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北平方式和平路！握手言和中南海(22)
当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时，北平一下子成了世人普遍关注的焦点。
能不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把这座古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已经被历史性的进程推到了人们面前。
人心思和。让千年古都北平免遭战火涂炭！
共产党人是这样想的，采取了围而不攻耐心等待的方针，充分运用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等方式。
傅作义等国民党人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未下定决心，还有种种顾虑。
一些民主党派组织和爱国人士也是这样想的，进行和平活动，呼吁和平。
就连蒋介石恐怕也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尽管他另有企图。
但是，北平能否走和平解放道路，古都能否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傅作义的态度如何。
善良的人们都在翘首望着傅作义将军，盼着他早下决心，实现北平古都的和平移交。北平中共地下党和众多爱国人士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促进北平和谈。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穿针引线，慷慨陈词，耐心说服，奔走呼吁，在没有硝烟的一线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对促成傅作义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会牢牢记住那些为古都和平而劳累奔走的人。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
1948年初，北平地下党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开始做傅作义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聂荣臻的指示精神，刘仁部长要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去接近和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争取他们的合作，然后逐步地做说服傅作义走和谈道路的工作。北平地下党各工作委员会特别是学生工作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这项工作，先后联系到能向傅作义做工作的有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张东荪等。这些人在不同时间甚至关键问题上都发挥了作用，促使了傅作义的转变。
曾延毅和傅作义原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与傅一起守过涿州，是患难之交。傅当天津警备司令时，曾任该市公安局局长。傅任35军军长时，曾是该军副军长。抗战初期太原失守后，曾退出军界，回到天津家中赋闲。他的女儿曾常宁在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是中共地下党员。
刘仁让北平地下党学委系统担任军事策反工作的王某与曾常宁联系，先做她父亲曾延毅的工作，然后再通过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经过王某的一番努力，曾延毅答应了去北平见傅作义。但是，傅作义对曾延毅不信任，没谈上几句就冷场了。这是因为，曾在太原失守时临阵脱逃，傅作义对此很不满。不过，曾毕竟知道傅作义的一些家底，知道傅作义能听谁的话，他建议通过刘厚同去做傅的工作。
刘厚同年近七旬，与傅作义是老乡，是曾延毅和傅作义的老师。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刘是傅的智囊，多年来一直为傅出谋划策。傅对刘很尊敬，也很信任，还能言听计从。就是这位刘厚同，后来成了北平中共地下党与傅作义接触的重要媒介人物，也成了北平和谈的桥梁式的角色。
刘厚同在北平地下党学委会秘书长崔月犁、地下党员杜任之和王某等动员下，同意到北平说服傅作义，但也表示这一工作很难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傅作义的暧昧态度和左右徘徊，使人们对他确实琢磨不透。尽管如此，刘厚同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做傅作义的工作。
他为北平和平劳累奔走，最后由于年迈辛苦，致使左目失明，对促使傅作义痛下决心起了重要作用，被人们称誉为“和平老人”。
在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入关前，刘厚同就对傅说：“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人员腐化，蒋介石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因此失败也是必然的了。”当傅对蒋不信任时，刘厚同和傅作义的看法很一致，准备发通电起义。当傅因嫡系部队被歼、成为战犯而悲痛欲绝的时候，刘厚同一再劝说傅作义，要他及早下定决心，并对傅讲了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启示他坚决走和平解决问题的道路。
杜任之是教书人，傅作义的同乡，中共地下党员，也是民盟成员，公开身份为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讲师。他和傅作义有十多年的交往，傅的亲信秘书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保健医生兼惠民医院院长杜敬之等都是杜任之介绍推荐的。杜敬之是杜任之的胞弟，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到傅部工作。
