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怀仁堂新政府成立！开国大典千古胜事(4)
1949年9月7日，毛泽东亲往火车站迎接前来北平参加一届政协的程潜将军以及陈明仁。在路上，毛泽东和警卫员有一段对话。警卫员问他：“主席，程潜将军和你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不在大军渡江时举行起义，来个两面夹攻呢？这样不是作用更大吗？”
“程潜将军虽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但他手下没有几个兵。陈明仁倒是有兵，但他们不是主力部队，经不起白崇禧反动派的压力。只有我们渡江后，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他们才有可能起义。”
毛泽东又说：“程潜将军是国民党元老派人物，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去年在国民党召开的国民选举中，他是候选人之一，结果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如果程潜当选上副总统，和谈也许会谈成功。”
火车刚到站，毛泽东就快步迎上去，先握住程潜的双手，说：“颂公，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了。你看，你的老朋友、学生们和部下都在恭候你呢。”
程潜连声道：“谢谢，谢谢。”
接着，毛泽东又握住陈明仁的双手，说：“陈将军，你打仗勇敢，和平也勇敢。”
陈明仁被平易近人的毛泽东感动得不断点头。
互相寒暄了几句，毛泽东亲自搀扶程潜上了车，然后自己坐进去。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程潜、李明扬、陈明仁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到祈年殿前，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这……”陈明仁感到意外。
“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口罗！”陈毅调侃道，并把陈明仁推到了毛泽东身边。陈明仁恭敬地站在毛泽东右边，照了个双人半身相。
照完相，毛泽东又亲切地对陈明仁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让你在政协会开过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解释一下，写些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促使他们早些觉醒，及早回来。”
陈明仁爽快地答应：“主席，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又说：“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好吗？”
陈明仁也满口答应了：“好，我一定送。”
毛泽东又紧盯一句：“那你打算洗印多少张呢？”
陈明仁伸出两手掌说：“我打算洗10打，120张。”
毛泽东笑道：“不够，不够，至少要洗50打。”
陈明仁说：“50打，50打，我广泛地送。”
毛泽东笑了：“后天是21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惟独缺少蒋介石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就全了。”
“天书”仍有遗憾
经过周密审慎的寻觅筛选，排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应该是万无一失、各方咸宜了吧。但还是出现了“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安”的遗憾。
问题出在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上。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名单，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安排满族的代表，只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名单一公布，在满族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北平一些满族人还哭了起来。
事情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严肃地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召开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时作了补救。
其实，在拟定代表名单过程中，已意识到少数民族的代表少了些。在代表总数中，少数民族代表共有28位，占4.23%，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比例显然太小，代表面不够广泛。
但客观原因是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数还没有获得解放，情况还不明了，难于准确推荐出代表人物来。李维汉为此还专门与革命队伍内的少数民族代表朱早观、奎壁、杨静仁、天宝等进行座谈讨论，物色到一些人选加以弥补。
但即使是这样，“天书”仍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遗憾。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名单一公布，党内一些人便有了非议。一长串的名单中，大部分名字是那么陌生，也有熟悉的，却是过去在战场上经常要喊“打倒”“活捉”的敌方将领。
傅作义、张治中当上了中央政府的委员；程潜、龙云当上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于是在政协开会的时候，一些中共代表不愿接触民主人士，对国民党起义将领更为反感，吃饭也不和这些人同坐一桌，更不愿与他们住在一起。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周恩来深谙治国的要旨，他非常重视对民主人士的权力安排。他所设想的新政权的权力结构中，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和少数著名民主人士占着相当比重，在权力金字塔中他们是塔尖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在政府中都应有所安排。
周恩来是相当细心的人，他知道安排民主人士的阻力主要在党内，他不但要在言论上造成一个尊重民主人士的气氛，也要在行动上做出让民主人士信服的共产党的表率。
1949年8月13日，周恩来为怀仁堂的音响问题亲自给总参通信部部长王诤打电话：“现在我们准备召开大型的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选在怀仁堂。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做东道主，请全国的民主人士来北平开会，成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这是第一次，一定要搞好，可是现在怀仁堂的音响是个大问题。”
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上：“民主党派对从山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打得了天下，管不了天下，土包子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显然，他们对共产党不那么服气，说政协会议内容再好，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声音不好而影响会议，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最后，周恩来变得异常严厉起来：“如果解决不了声音问题，我要杀你脑壳！”
在第一届政协会议前夕，经过专家的努力，怀仁堂音响问题解决了。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来北平的第一次国宴，是给从香港绕道东北赶来北平的民主人士洗尘。
这批民主人士中外闻名，有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马叙伦、郭沫若等四五十位，他们都是阅历丰富的老宿巨擘。
