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北平方式和平路！握手言和中南海(25)
也许他自己也明白这是最后的挣扎了，所以给各军、师发了一道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并规定“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
陈长捷和他的部下要拼命了。
解放军继续向城防线靠近。
1949年1月3日，解放军开始拔除天津城外据点，为总攻扫清障碍。
在天津东郊，东北7纵队向东局子据点发起了攻击。
东局子离城垣约2公里，全镇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半公里，驻守有国民党86军的1个团，是天津东面城防的重要屏障。环镇筑有3米多高土墙，挖有3米多宽的壕沟，墙上有碉堡和铁丝网，墙内外布设地雷。东面地形开阔，西面背靠天津城垣，北端地形起伏，南端之万兴庄被守军夷为平地。
86军军长刘云瀚把东局子据点视为阻挡共军接近城防线的要害，认为能固守住该点，全线就都可保持稳定。他几乎天天都到东局子去巡视，督促加强阵地工事，并从主阵地增加支援炮火。
根据东局子地形和守军配置情况，解放军东北7纵队决定以1个团由南向北攻，另1个团由北向南攻，并以一部分兵力配置在东局子西南和西北。在战斗发起前，部队挖了两条长达800米的交通壕，频繁袭扰守军。1月6日晚，部队用偷袭方式拿下了东局子以南的义顺窑。
1月7日拂晓前，攻击部队进入指定阵地。原定攻击时间为7时30分开始，但由于雾大能见度差，延至11时30分开始攻击。炮兵首先开火，把围墙轰开缺口，炸毁掩体、碉堡，接着又向围墙内射击。随后，步兵投入冲锋，南北夹击。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组织反击，给解放军造成较大伤亡。解放军攻击受挫后，迅速察明情况，改变突击方向，集中火力，一举突入围墙缺口。激战至16时30分，解放军南北两面的突击部队胜利会合，歼灭守军1100人。
东局子据点失陷，使陈长捷和他的部队受到极大震动。他在被俘后说：“解放军同天津外围守军一接触，我的信心就失去了一半。在河东区，他们攻占了极为坚固的东局子营房据点，一个大团被消灭干净，只逃回来一个营长，还是半死的，被解放军的爆破筒震成哑巴，不能说话了。这使本来就疲软的86军闻风丧胆。”
拿下东局子后，东北7纵队乘胜攻击，先后拔除广东义地、浙江公墓、姜家窑等据点，为下一步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天津南郊，解放军东北9纵队向灰堆据点发起了攻击。
灰堆在天津东南角上，距城垣不到1公里，有独立的防御体系。环据点有一道壕沟，沿壕有铁丝网、鹿砦，筑有许多明碉暗堡群，在交通要道和容易接近的地方都布设了雷区，与天津东南城防形成犄角之势，可以相互支援。驻守有国民党保安团、保安支队约4000人，对解放军进攻天津形成很大威胁。
1月5日凌晨，解放军7纵队的攻击部队进入进攻出发地。某团利用夜色插到灰堆与天津城垣之间，天亮后发起强攻，一举夺取造纸厂。8时整，担任主攻的2个团在炮火掩护下，并肩突击，迅速转入巷战。解放军与国民党守军反复争夺，激烈拼杀。
在解放军的猛烈围攻下，国民党守军连续反扑，支撑不住后便向天津城内突围。与此同时，天津国民党军派兵出城增援。插至灰堆与天津城垣之间的解放军某团，顽强坚守造纸厂一带，打退了两面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冲击，保障了主攻部队的战斗。
苦战至13时，解放军攻克灰堆，活捉国民党军少将白英杰以下3200多人，扫除了攻城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在天津西郊，解放军东北2纵队向鲁西义地、安徽义地等据点发起了攻击。
鲁西义地和安徽义地位于南运河西侧，是天津西面城垣外的两个重要据点，南北各长250米，宽200米，各筑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子母地堡群，并配置有各种火器。据点四周是堑壕，壕外设置鹿砦、绊马索和铁丝网，驻守有国民党62军67师的两个加强连。
