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历史在北平拐弯！中南海易换新主(7)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信，立即吩咐机要秘书立即将信送给周恩来。
在同一天，周恩来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方面，并通知当晚9时开正式会议。
会议的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
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边分坐双方代表。双方代表后边各放三张小桌子，坐着双方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
会场布置简朴，气氛严肃。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开会，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说明。
最后，他说，如果和平协定的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张治中发言。
他说，对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张治中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同意接受的各点一一提出。
最后他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身上。希望中共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张治中表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张治中发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
次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研究，提出了40处修改意见，写成了一个修正案。修正案用词力求和缓，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进行了若干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二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4月15日早晨，双方代表分别进行了交谈。晚上7点，中共代表团送交南京代表团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文件。
张治中注意到这份文件已删去“草案”字样，他明白了一切，但他还是问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严肃地点点头，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也好，干脆！”
接着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团两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最后定案。
9点整，会谈开始了。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说明。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但无论签或不签，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将立即渡江。
周恩来最后的宣布，令国民党代表团个个心旌震荡。
张治中缓缓站起身，说：“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这样，我们代表团同仁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和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说到此，他略为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语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他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张治中不囿于一党一派之利，而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待国民党的失败，真是难能可贵。但是，他的关于“兄弟之争”的一段话，模糊了国共争战的实质，与共产党人的立场格格不入。
对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立即起身反驳。他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会议于当晚10时20分结束。
李宗仁做“假皇帝”，什么主也做不了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后，连夜对协定研究。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这个协定定稿已接受所提修正意见的40余处的大半数，让步是大的。最后，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推黄绍？和屈武携文件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李宗仁当的是“代理皇帝”，什么主也做不了。越是做不了主，就越想做主，于是陷入尴尬的境地。
黄绍？一下飞机，便驱车至李宗仁的官邸。
黄绍？对一筹莫展的李宗仁说：“蒋先生已经没有前途了，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效犬马之劳了。”
李宗仁一脸苦笑：“我这个代总统，有其名，无其实，处处受人制约，像签订《国内和平协定》这样大事，没有姓蒋的点头还是不成啊，何谈另辟求生之道！”
黄绍？急道：“德公，反正政府以促进和平为目标，管它条件怎么样，和平总比不和平好。况且人家也做了许多让步，与其打下去不免一败，不如这样收兵算了。”
李宗仁看着黄绍？带来的周恩来声明是最后通牒的《国内和平协定》副本，大摇其头。这样的协定他能签字吗？如此“收兵”他收得了吗？不签字和谈就破裂，他也只能落得“飘泊”的下场。李宗仁是打着和谈的旗帜上台的，如今和谈破裂，他就必须下台。代总统宝座还没坐热，眼看又要让给它的原主人。他像做了一场噩梦，而这场噩梦是从明故宫做起的。
蒋介石离开南京时，李宗仁率文武百官去明故宫机场为他送行，当浩浩荡荡车队来到机场时，却已人去楼空。
李宗仁回到黄埔路总统府二楼办公室，心头如掀开了一块大石头似的轻松。
他本是来自偏远省份广西临桂县的农家子弟，祖上世代务农。他六岁读私塾，后来进新创立的临桂县立高等小学。初到城里，有几分土气，加上一些新式学科如数学、英语跟不上，被人讥笑为“乡下傻瓜”。他只读了两个学期便辍学。以后他弃文习武，考入广西陆军小学，步步升迁，没有想到在中国历史上他居然会有这么一个位置，做起了代总统。
李宗仁正有些醺醺然，这时，办公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把他从沉思中拉回。
“代总统，我是张群……”话筒里传来张群的声音。
代总统？李宗仁的眉头拧紧了。
“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
李宗仁客气地说：“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来到张群宅邸。张群迎出门外，说：“代总统降尊光临，张群实在不敢当。”
李宗仁连声道：“哪里哪里，不必客气。”
李宗仁在客厅刚一落座，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
张群一口一个“代总统”，叫得李宗仁十分恼火。他接过文告细读起来，脸色越来越严峻。
他抬起头，眼睛直盯张群，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张群淡淡地说：“怎么不妥，愿闻其详。”
李宗仁有些激动地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李宗仁沉下脸来：“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张群面带难色地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李宗仁气愤地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作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张群见李宗仁态度强硬，便放缓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张群的电话也打过来了，张群在电话中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
李宗仁一块石头落地，慨然答道：“可以。”
次日一早，李宗仁一到办公室，便吩咐秘书拿来当天报纸。李宗仁摊开报纸，只气得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一字未改。
更让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已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于昨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毫无所知。
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他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
吴忠信自知理亏，他面带歉疚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宗仁难过地摇摇头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连发道通令这样的事他还要管，他说要瞒着我，你就瞒着我，你眼里还有老朋友吗？”
