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北平方式和平路！握手言和中南海(29)
随着部队攻击的团长刘海清给师长江拥辉打电话说：“我们已经打到守军核心工事区前，是否立即进攻？”
江拥辉说：“可以准备攻击，不给守军喘息机会，争取天亮以前打进去！我马上给你们调炮和坦克！”
还没等炮和坦克赶到，刘海清就指挥部队发起了攻击。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用炸药包、手榴弹、刺刀开道，以猛烈的动作，交错前进，像一把钢刀插进了陈长捷的核心工事区。
为了迅速拿下警备司令部，刘海清和团参谋长黄汉基带领营连干部，登上靠近中原公司一家澡塘的房顶平台，察看情况，布置任务。经研究决定，黄汉基参谋长率1营夺取警备司令部附近的制高点中原公司大楼，刘海清团长带2营攻打陈长捷的老巢。
这时，1师政委黄玉昆给刘海清打来电话说：“现在整个战斗发展很快，我军席卷海河两岸。你们要一鼓作气，迅速攻占警备司令部，活捉陈长捷。”
师长江拥辉在电话中强调说：“进行掏心的时机已经到了。坚决搞掉警备司令部，占领地下室，一定要把陈长捷抓到！”
刘海清刚放下电话，一个战士领着四位工人走了过来，说他们主动要求为攻打警备司令部的部队带路。有一位工人恳切地说：“这里是租界，道路复杂，雾又这么大。”
刘海清没有立即说话表态，只是用目光一一打量了那几位工人。这么关键性的战斗，可不能出半点差错！
一位老工人见解放军指挥员有些犹豫，马上掏出一份证明说：“解放军同志，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啦……”
刘海清感慨万千，答应了这四位工人的盛情要求。
攻击开始了。
“哒哒哒……”中原公司大楼上的守军，向他们临阵脱逃的官兵开了机枪。大街上传来惨叫声和咒骂声，“妈的，你们不打共军，倒向老子开枪！”
解放军1营把重机枪、火箭筒、小钢炮都搬到了附近楼房的平台和屋顶上，向中原公司大楼猛烈射击。守军在大楼各层的窗前，用手榴弹、轻重机枪严密封锁着道路。
顿时，枪炮弹在街道两侧的墙壁上、门窗上和柏油路面上，爆开一团团火球，溅起一串串火花。大楼上的瓦片、残砖、碎玻璃像冰雹一样，乒乒乓乓地落在马路上。
1营在工人的引导下，主力避开守军重兵把守的大铁栅门，从侧后用爆破筒炸开窗口，迅速冲进大楼；一部从南侧破门而入，攻进一楼大厅，并沿着大厅左右两边的楼梯向楼上冲去。
在中原公司的大楼里，1营在团参谋长黄汉基和营长蔡克德的指挥下，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逐楼层逐房间的激烈争夺战。
此时，2营5连经过连续爆破攻占了多伦道的中原里大楼，打掉了陈长捷警备司令部的西面屏障。随后，全营分头沿新华北路和山东路向警备司令部发起了猛攻。
5连和4连一部经山东路插到一座2层楼，随即从侧后接近楼房，乘着手榴弹爆炸烟尘冲进楼去。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房间里，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肉搏厮打，最后全歼陈长捷特务营2个连。
6连突过多伦道，沿新华北路直捣警备司令部的北门。副连长徐恒吉带领2排冲在最前面，遭到门口两侧守军交叉火力的拦阻。徐恒吉身负重伤，继续指挥战斗，迅速扫除了前进障碍。接着，全连一拥而入，冲进了院子里。
院内东边一幢2层楼房的国民党军官兵，疯狂地向解放军射击、投手榴弹、拼刺刀。解放军利用墙角的沙袋，在枪弹横飞的硝烟中，从院内冲到楼内，从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楼下，直到全部占领整个楼房。
原来，这就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的指挥楼。在楼下陈长捷宽绰的办公室里，四周墙上挂着各种城防作战图表，其中有一张《1949年天津国军战况一览表》，桌上的台历正好翻到1949年1月15日，旁边还摆着陈长捷签署的“早2时邀杜市长和林、刘军长等会商战局”的通知。
6连副排长邢春福带领战士王义凤、傅泽国冲向“忠烈祠”，据说陈长捷就躲在里面的地下室内。他们刚冲到祠门口，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的一阵机枪子弹打在台阶和沙袋上。邢春福对王义凤、傅泽国说：“注意隐蔽！我守住门口，你俩打进去。”
一阵手榴弹，王义凤、傅泽国穿过一条小走廊，找到了地下室的入口。他俩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就闯了进去，举着手榴弹大声喊道：“放下武器，解放军宽待俘虏！”
这是个20米见方的大厅，在昏暗的灯光下，20多名国民党军官或站或坐。他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听到这如雷灌耳的喊声才抬起头，一看是解放军，个个吓得魂不附体，纷纷举起双手。
“谁是司令？”战士傅泽国连问了几次。
没人吱声。
20多名俘虏举着手向外走去，有一个副官模样的人快出地下室门口时，向傅泽国使了个眼色，轻声地说：“司令在里面。”