1月9日下午，解放军东北2纵队4师某团兵分2路，分别对安徽义地和鲁西义地实施强行爆破。在炮兵、机枪火力掩护下，攻击部队从两侧突破，多路穿插，仅16分钟就拿下了安徽义地。而对鲁西义地的进攻受阻，部队伤亡较多。攻击部队及时调整部署，集中炮火摧毁地堡群。步兵冒着密集火力匍匐前进，炸掉一个个暗堡，冲入地堡拼杀。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克碉堡36座，占领了鲁西义地。
国民党62军67师十分惊慌，连忙派兵出城进行反扑，企图夺回鲁西义地，但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于11日拂晓再次组织300多人扑向解放军阵地，并以炮火支援。解放军沉着应战，以一当十，拼死坚守。国民党军一度突入某班阵地，解放军奋力反击，刺刀见红，有的伤员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兵同归于尽，机枪手忍着伤痛猛烈射击，终于重新夺回阵地，牢牢地守住了鲁西义地。
与此同时，解放军东北2纵队其他部队相继拔掉了南运河西侧的三元村和北运河两侧的丁字沽、霍家嘴等据点。
在天津东北郊，解放军东北8纵队向范家堡据点发起了攻击。
范家堡在民权门外约600米处，有两条公路通往市区，由国民党86军26师的1个营把守。据点的防御工事纵深较大，由数个水泥碉堡群构成，每群的母堡与几个子堡以地下交通壕相连，旁边还有地下掩蔽部，碉堡群外则是多道铁丝网和雷区。
1月8日，东北8纵队24师以1个团兵力攻击范家堡据点。8时整，数十门野炮、迫击炮一齐开火，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地堡群中，铁丝网飞上天，明碉暗堡被炸塌，地雷被引爆。9时30分，攻击部队由东南、东北两个方向发起冲锋，突入据点内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枪战、肉搏战。激战至11时，解放军全部占领范家堡。随后，又击退国民党86军26师的多次反扑，巩固住了阵地。
1月10日17时，东北7纵队24师某团向范家堡左前方300米处的一个地堡群发起强攻。仅用40分钟，胜利结束战斗，歼灭国民党军86军26师的2个排。
1月12日16时30分，东北7纵队22师某团攻击天津城防铁路宿舍外的刘家场坊据点。经两小时激战，部队攻占据点大部，但因这里靠近城垣，遭到国民党军炮火轰击及阵地上暗火力点侧射，伤亡较大。20时，解放军撤出战斗，决定在总攻时再拔掉这个据点。
至1月13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参加攻打天津的5个纵队，在刘亚楼的统一部署下，分别拔除了各自当面主要攻击方向的重要据点，已推进到距城垣仅有100、200米的地方。
在攻城准备中，部队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通过天津西面南运河两侧的水淹区。经过对河水的反复勘察，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最后终于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找到了减河的水闸。水闸打开后，南运河的水经减河流入大海，切断了天津护城河的水源，解决了攻击天津时的大面积水患问题。
至此，解放军攻城准备已经就绪，各纵队盘马弯弓，只等发起总攻的号令了。
林彪劝降义正辞严，陈长捷顽固色厉内荏
天津外围的枪炮声，由远及近，由北面响到南面，由东面响到西面，震动着冻结的大地，震动着守城的官兵。
陈长捷估计解放军集中兵力进攻天津城渐已迫近，但解放军没能打下塘沽，攻打天津又谈何容易？天津守军比塘沽守军的人多，天津城防工事比塘沽工事坚固。塘沽能守住，天津也能守住。
他处心积虑地把天津变成了堡垒城。
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种挣扎，天津城犹如一叶破舟，即将被狂澜吞没。
城防线外的主要据点被解放军扫荡干净，没有一个碉堡群能坚守到24小时以上。尤其是城外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太要命了！怎么会呢？
那是陈长捷催着他的部队在城内和城墙上构筑工事的时候，解放军也在城外利用黑夜挖了起来。城里城外、城上城下的声音汇合在一起。
