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历史在北平拐弯！中南海易换新主(10)
4月22日，张治中复电南京，请于23日派机来北平，预定24日回去，同时通知中共方面。
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六国饭店，同来的还有李立三、林伯渠。周恩来情真意切地说：
“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很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陷于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局部和谈还是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
周恩来眼中布满血丝，声音喑哑，显然，周恩来是从繁重的指挥渡江战役的岗位上直接来到此地的。
张治中是一个不易被说服的人，周恩来的盛情挽留虽使他感动，但他仍坚持说：“治中受命于政府，不复命情理不容呀。”
周恩来神态中带着焦虑，言辞更为恳切：“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不会忘记，3月底的溪口之行，蒋经国对屈武说的那句话：“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不难看出蒋氏父子对主张和谈的人是何居心。
23日，张治中正做着归程准备，周恩来又来到六国饭店，见到张治中便说：“文白先生，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被搞糊涂了，诧异地问：“什么客人？”
周恩来神秘地笑道：“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达西苑机场不一阵，天空传来飞机轰鸣声。当一架飞机在停机坪停稳之后，周恩来做了个邀请的手式，让张治中在前，向飞机走去。走近飞机时周恩来又有意落后一步。
舱门打开，一位中年妇女和一群孩子步下舷梯。张治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那正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们！
张治中又惊又喜，刹那间，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转过头，感动地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周恩来很开心地笑了，并且有几分得意。张治中也笑了。他当然不会知道周恩来为这戏剧性的一幕，操了多少心。
原来，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马上通知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文白先生的夫人洪希厚女士及其子女安全送来北平。”
任务交给了南京地下党的沈世猷。
沈世猷早与张治中一家有因缘。抗日战争时期，沈世猷投笔从戎，报考桂林军校。1941年，他经人推荐，参加了张治中之弟张文心任师长的国民党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在河南密县一带与日军作战。1944年夏，升任八十五军副军长的张文心奉命去重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政工研究班高级组受训。沈世猷随同前往，并随张文心住在桂园张公馆，认识了张治中及其家人。1946年，沈世猷随张治中一家迁到南京。沈世猷于1948年10月和上海地下党的王月英取得了联系，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打入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搞情报及策反工作。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期间，沈世猷向王月英介绍了自己与张家的关系。王月英在请示了上级领导后，指示他与张家两弟兄的夫人保持密切联系，全力保证她们的安全。1948年年底，在南京各界大撤退的混乱中，沈世猷将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和张文心夫人郑淑华及其子女送上海居住。1949年3月中旬，沈世猷转往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临行，党组织指示他一定要配合上海地下党完成保护张治中家属安全的任务，因党中央了解到张治中内定为国民党和谈的首席代表，是事关时局变化的关键人物。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赴北平谈判，洪希厚、郑淑华感觉时局和缓，便从上海返回南京。后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形势突变。汤恩伯决定成立上海指挥所，准备江防撤退，派沈世猷等先遣人员赶赴上海。沈考虑到解放军攻南京之际，国民党特务会下毒手，便将洪希厚、郑淑华转移到上海。
到上海的洪希厚等人依然处在危险之中，最后在上海地下党员、张治中的一位老部下、上海机场基地指挥官邓士章夫妇帮助下，才得以顺利登机，飞赴北平。
从妻儿那儿得知这一切的张治中心中盛满了感激。
张治中就这样被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共产党挽留了下来。
4月24日，国民党派的专机到达北平，并由行政院特派的迎接代表李民欣带来何应钦23日写给代表团的信：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钧鉴：
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专此敬颂勋安。
弟何应钦敬启四月二十三日
经中共代表团恳切挽留后，南京代表团表示坚决留下。张治中也不再坚持“复命”。他写了一封复信，由留在北平的代表签名：
敬之院长先生：
李民欣先生带来二十三日手示奉悉。和谈破裂以后，同人等正待命南返中，二十二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仁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人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电并于二十三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专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尚祈亮察。再同人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万蒙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惭汗！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祷。专此奉复，敬倾绥。
