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梦回故苑八百春！太液水云皆典故(11)
“洪宪”皇帝宝座，八抬，金漆加绘五彩花纹，四角盘龙，椅脚雕金漆小狮，是袁做皇帝时特制的。又有虎皮椅一座，八抬，后随曲柄“影伞”一顶。杠夫头戴金边大黄帽，身穿缂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
挽联几十对，由执事手持行送。
执绋宾客，内有外交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又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武官穿军服，文官穿黑纱马褂和蓝色长袍，胸挂白花，臂围黑纱。他们都步行送丧。
女眷送葬轿子分为三等：
白布轿，无顶，坐着袁的大太太、女儿、媳妇等。蓝白相间的布轿，坐着姨太太等。蓝黑相间的布轿，坐着远亲及袁世凯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种轿子共一二百乘。此外，还有马车，坐着政府高级官吏的眷属。
这些送葬的人加上送丧的官兵共有三五千人。因此，前头的队伍已到西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口。仪仗到了西车站，在附近大街及月台上排成队伍，等候灵车开行。
西车站外，由“棚陈”及“贵寿彩子行”预先搭就蓝白布素彩五门牌坊一座，三层路祭棚一座。袁柩抬入路祭棚，搁在金漆木凳上，由执绋的国务总理主祭，文武官吏（文东武西）排队陪祭。祭毕，改用24名软杠，把袁柩抬到车站月台，上灵车。这辆灵车是京汉路局事先改装的清朝隆裕太后的灵车。
列车开动时，由军队鸣礼炮101响。
这一天，京汉路客车停驶。除了袁世凯的灵车外还特为袁家开驶了两列车。一列车载运卫兵、消防队、轿夫、杠夫、鼓乐、扎把匠、扎彩匠、和尚、喇嘛、道士等500余人，这列车还装着大杠、小杠、素轿、香亭、影亭、彩亭、松亭、各色冥器以及丧礼处需用的家具杂物等。袁生前的坐骑一匹也挂了一节棚车运去。另一列车是送葬的袁世凯旧部和政府高级官吏乘坐的。这两列车在灵车后开，但早半天到达彰德以便迎灵。
在西车站附近，观看的人群十分拥挤，担任警卫的警察、保安队对拥挤的人们和路旁的黄包车动辄挥鞭乱打，有些车辆竟被打坏。正阳门桥上也站了不少人，一阵拥挤，有几个人竟被挤倒，与桥上的栏杆一同掉入河里。这种意外的事态，当时报纸未敢登载。
因袁世凯生前遗嘱，死后要葬到老家洹上村，所以袁世凯的灵柩运往洹上村入葬。
黎元洪瀛台新主
当20世纪晨曦微露之际，历经200多年风雨沧桑的大清帝国，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其历史的尽头。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练新式军队，企图孤注一掷，垂死挣扎。随着编练新军热潮的逐渐升级，从北方的直隶和南方的武汉有两支陆军精锐脱颖而出。其中的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另一支则是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在清廷自1906年以后所举行的历次秋操中，南北两支劲旅在各军中争领风骚，令中外刮目相看。特别是“南洋新军”曾在盛况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对北军三战三捷，大出风头，威名远扬，被视为新军之冠。而几次临阵指挥的南军统帅正是黎元洪，故此，黎也成了举世公认的“南洋名将”。
但事实上，所谓的“南洋名将”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1911年12月1日，清军发起攻击，其中数发炮弹落在都督府院中，硝烟蔽日，烈焰冲天。黎元洪再也顾不得都督的“威严”，慌忙上轿出城，一口气逃出60余里，才停住脚步。
尽管如此，当1912年1月1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黎元洪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
但窃国大盗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恼羞成怒，竟恬不知耻地叫嚣“他们这样做，将置我于何地？”于是，立即使出其翻云覆雨的招数，下令中断正在进行中的南北议和，使北洋军再次炮轰武昌，来势汹汹，杀气腾腾。
孙中山以大局为重，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于2月13日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继任，在辞呈中特别提出要以建都南京……
袁世凯不愧为乱世奸雄，他深知孙中山之举意在调虎离山，使其不能为所欲为，故藉口北方局势不稳，不肯南下，意欲以北京为都。
黎元洪在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之后又一次被选为副总统。眼看南北二巨头在建都问题上各不相让，相持不下，他忽然想起了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政治野心也不禁为之一勃，暗想到：孙中山、袁世凯二人之所以一个要求建都南京，一个要求建都北京，不外乎是想将政敌置于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使之不能为所欲为，如果能够乘机说服他们将国都建在武昌，还怕他们不唯我黎元洪的马首是瞻？
黎元洪主意定下后，便于2月15日操纵湖北省临时议会正式作出了所谓“建都宜在武昌”的决议。并公开提出建都武昌的三个理由：第一是“武汉倡义，为全国人心所归”；第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枢”；第三是果如此，则“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即南京）偏安之习”。
与此同时，黎元洪先后致电袁世凯、段祺瑞表明此意，并正式派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王正廷到北京，请袁世凯“驾临江汉，共同商议正式中央政府之一切组织计划”。
袁世凯老谋深算，企图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与之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于是，便用扑朔迷离之语复电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钩。
