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勤政殿决胜千里！紫光阁活佛洗尘(2)
为了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早日进行谈判，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按照预定计划，进藏部队分南北两线作战。北线集中4个团的兵力，由邓柯一线渡过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分头向昌都攻击前进；其中1个团协同由玉树南下的青海骑兵支队，向昌都以西实行千里迂回。战士们昌着冰雪严寒，翻山越岭，不顾空气稀薄、饥饿掉队，以连续数十小时的急行军，进至昌都西北要隘类乌齐，继以骑兵向南疾驰，先敌一步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撤退路。南线解放军2个团由康西巴安渡过金沙江，迅速攻克盐井、宁静，直出邦达、八宿，堵住藏军南逃察隅之路。
人民解放军神勇渡江的消息，使昌都城陷入一片混乱。在寒冷的昂曲河边，法号呜咽，鼓钹齐鸣。这一片喧嚣混乱的局面，在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噶伦心头激起阵阵悲怆。他受命到昌都之前，就曾主张去找解放军谈判，却并不为噶厦所接受；他不得不于8月29日赶到昌都赴任，先是巡查江防、考察民情，再次向噶厦建议：“藏汉双方最好和平解决”，藏军“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但是，噶厦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使他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
10月12日，藏军第9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部400人在昌都以南的宁静宣布起义。消息传来，如雪崩一般动摇了昌都藏军的军心。眼见解放军已形成钳击昌都的态势，类乌齐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骑兵，早就不愿抵抗的阿沛总管决定弃城，率藏军4个代本和总署机关、卫队于19日退出昌都，向恩达撤退。当发现西撤拉萨之路已被解放军切断时，藏军急忙改道向南，又被抢先抵达宗驿山的解放军截断退路。20日，阿沛？阿旺晋美噶伦毅然宣布起义，命令所部2700余名官兵停止抵抗，向解放军投诚。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包括争取起义）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2/3，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昌都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势力企图以武力顽抗的迷梦，加速了西藏上层集团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达赖喇嘛亲政与迁徙亚东
昌都之战给西藏上层集团以强烈的震撼，同时在印度洋、大西洋彼岸掀起一阵轩然大波。10月28日，印度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竟称：“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可叹的”；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也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是“侵略”，“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纽约时报》则发表社论，敦促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中国政府严正驳斥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在中国驻印大使关于同印度外交部次长谈西藏问题的报告上，毛泽东笔走龙蛇地写了如下批语：“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经讨论，搁置了受美国指使提交的所谓对“入侵”西藏问题“采取适当步骤”的提案……
在雪域拉萨，戒备森严的布达拉宫笼罩着紧张而恐惧的气氛。噶厦官员和三大寺堪布紧急开会研究对策，亲帝派分离主义分子坚持让滞留印度的夏格巴与我驻印使馆周旋拖延，并敦请印度政府出面干涉；同时，策划挟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噶伦然巴和以三大寺为代表的亲祖国派坚决反对这种继续分裂的行径，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双方激烈论争，相持不下，只好决定请乃穷、噶东两寺的神汉来占卜凶吉，指点迷津。两寺的护法神汉被迎请到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神殿，手舞足蹈轮流跳演了好一个时辰，也说不清是和是战，由谁来掌管政教大权。众官员面面相觑，神色沮丧，急忙声称此系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务请神明睁开慧眼，给以明示。几经折腾之后，噶东神汉突然跪倒在达赖喇嘛座前，口称“只有佛爷亲自掌权，才能禳解灾难，维持政教昌隆。”摄政达扎无奈提出辞职。
11月17日（藏历十月八日），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登嘉措举行了亲政典礼。在1950年这个多事之秋，时年17岁的达赖喇嘛接受了全藏的政教事务大权。他首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示他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甚感痛心，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他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这时，昌都总管署派特使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长驱1000多公里，送来阿沛？阿旺晋美等40位官员联名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件。信中详细禀报了藏军官兵投诚后受到解放军良好礼遇，指出目前汉藏和谈是个时机，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等等。可是，噶厦大员却不愿相信昌都发生的事实，他们一面派遣两名四品官去昌都，和阿沛一道同解放军指挥官试探谈判；一面和三大寺代表秘密开会，在神前打卦抽签，竟决定达赖喇嘛不宜久居拉萨，而应出走印度，投靠英国和美国的朋友，以保证西藏政教不致衰败。刚刚亲政的达赖不得不听凭大活佛和大贵族的摆布，于藏历十一月十一日凌晨2时，换上普通人服装，秘密离开了布达拉宫。达赖一行30多名官员在300多名藏军护卫下，于风雪交加之夜沿拉萨河谷向南疾行，一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含辛茹苦抵达藏南重镇亚东。不料原来承诺接待达赖喇嘛的印度政府，却慑于中国政府的警告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不敢明目张胆地策应达赖出逃，只同意达赖作为难民去印度避难。局势的遽然演变，使达赖一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1951年1月，转眼又是一个春天。滞留亚东的噶厦在喜马拉雅山下的边境小镇东噶召集官员会议，由夏格巴讲述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转达的英、美等国的意见，均表示当前形势下难以为西藏政府提供实际援助。曾几何时，这些“友好国家”一味鼓动噶厦挟武力顽抗，此刻却不约而同地声称“看来西藏政府能过和平谈判是上策”，令噶厦官员们大失所望。西方朋友终归靠不住，武装力量又无法进行抵抗，官员会议经反复权衡利弊，总算认请时势，决定派阿沛和从拉萨前往的两名官员去北京谈判，同时由亚东增派两名代表取道印度赴京。这是自1949年“驱汉事件”以来，噶厦政府作出的最为明智的决定。