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四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方面的专机带着这封信于4月25日，空机离开北平。
留在北平的张治中思想上仍很矛盾，也很苦闷。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与他谈话，帮他解开疙瘩。
周恩来诚恳地对张治中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这些尖锐而又中肯的话对张治中的触动很大，使他逐渐弄通思想，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到人民一边。
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一个也没有回返南京，自然让国民党处于尴尬境地，不得不出面作些解释。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
6月20日、22日，中央社又发出电讯，说张治中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此张治中于6月26日发表了经过他深思熟虑而写出的《对时局的声明》。
《声明》说：
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在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的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
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应该让给有成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张治中的声明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于进一步分化国民党内部，推动各地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大厦，已经到了即将倾倒的时日了。
第四节 双清别墅不速客中南海里换新颜
毛泽东挥挥手，不安地打断这些称颂，说：“我不是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人民。”他指了指远处的1万多市民代表。“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毛泽东等叶剑英走了，很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西苑阅兵，毛泽东仍穿着老棉裤和布棉鞋
按照计划，毛泽东到北京后要参加阅兵。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却没有适合在这时穿的衣服，大家仍然穿着老棉裤和布棉鞋，外面披着在延安时穿的皮大衣，显得臃肿而土气。好在这些领袖们已经过惯了延安时期的艰苦日子，没有任何人为将要参加阅兵而埋怨身上衣服的土气。
周恩来到西苑机场察看之后回到颐和园，决定下午3点半从颐和园出发，到西苑机场阅兵。他说，这段路一般要不了一个半小时，但路窄人多，马车也多，路上可能耽误时间。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按时到达。城里人一般时间概念强。我们这次是进城的第一天，一定要按时到达。
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下午2时吃过午饭，之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准备出发。出发前，周恩来说，检阅部队之后，再会见各界群众代表及各党派的领导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加上人数太多，不多谈话，只是问候一下各党派领导人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以后有机会再与他们详谈。
下午3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车出发。
到达西苑机场时还不到5点。大家先进休息室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在叶剑英和聂荣臻陪同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部队。
受检阅的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3万人。战士们顶着寒风，站立在西苑机场上，内心非常激动，等待着他们敬爱的领袖的检阅。
当领袖们的汽车从受阅部队前面缓缓通过时，战士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面对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士兵，面对这些为中国的解放不惜抛头洒血的人们，无论是毛泽东、朱德还是周恩来，都显得分外激动。毛泽东频频向战士们挥动手臂，朱总司令则抬臂还礼，久久没有放下。
毛泽东等检阅部队之后，又接见了北平市民代表。机场上万人头攒动，人声如潮。当毛泽东走下吉普车时，人们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
面对如此热烈的欢呼，毛泽东神情激动，但他没有说话，他还不习惯这种场面和欢呼。他习惯地举起右手挥了又挥，眼睛却已湿润。
“人民万岁！”毛泽东用只有他周围的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喊了一声。
在离市民代表很远的地方站着100多名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有的身着长袍，有的留着长胡子，更多的人戴着眼镜，穿着朴素，如同私塾老先生。
毛泽东笑着朝他们走去。
“主席好。”《甲申三百年祭》的作者，被毛泽东称为“沫若兄”的郭沫若，首先迎上来问候。
“都好，都好。”毛泽东十分随和。
“这是谭平山先生。”郭沫若介绍他身边的人。
“认识，认识。”毛泽东握着谭平山的手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俩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部长。
“这是许德珩先生。”
“也认识，也认识。”
“那李济深先生更认识了？”郭沫若说。
毛泽东上前一步握住李济深的手说：“当然，李老先生一生为国奔走，也为共产党帮了不少忙，老朋友了。”
李济深低头行礼。毛泽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都是老朋友了，就免了罢。”
“毛主席、朱总司令好。”沈钧儒也走上前来与毛泽东、朱德分别握了手。