黎元洪接到袁世凯的复电后，似乎领悟到袁世凯对武汉地位重要的承认与不反对定都武昌的意图，心中异常高兴。于是，在言行上开始向袁世凯靠拢，并不失时机地向孙中山发难，说建都南京是下策，是最不可取的。
袁世凯在利用黎元洪攻击孙中山的同时，一面与蔡元培等人虚以委蛇，表示“极愿早日南行”；另一面则唆使亲信曹锟等将领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东西列强也逢场作戏，纷纷调兵遣将，云集京津，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此时孙中山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
此时黎元洪则如梦方醒，他意识到了自己在袁世凯所导演的这一出新的“逼宫”戏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可怜又多么可恶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于是，他决定放弃建都武昌的幻想，全力支持袁世凯。
3月3日，黎元洪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四亡”通电，举出当前面临着“兵亡”“民亡”“国亡”“种亡”的种种危险，而追根溯源，则“本于争都之一念”，公然指责孙中山的坚持原则乃“争意气”之举，压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凯让步。
孙中山孤掌难鸣，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做了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依旧任副总统。两位前清的奴仆，摇身一变成了创造民国的赫赫元勋。
但好戏还在后头。
1913年3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家宋教仁，正当踌躇满志实现其政党内阁宿愿之际，不幸被袁世凯阴谋刺杀身亡。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人心鼎沸，袁世凯假共和真国贼的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黎元洪全然不顾全国讨袁怒声震于寰宇，连续发表通电，极力为袁政府辩护，并恶意指责宋案办案人员和被谋杀罪行激怒的人们是鼓动人心，破坏大局。更有甚者，黎元洪竟不合时宜地向袁世凯大唱颂歌，说什么“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随后还不顾身份，向袁世凯大献殷勤：“民国之兴，发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生死以之。”
其实一向颇善察言阅色的黎元洪始终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通过宋教仁被刺一案，再次领教了袁世凯的厉害，因此，他决心全力投向袁世凯。二次革命前夕，他致电袁世凯，赌咒发誓，大表“忠诚”，表示“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砥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凯见电后，喜出望外，速回电道：“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
一封电函，黎元洪便敞开了北大门，迎接袁的嫡系北洋军第六师南下，过武胜关，开进了湖北。
二次革命爆发后，黎元洪即派军助战，随后又派兵开赴鄂赣边界，防止江西讨袁军北上。整个战争期间，黎元洪与袁世凯密电飞传，颇有同舟共济，心心相印之感。不过，在这次革命中，黎元洪确实为袁世凯出了大力，由于黎元洪靠向袁世凯，使各省讨袁军纷纷失败。
袁世凯当然不会忘记黎元洪，8月初，袁世凯赠黎元洪以一等文虎章，赞扬黎元洪“砥柱东南，功同再造”；8月下旬，袁世凯亲笔书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成横匾一方，派人专程送至武昌；镇压“二次革命”后，为感谢黎元洪在战事中鼎力相助，袁世凯挥毫“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字，制成长匾，挂在湖北都督府门外，以示对黎的宠信。
但这一切都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从表面上看，黎元洪对袁世凯恭顺有加，奉命惟谨，但毕竟不是北洋嫡系，加上手握兵权，这就成了袁世凯的一块心病。尽管袁世凯几次嘉奖黎元洪，但其本意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将黎元洪调出湖北，安置虚职，褫夺兵权。袁世凯正式走马上任后，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了。袁世凯先是三番五次地授以黎元洪为总参谋长、江西都督、湖南都督等职，并4次电请黎元洪进京。
但黎元洪并非等闲之人，他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有兵才有实权，有地盘才有势力，不可轻易离鄂赴京，因此几次也都以谦词婉言回绝。
但袁世凯岂能罢休，他见此计不行，便破釜沉舟了。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的头号心腹北洋名将段祺瑞不告抵达汉口，匆匆一面之后，便催黎元洪登上早已准备好的专车，进京磋商要政。黎元洪这次是无话可说了。9日晚，黎元洪离鄂，10日北京即发布总统命令，任命段祺瑞为湖北都督。此时，黎无洪还在路途中。
11日晨，黎元洪所乘专列到达北京，袁世凯为他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
黎元洪整理衣冠，入总统府拜谒袁世凯，寒暄过后，袁世凯告诉黎元洪，段祺瑞已被任命为湖北都督，黎元洪脸上露出一丝震惊，然后唯唯表示赞同。这是黎元洪精明之处，不赞同又有什么好处呢？
