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历史在北平拐弯！中南海易换新主(8)
一向痴情于实现国内和平的“和平将军”在国民党内和谈的空气愈来愈浓之时，却萌生退意。蒋介石下野后，他由南京飞回兰州，此时正担任西北军政公署长官。张治中一回兰州。便决心不再离开西北。不料李宗仁一个电报一个电话地催他赴京，担当和谈重任。一些朋友也以大义相劝。于是，他心头本不曾熄灭的希望之火又燃烧起来。他想，此时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虽小，但如果置身事外，也不是对国家对人民应采取的态度。当李宗仁派他的座机来接的时候，一生充满矛盾的张治中怀着从未有过的矛盾心情，登机启程飞赴南京。
张治中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欢迎的人群立即迎上来。何应钦笑道：“文白，你是福星高照呀，那么低的云，居然让你平安降落。”
白崇禧说：“我听到半空中飞机盘旋了半个小时之久，一直在替你祷告平安哩。”
张治中苦笑着一句双关地说：“南京的气候如此恶劣，每走一步，都会冒很大风险。”
白崇禧会意地笑了：“文白，你就多辛苦吧，我们做你的后盾嘛。”
张治中只有苦笑而已。
接着，张治中立刻从机场驱车去见李宗仁，见面头一句便问：“德公对和谈是否拿出具体方案了？”
李宗仁回答：“具体方案尚未制定，但是原则是明确的，就是他们不要过江。”
张治中摇摇头说：“中共的八条，意在取而代之，绝不会同意平分天下，枪杆子挡不住人家，嘴皮子能挡住人家？”
白崇禧不以为然地说：“我军主力虽然部分被歼，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这是中共所没有的，陆军还有百万，这是我们和谈的实力。如果共产党硬要过江，恐怕也未必有取胜的把握，现在就和，对双方都有利。”
何应钦模棱两可地说：“中共已于上月31日占领北平，可是还没有表示同意谈判的确定消息，看来他们全部精力在消化新地盘。”
白崇禧说：“谈还是会谈的，不战而屈人兵，何乐不为。问题是我们内部的混乱，蒋先生虽然下野，却仍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面的联络不断。德公在台上，令不出门，这个样子怎能办事？总统不过是代理的，实在干不下去，还不如交还给蒋先生。”
李宗仁无可奈何地说：“在蒋先生身边，主战者居多，和谈不易推动。我这个挂名总统，又要对付共产党，又要应付蒋先生两边的掣肘，太难办了，所以非得请文白兄出山不可。”
李宗仁、白崇禧一唱一和，目的明确，请张治中出山，不但要他担当和谈重任，还要拿他当挡箭牌，抵挡蒋介石的幕后干预。
南京的情形，张治中早就清清楚楚，彻底的解决办法只有劝蒋介石出国。
蒋介石出国，此事非同小可，张治中虽然动了这个念头，却并没有马上表示出来。
1949年3月3日，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降落在宁波市郊的栎社机场。自从蒋介石隐居溪口以来，这个机场便忙碌起来。溪口没有机场，前来朝拜的大员都要在此降落，转车再去溪口。
张治中和吴忠信走出舱门，便看见蒋经国正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蒋介石得知张治中来溪口，特派长子前往迎接。
汽车驶进武岭门，在蒋介石的老宅“丰镐房”前停下，这时蒋经国告诉来客，蒋介石住在雪窦山雪窦寺妙高台。天色已晚，只好次日上山。张治中对吴忠信说：“礼卿，你我去行个礼，今夜就住在山下吧。”
原来，在国民党大员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到蒋宅必须对蒋介石祖先的牌位行三鞠躬礼。
蒋经国谦让一番，说是不必多礼，而张治中和吴忠信一再坚持。于是几人一起到“报本堂”，在蒋家祖宗牌位前，鞠了三个躬。
次日，张治中、吴忠信便去雪窦山妙高台拜望蒋介石，未见蒋之前，先到白岩山鱼鳞岙拜谒蒋母墓。
来到妙高台，蒋介石亲迎于阶下，对张治中一行极尽礼遇。宾主在会客厅落座。
寒暄过后，张治中刚要说明来意，却不料蒋介石脸色陡变，从茶几上拿起一张报纸，像挥舞一面旗帜似地扬了扬，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
张治中怔住了。几个人小圈子里的事，怎么会捅到报纸上去了呢？
张治中哪里知道，这是白崇禧的鬼点子，是他指使李宗仁的政治顾问甘介侯向报界透露张治中溪口之行的计划。白崇禧的用意，是利用舆论的压力，配合张治中的游说，迫使蒋介石出国。
但白崇禧错了，他完全不明白对于蒋介石来说，舆论的作用几乎等于零，甚至适得其反。结果反而使张治中窘迫异常，一见面便被封住了嘴。
蒋介石把报纸往茶几上一扔，忿忿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蒋介石振振有词。蒋介石骂的是桂系，张治中不好再说下去，只得转而谈其他问题。
“总裁，我们这次来是想听听你关于和谈的意见的。”
但蒋介石缄口不语。
“总裁，关于中共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我与德邻、敬之、健生等人商议后认为，其中第一项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大家意见是一致的。”