1948年7月，杜任之从太原飞到北平，住进胞弟杜敬之家里。他与傅作义见面后，便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因为共党嫌疑在太原有被捕危险才来北平的。你这里能不能让我住下来？要能我就留下，要不能我马上就走。”
傅作义说：“北平不是太原，像你们做大学教授的，谁也没有不打招呼就到我的势力范围抓你们的权力。你住在敬之家就很安全。”
老朋友相见，自然要讲几句心里话。
傅作义困惑地说：“近些日子我为北平城里发生的事情很苦恼，学生游行示威、请愿，与军警冲突，有的学生受了伤，社会舆论攻击我，人们骂我，你看有什么办法？”
杜任之沉思片刻，直截了当地说：“可以找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谈谈，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他们的要求，还可以通过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的办法疏通情况和思想。”
傅作义是否准备采纳这些建议，当时还看不出。
杜任之在北平安顿下来后，很快被傅作义安排在王捷三当院长的华北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他通过民盟负责人吴晗和关世雄找到了崔月犁，又通过杜敬之与刘厚同建立了交往。杜任之根据崔月犁的要求，积极劝导傅作义走和平道路。
1948年9月下旬，济南解放后，杜任之想试探一下傅作义对时局的态度，便通过阎又文再次拜见傅作义。
寒暄之后，言归正传。傅作义喜欢朋友之间直来直去地谈话。杜任之也从来不在将军面前隐瞒自己，他说：“蒋介石寄希望美苏爆发大战的幻想该破灭了，宋美龄不久前到美国求援，美国朝野上下都以冷眼相待。解放军打下济南以后，已进入全面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失陷，吴化文与解放军合作起了很大作用。宜生兄，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义缓缓说道：“蒋委员长幻想通过美苏战争解决国内问题，宜生从不赞成。要扭转战局，必须以自己力量为基点，洋人是靠不住的。”
停了一会儿，傅作义继续说：“吴化文的投降在济南战役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那是共产党对他做了策反工作。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东北除四平以外，各大城市都在国军手里。华北除石家庄外，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我现在就控制着整个华北的战局！”
将军说得很自信，甚至有点狂妄。杜任之的心凉了半截，看来与将军硬扯和谈之事还不是时机，便另找话题谈了几句就起身告辞。
傅作义送他到门口，杜握着傅的手说：“请留步，秋后再见！”
杜任之说这话是有意还是无意？
傅作义没有细想，也没有说话。
不过，真正到了秋后时战争形势就逆着傅作义的估计发生了突变。傅作义变得判若两人，苦闷忧郁，经常发脾气，闭门谢客。
1948年11月，北平地下党学委会书记佘涤清根据聂荣臻和刘仁的指示精神，把傅冬菊从天津调到北平。
佘涤清找傅冬菊谈话说：“现在战争形势发展很快，看来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我们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请你把我们党的意图转达给他。”
刚入党不久的傅冬菊当即表示同意。当然，她知道这是非同寻常的任务，要经受各种考验。“佘书记，请你谈谈我的具体任务都有哪些？”
佘涤清说：“你就和你父亲一起住在中南海，要密切注意他的行动，不得发生问题，及时把了解的情况报告给党组织。咱们每天都要通通气，多多沟通。”
傅冬菊带着组织对她的信赖和期望，住进了中南海，来到了父亲身边。她以父女之情使傅作义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中，解除不少忧虑，获得很多安慰。与此同时，把中共有关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指示转达给傅作义，并劝说父亲与共产党和谈，还将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及时地告诉佘涤清、崔月犁。
傅作义到后来思想斗争很激烈，有时唉声叹气，不吃不睡，发脾气，咬牙签、火柴头，甚至想自杀。连这种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北平地下党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都能通过傅冬菊及时掌握。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次日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
聂荣臻在表扬北平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时说：“你们对傅作义的行动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对我军做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邓宝珊是傅作义的前辈，也是结拜兄弟。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是一个久负盛誉的国民党宿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傅作义、马占山相识，关系甚密，并结拜为结义兄弟。1945年，傅是第12战区司令长官，马是副司令长官，邓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三个人都在一个战区。傅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邓是副总司令兼陕绥边区总司令，长期驻守在绥远的包头以南和陕西的榆林一带。