短暂的会见之后，黎元洪被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耐人寻味的是此地正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黎元洪来到瀛台，感慨万千，心中真不是滋味，后悔不该来京城，但毕竟还是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罢，黎元洪安慰着自己，走进了瀛台住所。
几日之后，黎元洪的家眷也陆续来到北京，一一安排在四面环水的瀛台。黎元洪月俸1万元，公费2万元，合计月支3万元，与孙中山当年在北京时的礼遇规格完全一致。
黎元洪居住瀛台，袁世凯心放了下来，还时时地给予照顾，做到有求必应。袁世凯为了笼络黎元洪，托汤化龙作媒，将黎元洪的次女绍芳许配给袁世凯的九子袁克玖为妻，从此黎袁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表面上看，袁世凯与黎元洪一日比一日亲密无间，可是随着段祺瑞进驻湖北，遣散湖北军队，变三楚重地为袁氏囊中之物，黎元洪日益明白，自己已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欲出不能，欲归无望，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的黎元洪忧形于色，日趋消沉，人渐消瘦。
1914年6月，袁世凯为实现当皇帝的美梦，特成立了名为代行立法院，实为御用机构的参政院，又抬出黎元洪这一“共和元勋”兼任参政院院长，以混淆视听，障人耳目。黎元洪深知袁世凯的用心，几度推脱未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充当傀儡。
但不管怎么说，黎元洪对于复辟帝制，是坚决反对的。当袁世凯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但黎元洪在公开场合，并不敢表明反对称帝的态度，只好在行动上进行消极抵制。
8月底，黎元洪正式提出辞去参政院院长一职。9月底，黎元洪携家眷迁出南海瀛台，住进东城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从此闭户不出，有宾客谒见，一概谢绝，对政事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袁世凯对黎元洪此举，已无奈了。但作为儿女亲家，逢年过节，还是有礼尚往来。1915年年末，袁世凯送黎家礼物时，特意用红帖写上：“赏武义亲王”的字样，差人送至黎宅，诱黎元洪默认。黎元洪虽做事一向优柔，但是对辞王拒封一事倒是认了死理，坚拒不从，因此对袁世凯以这种方式送来的礼物，死活不收。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字样再次送来礼物，黎元洪才收下。黎元洪拒受“武义亲王”，也算是保全了“开国元勋”的一点名节。
瀛台新主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英租界10号，时间为1928年5月28日，享年65岁。
对于黎元洪，有人这样评述了他的一生：黎元洪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由湖北新军混成军协统，平步青云，一跃而为湖北大都督，在随后的政治生涯中，又三任民国副总统，两次荣膺总统桂冠，然而，作为一个不入流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并无建树，加之性格柔暗，胸无城府，这异乎寻常的青云直上带给他的却只是悲剧，一个令后人感慨和深思的悲剧。
尽管黎元洪一生没有摆脱位尊权轻、任人摆布的命运，但毕竟他的名字与中华民国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紧地联在一起。他的俭朴、他的谦逊，与同时代横征暴敛，不可一世的封建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为他多少赢得些尊重。
贿选总统曹锟被囚延庆楼
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自以为得计，乐不可支，但好景不长，他就尝遍了前几届总统所遇到的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种种苦头。他不但无法履行上台许下的“统一全国”的诺言，就连直系内部也统一不起来。曹锟当上总统后，直系诸将纷纷以功臣自居，要求论功行赏。吴佩孚则更是拥兵自重，大权独揽，目中无人。冯玉祥、王承斌、文燮元结合起来组成了反吴三角同盟。从此直系军阀由鼎盛而日趋衰败，逐步走向瓦解和灭亡。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接到张作霖从奉天发来挑战书后，便急如星火地接连电召吴佩孚进京主持作战要务。曹锟一日之内向洛阳连拍电报，由十万火急到百万火急，再到限时限刻，最后还派出一批劝驾专使到洛阳，催促吴佩孚启程北上。
9月17日，吴佩孚专列到京。曹锟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从车站到总统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国务总理、各部部长，在京的直系诸将及各界代表都到车站恭候，一时盛况空前。
晚上，曹锟又举行盛宴。宴会上，他诚恳地对吴佩孚说：“子玉啊，辛苦你了。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以后的大事你就拿主意吧。”
宴会后随即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曹锟在会上宣读了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宣读讨伐令后，曹锟以大总统身份，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
9月18日晚，吴佩孚在中南海内四照堂召集会议。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四照堂”点将。
这个晚上，四照堂四周的玻璃窗被电灯照得亮如白昼。在长条形会议桌的前端坐着吴佩孚，两旁分别坐着文武官员。吴佩孚身穿一件紫色绸缎的夹袄，披一件黑色坎肩，下身穿一条白色裤子。
吴佩孚叼着一支纸烟在椅子上坐下，斜着身子靠着条桌。会议开始前。他和国务总理颜惠庆、“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聊天，二人都称“大帅”，对吴毕恭毕敬。
吴佩孚不免得意。他忽然想到去年50寿辰时，康有为当场手撰的一副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寿联很快传遍四方，为天下人知晓。
