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怀仁堂新政府成立！开国大典千古胜事(7)
于是，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了国徽设计组。组长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亲自挂帅。组员有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中国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等。按政协国旗、国徽审查小组提出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并比较了所有的设计方案，两个国徽图案设计组最后确定国徽图案的内容：齿轮麦稻穗五星授带组成大团结的意象；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表示民族精神。麦稻穗进入国徽还有一个众口皆碑的故事。1942年重庆的冬天，宋庆龄为欢送董必武返回延安，在她的寓所里举办一个隆重而简朴的茶话会，周恩来夫妇应邀到会。宋庆龄特意在茶桌上摆上了两串近郊农民送来的金灿灿的禾穗。“它如金子一般。”有人赞美说。“它比真金宝贵。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以丰衣足食了。”宋庆龄说。
周恩来抚摸着禾穗，说：“等到国家回到人民手里，我们要把这束金禾画到国徽上。”两个设计组经过半年努力，参考了我国古代的铜镜、玉璧、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又借鉴了各国的国徽图案，各自拿出了一幅最满意的画稿。
两幅草图大同小异，但双方各抒己见，都认为自己的好。
清华大学设计组以建筑师为主，他们设计的天安门是纯粹写实的正立面建筑构图。天安门端端正正地放在国徽中轴线上。中央美院设计组是由美术家组成的，思维呈浪漫型。他们把天安门的大屋顶设计成大斜角。
双方互不退让。
周恩来把两组人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让他们搞一个统一方案，作为他们共同设计的。
最后的定稿图以清华大学设计组的方案为主。出现在国徽正中央的是一幅天安门的写实像。
清华设计组还从中国特征这一要求出发，在图案的色彩上使用金红两色。红色喜庆，金色富丽。中央美院的五色土被否定了。1950年6月2日晚，全国政协国徽审查小组最后一次讨论了国徽方案。周恩来主持了讨论。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审查小组全体成员的汇报，又按李四光、张奚若、邵力子等绝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最终把国徽确定下来。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的说明》。
通过的国徽图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兼具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形式和色彩庄严而富丽。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颇具“中国特征”。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也寓含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绶带紧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国徽图案一经确定，两个设计小组的成员都得到了份稿酬――800斤小米，随后，他们将这份稿酬如数捐给了国家。
开国大典前夕政务院召集各方面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参加国徽设计工作的高庄说，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艺术性达到国际水平，永放光芒。
一年后，平面图变为立体模型的任务交给了高庄。
高庄教授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赞赏。
高庄本着对国徽的理解，对平面国徽草图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如，原图中稻麦秆向外弯曲，比较杂乱，红绶带也理不清来龙去脉，城墙显得不正。高庄认为，组成国徽的素材是由中央集体定了的，如何利用这些素材组成图案，并由它来表现精神形象和艺术效果，则完全看艺术家个体发挥。
高庄赋予稻麦刚柔不同的性格，并且分行并列向上，以此象征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蒸蒸日上。红绶带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坚强安定之感。经过高庄修改过的国徽，更庄严、更自然、更美观。
高庄又买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一尊佛像、几方秦汉铜镜作为参考。做好国徽的石膏模型后，便把模型和平面图放在一起，让人们评论，不断修改，以求臻于完美。
如今，凝结着无数人心血和智慧的国徽同样成为国家的象征，高悬于天安门、新华门，以及所有代表国家权力的场合。
国都定在哪里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自己的首脑机关设在哪里。
国都的方案，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同意了王稼祥定都北平的建议――
1949年元旦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个根据地来的人不断地到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他认为是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于是，他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里又走来了文质彬彬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说完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漂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给毛泽东点上烟，接着点燃自己的烟。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毛泽东与他主要是谈城市问题。
“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秀才杀了。”说到此，毛泽东的脸色沉下来。
“阎锡山这么顽固，看来太原不打不行了。”王稼祥的声调也有些沉重。
“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说完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
王稼祥笑了。
“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毛泽东说完，抽了几口烟。“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沉思片刻，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地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中心是在东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适合。
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漶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首都最理想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不过，北平现在还在傅作义手中哩。”
王稼祥兴奋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北平的。”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北平雄踞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位于北纬39度56分和东经116度20分。
古人形容北平雄伟的地理形势是“北倚山险”，“南控江淮”，“右拥太行”，“左环沧海”。北平山川富丽，气候宜人。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东南为北平平原。地势西北高耸，东南低缓。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海拔44.4米。全市最高处为灵山，海拔2303米；最低处为通县柴厂屯一带，海拔8米。
北平属中纬度暖温带，具有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气晴朗。
北平不但有众多的文物建筑，而且是文化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学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等首脑机关迁至京城，参与筹备新政府的代表也绝大多数会聚于此。
从这种种条件考虑，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和专家顾问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并从当天开始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北京重立为国都，开始了辉煌而崭新的历史！
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新中国一建立，无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纪年的问题。
关于纪年，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在讨论和座谈时意见分歧较大。
有人说：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
有人主张：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
还有人提议：从几千年前黄帝即位开始。
经过一番查阅，发现世界上采用本国纪年的只是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公元纪年。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公元纪年。因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元，既统一，用起来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区早就开始使用公元纪年了。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会议时，大多数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纪年，但有人反对：“我们采用公元为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