1948年12月底，傅作义在马占山的建议与催促下，派专人专机把邓宝珊接到北平，共商大计。
邓宝珊到北平后，与傅作义接连几个通宵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慎重地研究了和平移交北平的各种问题。这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与邓宝珊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里面谈了多次。
当崔月犁初次和邓宝珊会面时，邓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士兵的灰色棉衣，一见面就说：
“共产党的政策我是了解的，我的女儿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泽东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也经常听。”
恰好崔月犁随身带着记录陕北电台新闻的宣传材料，便随手送给邓宝珊一份。他们谈论了形势，交流了看法。邓对蒋介石必败的认识是明确的，并说：“先把傅先生的事情办完，再解决绥远问题就好办多了。”
崔说：“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他早下决心和谈，不要再犹豫了。”
邓说：“我会竭力劝傅先生弃暗投明的。这点请你放心。”
这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再次见面时，天津已经被解放军围攻得岌岌可危了。北平呢，解放军的大炮也可以打到市中心了。
邓宝珊带着恳求的口气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炮，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谈一次。”
崔月犁说：“这个意见当然可以考虑。不过，依我之见，留给傅先生的时间不会长了，如果再不下决心，日后肯定会后悔的。”
分手前，邓宝珊对崔月犁说：“近来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送你一段路吧。”
第三次见面是在1月12日。邓宝珊高兴地说：“傅先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决心下了，心情也好了。我拉上他女儿冬菊，亲近的人一块吃了顿饭。三头六面，拍了板，我马上就出城谈判！”
傅作义由犹豫到下决心和共产党合作，这一转变是与邓宝珊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在中共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主张感召下，不少有正义感的人士都自觉地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对傅作义进行劝解工作，为古都和平尽心尽力。
马占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转战晋、绥、陕前线。他与傅作义、邓宝珊的关系非同一般，是结拜兄弟。他是因病没有赴任他的东北行营副总司令职务的，寓居在北平地安门油漆胡同1号。由于他的旧部在傅部中尚有约一个军的兵力，还有慕新亚、栾乐山、刘化南担任师长等要职，加之他本人不愿傅部再跟着蒋介石闹腾下去，所以对傅作义的命运尤为关切。
东北失守后，马占山对傅作义说：“东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不假思索地说：“打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马占山说：“我看你要不把林彪的部队挡在滦河以东、古北口以外，一旦接近平津，你就非抓瞎不可。”
傅作义有些不耐烦地说：“大哥，叫你说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马占山说：“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俩都是60岁的人啦，还能活几个60岁？我看去他的吧！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久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200万的人民生命财产、文物古玩一齐砸烂，作一个历史的罪人。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老弟接来，你现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宝珊帮你分担一点。他的主意多，看怎样的办法好？”
傅作义没表态，只是说：“你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
直到12月底，傅作义在丧失精锐部队后才意识到马占山的话有道理，决定把邓宝珊请到北平共商大计。
邓宝珊到北平的当晚，马占山以给邓接风洗尘为名，在自己家里备下酒席，约请傅作义作陪。他们兄弟几个开怀畅饮，促膝谈心，从历史教训谈到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从抗日战争谈到国共之战，从兵临城下谈到走和平道路。此后，他们又多次交谈，每次都谈得很彻底。马、邓对促成傅作义下定最后决心与共产党合作，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接到有关马占山在北平搞和平活动的密报后，极为恼火，当即命令郑介民派军统人员，拿着他的亲笔信请马占山到南京“共商国事”，实际上想诱而杀之。马占山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早有防备，已躲藏在画家陈半丁的家中。没过几天，又有曾在东北挺进军政治部作过干事的一对夫妇来到马占山的住处。门卫见他们是马司令的老部下，也都认识，所以就没有阻拦。他们乘吉普车驶入院内，下车后直闯马占山的卧室，想把马绑架走，但也扑了个空。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以保全古都文化古迹，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与愿望。