会议开始了。吴佩孚首先简单谈了几句关于当前形势的话，表示了对奉作战的决心和信心。然后直奔主题，开始点将。
由于曹锟予以全权，诸将唯唯听命。点将一直进行到夜里12点，吴佩孚这一夜真是过足了一把“全国兵马大元帅”的瘾。
第二天，他蛮有把握地向各国记者说：“我出兵20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但吴佩孚不知道，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刚发动之时，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早已筹划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吴佩孚胜了，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榆关，不叫吴进京，而压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是排吴而不倒曹的计划；另一个是吴佩孚败了，他们就回师北京举行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
冯玉祥素与吴佩孚不和是众所周知之事。1922年他在河南开封诱杀宝德全，引起吴佩孚不满，撤了他的河南督军之职，还要查办他。为此，冯玉祥非常憎恨吴佩孚。
冯玉祥反曹锟，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曹。
正是由于冯玉祥有反戈的准备计划，所以吴佩孚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之后，迟迟不行动。最后不得已行动时，部队则是以每天二三十里的速度缓慢而行。10月1日到达古北口时，便又驻军不走了，任凭热河战场的直奉两军打得天翻地覆，他只冷眼作壁上观。
10月19日，冯玉祥获悉直军牺牲惨重的战情报道，同时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的急电，电中“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的一句话，使冯玉祥感到，回师北京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冯玉祥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回师北京的命令。
22日晚9时，冯玉祥的第8旅旅长李鸣钟、第22旅旅长鹿钟麟两部首先开回北京，迅速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交通电信机关，并派兵把守各城门。
随后，冯玉祥便命令22旅旅长鹿钟麟率兵逼宫，赶曹锟下台。
冯玉祥可以称得是逼宫专家。一年前，他逼走了黎元洪，为布贩子曹锟当总统扫清了障碍。今日，他又以革命的名义，让曹锟滚蛋。
10月23日，鹿钟麟带一个营和孙岳的部队一起接管了曹锟的总统府。
但总统府有一个卫队营，要抓住曹锟，必须先解决卫队营。
上午10点多钟，曹锟的干儿子孙海清从中南海出来了，态度非常强硬蛮横。但当听到卫队营不投降时，曹锟的性命就难保后，犹豫了，遂转身跑回中南海延庆楼，向曹锟报告。
中南海延庆楼，在居仁堂北面民国初年新建的一座小楼。曹锟在这座小楼里正在美梦时。北京城已翻了天。他不知一夜间北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醒来时，找不到幕僚，打不通电话，只好派干儿子孙海清出去打听情况。
孙海清满头大汗地跑进延庆楼，见到曹锟，话还没出口，竟大哭起来。
早已六神无主的曹锟急忙说：“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讲。”
好半天，孙海清才收住眼泪，将冯玉祥政变及中南海外的情形说了一遍。
曹锟听后，顿时呆了。
“冯玉祥……政变”，他机械地重复了一遍，又摇了摇头，他有些不相信。
但这毕竟是事实！这时，他便有些后悔了。因为吴佩孚离开北京赴山海关时，曾千叮万嘱，要他提防冯玉祥，但他……
“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投降吧！一个小小的卫队营，怎能抵挡住冯玉祥的大军！”此时的曹锟倒冷静下来了，并劝孙海清缴械。
一个钟头以后，孙海清的卫队离开了总统府，鹿钟麟的一个营驻进中南海，团团围住曹锟的延庆楼。没有冯玉祥的命令，曹锟半步都不得离开延庆楼。
下午，内阁总理颜惠庆到延庆楼，向曹锟呈上冯玉祥的三条条件：一、曹锟引咎解职；二、颜惠庆内阁全体解职；三、免去吴佩孚本职，任命为青海垦务督办。
曹锟看完，长叹一声，无奈地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的事，你自己去办吧，不必再请示我。”
颜惠庆从延庆楼出来，回到他的私宅召集全体阁员开会。会上规定自即日起直奉两方军队退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有违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同时下令：免去吴佩孚现职，去青海任垦务督办。山海关军队由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
下午6时，颜惠庆拿着会稿到延庆楼请曹锟盖章。曹锟又是长叹一声：“对不起子玉呀！”便盖上了总统大印。
冯玉祥大有一不做，二不休之气概。他急令缉捕他所痛恨之人。李彦青，总统府收支处长，把握财务大权，他和财政部长王克敏一道，克扣冯玉祥的军饷。对这样的人，定杀不饶。只是王克敏得知了消息，逃了，而李彦青还在睡梦中，便被荷枪实弹的冯军捉去，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杀！
曹锟在延庆楼得知此讯，号啕大哭。李彦青是他心腹中的心腹，长年累月为他洗澡搓背，还不时给他提供各方面“消息”。
但更令曹锟惊得发怔的是，他的四弟曹锐也活不了几日了。
军需总监曹锐，一生风流成性，与无数女人同过床，可谓缠绵高手。但他得知李彦青被杀后，自己心中害怕，便跑到他哥哥曹锟的延庆楼躲避。
但冯玉祥岂肯放过他，便令士兵寻找。
曹锐怕影响曹锟，便要出去，曹锟不准。曹锟说：“冯玉祥现在杀人杀红了眼，你要出去，性命难保，还是我出去，我倒是看看这帮人能把我怎样？”
曹锟在延庆楼的大门口，面对来寻找曹锐的士兵厉声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敢在这胡闹！有事去找你们的冯检阅使来。”