吴忠信委屈地诉苦道：“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宗仁仰天长叹道：“礼卿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干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职就是了！”
李宗仁的一席话，也引出了吴忠信的心里话，只听他诚恳地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名义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甚至连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证。”
李宗仁冷笑着说：“谢谢你直言相告，他蒋先生如此欺人，我是无法干下去的！”
实际李宗仁的处境比“假皇帝”还惨，蒋介石飞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布置，使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蒋介石耳目的监视之下，权力不得实施，行动毫无自由。
李宗仁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但他三件大事一件也干不成。莫说大事，就是小事也干不成，因为蒋先生在溪口紧盯着他。
李宗仁一开始对自己的使命还想得天真，他刚上台，就签发了两个手令：
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
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宣传价值，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平诚意。
然而，他的两个手令很快落空，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顾祝同则向他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令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
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程思远飞到台湾，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却不料陈诚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
程思远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李宗仁听了竟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程思远心灰意冷地说：“凡是了解老蒋为人的，都知道他宁饶敌人，不饶朋友。局势如此危急，在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仍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德公，恕我直言，这个党是没有指望了，我们既然回天乏术，不如……”
“不如什么？”李宗仁打断程思远的话，态度严厉地说：“现在局势还没有糟到那一步，我们手里现在还有牌可打。人家要看我们的笑话，我们自己不能先乱了自己的阵脚。”
程思远沉默了。李宗仁沉思良久又吩咐他：“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我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
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和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李宗仁把手一挥，十分愤慨地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开启国共和谈，选中张治中为国民党首席代表。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电文发出，李宗仁心里很是快慰，因为这可以视为是桂系对老蒋的一个报复。共产党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因此，才有桂系的上台，因为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败了，才有桂系的生存，乃至有桂系地位的上升。如果战败的是共产党，那么桂系便是第二个龙云。
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是共产党不要过江，国共两方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他心中没底，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不知道共产党的胃口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无力量守住长江。
要和平，蒋介石必须出国
1944年2月22日，李宗仁的座机“空中行宫”号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坐在飞机上的不是李宗仁，而是李宗仁千呼万唤请出来主持和共产党和谈大计的张治中。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信，立即吩咐机要秘书立即将信送给周恩来。
在同一天，周恩来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方面，并通知当晚9时开正式会议。
会议的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
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边分坐双方代表。双方代表后边各放三张小桌子，坐着双方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
会场布置简朴，气氛严肃。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开会，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说明。
最后，他说，如果和平协定的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张治中发言。
他说，对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张治中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不同意接受的各点一一提出。
最后他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身上。希望中共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张治中表示，愿就中共所提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张治中发言后，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
次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研究，提出了40处修改意见，写成了一个修正案。修正案用词力求和缓，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进行了若干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二人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4月15日早晨，双方代表分别进行了交谈。晚上7点，中共代表团送交南京代表团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文件。
张治中注意到这份文件已删去“草案”字样，他明白了一切，但他还是问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严肃地点点头，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也好，干脆！”
接着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团两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最后定案。
9点整，会谈开始了。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说明。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但无论签或不签，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将立即渡江。
周恩来最后的宣布，令国民党代表团个个心旌震荡。
张治中缓缓站起身，说：“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这样，我们代表团同仁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和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说到此，他略为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语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他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张治中不囿于一党一派之利，而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待国民党的失败，真是难能可贵。但是，他的关于“兄弟之争”的一段话，模糊了国共争战的实质，与共产党人的立场格格不入。
对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立即起身反驳。他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会议于当晚10时20分结束。
