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北平方式和平路！握手言和中南海(20)
傅作义正色厉言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谁？”
徐永昌看了看傅作义，语调和缓地解释说：“宜生兄，请别误会。共军一向狡诈多变，善于策反，对此不可不防啊！”
“请次宸兄放心，我傅宜生蒙蒋委员长委以重任，自然知道该怎样做，怎会不效忠党国呢！”傅作义口气坚定，态度坦然。
徐永昌松了一口气，欲言又止。停了一会儿，他全盘托出了来意：“眼下共军来势迅猛，大有难防之势。蒋委员长的意思是，为了保存实力，让你考虑率部撤离平津。一路经海路由塘沽撤到青岛，另一路从陆上经河北、山东半岛的胶东到青岛，尔后再待命南撤。这是为你着想，事不宜迟，请宜生兄快作决策。”
傅作义听了，没有说话，只是用冷峻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徐永昌。他在琢磨着这个国防部长，也在琢磨着那个蒋委员长。他心想，南撤说说可以，真要动起来就难了。走海路还比较安全，走陆路则要通过共军层层包围，沿途伤亡将会很大，而且把察绥军交给姓蒋的以后，将来结局如何，很难预卜。再说，南京高级军事会议刚结束不久，自己在会上的表态犹在耳边，怎能出尔反尔？
傅作义左思右想，便对徐永昌说：“现在南撤恐怕为时已晚了吧！共军团团包围，已不可能冲出去，只有像苦守涿州那样固守平津了。南撤只能加快被歼的命运！行不通，绝对行不通！”
徐永昌说：“委员长说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便宜生兄一人归来，也胜似千军万马，必有重用！”
别开玩笑啦！没兵没枪哪会有地位和实权？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尤其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军界里更是如此。傅作义思考片刻说：“谢谢蒋委员长和次宸兄的美意，宜生一人死活无碍党国大事，若突围南撤遭受重大损失，那宜生将无力再负党国重任，也无面再见江南父老。”
“可是……”徐永昌也明白南撤实在不易，至此无话可说，只好飞回南京复命去了。蒋介石见徐永昌空跑一趟，于12月23日又派次子蒋纬国带着他的亲笔信飞到北平。信中写道：“……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察面陈之事项。”
蒋纬国待傅作义看完信后说：“只要傅总司令把部队撤至青岛，有一事会叫您放心的，那就是美军援助南撤。”
傅作义笑了笑说：“请向蒋委员长致意，时至今日，一切都晚了！”
“不晚不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家父希望总司令能顾全大局。”蒋纬国连忙说。傅作义说：“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荣辱，更不在意，党国大局高于一切。我是黄贵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
蒋纬国说：“家父说，总司令如果南撤，他一定正式任命你为华东南军政长官，统帅所有国民党军队。”
“请向蒋委员长致歉，我实难胜任这一要职。”傅作义长叹一声说：“现在已是‘四面楚歌’，南下不可能了，只有与古城共存，以报委座厚爱。”
话已说到这份上，蒋纬国只好就此罢休。
傅作义很客气地把蒋公子送走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同时也觉得很沉重。
1949年1月6日，即傅作义召见张东荪、周北峰的第二天，天坛临时机场又降落了一架由南京飞来的专机。蒋介石派遣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军统头目郑介民来到北平。傅作义照例接见，心里比见前二位时更踏实。
郑介民走进会客厅坐定，就开门见山地说：“总司令，蒋委员长对华北战局很关心，本想亲自前来的，但徐蚌前线紧急，走不开身。因此，特派兄弟来转告总司令，平津如不可为，还是把部队南撤为好。东北共军进关势大，还是让他们一下，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傅作义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良久才缓慢地说：“委员长将华北委托与我，半壁江山，事关党国前途和大局，要慎重考虑考虑。”
“听说北平在搞什么和平运动？谈判代表都出城与共党接头了？”郑介民的语调阴阳怪气，阴森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傅作义。
