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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历史在北平拐弯!中南海易换新主(6)

  大家边吃边谈,突然一个人神色紧张地来到林铁身旁耳语了几句。林铁神色也紧张起来,拉着来人走向屋子一角。首长们马上意识到出现了情况,都停下筷子朝屋角望去。

  “什么事呀?”毛泽东很平静地问。

  “主席,没有什么大事。”来人敷衍地说。

  林铁忙走到周恩来面前汇报:“周副主席,刚才毛主席被街上的人认出来了,现在满街都是人,要等着看主席和首长一眼。省公安厅怕出事故,提出是否净一会街。这里刚解放,情况复杂,我也怕出事。”

  汽车进城前,毛泽东本来戴着眼镜和口罩,看到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兴奋得摘下眼镜向人群招手致意,被一位眼尖的行人认了出来。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只一顿饭功夫,就引来了几万人围观。

  毛泽东不主张驱赶群众,他轻松地说:“净街?净街干什么!看一看死不了人嘛。”

  反应敏捷的周恩来把话题接了过去:“走,我们看看去!”

  周恩来与林铁及公安厅的人走出餐厅,朝院外一望,只见几万人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人头攒动,踮脚引颈朝院内张望,期待着见到自己的领袖。净街,毛主席不同意,但请毛主席出来见群众,又担心一时脱不了身,因为当晚必须赶到北平。

  老练的周恩来拿出了折衷方案:“不要净街,那样会脱离群众,不能和国民党一样。你们对老百姓讲清楚,安排好一点,比如让主席的车改在第四辆,分散点注意力,另外多派点人维护秩序,不要让人群往前拥,这样行吧?”

  公安厅的同志出门开始做群众工作,饭后听取省委汇报的议程照常进行。林铁在会上汇报了保定解放后几个月内省委所做的工作。

  午饭小憩后,在几万群众的目送下,车队缓缓地驰出了保定城。

  看到老百姓们欢呼雀跃的情形,毛泽东很高兴。刚才如果“净街”,就大拂了他的心意。他虽然要治理这个国家,但他不把自己当做“皇帝”,从没有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思想感情;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他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欢欣。一路上,他不止一次触景生情地发出“人民伟大”的感叹。

  毛泽东静悄悄地进了北平

  毛泽东从保定出发到达涿县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县委的同志打开了城门。

  3月24日,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从北平城打来电话,说请毛主席与中央首长当晚乘火车进北平;第二天下午安排了西苑机场阅兵式,并邀请了各界人士。叶剑英说:“这也算我们对各界的欢迎吧。”

  叶剑英与滕代远乘坐给毛主席准备的专列来到涿县,准备接毛主席进城。

  叶剑英到时,坐吉普车从西柏坡到达涿县的毛泽东正在与河北的领导同志研究如何接管城市的问题。

  叶剑英一进门,便把进北平的具体安排报告了毛泽东――坐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停在清华园火车站。下火车后,坐汽车去颐和园,睡个午觉。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

  毛泽东点头对这个计划表示同意。

  之后,周恩来又与叶剑英具体研究了从涿县出发的问题。因为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要阅兵,并要与民主人士见面,时间太紧,火车必须于凌晨开出。

  最后商定3月25日凌晨2点钟,毛主席等人先乘火车进入北平。中共中央进北平的整体行动由周恩来主管。

  早在1949年2月,进入北平的准备工作就已开始。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协助周恩来统筹,具体负责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时,还专门成立了中央转移委员会。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

  毛泽东平时是不太过问这类具体事务的,它们都被周恩来安排得非常周密。而这一次,他强调了一句,是因为这是一件非做好不可的大事。他经常回忆过去,那些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岁月已经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经历了那么多血雨腥风,马上就要从辗转几十年的农村搬到大城市去,这是要载入史册的历史瞬间,当然要计划好。而对警卫部队和执行转移行动的人们来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豁出命去,也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于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和北平驻军联合行动,为党中央搬家全力以赴。

  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主人公的身份从农村正式进入城市。中央社会部的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关于搬家的具体指示,成立了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这个组织委员会除了叶剑英外,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他们对党中央来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等等都作了周密部署。

  从唐县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的第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第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的社会部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的对空警戒,由刘亚楼负责。

  当天,叶剑英、聂荣臻与李克农联名将转移计划电告西柏坡,并建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县后改乘火车。

  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后,于次日傍晚给北平市委发来电报:“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作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作决定。请你们仍作两种情况的准备。”

  3月22日,叶剑英和李克农就铁路布置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叉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

  在这个电报中,叶剑英和李克农强调,如要从长辛店乘汽车到西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过城区,经西直门后才能到达飞机场,别无更好的路线,所以拟乘火车为妥。

  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此方案。

  3月25日凌晨,一列专车在涿县火车站引火待发。车厢里灯火通明,两条平行的铁轨平静地向北平延伸,等待着中央首长乘坐的火车安全通过。

  凌晨2时,各位中央领导精神焕发地跨上了去北平的专列。

  汽笛发出“呜”的一声长鸣,接着车轮滚动,火车呼啸,载着中国革命的司令部,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风驰电掣地向前奔去……

  火车上,陪行的叶剑英向毛泽东等领导人介绍说,北平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得到了保护,没受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照常,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说共产党伟大,解放军英勇。叶剑英还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少民主人士来到了北平。也有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表示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更好地宣传争取更多的爱国进步人士。

  他还介绍了北平解放时,老百姓兴高采烈、欢天喜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情景。他激动地说到,部队从前门大街行进到东交民巷时,队伍雄壮、整齐、威严。过去,东交民巷是外国人的租界地,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人民解放军却开进去了,它向所有帝国主义和各国政府表明,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也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和侵略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照常,这就好了。要对我们参加军事管制的人员讲清楚,我们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要能管理好大城市。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在当前来说非常重要。”