李宗仁做“假皇帝”，什么主也做不了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后，连夜对协定研究。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这个协定定稿已接受所提修正意见的40余处的大半数，让步是大的。最后，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推黄绍？和屈武携文件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李宗仁当的是“代理皇帝”，什么主也做不了。越是做不了主，就越想做主，于是陷入尴尬的境地。
黄绍？一下飞机，便驱车至李宗仁的官邸。
黄绍？对一筹莫展的李宗仁说：“蒋先生已经没有前途了，广西人士应该清醒一些，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效犬马之劳了。”
李宗仁一脸苦笑：“我这个代总统，有其名，无其实，处处受人制约，像签订《国内和平协定》这样大事，没有姓蒋的点头还是不成啊，何谈另辟求生之道！”
黄绍？急道：“德公，反正政府以促进和平为目标，管它条件怎么样，和平总比不和平好。况且人家也做了许多让步，与其打下去不免一败，不如这样收兵算了。”
李宗仁看着黄绍？带来的周恩来声明是最后通牒的《国内和平协定》副本，大摇其头。这样的协定他能签字吗？如此“收兵”他收得了吗？不签字和谈就破裂，他也只能落得“飘泊”的下场。李宗仁是打着和谈的旗帜上台的，如今和谈破裂，他就必须下台。代总统宝座还没坐热，眼看又要让给它的原主人。他像做了一场噩梦，而这场噩梦是从明故宫做起的。
蒋介石离开南京时，李宗仁率文武百官去明故宫机场为他送行，当浩浩荡荡车队来到机场时，却已人去楼空。
李宗仁回到黄埔路总统府二楼办公室，心头如掀开了一块大石头似的轻松。
他本是来自偏远省份广西临桂县的农家子弟，祖上世代务农。他六岁读私塾，后来进新创立的临桂县立高等小学。初到城里，有几分土气，加上一些新式学科如数学、英语跟不上，被人讥笑为“乡下傻瓜”。他只读了两个学期便辍学。以后他弃文习武，考入广西陆军小学，步步升迁，没有想到在中国历史上他居然会有这么一个位置，做起了代总统。
李宗仁正有些醺醺然，这时，办公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把他从沉思中拉回。
“代总统，我是张群……”话筒里传来张群的声音。
代总统？李宗仁的眉头拧紧了。
“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
李宗仁客气地说：“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来到张群宅邸。张群迎出门外，说：“代总统降尊光临，张群实在不敢当。”
李宗仁连声道：“哪里哪里，不必客气。”
李宗仁在客厅刚一落座，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
张群一口一个“代总统”，叫得李宗仁十分恼火。他接过文告细读起来，脸色越来越严峻。
他抬起头，眼睛直盯张群，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张群淡淡地说：“怎么不妥，愿闻其详。”
李宗仁有些激动地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李宗仁沉下脸来：“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张群面带难色地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李宗仁气愤地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作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张群见李宗仁态度强硬，便放缓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张群的电话也打过来了，张群在电话中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
李宗仁一块石头落地，慨然答道：“可以。”
次日一早，李宗仁一到办公室，便吩咐秘书拿来当天报纸。李宗仁摊开报纸，只气得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一字未改。
更让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已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于昨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毫无所知。
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他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
吴忠信自知理亏，他面带歉疚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宗仁难过地摇摇头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连发道通令这样的事他还要管，他说要瞒着我，你就瞒着我，你眼里还有老朋友吗？”
吴忠信委屈地诉苦道：“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宗仁仰天长叹道：“礼卿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干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职就是了！”
李宗仁的一席话，也引出了吴忠信的心里话，只听他诚恳地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名义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甚至连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证。”
李宗仁冷笑着说：“谢谢你直言相告，他蒋先生如此欺人，我是无法干下去的！”
实际李宗仁的处境比“假皇帝”还惨，蒋介石飞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布置，使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蒋介石耳目的监视之下，权力不得实施，行动毫无自由。
李宗仁上台后，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但他三件大事一件也干不成。莫说大事，就是小事也干不成，因为蒋先生在溪口紧盯着他。
李宗仁一开始对自己的使命还想得天真，他刚上台，就签发了两个手令：
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
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宣传价值，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平诚意。
然而，他的两个手令很快落空，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顾祝同则向他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令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
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程思远飞到台湾，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却不料陈诚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
程思远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李宗仁听了竟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程思远心灰意冷地说：“凡是了解老蒋为人的，都知道他宁饶敌人，不饶朋友。局势如此危急，在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仍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德公，恕我直言，这个党是没有指望了，我们既然回天乏术，不如……”
“不如什么？”李宗仁打断程思远的话，态度严厉地说：“现在局势还没有糟到那一步，我们手里现在还有牌可打。人家要看我们的笑话，我们自己不能先乱了自己的阵脚。”
程思远沉默了。李宗仁沉思良久又吩咐他：“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我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
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和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李宗仁把手一挥，十分愤慨地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开启国共和谈，选中张治中为国民党首席代表。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电文发出，李宗仁心里很是快慰，因为这可以视为是桂系对老蒋的一个报复。共产党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因此，才有桂系的上台，因为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败了，才有桂系的生存，乃至有桂系地位的上升。如果战败的是共产党，那么桂系便是第二个龙云。
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是共产党不要过江，国共两方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他心中没底，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不知道共产党的胃口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无力量守住长江。
要和平，蒋介石必须出国
1944年2月22日，李宗仁的座机“空中行宫”号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坐在飞机上的不是李宗仁，而是李宗仁千呼万唤请出来主持和共产党和谈大计的张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