待俘虏走出大厅后，王义凤、傅泽国来到一个挂着军毯的地下室里间。他俩用刺刀挑开门帘往里一看，眼前是一条走廊，很黑。王义凤抢先摸了进去，走了一阵子向左转弯时，忽见一缕光亮，原来这里还有一扇门。王义凤推开门，端着刺刀就冲了进去。
微弱的灯光下，7个军官正在吵吵嚷嚷，忙着撕毁文件。
“不许动！举起手来！”王义凤高声喝道。
傅泽国一面紧跟着冲过来，一面喊道：“缴枪不杀！”
面对黑森森的枪口和闪着寒光的刺刀，那7个人颤抖着举起手来，手中的文件散落在地上。
王义凤向前走了几步，正准备搜那些人的手枪，一个军官连忙说：“兄弟们，我们交出武器。最好要你们的长官来，我们交代一下，通知部队不打了。”
王义凤把军官们的手枪都缴了以后，才发现有好几个将官。其中有一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他料定这人就是陈长捷。
王义凤轻蔑地笑了笑。
身披着美制军大衣的陈长捷深深地勾着头。
副排长邢春福走进地下室的另一间房子，俘虏了正在发报的几个报务员。
十多分钟后，副营长朱绪清跟着傅泽国来到了地下室。那些军官们一看此人像个共军长官，便赶忙规规矩矩地站着。陈长捷带着不服气的口气说：“你可以作为代表跟我们谈判吗？”
朱绪清冷笑了一声，先是让军官们都坐下来，接着严肃地说：“用不着谈判，你们现在都当了俘虏！惟一要做的事就是马上下命令叫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陈长捷迟疑片刻，摊开双手无奈地说：“我从早上5点多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
朱绪清又让陈长捷命令附近的守军停止抵抗，立即无条件投降。
一个副营长要一个中将司令干这干那。陈长捷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只是耷拉着脸向一个校官点点头，让他去执行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把白旗挂在警备司令部楼上。
在王义凤和几个解放军战士的押护下，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中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高参杨威及由蒋介石派到天津督战的视察官程子践等7名将校军官一一走出地下室。
这时是1月15日上午10时许，解放军总攻开始恰好整整一天。浓雾消散，阳光普照大地。
陈长捷刚从暗处出来，他的眼睛被阳光刺晃得无法睁开。他眯着眼睛走了一段路，在经过大院时放慢了脚步。院子里集中着成百上千的国民党军官兵，他们都已当了俘虏，个个垂头丧气。警备司令部楼上白旗高悬，墙壁上弹痕累累。
他摇头叹息，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发黑，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连他自己也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天津市区的枪炮声逐渐稀疏。国民党守军见坚持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纷纷竖起白旗，放下武器投降。
解放军1纵队3师进入租界区解决了国民党86军军部，俘获62军中将军长林伟俦和86军中将军长刘云瀚；
解放军9纵队27师占领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大楼，在地下室活捉市长杜建时中将。
解放军2纵队4师在城北逼迫国民党62军151师少将师长陈恒率部投降。
至1月15日15时，枪炮声停止了，天津战斗全部结束。陈长捷苦心经营的“大天津堡垒化”城防工事，仅仅维持了29个小时。解放军以伤亡2.3万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创造了对拒不投降之敌予以坚决消灭的“天津方式”。
天津失守后，塘沽国民党守军侯镜如部惊恐不安，于1月17日慌忙乘船南撤。解放军12纵队奋起追歼陆上残敌3000人，进占塘沽。
天津、塘沽的解放，把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推到了悬崖陡壁边，何去何从，已到了最后决策关头。
第五节 雄鸡一唱天下白铺就北平和平路
解放军攻克天津成了一服“催化剂”。而陈长捷的“现身说法”，则对促进和谈也有着一种奇特作用。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城笑颜。北平解放了！傅将军下令不打仗了！
邓宝珊出城谈判，和平之门正式开
冬夜是漫长的，但终会有天明的时候。被泥雪堵阻的车轮就要转动。
1949年1月14日到了，傅作义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这天上午，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居仁堂，让他们立即启程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周北峰焦急地说：“总司令，今天就是14号了。上次在蓟县八里庄‘会谈纪要’上所说的时限就是今天，我们该答复了。”
