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毛泽东出访苏联台湾特工大追杀
这次会谈由师哲和柯瓦廖夫?担任翻译,但柯瓦廖夫?E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极,说要捶他。斯大林说:“看起来,我以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犯了错误了。”布莱德上校欣喜若狂:“这是刺杀毛泽东的最好时机。”
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
就在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后的24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个占人类1/4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等参加了这个仪式。由于没有经验,我方采纳了苏联人的建议,在仪式之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地向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都凉了,已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使大家兴趣索然。从此,在接国书之后再也没有举行宴会。当时外交部负责礼宾的是余心清,从未请外国人担任过这方面的顾问。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着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那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
“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啊。”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凝望着中南海天空中高挂的一弯星月,陷入了沉思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就首次选择出访苏联,这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之前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了美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将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位大元帅是位性格多疑而又十分精明的领袖,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或是在自己别墅的饭桌前,同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核心圈子的人边用餐,边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形势发展。
斯大林五次三番地问旁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
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到过苏联的人很少,毛泽东可算得是例外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闯。
斯大林急于想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却显得不紧不慢。于是乎,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有狭隘的农民主义立场。然而毛泽东却心地坦荡,既不受控于人也不斤斤计较苏联朋友的偏见,他有着中国传统伟人一样的君子风度。这些,斯大林是不了解……
刘少奇接受秘密使命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中央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主要是同斯大林)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当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商讨。所以,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时,就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并组织一个精干的代表团,准备乘吉普车开往中苏边境。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复电的大意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关头,毛泽东作为统帅,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望毛泽东再三考虑。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5月,毛泽东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当时驻保定的敌军欲以骑兵奔袭石家庄。由于战局动荡,苏方不宜来人。直到1949年1月,我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之敌,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月31日米高扬抵达西柏坡,这一天正是我军进驻北平之日。米高扬的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和汉学家柯瓦廖夫?E以及两名警卫人员。米高扬在西柏坡呆了一个星期,与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进行了会谈,主要是由毛泽东向米高扬详尽地说明当时我国国内战争形势和我党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步骤,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形式,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问题。米高扬说他只带了耳朵来,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回去向斯大林汇报。这次会谈由师哲和柯瓦廖夫?担任翻译,但柯瓦廖夫?E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气极,说要捶他。
1949年5月初,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苏。为此,委托刘少奇、周恩来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出国访问有关事宜;还调来戈宝权、邓力群等同志帮助工作。
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是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受毛泽东的委托并代表毛泽东前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的。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师哲。另有几名工作人员。
7月2日,刘少奇、王稼祥和师哲从北平出发,到了沈阳,高岗、徐介藩加入,他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去苏联,因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鄂木斯克、斯维德洛夫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的欢迎,所以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
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并不陌生,他在中共领导层中是一位著名的工人领袖,1921年他就是在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学习工人运动知识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那以后刘少奇一直是中共党内的工运专家,他熟悉苏联党和某些苏共领导人的情况,因此选择他做为中共代表团团长显然是十分合适的。
刚刚进入初秋时节,莫斯科的天气是宜人的,瑟瑟秋风刮着路边的落叶,通往红场的大街上行人并不多。这些苏联人大都行色匆匆,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很少有人关注行驶在大街上的一队小车。
刘少奇坐在开往克里姆林宫的小车内,神情安然,毫无倦意。他不时把目光投向车窗外边,看看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脸上浮现出一丝友好的微笑。
刘少奇从表面看来十分平静,而内心却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非同小可。毛泽东行前再三嘱咐代表团,对于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是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珍惜中苏人民和中苏两党之间长期结成的战斗友谊。如果遇到苏联同志有什么考虑欠周到的地方,千万不要计较,尽最大可能的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莫斯科的秋天显得成熟和稳重,这些来自中国的客人就在一片平静而稳重的气氛中,驱车悄悄地驶进了克里姆林宫。
于是,一场事关大局的会晤即将拉开序幕。
当天晚上,刘少奇在他下榻的住所里召开了一次准备会议,几位中共中央的代表坐在沙发上,聆听着刘少奇再一次周密细致地布置和交代。
大家望着刘少奇那双微微带着红丝的眼睛,想起这一路上他全身心投入会晤的准备工作,根本没有好好休息的情形,都无不佩服和感动。
“少奇同志,您还是早点休息吧,连着几天都没有休息好了――”同志们劝着他说。“休息是小事情,抽个空闲一会儿就可以了。可主席交待的任务半点也马虎不得哟!”刘少奇认真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是在苏联,苏联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很好的会晤条件,这更应该把这次会见活动完成好,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好向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交待。”
他说完,又掏出笔记本,亲自把有关事项再次做了最后的分工,然后在日记本上那写有7月10日的日子下面重重地画上了一笔。
是啊!这一笔是不平凡的,它将记下一段非常重要的日子。
出乎中共代表团的意外,这一次苏联方面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示了非常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从接待安排到会晤规格,都是很高层次的。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原准备主要同相同规格的苏联领导人会晤商谈,然后礼节性地请苏联同志安排一到两次同斯大林的会见就可以了。但斯大林不仅从头到尾关心和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而且亲自与刘少奇会谈了五次。这在斯大林接待外国来宾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呀!