一位老先生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他说：“主席，你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反动派让我变瘦了。现在他们被打跑了，我又长胖了。”
“主席，请站好，还要拍一段电影记录一下呢。”郭沫若张罗着。
毛泽东拉住郭沫若的手让他站在自己的右边，又拉住黄炎培的手让他站在左边。一阵“咔嚓”声中，许多动人的镜头被拍了下来。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简短演说：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过几天南京政府将派和平代表团来北平。我们的意见是国民党必须答应我们的八项条件。
“现在，虽然国民党已经做好了打的准备，我们也迟早要渡过长江去，但只要接受八项条件，我们还愿意坐下来谈判。不管和也好，打也好，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
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听了这些肺腑之言，纷纷夸耀毛主席“真伟大！”“是无敌于天下的英雄！”
毛泽东挥挥手，不安地打断这些称颂，说：“我不是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人民。”他指了指远处的1万多市民代表。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周恩来看了看表，大声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我们将在一起共事……”
毛泽东、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消息，如同和煦春风，迅速吹遍神州大地。
远在瑶岗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部里，此时正是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参谋人员们进进出出，电话声不绝于耳。邓小平坐在桌旁，专心致志地处理着一封封电报文件，嘈杂之声并不能使他分神。他面容削瘦，眼窝深陷，刚刚结束的淮海战役，严重削瘦了他的身体。
邓小平拿起一封电报，一下子扬起眉梢，嘴角漾起笑容。他高声说：“好嘛，毛主席、党中央昨天下午进北京了！”
北京与北平，一字之差，其意义尽在不言中。
邓小平悄悄走出指挥部，独自一人来到村陌田畴，身后只有一个警卫员远远跟着。这位度过了血雨腥风岁月，饱经政治风云变幻的革命家解开衣扣，任春风吹拂着他的胸膛。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日里沉默寡言。那封通报毛泽东、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电报，在他心中掀起了感情的巨澜，但他宁愿用冷静、理智的思索代替感情的宣泄。
他从未到过北京，但数月后他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在指挥他的部队进军西南，并主政南京数年后，邓小平再一次到了北京，并进入了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圈子。
又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导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毛泽东一样，再一次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西苑阅兵时，傅作义也来了。他没有像去西柏坡那样身着军装，而是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一顶礼帽，把两手交叉在胸前，跟毛泽东单独聊了一会儿。
毛泽东袖着两手，又一次对傅作义保护了千年古都而代表人民向他表示衷心地感谢。后来，毛泽东邀傅作义在会议休息时去天坛游览，高兴地对他说，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呢！
毛泽东夜宿颐和园
毛泽东等进京后的第一个休息地方是颐和园。
这天早晨，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来电话，要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林溪马上到他那里去，说有要事。
柳林溪赶到市政府，见到薛子正，还没有来得及问明白有什么事，他就对柳说：“介绍信已开好，你拿着信乘我的车，马上赶到社会部找李克农部长报到。具体任务，李部长会向你交待的。”
在社会部，李克农看完信后，望着柳。他那张非常严肃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无法掩饰的喜悦。他说：“今晚10点钟左右，党中央毛主席从平山县西柏坡来北平，要在颐和园景福阁休息。你在东大门等候，负责接待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休息。”
“保证完成任务！”柳林溪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站起来答道。
晚10点多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颐和园。
第一辆车坐的是毛泽东，柳林溪忙上前迎接。毛泽东下车后，亲切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颐和园的负责人？”柳林溪激动地答道：“我叫柳林溪，是负责人。”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相继下车了，毛泽东一挥手，说：“走吧！”柳林溪领着他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景福阁。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毛泽东就握着柳林溪的手，问道：“你认识我吗？”“认识。”柳林溪说。
早在1943年，柳在延安先后在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学习，多次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为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纺过线、开过荒，在瓦窑堡搞过农场，种烟叶、种甜菜、制过糖。柳林溪简单地将在延安几年的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风趣地说：“噢，是你熬的糖，我还吃过你熬的糖呢！”
毛泽东的几句话，使柳林溪本来有些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柳林溪想，主席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于是他主动告辞，离开了景福阁。