张治中先提出这个问题，意在通融感情，缓和气氛。果然，蒋介石的脸色不再那么严峻地说：“当然啦，李德邻现在负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他，我愿意终老回乡，绝不再度执政。”
张治中对蒋介石的表白不信，却不敢表示出来，只好说：“总裁的话，我一定向德邻转达。”
蒋介石接着又说：“你告诉李德邻，还是要备战求和，想以和谈谈出个划江而治，只怕是他的一厢情愿罢。”
停了停，蒋介石又说：“形势严峻，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问题是在我们内部。共产党能够上下一心对付我们，我们却做不到这点。李德邻上台后走了三步棋，招招都是冲着我来的，第一步通过傅泾波、司徒雷登向美国要军火，武装自己桂系的军队；第二步派人拉拢苏联武官罗申；第三步与共产党谈判，甚至不惜接受共产党的八条，李德邻胃口大得很，李要联美、联苏、联共压我蒋某人。哼！我还不至于糊涂到看不出他的打算。”
蒋介石的这番话是在告诉张治中，要他与桂系划清界限。
张治中听着不是滋味，蒋桂的矛盾已到无法调和的地步，自己身处夹缝之中，左右不是人。桂系认为他是蒋的人，对他敬而远之，蒋介石又认为他要投靠桂系，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他感到国民党的情形如同一条漏船，水已经漫上舱面，可是船上的人还在你争我夺，扭打厮杀，张治中不由悲从中来。
这正如他给蒋介石上的万言书中所说：“由中央以至地方，党之内部仍为政治奔竞角逐之场所。”
接下来的谈话已无关宏旨，在谈到和谈代表的人选时，置身局外的吴忠信，表示坚决不做和谈代表，因为报纸上有传闻增加张群、吴忠信为和谈代表。
“不干也好。”蒋介石赞许道。
“总裁，我也不要参加了吧？”张治中脱口而出。
而蒋介石却高深莫测地笑道：“这是值得考虑的。”停了片刻他又补充道：“你恐怕是摆脱不了了。”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几天，失望而归。蒋介石却相当满意，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波，轻而易举地平静下来。
临别时，蒋介石出人意料地亲自送行，他把张治中一行从雪窦寺一直送到宁波栎社机场。
蒋介石目送着飞机升入万里晴空，对站在身边的儿子阴沉地说：“文白不是过去的文白了，我看他是不会跟我们到底的。”言语中透出一丝悲哀。
蒋经国忿忿地说：“这个人是个投机家，一向脚踩两只船，父亲过去对他太宽容了。”蒋介石调头往回走，走了几步，对身后的儿子说：“你不懂，我手下的这些人，各有各的用处嘛。清一色是不行的，这一点你要记好。”
蒋介石拒不出国，他坚决不肯退出政治舞台。而对李宗仁来说，和谈如弦上之箭，已是不得不发了。
蒋介石说，他愿意终老家乡
3月12日，何应钦的行政院院长的使命正式发表，孙科内阁的下台，为和谈扫清了一个障碍。
李宗仁于新政府成立后，立即授权行政院组织正式的和谈代表团。
国共双方拟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谈判。
张治中于3月29日再次到达溪口，这次同行的是屈武。
和前些天不一样，张治中一到溪口，就立刻感到气氛异常。张治中猜度着，这种气氛大约与即将开始的和谈有关。张治中得知蒋介石在蒋母墓庐，便立即驱车前往。
张治中、屈武在蒋经国引导下，走进书房，坐了片刻，蒋介石出来了。张治中、屈武行礼问候后，张治中递上和谈腹案的文稿。这个以行政院名义拟定的和谈腹案，只供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掌握，不是提出的讨论方案，其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共提出的八条，把蒋介石新年文告的内容具体化了。蒋介石事前已知其内容，但他还是认真阅读起来：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重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讨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协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京后，即向中央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张治中在一旁默默地等候，不发一言，内心却波澜起伏。他瞥一眼屈武，只见他一副无所谓的神情，正把目光投向窗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代表团能否如期启程，就看蒋介石审阅完文稿说什么了。张治中拿定主意，如果蒋介石对这个和谈的腹案不满意，他就坚辞和谈代表。
终于，蒋介石推开文稿，抬起头，毫无表情地说：“嗯，我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
张治中还想摸摸蒋介石对和谈的看法，但蒋介石已起身表示送客了。
这一次蒋介石仍然是优礼有加。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墓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慢慢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又表白道：“文白，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