1月18日，亚东方面派员往新德里面见袁仲贤大使，送交达赖喇嘛及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大使的信件、哈达和礼品，通报了亚东增派代表的情况，并请向毛主席转呈西藏方面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对于西藏地方政府态度的积极转变，中央于19日复电指出：“欢迎达赖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告袁仲贤“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中央并指出，应劝达赖喇嘛不要离开西藏，如果离开了，不仅有碍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达赖也将失去原来在西藏的地位。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袁大使的复信，尤为毛主席祝贺他亲政甚感欣慰，这表示中央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地位的承认，使其取得行使职权的合法手续。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又重新拟定了谈判方案，以期谈判取得成功。
喜马拉雅的皑皑冰峰上，阴霾开始散去。
千年封冻的雪域之乡，终于承受到春风的吹拂……
融入祖国的怀抱
北京――拉萨，系着中华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祖国大家庭的团圆近在咫尺，而地缘上的距离在没有通航的当时条件下，却显得那样遥远。
1951年2月，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为全权代表，由亚东经印度转道进京。3月17日，阿沛一行3人在数千军民的夹道欢送下离开昌都，信马由缰地踏上了万里行程。经甘孜、过雅安，历时一个月，于4月16日到达重庆，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的接见。稍事休息后，代表团成员乘飞机经西安赴京，后因北京连日风大，临时安排在西安换乘火车，于4月22日傍晚抵达北京。在北京车站，阿沛等西藏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热烈迎接。鲜花、儿童的簇拥和中央领导人的亲切问候，使刚刚踏上北京陌生土地的西藏代表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和浓浓的春意。4月26日，北京又迎来了从亚东取道印度飞香港、再转广州北上的西藏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达旦及随行的翻译。至此，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已汇聚北京。
在达赖喇嘛已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的情况下，为了有助于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中央还同时邀请班禅额尔德尼从青海来京，以便就近协调西藏地方内部各派关系问题。4月27日晚，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偕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一行45人，经由西安乘飞机到达北京。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举行第一次谈判，讨论洽谈的程序和步骤等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为李维汉，全权代表为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李维汉开篇头句话就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5月1日，中央邀请西藏代表团全体人员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阿沛和班禅登上天安门城楼友好见面，并一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5月2日，谈判继续进行，集中商谈西藏方面顾虑最大的解放军入藏问题。李维汉首先阐述了为保卫国防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而必须进军的道理，指出清代的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并早有先例，这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又不欢迎强有力的解放军去保卫国防，岂不是一个矛盾！西藏代表表示承认上述矛盾，请中央确定进军人数、时间、路线、驻防地等，以便向噶厦汇报。
5月7日第三次谈判，中央代表明确表示：进藏的部队是一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拉萨只驻少量部队，藏军的改编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届时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加以照顾。西藏代表对此表示满意，进而就中央关于和谈的“十条公约”提出一些疑问，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条，与西藏现行制度和达赖地位不予变更这一条，精神是否一致？关于改革西藏旧有制度一条，可否改为先由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再和人民商量”，等等。
5月10日，举行第四次谈判。中央代表发言，详细解释中央的民族政策，强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基本政策，而西藏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情况决定的。假使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动，那由你们自己去作。中央指的是可以不变更。所以，这两条并不冲突。西藏代表听过解释后，表示对“十条公约”再无其他意见。
和谈一开始，双方代表就把主要不同观点摆在桌面上，开诚布公，反复协商，努力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契合点。接下来谈判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问题。“天上有太阳、月亮，地上有达赖、班禅。”藏族的这个民谚，反映了班禅在西藏地方仅次于达赖的崇高地位。可是，由于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历史裂痕尚未弥合，噶厦政府并不承认十世班禅灵童的合法地位。西藏代表提出，和谈是讨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为此，整整一个星期，谈判陷入僵局。