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他挑选了当时北平最好的饭店――旧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并叫中南海布置科长钟灵前去进行布置工作。距宴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周恩来就赶来了。他走进宴会大厅，掏出一方白手帕，顺手从餐桌上抓起一双筷子擦了几下，两道淡黄的渍痕触目地留在手帕上。周恩来的突然袭击使钟灵十分难堪。他以为北京饭店是一流的大饭店，卫生服务都是过关的，根本没想到周恩来会从筷子上挑出了纰漏。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要以为这是单位的事务性工作，这里面有政治。”
钟灵赶紧找到人，重新将碗筷消了毒，洗得干干净净后再放到桌上。
周恩来还以特具的细致周到，让从大洋彼岸美国赶回来参加新政协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感佩不已。司徒老人归途匆匆，来不及准备秋衣，周恩来见老人衣裳单薄，便叫人带他去大栅栏的老字号瑞蚨祥，为他特制了一件极珍贵的水獭领子的狍毛大衣。司徒老人体衰足跛，中南海大殿堂的台阶他已攀登吃力。心细的周恩来看到眼里，叫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两名工作人员像抬轿子一样把老人抬进会场。
司徒美堂十分感动，他用广东话风趣地说：“特赐金銮殿乘舆。”
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都受到过周恩来的恩泽。周恩来真诚自然地做着这些事，除了表达他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和信任，也为了影响和带动党内干部贯彻统一战线，吸引更多的人来共同执掌刚打下的江山。
新内阁让党外人士做大官
待方针确定、气氛造成后，周恩来开始组阁了。
他把“内阁”成员细细过了一遍，锐利的眼睛瞄住傅作义、黄炎培、李书城三个名字。对傅作义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有过许诺。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都是委员。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北平有着特殊贡献，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周恩来便提名他当水利部长，并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在酝酿配备水利部班子时，他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
结果，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负责的技术专家；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虽然几十年活跃于社会舞台，却一直不愿做官，不做官成为他的人生信条之一。他不肯从政，一方面是对当时的当政者失望；另一方面也出自于他对高高在上不务实际的官僚的反感，而立志要一生务实，做实事。他几次回绝国民党政府给他的教育总长、省长等官职。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宴会上，毛泽东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攀谈。毛泽东问他：“南京政权有一个时期要你去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黄炎培扼要回答后，回到家里犹觉意兴未尽，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便起身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信：“我是受过孙中山先生初期领导革命时的洗礼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那年，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没有完全实践……一般国民党员更是鱼龙混杂了。我认为不是光明所在，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不看清真理，决不盲从的……但使我认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9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周恩来还要请他再上台阶。10月11日，周恩来驱车到黄炎培寓所，向他通报和商议政府组成人选，恳谈两个小时。周说，在由他担任的政务院总理之下准备设四个副总理，有陈云、邓小平、郭沫若，另一名就是黄炎培，同时兼轻工业部部长。
这一安排使黄炎培十分意外，不但要他做官，还要他做大官。他激动得老泪纵横，但却并没有立刻答应。
在1946年春，旧政协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内定要民盟的七个人担任国府要员，一人任部长，一人担任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大家请黄炎培考虑任职，他却表态说：“1.须绝对光明磊落，如果真正由民众选出，我决不推辞；2.有一班支持我的好友，须尊重这班友好的意见，这是我向来的作风；3.如今还有两个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年纪渐渐老了；一是我还有各种经手的事情还未了结，需要善始善终地处理好。”实际上，他是婉言推托。
1948年，苏渊雷教授曾写信询问他，为何还抱有不做官的宗旨，他在复信中说：“承齿及弟数度不为官，此事不能不加以剖明。民六、民十、民十一，当时实因职教社初成立，若干事业甫经展开，弟对职教确信为能解决人类种种问题的最扼要办法，一迄今犹信。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其间尤为民十、民十一中华职业学院正陷入最艰苦时期，经济濒于绝境，一经抛弃，立即破产，炎将永远为职业教育罪人，故宁舍彼就此。弟认做官亦是正当职业，如好人不做官，做官者都是坏人，如何得了，故薄官不做，在野鸣高，弟以为不是真理，不可为训，先生以为如何，率臆候教。”
如今，他所钦佩的周恩来亲自上门恳请他做官，他不得不认真考虑了，但他最初的反应还是不做大官。他说，1946年他才68岁，就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已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么能不上台唱呢？”
第二天一早，黄炎培请了几位好友来长谈。大家深明大义，一致建议他接受此项任命。周恩来也不断催促，并再次亲自上府，黄炎培终于痛快地答应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黄炎培即兴赋诗，诗中说：“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10月19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的任命。21日举行了就职典礼。
11月1日，黄炎培在轻工业部开始办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自民国三年（1914年）2月辞官以来，35年，不衰老而复为此，但我不认为是做官。”
周恩来亲自提名辛亥老宿李书城当农业部长，大出人们意料之外。
但周恩来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觉得李书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以后又投身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共“一大”也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是一大代表，早期在中共党内有过贡献。