张治中闻之十分高兴，觉得蒋介石对和谈总算明确表了态。他说：“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
蒋介石想了想，很油滑地说：“你斟酌吧。”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空气迅速升温。第二天，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面对听众的热烈情绪，张治中感到一阵苦涩。这些人赞同和谈，是因为他们对和谈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那就是：此次和谈能谈成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张治中深深感到国民党内极大多数人对时局缺乏冷静客观的认识。他们不明白，不愿相信，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
张治中的苦闷，时时流露出来。一方面，他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对这个为之服务了二十几年的党仍怀着一往深情，对蒋介石也仍怀着感恩知遇之情，他的这种矛盾与痛苦，可以从他在1948年秋给蒋介石上的万言书中表现出来。
在这份万言书中，张治中把批评的矛头直指蒋介石：“钧座重视谋略与技巧而忽略基本政策，甚至有察之未明之嫌。”
据说蒋介石看了这个万言书，勃然大怒，而冷静下来后又觉得所言切中要害，他长叹一声，回电说：“吾兄所言甚是，待详细研究后复。”
国民党内敢如此犯颜直谏的，只有张治中。他奔赴新营垒后，对毛泽东也是敢于直谏。此时，极端的苦闷使得张治中的内心时常发出这样的呼声：“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因此，当蒋介石企图用和谈获得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之时，当李宗仁、白崇禧企图用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以造成民族的大分裂的时候，张治中算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4月1日，张治中率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仍如期举行了。坐到谈判桌旁的国民党人，虽被战败的失落感和耻辱所淹没，却仍放不下架子，怀着万一的希望，指望他们的舌剑唇枪能在谈判桌上设起一条防线。
毛泽东告诫没有第三条路，李宗仁哀叹：完了坐在北平谈判桌旁的国民党人，被南京的“和谈指导委员会”紧紧地掣肘着，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又被远在溪口的蒋介石掣肘着。
4月10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他的机要秘书梁升俊的会议记录中记录着：李宗仁暨与会大员，“于何应钦氏报告面蒋的经过及陈述蒋氏的态度后，一致同意拒绝中共的条件，但仍与中共商谈，主张：一、就地停战；二、国共划江而治。对中共和平渡江占领京、沪的要求，断然拒绝。”
1949年4月5日，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与中共接触和谈的秘密代表刘仲容等人抵达南京。
刘仲容当晚即单独来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他是毛泽东点名邀请北上的特殊人物。当刘仲容走进客厅的时候，李宗仁正急切地等待他的到来。李宗仁显得憔悴疲惫，他招呼刘仲容坐下，便问：“那边情况怎么样？见到毛泽东了吗？”
刘仲容从容不迫地坐下，神色庄重地说：“是的，毛先生还有话让我亲口转告德公和健公。”
李宗仁精神一震，急忙问道：“什么话？快讲！”
刘仲容说：“毛先生让我转告：一、关于德公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代总统，还可以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解放军也不进行攻击，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系统的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德公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的统一，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德公出席，毛先生也亲自出席，如果是何应钦或白崇禧出席，则中共方面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为代表，但谈判地点应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达成协议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先生说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毛先生还说，美国和蒋介石是反对和谈的，希望德公和健公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当。”