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傅作义召集的北平学者名流座谈会上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在世界建筑宝库中也是罕见的。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免受损失，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
杨人梗教授慷慨陈词：“内战已经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下去，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写入历史篇章。”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壁，虽已年逾花甲，但仍为古都奔走呼吁，她说：“北平是座世界共仰的文化古城，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傅作义的周围悄然地出现了一张大网，一张很密的网。由北平中共地下党和社会各界人士织成的这张网，不是要把傅作义牵向深渊，而是引向光明。
当然，傅作义不是不知道这张网会把自己拽向何处，也不是不知道再打下去的后果。但是，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的路程。
傅作义还是忧郁痛苦，顾虑重重。起码对1948年末甚至1949年1月中旬的傅作义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容不得傅作义在这种犹豫中徘徊下去的。当1月11日，他的谈判代表在孟家楼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官林彪、罗荣桓等的谈判有了初步结果后，亟待他做出答复和响应时，他反倒变得冷漠了。这种冷漠、这种犹豫使他不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回答这种冷漠的，是天津前线人民解放军毫不含糊的炮声。
第四节 彷徨不定战与和天津已成断魂渡（3）
确保海线筑城防，“固若金汤”欲逞强
新保安、张家口守军被歼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同时，解放军在南线取得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和中原地区。
平津国民党军的处境更加孤立！
西撤的希望成了泡影，从陆上南撤也不可能，现在就只剩下从海上南撤的道路了。蒋介石着急，为平津40万大军南撤之事不断对傅作义施加压力。蒋系部队早有弃城南去的打算，驻塘沽的守军司令侯镜如已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军舰上，他的5个师随时准备从海上撤走。
能不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把这座古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已经被历史性的进程推到了人们面前。
人心思和。让千年古都北平免遭战火涂炭！
共产党人是这样想的，采取了围而不攻耐心等待的方针，充分运用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等方式。
傅作义等国民党人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未下定决心，还有种种顾虑。
一些民主党派组织和爱国人士也是这样想的，进行和平活动，呼吁和平。
就连蒋介石恐怕也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尽管他另有企图。
但是，北平能否走和平解放道路，古都能否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傅作义的态度如何。
善良的人们都在翘首望着傅作义将军，盼着他早下决心，实现北平古都的和平移交。北平中共地下党和众多爱国人士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促进北平和谈。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穿针引线，慷慨陈词，耐心说服，奔走呼吁，在没有硝烟的一线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对促成傅作义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会牢牢记住那些为古都和平而劳累奔走的人。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
1948年初，北平地下党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开始做傅作义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聂荣臻的指示精神，刘仁部长要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去接近和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争取他们的合作，然后逐步地做说服傅作义走和谈道路的工作。北平地下党各工作委员会特别是学生工作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这项工作，先后联系到能向傅作义做工作的有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张东荪等。这些人在不同时间甚至关键问题上都发挥了作用，促使了傅作义的转变。