士兵们见曹锟发了火，不知所措。领头的排长只好向曹锟打了个敬礼，便带众士兵走了。
挽联几十对，由执事手持行送。
执绋宾客，内有外交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又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武官穿军服，文官穿黑纱马褂和蓝色长袍，胸挂白花，臂围黑纱。他们都步行送丧。
女眷送葬轿子分为三等：
白布轿，无顶，坐着袁的大太太、女儿、媳妇等。蓝白相间的布轿，坐着姨太太等。蓝黑相间的布轿，坐着远亲及袁世凯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种轿子共一二百乘。此外，还有马车，坐着政府高级官吏的眷属。
这些送葬的人加上送丧的官兵共有三五千人。因此，前头的队伍已到西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口。仪仗到了西车站，在附近大街及月台上排成队伍，等候灵车开行。
西车站外，由“棚陈”及“贵寿彩子行”预先搭就蓝白布素彩五门牌坊一座，三层路祭棚一座。袁柩抬入路祭棚，搁在金漆木凳上，由执绋的国务总理主祭，文武官吏（文东武西）排队陪祭。祭毕，改用24名软杠，把袁柩抬到车站月台，上灵车。这辆灵车是京汉路局事先改装的清朝隆裕太后的灵车。
列车开动时，由军队鸣礼炮101响。
这一天，京汉路客车停驶。除了袁世凯的灵车外还特为袁家开驶了两列车。一列车载运卫兵、消防队、轿夫、杠夫、鼓乐、扎把匠、扎彩匠、和尚、喇嘛、道士等500余人，这列车还装着大杠、小杠、素轿、香亭、影亭、彩亭、松亭、各色冥器以及丧礼处需用的家具杂物等。袁生前的坐骑一匹也挂了一节棚车运去。另一列车是送葬的袁世凯旧部和政府高级官吏乘坐的。这两列车在灵车后开，但早半天到达彰德以便迎灵。
在西车站附近，观看的人群十分拥挤，担任警卫的警察、保安队对拥挤的人们和路旁的黄包车动辄挥鞭乱打，有些车辆竟被打坏。正阳门桥上也站了不少人，一阵拥挤，有几个人竟被挤倒，与桥上的栏杆一同掉入河里。这种意外的事态，当时报纸未敢登载。
因袁世凯生前遗嘱，死后要葬到老家洹上村，所以袁世凯的灵柩运往洹上村入葬。
黎元洪瀛台新主
当20世纪晨曦微露之际，历经200多年风雨沧桑的大清帝国，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其历史的尽头。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练新式军队，企图孤注一掷，垂死挣扎。随着编练新军热潮的逐渐升级，从北方的直隶和南方的武汉有两支陆军精锐脱颖而出。其中的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另一支则是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在清廷自1906年以后所举行的历次秋操中，南北两支劲旅在各军中争领风骚，令中外刮目相看。特别是“南洋新军”曾在盛况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对北军三战三捷，大出风头，威名远扬，被视为新军之冠。而几次临阵指挥的南军统帅正是黎元洪，故此，黎也成了举世公认的“南洋名将”。
但事实上，所谓的“南洋名将”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1911年12月1日，清军发起攻击，其中数发炮弹落在都督府院中，硝烟蔽日，烈焰冲天。黎元洪再也顾不得都督的“威严”，慌忙上轿出城，一口气逃出60余里，才停住脚步。
尽管如此，当1912年1月1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黎元洪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
但窃国大盗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恼羞成怒，竟恬不知耻地叫嚣“他们这样做，将置我于何地？”于是，立即使出其翻云覆雨的招数，下令中断正在进行中的南北议和，使北洋军再次炮轰武昌，来势汹汹，杀气腾腾。
孙中山以大局为重，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于2月13日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继任，在辞呈中特别提出要以建都南京……
袁世凯不愧为乱世奸雄，他深知孙中山之举意在调虎离山，使其不能为所欲为，故藉口北方局势不稳，不肯南下，意欲以北京为都。
黎元洪在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之后又一次被选为副总统。眼看南北二巨头在建都问题上各不相让，相持不下，他忽然想起了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政治野心也不禁为之一勃，暗想到：孙中山、袁世凯二人之所以一个要求建都南京，一个要求建都北京，不外乎是想将政敌置于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使之不能为所欲为，如果能够乘机说服他们将国都建在武昌，还怕他们不唯我黎元洪的马首是瞻？
黎元洪主意定下后，便于2月15日操纵湖北省临时议会正式作出了所谓“建都宜在武昌”的决议。并公开提出建都武昌的三个理由：第一是“武汉倡义，为全国人心所归”；第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枢”；第三是果如此，则“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即南京）偏安之习”。
与此同时，黎元洪先后致电袁世凯、段祺瑞表明此意，并正式派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王正廷到北京，请袁世凯“驾临江汉，共同商议正式中央政府之一切组织计划”。
袁世凯老谋深算，企图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与之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于是，便用扑朔迷离之语复电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钩。
