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怀仁堂新政府成立！开国大典千古胜事(3)
6月22日，沙彦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自上海致电毛泽东和新政协筹备会，声称：“贵会公布出席新政协四十五个单位，竟遗漏本党名次，深为骇异”，“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诺言，实民主前途之幸。”
6月27日，李维汉找到汪世铭，亲自对他说：“民社党革新派以其过去历史来说，实在不算为一个民主党派，直至去年提出‘五一’口号时，它还是动摇的。所以作为一个党派来说，它现在应当结束。假如民盟同意，其成员可个别加入民盟。至于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请其一二人参加。”
这次谈话后不久，忽然发现了民社党革新派出笼的《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很反动。
李维汉又找到汪世铭，当面质问他：“民社党革新派何以干这样的事？”
汪世铭显得有点尴尬，回答说：“发表这份告全国同胞书的内情我不清楚。不过看了之后，我也感到这封告全国同胞书措词太偏激，实为解决问题的阻碍。我往上海写过信查问此事，但尚未得到回音。”
李维汉用严肃的语气对汪说：“这份告同胞书不但内容反动，其本身也是民社党革新派的一个反动的行动。如果你愿意，希望能公开驳斥这份告同胞书上的观点。”
后来汪世铭写信进行了反驳，但驳的内容很少。
鉴于上述情况，新政协筹备会理所当然地拒绝民社党革新派关于参加新政协的要求，并让汪世铭向北平市公安局声明其已解散。
为处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参加新政协的要求，中央统战部特意将该同盟负责人许闻天谈话时，许介绍了他们的反蒋斗争和态度的转变，并且说他们已为此牺牲了不少人。
李维汉表示“孙盟”中的陈惕庐确实因反对蒋介石被杀了，但他过去也确实是有罪的叛徒；还有刘不同，直到去年下半年，还在南京写文章，一面骂蒋介石，一面骂中共和毛主席。作为团体，“孙盟”最好是结束，可个别加入民革。
对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中国农民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民主进步党等组织，筹备会也进行了慎重的考虑，进行具体研究和分别处理。
对以上组织、团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后，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有的则在联合政府中作了适当安排。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汪世铭，“孙盟”中的许闻天、邓昊明等，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参加了政协。少年劳动党的安若定、光复会的周亚卫等，分别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等职务。1954年他们都被邀请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政治标准的把握是十分严格的。
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有14个。除中共及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号召的10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依照标准又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单位。
九三学社成立于1946年。它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并响应了中共的“五一”号召。因其总部在北平，直接处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声明，所以直到北平解放时才提出来。但是，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和标准。
台盟是台湾爱国同胞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它的主要成员参加和领导过1947年2月台湾同胞反对美蒋的“二二八”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于当年11月组织台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而且响应了中共的“五一”号召。台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它是台湾人民的一个革命组织，筹备会各单位一致同意台盟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
至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的政治组织。它成立时间虽比较晚，但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先锋队、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对革命的贡献很大，而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筹备会都一致赞成它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
另外，简称“小民革”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共有密切联系、对民主运动做出过一定贡献的政治组织。由于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获得胜利，“小民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便于1949年9月17日发表声明，宣告结束。
声明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个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秘密组成的革命团体，因为人民民主革命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历史条件已经变更，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现在公开宣告结束。”
“现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获得基本的胜利，国内反动残余力量就要全部肃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本盟过去的历史任务既已终结，原有的组织也就当然不必存在。在这光明、自由、民主、进步的新中国，本盟盟员都要参加广大人民的各种工作队伍，从事新时代的建设事业。”