曾延毅和傅作义原是保定军校的同学，与傅一起守过涿州，是患难之交。傅当天津警备司令时，曾任该市公安局局长。傅任35军军长时，曾是该军副军长。抗战初期太原失守后，曾退出军界，回到天津家中赋闲。他的女儿曾常宁在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是中共地下党员。
刘仁让北平地下党学委系统担任军事策反工作的王某与曾常宁联系，先做她父亲曾延毅的工作，然后再通过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经过王某的一番努力，曾延毅答应了去北平见傅作义。但是，傅作义对曾延毅不信任，没谈上几句就冷场了。这是因为，曾在太原失守时临阵脱逃，傅作义对此很不满。不过，曾毕竟知道傅作义的一些家底，知道傅作义能听谁的话，他建议通过刘厚同去做傅的工作。
刘厚同年近七旬，与傅作义是老乡，是曾延毅和傅作义的老师。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刘是傅的智囊，多年来一直为傅出谋划策。傅对刘很尊敬，也很信任，还能言听计从。就是这位刘厚同，后来成了北平中共地下党与傅作义接触的重要媒介人物，也成了北平和谈的桥梁式的角色。
刘厚同在北平地下党学委会秘书长崔月犁、地下党员杜任之和王某等动员下，同意到北平说服傅作义，但也表示这一工作很难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傅作义的暧昧态度和左右徘徊，使人们对他确实琢磨不透。尽管如此，刘厚同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做傅作义的工作。
他为北平和平劳累奔走，最后由于年迈辛苦，致使左目失明，对促使傅作义痛下决心起了重要作用，被人们称誉为“和平老人”。
在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入关前，刘厚同就对傅说：“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人员腐化，蒋介石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因此失败也是必然的了。”当傅对蒋不信任时，刘厚同和傅作义的看法很一致，准备发通电起义。当傅因嫡系部队被歼、成为战犯而悲痛欲绝的时候，刘厚同一再劝说傅作义，要他及早下定决心，并对傅讲了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启示他坚决走和平解决问题的道路。
杜任之是教书人，傅作义的同乡，中共地下党员，也是民盟成员，公开身份为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讲师。他和傅作义有十多年的交往，傅的亲信秘书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保健医生兼惠民医院院长杜敬之等都是杜任之介绍推荐的。杜敬之是杜任之的胞弟，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到傅部工作。
1948年7月，杜任之从太原飞到北平，住进胞弟杜敬之家里。他与傅作义见面后，便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因为共党嫌疑在太原有被捕危险才来北平的。你这里能不能让我住下来？要能我就留下，要不能我马上就走。”
傅作义说：“北平不是太原，像你们做大学教授的，谁也没有不打招呼就到我的势力范围抓你们的权力。你住在敬之家就很安全。”
老朋友相见，自然要讲几句心里话。
傅作义困惑地说：“近些日子我为北平城里发生的事情很苦恼，学生游行示威、请愿，与军警冲突，有的学生受了伤，社会舆论攻击我，人们骂我，你看有什么办法？”
杜任之沉思片刻，直截了当地说：“可以找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谈谈，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他们的要求，还可以通过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的办法疏通情况和思想。”
傅作义是否准备采纳这些建议，当时还看不出。
杜任之在北平安顿下来后，很快被傅作义安排在王捷三当院长的华北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他通过民盟负责人吴晗和关世雄找到了崔月犁，又通过杜敬之与刘厚同建立了交往。杜任之根据崔月犁的要求，积极劝导傅作义走和平道路。
1948年9月下旬，济南解放后，杜任之想试探一下傅作义对时局的态度，便通过阎又文再次拜见傅作义。
寒暄之后，言归正传。傅作义喜欢朋友之间直来直去地谈话。杜任之也从来不在将军面前隐瞒自己，他说：“蒋介石寄希望美苏爆发大战的幻想该破灭了，宋美龄不久前到美国求援，美国朝野上下都以冷眼相待。解放军打下济南以后，已进入全面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失陷，吴化文与解放军合作起了很大作用。宜生兄，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义缓缓说道：“蒋委员长幻想通过美苏战争解决国内问题，宜生从不赞成。要扭转战局，必须以自己力量为基点，洋人是靠不住的。”
停了一会儿，傅作义继续说：“吴化文的投降在济南战役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那是共产党对他做了策反工作。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东北除四平以外，各大城市都在国军手里。华北除石家庄外，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我现在就控制着整个华北的战局！”
将军说得很自信，甚至有点狂妄。杜任之的心凉了半截，看来与将军硬扯和谈之事还不是时机，便另找话题谈了几句就起身告辞。
傅作义送他到门口，杜握着傅的手说：“请留步，秋后再见！”
杜任之说这话是有意还是无意？
傅作义没有细想，也没有说话。