当时遍查各种历史封册，确无有关十世班禅的文本。李维汉即着令有关部门迅速搞清班禅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几经查询，班禅堪布厅的官员出示了前国民政府李宗仁代表总统1949年6月3日在广州颁布的册封：“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宿，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据查，当时国民政府虽自顾不暇，还是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这一纸封文，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5月16日举行第五次谈判，中央代表摆出十世班禅受前中央政府正式册封的事实，西藏代表不能不表示承认。次日，阿沛等5位代表接受李维汉的建议，前往畅观楼拜见了时年只有14岁的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并尊当地习俗毕恭毕敬地行了大礼。5月19日举行最后一次谈判，中央代表说明了协议中列入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西藏代表表示同意。至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全部有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经过二十多天和谈双方的共同努力和诚恳协商，5月23日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24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亲切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毛泽东发表讲话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都得到发展和进步。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原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原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这个协议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正确地回答了西藏历史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的签订，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取道香港、印度到亚东，会晤了达赖喇嘛，向他面交了协议的抄本和毛泽东的亲笔信，并详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经嘎厦召集全体僧俗官员及三大寺代表讨论了协议内容，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
为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进藏部队沿途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习俗，一路翻越丹达山、冷拉山等十余座终年积雪的大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数十条湍急河流，穿过大片原始森林、沼泽，战胜严寒缺氧等重重困难，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历史壮举。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策划西藏独立的迷梦，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事业，使西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雪域西藏，迎来了融入祖国大家庭怀抱的第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达赖与班禅的历史积怨
班禅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在后藏地区拥有广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代雍正、乾隆以来，一直归清朝政府驻藏大臣直接领导，与达赖的西藏的地方政府“噶厦”处于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后，清廷驻藏大臣撤销，噶厦乘机强迫扎什伦布服从达赖的统治。1914年噶厦政府在日喀则增设了后藏总管2人，总管后藏的16个县及班禅所辖的4个县和30多个相当于县的封建庄园。此后噶厦不断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所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致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为避不测，被迫于1923年11月，率领少数随从，逃出西藏，转入内地。
九世班禅到达内地后，正逢南北军阀混战，国家一时无力解决西藏问题。他艰辛地在内蒙古、东北和华北等地过着流浪生活。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达赖派代表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1929年3月，九世班禅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批准，也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之后，国民党政府两次邀请九世班禅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商讨西藏问题和班禅返藏事宣，同时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传广慧大师”，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
九世班禅担任西陲宣化使后，即派代表去拉萨交涉返藏之事。但是，当九世班禅准备返藏，于1936年12月行抵青海玉树后，受到噶厦派来代表的阻拦。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已无暇顾及处理西藏问题，因此指示九世班禅行辕和护送专使行署，考虑停止入藏。九世班禅回藏被阻后，即染重病，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九世班禅自1923年逃亡内地以来，在祖国各地流浪了15年，最后客死他乡，终未实现其返回西藏的夙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矛盾和积怨进一步加深。