“本盟中央委员会根据目前形势和盟员的意志，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结束，并授权同人等代表本盟发表这个声明。”
“小民革”结束后，大部分盟员参加了新政治学会，其领导人物绝大部分都分别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区域单位中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
新政协代表人选的确定，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
代表提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另一种是由本人申请。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筹备会工作小组所有提名都逐个进行了审查，进行了反复研究。
当发现代表候选人有可疑或不明的情况时，则反复进行了调查。筹备会时常为了某个代表的适当与否，与各地函电往返，多方协商，反复斟酌，费时达几个星期之久。
对发现有问题的提名或申请人，因不宜参加政协，则取得推荐人的同意而撤销，或对其本人加以说明。
有时，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参加讨论，以确定一些重要代表人选。
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和名单，共分为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
前四类共有45个单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即特邀代表确定为75人。
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达662人。
中央统战部把新政协筹备会确定的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很厚的表册，送到中共中央，最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把表册翻了翻，幽默而风趣地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部天书。”
上了这部“天书”名单的人，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也包含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做出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新政协筹备会在确定代表时，吸收了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甚至连前清末期和北洋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物，也被推选为新政协代表。
为了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中，专列“特别邀请人士”一类。在这个单位中，有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坚强战士宋庆龄，她被选为特邀单位的首席代表。有戊戍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张元济；有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有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有曾经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有国民党的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有老解放区的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伟和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此外，还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对当时尚未解放地区，新政协筹备会也邀请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政协，并决定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给这些地区留出十分之一的名额，使这些地区解放后可以派代表参加。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和新政协筹备会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充分肯定了我国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阶段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作用，并尽可能团结各个方面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建设新中国。
在拟定的新政协代表名单中，美中不足的是少数民族的代表和妇女代表少了些。
少数民族代表实际共有28位，占4.23%，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
李维汉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这是因为革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迟了一些。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别区，也有代表参加。”
为了物色少数民族代表，新政协筹备会费了很大的力气。
李维汉为此事专门同朱早观、奎壁、杨静仁、天宝等少数民族代表进行座谈讨论，但在物色人选以及交通等方面都困难重重。
在物色少数民族代表人选时，最大的一个疏漏就是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虽然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人，但不是作为满族代表出席新政协的。
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公布后，北平城的满族群众因没有代表产生了失落被弃的感觉，有些满族人为此事哭泣流泪。
这一情况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之后感到遗憾，同情地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啊！”
解放后，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时，物色和补充了满族代表。