傅作义早有戒心，警惕的思维在片刻之间便觉悟了过来。他平静地笑了笑，用不值一谈的口气说：“有这么回事。是前市长何思源老兄和市参议会组织的，出城无非为了向共军呼吁停战。”
“没有跟共党和谈？外面可都这么说的。”
傅作义没回答，只是笑了一声。
郑介民煞有介事地说：“虽然这些都是文人，闹不成什么事儿，但是影响军心。”
他瞅了一眼傅作义，发现对方反应冷淡，便改用一种他自己认为最容易让人乐意接受的口气劝道：“傅总司令还是抽空管管为好。”
傅作义轻轻叹息一声，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话里带话地说：“现在不是有股和平风吗？听说有几个省的参议会还通过了和平通电，南京的气氛也很浓。这事可不大好管，他们都是些文人名流，在社会上有活动能量，在舆论上也影响很大。再说‘民主’‘和平’还得要讲，人言可畏啊！反正误不了大事，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
郑介民软了。他又重复了徐永昌、蒋纬国所陈述的那些内容，话语里夹带着深深的关切甚至焦急。
他对傅作义说：“总司令，依鄙人之愚见，还是赶快南撤吧！这些天来，委员长一再重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圣言，他对你是寄托殷切希望的。你军务繁忙，大概还未来得及对走留之利弊作一权衡，恕我冒昧地说几句。你留在华北固守？敌众我寡，取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前途是暗淡的；与共党讲和？他们处于优势，又在猖獗之时，除了逼你无条件投降之外，什么条件也不会答应。否则，他们就不会把傅总司令列入所谓‘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并加以恶毒抨击。”
稍停片刻，郑介民接着说：“在北平的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傅总司令南撤。他们绝对服从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像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
傅作义坚决地说：“南撤不得！至少是现在南撤不得……”
双方的话都说完了。
为了稳住傅作义，郑介民在傅作义为他举行的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宴会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眼前，美国必胜，苏联必败，美国为了胜利，必然帮助盟友中华民国。”
他扫视了一下宴会厅，提高声音说：“蒋委员长命令我转告诸位，不管北平城发生什么变化，你们都要始终服从傅总司令的指挥。”
他端起酒杯说：“来，让我们为傅总司令的英明指挥，为北平的胜利，干杯！”
说完，郑介民当场分发了签有“蒋中正”三个字的一封信，信中说：“傅总司令善于守城，要在他的指挥下历经艰险，不成功便成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还找了蒋系部队的重要将领交谈，了解情况和布置破坏和平谈判，并向军统人员下达了暗杀和平人士及搜捕共产党人的任务。经过一番紧张活动之后，于1月8日飞回南京。
就在蒋介石频频派人敦促傅作义南撤的同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出于保住它在华利益的考虑，也派人到北平游说傅作义。此人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中将司令白吉尔。
白吉尔带着几分哀求对傅作义说：“蒋先生看来是不行啦，我们美国政府直接支持阁下。我们的海军将在沿海援助您的部队南撤。”
傅作义听后很反感，他像不需要蒋介石的“好心”一样也不需要洋人的“友好”。值此解放军大军压城之际，美援已难解燃眉之急。他微笑着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作为一个南京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军政长官，怎好绕开蒋总统直接接受贵国援助？我们是一个国家，你们要援助就去南京说吧。”
白吉尔也许把傅作义的婉言拒绝当成了客气，又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吗？您是有雄心有力量的将军，具备了成就事业的条件。今后我们将绕开蒋先生，直接支援您。确是如此！”
傅作义笑了一声。就一声。