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李书城老先生便这样出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在周恩来的细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了相当职位。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比重，4个副总理中共产党占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21个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10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负责人93人中，共产党员51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2人。民主人士对此十分感动，称赞道：“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
除周恩来外，其他共产党领袖人物也非常注意开国之初的统战工作。进北平开会的陈毅给傅作义让房，又送傅作义小汽车，很会做统战。他得知党内代表们有情绪时，便两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开会，十分严厉地说：“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统战工作，周副主席作了几次报告，对这个精神还是不理解。外边有个说法：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是牢骚话！是很错误的。”他又以傅作义、程潜为例，肯定了他们起义壮举，说他们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立了大功。“如果不这样，敌人伤亡一千，我们伤亡八百，有什么好处？”
为了确保政府人选的通过，参加政协一届会议的共产党建立了统一的党组，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党组秘书长是童小鹏，他负责与党员联系，登记编组，过组织生活。
临时党组是由统战部和组织部共同组织的一个班子，主要任务是协助党做工作。
政协正式大会开始前，党组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强调了开会时共产党员应注意的事项。党组要求党员代表服从组织，服从大家制定的共同纲领，党员要保证对非党员的投票选举。党组告诫政协党员代表，非党员参加政协、政府是经过各方面协商的，党员要拥护共同纲领，不要投反对票。党员代表还被告知，政协会上的发言，不能把党员排在前面。会议代表的住宿也作了精心安排，党员非党员交叉着住，便于党内外人士交流沟通，消除隔阂。
当周恩来得知有些党内代表不愿与党外人士尤其是起义将领共桌吃饭时，严肃地告诫党员代表说：“要广交朋友，要和他们同吃住、同学习、同开会。与他们搞好关系，加强团结，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
由于采取了组织措施，强调了组织纪律，政府人选得以顺利通过。但一些党员代表只是组织上服从了，思想上并没想通，情绪还很大。针对这种情绪，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给全体党员代表作了统一战线的专题报告，使代表们大开眼界。
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出席会议的原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有功人员。他客气地对起义有功人员说：“开会期间很忙，没有同大家单独见面。会议结束了，你们也快回去了，今天请大家吃顿便饭。”
他端着酒杯，到各桌同每个人亲切碰杯，一再说：“感谢大家。”他的态度谦恭，诚挚，平易，随和，饭后还执意要出门送大家，使起义有功人员感佩不已，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得到了教育。
济济一堂政协会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布置得焕然一新。
主席台上，挂着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画像中间，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
晚上7点，当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时，怀仁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长达两分钟之久。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宣布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
乐队奏起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场外，54门礼炮隆隆齐鸣。
礼炮声和乐曲停止后，毛泽东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致开幕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表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会场里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破坏了，但是已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毛泽东回顾了三年解放战争进程和旧政协召开的经过后，指出：“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的致词透出一个伟大的领袖所具有的远大胸怀和目光。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最后，毛泽东庄严宣布：
我们团结起来，经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已经站起来的伟大民族的心声。”
代表们又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刘少奇强调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最后，刘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当刘少奇讲到这里时，台下的政协代表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三个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
她是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大会并讲话的。她激动地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惟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作为孙中山最亲密、最忠实的革命战友和生活伴侣的宋庆龄，看到孙中山为之毕生奋斗的革命目标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要实现，她的心情的愉悦可以想象。
宋庆龄讲话之后，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主席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特邀代表程潜、张治中和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先后讲了话。
何香凝已是70多岁的老人。她在发言中说：我预祝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它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初升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
“只要我们能实现共同纲领，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团结，共同向帝国主义作斗争，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亲苏政策与毛主席的建国方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奋斗，那么，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人民的前途是无限幸福的！”
