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中南海胡志明请援！三剑客越南赴征程(4)
早在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即向陈赓明确指出过高平之敌弃城南撤的可能性。所以，敌人的行动，并没有出乎陈赓的意料之外。相反，通过高平之敌的行动，陈赓进一步准确地判明了七溪之敌是为接应高平之敌南撤而北上这一真实意图。敌军脱离了重兵设防的坚城，正是越军扬长避短，在野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陈赓力促越军前指把握住这一绝妙战机，投入全部主力部队，首先歼灭勒巴兵团，然后消灭沙格东兵团，夺取边界战役的全面胜利。
10月3日晚，越军部队开始向勒巴兵团展开攻击。激战一夜，法军伤亡400余人。勒巴感到大势不妙，便命令剩余人员丢弃重装备，全力向西突围。
此时已是拂晓时分，越军部队经彻夜战斗，有些疲劳，加之疏于警戒，未能组织有效的拦截，使勒巴兵团得以突出包围圈，逃进了东溪西南7公里处的谷社山地。
陈赓为失去一次歼敌良机而惋惜，然而木已成舟，只能尽力采取补救措施。他判断，勒巴兵团即为接应高平之敌南撤而来，不会就此退回七溪，一定要在谷社山地凭险固守，等待与高平之敌会合。这样，越军聚歼勒巴兵团的战机依然存在。
越军前指同意陈赓的分析，训令第308师等部队迅速向西追击，同时令有关地方部队和游击武装全力迟滞高平之敌南下。
10月5日，越军第308师、第209团等部队在谷社山地将勒巴兵团再次予以包围，并随即发起攻击，占领了外围制高点，将勒巴兵团压至几座孤立的石山之上。
谷社山地，地势险峻，溶洞众多，便于防守。勒巴兵团凭借溶洞、岩石等险要地物拼死顽抗。越军几次攻击均未奏效，伤亡较大。战斗陷入了僵持状态。法军总指挥部得知勒巴兵团再次被围的消息后，紧急采取了救援措施。令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轻装前进，迅速向勒巴兵团靠拢；令七溪部队组成那本兵团，在那本上校指挥下，再次北援。其作战意图是：以勒巴兵团固守谷社山地，以沙格东、那本两个兵团南北对进，构成对越军的反包围，内外夹击，打破越军包围圈，先使勒巴、沙格东两个兵团会合，然后在那本兵团接应下合兵南撤。为保证这一意图的实现，法国在东北边界战场投入了印支战区的大部分空军部队，整天狂轰滥炸，全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同时连续向勒巴兵团空投弹药、给养，并空降伞兵部队加强其防御力量。到10月6日，由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一路冲破越军地方部队的截击，到达谷社山地以北一公里处，与越军负责外围警戒的第209团部队进入交战。而七溪两度北上的那本兵团也从南面逐渐逼近了越军包围圈。战局骤然紧张。越军前指显得有些紧张。一位负责干部给陈赓打电话说：北上、南撤之敌即将会合，而勒巴兵团一时又很难消灭。现在越军部队经过连日苦战，已很疲劳，继续打下去恐怕坚持不住，所以想让部队撤出战斗。
陈赓很清楚，战役发展到目前这个程度，正是敌我双方进行最后一搏的关键时刻。谁能坚持住，谁就有可能获胜。如果越军此时撤出战斗，不仅会前功尽弃，后果也不堪设想。故而他回答说：尽管形势严峻，但敌人已是强弩之末。只要坚持下去，必定胜利。现在决不能姑息部队的情绪，而要动员部队克服困难，打出一股狠劲，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不惜任何代价夺取胜利。
陈赓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肯定。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陈赓，指出：先集中主力歼灭东溪西南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况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计划是正确的。除对东溪西南之敌须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外，并要将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之逃脱，还要对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部署。只要对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
毛泽东的指示，使陈赓对战役指挥更加胸有成竹。他冷静地分析了战局，认为虽然几股敌军已呈靠拢之势，但各部敌军又分别处于越军分割包围之中，这正是发挥越军野战特长聚歼敌重兵集团的大好时机，如果能在谷社山地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就会扭转越北战场的局势，为越军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当务之急是坚定越军的取胜信心，力争尽快消灭勒巴兵团，打破僵持局面，把握战役主动权。陈赓决定向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反映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
胡志明采纳陈赓意见
陈赓将毛泽东的电报及自己就战役指挥写成的一封信送给了胡志明。陈赓在信中坦率陈述了自己对战局的基本看法和对越军作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按既定计划坚决地打到底，即使不能一下吃掉敌军，也要围住敌军，逐步消耗、歼灭之。他要求对越军干部思想进行整顿，坚决克服游击习气，树立敢打硬仗、恶仗的信念。他还建议胡志明采取适当方式鼓励前方指战员，决不能让靶巴兵团与沙格东兵团会合。
胡志明看过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和陈赓的信之后，亲自干预战役指挥，立即命令越军前指集中第308师和第209团对勒巴兵团实施总攻。他又给前线官兵发出慰问电，要求全体官兵“不惜任何牺牲，坚决歼灭敌人。”并说，“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同时，他给陈赓回信，诚恳地说：“你的意见很使我们感动，已令他们照办。”
胡志明主席亲自下达命令，加之陈赓在电话中以严厉的语气提出了意见，对越军前指震动极大。陈赓与武元甲等领导干部诚恳交心并帮他们具体筹划了总攻部署。越军前指信心大增，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打赢这一仗。越军前指下达限时歼敌命令，限令部队务必在7日之前坚决歼灭勒巴兵团。
龟缩于谷社山地的勒巴兵团这时已处于惊慌失措状态之中。勒巴本人斗志尽失，只求尽快脱身。他在电台上向上司呼救说：“我们伤亡严重，再不来解救，今晚即会有悲剧发生。”他的上司无奈，只好令其设法突围。勒巴回答说：“满山遍野都是越盟军队，突不出去。你们还是快派飞机来把我们运走吧。”
但是，想跑已来不及了。6日晚，越军第308师等部队对勒巴兵团发起了总攻。战至7日清晨，侧后突击的部队占领了法军阵地中的制高点――“猫耳朵山”，并由上向下对敌发起猛攻，勒巴兵团立时乱作一团。越军部队趁势从四面八方展开向中心攻击，很快歼灭了敌军主力。勒巴率百余名残兵躲进石洞顽抗，不久也被消灭。勒巴连同他的参谋人员都做了俘虏。
在聚歼勒巴兵团的时候，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也突入了谷社山地。但毕竟晚到一步，不仅无法挽救勒巴兵团，自己也因此陷入了覆亡的境地。战局由此急转直下。陈赓立即向越军前指建议，命第209团负责搜剿残敌，令第308师迅速转向北面，投入歼灭沙格东兵团的战斗。同时以部分部队缠住那本兵团，待消灭了沙格东兵团后，主动挥师南下，消灭那本兵团。
越军前指完全接受陈赓的建议，并立即依此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命令。胡志明主席亲自给第308师写信说：“抗战以来，我军第一次在运动战中连续战斗几天，这是一次大考验……你们已经勇敢地完成了这次考验的十分之七。你们要努力消灭沙格东兵团。”
7日上午，士气正旺的第308师投入了围歼沙格东兵团的战斗。沙格东兵团自离开高平后，一路上遭到越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拦截、袭扰，早已精疲力竭。因此，聚歼沙格东兵团的战斗发展异常顺利。当天下午，越军即攻占沙格东的指挥所，活捉沙格东及其参谋人员。法军部队群龙无首，四处逃散。
谷社山之地战，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支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法军遭此沉重打击，惊恐不安。加尔庞吉埃下令边界据点的部队立即后撤河内、海防一线。10日，法军撤离七溪，扫荡太原地区的部队也于同日撤往河内。此后几天，边界地区的法军仓皇撤退，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越军部队乘胜前进，至10月底，相继解放了那岑、同登、谅山、禄平、安州，以及西北边境地区的老街、黄树皮等重要城镇。