李宗仁默默地听着，呆板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刘仲容继续说，“毛先生还特别提到健公，毛先生说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么？他的桂系部队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于国家也有好处嘛。毛先生强调，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解放军过江后，如果健公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看看情况，也可以退到广西，毛先生的意思可以来个君子协定，只要我们不出击，中共三年不进广西。毛先生最后说，中共方面如此煞费苦心，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败我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李宗仁一声长叹，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默。早在和谈开始之前，李宗仁便派黄启汉设法在北平设了一个电台，目的是迅速掌握中共的动态。和谈开始后，更是三天两头来电询问有关和谈的消息，他急切地想要摸到中共关于和谈的底牌。听了刘仲容转达的毛泽东的话，他想大概这是中共所能开列的最宽大的条件了，但是其基本立场不曾有丝毫松动。
刘仲容的声音把他从沉默中唤醒：“周恩来先生说，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这次和谈，签订和平协定也好，不签订也好，他们是一定要过江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周先生说如果我们同意他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周先生强调解放军过江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李宗仁摆手示意他不必再说，刘仲容也不再讲什么，却从皮包里取出一份4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放在李宗仁面前，说：“这上有一篇重要文章，是毛先生亲自撰写的，请德公过目。”
李宗仁翻开了报纸，上面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
张治中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欢迎的人群立即迎上来。何应钦笑道：“文白，你是福星高照呀，那么低的云，居然让你平安降落。”
白崇禧说：“我听到半空中飞机盘旋了半个小时之久，一直在替你祷告平安哩。”
张治中苦笑着一句双关地说：“南京的气候如此恶劣，每走一步，都会冒很大风险。”
白崇禧会意地笑了：“文白，你就多辛苦吧，我们做你的后盾嘛。”
张治中只有苦笑而已。
接着，张治中立刻从机场驱车去见李宗仁，见面头一句便问：“德公对和谈是否拿出具体方案了？”
李宗仁回答：“具体方案尚未制定，但是原则是明确的，就是他们不要过江。”
张治中摇摇头说：“中共的八条，意在取而代之，绝不会同意平分天下，枪杆子挡不住人家，嘴皮子能挡住人家？”
白崇禧不以为然地说：“我军主力虽然部分被歼，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这是中共所没有的，陆军还有百万，这是我们和谈的实力。如果共产党硬要过江，恐怕也未必有取胜的把握，现在就和，对双方都有利。”
何应钦模棱两可地说：“中共已于上月31日占领北平，可是还没有表示同意谈判的确定消息，看来他们全部精力在消化新地盘。”
白崇禧说：“谈还是会谈的，不战而屈人兵，何乐不为。问题是我们内部的混乱，蒋先生虽然下野，却仍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面的联络不断。德公在台上，令不出门，这个样子怎能办事？总统不过是代理的，实在干不下去，还不如交还给蒋先生。”
李宗仁无可奈何地说：“在蒋先生身边，主战者居多，和谈不易推动。我这个挂名总统，又要对付共产党，又要应付蒋先生两边的掣肘，太难办了，所以非得请文白兄出山不可。”
李宗仁、白崇禧一唱一和，目的明确，请张治中出山，不但要他担当和谈重任，还要拿他当挡箭牌，抵挡蒋介石的幕后干预。
南京的情形，张治中早就清清楚楚，彻底的解决办法只有劝蒋介石出国。
蒋介石出国，此事非同小可，张治中虽然动了这个念头，却并没有马上表示出来。
1949年3月3日，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降落在宁波市郊的栎社机场。自从蒋介石隐居溪口以来，这个机场便忙碌起来。溪口没有机场，前来朝拜的大员都要在此降落，转车再去溪口。
