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中南海胡志明请援！三剑客越南赴征程(1)
第一节 胡志明首进红墙中南海巨人点将
“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毛泽东听了对方的要求后，幽默地说。这支“两广纵队”衣衫褴缕，绝大部分人赤裸着两脚，面色苍白。可是，他们一到砚山顿时变了样。“不行，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确实不错，但他不能给人做参谋，如果他去了，不是他给胡志明当顾问，而是胡志明给他林彪当顾问。”毛泽东摇头道。当晚12时，陈赓已准备就寝，突然又接到武元甲的电话。胡志明一摆手，爽朗地说：“我非军事家，你做就行。你就像在中国一样，放手工作吧！不要事事汇报。”
越南人民面临严峻的局势，罗贵波中南海受命
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越南人民面临着严峻的局势。
按照苏、美、英三国的《波茨坦公告》决定：在彻底粉碎日本法西斯军队之后，对于占领越南的日军，以北纬16度线为界，其线以北由中国的国民党军受降，其线以南地区由英国军队受降。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不久，便受到美、英两国支持的法兰西军队在西贡强行登陆，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民族战争开始了。
1946年3月，进驻越北的国民党军开始撤出，法军着手于海防、河内两地集结兵力，终于在12月19日发起全面进攻。
与此同时，法军又以5个团的兵力对越南中部的岘港、东海蜂腰地带实施登陆作战，完成了对越南的军事分割。
1947年初春，侵越法军总兵力超过了10万，攻占了越北的大部分城市和集镇。9月，法军又集中了12个团，在空降兵和海军舰队的配合下，使用机械化部队作纵深穿插迂回，对越军进行合围攻击。
越共中央和政府转移到越北山区，各根据地被法军分割，不断遭受扫荡。
1948年，美帝国主义通过对法国实行军援的决定，介入了越法战争。
就在越军艰苦抗战之际，中国革命发生了巨大的战略转折，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饮马长江的消息传到了越南，这场战争的胜利将给世界带来巨变，山水毗连的越南无疑是最先感受到的。
1949年1月，越共中央举行会议，确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打到印度支那边界，要求越南部队努力准备，迎接“大好时机的到来”，“绝对不应错过战略机会”。
对中国革命将胜利所产生的影响，法国殖民当局也感受到了。于是向越南增派了援军，加强了对中越边境的封锁，力图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中越边境之前，稳固法方在印度支那的局势。
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越共中央领导人胡志明，不得不向外伸出求援之手。
中国革命的胜利，令全世界民主进步力量大受鼓舞。两个国际性会议决定在北京举行：一个是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一个是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刘少奇具体指导了这两个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国际性会议，关乎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开国大典后不多久，筹备工作便在北京紧锣密鼓地进行。从提出会议方针、同有关国际组织和人士商讨会议开法、起草文件到会务安排，刘少奇都一一悉心指导。
1949年11月，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和31个国家的100多位工会领导人汇集北京。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正式开幕。刘少奇作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词。
但在会议进行中间却发生了风波。一些苏联、欧洲的代表自认为是工人运动的正统和当然领袖，摆出一副架子，处处指手画脚，什么事都想按他们的意旨办，根本不尊重东方国家的代表。会上出现了争执。中国工会的代表从来没有碰到过更没有处理过这种麻烦局面，一时一筹莫展。
刘少奇得到汇报，立即采取措施。他不慌不忙，把有关人士请来，不卑不亢地说了一番话，晓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求同存异的大义，同时提出对议程和会议文件作适当修改。这样一来，大家都感到满意，一场风波立马平息。路易？赛扬也口服心服，称赞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告别宴会上，他举杯走到刘少奇面前，热情地翘起大拇指向刘少奇祝酒，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12月1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在通过了《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和《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等文件之后闭幕。
接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也在12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顺利举行，通过了《致亚洲各国妇女姊妹书》《关于争取妇女权力的决议》等文件。刘少奇还和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印度、越南等国的妇女代表亲切座谈，向她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回答了她们提出的问题。
两个会议还没有开完，越南也来人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派李碧山、阮德瑞送来一封他给中共中央的信，要求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和派人到越南帮助工作。这时中共中央的机构很不健全，还没有设立中央对外联络部，因而这些涉及外国党的问题只得由刘少奇亲自处理。
但这时中国到越南的铁路、公路都没有，交通和通讯极为不畅，情况一点也不清楚。刘少奇决定先派人作为中共的联络代表，带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联系。
派谁去呢？经过一番研究，刘少奇选调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他派人把罗贵波叫到中南海万字廊办公室，准备当面交待任务。
1950年新年伊始，中南海静谧得没有一丝声响，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走出居仁堂，向万字廊方向刘少奇办公的地方急急走去。
冬天的中南海700亩湖面冰莹一片，点点冰光闪烁，映照着水边古老的元、明、清三朝帝王行宫。湖畔墙外的世界已经完全变样了，只是湖边的雕栏玉砌依旧。
穿过一道两边红墙耸立的窄巷，经过万字廊，罗贵波走进刘少奇居住的院落。
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王光美连忙迎了上去，寒暄几句，将罗贵波引入办公室。
罗贵波一边走一边抬眼望去，只见院落年久失修，墙壁和油漆剥落得斑斑驳驳，与中南海中金碧辉煌的大殿、楼阁形成鲜明的对比。
王光美见罗贵波的诧异表情，微微一笑，解释说：“这里原是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光绪的命运是个悲剧，后来自然没有人为他修房子。”
罗贵波感慨道：“真是世态炎凉啊！皇帝也不例外。可现在已是新中国了，为什么还没有人整修呢？”
王光美说：“少奇同志住进来以后，把东边厢房作了办公室。这个院子小，房间也窄小，曾有不少同志建议把房子扩建一下，可少奇同志认为国家刚成立，还很穷，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始终没有同意。”
“原来是这样！”罗贵波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天气很冷，罗贵波踏进屋子，顿时觉得暖和了许多。
刘少奇见罗贵波进屋，连忙起身，握住对方的手，让他坐在火盆旁，说道：“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让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还有什么意见吗？”
这件事罗贵波早在上年的12月间便知道了。已经知道越南党派来了代表，提出了要求中共中央予以援助的事情。