关于妇女代表，周恩来第一次就新政协会议的一些问题征求民盟代表的意见时，史良女士对参加会议的妇女代表太少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雍容大度的周恩来对史良的批评态度毫不计较，反而称赞史良的意见提得好。他表示：“关于妇女代表，党中央也很重视和注意这个问题。你放心，新中国的妇女一定会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不会受歧视的。”
听了周恩来的话，史良舒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解读天书”
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明亮的灯光下，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读着一部“天书”――一份长长的名单。
他看得十分专注，偶尔提起笔来增添一个名字。
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资料，印了一本很厚的表册，呈送中央。毛泽东翻了翻这本精美的表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天书”。
此“天书”分为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前4类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第5类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共662人。
毛泽东对这些名单是很熟悉的，这是根据他的统一战线思想确定的“圣贤榜”。
这份政协名单的代表性十分广泛，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与宗教界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还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做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物，也被包纳进来。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着重谈到政协名单中特邀代表的产生经过。他对毛泽东审阅和批准的那份“天书”，向政协筹委会做了介绍，他郑重而庄严地说：
有了领导力量，同时又照顾各方面，这就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原因，但单单如此还嫌不够，便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的是中国四个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一面的，如孙夫人及其领导的救济团体。其次，我们也邀请了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因为他们是国家建设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第三类是一向或在某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的，虽然后来这种关系被割断了，但是还有正义感，对人民事业有同情心。一旦解放了，便站在我们的一方面。像福建的萨镇冰先生，在福建解放后表示愿意与当地人民一道参加建设工作。第四类是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军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第五，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虽然和平未能全面实现，但这个和平运动，在人民中起了作用……这个运动经过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北来的努力，以及后来南京和平代表因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对八项二十四款和平条件的同意，更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邀请了他们。程潜先生也是响应这个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将军我们承认他们，承认他们代表解放军。我们解放军有他们作代表也是光荣的。像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另一方面也有参加到特邀单位中去的，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
“在这四个阶段的单位不能容纳的代表我们都容纳了下来，起义的将军代表也正是照顾了各个方面。而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阵营起义的朋友，保护器材对国家有功的朋友，使这成为全国人民力量代表集中的大会。”
“天书”产生还很费周折。
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名单，是一件极缜密、极严肃、极敏感的工作，稍有不慎，稍有纰漏，就会举座不安。提名采用了两个渠道，一是组织或个人推荐，一是本人申请。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全力以赴抓了三个月，毛泽东、周恩来还时常参加讨论，增添不少名字。
首先考虑的是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所有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它既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不能机械地按人口比例来分配名额，要充分照顾各个方面；同时，要慎重掌握敌我界限，防止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混入。
中央统战部确定名单后，报给周恩来审核。周恩来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筛选，以他的周全性格和宽容胸怀，几乎把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民主人士无一遗漏地包纳进了“天书”。代表名单初步产生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一共花了3个月，才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名额和名单。新政协的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共及其领袖吞纳百川的宽阔胸襟。
