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怀仁堂新政府成立！开国大典千古胜事(1)
第一节 怀仁堂群英聚一堂毛泽东乘兴读天书
钟灵和两位副科长已将中南海布置科组建成，共计一百零八个年轻人。有人戏称是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毛泽东又说：“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好吗？”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
怀仁堂一座西式宫殿
怀仁堂，明清两代西苑的仪銮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毁于一场意外之火。慈禧回京后，在仪銮殿的废墟重建了一座西式宫殿，取名佛照楼。清之后，民国初年改佛照楼为怀仁堂。
中南海怀仁堂是举世闻名的地方，毛泽东主席生前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接见全国各条战线的代表和英雄模范人物，会见外国来宾和朋友。如今，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依然在这里经常聚会商讨国家大事。
怀仁堂原是明清两代西苑的仪銮殿。光绪年间，仪銮殿成为慈禧的寝宫。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居住在紫禁城的养心殿，殿内悬挂着一个黄色的纱帘。它是晚清历史的见证。
清朝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城，火烧圆明圆。当侵略者打到通县时，咸丰皇帝带上皇后慈安，贵妃慈禧和皇子载淳，逃避到承德。为了遮人耳目，咸丰皇帝还美其名曰“木兰秋犭尔”，说是仿祖宗遗制，行围猎大典去。在承德不到一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连病带忧，死在避暑山庄的寝宫“烟波致爽”殿。咸丰帝临终遗诏，立6岁的皇子载淳为太子，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在载淳亲政之前掌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处理一切政务。为了防止皇权旁落，咸丰帝将自己平常使用的“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分别交给皇后慈安和皇太子载淳，作为下达谕旨的信物。凡是下达谕旨，都要在开头文字上盖上“御赏”印，在结尾文字上盖上“同道堂”印。两印合符，方可生效。
按照咸丰帝的遗诏，皇太后、皇帝除负责钤印上述两印外，军政事务皆由辅政大臣处理，皇帝成年后才全面实行皇帝权力。但权欲熏心的慈禧，利用皇帝生母身份，又以皇帝年幼，将“同道堂”印章控制起来，代子钤印，以此争取了阅览大臣奏疏的权力。一向见风使舵的山东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对于这种公然违背先帝遗诏、希旨邀宠的行为，顾命八大臣决定予以严厉批评。他们拟写了切责董元醇的谕旨，请皇太后加盖印章。
慈禧太后见到这份谕旨后，非常恼火，拒不盖印。顾命八大臣见太后不在谕旨上盖印，便停止办公以示抗议。
慈禧太后怕急中生变，被迫盖印，但扳倒八大臣的决心也同时下定。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讠斤联合，控制了北京局势，利用咸丰梓棺回京的机会，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发动了政变，逼令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公开处死，其他辅政也全部撤职。十一月一日，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开始了“垂帘听政”。
因为西苑的仪銮殿是慈禧太后的第二居室，里面也有一套卷帘，作为备垂帘听政之用。因此，仪銮殿也有两卷殿之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掠夺西苑之后，侵略军头子瓦德西窃据了仪銮殿。不久，仪銮殿发生了一场大火，金碧辉煌的宫殿，烧成一片灰烬。《春冰室野乘》上载有《咏佛照楼》诗词一首：
无半灯摇紫电流，玲珑殿阁仿欧洲，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华佛照楼。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北京，她决心要在仪銮殿的废墟上重造一组瑰丽的建筑，于是专门用于接见、宴请外国女宾之所的海晏堂开始动工兴建。
由于慈禧喜爱居住中国传统宫殿，所以，在建筑海晏堂的同时，在海晏堂的西北处，又为她兴建一座新的仪銮殿。仪銮殿耗银500万两，为一西式楼房，建成后，命名为佛照楼。
关于这座新的仪銮殿，在清宫档案中有所记载：1.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户部书行内务府，请于初四日派员赵部领取仪銮殿工款银十万两；2.《仪銮殿海晏堂仿俄馆各座内添安硬木围屏宝座地平床陈设做法清册》；3.光绪三十年十月《仪銮殿等处陈设木器账》和《仪銮殿等处陈设账》各一份。共有家具陈设一千多号。新仪銮殿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竣工。
《德宗实录》记载：慈禧于是年十月二十六日重新驻仪銮殿，后来，每驻西苑都在仪銮殿起居，她的生日也在仪銮殿接受庆贺。
1911年后，佛照楼更名为怀仁堂。堂前陈列着一对景泰蓝石狮，东西对峙。南有长廊几十间。袁世凯曾在这里办公，接见外国使臣，接受百官元旦朝贺。
1914年，袁世凯还曾在怀仁堂宴请国会议员。徐世昌、黎元洪也在这里接受朝贺。曹锟曾把这里作为他的府眷住所。晚读轩主人对此作过形象的描写，他在一首诗中这样说：“十年紫陌逐芳尘，眼底风光日日新；一曲霓裳天上乐，后宫闲煞白头人。”
钟灵睁眼闭眼36小时
新中国即将成立，怀仁堂定为政协会场。中南海布置科科长钟灵承担会场布置任务。他率领108将，忙了三天三夜。会场验收合格后，他一下子歪在桌子上，睡了整整36个小时。
中南海淤泥清除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装修。