黎元洪接到袁世凯的复电后，似乎领悟到袁世凯对武汉地位重要的承认与不反对定都武昌的意图，心中异常高兴。于是，在言行上开始向袁世凯靠拢，并不失时机地向孙中山发难，说建都南京是下策，是最不可取的。
袁世凯在利用黎元洪攻击孙中山的同时，一面与蔡元培等人虚以委蛇，表示“极愿早日南行”；另一面则唆使亲信曹锟等将领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东西列强也逢场作戏，纷纷调兵遣将，云集京津，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此时孙中山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
此时黎元洪则如梦方醒，他意识到了自己在袁世凯所导演的这一出新的“逼宫”戏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可怜又多么可恶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于是，他决定放弃建都武昌的幻想，全力支持袁世凯。
3月3日，黎元洪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四亡”通电，举出当前面临着“兵亡”“民亡”“国亡”“种亡”的种种危险，而追根溯源，则“本于争都之一念”，公然指责孙中山的坚持原则乃“争意气”之举，压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凯让步。
孙中山孤掌难鸣，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做了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依旧任副总统。两位前清的奴仆，摇身一变成了创造民国的赫赫元勋。
但好戏还在后头。
1913年3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家宋教仁，正当踌躇满志实现其政党内阁宿愿之际，不幸被袁世凯阴谋刺杀身亡。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人心鼎沸，袁世凯假共和真国贼的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黎元洪全然不顾全国讨袁怒声震于寰宇，连续发表通电，极力为袁政府辩护，并恶意指责宋案办案人员和被谋杀罪行激怒的人们是鼓动人心，破坏大局。更有甚者，黎元洪竟不合时宜地向袁世凯大唱颂歌，说什么“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随后还不顾身份，向袁世凯大献殷勤：“民国之兴，发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生死以之。”
其实一向颇善察言阅色的黎元洪始终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通过宋教仁被刺一案，再次领教了袁世凯的厉害，因此，他决心全力投向袁世凯。二次革命前夕，他致电袁世凯，赌咒发誓，大表“忠诚”，表示“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砥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凯见电后，喜出望外，速回电道：“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
一封电函，黎元洪便敞开了北大门，迎接袁的嫡系北洋军第六师南下，过武胜关，开进了湖北。
二次革命爆发后，黎元洪即派军助战，随后又派兵开赴鄂赣边界，防止江西讨袁军北上。整个战争期间，黎元洪与袁世凯密电飞传，颇有同舟共济，心心相印之感。不过，在这次革命中，黎元洪确实为袁世凯出了大力，由于黎元洪靠向袁世凯，使各省讨袁军纷纷失败。
袁世凯当然不会忘记黎元洪，8月初，袁世凯赠黎元洪以一等文虎章，赞扬黎元洪“砥柱东南，功同再造”；8月下旬，袁世凯亲笔书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成横匾一方，派人专程送至武昌；镇压“二次革命”后，为感谢黎元洪在战事中鼎力相助，袁世凯挥毫“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字，制成长匾，挂在湖北都督府门外，以示对黎的宠信。
但这一切都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从表面上看，黎元洪对袁世凯恭顺有加，奉命惟谨，但毕竟不是北洋嫡系，加上手握兵权，这就成了袁世凯的一块心病。尽管袁世凯几次嘉奖黎元洪，但其本意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将黎元洪调出湖北，安置虚职，褫夺兵权。袁世凯正式走马上任后，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了。袁世凯先是三番五次地授以黎元洪为总参谋长、江西都督、湖南都督等职，并4次电请黎元洪进京。
但黎元洪并非等闲之人，他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有兵才有实权，有地盘才有势力，不可轻易离鄂赴京，因此几次也都以谦词婉言回绝。
但袁世凯岂能罢休，他见此计不行，便破釜沉舟了。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的头号心腹北洋名将段祺瑞不告抵达汉口，匆匆一面之后，便催黎元洪登上早已准备好的专车，进京磋商要政。黎元洪这次是无话可说了。9日晚，黎元洪离鄂，10日北京即发布总统命令，任命段祺瑞为湖北都督。此时，黎无洪还在路途中。
11日晨，黎元洪所乘专列到达北京，袁世凯为他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
黎元洪整理衣冠，入总统府拜谒袁世凯，寒暄过后，袁世凯告诉黎元洪，段祺瑞已被任命为湖北都督，黎元洪脸上露出一丝震惊，然后唯唯表示赞同。这是黎元洪精明之处，不赞同又有什么好处呢？
短暂的会见之后，黎元洪被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耐人寻味的是此地正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黎元洪来到瀛台，感慨万千，心中真不是滋味，后悔不该来京城，但毕竟还是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罢，黎元洪安慰着自己，走进了瀛台住所。