若干天前，刘少奇已经征询过罗贵波的意见。当时罗贵波没有丝毫准备，未置可否，而且刘少奇曾说，这件事还要请示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主席才能作最后决定。
此刻刘少奇谈得如此庄重，罗贵波自然明白中央对此事持何种态度，他想了一下说：“以前从没有担任过这样的工作，缺乏经验，怕误事。另外，不知去多长时间，我到北京原想是检查身体的。”
刘少奇说：“时间不会很长，大约三个月，主要是去越南了解情况，向中央汇报。”
尽管刘少奇说得轻松，罗贵波还是觉得情况非同一般，他沉默了片刻说：“我深感中央对我的信任，但这对我来说是一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工作，任务复杂而且艰巨，我担心难以胜任。”
“我们认为你完全可以的。”刘少奇接过话茬说，“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停了停，刘少奇又接着道：“何况法国殖民主义者还勾结国民党残余部队和边境土匪、封锁中越边境，经常骚扰我国云南、广西地区的边民，这就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我此次去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罗贵波问道。
“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到越南主要是去看一看，去商量怎样援助越南。你先去了解情况，首先建立两党关系，作调查研究，供中央决策，时间大约三个月。完成任务后即可返回北京了。”刘少奇说。
“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罗贵波脱口而出。
在与刘少奇谈过话后，罗贵波的工作顿时紧张起来。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下，他先和从苏联来北京的越共中央委员黄文欢（当时化名陈春风）见面会谈，然后又与一直等在北京的李班、阮德瑞见了面，听取他们对越南情况的介绍。
接下来，罗贵波又同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进行了接洽。
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带着一部电台同秘书、参谋、机要员、警卫和报务员等8人，离开了北京。
临行前，罗贵波到中南海向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辞行。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刘少奇问。
“是的，明天一早便起程了。”罗贵波静静地说。
“你去越南这件事绝对保密，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由越共中央确定，在适当的时候回国汇报。”刘少奇嘱咐说，“赴越代表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你们，不要提过多的要求。”
“请放心，我一定小心谨慎。”
“这里有一封信，你带给胡志明。”刘少奇说着，将一封信递给罗贵波。
信中写道：“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8人。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
在越共中央代表李班、阮德瑞陪同下，罗贵波一行乘火车按时出发。
实际上，在罗贵波着手准备前往越南的那几天里，越共中央已经和中共中央沟通了无线电联络。
胡志明首进中南海
1950年元旦，胡志明主席致电毛泽东主席：“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后这种友谊将更加紧密起来，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并保卫世界的和平。”
1月15日，越南外长黄明鉴又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出照会：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
这份照会立即由刘少奇转给正在苏联的毛泽东，毛泽东立即亲自起草复电，并于1月17日电告刘少奇：
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十八）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给胡志明；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1月18日，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藉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刘少奇送走罗贵波之后的不几天，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便出现了胡志明秘密进入广西的电报。
事实上，刘少奇对胡志明此次来华早有思想准备了。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会晤。
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个认识，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东移，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求助于你们。如果这样，由你们给予援助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则不行，因为我们离得远，也不如你们了解情况。”
斯大林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定下了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苏联与越南关系的总格局。刘少奇迎来胡志明后，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便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住下，并电召已经出发的罗贵波返回北京与胡志明见面。
刘少奇同时安排了，由他本人参加，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组成的中方会谈小组，与胡志明会谈，解决胡志明提出的问题。
对于胡志明到达北京一事，刘少奇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一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
经过会谈，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已决定承认越南。同时，中国政府还将与苏联政府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
刘少奇还说，中国政府承认越南，会使正打算承认中国政府的法国政府延缓承认时期，但是我们不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使越南人民尽快胜利。
胡志明听了刘少奇的一番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稍微平静了一下之后，胡志明表示要继续留在北京商谈援助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周恩来、毛泽东在莫斯科之机，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
中苏援越计划
斯大林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
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他希望与中国人商量之后决定。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再次谈到了他关于“世界形势”的认识。
他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
斯大林宣称，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
最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随即，胡志明随同毛泽东的专列离开莫斯科到中国。
途中，胡志明向毛泽东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
“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毛泽东听了对方的要求后，幽默地说。