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随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后，来到中南海，成了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山东济南人，1921年出生，1938年济南沦陷，他流亡到武汉、长沙等地，并于这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共产党地下组织派年仅17岁的他赴延安学习，他便于1938年进入延安“鲁艺”美术系攻读。
1938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委托“鲁艺”学院在延安城写些宣传标语，任务落到来延安学习的钟灵头上，他在延安城墙上，用小板刷写出“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的巨幅标语。他在写“工人”两字时，感到与相邻的“农民”（那时“农”字没有简化的“农”字，只有繁体的“农”字）两字相比，笔画太少，于是想到隶书的写法，便把“工人”两字写成。
1940年，钟灵到延安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工作。在他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围棋的聂春荣，他就是后来中国棋圣聂卫平的父亲。于是钟灵这一学就变成了师出名门。无奈在那战争年代没有时间深入钻研，且钟灵爱好颇广，故棋艺长进不大。但他没有想到，后来却碰见两位大棋手与他对弈。这两位大棋手一位是毛泽东，另一位是当时只有9岁的聂卫平。
钟灵与毛泽东对弈是在1946年。而在对弈的前4年，曾有这样一段小故事。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毛泽东说：“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讲到这里，毛泽东环顾台下，说道：“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条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一竖，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难得到解释。”
钟灵听完毛泽东讲话，脸红红的低下了头，从那以后，他书写的标语，便完全按照人们所熟悉的常用字，而再也不进行“艺术加工”了。
1946年，钟灵当上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俱乐部主任，常常去枣园为首长们举办周末舞会。一次，舞会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看见桌上放着围棋模具，便问：“你们谁会下围棋呀？”
钟灵见毛泽东指着围棋在问话，便走上前如实地说：“我刚刚开始学，棋艺不精。”
毛泽东笑着说：“无妨、无妨，切磋棋艺，友谊第一。来，小鬼，我们下一盘。”
钟灵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和他对局，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毛泽东见此，又笑着说：“不要紧张嘛，你我都是同志，下棋是平等的对手嘛！”
钟灵自知自己的棋艺不行，便小声地对毛主席说：“我执黑先行，且让我两个子。”
毛泽东欣然应允，但这次下棋钟灵还是输了。
在这之后，毛泽东就经常与钟灵下棋。一次钟灵和毛主席下过两盘棋，下第三盘棋时，毛泽东笑着说：“钟灵、钟灵，此人很灵，我可要认真对待！”结果杀了钟灵一个“中盘负”。
还有一次，钟灵和毛主席下完棋，毛主席起身要走时，走来一位同志向毛主席问道：“主席，你知道和你下棋的小鬼是谁吗？”
毛主席说：“这小鬼不是俱乐部主任钟灵吗？”
那位同志说：“他是叫钟灵，但他也就是您在延安批评的延安城墙写标语的那位。”
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问钟灵：“还那样写么？”
钟灵再一次不好意思地说道：“当然不敢再那样写，不但我不敢，连写隶书的书法家也不敢那样写了……”
毛泽东听后，摆摆手说：“那就不对了，篆书不是更难认么？还是要尊重传统的写法，我的批评不是说写法不对，而是不应该作宣传时用这种不易被广大群众接受的形式……”
转眼间，三年时光过去，钟灵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的身份来到中南海。不久，中南海布置科成立，28岁的钟灵担任科长。上任伊始，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绘制中南海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紧修缮。
年轻而又精力旺盛的钟灵，把中南海的里里外外都跑遍了，绘制出一份中南海详图。周恩来看后，非常满意。
身为布置科科长的钟灵，有两名副手，一位是郭英副科长，另一位是李钊副科长。郭英以后当了香山饭店经理，李钊后来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周恩来在钟灵绘制的中南海详图上，在怀仁堂的位置用红笔圈了个圈，这是整个中南海建筑修缮的重点。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合适的礼堂可以作为政协会场，只有这座怀仁堂了。不仅要翻修，还要改建扩建。
周恩来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钟灵。
此时，钟灵和两位副科长已将中南海布置科组建成，共计一百零八个年轻人。有人戏称是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其中有中南海留用的花匠，有解放区来的干部，有刚从地方招收的十几岁的女学生。
钟灵接到布置修缮怀仁堂的任务时，他刚忙完政协筹备会的布置工作。忙对于这位在延安就早已出名的四大忙人之一的钟灵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钟灵率众弟子，来到怀仁堂，对怀仁堂的结构仔仔细细地进行了“考察”。他们初步拟定在院子上搭起铁皮屋顶，与四周的长廊连接在一起。这样，既保存了古建筑的格局，又增加了使用面积。