边界战役结束后，越北根据地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气氛之中。这是越南抗法战争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共歼敌8000余人，解放了边界沿线的大部分重要城镇，将法军的势力范围推回到内地，越北根据地被封锁的状况因此得到根本改变，中越交通线从此畅通无阻。这一战果远远超出了战役的最初设想。
胡志明主席异常高兴。在越军总部举行的庆功宴会上，他向中国军事顾问一一敬酒感谢他们为边界战役胜利作出的贡献，并对陈赓说：“这一仗你们真是帮了大忙，你和中国同志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对你们的工作十分满意。”
胡志明敬酒妙语连珠
宴席间，欢声笑语，气氛热烈。胡志明精神矍铄，妙语连珠。他在和中国顾问王砚泉碰杯时，只喝了一半，突然把酒杯放了下来，神秘地说：“这杯酒我只喝一半，余下一半留给我夫人喝。”
王砚泉听后一愣，胡志明至今独身一人，人所共知，哪里来的夫人呀！一旁的陈赓明白了胡志明话中的奥秘，但佯作不解。见王砚泉接不上话，他马上说：“如此说来，胡主席应该罚酒。胡主席为革命终日操劳，但对自己的生活却不上心。在坐的都是党员，我建议现在通过一项党的决议，批评胡主席不注意个人生活，限他在3个月内找个夫人。否则就认罚两杯。”
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中越干部齐声叫好。胡志明放声大笑，摆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很庄重地说：“党的决议我理应服从。只是也有一个建议，这个决议似乎应由妇女大会来做。如果今天开的是妇女大会，我服从决议，否则就难以从命了。”大家听后，笑声、欢呼声更大了。胡志明激动地说：“战役胜利了，同志们都尽了力。我愿和大家共饮一杯庆祝胜利。”
是啊，胜利了。越南抗法战争的局面终于打开了，陈赓和所有的中国顾问都为此而欢欣鼓舞，然而，胜利并不能说明越南人民军已经成熟。越军，特别是一些干部在战役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陈赓深感不安。对于越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军事顾问感触很深。有的顾问几次提建议不见成效，产生了急躁情绪，干脆自己下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结果因方法不对头，不但没有得到越军干部的理解，反而影响了彼此的关系。有的顾问感到实在不好工作，干脆向陈赓要求回国。
陈赓严厉批评了这些做法。他严肃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国内不同，完全照搬我们过去的工作方法是不行的。我们是顾问，任务是为越军干部出主意，而不是指挥部队。因此我们只能提建议，而不是下命令，最后的决心还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下。我们要正确认识越南人民军，既要清楚他们的缺点所在，又要看到他们所具备的优良素质。在工作中，要诚恳热情，认真负责，还要从其现状出发，循序渐进，谆谆诱导，帮助他们逐步克服缺点，最后建成真正过得硬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主席也在关心着越南人民军队的建设。边界战役后，毛泽东电示陈赓说：
越军大胜，甚慰。越军经此胜利，必能提高一步。越军还年轻，只有从今后多次作战中，才能逐步学会近战的各种技术和战术，你们应更好地帮助他们。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对战役结束后中国顾问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赓及时调整了工作重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帮助越军进行战役总结和建军等工作上。他认为，越军的当务之急，不在于扩编多少部队，而在于结合战役总结，整顿干部思想，克服自身缺点，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10月8日，陈赓与胡志明在布局圩作了一次深谈。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重点是交换了对建军问题的看法。第二天，胡志明派人给陈赓送来了一封信，要求陈赓将自己的意见整理成书面意见给他。陈赓接信后，立即写了一份题为《战役胜利后的工作意见》的书面建议，并与胡志明、武元甲会晤，具体讨论了《意见》中的各项内容。在这份书面意见中，陈赓提出了训练干部、整编部队的建议，还列举了轮训干部、紧缩机关、充实连队、统一主力部队编制、从实战中提拔干部、正确对待俘虏以及做好战场清理工作、对部队进行以战养战教育等内容。胡志明、武元甲接受了这些意见，同时委托陈赓代表越军前指在战役总结大会上作总结报告。
评述战役各个阶段
10月26日，越南人民军总部在南山兵工厂举行边界战役总结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陈赓的总结报告。为使越军干部能通过战役总结，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有一新的变化，陈赓在随行人员和军事顾问的帮助下，精心准备了报告内容。其所下功夫之精细，令许多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中国干部感到惊异，因为陈赓素以才思敏捷、思路清晰而著称，在国内工作时，经常准备一个简单的发言提纲，即开始和报告。像这种对报告内容再三斟酌的情况，实不多见。
27日，陈赓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大会讲台，开始作战役总结报告。在他手中拿的报告提纲上方，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国际主义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正是陈赓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他首先阐明了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接着又结合战役过程，对战役的几个阶段一一作了客观的评述，然后从中引申出战役指挥的几个重要原则，对战役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作了分析。在此之后，陈赓又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作了科学的阐述。
报告的第三部分，标题为“几个领导问题”。陈赓以一个无产阶级国际战士的坦荡胸怀，对越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与批评，他谈到了官兵关系问题，谈到了部队纪律问题，谈到了提拔使用干部的方针问题，谈到了对部队进行爱国家、爱人民、爱护武器资财教育的问题，谈到了思想领导的问题，谈到了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问题，并针对越军的缺点，一一提出了纠正的措施，建议越军通过这次战役总结，制订改进措施，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打好思想和组织基础，以便迎接以后更艰巨的战斗任务。
在报告结束时，陈赓饱含深情地说：“边界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通往抗法战争胜利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但这并不能动摇我们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中国革命也是历经坎坷才最后成功的。我相信，有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有越南人民的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军一定会逐渐壮大，百炼成钢，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一定胜利。”