白吉尔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用海空力量把傅将军的部队南撤青岛，定能成功。如果您不愿再往南去的话，则可以青岛为核心基地在沿海一带坚持与共产党抗争，与我们美国合作，共图大事。贵部的一切军火和给养，全由美国政府包了，要多少给多少。”
傅作义不由自主地“哦”了两声，摇头叹道：“难呐，地盘狭小，又没有后方。再说蒋先生乃作义衷心拥戴的最高统帅，不经他同意而固守一方，不妥不妥。”
白吉尔发急似地说：“制海权在我们手里，我们直接向您提供大量军援嘛。你们出人，我们政府出枪，还可以考虑派军事顾问。”
“派军事顾问？”傅作义坚决地说：“不行，万万不行！除军火援助之外，本部一切事务都不需要劳驾任何外国朋友。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深信中国人终究会解决好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
白吉尔像重重挨了一棒，终于醒悟了。傅先生是有骨气有智谋的中国军队将领，对这位总司令已不能指望什么了。但是，他仍有礼貌地站起来，和傅作义握手告别。
傅作义礼尚往来，也很客气地送走了这位“友好”的美国将军。
白吉尔讨了个没趣，败兴地飞回青岛去了。
打发走白吉尔，傅作义长长吁了口气，心头的沉重感并没有减去多少。蒋介石是不甘心于自己手下的将领跟共产党走的，绝对不甘心！
傅作义找来秘书长王克俊，边踱步边说：“共产党逼我，蒋介石也在逼我，其用心之不良并不比共产党逊色……”他沉吟了一阵，说：“狡兔尚且营造三窟以备不虞。在此多事危难之秋，生死攸关之际，我们没有几手准备岂能安身？原来预定的办法用不上了，形势一变，一切都被冲乱。依我看，现在最好想方设法要共产党答应我们的条件，走和平道路。一旦和谈不成，战下去又无可为，则挥师南撤。至于下策，就固守到底吧，重现涿州之战的辉煌。”
傅作义一改以往先让部属发表意见再作决策的习惯，首先谈了他自己应付局势的上、中、下三策。
王克俊说：“与中共方面和谈，我完全拥护，并要为此竭尽全力。把南撤列为中策，克俊实难表示赞同和从命。我们有几万被俘官兵在共军手中，现在平津守城那些官兵都跟您转战了多年，我们怎能忍心丢下他们不管呢？再说再撤青岛、江南以后，蒋委员长……唉，这就不必多说啦。至于固守拼命之策……”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下去，一副痛苦忧伤的样子。
傅作义叹息道：“我说克俊呀，你真是个文人，书生气太浓。上策固然不错，但中共方面的力量强大，且处于得胜上升之势，形势发展由不得你我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意图毕竟不够了解，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怎么办？即便合作以后，他们要是抓住我们的过去不放，又不允许我们说话做事，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总得有个中、下策以作回旋吧？”
王克俊解释说：“我不是说不要考虑这些，而是说把南撤作为中策不妥，把固守作为下策更是要不得……”
傅作义说：“我知道你完全出于公心，讲的也有道理。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委员长身边没有人啦。徐蚌一败，蒋的嫡系部队元气大伤，精兵名将被共军收拾得差不多了。刘峙、杜聿明等人都处于危险境地和重围之中，终要战死或被俘。西北的胡宗南，全线溃败在即。武汉的白崇禧，还有李宗仁，他们跟委员长压根儿就不是一条心。如今还有谁能替他带兵打仗，替他稳住阵脚？寥寥无几。他得靠咱们，而不会随便把我们一脚踢开的。这是一。”
傅作义停了停，继续说：“在北平的蒋系部队都愿意撤，这是明摆的事，可谓人心所向嘛。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路上遇到阻击时他们不拼命作战。再说，美国朋友对我的态度一直不错，就凭这一点，一心想要得到美国人支持的蒋委员长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当然，我们不是一切都依赖美国人，完全听他们指挥。另外，我们在绥远还有一些力量，虽然稍嫌单薄，但到了南方尚可发展。当年是那样困难还打开了局面，如今的条件可比昔日强多啦。”
最后，傅作义说：“我真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如果中共方面逼人太甚，不给我地盘，不放被俘官兵，不让带出军队，不给咱们光明出路，依旧视我为战争罪犯，我立即南撤。我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王克俊哽咽着，一声也没吭。他知道总司令的难处和苦衷，这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走的一步险棋。他往沙发背上一靠，两只淌着泪水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