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按宗教程序，在青海循化县温都乡一藏胞家中，找到4岁的灵童官保慈丹，并接到青海塔尔寺作为九世班禅化身供养。1949年6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命令，特准灵童官保慈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8月10日，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完成了法律上认定的程序。
班禅与达赖积怨冰释握手言欢
人民解放军神勇渡江的消息，使昌都城陷入一片混乱。在寒冷的昂曲河边，法号呜咽，鼓钹齐鸣。这一片喧嚣混乱的局面，在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噶伦心头激起阵阵悲怆。他受命到昌都之前，就曾主张去找解放军谈判，却并不为噶厦所接受；他不得不于8月29日赶到昌都赴任，先是巡查江防、考察民情，再次向噶厦建议：“藏汉双方最好和平解决”，藏军“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但是，噶厦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使他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
10月12日，藏军第9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部400人在昌都以南的宁静宣布起义。消息传来，如雪崩一般动摇了昌都藏军的军心。眼见解放军已形成钳击昌都的态势，类乌齐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骑兵，早就不愿抵抗的阿沛总管决定弃城，率藏军4个代本和总署机关、卫队于19日退出昌都，向恩达撤退。当发现西撤拉萨之路已被解放军切断时，藏军急忙改道向南，又被抢先抵达宗驿山的解放军截断退路。20日，阿沛？阿旺晋美噶伦毅然宣布起义，命令所部2700余名官兵停止抵抗，向解放军投诚。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包括争取起义）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2/3，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昌都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势力企图以武力顽抗的迷梦，加速了西藏上层集团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达赖喇嘛亲政与迁徙亚东
昌都之战给西藏上层集团以强烈的震撼，同时在印度洋、大西洋彼岸掀起一阵轩然大波。10月28日，印度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竟称：“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可叹的”；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也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是“侵略”，“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纽约时报》则发表社论，敦促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中国政府严正驳斥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在中国驻印大使关于同印度外交部次长谈西藏问题的报告上，毛泽东笔走龙蛇地写了如下批语：“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经讨论，搁置了受美国指使提交的所谓对“入侵”西藏问题“采取适当步骤”的提案……
在雪域拉萨，戒备森严的布达拉宫笼罩着紧张而恐惧的气氛。噶厦官员和三大寺堪布紧急开会研究对策，亲帝派分离主义分子坚持让滞留印度的夏格巴与我驻印使馆周旋拖延，并敦请印度政府出面干涉；同时，策划挟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噶伦然巴和以三大寺为代表的亲祖国派坚决反对这种继续分裂的行径，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双方激烈论争，相持不下，只好决定请乃穷、噶东两寺的神汉来占卜凶吉，指点迷津。两寺的护法神汉被迎请到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神殿，手舞足蹈轮流跳演了好一个时辰，也说不清是和是战，由谁来掌管政教大权。众官员面面相觑，神色沮丧，急忙声称此系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务请神明睁开慧眼，给以明示。几经折腾之后，噶东神汉突然跪倒在达赖喇嘛座前，口称“只有佛爷亲自掌权，才能禳解灾难，维持政教昌隆。”摄政达扎无奈提出辞职。
11月17日（藏历十月八日），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登嘉措举行了亲政典礼。在1950年这个多事之秋，时年17岁的达赖喇嘛接受了全藏的政教事务大权。他首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示他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甚感痛心，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他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这时，昌都总管署派特使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长驱1000多公里，送来阿沛？阿旺晋美等40位官员联名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件。信中详细禀报了藏军官兵投诚后受到解放军良好礼遇，指出目前汉藏和谈是个时机，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等等。可是，噶厦大员却不愿相信昌都发生的事实，他们一面派遣两名四品官去昌都，和阿沛一道同解放军指挥官试探谈判；一面和三大寺代表秘密开会，在神前打卦抽签，竟决定达赖喇嘛不宜久居拉萨，而应出走印度，投靠英国和美国的朋友，以保证西藏政教不致衰败。刚刚亲政的达赖不得不听凭大活佛和大贵族的摆布，于藏历十一月十一日凌晨2时，换上普通人服装，秘密离开了布达拉宫。达赖一行30多名官员在300多名藏军护卫下，于风雪交加之夜沿拉萨河谷向南疾行，一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含辛茹苦抵达藏南重镇亚东。不料原来承诺接待达赖喇嘛的印度政府，却慑于中国政府的警告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不敢明目张胆地策应达赖出逃，只同意达赖作为难民去印度避难。局势的遽然演变，使达赖一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1951年1月，转眼又是一个春天。滞留亚东的噶厦在喜马拉雅山下的边境小镇东噶召集官员会议，由夏格巴讲述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转达的英、美等国的意见，均表示当前形势下难以为西藏政府提供实际援助。曾几何时，这些“友好国家”一味鼓动噶厦挟武力顽抗，此刻却不约而同地声称“看来西藏政府能过和平谈判是上策”，令噶厦官员们大失所望。西方朋友终归靠不住，武装力量又无法进行抵抗，官员会议经反复权衡利弊，总算认请时势，决定派阿沛和从拉萨前往的两名官员去北京谈判，同时由亚东增派两名代表取道印度赴京。这是自1949年“驱汉事件”以来，噶厦政府作出的最为明智的决定。