这一报告，连续讲了4天，其内容在越军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准备报告时，有的中国顾问曾担心，这样把问题和盘端出，在越军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恐怕越军干部受不住。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尽管有的越军干部因受了批评而有些不高兴，可绝大多数越军干部反映良好。武元甲在会议结束时说：陈赓的意见既尖锐又中肯，非常深刻，包括总部在内的各级干部都要很好地予以领会、反省。胡志明则称赞陈赓的态度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布尔什维克工作风格”。他后来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已经打了两个胜仗，第一个胜仗是我们消灭了敌人并解放了高平、东溪和七溪；第二个胜仗是我们已经看清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越共中央高度重视陈赓的意见。在陈赓回国之后，越共中央根据陈赓的建议，在人民军中进行大规模的整军运动，并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将陈赓的意见一一付诸实施。可以说，陈赓的工作，为越军的发展勾画出了一幅切实可行的蓝图，使越军的成长壮大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战役总结大会之后，陈赓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回国。
越南军民深深依恋着这位中国卓越的军事家。他那敏锐而准确的判断能力，高超而娴熟的指挥艺术，坦诚而灵活的工作方法，坚定而果敢的原则立场，赢得了越军干部的由衷敬佩。越军干部反映，“陈赓同志既能指挥自己军队，还能指挥调动敌人。不仅会打仗，还精通建军工作，又能团结教育人，没有一点架子。这样的领导真是难得。”一些越军干部向中国顾问询问，“像陈赓大将（这是当时越军干部对陈赓的尊称）这样的将领，你们中国还有几位？能不能让他就留在越南指挥我们打仗。”
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也对陈赓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多次诚恳挽留陈赓继续在越南工作。然而，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开始，中共中央决定陈赓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入朝参战。因此，陈赓按既定计划于11月1日离开南山，启程回国。武元甲、陈登宁等越军高级将领远送十余里，与陈赓依依惜别。
山青青，水碧碧。战后的越北根据地又恢复了和平的安宁。荒芜的土地上又出现了耕作的人群，战火毁坏的城镇上又升起了缕缕炊烟。陈赓一行又过广渊，过去的房东热情地拿出水酒、水果，来送别这些为越南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中国同志。
水口关到了，像是要为陈赓洗却满身的征尘，天空飘起蒙蒙细雨。陈赓伫足关前，再一次回首眺望越南，眺望这片他为之工作、战斗近4个月的土地。连绵的群山已笼罩在稠密的雨幕中，此时此刻，陈赓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
三辆汽车疾驶而至。陈赓与送行的越南干部挥手告别，登上广西军区迎接他回国的汽车，重新回到祖国的土地。
胡志明的遗憾
1969年9月2日9时47分，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主席离开了哺育他的土地，去见了他的老师马克思。
他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走的。他还有他未竟的事业，他还要再与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深谈，他还要去看一看钓鱼台内他亲手种植的松树……
胡志明逝世这一天恰逢越南国庆日。越领导人深知胡主席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把越南人民的“断肠日”和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和共和国缔造者忌日的纪念活动将不好安排。
9月2日16时45分，越南外交部长阮维桢告知王幼平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为了免使越南人民过分受刺激，同时今天又是越南的国庆日，决定将胡主席的逝世时间公布为9月3日。”
胡志明的葬礼，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由他代表毛泽东先于9月4日去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8日，再由李先念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葬礼。
毛泽东60年代以来，没有再出过国，这是因为多方面的考虑。如果是在50年代，毛泽东一定会出现在这位老朋友的追悼会上的。现在这种安排，应该说是最好的方案了。
午夜，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不知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手有点发抖，以至于他写得最熟练的“毛泽东”三个字都有点异样。
签完这份报告，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他站在桌前，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了一团浓浓的烟雾，他的思绪也飞得很远很远……
他按响了叫秘书的电铃。
秘书进来了。他指指桌上的报告，说：“马上送总理。”
秘书拿起报告，正要离去，又听毛泽东说：“再去给我找一张胡志明的照片来。”
秘书答应着往外走，出门时回头看见毛泽东脸上淌着泪水……
第一个医疗组
越南在胡志明逝世的讣告中宣布：“在胡志明主席患病期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日夜守护着他，并委托一个由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每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主席的病医治好。但是由于他年事很高，病情严重，胡志明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也许读者对上述那个“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未多加留意，或许认为那一定是由越南教授、医生组成的小组。其实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派出的医疗组。中国的第一流医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下，为挽救胡主席的生命竭尽了一切可能。
胡志明主席晚年身体不好。应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国经常派医生去河内给他治病。为了保密，在联系中称胡志明主席为“丁老”。中央十分重视，不仅选派第一流医生，而且在每次医疗组出发前，周总理在百忙中总是接见他们，再三叮嘱。
1969年春，胡主席的病情加重，中国立即派出张孝骞（心脏病专家）、孙震环（中医专家）、黄挽（心脏病专家）等中西医专家和翻译张德维组成的医疗组。经过中越两国医务人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主席的身体明显好转。不久，医疗组回国休整，6月30日又返回越南；并向王幼平大使汇报医疗组离京时周总理的交代：“如胡主席的身体状况能稳定，我医疗组可在适当时机告退，需要时再来。医疗组要确实掌握病情，及时向王大使汇报，由大使报中央决定。”
8月2日，医疗组向王大使汇报：胡主席精神很好，食欲转佳，体重也有增加，各方面都见好转。医疗组认为，可以告退，并由使馆报请中央同意。但8月15日胡主席突患感冒。王大使决定，医疗组推迟撤回，密切注视胡主席的病情变化。
胡志明停止呼吸
8月23日晚，胡主席病危，心脏病和支气管炎突然加重，嗓子里的痰咳不出来，憋得喘不过气来，出现休克。于是，使馆立即处于紧急状态：安排外线电话，直通北京，电话、电传24小时值班，大使和许多馆员通宵未眠。
24日8时许，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黎文良在主席府紧急约见王大使，通报胡主席病情，要求中国党增派医生。
25日8时，中国派专机送来了第二个医疗组，他们是李邦琦、王叔成、岳美中大夫和护士王西明。从越方提出要求，到医疗组到达，仅仅24小时。上午11时，黎文良约见王大使，转交了胡主席给周总理的电报，大意是：医生已到，请报告毛主席放心。
26日，王大使约见黎文良，转达我党中央的复电，大意是，接电感到宽慰，望胡主席安心养病。并告越方，我送急救组（即第三个医疗组）的专机已经起航，共5人，他们是：陶寿洪、胡旭东大夫，麻醉师高日新，化验员刘占利，护士孔繁英。专机抵河内后，急救组直奔主席府，立即投入紧张工作。