不过，真正到了秋后时战争形势就逆着傅作义的估计发生了突变。傅作义变得判若两人，苦闷忧郁，经常发脾气，闭门谢客。
1948年11月，北平地下党学委会书记佘涤清根据聂荣臻和刘仁的指示精神，把傅冬菊从天津调到北平。
佘涤清找傅冬菊谈话说：“现在战争形势发展很快，看来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我们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请你把我们党的意图转达给他。”
刚入党不久的傅冬菊当即表示同意。当然，她知道这是非同寻常的任务，要经受各种考验。“佘书记，请你谈谈我的具体任务都有哪些？”
佘涤清说：“你就和你父亲一起住在中南海，要密切注意他的行动，不得发生问题，及时把了解的情况报告给党组织。咱们每天都要通通气，多多沟通。”
傅冬菊带着组织对她的信赖和期望，住进了中南海，来到了父亲身边。她以父女之情使傅作义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中，解除不少忧虑，获得很多安慰。与此同时，把中共有关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指示转达给傅作义，并劝说父亲与共产党和谈，还将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及时地告诉佘涤清、崔月犁。
傅作义到后来思想斗争很激烈，有时唉声叹气，不吃不睡，发脾气，咬牙签、火柴头，甚至想自杀。连这种情绪上的细微变化，北平地下党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都能通过傅冬菊及时掌握。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次日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
聂荣臻在表扬北平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时说：“你们对傅作义的行动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对我军做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邓宝珊是傅作义的前辈，也是结拜兄弟。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是一个久负盛誉的国民党宿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傅作义、马占山相识，关系甚密，并结拜为结义兄弟。1945年，傅是第12战区司令长官，马是副司令长官，邓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三个人都在一个战区。傅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邓是副总司令兼陕绥边区总司令，长期驻守在绥远的包头以南和陕西的榆林一带。
1948年12月底，傅作义在马占山的建议与催促下，派专人专机把邓宝珊接到北平，共商大计。
邓宝珊到北平后，与傅作义接连几个通宵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慎重地研究了和平移交北平的各种问题。这时，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与邓宝珊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里面谈了多次。
当崔月犁初次和邓宝珊会面时，邓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士兵的灰色棉衣，一见面就说：
“共产党的政策我是了解的，我的女儿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泽东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也经常听。”
恰好崔月犁随身带着记录陕北电台新闻的宣传材料，便随手送给邓宝珊一份。他们谈论了形势，交流了看法。邓对蒋介石必败的认识是明确的，并说：“先把傅先生的事情办完，再解决绥远问题就好办多了。”
崔说：“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他早下决心和谈，不要再犹豫了。”
邓说：“我会竭力劝傅先生弃暗投明的。这点请你放心。”
这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再次见面时，天津已经被解放军围攻得岌岌可危了。北平呢，解放军的大炮也可以打到市中心了。
邓宝珊带着恳求的口气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炮，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谈一次。”
崔月犁说：“这个意见当然可以考虑。不过，依我之见，留给傅先生的时间不会长了，如果再不下决心，日后肯定会后悔的。”
分手前，邓宝珊对崔月犁说：“近来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送你一段路吧。”
第三次见面是在1月12日。邓宝珊高兴地说：“傅先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决心下了，心情也好了。我拉上他女儿冬菊，亲近的人一块吃了顿饭。三头六面，拍了板，我马上就出城谈判！”
傅作义由犹豫到下决心和共产党合作，这一转变是与邓宝珊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在中共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主张感召下，不少有正义感的人士都自觉地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对傅作义进行劝解工作，为古都和平尽心尽力。