  周恩来说道:“我们在延安山沟里的时候,既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大工业生产,许多外国朋友,包括美国朋友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直到蒋介石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像张治中将军这类人,都称赞我们不仅能打仗,将来胜利了,也完全能管理好大城市,管理好国家经济。因为他们看透了蒋介石集团太腐败了,离开了外国人就活不下去。我们没有管理过大城市,但是我们看到蒋介石管理大城市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比他们管理得好。”

  几个人正在谈论着,叶剑英往外一看,说:“卢沟桥快到了。”

  听叶剑英这么一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忙往窗外看。由于天色已暗,只模模糊糊看了个大概。

  列车飞奔,一会儿便驶过了卢沟桥。毛泽东等人又继续交谈起来。

  火车过了丰台车站之后,叶剑英又对大家说:“再过不远就能看到北平的城墙了,我们就算到了北平城了。”

  听说快到北平城了,大家都高兴地往外看,果然看到了高大巍峨的北平城墙。

  叶剑英感慨地说:“我过去到过北平,那还是在军调部工作的时候。那时在北平,和国民党的代表面对面地斗争了一年多。这一回,我是比你们先到了北平。这一次到北平,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样啊,心情也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完全不同了。”

  毛泽东说:“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是第三次到北平。第一次是1918年。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孜孜以求探寻真理的25岁的青年。第二年他又进北平。当他56岁三进北平时,已是一代人民领袖,受到万民的欢呼。他不能不对此感慨万端。

  对党中央进北平,《人民日报》发表了它的第一个号外:“毛主席已到达北平”。

  “毛主席到北平口罗!”“看号外,毛主席来了!”路人纷纷抢购,仅4分钟的时间,号外被一抢而空。北平城看到号外的、没有看到号外的,都在争议毛泽东,从大学教授到人力车夫,都谈起了毛泽东的传奇、性格以及爱好。

  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门房与一位姓王的图书管理员拿着号外回忆道:“他曾经在这间屋子里工作,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整理报纸和杂志……”

  王管理员盯着那张桌子兴奋地说:“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有30年了,从他的照片上看,他是胖了一点,那时可瘦啦。”

  二人又一起上楼,去观看当年毛泽东下班后读书的阅览室。郭门房说:“就在这里。30年前他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埋头读报,看书,读呀读呀,一读就是一整天。”

  王管理员感慨道:“当时谁知道啊……毛先生现在是全国最了不得的人物!”

  郭门房激动地说:“莫说全中国,他的姓名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口罗!”

  3月25日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啊?”

  第三节 李宗仁做假皇帝怀仁堂和谈未果

  蒋介石离开南京时,李宗仁率文武百官去明故宫机场为他送行,当浩浩荡荡车队来到机场时,却已人去楼空。张治中苦笑着一语双关地说:“南京的气候如此恶劣,每走一步,都会冒很大风险。”蒋介石调头往回走,走了几步,对身后的儿子说:“你不懂,我手下的这些人,各有各的用处嘛。清一色是不行的,这一点你要记好。”

  艰苦的和谈

  就在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前一天,即1949年3月2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章士钊、李蒸等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29日增加刘斐为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谈判从4月1日开始,地点在北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李维汉(4月1日又增加聂荣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

  在与国民党的历次重大谈判中,周恩来几乎都唱主角,他机智、幽默、雄辩、果断、冷静、坚决、灵活,成为共产党的谈判专家。

  4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等及随员二十几人,乘“空中行宫”号飞机飞抵北平,下榻六国饭店。

  周恩来和张治中,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交相知,有着很深的友谊。

  张治中后来曾回忆说:“周恩来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修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受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张治中曾一度想加入中共。周恩来告诉他,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后来,周恩来说:“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

  1945年10月,张治中到新疆省任主席。此时在新疆有100多名被盛世才关押的共产党员,处境很危险。行前,周恩来要求张治中设法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并护送他们到延安。张治中爽快地答应。1946年夏,张治中释放了这批中共党员,派专人护送他们到达延安。

  对此,周恩来和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

  在张治中等人抵平后的当晚6时,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人设宴招待。晚上,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和邵力子谈话。

  在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回答:“我们没有具体的意见,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周恩来说:“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的个别对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认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拖延的。”

  在谈话中,张治中提出外交政策问题,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说“如果亲苏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

  4月2日,双方代表按商定的办法,进行个别交谈。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与黄绍?谈,林伯渠与章士钊谈,李维汉与邵力子谈,聂荣臻与李蒸谈,林彪与刘斐谈。

  4月8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治中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见面。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握住他的双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的热情接待。”然后又问到张的身体和家人。张治中就“和谈腹案”及在溪口与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说了一些意见:

  (一)关于战犯问题,张一再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入和平协定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

  (二)关于组建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应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三)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表示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

  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最后,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关于外交政策上的美苏并重主张: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外交政策,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概括地说,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实现国共团结以促成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促成国共合作。中国在东方处在很好的地位,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地位来促进美苏在远东的合作关系,来保证远东和平,促进世界和平。

  二、中国太大了,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去争取援助。光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

  三、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满清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张治中所谈的外交上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不愿因中国关系使美苏关系复杂,拖美苏下水,并通过中国的缓冲,使美苏关系缓和,以促进远东和平以至世界和平的主张,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外交主张。他主张外交上美苏并重,与政治上美苏并重有显著区别。

  毛泽东不同意张治中的这种主张。后来,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批驳的七种错误论调中,有四种是这次谈话中提过的。

  周恩来说:中共提出“和平协定”即最后通牒

  双方代表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上摸清了对方的底,而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准备就绪,并认为按前方的军情,谈判应加快步伐。

  毛泽东铺开信纸开始给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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