城外的交通壕继续向城垣延伸。
陈长捷惶惶不安。
有一天拂晓，西门城防线上进来一个身穿解放军服装的人，自称原是东北国民党新1军的连长，放下武器后伪装成士兵，混进共军部队当了炮兵。他乘黑夜混战时逃进市内，报告说共军高级司令部驻在距天津20多里远的杨柳青镇。
陈长捷亲自找此人谈话，了解情况。当晚，陈长捷让秋宗鼎统一指挥远程炮兵向杨柳青至天津西门大道上所有村庄，进行日夜不停的袭扰射击，同时要求空军天津联络站请青岛基地派飞机轰炸杨柳青镇。
自从天津被围以后，陈长捷每天晚上8时都在警备司令部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的议程、内容都是固定不变的，先由各军、独立师主官汇报战况，然后拟定来日怎么办。与会者的心情和神态几乎也是固定的，每天进来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离开的时候都是忧心忡忡、疑虑重重。就连会上发言也似有固定模式，沉闷冷漠，偶尔吵吵嚷嚷。谁说到最后都忘不了来几句自我安慰壮胆的话，诸如“天津是水网低洼地带，挖2米就能见水”，“明日一定要把共军赶出阵地”，“一定夺回地堡群”，“定会让共军有来无回”之类。
“有什么新情况？”陈长捷在一天晚上照例开门见山地问。
“西郊有情况，情况不妙……”一位姓旦的军参谋长皱着眉头说，声音不大，且流露出恐慌。
陈长捷不满地瞪了军参谋长一眼，以为这位军参谋长还是要汇报某地某处失守的情况，连忙说：“声音大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要让共军的一时猖狂吓怕了嘛！他们在外围得手，有何值得大惊小怪？诸位不想想，我们在外围才有多点兵力？那是个别的失利，不足挂齿。”他说着摆了摆手，示意让军参谋长说下去。军参谋长窥视了一下陈长捷，见司令官一副轻松样子才放心。他干咳了一声，大声说道：“南运河的水没了，不，不是没有水，而是水位下降了，今天白天下去了将近半尺，照此下去……”
“怎么回事？”陈长捷急忙打断军参谋长的话。
军参谋长没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到会的军、师长们慌了，窃窃私语，会场立刻骚动起来。
陈长捷自言自语道：“不可能，怎么会呢？”
他沉思了好一阵子，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那一带地势最低，水不往低处流还能流到哪儿？难道共军有本事在那一带戳了几个窟窿不成？放心吧，旦参谋长，只要把流入大海的闸门关牢，把运河的闸门开足，就不愁没有水。水位下降肯定是守闸官兵玩忽职守，又赶上海水退潮，要不就是出了什么小差错，回去仔细查查就行了，用不着心慌意乱的。”
陈长捷略作停顿，接着又问：“还有什么情况？”
没人说话，一个个都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眉头紧皱。
他们都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了：鱼网的活扣被共军攥着，收缩着，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人。说不定某个早晨或某个晚上，活扣突然变成死结，谁也别想活着出来了。
也许陈长捷忘了，城外都已是解放军的天下，旦参谋长根本无法派人出城沿河查看情况。
也许出于无奈，陈长捷才说了上面那番话。他知道，在兵临城下的时候，13万守军之帅的一言一行意味着什么。
当然，不管怎么讲，陈长捷的镇静是表面的，多少是给部属们看的，实际上他的心灰得厉害，真怕共军断了护城河的水源，使南运河两侧那片汪洋致于枯竭，更怕天津的城墙被强风吹倒。
他只能硬着头皮顶，继续筹谋着加强城防工事的事。
有人说市内地下共党活动频繁，他立即下令实行交通管制，加派宪兵、警察站岗，到处检查行人，挨家挨户搜查；禁止市民放鞭炮和敲锣打鼓，停止娱乐场所的营业。入夜后，如果没有警备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就不准任何人马车辆通行，整个市区森严恐怖。
有人说市区夜间灯光太亮，他立即下令实施分区的灯火管制。又因夜间黑暗，怕共军接近城防不易发现，命令部队在阵地点燃煤油灯照明，在环城线的大型碉堡群上设置探照灯，在铁丝网上悬挂空罐头盒，一触即有音响，并分发给各军几十万条麻袋，以供随时抢修工事之用。