毛泽东发言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
“过去用中华民国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学会用了。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发言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以公元为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烦得很。”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道：“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会上讨论热烈，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世界公元为新中国纪年。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
徐悲鸿为确定国歌彻夜难眠
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是相当不易的。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也经历了一番曲折过程。
新政协筹备会的征稿启事发出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的国歌歌词、歌谱694首，其中有筹备会成员如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
第六小组在评审国歌时，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对有的歌谱还组织乐队进行演奏。
遗憾的是，征集来的歌词、歌谱都不太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认为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困难的。
商议的结果，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便是著名画家徐悲鸿。
新政协筹备会党委会接到的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情受到影响。常委们十分着急。
毛泽东亲自来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第六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顾问以及各界人士座谈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出现冷场，无人发言。
大家都在思考。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实属不易。而且，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尤其是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歌。
身材瘦弱的徐悲鸿站起来说：“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在去中南海开座谈会之前，徐悲鸿已经为国歌的事情几度夜难安寐，辗转反侧了。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那怎么可以，歌词里不是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廖静文说。
“你知道法国的《马赛曲》吗？那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
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的味道和《义勇军进行曲》差不多呢。”徐悲鸿说，“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终于点了点头。
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发言说，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我记得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美国青年。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这支歌吧。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如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兄弟在美国，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问，这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那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博得了一定的颂扬，所以按它本身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兄弟本着在国外作宣传工作的经验，提供的一点意见。兄弟希望能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回答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啊。
在座人士一个接一个表态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大家对毛泽东的讲话以鼓掌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宣布通过了徐悲鸿的建议。
这首在仓促中写在香烟衬纸上的歌词和聂耳的谱曲同样受到了政协一届代表的喜爱，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血与火的年代。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肥沃的华北平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共产党员田汉为了躲避搜捕，搬到上海法租界。他发现音乐界的一些人，或写靡靡之音，或写艺术歌曲，仿佛生存在桃花源中。也有一些人写救亡歌曲，但因为思想感情的原因，这些歌曲无力在民众中流传。
田汉决定要写一些能唤起民众、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此时，他正在为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编写《风云儿女》的梗概。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剧本着重描写了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男青年的遭遇。田汉为影片的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设计了一节诗稿：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田汉写出歌词不久，就被投入铁窗之中。夏衍接手他未完的剧作，把梗概改编成电影，歌词交给共产党员聂耳。
正在华联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和田汉既是同志又是朋友，而且田汉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并多次合作歌曲。
聂耳拿到田汉歌词的时候，也得到敌人即将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党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一段。出国前，聂耳连夜突击拿出了曲谱。这支歌的每个音符都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气氛，铿锵有力，浑然一体。前奏曲像嘹亮的进军号，连着三个“起来”，把音调推向高潮。结尾不但坚定有力，而且有绕梁不绝之感。
1935年7月，田汉由南京宪兵司令部获释出狱的当天，适逢《风云儿女》首映式。作为电影主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问世。但曲作者聂耳再也听不到这支昂扬向上的进行曲了。年仅24岁的聂耳，不幸殁于日本藤泽市海滨的波涛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的绝唱。
然而，这支歌很快唱遍了上海，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兴起，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国大地。
美国朋友斯雷尔？爱泼斯坦写过一篇题名为《反抗的歌声》的文章，谈他30年代在天津，第一次听到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大约是1938年5月，他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听到一阵有力的歌声，原来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在教普通老百姓唱《义勇军进行曲》。爱泼斯坦觉得，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他在文中写道：“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聂耳死后，郭沫若亲笔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并撰写墓志铭，全文是：“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鼓卑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志，毅然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民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结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建议结尾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边行进边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镜头。周恩来说，应该唱到天安门。
艺术的各门类是相通的，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非凡的歌曲。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听到了那庄严的乐曲。