张治中和吴忠信走出舱门，便看见蒋经国正微笑着向他们招手。
蒋介石得知张治中来溪口，特派长子前往迎接。
汽车驶进武岭门，在蒋介石的老宅“丰镐房”前停下，这时蒋经国告诉来客，蒋介石住在雪窦山雪窦寺妙高台。天色已晚，只好次日上山。张治中对吴忠信说：“礼卿，你我去行个礼，今夜就住在山下吧。”
原来，在国民党大员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到蒋宅必须对蒋介石祖先的牌位行三鞠躬礼。
蒋经国谦让一番，说是不必多礼，而张治中和吴忠信一再坚持。于是几人一起到“报本堂”，在蒋家祖宗牌位前，鞠了三个躬。
次日，张治中、吴忠信便去雪窦山妙高台拜望蒋介石，未见蒋之前，先到白岩山鱼鳞岙拜谒蒋母墓。
来到妙高台，蒋介石亲迎于阶下，对张治中一行极尽礼遇。宾主在会客厅落座。
寒暄过后，张治中刚要说明来意，却不料蒋介石脸色陡变，从茶几上拿起一张报纸，像挥舞一面旗帜似地扬了扬，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
张治中怔住了。几个人小圈子里的事，怎么会捅到报纸上去了呢？
张治中哪里知道，这是白崇禧的鬼点子，是他指使李宗仁的政治顾问甘介侯向报界透露张治中溪口之行的计划。白崇禧的用意，是利用舆论的压力，配合张治中的游说，迫使蒋介石出国。
但白崇禧错了，他完全不明白对于蒋介石来说，舆论的作用几乎等于零，甚至适得其反。结果反而使张治中窘迫异常，一见面便被封住了嘴。
蒋介石把报纸往茶几上一扔，忿忿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蒋介石振振有词。蒋介石骂的是桂系，张治中不好再说下去，只得转而谈其他问题。
“总裁，我们这次来是想听听你关于和谈的意见的。”
但蒋介石缄口不语。
“总裁，关于中共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我与德邻、敬之、健生等人商议后认为，其中第一项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大家意见是一致的。”
张治中先提出这个问题，意在通融感情，缓和气氛。果然，蒋介石的脸色不再那么严峻地说：“当然啦，李德邻现在负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也是我的成败。文白，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他，我愿意终老回乡，绝不再度执政。”
张治中对蒋介石的表白不信，却不敢表示出来，只好说：“总裁的话，我一定向德邻转达。”
蒋介石接着又说：“你告诉李德邻，还是要备战求和，想以和谈谈出个划江而治，只怕是他的一厢情愿罢。”
停了停，蒋介石又说：“形势严峻，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问题是在我们内部。共产党能够上下一心对付我们，我们却做不到这点。李德邻上台后走了三步棋，招招都是冲着我来的，第一步通过傅泾波、司徒雷登向美国要军火，武装自己桂系的军队；第二步派人拉拢苏联武官罗申；第三步与共产党谈判，甚至不惜接受共产党的八条，李德邻胃口大得很，李要联美、联苏、联共压我蒋某人。哼！我还不至于糊涂到看不出他的打算。”
蒋介石的这番话是在告诉张治中，要他与桂系划清界限。
张治中听着不是滋味，蒋桂的矛盾已到无法调和的地步，自己身处夹缝之中，左右不是人。桂系认为他是蒋的人，对他敬而远之，蒋介石又认为他要投靠桂系，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他感到国民党的情形如同一条漏船，水已经漫上舱面，可是船上的人还在你争我夺，扭打厮杀，张治中不由悲从中来。
这正如他给蒋介石上的万言书中所说：“由中央以至地方，党之内部仍为政治奔竞角逐之场所。”
接下来的谈话已无关宏旨，在谈到和谈代表的人选时，置身局外的吴忠信，表示坚决不做和谈代表，因为报纸上有传闻增加张群、吴忠信为和谈代表。
“不干也好。”蒋介石赞许道。
“总裁，我也不要参加了吧？”张治中脱口而出。
而蒋介石却高深莫测地笑道：“这是值得考虑的。”停了片刻他又补充道：“你恐怕是摆脱不了了。”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几天，失望而归。蒋介石却相当满意，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波，轻而易举地平静下来。
临别时，蒋介石出人意料地亲自送行，他把张治中一行从雪窦寺一直送到宁波栎社机场。
蒋介石目送着飞机升入万里晴空，对站在身边的儿子阴沉地说：“文白不是过去的文白了，我看他是不会跟我们到底的。”言语中透出一丝悲哀。
蒋经国忿忿地说：“这个人是个投机家，一向脚踩两只船，父亲过去对他太宽容了。”蒋介石调头往回走，走了几步，对身后的儿子说：“你不懂，我手下的这些人，各有各的用处嘛。清一色是不行的，这一点你要记好。”
蒋介石拒不出国，他坚决不肯退出政治舞台。而对李宗仁来说，和谈如弦上之箭，已是不得不发了。
蒋介石说，他愿意终老家乡
3月12日，何应钦的行政院院长的使命正式发表，孙科内阁的下台，为和谈扫清了一个障碍。
李宗仁于新政府成立后，立即授权行政院组织正式的和谈代表团。
国共双方拟定：4月1日在北平开始谈判。