他们在实地“考察”之后，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反复修改装修装饰怀仁堂的方案，直到感到满意时，才将怀仁堂的装修装饰设计图上报周恩来。
周恩来在百忙中，审看了装饰怀仁堂的设计图，他感觉可以，便提起毛笔，在设计图的右上角，写了批示：
同意。
周七月×日
这张凝聚钟灵心血的设计图，非常遗憾地遗失在十年动乱中。
钟灵和东北来的美术家张仃根据这份设计图的原理又设计了一套中南海各个大门的立体效果图，染上实际颜色。经由周恩来拍板投入了施工。
怀仁堂内外都装饰起来了。院子的大门、二门以及垂花门都显得气派而充满喜气。怀仁堂装修整整用了三天时间，钟灵则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甚至连个呵欠都顾不上打一个。直到周恩来看过会场，满意而去时，他才一下子歪在桌子上，不多不少整整睡了36个小时。
钟灵忙完怀仁堂的装饰任务后，便开始进行天安门城楼的装饰。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要挂一条巨幅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天安门两旁也各挂一条巨幅标语，西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边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于是，钟灵便使出浑身解数，用漂亮工整的宋体美术字，完成了这个千载难逢的任务。
28岁的钟灵，把自己的书法作品挂上了万众瞩目的地方，这使他一生都感到自豪。
怀仁堂的音响成了一大难题
怀仁堂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不容选择，但怀仁堂的音响成了一大难题。周恩来为此大动肝火：因声音不清而砸锅，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王诤急忙调兵遣将，“九头鸟”大显身手，功劳不同寻常。
1949年8月12日，总参通信兵部技术处处长傅英豪正在向部长王诤汇报工作，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
红色电话机是专线，凡是一些重大事宜或急办事宜都由红色电话机接送。红色电话机铃声一响，王诤和傅英豪不约而同投向红色电话机。
王诤向傅英豪示意了一下，意思是不要出声，随后拿起了电话机听筒。
“现在我们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选在怀仁堂。”话筒里传来清晰的江苏口音，王诤听出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坐在一旁的傅英豪也听到了周恩来的话声。
王诤将听筒从右手交到左手，右手拿起一支铅笔，准备写下周恩来的指示。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做主人，请全国民主人士来北平开会，成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这是第一次，一定要搞好，可是现在怀仁堂的音响是个大问题，成了一大难题。”
关于怀仁堂音响问题的情况，是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向周恩来汇报的。新政协6月份在怀仁堂召开的时候，声音就已成了问题，不过那次人数少，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这次要开大会，声音问题肯定不行。钟灵在装饰怀仁堂时，曾试了试音响，感到不满意，情急之下，钟灵便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钟灵的汇报后，感到这事非同小可，便撇开手头上的其他工作，要通了总参通信兵部王诤部长的红色电话专线。
王诤从拿起电话时起，就一声没吭，他听得出周恩来的语调很严肃，不像平时那样，心里感到事情严重，刻不容缓，但他绝没有想到，周恩来说着说着动了气，一向不发火的他发了大火。
“王诤我和你说，民主党派对山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打得天下，管不了天下，他们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显然是对共产党不那么服气。”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东道主召集会议，再好的内容人家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到你说什么，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声音不清楚而砸锅，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坐在一旁的傅英豪有点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王诤部长，他也感到有些奇怪，周恩来从不发火，今天是怎么啦？
王诤放下电话听筒，怔怔地坐在那儿。这位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空中交通员”的王诤，始终在毛主席身边搞无线电联络，延安时期又负责筹建广播电台。他和周恩来很熟，干工作从来不讲价钱。但今天他有点想不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王诤在那沉默了足足有15分钟后，终于向傅英豪开了口：“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反正你也全听到了，搞不好怀仁堂的声音问题，总理要杀我的脑袋，我可要先杀你的！”
傅英豪和他的夫人唐旦自从被周恩来派到延安安装新华广播电台后，便一直在王诤的领导下工作。凡是沾电的问题，王诤就找傅英豪，每次找到傅英豪，交代完任务后，还要问一句，有没有什么困难。而傅英豪则说：“你先说需要不需要吧，如果需要，就不要问有什么困难，任务交给我，我保证能完成。”