四年后徐悲鸿病逝。他当然不会知道他提议的代国歌在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国歌歌词。全国人大许多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许多委员和各界人士都建议恢复国歌原词。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昂扬的歌曲响彻山川湖滨。天安门城楼前，每天迎着曙光都要升起庄严的国旗，响起雄壮的国歌。它早已成为全中国人民奋进的号角，与中国的民族精神浑然凝为一体！
第三节 同志努力终成功庄严时刻亦逸闻
周恩来抚摸着禾穗，说：“等到国家回到人民手里，我们要把这束金禾画到国徽上。”两个设计组经过半年努力，参考了我国古代的铜镜、玉璧、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又借鉴了各国的国徽图案，各自拿出了一幅最满意的画稿。
两幅草图大同小异，但双方各抒己见，都认为自己的好。
清华大学设计组以建筑师为主，他们设计的天安门是纯粹写实的正立面建筑构图。天安门端端正正地放在国徽中轴线上。中央美院设计组是由美术家组成的，思维呈浪漫型。他们把天安门的大屋顶设计成大斜角。
双方互不退让。
周恩来把两组人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让他们搞一个统一方案，作为他们共同设计的。
最后的定稿图以清华大学设计组的方案为主。出现在国徽正中央的是一幅天安门的写实像。
清华设计组还从中国特征这一要求出发，在图案的色彩上使用金红两色。红色喜庆，金色富丽。中央美院的五色土被否定了。1950年6月2日晚，全国政协国徽审查小组最后一次讨论了国徽方案。周恩来主持了讨论。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审查小组全体成员的汇报，又按李四光、张奚若、邵力子等绝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最终把国徽确定下来。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的说明》。
通过的国徽图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兼具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形式和色彩庄严而富丽。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颇具“中国特征”。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也寓含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绶带紧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国徽图案一经确定，两个设计小组的成员都得到了份稿酬――800斤小米，随后，他们将这份稿酬如数捐给了国家。
开国大典前夕政务院召集各方面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参加国徽设计工作的高庄说，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艺术性达到国际水平，永放光芒。
一年后，平面图变为立体模型的任务交给了高庄。
高庄教授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赞赏。
高庄本着对国徽的理解，对平面国徽草图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如，原图中稻麦秆向外弯曲，比较杂乱，红绶带也理不清来龙去脉，城墙显得不正。高庄认为，组成国徽的素材是由中央集体定了的，如何利用这些素材组成图案，并由它来表现精神形象和艺术效果，则完全看艺术家个体发挥。
高庄赋予稻麦刚柔不同的性格，并且分行并列向上，以此象征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蒸蒸日上。红绶带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坚强安定之感。经过高庄修改过的国徽，更庄严、更自然、更美观。
高庄又买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一尊佛像、几方秦汉铜镜作为参考。做好国徽的石膏模型后，便把模型和平面图放在一起，让人们评论，不断修改，以求臻于完美。
如今，凝结着无数人心血和智慧的国徽同样成为国家的象征，高悬于天安门、新华门，以及所有代表国家权力的场合。
国都定在哪里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自己的首脑机关设在哪里。
国都的方案，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同意了王稼祥定都北平的建议――
1949年元旦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个根据地来的人不断地到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他认为是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于是，他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里又走来了文质彬彬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说完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漂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给毛泽东点上烟，接着点燃自己的烟。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毛泽东与他主要是谈城市问题。
“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秀才杀了。”说到此，毛泽东的脸色沉下来。
“阎锡山这么顽固，看来太原不打不行了。”王稼祥的声调也有些沉重。
“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说完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
王稼祥笑了。
“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毛泽东说完，抽了几口烟。“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沉思片刻，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地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中心是在东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适合。
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漶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首都最理想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不过，北平现在还在傅作义手中哩。”
王稼祥兴奋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北平的。”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北平雄踞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位于北纬39度56分和东经116度20分。
古人形容北平雄伟的地理形势是“北倚山险”，“南控江淮”，“右拥太行”，“左环沧海”。北平山川富丽，气候宜人。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东南为北平平原。地势西北高耸，东南低缓。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海拔44.4米。全市最高处为灵山，海拔2303米；最低处为通县柴厂屯一带，海拔8米。
北平属中纬度暖温带，具有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气晴朗。
北平不但有众多的文物建筑，而且是文化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学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等首脑机关迁至京城，参与筹备新政府的代表也绝大多数会聚于此。
从这种种条件考虑，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和专家顾问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并从当天开始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北京重立为国都，开始了辉煌而崭新的历史！
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新中国一建立，无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纪年的问题。
关于纪年，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在讨论和座谈时意见分歧较大。
有人说：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
有人主张：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
还有人提议：从几千年前黄帝即位开始。
经过一番查阅，发现世界上采用本国纪年的只是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公元纪年。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公元纪年。因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元，既统一，用起来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区早就开始使用公元纪年了。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会议时，大多数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纪年，但有人反对：“我们采用公元为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
毛泽东发言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