27日，胡主席病情继续恶化。急救组和其他医疗组会诊后，主张给胡主席输液。然而，这个很普通的医疗意见，即使越南领导人感到为难，一是因为病人已极度虚弱，担心输液发生意外；二是胡主席一生虽经历过多少次枪林弹雨，但却怕打针。政治局在病榻之侧召开会议，通过了输液的决定。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孔繁英。孔繁英正要进针，病人突然睁开眼睛，问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拿针，并同她开玩笑。孔繁英一边笑着答话，一边就势插针。病人一皱眉，成功了！在场的越南党政军要人松了一口气，一一过来同她握手，祝贺成功，称赞她技术过硬。
31日，我中央又派著名医生专家吴阶平大夫，并由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梁枫陪同，乘专机来河内送急救药品，了解胡主席病情。出发前，周总理指示他们当天返京，晚上他要听取汇报。就在这天晚上，胡主席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9月1日夜间胡主席的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医生人员全力以赴，一刻也不能离开病人。使馆与医疗组联系中断。王大使无从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心里十分焦急，不断询问使馆值班室和礼宾秘书组。鉴于一国元首病危时，该国领导人守护在侧，一个外国使节在场有所不便的常理，周总理曾电嘱王幼平大使，在胡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当晚，在范文同总理举行的越南国庆24周年招待会上，王大使才从越南领导人那里仅了解到胡主席病情严重。招待会结束后，直到午夜，仍没有等到医疗组的消息。使馆却报国内，胡主席病情不见好转。
9月2日凌晨6时，王大使紧急约见黎文良。通知他，我国又增派了一个急救组（即第四个医疗组），专机已从北京起飞，约于9时抵达河内。大使回到使馆不久，张德维从主席府打来电话，只讲了一句话：“不行了，医疗组不要来了。”使馆立即将这一噩耗报告中央。当我专机接到命令时，已飞越中越边境，再过20分钟就可到达河内。机组通过无线电告诉河内机场指挥塔，因“天气不好”，折返我国南宁。
9月4日下午，中共代表团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周总理提到了这件事：“31日，我们派吴大夫和梁枫同志来送药和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叫他们当晚赶回北京汇报。因天气关系，他们1日晨才到北京。我亲自听取汇报后又找有关同志讨论了5个多小时。我觉得已经很难见到胡主席了，但仍然决定再派吴大夫和梁枫以及一些医生携带药品、器材前去抢救，他们正在路上，不幸胡主席已经去世了。”
胡主席停止呼吸后，中国医生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希望，继续作人工呼吸，一直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9点47分，黎笋下令停止抢救。12名中国医护人员列队向胡主席鞠躬致哀，失声痛哭，然后含泪退出。越南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我医护人员一一握手致谢。
这天上午，当我第四个医疗组所乘专机半途折回南宁的同时，周总理曾致电王幼平大使，嘱咐两点：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这是周总理在四天之内，给王大使发的第二份署名指示电。周总理的判断和越方的措施正好吻合，指示及时、准确。王大使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感慨良多，他说：“我当大使近30年，周总理署名直接给我发电报，给我下指示，只有这两次。”
胡志明逝世后，越南领导人请中国医疗组暂时保密，不要离开主席府，不要同外面联系。直到9月4日，越方公布了胡主席逝世消息之后，我医疗组才迁出主席府，住进河内一军队招待所。
9月10日中午，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黎德寿和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黎文良在主席府接见我医疗组，他们热情赞扬了中国医生全心全意的忘我的工作态度，感谢中国同志的大力协助。接见时，黎德寿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给医疗组每个成员送了一份纪念品。晚上，黎德寿、黎文良来到医疗组住地设宴为医疗组送行。次日，越方派专机送我医疗组回国。
周恩来赴越吊唁
1969年9月4日零时，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约见外交部长阮维桢，通知他，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前来吊唁，副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团员是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和王幼平。代表团专机约于7时到达河内。阮维桢表示立刻报告中央。
2时许，阮维桢约见王大使，答复同意，但为难之意溢于言表：越方尚未做好吊唁准备；为长期保留胡主席遗体，现正对遗体进行处理，因此，代表团将不便瞻仰遗容。
王大使将越方答复和阮维桢的谈话报告中央后，即驱车去内排机场迎接代表团。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越南领导人是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和裴光造等。
专机7点钟没有到。一个半小时后，王大使建议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先回去。王大使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专机到达，遂和阮维桢、阮基石一起离开机场。在途中遇见我使馆汽车，车上同志报告王大使：“刚刚接到机场电话，总理已经到了。”王大使急忙调转车头去机场，路上遇到周总理的车子，看见周总理在车里向他招手，他随即与周总理一起到达宾馆。
代表团在空中收到使馆电报后，临时降落南宁，经研究后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因而比预计迟到两个小时。
对此，周总理向越南领导人解释说：“这一次来得很仓促，在途中接到阮维桢同志转告的越劳党中央关于国葬的布置，知道不能向胡主席的遗体告别，但因我们已经在余中，所以还是来了。根据主人的意见，8、9、10三天举行国丧，到时我们再派代表团来参加，我们这次先来吊唁。”
周总理下榻在河内范老五宾馆。范文同、武元甲首先来到宾馆，长征、黄国越、裴光造等领导人亦先后来到。范文同、武元甲见到周总理，失声恸哭。周总理含泪一一安慰。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整个大厅沉浸在悲痛之中。
下午3时，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由于灵堂没有布置好，中越双方先举行了会谈。吊唁仪式于5时举行。
灵堂临时设在主席府正厅。大厅高大，宽敞明亮，是胡主席接受使节国书、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这个灵堂是专为我代表团准备的，因为正式吊唁活动将在巴亭会堂举行。
周总理进入灵堂时，黎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依次和周总理拥抱。代表团在胡主席遗像前献了花圈。默哀后，周总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
晚上7时左右，越南领导人秘密地请周总理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了胡主席的遗容。这是惟一看到胡主席遗体的外国代表团。代表团于当晚8时离河内回国。
8日下午，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到达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副团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团员是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当晚，越南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到宾馆会见中国党政代表团。次日，代表团与其他31个外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隆重国葬。