程潜与陈仪的不同命运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毛泽东还邀请了一位国民党嫡系将领当代表，他便是长沙起义、谣传被共产党“囚禁”的陈明仁。
作为动员陈明仁本部起义、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的程潜，在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常常想：国民党省主席陈仪先生如今还安在么？他在台湾的监狱日子如何打发呢？
陈仪并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8个月后，他上了刑场。如果他动员起义成功，像程潜游说陈明仁一样，那么，上海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但这只是假设。
囚于台湾的陈仪和在北平的程潜，他们都曾动员起义，但结局却一悲一喜。
比较起来，陈仪的有利条件要比程潜多得多，他和几乎以父子相称的汤恩伯友谊很深。而程潜同手握湖南省兵权的陈明仁，只能算是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的程潜一举成功；而友谊极深的陈仪却被出卖，冤死台湾。
抗战胜利后，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日军投降后，他决心使台湾经济腾飞，并保留了部分日方技术人员，采取了一系列的力图保持台湾经济相对独立的措施。但是，国民党的各方势力也伸向宝岛，陈仪的措施只是杯水车薪。“二二八”起义后，陈仪引咎辞职，离开台湾。蒋介石曾把陈仪视为心腹，并聘他为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夏天，蒋介石的失败已见端倪，他发现他所倚重的将领都不可靠，想采取“家天下”的手段，便在湖南任用程潜，在上海任用陈仪。
陈仪可以说是汤恩伯的再生父母。如果没有陈仪，汤恩伯只是金华的一介书生，而不可能得到中将军衔，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这个名字，就是要不忘陈仪提携之恩而改的。他人前人后称他有两个父亲。然而，就是这个自称“孝子”的人出卖了陈仪。曾有朋友告诉陈仪，汤恩伯已不同于过去，而陈仪却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他。
与陈仪接洽起义的地下党员胡允恭按事先商量好的计划，来到上海，准备去见汤恩伯。但通过组织知道了汤恩伯的态度，于是坚决割断了一切联系。
但是，陈仪却依旧对汤恩伯十分信任。
他没想到，汤恩伯已被纳入蒋介石的亲信范围；更没有想到汤恩伯的两手阴谋：一手是原则同意起义，只说时机未到；一手是将陈仪的亲笔信上交蒋介石，以巩固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蒋介石不放心陈仪的念头是从杭州布兵开始的。他多次叫汤恩伯去杭州布防，但陈仪婉言拒绝地说：“只要你们沿江沿海守住，杭州还用得着打仗吗？杭州历来是历史文物重要之地，而不是兵家要地。”“我是沙漠人，在孙传芳时代我就受杭州父老之托，要使杭州免于战火。杭州是国际上著名的风景胜地，无论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都未波及到这座花园城市，难道我今日能忍心杭州的百万乡亲和历代名胜古迹付之于炮火中吗？希望你不要再提杭州设兵一事。”
汤恩伯听话地把兵力布于宁波、嘉兴、平湖一带，借保护总统安危抽出一部分驻扎在奉化，以作卫戍部队。
蒋介石接到汤恩伯的密报，差点儿气昏过去，他直骂自己瞎了眼。
陈仪被囚之后，再也没见过汤恩伯。直到蒋介石在台湾公审陈仪，汤恩伯才佩带中将军衔，出庭作证。
程潜和陈明仁的关系远没有陈仪和汤恩伯关系密切，陈明仁投考广州讲武学堂时，被程潜录用。程潜是讲武学堂校长。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师生，仅此关系而已。
陈明仁曾有过比汤恩伯更辉煌的历史，那是他指挥的四平保卫战。四平解围后，陈明仁被提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蒋介石亲自授予他国民党最高奖赏的青天白日勋章。陈明仁正准备衣锦还乡时，被陈诚告了一个御状。于是，陈明仁被调任南京总统府任了闲职。
陈明仁心碎了，他用美援大米筑工事，便成了罪状。他不禁心灰意冷，服药自杀未遂。从此，他以赌场为家，直到1949年2月，蒋介石才又重新起用他。
陈明仁赴湖南老家担任程潜的副手。
大起大落的遭遇，使陈明仁想起他同耿飚的一段奇遇。
当时，陈明仁是七十一军军长，驻防四平。兼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耿飚率领第二十八停战小组来到四平。
尽管在一个多月前，陈明仁曾软禁过以耿飚为首的军调小组的成员，但这次对他们比较客气，不但宴请他们而且还邀请耿飚与他睡一张床，盖一条毛毯。两个人从政治谈到经济，从军事说到文化，最后谈到中国的前途上。
“我们国民党打了那么多的胜仗，顶多两年，不超过三年，非消灭共产党不可！”陈明仁充满信心地说。
而耿飚却不慌不忙地说：“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战争，但是到处碰壁。远的不说，就说四平之战，是我们给予你们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的，这难道是你们胜了吗？至于内战前途，我敢保证，不出二年，国民党一定失败！”
这时，陈明仁气极了，他从床上蹦起来，扯着嗓子喊道：“你敢跟我打赌吗？”
“行，打赌就打赌。”
两位不同政见的老乡勾了勾小指头。
1950年年初，耿飚出任大使前回了一趟老家，在醴陵碰上正在整编部队的陈明仁。陈明仁第一句话便是：
“你赢了，我输了。”
“不对，应该说我们都赢了。”耿飚幽默地说。
陈明仁笑了。
在长沙起义前几天，蒋介石曾托人捎给陈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长沙，否则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主张和平人士一律处决。
程潜主张和平，蒋介石心中有数，但他不相信陈明仁会与程潜一条心。
当时，白崇禧的军队退入湘境，力量十分雄厚，对长沙10万守军监视很严密。白崇禧还派专机送来一纸命令：
“立即包围水陆洲，实行兵谏，必要时采取断然措施。”水陆洲便是指程潜驻地。
陈明仁刚到长沙任职，程潜就邀他到卧室叙谈。程潜开门见山地说：
“子良弟，我已思谋良久，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之路。这样可以缩短进程，影响大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可能使家乡避免炮火涂炭。你意如何？”
关于程潜主张和平的风声，陈明仁早就听说，因此对他的话并不感到突然。沉吟片刻，陈明仁说：“我跟您想到一块儿去了。自从我胞弟陈明信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自从蒋介石听信谗言革除我兵权以后，我就不愿意为一个人充当炮灰了。不过，老师您要注意，现在情况复杂，我们既要对付白崇禧，又要对付蒋介石，军警特各类人物面孔千姿百态，可不能书生气啊！”