连一些苏共领导人也议论道:“斯大林同志怎么对中国有这样高的热情呀……”
性格多变的斯大林是非常不想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他的,而这次他却有些一反常态,听到有人汇报,他摸摸嘴边那一撮漂亮的小胡子,有点神秘地挤挤眼睛,得意洋洋地笑了笑,好像根本不在乎一样。
斯大林非常详细认真地听取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其他人的汇报,他听得相当地认真,态度是坦诚和平等的,这使刘少奇和中国同志深受感动。
中苏双方的会谈就是在这样坦诚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会谈安排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小客厅里,红色的地毯,典雅的桌椅,桌上放着俄罗斯风格的杯子和盘子,旁边还有香槟果酒饮料之类的食品,这是高级领导人会谈必不可少的东西。尽管中国同志不太习惯主人的这种会议形式,但他们还是十分尊重苏联同志的安排,客随主便。
会谈开始后,斯大林和所有在莫斯科的苏联高级领导人坐在桌子的一边,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则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会谈主要是在斯大林和刘少奇两人之间进行,其余的人说话的时间并不多,而刘少奇介绍中国的情况则又占了大多数时间。
第一次会谈基本上是刘少奇介绍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步骤等问题,斯大林只是认真地听,没有说什么。
第二次,当刘少奇介绍完新中国政权的内政与外交方针后,他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请教:“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想法有什么高见,请您和各位在座的苏联同志多多指导。”刘少奇的态度显得诚恳和谦虚。
斯大林鼻孔里呜了一声,欠起身子,双手放在桌上,轻轻拍敲着那只烟斗,好像在想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脸色严肃地抬起头来,看着对面的中国同志,神态显得也很诚恳:
“看起来,我以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犯了错误了。”
斯大林话音刚落,他两旁的苏共领导人都不约而同用一种惊讶和不解的眼光看着他们的最高统帅,似乎有些不太相信这话是从斯大林口中说出来的了。
刘少奇也略微一怔,但他仍保持着平静。他反应敏捷地说:“斯大林同志这话太谦虚了……”
“不。”斯大林一摆手,认真地又说,“我讲的是实话。”
室内的气氛沉默了,好久也没有人说话。刘少奇看看沉思之中的苏联同志,自己的思绪也仿佛被牵动了一般……
说话听音,锣鼓听声,中国同志自然清楚斯大林这番主动检讨自已的话之由来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之初,斯大林一直相当固执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要同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全面抗衡,其力量对比是太悬殊了,而且悬殊得几乎无法比拟。当然,这位指挥苏联红军战胜了希特勒军队的最高统帅对中国这样一个情况特殊的东方大国并不很了解。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苏联需要拉拢南京政权以制约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华势力的需要,斯大林一直保持着与蒋介石的正式外交关系。
但斯大林清楚,即使让蒋介石掌握了中国政权,中国也不能算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中的一员,因为蒋介石亲西方的态度是鲜明的。因此斯大林一直在谋求让中国共产党也能参加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去。
自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为人了解得太不充分,他打电报向毛泽东建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