“土顾问我们也要！”胡志明坚定地说。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中央军委的有关人员讨论援越问题。
大家的意见是，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翼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从根本上说，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所在。
胡志明完全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意味着什么。他高兴地对越南海外事务工作的负责人黄文欢说：“现在中国已解放，力量对比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战几年来，依靠本身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中国决定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援助，因此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重点不在泰国，必须转到中国。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的任务。在工作过程中要努力学习许多新的事物。但最有利的一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同志都表示要尽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尽管中国刚刚获得解放，他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
胡志明请派中国军事顾问
1950年3月9日，经过50多天的辗转跋涉，罗贵波终于踏上了越南的国土。
此时胡志明在访问了苏联和中国之后，已经先罗贵波一步回到了越北根据地。
待罗贵波稍事安顿，胡志明便请他参加了越共中央政府局会议，会议前后持续了两周，详尽讨论了如何打开越中边境局面，以便接受中国援助的问题。
同时，越方提出了请求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的一揽子方案。
越方在会议开始就强调，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战役，将法军封锁的越中边界线打开一个口子，开辟一条中国至越南的交通运输线，将援助的物资运进越南。
为此，越南方面制订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先打老街，打开中越云南边界的通路，争取利用滇越铁路之便运输援助物资；二是先打高平，打开中越广西边界。
3月19日，罗贵波在研究了越方提供的有关材料，经过实地考察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报告了与越共中央协商的结果：准备实施一个边界战役，请求中国政府予以支持，派出得力干部帮助越方打赢这一仗。
同时，罗贵波还向中南海报告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先打老街，打开云南方向的边界，则因云南地势太偏，那里的物资和交通条件不足以供应越南战争的需要。从这点上看，应首先夺回高平。中南海回电，虽未置可否，但电文倾向于同意罗贵波的意见。
要打仗，必须有部队；要打胜仗，必须有战斗力强的部队。当罗贵波视察了越南人民军后，他吃惊不小，严格地说那不能算是正规部队。
几十年后，罗贵波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没有想到越军的情况竟是这样的，部队普遍缺粮，油更谈不上。战士们体质虚弱，衣服多已破旧，大多数人打赤脚。武器装备更差，什么型号的枪都有，使弹药的补充很困难。特别是他们没有打过较大的战役，缺乏攻坚战的经验。纪律也松散，这样的部队怎么能在越中边境打大的战役呢？”
罗贵波根据越方的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要打通中越边界，是要把军队攥成两个拳头。目前越南部队大都以营、团为单位独立活动，力量过于分散，越南党中央应早下决心，组建起一个或两个正规的作战师。”
不仅罗贵波发觉了越南人的不利面，他们也发现了自己致命的弱点，越共中央指出：“我们的政治基础强大，后方巩固，军民士气高昂。但我们还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和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讯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
于是，越方正式向中方提出：整编正规军，请中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提供地点，将需要整编的20000名越军主力开到中国去整训，由中国对这部分越南部队进行武器弹药、医药和通讯器材方面的全部装备。
同时，为了顺利实施拟议中的越中边界战役，胡志明请毛泽东下令向越军派出军、师级的军事指挥员担任战役顾问，派出团、营级的军官到越南部队中担任团、营顾问。
中南海巨人聚首点将
1950年春，越军第一个正规的整编师――308师（当时称“大团”），组建起来了，由王承武任师长，双豪任政委。
毛泽东很快便作出了决定：同意在中国境内整编越军。
进入中国的越军将分为两部分，进入云南文山地区的308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负责整训；越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174团和209团，开入中国广西龙州，由广西军区整训。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里，为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越军作战的事宜，与中央军委的其他几位领导进行讨论。
“朱老总，你看由谁来担任此次入越援助的领导？”毛泽东见开会人员到齐后，便直接向总司令朱德发问。
“这次入越的情况比较复杂，必须是一位军、政皆熟的人。”朱德静静地坐在那里，表情十分严肃。
“不错！”周恩来接过了话说，“这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是否能够战胜法国殖民者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新生中国能否立足于世界强林之中。谁去，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一下。”
“恩来说的不错，此人必须得慎重慎重再慎重。”毛泽东理了理头发说。
“我与恩来同志商量了很多次，一致决定让原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来担任。”朱德说。
“韦国清吗？22年前与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他们一起参加百色起义的，又进过红军学校学习，还参加白塔埠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上海战役，在军、政方面确有一定才能。”毛泽东说。
“主席真是好记性啊，多少年前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
“这叫做知彼知己，方可做到百战不殆。”毛泽东哈哈一笑道。
“韦国清现在是否在北京，我要立即召见他，与他探讨一下。”
“他在北京，本来准备让他到外交部任职，故此将他调至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工作，还没有定下来。”周恩来说。
“我看……”毛泽东看了看众人，停顿了片刻说，“以第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部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
众人听后都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等待着毛泽东继续讲下去。
“再由第三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四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军军事学校的顾问。”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朱总司令，你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周恩来见毛泽东说完了，便把目光转向了朱德。