陈明仁有过被革职的深刻教训，干什么都小心起来。他说：“老师，我只跟你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联系。公开场合我仍唱花脸。这样可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减轻武汉方面的压力。”
陈明仁不是汤恩伯。
6月27日，李维汉找到汪世铭，亲自对他说：“民社党革新派以其过去历史来说，实在不算为一个民主党派，直至去年提出‘五一’口号时，它还是动摇的。所以作为一个党派来说，它现在应当结束。假如民盟同意，其成员可个别加入民盟。至于其中若干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请其一二人参加。”
这次谈话后不久，忽然发现了民社党革新派出笼的《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很反动。
李维汉又找到汪世铭，当面质问他：“民社党革新派何以干这样的事？”
汪世铭显得有点尴尬，回答说：“发表这份告全国同胞书的内情我不清楚。不过看了之后，我也感到这封告全国同胞书措词太偏激，实为解决问题的阻碍。我往上海写过信查问此事，但尚未得到回音。”
李维汉用严肃的语气对汪说：“这份告同胞书不但内容反动，其本身也是民社党革新派的一个反动的行动。如果你愿意，希望能公开驳斥这份告同胞书上的观点。”
后来汪世铭写信进行了反驳，但驳的内容很少。
鉴于上述情况，新政协筹备会理所当然地拒绝民社党革新派关于参加新政协的要求，并让汪世铭向北平市公安局声明其已解散。
为处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参加新政协的要求，中央统战部特意将该同盟负责人许闻天谈话时，许介绍了他们的反蒋斗争和态度的转变，并且说他们已为此牺牲了不少人。
李维汉表示“孙盟”中的陈惕庐确实因反对蒋介石被杀了，但他过去也确实是有罪的叛徒；还有刘不同，直到去年下半年，还在南京写文章，一面骂蒋介石，一面骂中共和毛主席。作为团体，“孙盟”最好是结束，可个别加入民革。
对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中国农民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民主进步党等组织，筹备会也进行了慎重的考虑，进行具体研究和分别处理。
对以上组织、团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后，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有的则在联合政府中作了适当安排。民社党革新派的沙彦楷、汪世铭，“孙盟”中的许闻天、邓昊明等，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参加了政协。少年劳动党的安若定、光复会的周亚卫等，分别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等职务。1954年他们都被邀请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政治标准的把握是十分严格的。
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有14个。除中共及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号召的10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依照标准又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单位。
九三学社成立于1946年。它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并响应了中共的“五一”号召。因其总部在北平，直接处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声明，所以直到北平解放时才提出来。但是，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和标准。
台盟是台湾爱国同胞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它的主要成员参加和领导过1947年2月台湾同胞反对美蒋的“二二八”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于当年11月组织台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而且响应了中共的“五一”号召。台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它是台湾人民的一个革命组织，筹备会各单位一致同意台盟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
至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的政治组织。它成立时间虽比较晚，但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先锋队、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对革命的贡献很大，而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筹备会都一致赞成它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
另外，简称“小民革”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共有密切联系、对民主运动做出过一定贡献的政治组织。由于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获得胜利，“小民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便于1949年9月17日发表声明，宣告结束。
声明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个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秘密组成的革命团体，因为人民民主革命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历史条件已经变更，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现在公开宣告结束。”
“现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获得基本的胜利，国内反动残余力量就要全部肃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本盟过去的历史任务既已终结，原有的组织也就当然不必存在。在这光明、自由、民主、进步的新中国，本盟盟员都要参加广大人民的各种工作队伍，从事新时代的建设事业。”
“本盟中央委员会根据目前形势和盟员的意志，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结束，并授权同人等代表本盟发表这个声明。”