张治中于3月29日再次到达溪口，这次同行的是屈武。
和前些天不一样，张治中一到溪口，就立刻感到气氛异常。张治中猜度着，这种气氛大约与即将开始的和谈有关。张治中得知蒋介石在蒋母墓庐，便立即驱车前往。
张治中、屈武在蒋经国引导下，走进书房，坐了片刻，蒋介石出来了。张治中、屈武行礼问候后，张治中递上和谈腹案的文稿。这个以行政院名义拟定的和谈腹案，只供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掌握，不是提出的讨论方案，其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共提出的八条，把蒋介石新年文告的内容具体化了。蒋介石事前已知其内容，但他还是认真阅读起来：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重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讨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协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京后，即向中央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张治中在一旁默默地等候，不发一言，内心却波澜起伏。他瞥一眼屈武，只见他一副无所谓的神情，正把目光投向窗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代表团能否如期启程，就看蒋介石审阅完文稿说什么了。张治中拿定主意，如果蒋介石对这个和谈的腹案不满意，他就坚辞和谈代表。
终于，蒋介石推开文稿，抬起头，毫无表情地说：“嗯，我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
张治中还想摸摸蒋介石对和谈的看法，但蒋介石已起身表示送客了。
这一次蒋介石仍然是优礼有加。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墓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慢慢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又表白道：“文白，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
张治中闻之十分高兴，觉得蒋介石对和谈总算明确表了态。他说：“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
蒋介石想了想，很油滑地说：“你斟酌吧。”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空气迅速升温。第二天，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面对听众的热烈情绪，张治中感到一阵苦涩。这些人赞同和谈，是因为他们对和谈抱着不切实际的奢望，那就是：此次和谈能谈成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张治中深深感到国民党内极大多数人对时局缺乏冷静客观的认识。他们不明白，不愿相信，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
张治中的苦闷，时时流露出来。一方面，他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对这个为之服务了二十几年的党仍怀着一往深情，对蒋介石也仍怀着感恩知遇之情，他的这种矛盾与痛苦，可以从他在1948年秋给蒋介石上的万言书中表现出来。
在这份万言书中，张治中把批评的矛头直指蒋介石：“钧座重视谋略与技巧而忽略基本政策，甚至有察之未明之嫌。”
据说蒋介石看了这个万言书，勃然大怒，而冷静下来后又觉得所言切中要害，他长叹一声，回电说：“吾兄所言甚是，待详细研究后复。”
国民党内敢如此犯颜直谏的，只有张治中。他奔赴新营垒后，对毛泽东也是敢于直谏。此时，极端的苦闷使得张治中的内心时常发出这样的呼声：“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因此，当蒋介石企图用和谈获得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之时，当李宗仁、白崇禧企图用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以造成民族的大分裂的时候，张治中算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4月1日，张治中率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是一次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仍如期举行了。坐到谈判桌旁的国民党人，虽被战败的失落感和耻辱所淹没，却仍放不下架子，怀着万一的希望，指望他们的舌剑唇枪能在谈判桌上设起一条防线。
毛泽东告诫没有第三条路，李宗仁哀叹：完了坐在北平谈判桌旁的国民党人，被南京的“和谈指导委员会”紧紧地掣肘着，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又被远在溪口的蒋介石掣肘着。