“让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各抽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军事顾问团，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朱德说。
随即，中国大陆上的电波频频从北京呈发射状四处散开。
越308师编训中国境内
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和韦国清商议后作出决定，由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首长组成顾问团团部。这个总队的队长和政委、政治部主任三人，按照韦国清的指定，分别由梅嘉生、邓逸凡和李文一担任。
一纸纸调令，使刚刚拂去了解放战争征尘的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迅即离开了各自熟悉的岗位，集合起来，向南方那个多少有些陌生的经纬走去。
就在军事顾问团迅速组建之际，在中越边境上，整训越南正规部队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滇桂黔“边纵”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赶往砚山，会同第13军干部整训越军。
为了能使越南人民尽快赶走法国殖民者，中央军委责成第4兵团第13军负责，向进入云南的越南部队提供全套最新装备。要求“凡是国民党统治区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一件也不给越军，要给，就给全套美式装备”。
第13军军长周希汉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连续一个星期挑灯夜战，拟定了整训越南部队的方案。
越南西北战区负责将领王承武、双豪先期来到云南开远我第13军军部，和周希汉军长商议越南各部队分批开进云南的具体安排。
经过数轮会商之后，双方议定：越军各个战斗单位在中国集结，集结完毕一批即从麻栗进入中国境内；开进部队的掩护问题，以清水河为界，以南由越南部队负责，过河之后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安全警戒。
至于整训地点应该在哪里？越方与中方发生了分歧，越方提出在麻栗坡式在麻栗坡后50余公里的文山县城。但是，周希汉军长对越方提出的两个地点都认为较为不妥。他指出：麻栗坡一来距离边境太近，二者县城地处山沟；文山县有我军一个团在那里执行剿匪作战任务，不便于军队训练。最后，越方同意周希汉军长指定的整训地点砚山县。
遵照周希汉军长的命令，设在砚山的第13军随营学校数千人于5月初搬迁到滇中弥勒县，腾出房子让给即将开进的越南308师。周希汉带领一批干部和电台人员紧接着就到了砚山。
从5月7日开始，越南部队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由越南河江省进入云南，越军在麻栗坡县边境老山下的清水河两岸，把各种枪支放在河岸上，然后徒手进入中国境内。因为越方提出，他们还缺乏武器。于是我方即表示，凡是他们需要的枪支都带到清水河放下，然后运回越方根据地使用。徒手进入中国的越军在砚山领取全套装备。
可惜的是，越军的第36团被法军隔断在河江三角洲地区，未能来到云南整训。
跨过国境线，越南部队进入刚刚结束了战争的和平土地，他们再也不必专拣夜间行军，也不必担心法军直升飞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
对于越南的这支“两广纵队”，饱受战火和法西斯蹂躏的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云南当地的百姓沿途箪食壶浆相迎，并举起了无数欢迎的大幅标语。
这支“两广纵队”衣衫褴缕，绝大部分人赤裸着两脚，面色苍白。可是，他们一到砚山顿时变了样。
“两广纵队”按照班的编制走进排好的房子，里面是已搭好了的12个铺位，铺位上挂着蚊帐。12支枪排列在门边，其中10支步枪、两支冲锋枪，还有崭新的军装……
6月初，除了36团以外，预定的越军各个战斗单位都来到了砚山，越南人民军的第一个主力师――308师（大团）在中国云南省砚山县正式编成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抽出一个师的连以上干部整训越军。主要内容是班、排、连、营规模的进攻战术训练，单兵技、战术训练，以及抵近爆破、埋雷、设障，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摧毁敌工事的战斗技能训练。
越南官兵对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特别感兴趣，认为适宜在越南战场广泛使用。后来的战争果然用上了这一战法，成为摧毁敌军机场飞机和一些非永固性目标的最适用的战法。
中国人不仅为前来整训的越军第308师装备了全副美式轻武器，而且还提供了12门山炮和充足的炮弹，帮助越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山炮营。
为此，周希汉军长命令该军的山炮大队开赴砚山，从大队长（营长）到连、排长、瞄准手、驭手，一个对一个地手把手散练。最后又把拉炮的骡马一起交给越军，这些骡马都算得上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全部是从北方转战千里来到云南边疆的。
事实上，向越第308师提供的装备之精良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他们得到了10门五七式无后坐力炮，乃是解放战争后期重庆兵工厂的最新产品，中国军队还没有用过便先装备了毗邻之邦。
援越顾问团受命颐年堂
中南海颐年堂，画栋雕梁。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师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军官和机要人员约40人，在6月30日的下午，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待中央领导接见，授予任务。
偌大的颐年堂里空荡荡的，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什么摆设也没有，屋子一头摆着两张木桌上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摆了几十张椅子和凳子，使得整个颐年堂变成了简陋的会议室。
惟一留在颐年堂的便是挂在墙壁上的清代宫廷字画古迹，那些有文化的军官们便乘机移到墙边看了起来。
“首长来了。”不知谁轻轻地说了一声，众人立刻返回到各自的座位前站好。
朱德总司令第一个进来了，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众人中不管是否相识，大家全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刘少奇、朱德先和站在门口的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寒暄，然后拉着他们走到屋子正中的桌前一齐坐下，接着，大家也分别坐了下去。
稍顿了一下，刘少奇又站了起来，点头向大家致意说：
“今天请诸位到这里来，要谈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来毛主席、周总理都一起要和大家见见面的。”
在这40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亲眼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本想借此机会一睹二位伟人的神采，听了刘少奇的一席话，心中顿时有一种惋惜之情。
“由于朝鲜已经打起来了，情况你们也都看了报纸，总之，情况很紧张，怕帝国主义插手，因为这关系着朝鲜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央很关心朝鲜的局势，忙得很。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觉，现在他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那么就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谈谈吧。”刘少奇稳重地说，“怎么谈？是座谈吧，是不是请大家先谈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言。刘少奇转向朱德说：“总司令，你先说说吧。”
“副主席先说吧。”朱德十分谦虚地对刘少奇说。
刘少奇点点头，又一次问道：“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不愿意离开祖国到那里去工作。是吗？是什么原因呢？可以提出来谈谈嘛，有话就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考虑不去。”
没有人说话，因为大家都是愿意去越南工作的，还充满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鲜感。在顾问团组建过程中只有一两个人提出过不想去的意见。