1月18日，亚东方面派员往新德里面见袁仲贤大使，送交达赖喇嘛及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大使的信件、哈达和礼品，通报了亚东增派代表的情况，并请向毛主席转呈西藏方面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对于西藏地方政府态度的积极转变，中央于19日复电指出：“欢迎达赖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告袁仲贤“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中央并指出，应劝达赖喇嘛不要离开西藏，如果离开了，不仅有碍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达赖也将失去原来在西藏的地位。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袁大使的复信，尤为毛主席祝贺他亲政甚感欣慰，这表示中央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地位的承认，使其取得行使职权的合法手续。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又重新拟定了谈判方案，以期谈判取得成功。
喜马拉雅的皑皑冰峰上，阴霾开始散去。
千年封冻的雪域之乡，终于承受到春风的吹拂……
融入祖国的怀抱
北京――拉萨，系着中华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祖国大家庭的团圆近在咫尺，而地缘上的距离在没有通航的当时条件下，却显得那样遥远。
1951年2月，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为全权代表，由亚东经印度转道进京。3月17日，阿沛一行3人在数千军民的夹道欢送下离开昌都，信马由缰地踏上了万里行程。经甘孜、过雅安，历时一个月，于4月16日到达重庆，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的接见。稍事休息后，代表团成员乘飞机经西安赴京，后因北京连日风大，临时安排在西安换乘火车，于4月22日傍晚抵达北京。在北京车站，阿沛等西藏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热烈迎接。鲜花、儿童的簇拥和中央领导人的亲切问候，使刚刚踏上北京陌生土地的西藏代表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和浓浓的春意。4月26日，北京又迎来了从亚东取道印度飞香港、再转广州北上的西藏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达旦及随行的翻译。至此，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已汇聚北京。
在达赖喇嘛已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的情况下，为了有助于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中央还同时邀请班禅额尔德尼从青海来京，以便就近协调西藏地方内部各派关系问题。4月27日晚，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偕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一行45人，经由西安乘飞机到达北京。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举行第一次谈判，讨论洽谈的程序和步骤等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为李维汉，全权代表为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李维汉开篇头句话就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5月1日，中央邀请西藏代表团全体人员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阿沛和班禅登上天安门城楼友好见面，并一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5月2日，谈判继续进行，集中商谈西藏方面顾虑最大的解放军入藏问题。李维汉首先阐述了为保卫国防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而必须进军的道理，指出清代的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并早有先例，这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又不欢迎强有力的解放军去保卫国防，岂不是一个矛盾！西藏代表表示承认上述矛盾，请中央确定进军人数、时间、路线、驻防地等，以便向噶厦汇报。
5月7日第三次谈判，中央代表明确表示：进藏的部队是一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拉萨只驻少量部队，藏军的改编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届时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加以照顾。西藏代表对此表示满意，进而就中央关于和谈的“十条公约”提出一些疑问，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条，与西藏现行制度和达赖地位不予变更这一条，精神是否一致？关于改革西藏旧有制度一条，可否改为先由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再和人民商量”，等等。
5月10日，举行第四次谈判。中央代表发言，详细解释中央的民族政策，强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基本政策，而西藏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情况决定的。假使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动，那由你们自己去作。中央指的是可以不变更。所以，这两条并不冲突。西藏代表听过解释后，表示对“十条公约”再无其他意见。
和谈一开始，双方代表就把主要不同观点摆在桌面上，开诚布公，反复协商，努力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契合点。接下来谈判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问题。“天上有太阳、月亮，地上有达赖、班禅。”藏族的这个民谚，反映了班禅在西藏地方仅次于达赖的崇高地位。可是，由于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历史裂痕尚未弥合，噶厦政府并不承认十世班禅灵童的合法地位。西藏代表提出，和谈是讨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为此，整整一个星期，谈判陷入僵局。