有人说共军政治宣传攻势很猛，他立即下令派人进行反宣传。一批男女政工人员携带扩音器到阵地前沿喊话，但解放军枪炮一打，就吓得不敢再喊了，纷纷逃回营地。
陈长捷明显感到他自己近来一天比一天忙起来了，什么事都得亲自抓仿佛才放心。但是，越是拼命地忙碌，他越觉得心慌。
急、愁，还有恨、怨，莫名其妙地搅合在一起。陈长捷突然感到自己不是陈长捷了。这会不会是一种不祥之兆？他说不清。
1949年1月6日拂晓，西郊城防线前的一个土堆上出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他没拿武器，站在土堆上高声地叫喊道：“守军兄弟，我是解放军的通信员，给你们长官带来了信件，请让我进城。”
守城官兵在地堡里从枪口向外望着，没有开枪，也没有搭话。通信员又喊了一遍。过了好一阵子，地堡里才钻出一个人把通信员领走。此处由国民党62军负责防守，通信员被领到了军部。
军长林伟俦很严肃，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不速之客。通信员立正敬礼，恭恭敬敬地拿出一封信，向前走了几步，双手递了过去，并不紧不慢地说：“这是我军首长给贵军司令、军长的信。”
林伟俦接过信有几分紧张，手不由得哆嗦了两下。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他觉得这信有点儿不寻常，凶多吉少。他没有立刻拆信，而是叫勤务兵把送信的通信员领到军部会议室等候一下。
通信员离开房间后，林伟俦将信封一边“唰”的一声撕开，飞快地看完了信。一切都是朦朦胧胧、半知半觉的状态中进行的。这是共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和86军军长刘云瀚的劝降信。信很短，刚劲秀丽的行书毛笔字清晰爽目，简明而准确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思想意图。信上写道：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伟俦无法按捺心中的紧张，在屋里急促地踱起步来。这是不祥之兆，还是走向新路的开始？他简直不敢预测。突然，他停下脚步，好像有了主意，转身离开了军部。
林伟俦来到86军军部，见到刘云瀚后没有说话，只是把信递了过去。刘云瀚的表情是平静的，甚至还露出几分轻蔑的微笑，可是内心就大不相同了。共军的来信能说什么？是不是叫我们投降？共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能守得住吗？他心神不宁地把信纸展开，几乎是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然后又递回给林伟俦。
两位军长都没言语，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便一同带着信件去见陈长捷。
陈长捷读罢信，把信纸照着原样叠好装回信封，顺手往茶几上一丢，现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情。其实，他的心里在打着冷战，共军让他和他的部队无条件投降！
陈长捷叫秋宗鼎打电话找来杜建时，几个人共同商量一下。
“给，你先看看这封信。”陈长捷一边说着一边把信递给刚进屋的杜建时。
杜建时很快看完了信，没有表态，因为信不是写给他的。他明白陈长捷找他来，是让他圆圆场。
沉默。谁也不肯带头做出具体主张，谁也不敢说出内心的实话。从这沉闷的气氛中可以感觉到积压在他们心头的忧虑是很多很重的。天津首先放下武器，会不会影响傅作义对整个华北问题的处理？放下武器后，共军会采取什么态度？会不会被处死？天津到处都有蒋介石的耳目，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不测。再说长江以南仍属蒋介石，将来时局还不知如何演变。可悲的是他们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
每个人都紧闭着嘴巴，脸上凝着一层霜。
杜建时的聪明就在于他知道屋里几个人以前彼此都不相识，不能信任，需要他沟通一下。于是，他首先打破这窒息人的沉默，把陈长捷请到另一房间里。