“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毛泽东听了对方的要求后，幽默地说。这支“两广纵队”衣衫褴缕，绝大部分人赤裸着两脚，面色苍白。可是，他们一到砚山顿时变了样。“不行，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确实不错，但他不能给人做参谋，如果他去了，不是他给胡志明当顾问，而是胡志明给他林彪当顾问。”毛泽东摇头道。当晚12时，陈赓已准备就寝，突然又接到武元甲的电话。胡志明一摆手，爽朗地说：“我非军事家，你做就行。你就像在中国一样，放手工作吧！不要事事汇报。”
越南人民面临严峻的局势，罗贵波中南海受命
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越南人民面临着严峻的局势。
按照苏、美、英三国的《波茨坦公告》决定：在彻底粉碎日本法西斯军队之后，对于占领越南的日军，以北纬16度线为界，其线以北由中国的国民党军受降，其线以南地区由英国军队受降。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不久，便受到美、英两国支持的法兰西军队在西贡强行登陆，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民族战争开始了。
1946年3月，进驻越北的国民党军开始撤出，法军着手于海防、河内两地集结兵力，终于在12月19日发起全面进攻。
与此同时，法军又以5个团的兵力对越南中部的岘港、东海蜂腰地带实施登陆作战，完成了对越南的军事分割。
1947年初春，侵越法军总兵力超过了10万，攻占了越北的大部分城市和集镇。9月，法军又集中了12个团，在空降兵和海军舰队的配合下，使用机械化部队作纵深穿插迂回，对越军进行合围攻击。
越共中央和政府转移到越北山区，各根据地被法军分割，不断遭受扫荡。
1948年，美帝国主义通过对法国实行军援的决定，介入了越法战争。
就在越军艰苦抗战之际，中国革命发生了巨大的战略转折，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饮马长江的消息传到了越南，这场战争的胜利将给世界带来巨变，山水毗连的越南无疑是最先感受到的。
1949年1月，越共中央举行会议，确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打到印度支那边界，要求越南部队努力准备，迎接“大好时机的到来”，“绝对不应错过战略机会”。
对中国革命将胜利所产生的影响，法国殖民当局也感受到了。于是向越南增派了援军，加强了对中越边境的封锁，力图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中越边境之前，稳固法方在印度支那的局势。
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越共中央领导人胡志明，不得不向外伸出求援之手。
中国革命的胜利，令全世界民主进步力量大受鼓舞。两个国际性会议决定在北京举行：一个是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一个是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刘少奇具体指导了这两个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国际性会议，关乎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开国大典后不多久，筹备工作便在北京紧锣密鼓地进行。从提出会议方针、同有关国际组织和人士商讨会议开法、起草文件到会务安排，刘少奇都一一悉心指导。
1949年11月，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和31个国家的100多位工会领导人汇集北京。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正式开幕。刘少奇作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词。
但在会议进行中间却发生了风波。一些苏联、欧洲的代表自认为是工人运动的正统和当然领袖，摆出一副架子，处处指手画脚，什么事都想按他们的意旨办，根本不尊重东方国家的代表。会上出现了争执。中国工会的代表从来没有碰到过更没有处理过这种麻烦局面，一时一筹莫展。
刘少奇得到汇报，立即采取措施。他不慌不忙，把有关人士请来，不卑不亢地说了一番话，晓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求同存异的大义，同时提出对议程和会议文件作适当修改。这样一来，大家都感到满意，一场风波立马平息。路易？赛扬也口服心服，称赞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告别宴会上，他举杯走到刘少奇面前，热情地翘起大拇指向刘少奇祝酒，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12月1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在通过了《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和《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等文件之后闭幕。
接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也在12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顺利举行，通过了《致亚洲各国妇女姊妹书》《关于争取妇女权力的决议》等文件。刘少奇还和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印度、越南等国的妇女代表亲切座谈，向她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回答了她们提出的问题。
两个会议还没有开完，越南也来人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派李碧山、阮德瑞送来一封他给中共中央的信，要求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和派人到越南帮助工作。这时中共中央的机构很不健全，还没有设立中央对外联络部，因而这些涉及外国党的问题只得由刘少奇亲自处理。
但这时中国到越南的铁路、公路都没有，交通和通讯极为不畅，情况一点也不清楚。刘少奇决定先派人作为中共的联络代表，带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联系。
派谁去呢？经过一番研究，刘少奇选调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他派人把罗贵波叫到中南海万字廊办公室，准备当面交待任务。
1950年新年伊始，中南海静谧得没有一丝声响，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走出居仁堂，向万字廊方向刘少奇办公的地方急急走去。
冬天的中南海700亩湖面冰莹一片，点点冰光闪烁，映照着水边古老的元、明、清三朝帝王行宫。湖畔墙外的世界已经完全变样了，只是湖边的雕栏玉砌依旧。
穿过一道两边红墙耸立的窄巷，经过万字廊，罗贵波走进刘少奇居住的院落。
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王光美连忙迎了上去，寒暄几句，将罗贵波引入办公室。
罗贵波一边走一边抬眼望去，只见院落年久失修，墙壁和油漆剥落得斑斑驳驳，与中南海中金碧辉煌的大殿、楼阁形成鲜明的对比。
王光美见罗贵波的诧异表情，微微一笑，解释说：“这里原是光绪皇帝读书的地方，光绪的命运是个悲剧，后来自然没有人为他修房子。”
罗贵波感慨道：“真是世态炎凉啊！皇帝也不例外。可现在已是新中国了，为什么还没有人整修呢？”
王光美说：“少奇同志住进来以后，把东边厢房作了办公室。这个院子小，房间也窄小，曾有不少同志建议把房子扩建一下，可少奇同志认为国家刚成立，还很穷，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始终没有同意。”
“原来是这样！”罗贵波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天气很冷，罗贵波踏进屋子，顿时觉得暖和了许多。
刘少奇见罗贵波进屋，连忙起身，握住对方的手，让他坐在火盆旁，说道：“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让你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还有什么意见吗？”
这件事罗贵波早在上年的12月间便知道了。已经知道越南党派来了代表，提出了要求中共中央予以援助的事情。
若干天前，刘少奇已经征询过罗贵波的意见。当时罗贵波没有丝毫准备，未置可否，而且刘少奇曾说，这件事还要请示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主席才能作最后决定。