“小民革”结束后，大部分盟员参加了新政治学会，其领导人物绝大部分都分别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区域单位中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
新政协代表人选的确定，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
代表提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组织或个人推荐，另一种是由本人申请。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筹备会工作小组所有提名都逐个进行了审查，进行了反复研究。
当发现代表候选人有可疑或不明的情况时，则反复进行了调查。筹备会时常为了某个代表的适当与否，与各地函电往返，多方协商，反复斟酌，费时达几个星期之久。
对发现有问题的提名或申请人，因不宜参加政协，则取得推荐人的同意而撤销，或对其本人加以说明。
有时，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参加讨论，以确定一些重要代表人选。
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一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和名单，共分为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
前四类共有45个单位，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即特邀代表确定为75人。
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达662人。
中央统战部把新政协筹备会确定的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很厚的表册，送到中共中央，最后呈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把表册翻了翻，幽默而风趣地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部天书。”
上了这部“天书”名单的人，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也包含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做出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新政协筹备会在确定代表时，吸收了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甚至连前清末期和北洋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物，也被推选为新政协代表。
为了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中，专列“特别邀请人士”一类。在这个单位中，有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坚强战士宋庆龄，她被选为特邀单位的首席代表。有戊戍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有前清翰林张元济；有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有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有曾经是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有国民党的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有老解放区的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伟和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此外，还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对当时尚未解放地区，新政协筹备会也邀请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政协，并决定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给这些地区留出十分之一的名额，使这些地区解放后可以派代表参加。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和新政协筹备会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充分肯定了我国近百年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阶段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作用，并尽可能团结各个方面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建设新中国。
在拟定的新政协代表名单中，美中不足的是少数民族的代表和妇女代表少了些。
少数民族代表实际共有28位，占4.23%，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
李维汉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这是因为革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迟了一些。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别区，也有代表参加。”
为了物色少数民族代表，新政协筹备会费了很大的力气。
李维汉为此事专门同朱早观、奎壁、杨静仁、天宝等少数民族代表进行座谈讨论，但在物色人选以及交通等方面都困难重重。
在物色少数民族代表人选时，最大的一个疏漏就是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虽然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人，但不是作为满族代表出席新政协的。
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公布后，北平城的满族群众因没有代表产生了失落被弃的感觉，有些满族人为此事哭泣流泪。
这一情况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之后感到遗憾，同情地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啊！”
解放后，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时，物色和补充了满族代表。