4月10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他的机要秘书梁升俊的会议记录中记录着：李宗仁暨与会大员，“于何应钦氏报告面蒋的经过及陈述蒋氏的态度后，一致同意拒绝中共的条件，但仍与中共商谈，主张：一、就地停战；二、国共划江而治。对中共和平渡江占领京、沪的要求，断然拒绝。”
1949年4月5日，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与中共接触和谈的秘密代表刘仲容等人抵达南京。
刘仲容当晚即单独来到傅厚岗李宗仁官邸。他是毛泽东点名邀请北上的特殊人物。当刘仲容走进客厅的时候，李宗仁正急切地等待他的到来。李宗仁显得憔悴疲惫，他招呼刘仲容坐下，便问：“那边情况怎么样？见到毛泽东了吗？”
刘仲容从容不迫地坐下，神色庄重地说：“是的，毛先生还有话让我亲口转告德公和健公。”
李宗仁精神一震，急忙问道：“什么话？快讲！”
刘仲容说：“毛先生让我转告：一、关于德公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代总统，还可以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解放军也不进行攻击，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系统的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德公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的统一，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德公出席，毛先生也亲自出席，如果是何应钦或白崇禧出席，则中共方面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为代表，但谈判地点应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达成协议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毛先生说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毛先生还说，美国和蒋介石是反对和谈的，希望德公和健公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当。”
李宗仁默默地听着，呆板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刘仲容继续说，“毛先生还特别提到健公，毛先生说白先生不是喜欢带兵么？他的桂系部队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的时候，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于国家也有好处嘛。毛先生强调，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解放军过江后，如果健公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看看情况，也可以退到广西，毛先生的意思可以来个君子协定，只要我们不出击，中共三年不进广西。毛先生最后说，中共方面如此煞费苦心，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败我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李宗仁一声长叹，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默。早在和谈开始之前，李宗仁便派黄启汉设法在北平设了一个电台，目的是迅速掌握中共的动态。和谈开始后，更是三天两头来电询问有关和谈的消息，他急切地想要摸到中共关于和谈的底牌。听了刘仲容转达的毛泽东的话，他想大概这是中共所能开列的最宽大的条件了，但是其基本立场不曾有丝毫松动。
刘仲容的声音把他从沉默中唤醒：“周恩来先生说，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这次和谈，签订和平协定也好，不签订也好，他们是一定要过江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周先生说如果我们同意他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周先生强调解放军过江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李宗仁摆手示意他不必再说，刘仲容也不再讲什么，却从皮包里取出一份4月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放在李宗仁面前，说：“这上有一篇重要文章，是毛先生亲自撰写的，请德公过目。”
李宗仁翻开了报纸，上面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