傅作义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去吧！就说有些条款还需要再商量一下。”
周北峰立即与解放军方面联系。当日午后1时，邓宝珊、周北峰、刁可成（傅部政工处科长）、王焕文（邓的副官）一行四人，乘车到德胜门改骑马前进。他们不必去河北蓟县八里庄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此时已经移到了通县宋庄。
他们途经清河镇时，又由解放军用吉普车送到通县以西5里多路的五里桥的一个大宅院门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已在大门口迎候，车内的傅方代表赶紧下车与对方握手。
林彪说：“欢迎，欢迎！邓将军你们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屋里休息吧！”
这是一个名叫张永和的地主宅院。四周筑有高墙，内有四个小四合院，组成一个完整的大四合院，共有40间房屋。住宅全是磨砖对缝，一码到顶，雕梁画栋，朱红色的门窗，屋内陈设典雅别致，给人以古朴大方和庄重之感。把谈判地点选在此处，多少可以表明中共方面对和平谈判的诚意。这里距通县宋庄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也有5里多路。
双方代表进屋后，罗荣桓说：“你们先休息休息，等一会儿再谈。”
“不累，不累！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周北峰深知时间的宝贵，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连忙以一种恳求的口气说。
聂荣臻十分严肃认真地说：“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1月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我们曾通过北平城里的同志向贵方作过多次催问，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但你们迟迟不作答复。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周北峰这时才发现上次在八里庄参加谈判的刘亚楼参谋长没有在场，大概是去指挥进攻天津的战斗了。他好像受到沉重的一击，立即意识到现在在谈判中能讨价还价的时间和资本几乎没有了。他没有说话，而是转脸看着邓宝珊，那意思是问：“你看怎么办？”
邓宝珊也有些怅然，没想到一见面中共方面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他虽然知道这责任在于傅作义犹豫不决，解放军只好先在天津动手，但不相信解放军能在短时间内拿下天津。在他的脑海里，天津城防工事比北平、张家口、塘沽等地都要坚固，用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的话说是“固若金汤”。于是，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出来，傅先生已下了决心，天津就别打了。”
聂荣臻说：“你我都是军人，你也知道，仗一打响就不好收拾了。”
一阵沉默。
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总司令，请他作指示。”还在1月12日，也就是上次周北峰离开八里庄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了指示电。军委认为，傅作义如此拖延，应在邓宝珊将军到来时明确指出，傅本人及其部下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立功自赎，方有可能赦免战犯罪，否则是不可能的。平津如被打烂，其责任全在傅方。解放军对平津两城包围已有1个月，一等再等，而且又按照傅方所提方案进行，但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傅部如有诚意，应即令天津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傅部如不改变立场，解放军将坚决歼灭之。与此同时，军委判断天津守军13日是不会出城的，所以命令林彪等准备14日攻击天津。
1月14日10时，解放军向天津13万国民党守军发起了总攻。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最后强调指出：“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天津的告急，毛泽东的声明，使北平城里的傅作义坐卧不安。他那冷峻的目光中此时又多了些内容，是明净？还是失意？还是恐惧？抑或什么别的？
王克俊匆匆走进居仁堂，将刚刚收到的周北峰来电递给傅作义。傅阅后说：“立即回电告诉他，与邓先生相商酌情办理。”