夜12点多钟时，毛泽东打电话来，要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这次，他详细地询问了颐和园的情况。
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六国饭店，同来的还有李立三、林伯渠。周恩来情真意切地说：
“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很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陷于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局部和谈还是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
周恩来眼中布满血丝，声音喑哑，显然，周恩来是从繁重的指挥渡江战役的岗位上直接来到此地的。
张治中是一个不易被说服的人，周恩来的盛情挽留虽使他感动，但他仍坚持说：“治中受命于政府，不复命情理不容呀。”
周恩来神态中带着焦虑，言辞更为恳切：“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不会忘记，3月底的溪口之行，蒋经国对屈武说的那句话：“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不难看出蒋氏父子对主张和谈的人是何居心。
23日，张治中正做着归程准备，周恩来又来到六国饭店，见到张治中便说：“文白先生，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被搞糊涂了，诧异地问：“什么客人？”
周恩来神秘地笑道：“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达西苑机场不一阵，天空传来飞机轰鸣声。当一架飞机在停机坪停稳之后，周恩来做了个邀请的手式，让张治中在前，向飞机走去。走近飞机时周恩来又有意落后一步。
舱门打开，一位中年妇女和一群孩子步下舷梯。张治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那正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们！
张治中又惊又喜，刹那间，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转过头，感动地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周恩来很开心地笑了，并且有几分得意。张治中也笑了。他当然不会知道周恩来为这戏剧性的一幕，操了多少心。
原来，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马上通知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文白先生的夫人洪希厚女士及其子女安全送来北平。”
任务交给了南京地下党的沈世猷。
沈世猷早与张治中一家有因缘。抗日战争时期，沈世猷投笔从戎，报考桂林军校。1941年，他经人推荐，参加了张治中之弟张文心任师长的国民党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在河南密县一带与日军作战。1944年夏，升任八十五军副军长的张文心奉命去重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政工研究班高级组受训。沈世猷随同前往，并随张文心住在桂园张公馆，认识了张治中及其家人。1946年，沈世猷随张治中一家迁到南京。沈世猷于1948年10月和上海地下党的王月英取得了联系，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打入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搞情报及策反工作。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期间，沈世猷向王月英介绍了自己与张家的关系。王月英在请示了上级领导后，指示他与张家两弟兄的夫人保持密切联系，全力保证她们的安全。1948年年底，在南京各界大撤退的混乱中，沈世猷将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和张文心夫人郑淑华及其子女送上海居住。1949年3月中旬，沈世猷转往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临行，党组织指示他一定要配合上海地下党完成保护张治中家属安全的任务，因党中央了解到张治中内定为国民党和谈的首席代表，是事关时局变化的关键人物。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赴北平谈判，洪希厚、郑淑华感觉时局和缓，便从上海返回南京。后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形势突变。汤恩伯决定成立上海指挥所，准备江防撤退，派沈世猷等先遣人员赶赴上海。沈考虑到解放军攻南京之际，国民党特务会下毒手，便将洪希厚、郑淑华转移到上海。
到上海的洪希厚等人依然处在危险之中，最后在上海地下党员、张治中的一位老部下、上海机场基地指挥官邓士章夫妇帮助下，才得以顺利登机，飞赴北平。
从妻儿那儿得知这一切的张治中心中盛满了感激。
张治中就这样被既是对手又是朋友的共产党挽留了下来。
4月24日，国民党派的专机到达北平，并由行政院特派的迎接代表李民欣带来何应钦23日写给代表团的信：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钧鉴：
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专此敬颂勋安。
弟何应钦敬启四月二十三日
经中共代表团恳切挽留后，南京代表团表示坚决留下。张治中也不再坚持“复命”。他写了一封复信，由留在北平的代表签名：
敬之院长先生：
李民欣先生带来二十三日手示奉悉。和谈破裂以后，同人等正待命南返中，二十二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仁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人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电并于二十三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专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尚祈亮察。再同人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万蒙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惭汗！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祷。专此奉复，敬倾绥。
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四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方面的专机带着这封信于4月25日，空机离开北平。