曾被毛泽东面誉为“老成谋国”的张澜，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站在这个讲演台上，看到这个庄严伟大的会议局面，我立即产生了一个感想。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应首先感谢他们。我个人今天愿首先向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程潜将军虽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但他手下没有几个兵。陈明仁倒是有兵，但他们不是主力部队，经不起白崇禧反动派的压力。只有我们渡江后，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他们才有可能起义。”
毛泽东又说：“程潜将军是国民党元老派人物，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去年在国民党召开的国民选举中，他是候选人之一，结果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如果程潜当选上副总统，和谈也许会谈成功。”
火车刚到站，毛泽东就快步迎上去，先握住程潜的双手，说：“颂公，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了。你看，你的老朋友、学生们和部下都在恭候你呢。”
程潜连声道：“谢谢，谢谢。”
接着，毛泽东又握住陈明仁的双手，说：“陈将军，你打仗勇敢，和平也勇敢。”
陈明仁被平易近人的毛泽东感动得不断点头。
互相寒暄了几句，毛泽东亲自搀扶程潜上了车，然后自己坐进去。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程潜、李明扬、陈明仁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到祈年殿前，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这……”陈明仁感到意外。
“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口罗！”陈毅调侃道，并把陈明仁推到了毛泽东身边。陈明仁恭敬地站在毛泽东右边，照了个双人半身相。
照完相，毛泽东又亲切地对陈明仁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让你在政协会开过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解释一下，写些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促使他们早些觉醒，及早回来。”
陈明仁爽快地答应：“主席，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又说：“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好吗？”
陈明仁也满口答应了：“好，我一定送。”
毛泽东又紧盯一句：“那你打算洗印多少张呢？”
陈明仁伸出两手掌说：“我打算洗10打，120张。”
毛泽东笑道：“不够，不够，至少要洗50打。”
陈明仁说：“50打，50打，我广泛地送。”
毛泽东笑了：“后天是21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惟独缺少蒋介石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就全了。”
“天书”仍有遗憾
经过周密审慎的寻觅筛选，排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应该是万无一失、各方咸宜了吧。但还是出现了“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安”的遗憾。
问题出在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上。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名单，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安排满族的代表，只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名单一公布，在满族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北平一些满族人还哭了起来。
事情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严肃地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召开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时作了补救。
其实，在拟定代表名单过程中，已意识到少数民族的代表少了些。在代表总数中，少数民族代表共有28位，占4.23%，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比例显然太小，代表面不够广泛。
但客观原因是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数还没有获得解放，情况还不明了，难于准确推荐出代表人物来。李维汉为此还专门与革命队伍内的少数民族代表朱早观、奎壁、杨静仁、天宝等进行座谈讨论，物色到一些人选加以弥补。
但即使是这样，“天书”仍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遗憾。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名单一公布，党内一些人便有了非议。一长串的名单中，大部分名字是那么陌生，也有熟悉的，却是过去在战场上经常要喊“打倒”“活捉”的敌方将领。
傅作义、张治中当上了中央政府的委员；程潜、龙云当上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于是在政协开会的时候，一些中共代表不愿接触民主人士，对国民党起义将领更为反感，吃饭也不和这些人同坐一桌，更不愿与他们住在一起。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周恩来深谙治国的要旨，他非常重视对民主人士的权力安排。他所设想的新政权的权力结构中，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和少数著名民主人士占着相当比重，在权力金字塔中他们是塔尖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在政府中都应有所安排。
周恩来是相当细心的人，他知道安排民主人士的阻力主要在党内，他不但要在言论上造成一个尊重民主人士的气氛，也要在行动上做出让民主人士信服的共产党的表率。
1949年8月13日，周恩来为怀仁堂的音响问题亲自给总参通信部部长王诤打电话：“现在我们准备召开大型的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选在怀仁堂。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做东道主，请全国的民主人士来北平开会，成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这是第一次，一定要搞好，可是现在怀仁堂的音响是个大问题。”
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上：“民主党派对从山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打得了天下，管不了天下，土包子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显然，他们对共产党不那么服气，说政协会议内容再好，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声音不好而影响会议，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最后，周恩来变得异常严厉起来：“如果解决不了声音问题，我要杀你脑壳！”
在第一届政协会议前夕，经过专家的努力，怀仁堂音响问题解决了。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来北平的第一次国宴，是给从香港绕道东北赶来北平的民主人士洗尘。
这批民主人士中外闻名，有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马叙伦、郭沫若等四五十位，他们都是阅历丰富的老宿巨擘。