王克俊转身离去，傅作义独自一人在屋里来回踱步，满脸愁容。他仍在动摇和痛苦之中，既不能为了争取时间，让邓宝珊不谈就草草签约；又不能让解放军进攻天津的行动停下来，等到签约后一起解决。唉，难呀！哪有一个妥善处置的办法啊！无奈，他只好让参谋长李世杰告诉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坚持两天，就有办法！”
1月14日夜，无月，无星，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在通县五里桥的邓宝珊彻夜未眠，一会儿踱步，一会儿伫立。他那焦急而紧张的心，在时快时缓地跳动，他用尽了全力想控制一下，但无济于事，仍不能平静下来。这恐怕是入冬以来北平的时间最长、天气最冷、夜色最黑的一个夜晚。
东方终于吐出了鱼肚白。渐渐的，那一小圈白光变大、变亮。苍茫的山岭梁峁一下子掩入了透明的晨曦。
1月15日上午，平津大战中，国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正式和谈开始了。
这次会议开了一天，直到深夜才结束。双方代表商谈的主要内容是：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补给、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军政机构移交和接管办法，等等。商谈范围只限北平一地，绥远问题不列入此次会议议程。
中共方面出于保护北平古城的考虑，在商谈一些具体问题中做了较大的让步，对于傅方提出的要求和方案都尽量给予满足和采纳。如部队出城改编，傅方要求离城不要太远、太分散，中共代表答应可以做到，地点可选在通县、三河、香河等地区。又如关于部队补给问题，也完全同意傅方提出的意见，逐步由解放军完全负责。又如移交和接管机关、企业等问题，也采纳傅方提出要有一个过渡办法的方案，可以成立一个联合机构负责解决。因此，保证了商谈的顺利进行，并整理形成了一些具体条款。
这次商谈，是在边打边谈中进行的。战场上的进程和态势，直接影响着傅方谈判代表的心态。邓宝珊原以为“固若金汤”的天津起码也能坚持个把月的，可以捞取些资本，没想到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攻占了天津全城，俘虏了陈长捷。当他和周北峰得知天津失守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深感北平更加孤立了，只有迅速促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是上策。
解放军攻克天津成了一服“催化剂”。而陈长捷的“现身说法”，则对促进和谈也有着一种奇特作用。
江拥辉说：“可以准备攻击，不给守军喘息机会，争取天亮以前打进去！我马上给你们调炮和坦克！”
还没等炮和坦克赶到，刘海清就指挥部队发起了攻击。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用炸药包、手榴弹、刺刀开道，以猛烈的动作，交错前进，像一把钢刀插进了陈长捷的核心工事区。
为了迅速拿下警备司令部，刘海清和团参谋长黄汉基带领营连干部，登上靠近中原公司一家澡塘的房顶平台，察看情况，布置任务。经研究决定，黄汉基参谋长率1营夺取警备司令部附近的制高点中原公司大楼，刘海清团长带2营攻打陈长捷的老巢。
这时，1师政委黄玉昆给刘海清打来电话说：“现在整个战斗发展很快，我军席卷海河两岸。你们要一鼓作气，迅速攻占警备司令部，活捉陈长捷。”
师长江拥辉在电话中强调说：“进行掏心的时机已经到了。坚决搞掉警备司令部，占领地下室，一定要把陈长捷抓到！”
刘海清刚放下电话，一个战士领着四位工人走了过来，说他们主动要求为攻打警备司令部的部队带路。有一位工人恳切地说：“这里是租界，道路复杂，雾又这么大。”
刘海清没有立即说话表态，只是用目光一一打量了那几位工人。这么关键性的战斗，可不能出半点差错！
一位老工人见解放军指挥员有些犹豫，马上掏出一份证明说：“解放军同志，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啦……”
刘海清感慨万千，答应了这四位工人的盛情要求。
攻击开始了。
“哒哒哒……”中原公司大楼上的守军，向他们临阵脱逃的官兵开了机枪。大街上传来惨叫声和咒骂声，“妈的，你们不打共军，倒向老子开枪！”
解放军1营把重机枪、火箭筒、小钢炮都搬到了附近楼房的平台和屋顶上，向中原公司大楼猛烈射击。守军在大楼各层的窗前，用手榴弹、轻重机枪严密封锁着道路。
顿时，枪炮弹在街道两侧的墙壁上、门窗上和柏油路面上，爆开一团团火球，溅起一串串火花。大楼上的瓦片、残砖、碎玻璃像冰雹一样，乒乒乓乓地落在马路上。
1营在工人的引导下，主力避开守军重兵把守的大铁栅门，从侧后用爆破筒炸开窗口，迅速冲进大楼；一部从南侧破门而入，攻进一楼大厅，并沿着大厅左右两边的楼梯向楼上冲去。
在中原公司的大楼里，1营在团参谋长黄汉基和营长蔡克德的指挥下，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逐楼层逐房间的激烈争夺战。
此时，2营5连经过连续爆破攻占了多伦道的中原里大楼，打掉了陈长捷警备司令部的西面屏障。随后，全营分头沿新华北路和山东路向警备司令部发起了猛攻。