此刻刘少奇谈得如此庄重，罗贵波自然明白中央对此事持何种态度，他想了一下说：“以前从没有担任过这样的工作，缺乏经验，怕误事。另外，不知去多长时间，我到北京原想是检查身体的。”
刘少奇说：“时间不会很长，大约三个月，主要是去越南了解情况，向中央汇报。”
尽管刘少奇说得轻松，罗贵波还是觉得情况非同一般，他沉默了片刻说：“我深感中央对我的信任，但这对我来说是一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工作，任务复杂而且艰巨，我担心难以胜任。”
“我们认为你完全可以的。”刘少奇接过话茬说，“中央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正义斗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停了停，刘少奇又接着道：“何况法国殖民主义者还勾结国民党残余部队和边境土匪、封锁中越边境，经常骚扰我国云南、广西地区的边民，这就给我们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我此次去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罗贵波问道。
“作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到越南主要是去看一看，去商量怎样援助越南。你先去了解情况，首先建立两党关系，作调查研究，供中央决策，时间大约三个月。完成任务后即可返回北京了。”刘少奇说。
“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罗贵波脱口而出。
在与刘少奇谈过话后，罗贵波的工作顿时紧张起来。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排下，他先和从苏联来北京的越共中央委员黄文欢（当时化名陈春风）见面会谈，然后又与一直等在北京的李班、阮德瑞见了面，听取他们对越南情况的介绍。
接下来，罗贵波又同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进行了接洽。
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带着一部电台同秘书、参谋、机要员、警卫和报务员等8人，离开了北京。
临行前，罗贵波到中南海向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辞行。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刘少奇问。
“是的，明天一早便起程了。”罗贵波静静地说。
“你去越南这件事绝对保密，到越南后的工作方式由越共中央确定，在适当的时候回国汇报。”刘少奇嘱咐说，“赴越代表在越南工作期间的待遇，请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按照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你们，不要提过多的要求。”
“请放心，我一定小心谨慎。”
“这里有一封信，你带给胡志明。”刘少奇说着，将一封信递给罗贵波。
信中写道：“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8人。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
在越共中央代表李班、阮德瑞陪同下，罗贵波一行乘火车按时出发。
实际上，在罗贵波着手准备前往越南的那几天里，越共中央已经和中共中央沟通了无线电联络。
胡志明首进中南海
1950年元旦，胡志明主席致电毛泽东主席：“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后这种友谊将更加紧密起来，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并保卫世界的和平。”
1月15日，越南外长黄明鉴又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出照会：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
这份照会立即由刘少奇转给正在苏联的毛泽东，毛泽东立即亲自起草复电，并于1月17日电告刘少奇：
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十八）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给胡志明；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1月18日，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藉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刘少奇送走罗贵波之后的不几天，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便出现了胡志明秘密进入广西的电报。
事实上，刘少奇对胡志明此次来华早有思想准备了。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期间，与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会晤。
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个认识，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东移，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求助于你们。如果这样，由你们给予援助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则不行，因为我们离得远，也不如你们了解情况。”
斯大林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定下了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苏联与越南关系的总格局。刘少奇迎来胡志明后，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便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住下，并电召已经出发的罗贵波返回北京与胡志明见面。
刘少奇同时安排了，由他本人参加，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组成的中方会谈小组，与胡志明会谈，解决胡志明提出的问题。
对于胡志明到达北京一事，刘少奇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一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
经过会谈，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已决定承认越南。同时，中国政府还将与苏联政府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
刘少奇还说，中国政府承认越南，会使正打算承认中国政府的法国政府延缓承认时期，但是我们不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使越南人民尽快胜利。
胡志明听了刘少奇的一番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稍微平静了一下之后，胡志明表示要继续留在北京商谈援助问题。
但是，刘少奇却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周恩来、毛泽东在莫斯科之机，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
中苏援越计划
斯大林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
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他希望与中国人商量之后决定。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再次谈到了他关于“世界形势”的认识。
他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
斯大林宣称，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
最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随即，胡志明随同毛泽东的专列离开莫斯科到中国。
途中，胡志明向毛泽东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的要求。