腊月初八，和谈代表悄悄出了西直门
1949年1月6日清晨，天气很冷，干巴巴的寒风带着哨音从地上掠过，城里的行人比往日明显少得多。这一天恰是中国农历“腊月初八”，北方有句谚语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一辆黑色小卧车由李阁老胡同（即力学胡同）悄然驶出，朝着西直门方向开去。
车上坐着二位教授打扮模样的人，他们就是傅作义派出的正式和谈代表周北峰和张东荪。
西直门到了，车子被拦停下来接受检查。
一位军官上前打开车门，看了看车里的人，惊喜地说：“周主任，您还认识我吗？”
周北峰愣了愣，仔细瞧了瞧，似乎觉得认识，但又想不起来这位军官到底是谁，只好含糊其辞地说：“面熟得很！”
“我叫卫树槐。”军官接着说：“在河曲时，我在军官训练团受训，那时您是我们的政治主任。现在我在101军当团长，奉命在这里送你们。”
周北峰、张东荪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没有说话，但他们的目光都充满着信认和感激。军官又说：“你们出西直门后，直奔万牲园（即动物园），在前面白石桥拐弯处，有人接你们。请吧！”
军官关上车门，敬礼。周北峰、张东荪招手，告别。
果不其然，车子开到白石桥拐弯处时被人拦住，也是一位军官。他示意汽车停下，看了看车牌，然后才打开车门，望了望车上的人，说：“汽车不能向前开了，请下车吧！”待周北峰、张东荪下了车，军官又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不到500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会指给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我给你们一个条子，把它交给那个人就行啦，他是个连长。”他说着把一张巴掌大的纸条递给了周北峰。
周北峰和张东荪一前一后向前沿战壕走去。他们头戴毛茸茸的棉皮帽，胳膊夹着皮包，拄着手杖。
天地间笼罩着一股死气沉沉的寂静，铅块似的云低低地压着头顶，好像要下雪了。他们走了十多米，忽然听见后面那位军官大声喊道：“喂，请走马路中间，千万别走两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
他们遵从嘱咐，沿马路中间向前走，转眼间便到了战壕附近。从路旁草棚里走出一个肩挎着冲锋枪的军人，他就是周北峰他们要找的那个连长。周北峰把纸条递了上去。
连长接过纸条，看了看，点点头，然后指着前方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很安静，没有响过枪。不过，你们还是小心点为好，听见枪声就卧倒，等到那边有人招手再向前去。”
看来，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不过，周北峰、张东荪心里还是很紧张，毕竟是到了两军对峙的交界处。
他们谨慎小心地向前走，走了约100米，突然前面传来“站住！”的喊声。
周北峰、张东荪立刻收住脚步，顺着喊声望去，前面不远的农研所门口外石桥上有六七个解放军战士。张东荪赶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白旗，在空中摇晃了几下。对方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再喊了，挥手示意让他们过去。
等周、张来到石桥跟前时，解放军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俩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张东荪答道。
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向前走了几步，打量了一番两位教授，然后很严肃地说：“你们跟我走！”
两位教授被带到了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大院里，受到解放军一个干部的迎接。周北峰觉得时候到了，便说出了预先定好的联络信号：“我们找王东。”
那个干部明白了，点头微笑着说：“欢迎你们！”随后，又很热情地招待两位教授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面条。
周、张长长地吁了口气。他们感到这半天时间过得很长，好像半年甚至几年似的。
两个小时后，他们在另一位解放军干部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了西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汽车在一个大院门口停下，有个军人正在门口等候。