5连和4连一部经山东路插到一座2层楼，随即从侧后接近楼房，乘着手榴弹爆炸烟尘冲进楼去。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房间里，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肉搏厮打，最后全歼陈长捷特务营2个连。
6连突过多伦道，沿新华北路直捣警备司令部的北门。副连长徐恒吉带领2排冲在最前面，遭到门口两侧守军交叉火力的拦阻。徐恒吉身负重伤，继续指挥战斗，迅速扫除了前进障碍。接着，全连一拥而入，冲进了院子里。
院内东边一幢2层楼房的国民党军官兵，疯狂地向解放军射击、投手榴弹、拼刺刀。解放军利用墙角的沙袋，在枪弹横飞的硝烟中，从院内冲到楼内，从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楼下，直到全部占领整个楼房。
原来，这就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的指挥楼。在楼下陈长捷宽绰的办公室里，四周墙上挂着各种城防作战图表，其中有一张《1949年天津国军战况一览表》，桌上的台历正好翻到1949年1月15日，旁边还摆着陈长捷签署的“早2时邀杜市长和林、刘军长等会商战局”的通知。
6连副排长邢春福带领战士王义凤、傅泽国冲向“忠烈祠”，据说陈长捷就躲在里面的地下室内。他们刚冲到祠门口，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的一阵机枪子弹打在台阶和沙袋上。邢春福对王义凤、傅泽国说：“注意隐蔽！我守住门口，你俩打进去。”
一阵手榴弹，王义凤、傅泽国穿过一条小走廊，找到了地下室的入口。他俩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就闯了进去，举着手榴弹大声喊道：“放下武器，解放军宽待俘虏！”
这是个20米见方的大厅，在昏暗的灯光下，20多名国民党军官或站或坐。他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听到这如雷灌耳的喊声才抬起头，一看是解放军，个个吓得魂不附体，纷纷举起双手。
“谁是司令？”战士傅泽国连问了几次。
没人吱声。
20多名俘虏举着手向外走去，有一个副官模样的人快出地下室门口时，向傅泽国使了个眼色，轻声地说：“司令在里面。”
待俘虏走出大厅后，王义凤、傅泽国来到一个挂着军毯的地下室里间。他俩用刺刀挑开门帘往里一看，眼前是一条走廊，很黑。王义凤抢先摸了进去，走了一阵子向左转弯时，忽见一缕光亮，原来这里还有一扇门。王义凤推开门，端着刺刀就冲了进去。
微弱的灯光下，7个军官正在吵吵嚷嚷，忙着撕毁文件。
“不许动！举起手来！”王义凤高声喝道。
傅泽国一面紧跟着冲过来，一面喊道：“缴枪不杀！”
面对黑森森的枪口和闪着寒光的刺刀，那7个人颤抖着举起手来，手中的文件散落在地上。
王义凤向前走了几步，正准备搜那些人的手枪，一个军官连忙说：“兄弟们，我们交出武器。最好要你们的长官来，我们交代一下，通知部队不打了。”
王义凤把军官们的手枪都缴了以后，才发现有好几个将官。其中有一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他料定这人就是陈长捷。
王义凤轻蔑地笑了笑。
身披着美制军大衣的陈长捷深深地勾着头。
副排长邢春福走进地下室的另一间房子，俘虏了正在发报的几个报务员。
十多分钟后，副营长朱绪清跟着傅泽国来到了地下室。那些军官们一看此人像个共军长官，便赶忙规规矩矩地站着。陈长捷带着不服气的口气说：“你可以作为代表跟我们谈判吗？”
朱绪清冷笑了一声，先是让军官们都坐下来，接着严肃地说：“用不着谈判，你们现在都当了俘虏！惟一要做的事就是马上下命令叫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陈长捷迟疑片刻，摊开双手无奈地说：“我从早上5点多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
朱绪清又让陈长捷命令附近的守军停止抵抗，立即无条件投降。
一个副营长要一个中将司令干这干那。陈长捷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只是耷拉着脸向一个校官点点头，让他去执行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把白旗挂在警备司令部楼上。
在王义凤和几个解放军战士的押护下，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中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高参杨威及由蒋介石派到天津督战的视察官程子践等7名将校军官一一走出地下室。
这时是1月15日上午10时许，解放军总攻开始恰好整整一天。浓雾消散，阳光普照大地。
陈长捷刚从暗处出来，他的眼睛被阳光刺晃得无法睁开。他眯着眼睛走了一段路，在经过大院时放慢了脚步。院子里集中着成百上千的国民党军官兵，他们都已当了俘虏，个个垂头丧气。警备司令部楼上白旗高悬，墙壁上弹痕累累。