当时遍查各种历史封册，确无有关十世班禅的文本。李维汉即着令有关部门迅速搞清班禅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几经查询，班禅堪布厅的官员出示了前国民政府李宗仁代表总统1949年6月3日在广州颁布的册封：“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宿，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据查，当时国民政府虽自顾不暇，还是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这一纸封文，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5月16日举行第五次谈判，中央代表摆出十世班禅受前中央政府正式册封的事实，西藏代表不能不表示承认。次日，阿沛等5位代表接受李维汉的建议，前往畅观楼拜见了时年只有14岁的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并尊当地习俗毕恭毕敬地行了大礼。5月19日举行最后一次谈判，中央代表说明了协议中列入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西藏代表表示同意。至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全部有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经过二十多天和谈双方的共同努力和诚恳协商，5月23日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24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亲切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毛泽东发表讲话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都得到发展和进步。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原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原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这个协议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正确地回答了西藏历史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的签订，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取道香港、印度到亚东，会晤了达赖喇嘛，向他面交了协议的抄本和毛泽东的亲笔信，并详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经嘎厦召集全体僧俗官员及三大寺代表讨论了协议内容，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
为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进藏部队沿途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习俗，一路翻越丹达山、冷拉山等十余座终年积雪的大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数十条湍急河流，穿过大片原始森林、沼泽，战胜严寒缺氧等重重困难，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历史壮举。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策划西藏独立的迷梦，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事业，使西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雪域西藏，迎来了融入祖国大家庭怀抱的第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达赖与班禅的历史积怨
班禅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在后藏地区拥有广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代雍正、乾隆以来，一直归清朝政府驻藏大臣直接领导，与达赖的西藏的地方政府“噶厦”处于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后，清廷驻藏大臣撤销，噶厦乘机强迫扎什伦布服从达赖的统治。1914年噶厦政府在日喀则增设了后藏总管2人，总管后藏的16个县及班禅所辖的4个县和30多个相当于县的封建庄园。此后噶厦不断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所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致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为避不测，被迫于1923年11月，率领少数随从，逃出西藏，转入内地。
九世班禅到达内地后，正逢南北军阀混战，国家一时无力解决西藏问题。他艰辛地在内蒙古、东北和华北等地过着流浪生活。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达赖派代表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1929年3月，九世班禅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批准，也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之后，国民党政府两次邀请九世班禅到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商讨西藏问题和班禅返藏事宣，同时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传广慧大师”，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
九世班禅担任西陲宣化使后，即派代表去拉萨交涉返藏之事。但是，当九世班禅准备返藏，于1936年12月行抵青海玉树后，受到噶厦派来代表的阻拦。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已无暇顾及处理西藏问题，因此指示九世班禅行辕和护送专使行署，考虑停止入藏。九世班禅回藏被阻后，即染重病，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圆寂。九世班禅自1923年逃亡内地以来，在祖国各地流浪了15年，最后客死他乡，终未实现其返回西藏的夙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矛盾和积怨进一步加深。
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按宗教程序，在青海循化县温都乡一藏胞家中，找到4岁的灵童官保慈丹，并接到青海塔尔寺作为九世班禅化身供养。1949年6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命令，特准灵童官保慈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8月10日，十世班禅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完成了法律上认定的程序。
班禅与达赖积怨冰释握手言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