“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毛泽东听了对方的要求后，幽默地说。
“土顾问我们也要！”胡志明坚定地说。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中央军委的有关人员讨论援越问题。
大家的意见是，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翼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从根本上说，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所在。
胡志明完全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意味着什么。他高兴地对越南海外事务工作的负责人黄文欢说：“现在中国已解放，力量对比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有利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抗战几年来，依靠本身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中国决定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援助，因此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重点不在泰国，必须转到中国。你可能要留在北京接受新的任务。在工作过程中要努力学习许多新的事物。但最有利的一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位同志都表示要尽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斗争，尽管中国刚刚获得解放，他们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
胡志明请派中国军事顾问
1950年3月9日，经过50多天的辗转跋涉，罗贵波终于踏上了越南的国土。
此时胡志明在访问了苏联和中国之后，已经先罗贵波一步回到了越北根据地。
待罗贵波稍事安顿，胡志明便请他参加了越共中央政府局会议，会议前后持续了两周，详尽讨论了如何打开越中边境局面，以便接受中国援助的问题。
同时，越方提出了请求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的一揽子方案。
越方在会议开始就强调，当务之急是组织一个战役，将法军封锁的越中边界线打开一个口子，开辟一条中国至越南的交通运输线，将援助的物资运进越南。
为此，越南方面制订了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先打老街，打开中越云南边界的通路，争取利用滇越铁路之便运输援助物资；二是先打高平，打开中越广西边界。
3月19日，罗贵波在研究了越方提供的有关材料，经过实地考察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报告了与越共中央协商的结果：准备实施一个边界战役，请求中国政府予以支持，派出得力干部帮助越方打赢这一仗。
同时，罗贵波还向中南海报告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先打老街，打开云南方向的边界，则因云南地势太偏，那里的物资和交通条件不足以供应越南战争的需要。从这点上看，应首先夺回高平。中南海回电，虽未置可否，但电文倾向于同意罗贵波的意见。
要打仗，必须有部队；要打胜仗，必须有战斗力强的部队。当罗贵波视察了越南人民军后，他吃惊不小，严格地说那不能算是正规部队。
几十年后，罗贵波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没有想到越军的情况竟是这样的，部队普遍缺粮，油更谈不上。战士们体质虚弱，衣服多已破旧，大多数人打赤脚。武器装备更差，什么型号的枪都有，使弹药的补充很困难。特别是他们没有打过较大的战役，缺乏攻坚战的经验。纪律也松散，这样的部队怎么能在越中边境打大的战役呢？”
罗贵波根据越方的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要打通中越边界，是要把军队攥成两个拳头。目前越南部队大都以营、团为单位独立活动，力量过于分散，越南党中央应早下决心，组建起一个或两个正规的作战师。”
不仅罗贵波发觉了越南人的不利面，他们也发现了自己致命的弱点，越共中央指出：“我们的政治基础强大，后方巩固，军民士气高昂。但我们还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和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讯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
于是，越方正式向中方提出：整编正规军，请中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提供地点，将需要整编的20000名越军主力开到中国去整训，由中国对这部分越南部队进行武器弹药、医药和通讯器材方面的全部装备。
同时，为了顺利实施拟议中的越中边界战役，胡志明请毛泽东下令向越军派出军、师级的军事指挥员担任战役顾问，派出团、营级的军官到越南部队中担任团、营顾问。
中南海巨人聚首点将
1950年春，越军第一个正规的整编师――308师（当时称“大团”），组建起来了，由王承武任师长，双豪任政委。
毛泽东很快便作出了决定：同意在中国境内整编越军。
进入中国的越军将分为两部分，进入云南文山地区的308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负责整训；越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174团和209团，开入中国广西龙州，由广西军区整训。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里，为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越军作战的事宜，与中央军委的其他几位领导进行讨论。
“朱老总，你看由谁来担任此次入越援助的领导？”毛泽东见开会人员到齐后，便直接向总司令朱德发问。
“这次入越的情况比较复杂，必须是一位军、政皆熟的人。”朱德静静地坐在那里，表情十分严肃。
“不错！”周恩来接过了话说，“这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是否能够战胜法国殖民者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新生中国能否立足于世界强林之中。谁去，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一下。”
“恩来说的不错，此人必须得慎重慎重再慎重。”毛泽东理了理头发说。
“我与恩来同志商量了很多次，一致决定让原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来担任。”朱德说。
“韦国清吗？22年前与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他们一起参加百色起义的，又进过红军学校学习，还参加白塔埠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上海战役，在军、政方面确有一定才能。”毛泽东说。
“主席真是好记性啊，多少年前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
“这叫做知彼知己，方可做到百战不殆。”毛泽东哈哈一笑道。
“韦国清现在是否在北京，我要立即召见他，与他探讨一下。”
“他在北京，本来准备让他到外交部任职，故此将他调至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工作，还没有定下来。”周恩来说。
“我看……”毛泽东看了看众人，停顿了片刻说，“以第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部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
众人听后都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等待着毛泽东继续讲下去。
“再由第三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四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军军事学校的顾问。”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朱总司令，你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周恩来见毛泽东说完了，便把目光转向了朱德。