留在北平的张治中思想上仍很矛盾，也很苦闷。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与他谈话，帮他解开疙瘩。
周恩来诚恳地对张治中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这些尖锐而又中肯的话对张治中的触动很大，使他逐渐弄通思想，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到人民一边。
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一个也没有回返南京，自然让国民党处于尴尬境地，不得不出面作些解释。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
6月20日、22日，中央社又发出电讯，说张治中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此张治中于6月26日发表了经过他深思熟虑而写出的《对时局的声明》。
《声明》说：
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在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的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
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应该让给有成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张治中的声明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对于进一步分化国民党内部，推动各地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大厦，已经到了即将倾倒的时日了。
第四节 双清别墅不速客中南海里换新颜
毛泽东挥挥手，不安地打断这些称颂，说：“我不是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人民。”他指了指远处的1万多市民代表。“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毛泽东等叶剑英走了，很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西苑阅兵，毛泽东仍穿着老棉裤和布棉鞋
按照计划，毛泽东到北京后要参加阅兵。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却没有适合在这时穿的衣服，大家仍然穿着老棉裤和布棉鞋，外面披着在延安时穿的皮大衣，显得臃肿而土气。好在这些领袖们已经过惯了延安时期的艰苦日子，没有任何人为将要参加阅兵而埋怨身上衣服的土气。
周恩来到西苑机场察看之后回到颐和园，决定下午3点半从颐和园出发，到西苑机场阅兵。他说，这段路一般要不了一个半小时，但路窄人多，马车也多，路上可能耽误时间。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按时到达。城里人一般时间概念强。我们这次是进城的第一天，一定要按时到达。
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下午2时吃过午饭，之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准备出发。出发前，周恩来说，检阅部队之后，再会见各界群众代表及各党派的领导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加上人数太多，不多谈话，只是问候一下各党派领导人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以后有机会再与他们详谈。
下午3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车出发。
到达西苑机场时还不到5点。大家先进休息室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在叶剑英和聂荣臻陪同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部队。
受检阅的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3万人。战士们顶着寒风，站立在西苑机场上，内心非常激动，等待着他们敬爱的领袖的检阅。
当领袖们的汽车从受阅部队前面缓缓通过时，战士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面对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士兵，面对这些为中国的解放不惜抛头洒血的人们，无论是毛泽东、朱德还是周恩来，都显得分外激动。毛泽东频频向战士们挥动手臂，朱总司令则抬臂还礼，久久没有放下。
毛泽东等检阅部队之后，又接见了北平市民代表。机场上万人头攒动，人声如潮。当毛泽东走下吉普车时，人们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
面对如此热烈的欢呼，毛泽东神情激动，但他没有说话，他还不习惯这种场面和欢呼。他习惯地举起右手挥了又挥，眼睛却已湿润。
“人民万岁！”毛泽东用只有他周围的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喊了一声。
在离市民代表很远的地方站着100多名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有的身着长袍，有的留着长胡子，更多的人戴着眼镜，穿着朴素，如同私塾老先生。
毛泽东笑着朝他们走去。
“主席好。”《甲申三百年祭》的作者，被毛泽东称为“沫若兄”的郭沫若，首先迎上来问候。
“都好，都好。”毛泽东十分随和。
“这是谭平山先生。”郭沫若介绍他身边的人。
“认识，认识。”毛泽东握着谭平山的手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俩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部长。
“这是许德珩先生。”
“也认识，也认识。”
“那李济深先生更认识了？”郭沫若说。
毛泽东上前一步握住李济深的手说：“当然，李老先生一生为国奔走，也为共产党帮了不少忙，老朋友了。”
李济深低头行礼。毛泽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都是老朋友了，就免了罢。”
“毛主席、朱总司令好。”沈钧儒也走上前来与毛泽东、朱德分别握了手。
一位老先生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他说：“主席，你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反动派让我变瘦了。现在他们被打跑了，我又长胖了。”
“主席，请站好，还要拍一段电影记录一下呢。”郭沫若张罗着。