他摇头叹息，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发黑，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连他自己也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天津市区的枪炮声逐渐稀疏。国民党守军见坚持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纷纷竖起白旗，放下武器投降。
解放军1纵队3师进入租界区解决了国民党86军军部，俘获62军中将军长林伟俦和86军中将军长刘云瀚；
解放军9纵队27师占领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大楼，在地下室活捉市长杜建时中将。
解放军2纵队4师在城北逼迫国民党62军151师少将师长陈恒率部投降。
至1月15日15时，枪炮声停止了，天津战斗全部结束。陈长捷苦心经营的“大天津堡垒化”城防工事，仅仅维持了29个小时。解放军以伤亡2.3万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多人，创造了对拒不投降之敌予以坚决消灭的“天津方式”。
天津失守后，塘沽国民党守军侯镜如部惊恐不安，于1月17日慌忙乘船南撤。解放军12纵队奋起追歼陆上残敌3000人，进占塘沽。
天津、塘沽的解放，把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推到了悬崖陡壁边，何去何从，已到了最后决策关头。
第五节 雄鸡一唱天下白铺就北平和平路
解放军攻克天津成了一服“催化剂”。而陈长捷的“现身说法”，则对促进和谈也有着一种奇特作用。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城笑颜。北平解放了！傅将军下令不打仗了！
邓宝珊出城谈判，和平之门正式开
冬夜是漫长的，但终会有天明的时候。被泥雪堵阻的车轮就要转动。
1949年1月14日到了，傅作义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这天上午，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居仁堂，让他们立即启程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周北峰焦急地说：“总司令，今天就是14号了。上次在蓟县八里庄‘会谈纪要’上所说的时限就是今天，我们该答复了。”
傅作义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去吧！就说有些条款还需要再商量一下。”
周北峰立即与解放军方面联系。当日午后1时，邓宝珊、周北峰、刁可成（傅部政工处科长）、王焕文（邓的副官）一行四人，乘车到德胜门改骑马前进。他们不必去河北蓟县八里庄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此时已经移到了通县宋庄。
他们途经清河镇时，又由解放军用吉普车送到通县以西5里多路的五里桥的一个大宅院门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已在大门口迎候，车内的傅方代表赶紧下车与对方握手。
林彪说：“欢迎，欢迎！邓将军你们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屋里休息吧！”
这是一个名叫张永和的地主宅院。四周筑有高墙，内有四个小四合院，组成一个完整的大四合院，共有40间房屋。住宅全是磨砖对缝，一码到顶，雕梁画栋，朱红色的门窗，屋内陈设典雅别致，给人以古朴大方和庄重之感。把谈判地点选在此处，多少可以表明中共方面对和平谈判的诚意。这里距通县宋庄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也有5里多路。
双方代表进屋后，罗荣桓说：“你们先休息休息，等一会儿再谈。”
“不累，不累！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周北峰深知时间的宝贵，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连忙以一种恳求的口气说。
聂荣臻十分严肃认真地说：“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1月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我们曾通过北平城里的同志向贵方作过多次催问，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但你们迟迟不作答复。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周北峰这时才发现上次在八里庄参加谈判的刘亚楼参谋长没有在场，大概是去指挥进攻天津的战斗了。他好像受到沉重的一击，立即意识到现在在谈判中能讨价还价的时间和资本几乎没有了。他没有说话，而是转脸看着邓宝珊，那意思是问：“你看怎么办？”