几日之后，黎元洪的家眷也陆续来到北京，一一安排在四面环水的瀛台。黎元洪月俸1万元，公费2万元，合计月支3万元，与孙中山当年在北京时的礼遇规格完全一致。
黎元洪居住瀛台，袁世凯心放了下来，还时时地给予照顾，做到有求必应。袁世凯为了笼络黎元洪，托汤化龙作媒，将黎元洪的次女绍芳许配给袁世凯的九子袁克玖为妻，从此黎袁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表面上看，袁世凯与黎元洪一日比一日亲密无间，可是随着段祺瑞进驻湖北，遣散湖北军队，变三楚重地为袁氏囊中之物，黎元洪日益明白，自己已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欲出不能，欲归无望，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的黎元洪忧形于色，日趋消沉，人渐消瘦。
1914年6月，袁世凯为实现当皇帝的美梦，特成立了名为代行立法院，实为御用机构的参政院，又抬出黎元洪这一“共和元勋”兼任参政院院长，以混淆视听，障人耳目。黎元洪深知袁世凯的用心，几度推脱未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充当傀儡。
但不管怎么说，黎元洪对于复辟帝制，是坚决反对的。当袁世凯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但黎元洪在公开场合，并不敢表明反对称帝的态度，只好在行动上进行消极抵制。
8月底，黎元洪正式提出辞去参政院院长一职。9月底，黎元洪携家眷迁出南海瀛台，住进东城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从此闭户不出，有宾客谒见，一概谢绝，对政事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袁世凯对黎元洪此举，已无奈了。但作为儿女亲家，逢年过节，还是有礼尚往来。1915年年末，袁世凯送黎家礼物时，特意用红帖写上：“赏武义亲王”的字样，差人送至黎宅，诱黎元洪默认。黎元洪虽做事一向优柔，但是对辞王拒封一事倒是认了死理，坚拒不从，因此对袁世凯以这种方式送来的礼物，死活不收。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字样再次送来礼物，黎元洪才收下。黎元洪拒受“武义亲王”，也算是保全了“开国元勋”的一点名节。
瀛台新主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英租界10号，时间为1928年5月28日，享年65岁。
对于黎元洪，有人这样评述了他的一生：黎元洪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由湖北新军混成军协统，平步青云，一跃而为湖北大都督，在随后的政治生涯中，又三任民国副总统，两次荣膺总统桂冠，然而，作为一个不入流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并无建树，加之性格柔暗，胸无城府，这异乎寻常的青云直上带给他的却只是悲剧，一个令后人感慨和深思的悲剧。
尽管黎元洪一生没有摆脱位尊权轻、任人摆布的命运，但毕竟他的名字与中华民国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紧地联在一起。他的俭朴、他的谦逊，与同时代横征暴敛，不可一世的封建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为他多少赢得些尊重。
贿选总统曹锟被囚延庆楼
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自以为得计，乐不可支，但好景不长，他就尝遍了前几届总统所遇到的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种种苦头。他不但无法履行上台许下的“统一全国”的诺言，就连直系内部也统一不起来。曹锟当上总统后，直系诸将纷纷以功臣自居，要求论功行赏。吴佩孚则更是拥兵自重，大权独揽，目中无人。冯玉祥、王承斌、文燮元结合起来组成了反吴三角同盟。从此直系军阀由鼎盛而日趋衰败，逐步走向瓦解和灭亡。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接到张作霖从奉天发来挑战书后，便急如星火地接连电召吴佩孚进京主持作战要务。曹锟一日之内向洛阳连拍电报，由十万火急到百万火急，再到限时限刻，最后还派出一批劝驾专使到洛阳，催促吴佩孚启程北上。
9月17日，吴佩孚专列到京。曹锟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从车站到总统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国务总理、各部部长，在京的直系诸将及各界代表都到车站恭候，一时盛况空前。
晚上，曹锟又举行盛宴。宴会上，他诚恳地对吴佩孚说：“子玉啊，辛苦你了。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以后的大事你就拿主意吧。”
宴会后随即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曹锟在会上宣读了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宣读讨伐令后，曹锟以大总统身份，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
9月18日晚，吴佩孚在中南海内四照堂召集会议。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四照堂”点将。
这个晚上，四照堂四周的玻璃窗被电灯照得亮如白昼。在长条形会议桌的前端坐着吴佩孚，两旁分别坐着文武官员。吴佩孚身穿一件紫色绸缎的夹袄，披一件黑色坎肩，下身穿一条白色裤子。
吴佩孚叼着一支纸烟在椅子上坐下，斜着身子靠着条桌。会议开始前。他和国务总理颜惠庆、“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聊天，二人都称“大帅”，对吴毕恭毕敬。
吴佩孚不免得意。他忽然想到去年50寿辰时，康有为当场手撰的一副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寿联很快传遍四方，为天下人知晓。
会议开始了。吴佩孚首先简单谈了几句关于当前形势的话，表示了对奉作战的决心和信心。然后直奔主题，开始点将。