胡主席逝世后，中国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当时越南正在打仗，外国舆论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异乎寻常的”，“是对处于最困难时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第八章唇亡齿寒颐年堂决策！临危受命彭帅抗美帝。
10月3日晚，越军部队开始向勒巴兵团展开攻击。激战一夜，法军伤亡400余人。勒巴感到大势不妙，便命令剩余人员丢弃重装备，全力向西突围。
此时已是拂晓时分，越军部队经彻夜战斗，有些疲劳，加之疏于警戒，未能组织有效的拦截，使勒巴兵团得以突出包围圈，逃进了东溪西南7公里处的谷社山地。
陈赓为失去一次歼敌良机而惋惜，然而木已成舟，只能尽力采取补救措施。他判断，勒巴兵团即为接应高平之敌南撤而来，不会就此退回七溪，一定要在谷社山地凭险固守，等待与高平之敌会合。这样，越军聚歼勒巴兵团的战机依然存在。
越军前指同意陈赓的分析，训令第308师等部队迅速向西追击，同时令有关地方部队和游击武装全力迟滞高平之敌南下。
10月5日，越军第308师、第209团等部队在谷社山地将勒巴兵团再次予以包围，并随即发起攻击，占领了外围制高点，将勒巴兵团压至几座孤立的石山之上。
谷社山地，地势险峻，溶洞众多，便于防守。勒巴兵团凭借溶洞、岩石等险要地物拼死顽抗。越军几次攻击均未奏效，伤亡较大。战斗陷入了僵持状态。法军总指挥部得知勒巴兵团再次被围的消息后，紧急采取了救援措施。令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轻装前进，迅速向勒巴兵团靠拢；令七溪部队组成那本兵团，在那本上校指挥下，再次北援。其作战意图是：以勒巴兵团固守谷社山地，以沙格东、那本两个兵团南北对进，构成对越军的反包围，内外夹击，打破越军包围圈，先使勒巴、沙格东两个兵团会合，然后在那本兵团接应下合兵南撤。为保证这一意图的实现，法国在东北边界战场投入了印支战区的大部分空军部队，整天狂轰滥炸，全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同时连续向勒巴兵团空投弹药、给养，并空降伞兵部队加强其防御力量。到10月6日，由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一路冲破越军地方部队的截击，到达谷社山地以北一公里处，与越军负责外围警戒的第209团部队进入交战。而七溪两度北上的那本兵团也从南面逐渐逼近了越军包围圈。战局骤然紧张。越军前指显得有些紧张。一位负责干部给陈赓打电话说：北上、南撤之敌即将会合，而勒巴兵团一时又很难消灭。现在越军部队经过连日苦战，已很疲劳，继续打下去恐怕坚持不住，所以想让部队撤出战斗。
陈赓很清楚，战役发展到目前这个程度，正是敌我双方进行最后一搏的关键时刻。谁能坚持住，谁就有可能获胜。如果越军此时撤出战斗，不仅会前功尽弃，后果也不堪设想。故而他回答说：尽管形势严峻，但敌人已是强弩之末。只要坚持下去，必定胜利。现在决不能姑息部队的情绪，而要动员部队克服困难，打出一股狠劲，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不惜任何代价夺取胜利。
陈赓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肯定。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陈赓，指出：先集中主力歼灭东溪西南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况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计划是正确的。除对东溪西南之敌须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外，并要将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之逃脱，还要对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部署。只要对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
毛泽东的指示，使陈赓对战役指挥更加胸有成竹。他冷静地分析了战局，认为虽然几股敌军已呈靠拢之势，但各部敌军又分别处于越军分割包围之中，这正是发挥越军野战特长聚歼敌重兵集团的大好时机，如果能在谷社山地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就会扭转越北战场的局势，为越军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当务之急是坚定越军的取胜信心，力争尽快消灭勒巴兵团，打破僵持局面，把握战役主动权。陈赓决定向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反映情况，争取他们的支持。
胡志明采纳陈赓意见
陈赓将毛泽东的电报及自己就战役指挥写成的一封信送给了胡志明。陈赓在信中坦率陈述了自己对战局的基本看法和对越军作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按既定计划坚决地打到底，即使不能一下吃掉敌军，也要围住敌军，逐步消耗、歼灭之。他要求对越军干部思想进行整顿，坚决克服游击习气，树立敢打硬仗、恶仗的信念。他还建议胡志明采取适当方式鼓励前方指战员，决不能让靶巴兵团与沙格东兵团会合。
胡志明看过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和陈赓的信之后，亲自干预战役指挥，立即命令越军前指集中第308师和第209团对勒巴兵团实施总攻。他又给前线官兵发出慰问电，要求全体官兵“不惜任何牺牲，坚决歼灭敌人。”并说，“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同时，他给陈赓回信，诚恳地说：“你的意见很使我们感动，已令他们照办。”
胡志明主席亲自下达命令，加之陈赓在电话中以严厉的语气提出了意见，对越军前指震动极大。陈赓与武元甲等领导干部诚恳交心并帮他们具体筹划了总攻部署。越军前指信心大增，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打赢这一仗。越军前指下达限时歼敌命令，限令部队务必在7日之前坚决歼灭勒巴兵团。
龟缩于谷社山地的勒巴兵团这时已处于惊慌失措状态之中。勒巴本人斗志尽失，只求尽快脱身。他在电台上向上司呼救说：“我们伤亡严重，再不来解救，今晚即会有悲剧发生。”他的上司无奈，只好令其设法突围。勒巴回答说：“满山遍野都是越盟军队，突不出去。你们还是快派飞机来把我们运走吧。”
但是，想跑已来不及了。6日晚，越军第308师等部队对勒巴兵团发起了总攻。战至7日清晨，侧后突击的部队占领了法军阵地中的制高点――“猫耳朵山”，并由上向下对敌发起猛攻，勒巴兵团立时乱作一团。越军部队趁势从四面八方展开向中心攻击，很快歼灭了敌军主力。勒巴率百余名残兵躲进石洞顽抗，不久也被消灭。勒巴连同他的参谋人员都做了俘虏。
在聚歼勒巴兵团的时候，高平南撤的沙格东兵团也突入了谷社山地。但毕竟晚到一步，不仅无法挽救勒巴兵团，自己也因此陷入了覆亡的境地。战局由此急转直下。陈赓立即向越军前指建议，命第209团负责搜剿残敌，令第308师迅速转向北面，投入歼灭沙格东兵团的战斗。同时以部分部队缠住那本兵团，待消灭了沙格东兵团后，主动挥师南下，消灭那本兵团。
越军前指完全接受陈赓的建议，并立即依此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命令。胡志明主席亲自给第308师写信说：“抗战以来，我军第一次在运动战中连续战斗几天，这是一次大考验……你们已经勇敢地完成了这次考验的十分之七。你们要努力消灭沙格东兵团。”
7日上午，士气正旺的第308师投入了围歼沙格东兵团的战斗。沙格东兵团自离开高平后，一路上遭到越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拦截、袭扰，早已精疲力竭。因此，聚歼沙格东兵团的战斗发展异常顺利。当天下午，越军即攻占沙格东的指挥所，活捉沙格东及其参谋人员。法军部队群龙无首，四处逃散。
谷社山之地战，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支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法军遭此沉重打击，惊恐不安。加尔庞吉埃下令边界据点的部队立即后撤河内、海防一线。10日，法军撤离七溪，扫荡太原地区的部队也于同日撤往河内。此后几天，边界地区的法军仓皇撤退，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越军部队乘胜前进，至10月底，相继解放了那岑、同登、谅山、禄平、安州，以及西北边境地区的老街、黄树皮等重要城镇。
边界战役结束后，越北根据地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气氛之中。这是越南抗法战争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共歼敌8000余人，解放了边界沿线的大部分重要城镇，将法军的势力范围推回到内地，越北根据地被封锁的状况因此得到根本改变，中越交通线从此畅通无阻。这一战果远远超出了战役的最初设想。