邓宝珊也有些怅然，没想到一见面中共方面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他虽然知道这责任在于傅作义犹豫不决，解放军只好先在天津动手，但不相信解放军能在短时间内拿下天津。在他的脑海里，天津城防工事比北平、张家口、塘沽等地都要坚固，用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的话说是“固若金汤”。于是，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出来，傅先生已下了决心，天津就别打了。”
聂荣臻说：“你我都是军人，你也知道，仗一打响就不好收拾了。”
一阵沉默。
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总司令，请他作指示。”还在1月12日，也就是上次周北峰离开八里庄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了指示电。军委认为，傅作义如此拖延，应在邓宝珊将军到来时明确指出，傅本人及其部下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立功自赎，方有可能赦免战犯罪，否则是不可能的。平津如被打烂，其责任全在傅方。解放军对平津两城包围已有1个月，一等再等，而且又按照傅方所提方案进行，但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傅部如有诚意，应即令天津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傅部如不改变立场，解放军将坚决歼灭之。与此同时，军委判断天津守军13日是不会出城的，所以命令林彪等准备14日攻击天津。
1月14日10时，解放军向天津13万国民党守军发起了总攻。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最后强调指出：“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天津的告急，毛泽东的声明，使北平城里的傅作义坐卧不安。他那冷峻的目光中此时又多了些内容，是明净？还是失意？还是恐惧？抑或什么别的？
王克俊匆匆走进居仁堂，将刚刚收到的周北峰来电递给傅作义。傅阅后说：“立即回电告诉他，与邓先生相商酌情办理。”
王克俊转身离去，傅作义独自一人在屋里来回踱步，满脸愁容。他仍在动摇和痛苦之中，既不能为了争取时间，让邓宝珊不谈就草草签约；又不能让解放军进攻天津的行动停下来，等到签约后一起解决。唉，难呀！哪有一个妥善处置的办法啊！无奈，他只好让参谋长李世杰告诉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坚持两天，就有办法！”
1月14日夜，无月，无星，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在通县五里桥的邓宝珊彻夜未眠，一会儿踱步，一会儿伫立。他那焦急而紧张的心，在时快时缓地跳动，他用尽了全力想控制一下，但无济于事，仍不能平静下来。这恐怕是入冬以来北平的时间最长、天气最冷、夜色最黑的一个夜晚。
东方终于吐出了鱼肚白。渐渐的，那一小圈白光变大、变亮。苍茫的山岭梁峁一下子掩入了透明的晨曦。
1月15日上午，平津大战中，国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正式和谈开始了。
这次会议开了一天，直到深夜才结束。双方代表商谈的主要内容是：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补给、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军政机构移交和接管办法，等等。商谈范围只限北平一地，绥远问题不列入此次会议议程。
中共方面出于保护北平古城的考虑，在商谈一些具体问题中做了较大的让步，对于傅方提出的要求和方案都尽量给予满足和采纳。如部队出城改编，傅方要求离城不要太远、太分散，中共代表答应可以做到，地点可选在通县、三河、香河等地区。又如关于部队补给问题，也完全同意傅方提出的意见，逐步由解放军完全负责。又如移交和接管机关、企业等问题，也采纳傅方提出要有一个过渡办法的方案，可以成立一个联合机构负责解决。因此，保证了商谈的顺利进行，并整理形成了一些具体条款。
这次商谈，是在边打边谈中进行的。战场上的进程和态势，直接影响着傅方谈判代表的心态。邓宝珊原以为“固若金汤”的天津起码也能坚持个把月的，可以捞取些资本，没想到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攻占了天津全城，俘虏了陈长捷。当他和周北峰得知天津失守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深感北平更加孤立了，只有迅速促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是上策。
解放军攻克天津成了一服“催化剂”。而陈长捷的“现身说法”，则对促进和谈也有着一种奇特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