但这次两人都破了例。王诤没有问，傅英豪也没有回答。因为困难肯定有，所以王诤没有问，而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所以傅英豪也就没有把誓言说出来。
不过，傅英豪再受领中南海怀仁堂音响的任务时，确实没有觉到有多大的难度。这位连扩音器都能造的电专家，真的制服不了扩音器产生的回声？傅英豪觉得自己能行，于是，他便兴冲冲地到中南海，找到了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
为怀仁堂音响问题而着急的钟灵，看过傅英豪的介绍信后，高兴地说：“我们专家来了！这回怀仁堂的音响问题会得到彻底解决！”
傅英豪先看了看怀仁堂的音响，又转了转怀仁堂偌大的会场，钟灵跟在傅英豪的身后，不时地向他介绍着怀仁堂的情况。
傅英豪看完整个怀仁堂的内部构造后，将喇叭放在左、右、头顶和后部，试尽了各种办法，但到处乱撞的回声仍然消除不了。
混响怎么消除？通晓三国语言的傅英豪翻遍了中文、日文、英文资料，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
此时距怀仁堂开会只有一个星期了，但傅英豪依旧是一筹莫展。大会筹委会的人和俱乐部主任钟灵都愁坏了，可谁都插不上手，帮不上忙。
这次傅英豪也真着急了，于是他便提出成立一个试制小组。
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试制小组的人选由傅英豪选定，一切都开了绿灯。
傅英豪挑选的试制小组共五人。他的夫人唐旦也在其中，傅英豪和唐旦都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的同学，唐旦比傅英豪高一级，她的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但傅英豪的实践能力强，能改装发报机和组装扩音机。试制小组还有一个叫习林的，电话局派来的是一位女同志。
“大江大海都过来了，难道在小河沟里翻船！”傅英豪愤愤地想。
正值中午吃饭时间，大家都闷着头吃饭，实际上是在吃饭时，脑子里还在想着怀仁堂的声响问题。
试制组的一个人，见大家都沉默不语，他便率先打破了沉寂，讲了一个笑话。他讲笑话，是为了大家放松一下紧绷着的神经，而同志们听完他讲的笑话，便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聊着聊着，不知是谁扯起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以及作战的十六字口诀，这时有人冒出一句：“化整为零。”
傅英豪听到这句话后，眼睛一亮，来了主意。他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没有声音还会有回声吗？”
傅英豪话音刚落，他的夫人唐旦冲他说道：“这不是废话，没有声源哪来回声。”但唐旦的话一出口，又感到有些后悔，她此时也明白了傅英豪的想法了，于是，便又说了一句：“你就别卖关子啦，快把你的想法和大家说一说。”
傅英豪确实通过“化整为零”这句话，得到了启发，他联想到数学上渐进的原理和无穷大无穷小的极限原理。他说：“声音大回声大，声音小回声小。如果化整为零，把声源切割到最小，回声不就自然消失了么？”
试制组的同志们听完他的想法后，觉得有道理。
既然有道理，那我们就赶快行动吧。
他们从北小街禄米仓的器材仓库拉来了国民党留下的海军舰艇的扩音设备，这个扩音设备与众不同，它不仅是美国货，它还比别的扩音设备多几个喇叭，一般扩音机只有一二个喇叭，而它有九个喇叭，俗称“九头鸟”。
傅英豪将怀仁堂分为相等的九等份，每一份吊一个喇叭。人的听觉构造是接受前面传来的声音。声音不是直接通过空气，而是几经反射传到人的耳朵里。而傅英豪则有意违背人的生理构造，使回音不能完全进入耳廓。加上人的本身就是吸音体，地上又铺有地毯，故从高处下来的声音只能激起很弱的回音，这回音人几乎感觉不出来。
忙了整整一天，直到深夜，九个喇叭全部安装完毕。开启设备，试验一下，傅英豪在怀仁堂各个角落试听了一下，还真成功了。
着急好几天的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也是个急性子，他等不到天明，就找了几个人跑出去，把住在中南海的年轻人，从睡梦中叫起来，全部聚集到怀仁堂。他要证实一下傅英豪搞出的声音是否可行。
人都到齐了，怀仁堂里坐满了试听声响的年轻人。钟灵叫台上放音乐、讲话之后，便大声问台下的听众，声音效果怎样？
台下的听众齐声回答：“效果很好，没有回音。”
钟灵放心了。他高兴地跑到傅英豪跟前，握着他的双手，连声说道：“谢谢你们，你们立下了头功！”
钟灵感谢完傅英豪和他的试制小组后，又在台上拿起麦克风，扯着嗓子唱了一段京戏，他高兴啊！
傅英豪在钟灵唱京戏时，又在怀仁堂的听众席的各个角落听了听，确实证明这个办法成功了。于是，他拿起了电话机，向王诤部长汇报。
自傅英豪接受任务之后，每次向王诤部长汇报的情况，都是遇到的困难。这次又是在深更半夜，王诤拿起电话，听到是傅英豪的声音，心想，又遇到新的难题了。
王诤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听到傅英豪说，王部长，怀仁堂的声响问题解决了。
王诤听完这句话，听到这个喜讯后，好久说不出话来，半晌才憋出一句：“我给你们刻一尊奖杯！”
怀仁堂的音响问题解决后，王诤如释重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仅台上能使用这台扩音器，台下自由发言也要能使用这台扩音器。如果解决不了，还是要杀脑壳。
王诤同样将此任务交给了傅英豪。
傅英豪再次来到怀仁堂，开始琢磨办法。最后，他同样运用了“化整为零”之法。他在怀仁堂侧面的厢房里安一台一百门的电话总机，然后把怀仁堂切割成几十个小区，编上号，台下哪个小区有人发言，值班员透过玻璃看到后，就对应这个小区插上塞绳，断开主席台，台下的即席发言便清晰地传遍会场。
傅英豪和他的同事们按此法接好后，试验了几次，效果很好。
这项任务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
忙了几天几夜的傅英豪，本想回家美美地睡上一觉，但还没等他离开中南海，周恩来又追加了一项任务：在怀仁堂举行会议时，无论如何要保证用电。
刚刚解放的北平，断电是经常的事。如果会开半截停了电，那不就砸锅了吗？周恩来虽已命令华北电力局在会议期间要全力保证供电。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为防万一，周恩来又一次下令王诤搞一套备用发电机组，以确保断电时间不超过3秒钟。