胡志明主席异常高兴。在越军总部举行的庆功宴会上，他向中国军事顾问一一敬酒感谢他们为边界战役胜利作出的贡献，并对陈赓说：“这一仗你们真是帮了大忙，你和中国同志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对你们的工作十分满意。”
胡志明敬酒妙语连珠
宴席间，欢声笑语，气氛热烈。胡志明精神矍铄，妙语连珠。他在和中国顾问王砚泉碰杯时，只喝了一半，突然把酒杯放了下来，神秘地说：“这杯酒我只喝一半，余下一半留给我夫人喝。”
王砚泉听后一愣，胡志明至今独身一人，人所共知，哪里来的夫人呀！一旁的陈赓明白了胡志明话中的奥秘，但佯作不解。见王砚泉接不上话，他马上说：“如此说来，胡主席应该罚酒。胡主席为革命终日操劳，但对自己的生活却不上心。在坐的都是党员，我建议现在通过一项党的决议，批评胡主席不注意个人生活，限他在3个月内找个夫人。否则就认罚两杯。”
此言一出，全场欢声雷动，中越干部齐声叫好。胡志明放声大笑，摆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很庄重地说：“党的决议我理应服从。只是也有一个建议，这个决议似乎应由妇女大会来做。如果今天开的是妇女大会，我服从决议，否则就难以从命了。”大家听后，笑声、欢呼声更大了。胡志明激动地说：“战役胜利了，同志们都尽了力。我愿和大家共饮一杯庆祝胜利。”
是啊，胜利了。越南抗法战争的局面终于打开了，陈赓和所有的中国顾问都为此而欢欣鼓舞，然而，胜利并不能说明越南人民军已经成熟。越军，特别是一些干部在战役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陈赓深感不安。对于越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军事顾问感触很深。有的顾问几次提建议不见成效，产生了急躁情绪，干脆自己下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结果因方法不对头，不但没有得到越军干部的理解，反而影响了彼此的关系。有的顾问感到实在不好工作，干脆向陈赓要求回国。
陈赓严厉批评了这些做法。他严肃地指出：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国内不同，完全照搬我们过去的工作方法是不行的。我们是顾问，任务是为越军干部出主意，而不是指挥部队。因此我们只能提建议，而不是下命令，最后的决心还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下。我们要正确认识越南人民军，既要清楚他们的缺点所在，又要看到他们所具备的优良素质。在工作中，要诚恳热情，认真负责，还要从其现状出发，循序渐进，谆谆诱导，帮助他们逐步克服缺点，最后建成真正过得硬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主席也在关心着越南人民军队的建设。边界战役后，毛泽东电示陈赓说：
越军大胜，甚慰。越军经此胜利，必能提高一步。越军还年轻，只有从今后多次作战中，才能逐步学会近战的各种技术和战术，你们应更好地帮助他们。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对战役结束后中国顾问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赓及时调整了工作重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帮助越军进行战役总结和建军等工作上。他认为，越军的当务之急，不在于扩编多少部队，而在于结合战役总结，整顿干部思想，克服自身缺点，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10月8日，陈赓与胡志明在布局圩作了一次深谈。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重点是交换了对建军问题的看法。第二天，胡志明派人给陈赓送来了一封信，要求陈赓将自己的意见整理成书面意见给他。陈赓接信后，立即写了一份题为《战役胜利后的工作意见》的书面建议，并与胡志明、武元甲会晤，具体讨论了《意见》中的各项内容。在这份书面意见中，陈赓提出了训练干部、整编部队的建议，还列举了轮训干部、紧缩机关、充实连队、统一主力部队编制、从实战中提拔干部、正确对待俘虏以及做好战场清理工作、对部队进行以战养战教育等内容。胡志明、武元甲接受了这些意见，同时委托陈赓代表越军前指在战役总结大会上作总结报告。
评述战役各个阶段
10月26日，越南人民军总部在南山兵工厂举行边界战役总结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陈赓的总结报告。为使越军干部能通过战役总结，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有一新的变化，陈赓在随行人员和军事顾问的帮助下，精心准备了报告内容。其所下功夫之精细，令许多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中国干部感到惊异，因为陈赓素以才思敏捷、思路清晰而著称，在国内工作时，经常准备一个简单的发言提纲，即开始和报告。像这种对报告内容再三斟酌的情况，实不多见。
27日，陈赓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大会讲台，开始作战役总结报告。在他手中拿的报告提纲上方，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国际主义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正是陈赓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
他首先阐明了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接着又结合战役过程，对战役的几个阶段一一作了客观的评述，然后从中引申出战役指挥的几个重要原则，对战役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作了分析。在此之后，陈赓又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作了科学的阐述。
报告的第三部分，标题为“几个领导问题”。陈赓以一个无产阶级国际战士的坦荡胸怀，对越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与批评，他谈到了官兵关系问题，谈到了部队纪律问题，谈到了提拔使用干部的方针问题，谈到了对部队进行爱国家、爱人民、爱护武器资财教育的问题，谈到了思想领导的问题，谈到了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问题，并针对越军的缺点，一一提出了纠正的措施，建议越军通过这次战役总结，制订改进措施，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打好思想和组织基础，以便迎接以后更艰巨的战斗任务。
在报告结束时，陈赓饱含深情地说：“边界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通往抗法战争胜利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但这并不能动摇我们夺取最后胜利的决心。中国革命也是历经坎坷才最后成功的。我相信，有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有越南人民的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军一定会逐渐壮大，百炼成钢，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一定胜利。”
这一报告，连续讲了4天，其内容在越军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准备报告时，有的中国顾问曾担心，这样把问题和盘端出，在越军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恐怕越军干部受不住。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尽管有的越军干部因受了批评而有些不高兴，可绝大多数越军干部反映良好。武元甲在会议结束时说：陈赓的意见既尖锐又中肯，非常深刻，包括总部在内的各级干部都要很好地予以领会、反省。胡志明则称赞陈赓的态度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布尔什维克工作风格”。他后来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已经打了两个胜仗，第一个胜仗是我们消灭了敌人并解放了高平、东溪和七溪；第二个胜仗是我们已经看清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越共中央高度重视陈赓的意见。在陈赓回国之后，越共中央根据陈赓的建议，在人民军中进行大规模的整军运动，并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将陈赓的意见一一付诸实施。可以说，陈赓的工作，为越军的发展勾画出了一幅切实可行的蓝图，使越军的成长壮大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战役总结大会之后，陈赓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回国。