关于妇女代表，周恩来第一次就新政协会议的一些问题征求民盟代表的意见时，史良女士对参加会议的妇女代表太少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雍容大度的周恩来对史良的批评态度毫不计较，反而称赞史良的意见提得好。他表示：“关于妇女代表，党中央也很重视和注意这个问题。你放心，新中国的妇女一定会在政治上和男人得到同样的政治权利，不会受歧视的。”
听了周恩来的话，史良舒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解读天书”
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明亮的灯光下，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读着一部“天书”――一份长长的名单。
他看得十分专注，偶尔提起笔来增添一个名字。
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资料，印了一本很厚的表册，呈送中央。毛泽东翻了翻这本精美的表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天书”。
此“天书”分为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前4类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第5类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共662人。
毛泽东对这些名单是很熟悉的，这是根据他的统一战线思想确定的“圣贤榜”。
这份政协名单的代表性十分广泛，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与宗教界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还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做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物，也被包纳进来。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着重谈到政协名单中特邀代表的产生经过。他对毛泽东审阅和批准的那份“天书”，向政协筹委会做了介绍，他郑重而庄严地说：
有了领导力量，同时又照顾各方面，这就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原因，但单单如此还嫌不够，便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的是中国四个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一面的，如孙夫人及其领导的救济团体。其次，我们也邀请了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因为他们是国家建设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第三类是一向或在某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的，虽然后来这种关系被割断了，但是还有正义感，对人民事业有同情心。一旦解放了，便站在我们的一方面。像福建的萨镇冰先生，在福建解放后表示愿意与当地人民一道参加建设工作。第四类是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军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第五，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虽然和平未能全面实现，但这个和平运动，在人民中起了作用……这个运动经过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北来的努力，以及后来南京和平代表因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对八项二十四款和平条件的同意，更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邀请了他们。程潜先生也是响应这个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将军我们承认他们，承认他们代表解放军。我们解放军有他们作代表也是光荣的。像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另一方面也有参加到特邀单位中去的，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
“在这四个阶段的单位不能容纳的代表我们都容纳了下来，起义的将军代表也正是照顾了各个方面。而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阵营起义的朋友，保护器材对国家有功的朋友，使这成为全国人民力量代表集中的大会。”
“天书”产生还很费周折。
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名单，是一件极缜密、极严肃、极敏感的工作，稍有不慎，稍有纰漏，就会举座不安。提名采用了两个渠道，一是组织或个人推荐，一是本人申请。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全力以赴抓了三个月，毛泽东、周恩来还时常参加讨论，增添不少名字。
首先考虑的是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所有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它既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不能机械地按人口比例来分配名额，要充分照顾各个方面；同时，要慎重掌握敌我界限，防止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混入。
中央统战部确定名单后，报给周恩来审核。周恩来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筛选，以他的周全性格和宽容胸怀，几乎把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民主人士无一遗漏地包纳进了“天书”。代表名单初步产生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一共花了3个月，才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名额和名单。新政协的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共及其领袖吞纳百川的宽阔胸襟。
程潜与陈仪的不同命运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毛泽东还邀请了一位国民党嫡系将领当代表，他便是长沙起义、谣传被共产党“囚禁”的陈明仁。
作为动员陈明仁本部起义、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的程潜，在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常常想：国民党省主席陈仪先生如今还安在么？他在台湾的监狱日子如何打发呢？