徐永昌看了看傅作义，语调和缓地解释说：“宜生兄，请别误会。共军一向狡诈多变，善于策反，对此不可不防啊！”
“请次宸兄放心，我傅宜生蒙蒋委员长委以重任，自然知道该怎样做，怎会不效忠党国呢！”傅作义口气坚定，态度坦然。
徐永昌松了一口气，欲言又止。停了一会儿，他全盘托出了来意：“眼下共军来势迅猛，大有难防之势。蒋委员长的意思是，为了保存实力，让你考虑率部撤离平津。一路经海路由塘沽撤到青岛，另一路从陆上经河北、山东半岛的胶东到青岛，尔后再待命南撤。这是为你着想，事不宜迟，请宜生兄快作决策。”
傅作义听了，没有说话，只是用冷峻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徐永昌。他在琢磨着这个国防部长，也在琢磨着那个蒋委员长。他心想，南撤说说可以，真要动起来就难了。走海路还比较安全，走陆路则要通过共军层层包围，沿途伤亡将会很大，而且把察绥军交给姓蒋的以后，将来结局如何，很难预卜。再说，南京高级军事会议刚结束不久，自己在会上的表态犹在耳边，怎能出尔反尔？
傅作义左思右想，便对徐永昌说：“现在南撤恐怕为时已晚了吧！共军团团包围，已不可能冲出去，只有像苦守涿州那样固守平津了。南撤只能加快被歼的命运！行不通，绝对行不通！”
徐永昌说：“委员长说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即便宜生兄一人归来，也胜似千军万马，必有重用！”
别开玩笑啦！没兵没枪哪会有地位和实权？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尤其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军界里更是如此。傅作义思考片刻说：“谢谢蒋委员长和次宸兄的美意，宜生一人死活无碍党国大事，若突围南撤遭受重大损失，那宜生将无力再负党国重任，也无面再见江南父老。”
“可是……”徐永昌也明白南撤实在不易，至此无话可说，只好飞回南京复命去了。蒋介石见徐永昌空跑一趟，于12月23日又派次子蒋纬国带着他的亲笔信飞到北平。信中写道：“……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察面陈之事项。”
蒋纬国待傅作义看完信后说：“只要傅总司令把部队撤至青岛，有一事会叫您放心的，那就是美军援助南撤。”
傅作义笑了笑说：“请向蒋委员长致意，时至今日，一切都晚了！”
“不晚不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家父希望总司令能顾全大局。”蒋纬国连忙说。傅作义说：“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荣辱，更不在意，党国大局高于一切。我是黄贵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
蒋纬国说：“家父说，总司令如果南撤，他一定正式任命你为华东南军政长官，统帅所有国民党军队。”
“请向蒋委员长致歉，我实难胜任这一要职。”傅作义长叹一声说：“现在已是‘四面楚歌’，南下不可能了，只有与古城共存，以报委座厚爱。”
话已说到这份上，蒋纬国只好就此罢休。
傅作义很客气地把蒋公子送走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同时也觉得很沉重。
1949年1月6日，即傅作义召见张东荪、周北峰的第二天，天坛临时机场又降落了一架由南京飞来的专机。蒋介石派遣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军统头目郑介民来到北平。傅作义照例接见，心里比见前二位时更踏实。
郑介民走进会客厅坐定，就开门见山地说：“总司令，蒋委员长对华北战局很关心，本想亲自前来的，但徐蚌前线紧急，走不开身。因此，特派兄弟来转告总司令，平津如不可为，还是把部队南撤为好。东北共军进关势大，还是让他们一下，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
傅作义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良久才缓慢地说：“委员长将华北委托与我，半壁江山，事关党国前途和大局，要慎重考虑考虑。”
“听说北平在搞什么和平运动？谈判代表都出城与共党接头了？”郑介民的语调阴阳怪气，阴森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傅作义。
傅作义早有戒心，警惕的思维在片刻之间便觉悟了过来。他平静地笑了笑，用不值一谈的口气说：“有这么回事。是前市长何思源老兄和市参议会组织的，出城无非为了向共军呼吁停战。”