越南军民深深依恋着这位中国卓越的军事家。他那敏锐而准确的判断能力，高超而娴熟的指挥艺术，坦诚而灵活的工作方法，坚定而果敢的原则立场，赢得了越军干部的由衷敬佩。越军干部反映，“陈赓同志既能指挥自己军队，还能指挥调动敌人。不仅会打仗，还精通建军工作，又能团结教育人，没有一点架子。这样的领导真是难得。”一些越军干部向中国顾问询问，“像陈赓大将（这是当时越军干部对陈赓的尊称）这样的将领，你们中国还有几位？能不能让他就留在越南指挥我们打仗。”
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也对陈赓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多次诚恳挽留陈赓继续在越南工作。然而，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开始，中共中央决定陈赓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入朝参战。因此，陈赓按既定计划于11月1日离开南山，启程回国。武元甲、陈登宁等越军高级将领远送十余里，与陈赓依依惜别。
山青青，水碧碧。战后的越北根据地又恢复了和平的安宁。荒芜的土地上又出现了耕作的人群，战火毁坏的城镇上又升起了缕缕炊烟。陈赓一行又过广渊，过去的房东热情地拿出水酒、水果，来送别这些为越南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中国同志。
水口关到了，像是要为陈赓洗却满身的征尘，天空飘起蒙蒙细雨。陈赓伫足关前，再一次回首眺望越南，眺望这片他为之工作、战斗近4个月的土地。连绵的群山已笼罩在稠密的雨幕中，此时此刻，陈赓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
三辆汽车疾驶而至。陈赓与送行的越南干部挥手告别，登上广西军区迎接他回国的汽车，重新回到祖国的土地。
胡志明的遗憾
1969年9月2日9时47分，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主席离开了哺育他的土地，去见了他的老师马克思。
他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走的。他还有他未竟的事业，他还要再与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深谈，他还要去看一看钓鱼台内他亲手种植的松树……
胡志明逝世这一天恰逢越南国庆日。越领导人深知胡主席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把越南人民的“断肠日”和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和共和国缔造者忌日的纪念活动将不好安排。
9月2日16时45分，越南外交部长阮维桢告知王幼平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为了免使越南人民过分受刺激，同时今天又是越南的国庆日，决定将胡主席的逝世时间公布为9月3日。”
胡志明的葬礼，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由他代表毛泽东先于9月4日去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8日，再由李先念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葬礼。
毛泽东60年代以来，没有再出过国，这是因为多方面的考虑。如果是在50年代，毛泽东一定会出现在这位老朋友的追悼会上的。现在这种安排，应该说是最好的方案了。
午夜，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不知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手有点发抖，以至于他写得最熟练的“毛泽东”三个字都有点异样。
签完这份报告，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他站在桌前，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了一团浓浓的烟雾，他的思绪也飞得很远很远……
他按响了叫秘书的电铃。
秘书进来了。他指指桌上的报告，说：“马上送总理。”
秘书拿起报告，正要离去，又听毛泽东说：“再去给我找一张胡志明的照片来。”
秘书答应着往外走，出门时回头看见毛泽东脸上淌着泪水……
第一个医疗组
越南在胡志明逝世的讣告中宣布：“在胡志明主席患病期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日夜守护着他，并委托一个由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每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主席的病医治好。但是由于他年事很高，病情严重，胡志明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也许读者对上述那个“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未多加留意，或许认为那一定是由越南教授、医生组成的小组。其实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派出的医疗组。中国的第一流医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下，为挽救胡主席的生命竭尽了一切可能。
胡志明主席晚年身体不好。应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国经常派医生去河内给他治病。为了保密，在联系中称胡志明主席为“丁老”。中央十分重视，不仅选派第一流医生，而且在每次医疗组出发前，周总理在百忙中总是接见他们，再三叮嘱。
1969年春，胡主席的病情加重，中国立即派出张孝骞（心脏病专家）、孙震环（中医专家）、黄挽（心脏病专家）等中西医专家和翻译张德维组成的医疗组。经过中越两国医务人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主席的身体明显好转。不久，医疗组回国休整，6月30日又返回越南；并向王幼平大使汇报医疗组离京时周总理的交代：“如胡主席的身体状况能稳定，我医疗组可在适当时机告退，需要时再来。医疗组要确实掌握病情，及时向王大使汇报，由大使报中央决定。”
8月2日，医疗组向王大使汇报：胡主席精神很好，食欲转佳，体重也有增加，各方面都见好转。医疗组认为，可以告退，并由使馆报请中央同意。但8月15日胡主席突患感冒。王大使决定，医疗组推迟撤回，密切注视胡主席的病情变化。
胡志明停止呼吸
8月23日晚，胡主席病危，心脏病和支气管炎突然加重，嗓子里的痰咳不出来，憋得喘不过气来，出现休克。于是，使馆立即处于紧急状态：安排外线电话，直通北京，电话、电传24小时值班，大使和许多馆员通宵未眠。
24日8时许，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黎文良在主席府紧急约见王大使，通报胡主席病情，要求中国党增派医生。
25日8时，中国派专机送来了第二个医疗组，他们是李邦琦、王叔成、岳美中大夫和护士王西明。从越方提出要求，到医疗组到达，仅仅24小时。上午11时，黎文良约见王大使，转交了胡主席给周总理的电报，大意是：医生已到，请报告毛主席放心。
26日，王大使约见黎文良，转达我党中央的复电，大意是，接电感到宽慰，望胡主席安心养病。并告越方，我送急救组（即第三个医疗组）的专机已经起航，共5人，他们是：陶寿洪、胡旭东大夫，麻醉师高日新，化验员刘占利，护士孔繁英。专机抵河内后，急救组直奔主席府，立即投入紧张工作。
27日，胡主席病情继续恶化。急救组和其他医疗组会诊后，主张给胡主席输液。然而，这个很普通的医疗意见，即使越南领导人感到为难，一是因为病人已极度虚弱，担心输液发生意外；二是胡主席一生虽经历过多少次枪林弹雨，但却怕打针。政治局在病榻之侧召开会议，通过了输液的决定。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孔繁英。孔繁英正要进针，病人突然睁开眼睛，问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拿针，并同她开玩笑。孔繁英一边笑着答话，一边就势插针。病人一皱眉，成功了！在场的越南党政军要人松了一口气，一一过来同她握手，祝贺成功，称赞她技术过硬。