陈仪并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8个月后，他上了刑场。如果他动员起义成功，像程潜游说陈明仁一样，那么，上海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但这只是假设。
囚于台湾的陈仪和在北平的程潜，他们都曾动员起义，但结局却一悲一喜。
比较起来，陈仪的有利条件要比程潜多得多，他和几乎以父子相称的汤恩伯友谊很深。而程潜同手握湖南省兵权的陈明仁，只能算是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的程潜一举成功；而友谊极深的陈仪却被出卖，冤死台湾。
抗战胜利后，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日军投降后，他决心使台湾经济腾飞，并保留了部分日方技术人员，采取了一系列的力图保持台湾经济相对独立的措施。但是，国民党的各方势力也伸向宝岛，陈仪的措施只是杯水车薪。“二二八”起义后，陈仪引咎辞职，离开台湾。蒋介石曾把陈仪视为心腹，并聘他为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夏天，蒋介石的失败已见端倪，他发现他所倚重的将领都不可靠，想采取“家天下”的手段，便在湖南任用程潜，在上海任用陈仪。
陈仪可以说是汤恩伯的再生父母。如果没有陈仪，汤恩伯只是金华的一介书生，而不可能得到中将军衔，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这个名字，就是要不忘陈仪提携之恩而改的。他人前人后称他有两个父亲。然而，就是这个自称“孝子”的人出卖了陈仪。曾有朋友告诉陈仪，汤恩伯已不同于过去，而陈仪却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他。
与陈仪接洽起义的地下党员胡允恭按事先商量好的计划，来到上海，准备去见汤恩伯。但通过组织知道了汤恩伯的态度，于是坚决割断了一切联系。
但是，陈仪却依旧对汤恩伯十分信任。
他没想到，汤恩伯已被纳入蒋介石的亲信范围；更没有想到汤恩伯的两手阴谋：一手是原则同意起义，只说时机未到；一手是将陈仪的亲笔信上交蒋介石，以巩固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蒋介石不放心陈仪的念头是从杭州布兵开始的。他多次叫汤恩伯去杭州布防，但陈仪婉言拒绝地说：“只要你们沿江沿海守住，杭州还用得着打仗吗？杭州历来是历史文物重要之地，而不是兵家要地。”“我是沙漠人，在孙传芳时代我就受杭州父老之托，要使杭州免于战火。杭州是国际上著名的风景胜地，无论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都未波及到这座花园城市，难道我今日能忍心杭州的百万乡亲和历代名胜古迹付之于炮火中吗？希望你不要再提杭州设兵一事。”
汤恩伯听话地把兵力布于宁波、嘉兴、平湖一带，借保护总统安危抽出一部分驻扎在奉化，以作卫戍部队。
蒋介石接到汤恩伯的密报，差点儿气昏过去，他直骂自己瞎了眼。
陈仪被囚之后，再也没见过汤恩伯。直到蒋介石在台湾公审陈仪，汤恩伯才佩带中将军衔，出庭作证。
程潜和陈明仁的关系远没有陈仪和汤恩伯关系密切，陈明仁投考广州讲武学堂时，被程潜录用。程潜是讲武学堂校长。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师生，仅此关系而已。
陈明仁曾有过比汤恩伯更辉煌的历史，那是他指挥的四平保卫战。四平解围后，陈明仁被提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蒋介石亲自授予他国民党最高奖赏的青天白日勋章。陈明仁正准备衣锦还乡时，被陈诚告了一个御状。于是，陈明仁被调任南京总统府任了闲职。
陈明仁心碎了，他用美援大米筑工事，便成了罪状。他不禁心灰意冷，服药自杀未遂。从此，他以赌场为家，直到1949年2月，蒋介石才又重新起用他。
陈明仁赴湖南老家担任程潜的副手。
大起大落的遭遇，使陈明仁想起他同耿飚的一段奇遇。
当时，陈明仁是七十一军军长，驻防四平。兼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耿飚率领第二十八停战小组来到四平。
尽管在一个多月前，陈明仁曾软禁过以耿飚为首的军调小组的成员，但这次对他们比较客气，不但宴请他们而且还邀请耿飚与他睡一张床，盖一条毛毯。两个人从政治谈到经济，从军事说到文化，最后谈到中国的前途上。
“我们国民党打了那么多的胜仗，顶多两年，不超过三年，非消灭共产党不可！”陈明仁充满信心地说。
而耿飚却不慌不忙地说：“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战争，但是到处碰壁。远的不说，就说四平之战，是我们给予你们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的，这难道是你们胜了吗？至于内战前途，我敢保证，不出二年，国民党一定失败！”
这时，陈明仁气极了，他从床上蹦起来，扯着嗓子喊道：“你敢跟我打赌吗？”
“行，打赌就打赌。”
两位不同政见的老乡勾了勾小指头。
1950年年初，耿飚出任大使前回了一趟老家，在醴陵碰上正在整编部队的陈明仁。陈明仁第一句话便是：
“你赢了，我输了。”
“不对，应该说我们都赢了。”耿飚幽默地说。
陈明仁笑了。
在长沙起义前几天，蒋介石曾托人捎给陈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长沙，否则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主张和平人士一律处决。
程潜主张和平，蒋介石心中有数，但他不相信陈明仁会与程潜一条心。
当时，白崇禧的军队退入湘境，力量十分雄厚，对长沙10万守军监视很严密。白崇禧还派专机送来一纸命令：
“立即包围水陆洲，实行兵谏，必要时采取断然措施。”水陆洲便是指程潜驻地。
陈明仁刚到长沙任职，程潜就邀他到卧室叙谈。程潜开门见山地说：
“子良弟，我已思谋良久，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之路。这样可以缩短进程，影响大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可能使家乡避免炮火涂炭。你意如何？”
关于程潜主张和平的风声，陈明仁早就听说，因此对他的话并不感到突然。沉吟片刻，陈明仁说：“我跟您想到一块儿去了。自从我胞弟陈明信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自从蒋介石听信谗言革除我兵权以后，我就不愿意为一个人充当炮灰了。不过，老师您要注意，现在情况复杂，我们既要对付白崇禧，又要对付蒋介石，军警特各类人物面孔千姿百态，可不能书生气啊！”
陈明仁有过被革职的深刻教训，干什么都小心起来。他说：“老师，我只跟你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联系。公开场合我仍唱花脸。这样可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减轻武汉方面的压力。”
陈明仁不是汤恩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