟冻得浑身发抖,手足麻木。《三海秘录》记载:“及帝居瀛台,门屏陈设,咸卑陋窳坏不堪。小康之家,好润其屋者,华美殆或有过之也。”“门屏明绝少画幛,朱漆粗劣,仅如民家,每逢岁明,帝辄取丹笺自书‘吉祥如意’‘出红大吉’等字样,命小黄门调糊贴之,顾视徘徊,若自赏亦复自怜者。”“一日(帝)见小明轩屋角有蛛网,乃自起持竿挑去之,为宫监所睹,趋而相助,帝摇手示无须。”此寥寥数语,形象地录下了光绪瀛台囚禁生活凄苦之状。此时此刻,呈现在光绪眼前的瀛台,已不再是那“早莺鸣太液,芳树绕瀛洲”的美丽景色,而仿佛浮现出一幅山河破碎的画卷。光绪回想自己“登基”以来,不但未能励精图治,复兴祖业,连自身也落到这般“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地步。每当想到这些,便不时发出“吾不如汉献帝”的感叹。确实如此,汉献帝在曹操手中“挟天子以令不臣”,至少仍有“天子”之尊,自由自在,曹操还得声声称臣。而光绪帝身边坐着的却是操着天下生杀大权的“亲爸爸”,清王朝的太上皇,光绪帝在她手中的价值还不如曹操手中的汉献帝,他相信慈禧太后一旦不再需要这件装饰品的时候,那就连这般囚徒生活也会过不成了。

  而令光绪帝在精神上承受最大苦痛的是得不到珍妃的消息。

  其实,珍妃的遭遇同光绪帝一样,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残酷迫害。戊戌变法不久,西太后对珍妃施以刑杖,撤去簪珥,囚于偏僻的钟粹宫北三所,并再也“不许进见”光绪帝。珍妃也成了打入冷宫的囚犯,由两个宫女监视,“门自外锁,饭食自槛下送进”,“窘苦备至”受尽折磨。不过,珍妃很坚强,“她从来没有向哪一个太监作过什么询问或是请求,她始终是静默着。虽然她心里自必也极想知道光绪的近况,和他们俩以后有没有再见面的日子。”

  光绪帝通过小太监探听到珍妃的下落以后,多想与她互抒情怀,在几个太监的帮助下,总算搞了几次“偷渡”。当光绪帝悄然走近关押着珍妃的那座冷宫,其情景是如何的凄凉,那三具大锁无情地横在两扇大门中间,把光绪帝与珍妃隔离为“咫尺天涯”的两个世界。每次他们只能攀着窗栅,凑在那横钉着木板的隙缝里说上几句心里话,每次又各自带着一颗破碎了的心依依惜别。

  就是这样,光绪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过着这种囚禁生活,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先于西太后一日死在涵元殿的东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光绪和西太后之死只隔一天,因此人们不免产生疑团,对光绪之死,留下种种传说。

  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太后在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帝重新执政继续推行新政,翻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所以派太监下毒害死了光绪帝。以下书籍均有记载。

  《清室外记》:“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惟藏于李莲英辈之心中。关于太后、皇帝同时而崩,北京城中,言人人殊,然欲查其原因,则实毫无线索。但日处忧郁之中之帝,一旦再操大柄,自为李莲英之不利。”

  《清稗类钞?迷信类》:“因谓孝钦病革,不愿先帝升遐,授命亲信太监扌益毙之者。”

  《崇陵传信录》:“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曰:“我不能先尔死。”

  《瀛台泣血记》:“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还不如让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了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

  第二种说法,认定光绪帝是被袁世凯进药毒死的。因为戊戌变法时由于袁的告密,才使慈禧太后血腥镇压维新运动。慈禧太后死后光绪帝重新执政,必然不会轻饶了他,所以袁世凯下此毒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帝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象极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第三种说法,是最近有的学者从考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医案中得出光绪帝系是正常病死的结论。

  不论光绪是被人害死还是正常死亡,大清皇帝被囚于瀛台,最后死于涵元殿,使得瀛台这座美丽的小岛,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使这宛如身披绿纱,亭亭玉立在碧波之上的少女,过早地步入暮年。

  这是一个悲剧。

  西苑三海的特大“奇闻”

  1886年(光绪十二年),浩大的西苑三海拓建工程开始。大兴土木,营建宫殿,为配合这项工程的进行,清廷除在全国各地购买材料外,还将西洋的现代科技引进了西苑建设工程之中。1888年(光绪十四年)11月,由神机营总办恩佑经手向丹商祁罗弗洋行购买的电灯、锅炉等西洋产品启运到达北京。

  但这些洋东西如何安装,却成了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建筑讲究风水,而这些洋东西一旦出现在宫殿里,会不伦不类,有碍于风水。且在封建礼教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在那些身穿朝服,足不出城,因循守旧的大臣眼里,洋东西就如妖怪一般,令他们害怕,要在宫廷内安装这些洋东西,有违祖宗的传统。为此,西苑三海要装电灯,就如特大“奇闻”,惊恐的“号外”一样,使众臣食不甘味,夜不安寝,特别是内务大臣极力反对,但慈禧很喜爱西洋的洋玩意儿,她说:“钟表是洋玩儿,我们照样使用,没出什么事嘛?”但电灯毕竟是第一次使用,和钟表不一样,危险性很大。所以特下旨让官务府员外郎的英年查办此事。11月26日,英年奉旨到西苑四处察看,测量地势,掌握气脉。

  他搞清了西苑的地势和气脉后,便来到仪銮殿,向慈禧禀示:“西苑地处排列属壬字,壬字延年,可在仪銮殿西围墙外安装电灯、锅炉,择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丁卯时动土,丙午时安装。”

  其实这次安装电灯、锅炉,纯属“迎合懿旨”之举。电灯专为慈禧享用而设,慈禧居住仪銮殿,电灯、锅炉必须就近安装方便为易。但当时,电灯并没有安装在仪銮殿内,而是安装在仪銮殿的西围墙外,恐怕是对电灯还是存有顾忌,因为电灯要用电,需发电,使用不当也会带来危险的。所以殿内照明仍用旧式的蜡烛和油罩灯。

  新安装的电灯,把仪銮殿外照得如同白昼。就在这天,慈禧特地到仪銮殿外,十分高兴地说:“电灯真亮呀!”遂下旨给英年许多礼品。这是清宫里的第一盏电灯,电灯带来了光明,锅炉则带来了温暖,慈禧一高兴,就在仪銮殿住了整整十年,到光绪十七年四月才离开仪銮殿,驻跸颐和园。

  曾经安装第一盏电灯的仪銮殿,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曾为联军统帅瓦德西占住,并于此时失火烧了此殿,当年清宫的第一盏电灯就在庚子年那一场大火中烧毁了。

  同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在北海到中海之间,清宫中的第一条铁路修建完毕,这是当时国内已铺设的第四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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