“司令，你有什么打算？”杜建时谦逊地问道。
陈长捷不假思索地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
接着，杜建时又请林、刘二位军长到另一房间内，问他们如何打算。
陈长捷和他的部下要拼命了。
解放军继续向城防线靠近。
1949年1月3日，解放军开始拔除天津城外据点，为总攻扫清障碍。
在天津东郊，东北7纵队向东局子据点发起了攻击。
东局子离城垣约2公里，全镇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半公里，驻守有国民党86军的1个团，是天津东面城防的重要屏障。环镇筑有3米多高土墙，挖有3米多宽的壕沟，墙上有碉堡和铁丝网，墙内外布设地雷。东面地形开阔，西面背靠天津城垣，北端地形起伏，南端之万兴庄被守军夷为平地。
86军军长刘云瀚把东局子据点视为阻挡共军接近城防线的要害，认为能固守住该点，全线就都可保持稳定。他几乎天天都到东局子去巡视，督促加强阵地工事，并从主阵地增加支援炮火。
根据东局子地形和守军配置情况，解放军东北7纵队决定以1个团由南向北攻，另1个团由北向南攻，并以一部分兵力配置在东局子西南和西北。在战斗发起前，部队挖了两条长达800米的交通壕，频繁袭扰守军。1月6日晚，部队用偷袭方式拿下了东局子以南的义顺窑。
1月7日拂晓前，攻击部队进入指定阵地。原定攻击时间为7时30分开始，但由于雾大能见度差，延至11时30分开始攻击。炮兵首先开火，把围墙轰开缺口，炸毁掩体、碉堡，接着又向围墙内射击。随后，步兵投入冲锋，南北夹击。国民党守军负隅顽抗，组织反击，给解放军造成较大伤亡。解放军攻击受挫后，迅速察明情况，改变突击方向，集中火力，一举突入围墙缺口。激战至16时30分，解放军南北两面的突击部队胜利会合，歼灭守军1100人。
东局子据点失陷，使陈长捷和他的部队受到极大震动。他在被俘后说：“解放军同天津外围守军一接触，我的信心就失去了一半。在河东区，他们攻占了极为坚固的东局子营房据点，一个大团被消灭干净，只逃回来一个营长，还是半死的，被解放军的爆破筒震成哑巴，不能说话了。这使本来就疲软的86军闻风丧胆。”
拿下东局子后，东北7纵队乘胜攻击，先后拔除广东义地、浙江公墓、姜家窑等据点，为下一步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天津南郊，解放军东北9纵队向灰堆据点发起了攻击。
灰堆在天津东南角上，距城垣不到1公里，有独立的防御体系。环据点有一道壕沟，沿壕有铁丝网、鹿砦，筑有许多明碉暗堡群，在交通要道和容易接近的地方都布设了雷区，与天津东南城防形成犄角之势，可以相互支援。驻守有国民党保安团、保安支队约4000人，对解放军进攻天津形成很大威胁。
1月5日凌晨，解放军7纵队的攻击部队进入进攻出发地。某团利用夜色插到灰堆与天津城垣之间，天亮后发起强攻，一举夺取造纸厂。8时整，担任主攻的2个团在炮火掩护下，并肩突击，迅速转入巷战。解放军与国民党守军反复争夺，激烈拼杀。
在解放军的猛烈围攻下，国民党守军连续反扑，支撑不住后便向天津城内突围。与此同时，天津国民党军派兵出城增援。插至灰堆与天津城垣之间的解放军某团，顽强坚守造纸厂一带，打退了两面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冲击，保障了主攻部队的战斗。
苦战至13时，解放军攻克灰堆，活捉国民党军少将白英杰以下3200多人，扫除了攻城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在天津西郊，解放军东北2纵队向鲁西义地、安徽义地等据点发起了攻击。
鲁西义地和安徽义地位于南运河西侧，是天津西面城垣外的两个重要据点，南北各长250米，宽200米，各筑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子母地堡群，并配置有各种火器。据点四周是堑壕，壕外设置鹿砦、绊马索和铁丝网，驻守有国民党62军67师的两个加强连。
1月9日下午，解放军东北2纵队4师某团兵分2路，分别对安徽义地和鲁西义地实施强行爆破。在炮兵、机枪火力掩护下，攻击部队从两侧突破，多路穿插，仅16分钟就拿下了安徽义地。而对鲁西义地的进攻受阻，部队伤亡较多。攻击部队及时调整部署，集中炮火摧毁地堡群。步兵冒着密集火力匍匐前进，炸掉一个个暗堡，冲入地堡拼杀。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克碉堡36座，占领了鲁西义地。