钟灵和两位副科长已将中南海布置科组建成，共计一百零八个年轻人。有人戏称是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毛泽东又说：“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好吗？”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
怀仁堂一座西式宫殿
怀仁堂，明清两代西苑的仪銮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毁于一场意外之火。慈禧回京后，在仪銮殿的废墟重建了一座西式宫殿，取名佛照楼。清之后，民国初年改佛照楼为怀仁堂。
中南海怀仁堂是举世闻名的地方，毛泽东主席生前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接见全国各条战线的代表和英雄模范人物，会见外国来宾和朋友。如今，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依然在这里经常聚会商讨国家大事。
怀仁堂原是明清两代西苑的仪銮殿。光绪年间，仪銮殿成为慈禧的寝宫。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居住在紫禁城的养心殿，殿内悬挂着一个黄色的纱帘。它是晚清历史的见证。
清朝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城，火烧圆明圆。当侵略者打到通县时，咸丰皇帝带上皇后慈安，贵妃慈禧和皇子载淳，逃避到承德。为了遮人耳目，咸丰皇帝还美其名曰“木兰秋犭尔”，说是仿祖宗遗制，行围猎大典去。在承德不到一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连病带忧，死在避暑山庄的寝宫“烟波致爽”殿。咸丰帝临终遗诏，立6岁的皇子载淳为太子，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在载淳亲政之前掌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处理一切政务。为了防止皇权旁落，咸丰帝将自己平常使用的“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分别交给皇后慈安和皇太子载淳，作为下达谕旨的信物。凡是下达谕旨，都要在开头文字上盖上“御赏”印，在结尾文字上盖上“同道堂”印。两印合符，方可生效。
按照咸丰帝的遗诏，皇太后、皇帝除负责钤印上述两印外，军政事务皆由辅政大臣处理，皇帝成年后才全面实行皇帝权力。但权欲熏心的慈禧，利用皇帝生母身份，又以皇帝年幼，将“同道堂”印章控制起来，代子钤印，以此争取了阅览大臣奏疏的权力。一向见风使舵的山东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对于这种公然违背先帝遗诏、希旨邀宠的行为，顾命八大臣决定予以严厉批评。他们拟写了切责董元醇的谕旨，请皇太后加盖印章。
慈禧太后见到这份谕旨后，非常恼火，拒不盖印。顾命八大臣见太后不在谕旨上盖印，便停止办公以示抗议。
慈禧太后怕急中生变，被迫盖印，但扳倒八大臣的决心也同时下定。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讠斤联合，控制了北京局势，利用咸丰梓棺回京的机会，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发动了政变，逼令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公开处死，其他辅政也全部撤职。十一月一日，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开始了“垂帘听政”。
因为西苑的仪銮殿是慈禧太后的第二居室，里面也有一套卷帘，作为备垂帘听政之用。因此，仪銮殿也有两卷殿之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掠夺西苑之后，侵略军头子瓦德西窃据了仪銮殿。不久，仪銮殿发生了一场大火，金碧辉煌的宫殿，烧成一片灰烬。《春冰室野乘》上载有《咏佛照楼》诗词一首：
无半灯摇紫电流，玲珑殿阁仿欧洲，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华佛照楼。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北京，她决心要在仪銮殿的废墟上重造一组瑰丽的建筑，于是专门用于接见、宴请外国女宾之所的海晏堂开始动工兴建。
由于慈禧喜爱居住中国传统宫殿，所以，在建筑海晏堂的同时，在海晏堂的西北处，又为她兴建一座新的仪銮殿。仪銮殿耗银500万两，为一西式楼房，建成后，命名为佛照楼。
关于这座新的仪銮殿，在清宫档案中有所记载：1.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二日，户部书行内务府，请于初四日派员赵部领取仪銮殿工款银十万两；2.《仪銮殿海晏堂仿俄馆各座内添安硬木围屏宝座地平床陈设做法清册》；3.光绪三十年十月《仪銮殿等处陈设木器账》和《仪銮殿等处陈设账》各一份。共有家具陈设一千多号。新仪銮殿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竣工。
《德宗实录》记载：慈禧于是年十月二十六日重新驻仪銮殿，后来，每驻西苑都在仪銮殿起居，她的生日也在仪銮殿接受庆贺。
1911年后，佛照楼更名为怀仁堂。堂前陈列着一对景泰蓝石狮，东西对峙。南有长廊几十间。袁世凯曾在这里办公，接见外国使臣，接受百官元旦朝贺。
1914年，袁世凯还曾在怀仁堂宴请国会议员。徐世昌、黎元洪也在这里接受朝贺。曹锟曾把这里作为他的府眷住所。晚读轩主人对此作过形象的描写，他在一首诗中这样说：“十年紫陌逐芳尘，眼底风光日日新；一曲霓裳天上乐，后宫闲煞白头人。”
钟灵睁眼闭眼36小时
新中国即将成立，怀仁堂定为政协会场。中南海布置科科长钟灵承担会场布置任务。他率领108将，忙了三天三夜。会场验收合格后，他一下子歪在桌子上，睡了整整36个小时。
中南海淤泥清除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装修。