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他挑选了当时北平最好的饭店――旧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并叫中南海布置科长钟灵前去进行布置工作。距宴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周恩来就赶来了。他走进宴会大厅，掏出一方白手帕，顺手从餐桌上抓起一双筷子擦了几下，两道淡黄的渍痕触目地留在手帕上。周恩来的突然袭击使钟灵十分难堪。他以为北京饭店是一流的大饭店，卫生服务都是过关的，根本没想到周恩来会从筷子上挑出了纰漏。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要以为这是单位的事务性工作，这里面有政治。”
钟灵赶紧找到人，重新将碗筷消了毒，洗得干干净净后再放到桌上。
周恩来还以特具的细致周到，让从大洋彼岸美国赶回来参加新政协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感佩不已。司徒老人归途匆匆，来不及准备秋衣，周恩来见老人衣裳单薄，便叫人带他去大栅栏的老字号瑞蚨祥，为他特制了一件极珍贵的水獭领子的狍毛大衣。司徒老人体衰足跛，中南海大殿堂的台阶他已攀登吃力。心细的周恩来看到眼里，叫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两名工作人员像抬轿子一样把老人抬进会场。
司徒美堂十分感动，他用广东话风趣地说：“特赐金銮殿乘舆。”
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都受到过周恩来的恩泽。周恩来真诚自然地做着这些事，除了表达他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和信任，也为了影响和带动党内干部贯彻统一战线，吸引更多的人来共同执掌刚打下的江山。
新内阁让党外人士做大官
待方针确定、气氛造成后，周恩来开始组阁了。
他把“内阁”成员细细过了一遍，锐利的眼睛瞄住傅作义、黄炎培、李书城三个名字。对傅作义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有过许诺。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都是委员。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北平有着特殊贡献，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周恩来便提名他当水利部长，并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在酝酿配备水利部班子时，他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
结果，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负责的技术专家；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虽然几十年活跃于社会舞台，却一直不愿做官，不做官成为他的人生信条之一。他不肯从政，一方面是对当时的当政者失望；另一方面也出自于他对高高在上不务实际的官僚的反感，而立志要一生务实，做实事。他几次回绝国民党政府给他的教育总长、省长等官职。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宴会上，毛泽东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攀谈。毛泽东问他：“南京政权有一个时期要你去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黄炎培扼要回答后，回到家里犹觉意兴未尽，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便起身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信：“我是受过孙中山先生初期领导革命时的洗礼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那年，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没有完全实践……一般国民党员更是鱼龙混杂了。我认为不是光明所在，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不看清真理，决不盲从的……但使我认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9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周恩来还要请他再上台阶。10月11日，周恩来驱车到黄炎培寓所，向他通报和商议政府组成人选，恳谈两个小时。周说，在由他担任的政务院总理之下准备设四个副总理，有陈云、邓小平、郭沫若，另一名就是黄炎培，同时兼轻工业部部长。
这一安排使黄炎培十分意外，不但要他做官，还要他做大官。他激动得老泪纵横，但却并没有立刻答应。
在1946年春，旧政协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内定要民盟的七个人担任国府要员，一人任部长，一人担任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大家请黄炎培考虑任职，他却表态说：“1.须绝对光明磊落，如果真正由民众选出，我决不推辞；2.有一班支持我的好友，须尊重这班友好的意见，这是我向来的作风；3.如今还有两个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年纪渐渐老了；一是我还有各种经手的事情还未了结，需要善始善终地处理好。”实际上，他是婉言推托。
1948年，苏渊雷教授曾写信询问他，为何还抱有不做官的宗旨，他在复信中说：“承齿及弟数度不为官，此事不能不加以剖明。民六、民十、民十一，当时实因职教社初成立，若干事业甫经展开，弟对职教确信为能解决人类种种问题的最扼要办法，一迄今犹信。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其间尤为民十、民十一中华职业学院正陷入最艰苦时期，经济濒于绝境，一经抛弃，立即破产，炎将永远为职业教育罪人，故宁舍彼就此。弟认做官亦是正当职业，如好人不做官，做官者都是坏人，如何得了，故薄官不做，在野鸣高，弟以为不是真理，不可为训，先生以为如何，率臆候教。”
如今，他所钦佩的周恩来亲自上门恳请他做官，他不得不认真考虑了，但他最初的反应还是不做大官。他说，1946年他才68岁，就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已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么能不上台唱呢？”
第二天一早，黄炎培请了几位好友来长谈。大家深明大义，一致建议他接受此项任命。周恩来也不断催促，并再次亲自上府，黄炎培终于痛快地答应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黄炎培即兴赋诗，诗中说：“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10月19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的任命。21日举行了就职典礼。
11月1日，黄炎培在轻工业部开始办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自民国三年（1914年）2月辞官以来，35年，不衰老而复为此，但我不认为是做官。”
周恩来亲自提名辛亥老宿李书城当农业部长，大出人们意料之外。
但周恩来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觉得李书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以后又投身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共“一大”也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是一大代表，早期在中共党内有过贡献。
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李书城老先生便这样出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在周恩来的细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了相当职位。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比重，4个副总理中共产党占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21个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10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负责人93人中，共产党员51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2人。民主人士对此十分感动，称赞道：“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