马占山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转战晋、绥、陕前线。他与傅作义、邓宝珊的关系非同一般，是结拜兄弟。他是因病没有赴任他的东北行营副总司令职务的，寓居在北平地安门油漆胡同1号。由于他的旧部在傅部中尚有约一个军的兵力，还有慕新亚、栾乐山、刘化南担任师长等要职，加之他本人不愿傅部再跟着蒋介石闹腾下去，所以对傅作义的命运尤为关切。
东北失守后，马占山对傅作义说：“东北完啦！平津你打算怎么办？”
傅作义不假思索地说：“打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马占山说：“我看你要不把林彪的部队挡在滦河以东、古北口以外，一旦接近平津，你就非抓瞎不可。”
傅作义有些不耐烦地说：“大哥，叫你说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马占山说：“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俩都是60岁的人啦，还能活几个60岁？我看去他的吧！蒋介石消灭异己、壮大嫡系，永久也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而把千年古都、200万的人民生命财产、文物古玩一齐砸烂，作一个历史的罪人。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老弟接来，你现在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叫宝珊帮你分担一点。他的主意多，看怎样的办法好？”
傅作义没表态，只是说：“你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
直到12月底，傅作义在丧失精锐部队后才意识到马占山的话有道理，决定把邓宝珊请到北平共商大计。
邓宝珊到北平的当晚，马占山以给邓接风洗尘为名，在自己家里备下酒席，约请傅作义作陪。他们兄弟几个开怀畅饮，促膝谈心，从历史教训谈到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从抗日战争谈到国共之战，从兵临城下谈到走和平道路。此后，他们又多次交谈，每次都谈得很彻底。马、邓对促成傅作义下定最后决心与共产党合作，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接到有关马占山在北平搞和平活动的密报后，极为恼火，当即命令郑介民派军统人员，拿着他的亲笔信请马占山到南京“共商国事”，实际上想诱而杀之。马占山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早有防备，已躲藏在画家陈半丁的家中。没过几天，又有曾在东北挺进军政治部作过干事的一对夫妇来到马占山的住处。门卫见他们是马司令的老部下，也都认识，所以就没有阻拦。他们乘吉普车驶入院内，下车后直闯马占山的卧室，想把马绑架走，但也扑了个空。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以保全古都文化古迹，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与愿望。
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傅作义召集的北平学者名流座谈会上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在世界建筑宝库中也是罕见的。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免受损失，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
杨人梗教授慷慨陈词：“内战已经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下去，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写入历史篇章。”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壁，虽已年逾花甲，但仍为古都奔走呼吁，她说：“北平是座世界共仰的文化古城，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傅作义的周围悄然地出现了一张大网，一张很密的网。由北平中共地下党和社会各界人士织成的这张网，不是要把傅作义牵向深渊，而是引向光明。
当然，傅作义不是不知道这张网会把自己拽向何处，也不是不知道再打下去的后果。但是，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的路程。
傅作义还是忧郁痛苦，顾虑重重。起码对1948年末甚至1949年1月中旬的傅作义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容不得傅作义在这种犹豫中徘徊下去的。当1月11日，他的谈判代表在孟家楼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官林彪、罗荣桓等的谈判有了初步结果后，亟待他做出答复和响应时，他反倒变得冷漠了。这种冷漠、这种犹豫使他不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回答这种冷漠的，是天津前线人民解放军毫不含糊的炮声。
第四节 彷徨不定战与和天津已成断魂渡（3）
确保海线筑城防，“固若金汤”欲逞强
新保安、张家口守军被歼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同时，解放军在南线取得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地区和中原地区。
平津国民党军的处境更加孤立！
西撤的希望成了泡影，从陆上南撤也不可能，现在就只剩下从海上南撤的道路了。蒋介石着急，为平津40万大军南撤之事不断对傅作义施加压力。蒋系部队早有弃城南去的打算，驻塘沽的守军司令侯镜如已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军舰上，他的5个师随时准备从海上撤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