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随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后，来到中南海，成了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山东济南人，1921年出生，1938年济南沦陷，他流亡到武汉、长沙等地，并于这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共产党地下组织派年仅17岁的他赴延安学习，他便于1938年进入延安“鲁艺”美术系攻读。
1938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委托“鲁艺”学院在延安城写些宣传标语，任务落到来延安学习的钟灵头上，他在延安城墙上，用小板刷写出“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的巨幅标语。他在写“工人”两字时，感到与相邻的“农民”（那时“农”字没有简化的“农”字，只有繁体的“农”字）两字相比，笔画太少，于是想到隶书的写法，便把“工人”两字写成。
1940年，钟灵到延安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工作。在他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围棋的聂春荣，他就是后来中国棋圣聂卫平的父亲。于是钟灵这一学就变成了师出名门。无奈在那战争年代没有时间深入钻研，且钟灵爱好颇广，故棋艺长进不大。但他没有想到，后来却碰见两位大棋手与他对弈。这两位大棋手一位是毛泽东，另一位是当时只有9岁的聂卫平。
钟灵与毛泽东对弈是在1946年。而在对弈的前4年，曾有这样一段小故事。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毛泽东说：“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讲到这里，毛泽东环顾台下，说道：“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条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一竖，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难得到解释。”
钟灵听完毛泽东讲话，脸红红的低下了头，从那以后，他书写的标语，便完全按照人们所熟悉的常用字，而再也不进行“艺术加工”了。
1946年，钟灵当上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俱乐部主任，常常去枣园为首长们举办周末舞会。一次，舞会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看见桌上放着围棋模具，便问：“你们谁会下围棋呀？”
钟灵见毛泽东指着围棋在问话，便走上前如实地说：“我刚刚开始学，棋艺不精。”
毛泽东笑着说：“无妨、无妨，切磋棋艺，友谊第一。来，小鬼，我们下一盘。”
钟灵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和他对局，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毛泽东见此，又笑着说：“不要紧张嘛，你我都是同志，下棋是平等的对手嘛！”
钟灵自知自己的棋艺不行，便小声地对毛主席说：“我执黑先行，且让我两个子。”
毛泽东欣然应允，但这次下棋钟灵还是输了。
在这之后，毛泽东就经常与钟灵下棋。一次钟灵和毛主席下过两盘棋，下第三盘棋时，毛泽东笑着说：“钟灵、钟灵，此人很灵，我可要认真对待！”结果杀了钟灵一个“中盘负”。
还有一次，钟灵和毛主席下完棋，毛主席起身要走时，走来一位同志向毛主席问道：“主席，你知道和你下棋的小鬼是谁吗？”
毛主席说：“这小鬼不是俱乐部主任钟灵吗？”
那位同志说：“他是叫钟灵，但他也就是您在延安批评的延安城墙写标语的那位。”
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问钟灵：“还那样写么？”
钟灵再一次不好意思地说道：“当然不敢再那样写，不但我不敢，连写隶书的书法家也不敢那样写了……”
毛泽东听后，摆摆手说：“那就不对了，篆书不是更难认么？还是要尊重传统的写法，我的批评不是说写法不对，而是不应该作宣传时用这种不易被广大群众接受的形式……”
转眼间，三年时光过去，钟灵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的身份来到中南海。不久，中南海布置科成立，28岁的钟灵担任科长。上任伊始，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绘制中南海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紧修缮。
年轻而又精力旺盛的钟灵，把中南海的里里外外都跑遍了，绘制出一份中南海详图。周恩来看后，非常满意。
身为布置科科长的钟灵，有两名副手，一位是郭英副科长，另一位是李钊副科长。郭英以后当了香山饭店经理，李钊后来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周恩来在钟灵绘制的中南海详图上，在怀仁堂的位置用红笔圈了个圈，这是整个中南海建筑修缮的重点。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合适的礼堂可以作为政协会场，只有这座怀仁堂了。不仅要翻修，还要改建扩建。
周恩来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钟灵。
此时，钟灵和两位副科长已将中南海布置科组建成，共计一百零八个年轻人。有人戏称是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其中有中南海留用的花匠，有解放区来的干部，有刚从地方招收的十几岁的女学生。
钟灵接到布置修缮怀仁堂的任务时，他刚忙完政协筹备会的布置工作。忙对于这位在延安就早已出名的四大忙人之一的钟灵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钟灵率众弟子，来到怀仁堂，对怀仁堂的结构仔仔细细地进行了“考察”。他们初步拟定在院子上搭起铁皮屋顶，与四周的长廊连接在一起。这样，既保存了古建筑的格局，又增加了使用面积。