国民党62军67师十分惊慌，连忙派兵出城进行反扑，企图夺回鲁西义地，但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国民党军不甘失败，于11日拂晓再次组织300多人扑向解放军阵地，并以炮火支援。解放军沉着应战，以一当十，拼死坚守。国民党军一度突入某班阵地，解放军奋力反击，刺刀见红，有的伤员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兵同归于尽，机枪手忍着伤痛猛烈射击，终于重新夺回阵地，牢牢地守住了鲁西义地。
与此同时，解放军东北2纵队其他部队相继拔掉了南运河西侧的三元村和北运河两侧的丁字沽、霍家嘴等据点。
在天津东北郊，解放军东北8纵队向范家堡据点发起了攻击。
范家堡在民权门外约600米处，有两条公路通往市区，由国民党86军26师的1个营把守。据点的防御工事纵深较大，由数个水泥碉堡群构成，每群的母堡与几个子堡以地下交通壕相连，旁边还有地下掩蔽部，碉堡群外则是多道铁丝网和雷区。
1月8日，东北8纵队24师以1个团兵力攻击范家堡据点。8时整，数十门野炮、迫击炮一齐开火，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地堡群中，铁丝网飞上天，明碉暗堡被炸塌，地雷被引爆。9时30分，攻击部队由东南、东北两个方向发起冲锋，突入据点内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枪战、肉搏战。激战至11时，解放军全部占领范家堡。随后，又击退国民党86军26师的多次反扑，巩固住了阵地。
1月10日17时，东北7纵队24师某团向范家堡左前方300米处的一个地堡群发起强攻。仅用40分钟，胜利结束战斗，歼灭国民党军86军26师的2个排。
1月12日16时30分，东北7纵队22师某团攻击天津城防铁路宿舍外的刘家场坊据点。经两小时激战，部队攻占据点大部，但因这里靠近城垣，遭到国民党军炮火轰击及阵地上暗火力点侧射，伤亡较大。20时，解放军撤出战斗，决定在总攻时再拔掉这个据点。
至1月13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参加攻打天津的5个纵队，在刘亚楼的统一部署下，分别拔除了各自当面主要攻击方向的重要据点，已推进到距城垣仅有100、200米的地方。
在攻城准备中，部队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通过天津西面南运河两侧的水淹区。经过对河水的反复勘察，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最后终于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找到了减河的水闸。水闸打开后，南运河的水经减河流入大海，切断了天津护城河的水源，解决了攻击天津时的大面积水患问题。
至此，解放军攻城准备已经就绪，各纵队盘马弯弓，只等发起总攻的号令了。
林彪劝降义正辞严，陈长捷顽固色厉内荏
天津外围的枪炮声，由远及近，由北面响到南面，由东面响到西面，震动着冻结的大地，震动着守城的官兵。
陈长捷估计解放军集中兵力进攻天津城渐已迫近，但解放军没能打下塘沽，攻打天津又谈何容易？天津守军比塘沽守军的人多，天津城防工事比塘沽工事坚固。塘沽能守住，天津也能守住。
他处心积虑地把天津变成了堡垒城。
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种挣扎，天津城犹如一叶破舟，即将被狂澜吞没。
城防线外的主要据点被解放军扫荡干净，没有一个碉堡群能坚守到24小时以上。尤其是城外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太要命了！怎么会呢？
那是陈长捷催着他的部队在城内和城墙上构筑工事的时候，解放军也在城外利用黑夜挖了起来。城里城外、城上城下的声音汇合在一起。
城外的交通壕继续向城垣延伸。
陈长捷惶惶不安。
有一天拂晓，西门城防线上进来一个身穿解放军服装的人，自称原是东北国民党新1军的连长，放下武器后伪装成士兵，混进共军部队当了炮兵。他乘黑夜混战时逃进市内，报告说共军高级司令部驻在距天津20多里远的杨柳青镇。