“没有跟共党和谈？外面可都这么说的。”
傅作义没回答，只是笑了一声。
郑介民煞有介事地说：“虽然这些都是文人，闹不成什么事儿，但是影响军心。”
他瞅了一眼傅作义，发现对方反应冷淡，便改用一种他自己认为最容易让人乐意接受的口气劝道：“傅总司令还是抽空管管为好。”
傅作义轻轻叹息一声，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话里带话地说：“现在不是有股和平风吗？听说有几个省的参议会还通过了和平通电，南京的气氛也很浓。这事可不大好管，他们都是些文人名流，在社会上有活动能量，在舆论上也影响很大。再说‘民主’‘和平’还得要讲，人言可畏啊！反正误不了大事，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
郑介民软了。他又重复了徐永昌、蒋纬国所陈述的那些内容，话语里夹带着深深的关切甚至焦急。
他对傅作义说：“总司令，依鄙人之愚见，还是赶快南撤吧！这些天来，委员长一再重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圣言，他对你是寄托殷切希望的。你军务繁忙，大概还未来得及对走留之利弊作一权衡，恕我冒昧地说几句。你留在华北固守？敌众我寡，取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前途是暗淡的；与共党讲和？他们处于优势，又在猖獗之时，除了逼你无条件投降之外，什么条件也不会答应。否则，他们就不会把傅总司令列入所谓‘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并加以恶毒抨击。”
稍停片刻，郑介民接着说：“在北平的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傅总司令南撤。他们绝对服从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像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
傅作义坚决地说：“南撤不得！至少是现在南撤不得……”
双方的话都说完了。
为了稳住傅作义，郑介民在傅作义为他举行的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宴会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眼前，美国必胜，苏联必败，美国为了胜利，必然帮助盟友中华民国。”
他扫视了一下宴会厅，提高声音说：“蒋委员长命令我转告诸位，不管北平城发生什么变化，你们都要始终服从傅总司令的指挥。”
他端起酒杯说：“来，让我们为傅总司令的英明指挥，为北平的胜利，干杯！”
说完，郑介民当场分发了签有“蒋中正”三个字的一封信，信中说：“傅总司令善于守城，要在他的指挥下历经艰险，不成功便成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还找了蒋系部队的重要将领交谈，了解情况和布置破坏和平谈判，并向军统人员下达了暗杀和平人士及搜捕共产党人的任务。经过一番紧张活动之后，于1月8日飞回南京。
就在蒋介石频频派人敦促傅作义南撤的同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出于保住它在华利益的考虑，也派人到北平游说傅作义。此人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中将司令白吉尔。
白吉尔带着几分哀求对傅作义说：“蒋先生看来是不行啦，我们美国政府直接支持阁下。我们的海军将在沿海援助您的部队南撤。”
傅作义听后很反感，他像不需要蒋介石的“好心”一样也不需要洋人的“友好”。值此解放军大军压城之际，美援已难解燃眉之急。他微笑着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作为一个南京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军政长官，怎好绕开蒋总统直接接受贵国援助？我们是一个国家，你们要援助就去南京说吧。”
白吉尔也许把傅作义的婉言拒绝当成了客气，又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吗？您是有雄心有力量的将军，具备了成就事业的条件。今后我们将绕开蒋先生，直接支援您。确是如此！”
傅作义笑了一声。就一声。
白吉尔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用海空力量把傅将军的部队南撤青岛，定能成功。如果您不愿再往南去的话，则可以青岛为核心基地在沿海一带坚持与共产党抗争，与我们美国合作，共图大事。贵部的一切军火和给养，全由美国政府包了，要多少给多少。”