“过去用中华民国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学会用了。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发言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以公元为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烦得很。”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道：“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会上讨论热烈，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世界公元为新中国纪年。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
徐悲鸿为确定国歌彻夜难眠
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是相当不易的。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也经历了一番曲折过程。
新政协筹备会的征稿启事发出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的国歌歌词、歌谱694首，其中有筹备会成员如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
第六小组在评审国歌时，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对有的歌谱还组织乐队进行演奏。
遗憾的是，征集来的歌词、歌谱都不太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认为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困难的。
商议的结果，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便是著名画家徐悲鸿。
新政协筹备会党委会接到的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情受到影响。常委们十分着急。
毛泽东亲自来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第六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顾问以及各界人士座谈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出现冷场，无人发言。
大家都在思考。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实属不易。而且，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尤其是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歌。
身材瘦弱的徐悲鸿站起来说：“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在去中南海开座谈会之前，徐悲鸿已经为国歌的事情几度夜难安寐，辗转反侧了。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那怎么可以，歌词里不是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廖静文说。
“你知道法国的《马赛曲》吗？那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万众一心
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的味道和《义勇军进行曲》差不多呢。”徐悲鸿说，“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终于点了点头。
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发言说，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我记得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美国青年。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这支歌吧。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如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兄弟在美国，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问，这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那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博得了一定的颂扬，所以按它本身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兄弟本着在国外作宣传工作的经验，提供的一点意见。兄弟希望能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回答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啊。
在座人士一个接一个表态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大家对毛泽东的讲话以鼓掌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宣布通过了徐悲鸿的建议。
这首在仓促中写在香烟衬纸上的歌词和聂耳的谱曲同样受到了政协一届代表的喜爱，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血与火的年代。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肥沃的华北平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共产党员田汉为了躲避搜捕，搬到上海法租界。他发现音乐界的一些人，或写靡靡之音，或写艺术歌曲，仿佛生存在桃花源中。也有一些人写救亡歌曲，但因为思想感情的原因，这些歌曲无力在民众中流传。
田汉决定要写一些能唤起民众、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此时，他正在为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编写《风云儿女》的梗概。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剧本着重描写了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男青年的遭遇。田汉为影片的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设计了一节诗稿：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田汉写出歌词不久，就被投入铁窗之中。夏衍接手他未完的剧作，把梗概改编成电影，歌词交给共产党员聂耳。
正在华联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和田汉既是同志又是朋友，而且田汉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并多次合作歌曲。
聂耳拿到田汉歌词的时候，也得到敌人即将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党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一段。出国前，聂耳连夜突击拿出了曲谱。这支歌的每个音符都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气氛，铿锵有力，浑然一体。前奏曲像嘹亮的进军号，连着三个“起来”，把音调推向高潮。结尾不但坚定有力，而且有绕梁不绝之感。
1935年7月，田汉由南京宪兵司令部获释出狱的当天，适逢《风云儿女》首映式。作为电影主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问世。但曲作者聂耳再也听不到这支昂扬向上的进行曲了。年仅24岁的聂耳，不幸殁于日本藤泽市海滨的波涛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的绝唱。
然而，这支歌很快唱遍了上海，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兴起，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国大地。
美国朋友斯雷尔？爱泼斯坦写过一篇题名为《反抗的歌声》的文章，谈他30年代在天津，第一次听到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大约是1938年5月，他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听到一阵有力的歌声，原来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在教普通老百姓唱《义勇军进行曲》。爱泼斯坦觉得，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他在文中写道：“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聂耳死后，郭沫若亲笔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并撰写墓志铭，全文是：“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鼓卑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志，毅然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民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结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建议结尾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边行进边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镜头。周恩来说，应该唱到天安门。
艺术的各门类是相通的，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非凡的歌曲。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听到了那庄严的乐曲。
四年后徐悲鸿病逝。他当然不会知道他提议的代国歌在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国歌歌词。全国人大许多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许多委员和各界人士都建议恢复国歌原词。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昂扬的歌曲响彻山川湖滨。天安门城楼前，每天迎着曙光都要升起庄严的国旗，响起雄壮的国歌。它早已成为全中国人民奋进的号角，与中国的民族精神浑然凝为一体！
第三节 同志努力终成功庄严时刻亦逸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