“让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各抽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军事顾问团，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朱德说。
随即，中国大陆上的电波频频从北京呈发射状四处散开。
越308师编训中国境内
第三野战军负责人和韦国清商议后作出决定，由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首长组成顾问团团部。这个总队的队长和政委、政治部主任三人，按照韦国清的指定，分别由梅嘉生、邓逸凡和李文一担任。
一纸纸调令，使刚刚拂去了解放战争征尘的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迅即离开了各自熟悉的岗位，集合起来，向南方那个多少有些陌生的经纬走去。
就在军事顾问团迅速组建之际，在中越边境上，整训越南正规部队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滇桂黔“边纵”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赶往砚山，会同第13军干部整训越军。
为了能使越南人民尽快赶走法国殖民者，中央军委责成第4兵团第13军负责，向进入云南的越南部队提供全套最新装备。要求“凡是国民党统治区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一件也不给越军，要给，就给全套美式装备”。
第13军军长周希汉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连续一个星期挑灯夜战，拟定了整训越南部队的方案。
越南西北战区负责将领王承武、双豪先期来到云南开远我第13军军部，和周希汉军长商议越南各部队分批开进云南的具体安排。
经过数轮会商之后，双方议定：越军各个战斗单位在中国集结，集结完毕一批即从麻栗进入中国境内；开进部队的掩护问题，以清水河为界，以南由越南部队负责，过河之后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安全警戒。
至于整训地点应该在哪里？越方与中方发生了分歧，越方提出在麻栗坡式在麻栗坡后50余公里的文山县城。但是，周希汉军长对越方提出的两个地点都认为较为不妥。他指出：麻栗坡一来距离边境太近，二者县城地处山沟；文山县有我军一个团在那里执行剿匪作战任务，不便于军队训练。最后，越方同意周希汉军长指定的整训地点砚山县。
遵照周希汉军长的命令，设在砚山的第13军随营学校数千人于5月初搬迁到滇中弥勒县，腾出房子让给即将开进的越南308师。周希汉带领一批干部和电台人员紧接着就到了砚山。
从5月7日开始，越南部队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由越南河江省进入云南，越军在麻栗坡县边境老山下的清水河两岸，把各种枪支放在河岸上，然后徒手进入中国境内。因为越方提出，他们还缺乏武器。于是我方即表示，凡是他们需要的枪支都带到清水河放下，然后运回越方根据地使用。徒手进入中国的越军在砚山领取全套装备。
可惜的是，越军的第36团被法军隔断在河江三角洲地区，未能来到云南整训。
跨过国境线，越南部队进入刚刚结束了战争的和平土地，他们再也不必专拣夜间行军，也不必担心法军直升飞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
对于越南的这支“两广纵队”，饱受战火和法西斯蹂躏的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云南当地的百姓沿途箪食壶浆相迎，并举起了无数欢迎的大幅标语。
这支“两广纵队”衣衫褴缕，绝大部分人赤裸着两脚，面色苍白。可是，他们一到砚山顿时变了样。
“两广纵队”按照班的编制走进排好的房子，里面是已搭好了的12个铺位，铺位上挂着蚊帐。12支枪排列在门边，其中10支步枪、两支冲锋枪，还有崭新的军装……
6月初，除了36团以外，预定的越军各个战斗单位都来到了砚山，越南人民军的第一个主力师――308师（大团）在中国云南省砚山县正式编成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抽出一个师的连以上干部整训越军。主要内容是班、排、连、营规模的进攻战术训练，单兵技、战术训练，以及抵近爆破、埋雷、设障，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摧毁敌工事的战斗技能训练。
越南官兵对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特别感兴趣，认为适宜在越南战场广泛使用。后来的战争果然用上了这一战法，成为摧毁敌军机场飞机和一些非永固性目标的最适用的战法。
中国人不仅为前来整训的越军第308师装备了全副美式轻武器，而且还提供了12门山炮和充足的炮弹，帮助越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山炮营。
为此，周希汉军长命令该军的山炮大队开赴砚山，从大队长（营长）到连、排长、瞄准手、驭手，一个对一个地手把手散练。最后又把拉炮的骡马一起交给越军，这些骡马都算得上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全部是从北方转战千里来到云南边疆的。
事实上，向越第308师提供的装备之精良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他们得到了10门五七式无后坐力炮，乃是解放战争后期重庆兵工厂的最新产品，中国军队还没有用过便先装备了毗邻之邦。
援越顾问团受命颐年堂
中南海颐年堂，画栋雕梁。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师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军官和机要人员约40人，在6月30日的下午，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待中央领导接见，授予任务。
偌大的颐年堂里空荡荡的，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什么摆设也没有，屋子一头摆着两张木桌上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摆了几十张椅子和凳子，使得整个颐年堂变成了简陋的会议室。
惟一留在颐年堂的便是挂在墙壁上的清代宫廷字画古迹，那些有文化的军官们便乘机移到墙边看了起来。
“首长来了。”不知谁轻轻地说了一声，众人立刻返回到各自的座位前站好。
朱德总司令第一个进来了，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众人中不管是否相识，大家全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刘少奇、朱德先和站在门口的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寒暄，然后拉着他们走到屋子正中的桌前一齐坐下，接着，大家也分别坐了下去。
稍顿了一下，刘少奇又站了起来，点头向大家致意说：
“今天请诸位到这里来，要谈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来毛主席、周总理都一起要和大家见见面的。”
在这40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亲眼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本想借此机会一睹二位伟人的神采，听了刘少奇的一席话，心中顿时有一种惋惜之情。
“由于朝鲜已经打起来了，情况你们也都看了报纸，总之，情况很紧张，怕帝国主义插手，因为这关系着朝鲜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央很关心朝鲜的局势，忙得很。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觉，现在他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那么就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谈谈吧。”刘少奇稳重地说，“怎么谈？是座谈吧，是不是请大家先谈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发言。刘少奇转向朱德说：“总司令，你先说说吧。”
“副主席先说吧。”朱德十分谦虚地对刘少奇说。
刘少奇点点头，又一次问道：“听说有的同志不愿意去越南，不愿意离开祖国到那里去工作。是吗？是什么原因呢？可以提出来谈谈嘛，有话就直说，如果理由正当。可以考虑不去。”
没有人说话，因为大家都是愿意去越南工作的，还充满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鲜感。在顾问团组建过程中只有一两个人提出过不想去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