他们在实地“考察”之后，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反复修改装修装饰怀仁堂的方案，直到感到满意时，才将怀仁堂的装修装饰设计图上报周恩来。
周恩来在百忙中，审看了装饰怀仁堂的设计图，他感觉可以，便提起毛笔，在设计图的右上角，写了批示：
同意。
周七月×日
这张凝聚钟灵心血的设计图，非常遗憾地遗失在十年动乱中。
钟灵和东北来的美术家张仃根据这份设计图的原理又设计了一套中南海各个大门的立体效果图，染上实际颜色。经由周恩来拍板投入了施工。
怀仁堂内外都装饰起来了。院子的大门、二门以及垂花门都显得气派而充满喜气。怀仁堂装修整整用了三天时间，钟灵则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甚至连个呵欠都顾不上打一个。直到周恩来看过会场，满意而去时，他才一下子歪在桌子上，不多不少整整睡了36个小时。
钟灵忙完怀仁堂的装饰任务后，便开始进行天安门城楼的装饰。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要挂一条巨幅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天安门两旁也各挂一条巨幅标语，西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边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于是，钟灵便使出浑身解数，用漂亮工整的宋体美术字，完成了这个千载难逢的任务。
28岁的钟灵，把自己的书法作品挂上了万众瞩目的地方，这使他一生都感到自豪。
怀仁堂的音响成了一大难题
怀仁堂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不容选择，但怀仁堂的音响成了一大难题。周恩来为此大动肝火：因声音不清而砸锅，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王诤急忙调兵遣将，“九头鸟”大显身手，功劳不同寻常。
1949年8月12日，总参通信兵部技术处处长傅英豪正在向部长王诤汇报工作，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
红色电话机是专线，凡是一些重大事宜或急办事宜都由红色电话机接送。红色电话机铃声一响，王诤和傅英豪不约而同投向红色电话机。
王诤向傅英豪示意了一下，意思是不要出声，随后拿起了电话机听筒。
“现在我们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选在怀仁堂。”话筒里传来清晰的江苏口音，王诤听出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坐在一旁的傅英豪也听到了周恩来的话声。
王诤将听筒从右手交到左手，右手拿起一支铅笔，准备写下周恩来的指示。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做主人，请全国民主人士来北平开会，成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这是第一次，一定要搞好，可是现在怀仁堂的音响是个大问题，成了一大难题。”
关于怀仁堂音响问题的情况，是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向周恩来汇报的。新政协6月份在怀仁堂召开的时候，声音就已成了问题，不过那次人数少，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这次要开大会，声音问题肯定不行。钟灵在装饰怀仁堂时，曾试了试音响，感到不满意，情急之下，钟灵便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钟灵的汇报后，感到这事非同小可，便撇开手头上的其他工作，要通了总参通信兵部王诤部长的红色电话专线。
王诤从拿起电话时起，就一声没吭，他听得出周恩来的语调很严肃，不像平时那样，心里感到事情严重，刻不容缓，但他绝没有想到，周恩来说着说着动了气，一向不发火的他发了大火。
“王诤我和你说，民主党派对山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打得天下，管不了天下，他们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显然是对共产党不那么服气。”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东道主召集会议，再好的内容人家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到你说什么，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声音不清楚而砸锅，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坐在一旁的傅英豪有点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王诤部长，他也感到有些奇怪，周恩来从不发火，今天是怎么啦？
王诤放下电话听筒，怔怔地坐在那儿。这位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空中交通员”的王诤，始终在毛主席身边搞无线电联络，延安时期又负责筹建广播电台。他和周恩来很熟，干工作从来不讲价钱。但今天他有点想不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王诤在那沉默了足足有15分钟后，终于向傅英豪开了口：“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反正你也全听到了，搞不好怀仁堂的声音问题，总理要杀我的脑袋，我可要先杀你的！”
傅英豪和他的夫人唐旦自从被周恩来派到延安安装新华广播电台后，便一直在王诤的领导下工作。凡是沾电的问题，王诤就找傅英豪，每次找到傅英豪，交代完任务后，还要问一句，有没有什么困难。而傅英豪则说：“你先说需要不需要吧，如果需要，就不要问有什么困难，任务交给我，我保证能完成。”
但这次两人都破了例。王诤没有问，傅英豪也没有回答。因为困难肯定有，所以王诤没有问，而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所以傅英豪也就没有把誓言说出来。