31日，我中央又派著名医生专家吴阶平大夫，并由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梁枫陪同，乘专机来河内送急救药品，了解胡主席病情。出发前，周总理指示他们当天返京，晚上他要听取汇报。就在这天晚上，胡主席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9月1日夜间胡主席的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医生人员全力以赴，一刻也不能离开病人。使馆与医疗组联系中断。王大使无从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心里十分焦急，不断询问使馆值班室和礼宾秘书组。鉴于一国元首病危时，该国领导人守护在侧，一个外国使节在场有所不便的常理，周总理曾电嘱王幼平大使，在胡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当晚，在范文同总理举行的越南国庆24周年招待会上，王大使才从越南领导人那里仅了解到胡主席病情严重。招待会结束后，直到午夜，仍没有等到医疗组的消息。使馆却报国内，胡主席病情不见好转。
9月2日凌晨6时，王大使紧急约见黎文良。通知他，我国又增派了一个急救组（即第四个医疗组），专机已从北京起飞，约于9时抵达河内。大使回到使馆不久，张德维从主席府打来电话，只讲了一句话：“不行了，医疗组不要来了。”使馆立即将这一噩耗报告中央。当我专机接到命令时，已飞越中越边境，再过20分钟就可到达河内。机组通过无线电告诉河内机场指挥塔，因“天气不好”，折返我国南宁。
9月4日下午，中共代表团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周总理提到了这件事：“31日，我们派吴大夫和梁枫同志来送药和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叫他们当晚赶回北京汇报。因天气关系，他们1日晨才到北京。我亲自听取汇报后又找有关同志讨论了5个多小时。我觉得已经很难见到胡主席了，但仍然决定再派吴大夫和梁枫以及一些医生携带药品、器材前去抢救，他们正在路上，不幸胡主席已经去世了。”
胡主席停止呼吸后，中国医生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希望，继续作人工呼吸，一直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9点47分，黎笋下令停止抢救。12名中国医护人员列队向胡主席鞠躬致哀，失声痛哭，然后含泪退出。越南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我医护人员一一握手致谢。
这天上午，当我第四个医疗组所乘专机半途折回南宁的同时，周总理曾致电王幼平大使，嘱咐两点：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这是周总理在四天之内，给王大使发的第二份署名指示电。周总理的判断和越方的措施正好吻合，指示及时、准确。王大使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感慨良多，他说：“我当大使近30年，周总理署名直接给我发电报，给我下指示，只有这两次。”
胡志明逝世后，越南领导人请中国医疗组暂时保密，不要离开主席府，不要同外面联系。直到9月4日，越方公布了胡主席逝世消息之后，我医疗组才迁出主席府，住进河内一军队招待所。
9月10日中午，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黎德寿和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黎文良在主席府接见我医疗组，他们热情赞扬了中国医生全心全意的忘我的工作态度，感谢中国同志的大力协助。接见时，黎德寿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给医疗组每个成员送了一份纪念品。晚上，黎德寿、黎文良来到医疗组住地设宴为医疗组送行。次日，越方派专机送我医疗组回国。
周恩来赴越吊唁
1969年9月4日零时，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约见外交部长阮维桢，通知他，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前来吊唁，副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团员是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和王幼平。代表团专机约于7时到达河内。阮维桢表示立刻报告中央。
2时许，阮维桢约见王大使，答复同意，但为难之意溢于言表：越方尚未做好吊唁准备；为长期保留胡主席遗体，现正对遗体进行处理，因此，代表团将不便瞻仰遗容。
王大使将越方答复和阮维桢的谈话报告中央后，即驱车去内排机场迎接代表团。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越南领导人是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和裴光造等。
专机7点钟没有到。一个半小时后，王大使建议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先回去。王大使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专机到达，遂和阮维桢、阮基石一起离开机场。在途中遇见我使馆汽车，车上同志报告王大使：“刚刚接到机场电话，总理已经到了。”王大使急忙调转车头去机场，路上遇到周总理的车子，看见周总理在车里向他招手，他随即与周总理一起到达宾馆。
代表团在空中收到使馆电报后，临时降落南宁，经研究后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因而比预计迟到两个小时。
对此，周总理向越南领导人解释说：“这一次来得很仓促，在途中接到阮维桢同志转告的越劳党中央关于国葬的布置，知道不能向胡主席的遗体告别，但因我们已经在余中，所以还是来了。根据主人的意见，8、9、10三天举行国丧，到时我们再派代表团来参加，我们这次先来吊唁。”
周总理下榻在河内范老五宾馆。范文同、武元甲首先来到宾馆，长征、黄国越、裴光造等领导人亦先后来到。范文同、武元甲见到周总理，失声恸哭。周总理含泪一一安慰。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整个大厅沉浸在悲痛之中。
下午3时，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由于灵堂没有布置好，中越双方先举行了会谈。吊唁仪式于5时举行。
灵堂临时设在主席府正厅。大厅高大，宽敞明亮，是胡主席接受使节国书、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这个灵堂是专为我代表团准备的，因为正式吊唁活动将在巴亭会堂举行。
周总理进入灵堂时，黎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依次和周总理拥抱。代表团在胡主席遗像前献了花圈。默哀后，周总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
晚上7时左右，越南领导人秘密地请周总理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了胡主席的遗容。这是惟一看到胡主席遗体的外国代表团。代表团于当晚8时离河内回国。
8日下午，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到达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副团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团员是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当晚，越南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到宾馆会见中国党政代表团。次日，代表团与其他31个外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隆重国葬。
胡主席逝世后，中国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当时越南正在打仗，外国舆论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异乎寻常的”，“是对处于最困难时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第八章唇亡齿寒颐年堂决策！临危受命彭帅抗美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