除周恩来外，其他共产党领袖人物也非常注意开国之初的统战工作。进北平开会的陈毅给傅作义让房，又送傅作义小汽车，很会做统战。他得知党内代表们有情绪时，便两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开会，十分严厉地说：“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统战工作，周副主席作了几次报告，对这个精神还是不理解。外边有个说法：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是牢骚话！是很错误的。”他又以傅作义、程潜为例，肯定了他们起义壮举，说他们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立了大功。“如果不这样，敌人伤亡一千，我们伤亡八百，有什么好处？”
为了确保政府人选的通过，参加政协一届会议的共产党建立了统一的党组，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党组秘书长是童小鹏，他负责与党员联系，登记编组，过组织生活。
临时党组是由统战部和组织部共同组织的一个班子，主要任务是协助党做工作。
政协正式大会开始前，党组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强调了开会时共产党员应注意的事项。党组要求党员代表服从组织，服从大家制定的共同纲领，党员要保证对非党员的投票选举。党组告诫政协党员代表，非党员参加政协、政府是经过各方面协商的，党员要拥护共同纲领，不要投反对票。党员代表还被告知，政协会上的发言，不能把党员排在前面。会议代表的住宿也作了精心安排，党员非党员交叉着住，便于党内外人士交流沟通，消除隔阂。
当周恩来得知有些党内代表不愿与党外人士尤其是起义将领共桌吃饭时，严肃地告诫党员代表说：“要广交朋友，要和他们同吃住、同学习、同开会。与他们搞好关系，加强团结，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
由于采取了组织措施，强调了组织纪律，政府人选得以顺利通过。但一些党员代表只是组织上服从了，思想上并没想通，情绪还很大。针对这种情绪，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给全体党员代表作了统一战线的专题报告，使代表们大开眼界。
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出席会议的原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有功人员。他客气地对起义有功人员说：“开会期间很忙，没有同大家单独见面。会议结束了，你们也快回去了，今天请大家吃顿便饭。”
他端着酒杯，到各桌同每个人亲切碰杯，一再说：“感谢大家。”他的态度谦恭，诚挚，平易，随和，饭后还执意要出门送大家，使起义有功人员感佩不已，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得到了教育。
济济一堂政协会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布置得焕然一新。
主席台上，挂着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画像中间，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
晚上7点，当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时，怀仁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长达两分钟之久。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宣布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
乐队奏起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场外，54门礼炮隆隆齐鸣。
礼炮声和乐曲停止后，毛泽东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致开幕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表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会场里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破坏了，但是已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毛泽东回顾了三年解放战争进程和旧政协召开的经过后，指出：“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的致词透出一个伟大的领袖所具有的远大胸怀和目光。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最后，毛泽东庄严宣布：
我们团结起来，经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已经站起来的伟大民族的心声。”
代表们又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讲话。
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刘少奇强调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最后，刘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当刘少奇讲到这里时，台下的政协代表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三个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
她是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大会并讲话的。她激动地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惟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作为孙中山最亲密、最忠实的革命战友和生活伴侣的宋庆龄，看到孙中山为之毕生奋斗的革命目标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要实现，她的心情的愉悦可以想象。
宋庆龄讲话之后，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主席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特邀代表程潜、张治中和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先后讲了话。
何香凝已是70多岁的老人。她在发言中说：我预祝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它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初升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
“只要我们能实现共同纲领，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团结，共同向帝国主义作斗争，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亲苏政策与毛主席的建国方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奋斗，那么，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人民的前途是无限幸福的！”
曾被毛泽东面誉为“老成谋国”的张澜，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站在这个讲演台上，看到这个庄严伟大的会议局面，我立即产生了一个感想。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应首先感谢他们。我个人今天愿首先向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