不过，傅英豪再受领中南海怀仁堂音响的任务时，确实没有觉到有多大的难度。这位连扩音器都能造的电专家，真的制服不了扩音器产生的回声？傅英豪觉得自己能行，于是，他便兴冲冲地到中南海，找到了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
为怀仁堂音响问题而着急的钟灵，看过傅英豪的介绍信后，高兴地说：“我们专家来了！这回怀仁堂的音响问题会得到彻底解决！”
傅英豪先看了看怀仁堂的音响，又转了转怀仁堂偌大的会场，钟灵跟在傅英豪的身后，不时地向他介绍着怀仁堂的情况。
傅英豪看完整个怀仁堂的内部构造后，将喇叭放在左、右、头顶和后部，试尽了各种办法，但到处乱撞的回声仍然消除不了。
混响怎么消除？通晓三国语言的傅英豪翻遍了中文、日文、英文资料，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
此时距怀仁堂开会只有一个星期了，但傅英豪依旧是一筹莫展。大会筹委会的人和俱乐部主任钟灵都愁坏了，可谁都插不上手，帮不上忙。
这次傅英豪也真着急了，于是他便提出成立一个试制小组。
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试制小组的人选由傅英豪选定，一切都开了绿灯。
傅英豪挑选的试制小组共五人。他的夫人唐旦也在其中，傅英豪和唐旦都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的同学，唐旦比傅英豪高一级，她的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但傅英豪的实践能力强，能改装发报机和组装扩音机。试制小组还有一个叫习林的，电话局派来的是一位女同志。
“大江大海都过来了，难道在小河沟里翻船！”傅英豪愤愤地想。
正值中午吃饭时间，大家都闷着头吃饭，实际上是在吃饭时，脑子里还在想着怀仁堂的声响问题。
试制组的一个人，见大家都沉默不语，他便率先打破了沉寂，讲了一个笑话。他讲笑话，是为了大家放松一下紧绷着的神经，而同志们听完他讲的笑话，便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聊着聊着，不知是谁扯起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以及作战的十六字口诀，这时有人冒出一句：“化整为零。”
傅英豪听到这句话后，眼睛一亮，来了主意。他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没有声音还会有回声吗？”
傅英豪话音刚落，他的夫人唐旦冲他说道：“这不是废话，没有声源哪来回声。”但唐旦的话一出口，又感到有些后悔，她此时也明白了傅英豪的想法了，于是，便又说了一句：“你就别卖关子啦，快把你的想法和大家说一说。”
傅英豪确实通过“化整为零”这句话，得到了启发，他联想到数学上渐进的原理和无穷大无穷小的极限原理。他说：“声音大回声大，声音小回声小。如果化整为零，把声源切割到最小，回声不就自然消失了么？”
试制组的同志们听完他的想法后，觉得有道理。
既然有道理，那我们就赶快行动吧。
他们从北小街禄米仓的器材仓库拉来了国民党留下的海军舰艇的扩音设备，这个扩音设备与众不同，它不仅是美国货，它还比别的扩音设备多几个喇叭，一般扩音机只有一二个喇叭，而它有九个喇叭，俗称“九头鸟”。
傅英豪将怀仁堂分为相等的九等份，每一份吊一个喇叭。人的听觉构造是接受前面传来的声音。声音不是直接通过空气，而是几经反射传到人的耳朵里。而傅英豪则有意违背人的生理构造，使回音不能完全进入耳廓。加上人的本身就是吸音体，地上又铺有地毯，故从高处下来的声音只能激起很弱的回音，这回音人几乎感觉不出来。
忙了整整一天，直到深夜，九个喇叭全部安装完毕。开启设备，试验一下，傅英豪在怀仁堂各个角落试听了一下，还真成功了。
着急好几天的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也是个急性子，他等不到天明，就找了几个人跑出去，把住在中南海的年轻人，从睡梦中叫起来，全部聚集到怀仁堂。他要证实一下傅英豪搞出的声音是否可行。
人都到齐了，怀仁堂里坐满了试听声响的年轻人。钟灵叫台上放音乐、讲话之后，便大声问台下的听众，声音效果怎样？
台下的听众齐声回答：“效果很好，没有回音。”
钟灵放心了。他高兴地跑到傅英豪跟前，握着他的双手，连声说道：“谢谢你们，你们立下了头功！”
钟灵感谢完傅英豪和他的试制小组后，又在台上拿起麦克风，扯着嗓子唱了一段京戏，他高兴啊！
傅英豪在钟灵唱京戏时，又在怀仁堂的听众席的各个角落听了听，确实证明这个办法成功了。于是，他拿起了电话机，向王诤部长汇报。
自傅英豪接受任务之后，每次向王诤部长汇报的情况，都是遇到的困难。这次又是在深更半夜，王诤拿起电话，听到是傅英豪的声音，心想，又遇到新的难题了。
王诤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听到傅英豪说，王部长，怀仁堂的声响问题解决了。
王诤听完这句话，听到这个喜讯后，好久说不出话来，半晌才憋出一句：“我给你们刻一尊奖杯！”
怀仁堂的音响问题解决后，王诤如释重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仅台上能使用这台扩音器，台下自由发言也要能使用这台扩音器。如果解决不了，还是要杀脑壳。
王诤同样将此任务交给了傅英豪。
傅英豪再次来到怀仁堂，开始琢磨办法。最后，他同样运用了“化整为零”之法。他在怀仁堂侧面的厢房里安一台一百门的电话总机，然后把怀仁堂切割成几十个小区，编上号，台下哪个小区有人发言，值班员透过玻璃看到后，就对应这个小区插上塞绳，断开主席台，台下的即席发言便清晰地传遍会场。
傅英豪和他的同事们按此法接好后，试验了几次，效果很好。
这项任务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
忙了几天几夜的傅英豪，本想回家美美地睡上一觉，但还没等他离开中南海，周恩来又追加了一项任务：在怀仁堂举行会议时，无论如何要保证用电。
刚刚解放的北平，断电是经常的事。如果会开半截停了电，那不就砸锅了吗？周恩来虽已命令华北电力局在会议期间要全力保证供电。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为防万一，周恩来又一次下令王诤搞一套备用发电机组，以确保断电时间不超过3秒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