陈长捷亲自找此人谈话，了解情况。当晚，陈长捷让秋宗鼎统一指挥远程炮兵向杨柳青至天津西门大道上所有村庄，进行日夜不停的袭扰射击，同时要求空军天津联络站请青岛基地派飞机轰炸杨柳青镇。
自从天津被围以后，陈长捷每天晚上8时都在警备司令部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的议程、内容都是固定不变的，先由各军、独立师主官汇报战况，然后拟定来日怎么办。与会者的心情和神态几乎也是固定的，每天进来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离开的时候都是忧心忡忡、疑虑重重。就连会上发言也似有固定模式，沉闷冷漠，偶尔吵吵嚷嚷。谁说到最后都忘不了来几句自我安慰壮胆的话，诸如“天津是水网低洼地带，挖2米就能见水”，“明日一定要把共军赶出阵地”，“一定夺回地堡群”，“定会让共军有来无回”之类。
“有什么新情况？”陈长捷在一天晚上照例开门见山地问。
“西郊有情况，情况不妙……”一位姓旦的军参谋长皱着眉头说，声音不大，且流露出恐慌。
陈长捷不满地瞪了军参谋长一眼，以为这位军参谋长还是要汇报某地某处失守的情况，连忙说：“声音大一点，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要让共军的一时猖狂吓怕了嘛！他们在外围得手，有何值得大惊小怪？诸位不想想，我们在外围才有多点兵力？那是个别的失利，不足挂齿。”他说着摆了摆手，示意让军参谋长说下去。军参谋长窥视了一下陈长捷，见司令官一副轻松样子才放心。他干咳了一声，大声说道：“南运河的水没了，不，不是没有水，而是水位下降了，今天白天下去了将近半尺，照此下去……”
“怎么回事？”陈长捷急忙打断军参谋长的话。
军参谋长没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到会的军、师长们慌了，窃窃私语，会场立刻骚动起来。
陈长捷自言自语道：“不可能，怎么会呢？”
他沉思了好一阵子，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说：“那一带地势最低，水不往低处流还能流到哪儿？难道共军有本事在那一带戳了几个窟窿不成？放心吧，旦参谋长，只要把流入大海的闸门关牢，把运河的闸门开足，就不愁没有水。水位下降肯定是守闸官兵玩忽职守，又赶上海水退潮，要不就是出了什么小差错，回去仔细查查就行了，用不着心慌意乱的。”
陈长捷略作停顿，接着又问：“还有什么情况？”
没人说话，一个个都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眉头紧皱。
他们都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了：鱼网的活扣被共军攥着，收缩着，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人。说不定某个早晨或某个晚上，活扣突然变成死结，谁也别想活着出来了。
也许陈长捷忘了，城外都已是解放军的天下，旦参谋长根本无法派人出城沿河查看情况。
也许出于无奈，陈长捷才说了上面那番话。他知道，在兵临城下的时候，13万守军之帅的一言一行意味着什么。
当然，不管怎么讲，陈长捷的镇静是表面的，多少是给部属们看的，实际上他的心灰得厉害，真怕共军断了护城河的水源，使南运河两侧那片汪洋致于枯竭，更怕天津的城墙被强风吹倒。
他只能硬着头皮顶，继续筹谋着加强城防工事的事。
有人说市内地下共党活动频繁，他立即下令实行交通管制，加派宪兵、警察站岗，到处检查行人，挨家挨户搜查；禁止市民放鞭炮和敲锣打鼓，停止娱乐场所的营业。入夜后，如果没有警备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就不准任何人马车辆通行，整个市区森严恐怖。
有人说市区夜间灯光太亮，他立即下令实施分区的灯火管制。又因夜间黑暗，怕共军接近城防不易发现，命令部队在阵地点燃煤油灯照明，在环城线的大型碉堡群上设置探照灯，在铁丝网上悬挂空罐头盒，一触即有音响，并分发给各军几十万条麻袋，以供随时抢修工事之用。
有人说共军政治宣传攻势很猛，他立即下令派人进行反宣传。一批男女政工人员携带扩音器到阵地前沿喊话，但解放军枪炮一打，就吓得不敢再喊了，纷纷逃回营地。