由于曹锟予以全权，诸将唯唯听命。点将一直进行到夜里12点，吴佩孚这一夜真是过足了一把“全国兵马大元帅”的瘾。
第二天，他蛮有把握地向各国记者说：“我出兵20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但吴佩孚不知道，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刚发动之时，冯玉祥、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早已筹划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吴佩孚胜了，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榆关，不叫吴进京，而压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是排吴而不倒曹的计划；另一个是吴佩孚败了，他们就回师北京举行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
冯玉祥素与吴佩孚不和是众所周知之事。1922年他在河南开封诱杀宝德全，引起吴佩孚不满，撤了他的河南督军之职，还要查办他。为此，冯玉祥非常憎恨吴佩孚。
冯玉祥反曹锟，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曹。
正是由于冯玉祥有反戈的准备计划，所以吴佩孚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之后，迟迟不行动。最后不得已行动时，部队则是以每天二三十里的速度缓慢而行。10月1日到达古北口时，便又驻军不走了，任凭热河战场的直奉两军打得天翻地覆，他只冷眼作壁上观。
10月19日，冯玉祥获悉直军牺牲惨重的战情报道，同时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的急电，电中“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的一句话，使冯玉祥感到，回师北京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冯玉祥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回师北京的命令。
22日晚9时，冯玉祥的第8旅旅长李鸣钟、第22旅旅长鹿钟麟两部首先开回北京，迅速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交通电信机关，并派兵把守各城门。
随后，冯玉祥便命令22旅旅长鹿钟麟率兵逼宫，赶曹锟下台。
冯玉祥可以称得是逼宫专家。一年前，他逼走了黎元洪，为布贩子曹锟当总统扫清了障碍。今日，他又以革命的名义，让曹锟滚蛋。
10月23日，鹿钟麟带一个营和孙岳的部队一起接管了曹锟的总统府。
但总统府有一个卫队营，要抓住曹锟，必须先解决卫队营。
上午10点多钟，曹锟的干儿子孙海清从中南海出来了，态度非常强硬蛮横。但当听到卫队营不投降时，曹锟的性命就难保后，犹豫了，遂转身跑回中南海延庆楼，向曹锟报告。
中南海延庆楼，在居仁堂北面民国初年新建的一座小楼。曹锟在这座小楼里正在美梦时。北京城已翻了天。他不知一夜间北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醒来时，找不到幕僚，打不通电话，只好派干儿子孙海清出去打听情况。
孙海清满头大汗地跑进延庆楼，见到曹锟，话还没出口，竟大哭起来。
早已六神无主的曹锟急忙说：“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讲。”
好半天，孙海清才收住眼泪，将冯玉祥政变及中南海外的情形说了一遍。
曹锟听后，顿时呆了。
“冯玉祥……政变”，他机械地重复了一遍，又摇了摇头，他有些不相信。
但这毕竟是事实！这时，他便有些后悔了。因为吴佩孚离开北京赴山海关时，曾千叮万嘱，要他提防冯玉祥，但他……
“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投降吧！一个小小的卫队营，怎能抵挡住冯玉祥的大军！”此时的曹锟倒冷静下来了，并劝孙海清缴械。
一个钟头以后，孙海清的卫队离开了总统府，鹿钟麟的一个营驻进中南海，团团围住曹锟的延庆楼。没有冯玉祥的命令，曹锟半步都不得离开延庆楼。
下午，内阁总理颜惠庆到延庆楼，向曹锟呈上冯玉祥的三条条件：一、曹锟引咎解职；二、颜惠庆内阁全体解职；三、免去吴佩孚本职，任命为青海垦务督办。
曹锟看完，长叹一声，无奈地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的事，你自己去办吧，不必再请示我。”
颜惠庆从延庆楼出来，回到他的私宅召集全体阁员开会。会上规定自即日起直奉两方军队退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有违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同时下令：免去吴佩孚现职，去青海任垦务督办。山海关军队由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
下午6时，颜惠庆拿着会稿到延庆楼请曹锟盖章。曹锟又是长叹一声：“对不起子玉呀！”便盖上了总统大印。
冯玉祥大有一不做，二不休之气概。他急令缉捕他所痛恨之人。李彦青，总统府收支处长，把握财务大权，他和财政部长王克敏一道，克扣冯玉祥的军饷。对这样的人，定杀不饶。只是王克敏得知了消息，逃了，而李彦青还在睡梦中，便被荷枪实弹的冯军捉去，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杀！
曹锟在延庆楼得知此讯，号啕大哭。李彦青是他心腹中的心腹，长年累月为他洗澡搓背，还不时给他提供各方面“消息”。
但更令曹锟惊得发怔的是，他的四弟曹锐也活不了几日了。
军需总监曹锐，一生风流成性，与无数女人同过床，可谓缠绵高手。但他得知李彦青被杀后，自己心中害怕，便跑到他哥哥曹锟的延庆楼躲避。
但冯玉祥岂肯放过他，便令士兵寻找。
曹锐怕影响曹锟，便要出去，曹锟不准。曹锟说：“冯玉祥现在杀人杀红了眼，你要出去，性命难保，还是我出去，我倒是看看这帮人能把我怎样？”
曹锟在延庆楼的大门口，面对来寻找曹锐的士兵厉声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敢在这胡闹！有事去找你们的冯检阅使来。”
士兵们见曹锟发了火，不知所措。领头的排长只好向曹锟打了个敬礼，便带众士兵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