傅作义不由自主地“哦”了两声，摇头叹道：“难呐，地盘狭小，又没有后方。再说蒋先生乃作义衷心拥戴的最高统帅，不经他同意而固守一方，不妥不妥。”
白吉尔发急似地说：“制海权在我们手里，我们直接向您提供大量军援嘛。你们出人，我们政府出枪，还可以考虑派军事顾问。”
“派军事顾问？”傅作义坚决地说：“不行，万万不行！除军火援助之外，本部一切事务都不需要劳驾任何外国朋友。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深信中国人终究会解决好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
白吉尔像重重挨了一棒，终于醒悟了。傅先生是有骨气有智谋的中国军队将领，对这位总司令已不能指望什么了。但是，他仍有礼貌地站起来，和傅作义握手告别。
傅作义礼尚往来，也很客气地送走了这位“友好”的美国将军。
白吉尔讨了个没趣，败兴地飞回青岛去了。
打发走白吉尔，傅作义长长吁了口气，心头的沉重感并没有减去多少。蒋介石是不甘心于自己手下的将领跟共产党走的，绝对不甘心！
傅作义找来秘书长王克俊，边踱步边说：“共产党逼我，蒋介石也在逼我，其用心之不良并不比共产党逊色……”他沉吟了一阵，说：“狡兔尚且营造三窟以备不虞。在此多事危难之秋，生死攸关之际，我们没有几手准备岂能安身？原来预定的办法用不上了，形势一变，一切都被冲乱。依我看，现在最好想方设法要共产党答应我们的条件，走和平道路。一旦和谈不成，战下去又无可为，则挥师南撤。至于下策，就固守到底吧，重现涿州之战的辉煌。”
傅作义一改以往先让部属发表意见再作决策的习惯，首先谈了他自己应付局势的上、中、下三策。
王克俊说：“与中共方面和谈，我完全拥护，并要为此竭尽全力。把南撤列为中策，克俊实难表示赞同和从命。我们有几万被俘官兵在共军手中，现在平津守城那些官兵都跟您转战了多年，我们怎能忍心丢下他们不管呢？再说再撤青岛、江南以后，蒋委员长……唉，这就不必多说啦。至于固守拼命之策……”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下去，一副痛苦忧伤的样子。
傅作义叹息道：“我说克俊呀，你真是个文人，书生气太浓。上策固然不错，但中共方面的力量强大，且处于得胜上升之势，形势发展由不得你我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意图毕竟不够了解，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怎么办？即便合作以后，他们要是抓住我们的过去不放，又不允许我们说话做事，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总得有个中、下策以作回旋吧？”
王克俊解释说：“我不是说不要考虑这些，而是说把南撤作为中策不妥，把固守作为下策更是要不得……”
傅作义说：“我知道你完全出于公心，讲的也有道理。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委员长身边没有人啦。徐蚌一败，蒋的嫡系部队元气大伤，精兵名将被共军收拾得差不多了。刘峙、杜聿明等人都处于危险境地和重围之中，终要战死或被俘。西北的胡宗南，全线溃败在即。武汉的白崇禧，还有李宗仁，他们跟委员长压根儿就不是一条心。如今还有谁能替他带兵打仗，替他稳住阵脚？寥寥无几。他得靠咱们，而不会随便把我们一脚踢开的。这是一。”
傅作义停了停，继续说：“在北平的蒋系部队都愿意撤，这是明摆的事，可谓人心所向嘛。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路上遇到阻击时他们不拼命作战。再说，美国朋友对我的态度一直不错，就凭这一点，一心想要得到美国人支持的蒋委员长也不敢把咱们怎么样。当然，我们不是一切都依赖美国人，完全听他们指挥。另外，我们在绥远还有一些力量，虽然稍嫌单薄，但到了南方尚可发展。当年是那样困难还打开了局面，如今的条件可比昔日强多啦。”
最后，傅作义说：“我真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如果中共方面逼人太甚，不给我地盘，不放被俘官兵，不让带出军队，不给咱们光明出路，依旧视我为战争罪犯，我立即南撤。我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王克俊哽咽着，一声也没吭。他知道总司令的难处和苦衷，这是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走的一步险棋。他往沙发背上一靠，两只淌着泪水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
腊月初八，和谈代表悄悄出了西直门