毛泽东拉住郭沫若的手让他站在自己的右边，又拉住黄炎培的手让他站在左边。一阵“咔嚓”声中，许多动人的镜头被拍了下来。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简短演说：我们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过几天南京政府将派和平代表团来北平。我们的意见是国民党必须答应我们的八项条件。
“现在，虽然国民党已经做好了打的准备，我们也迟早要渡过长江去，但只要接受八项条件，我们还愿意坐下来谈判。不管和也好，打也好，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
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听了这些肺腑之言，纷纷夸耀毛主席“真伟大！”“是无敌于天下的英雄！”
毛泽东挥挥手，不安地打断这些称颂，说：“我不是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人民。”他指了指远处的1万多市民代表。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周恩来看了看表，大声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我们将在一起共事……”
毛泽东、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消息，如同和煦春风，迅速吹遍神州大地。
远在瑶岗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部里，此时正是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参谋人员们进进出出，电话声不绝于耳。邓小平坐在桌旁，专心致志地处理着一封封电报文件，嘈杂之声并不能使他分神。他面容削瘦，眼窝深陷，刚刚结束的淮海战役，严重削瘦了他的身体。
邓小平拿起一封电报，一下子扬起眉梢，嘴角漾起笑容。他高声说：“好嘛，毛主席、党中央昨天下午进北京了！”
北京与北平，一字之差，其意义尽在不言中。
邓小平悄悄走出指挥部，独自一人来到村陌田畴，身后只有一个警卫员远远跟着。这位度过了血雨腥风岁月，饱经政治风云变幻的革命家解开衣扣，任春风吹拂着他的胸膛。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日里沉默寡言。那封通报毛泽东、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电报，在他心中掀起了感情的巨澜，但他宁愿用冷静、理智的思索代替感情的宣泄。
他从未到过北京，但数月后他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在指挥他的部队进军西南，并主政南京数年后，邓小平再一次到了北京，并进入了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圈子。
又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导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毛泽东一样，再一次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西苑阅兵时，傅作义也来了。他没有像去西柏坡那样身着军装，而是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一顶礼帽，把两手交叉在胸前，跟毛泽东单独聊了一会儿。
毛泽东袖着两手，又一次对傅作义保护了千年古都而代表人民向他表示衷心地感谢。后来，毛泽东邀傅作义在会议休息时去天坛游览，高兴地对他说，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呢！
毛泽东夜宿颐和园
毛泽东等进京后的第一个休息地方是颐和园。
这天早晨，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来电话，要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林溪马上到他那里去，说有要事。
柳林溪赶到市政府，见到薛子正，还没有来得及问明白有什么事，他就对柳说：“介绍信已开好，你拿着信乘我的车，马上赶到社会部找李克农部长报到。具体任务，李部长会向你交待的。”
在社会部，李克农看完信后，望着柳。他那张非常严肃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无法掩饰的喜悦。他说：“今晚10点钟左右，党中央毛主席从平山县西柏坡来北平，要在颐和园景福阁休息。你在东大门等候，负责接待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休息。”
“保证完成任务！”柳林溪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站起来答道。
晚10点多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颐和园。
第一辆车坐的是毛泽东，柳林溪忙上前迎接。毛泽东下车后，亲切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颐和园的负责人？”柳林溪激动地答道：“我叫柳林溪，是负责人。”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相继下车了，毛泽东一挥手，说：“走吧！”柳林溪领着他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景福阁。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毛泽东就握着柳林溪的手，问道：“你认识我吗？”“认识。”柳林溪说。
早在1943年，柳在延安先后在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学习，多次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为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纺过线、开过荒，在瓦窑堡搞过农场，种烟叶、种甜菜、制过糖。柳林溪简单地将在延安几年的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风趣地说：“噢，是你熬的糖，我还吃过你熬的糖呢！”
毛泽东的几句话，使柳林溪本来有些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柳林溪想，主席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于是他主动告辞，离开了景福阁。
夜12点多钟时，毛泽东打电话来，要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这次，他详细地询问了颐和园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