陈长捷明显感到他自己近来一天比一天忙起来了，什么事都得亲自抓仿佛才放心。但是，越是拼命地忙碌，他越觉得心慌。
急、愁，还有恨、怨，莫名其妙地搅合在一起。陈长捷突然感到自己不是陈长捷了。这会不会是一种不祥之兆？他说不清。
1949年1月6日拂晓，西郊城防线前的一个土堆上出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他没拿武器，站在土堆上高声地叫喊道：“守军兄弟，我是解放军的通信员，给你们长官带来了信件，请让我进城。”
守城官兵在地堡里从枪口向外望着，没有开枪，也没有搭话。通信员又喊了一遍。过了好一阵子，地堡里才钻出一个人把通信员领走。此处由国民党62军负责防守，通信员被领到了军部。
军长林伟俦很严肃，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不速之客。通信员立正敬礼，恭恭敬敬地拿出一封信，向前走了几步，双手递了过去，并不紧不慢地说：“这是我军首长给贵军司令、军长的信。”
林伟俦接过信有几分紧张，手不由得哆嗦了两下。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他觉得这信有点儿不寻常，凶多吉少。他没有立刻拆信，而是叫勤务兵把送信的通信员领到军部会议室等候一下。
通信员离开房间后，林伟俦将信封一边“唰”的一声撕开，飞快地看完了信。一切都是朦朦胧胧、半知半觉的状态中进行的。这是共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和86军军长刘云瀚的劝降信。信很短，刚劲秀丽的行书毛笔字清晰爽目，简明而准确地表达了写信人的思想意图。信上写道：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伟俦无法按捺心中的紧张，在屋里急促地踱起步来。这是不祥之兆，还是走向新路的开始？他简直不敢预测。突然，他停下脚步，好像有了主意，转身离开了军部。
林伟俦来到86军军部，见到刘云瀚后没有说话，只是把信递了过去。刘云瀚的表情是平静的，甚至还露出几分轻蔑的微笑，可是内心就大不相同了。共军的来信能说什么？是不是叫我们投降？共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能守得住吗？他心神不宁地把信纸展开，几乎是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然后又递回给林伟俦。
两位军长都没言语，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便一同带着信件去见陈长捷。
陈长捷读罢信，把信纸照着原样叠好装回信封，顺手往茶几上一丢，现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情。其实，他的心里在打着冷战，共军让他和他的部队无条件投降！
陈长捷叫秋宗鼎打电话找来杜建时，几个人共同商量一下。
“给，你先看看这封信。”陈长捷一边说着一边把信递给刚进屋的杜建时。
杜建时很快看完了信，没有表态，因为信不是写给他的。他明白陈长捷找他来，是让他圆圆场。
沉默。谁也不肯带头做出具体主张，谁也不敢说出内心的实话。从这沉闷的气氛中可以感觉到积压在他们心头的忧虑是很多很重的。天津首先放下武器，会不会影响傅作义对整个华北问题的处理？放下武器后，共军会采取什么态度？会不会被处死？天津到处都有蒋介石的耳目，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不测。再说长江以南仍属蒋介石，将来时局还不知如何演变。可悲的是他们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
每个人都紧闭着嘴巴，脸上凝着一层霜。
杜建时的聪明就在于他知道屋里几个人以前彼此都不相识，不能信任，需要他沟通一下。于是，他首先打破这窒息人的沉默，把陈长捷请到另一房间里。
“司令，你有什么打算？”杜建时谦逊地问道。
陈长捷不假思索地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
接着，杜建时又请林、刘二位军长到另一房间内，问他们如何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