1949年1月6日清晨，天气很冷，干巴巴的寒风带着哨音从地上掠过，城里的行人比往日明显少得多。这一天恰是中国农历“腊月初八”，北方有句谚语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
一辆黑色小卧车由李阁老胡同（即力学胡同）悄然驶出，朝着西直门方向开去。
车上坐着二位教授打扮模样的人，他们就是傅作义派出的正式和谈代表周北峰和张东荪。
西直门到了，车子被拦停下来接受检查。
一位军官上前打开车门，看了看车里的人，惊喜地说：“周主任，您还认识我吗？”
周北峰愣了愣，仔细瞧了瞧，似乎觉得认识，但又想不起来这位军官到底是谁，只好含糊其辞地说：“面熟得很！”
“我叫卫树槐。”军官接着说：“在河曲时，我在军官训练团受训，那时您是我们的政治主任。现在我在101军当团长，奉命在这里送你们。”
周北峰、张东荪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没有说话，但他们的目光都充满着信认和感激。军官又说：“你们出西直门后，直奔万牲园（即动物园），在前面白石桥拐弯处，有人接你们。请吧！”
军官关上车门，敬礼。周北峰、张东荪招手，告别。
果不其然，车子开到白石桥拐弯处时被人拦住，也是一位军官。他示意汽车停下，看了看车牌，然后才打开车门，望了望车上的人，说：“汽车不能向前开了，请下车吧！”待周北峰、张东荪下了车，军官又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不到500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会指给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我给你们一个条子，把它交给那个人就行啦，他是个连长。”他说着把一张巴掌大的纸条递给了周北峰。
周北峰和张东荪一前一后向前沿战壕走去。他们头戴毛茸茸的棉皮帽，胳膊夹着皮包，拄着手杖。
天地间笼罩着一股死气沉沉的寂静，铅块似的云低低地压着头顶，好像要下雪了。他们走了十多米，忽然听见后面那位军官大声喊道：“喂，请走马路中间，千万别走两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
他们遵从嘱咐，沿马路中间向前走，转眼间便到了战壕附近。从路旁草棚里走出一个肩挎着冲锋枪的军人，他就是周北峰他们要找的那个连长。周北峰把纸条递了上去。
连长接过纸条，看了看，点点头，然后指着前方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很安静，没有响过枪。不过，你们还是小心点为好，听见枪声就卧倒，等到那边有人招手再向前去。”
看来，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不过，周北峰、张东荪心里还是很紧张，毕竟是到了两军对峙的交界处。
他们谨慎小心地向前走，走了约100米，突然前面传来“站住！”的喊声。
周北峰、张东荪立刻收住脚步，顺着喊声望去，前面不远的农研所门口外石桥上有六七个解放军战士。张东荪赶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白旗，在空中摇晃了几下。对方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再喊了，挥手示意让他们过去。
等周、张来到石桥跟前时，解放军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俩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张东荪答道。
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向前走了几步，打量了一番两位教授，然后很严肃地说：“你们跟我走！”
两位教授被带到了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大院里，受到解放军一个干部的迎接。周北峰觉得时候到了，便说出了预先定好的联络信号：“我们找王东。”
那个干部明白了，点头微笑着说：“欢迎你们！”随后，又很热情地招待两位教授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面条。
周、张长长地吁了口气。他们感到这半天时间过得很长，好像半年甚至几年似的。
两个小时后，他们在另一位解放军干部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了西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汽车在一个大院门口停下，有个军人正在门口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