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勤政殿决胜千里！紫光阁活佛洗尘(11)
坐在另一边的周总理看出李佐民可能头一次在这么大的场面给毛主席当翻译，难免有些紧张，俯身用旁人听不见的声音对李佐民说：“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没关系，别紧张。主席的话你听不懂的我可以告诉你，你记错的地方我也可以告诉你。”周总理的话像一股清风吹来，又像是心理暗示，李佐民立时头脑清醒了一些。在这关键的时刻周总理的一句话可帮了大忙了，立刻使李佐民摆脱了尴尬窘迫的境地。李佐民抬头感激地向周总理点点头。他望着周总理那再熟悉不过的亲切慈祥的面容，感到他是那么可以信赖和依靠，有周总理在身旁，一切都不会有问题了。
李佐民突然发现坐在对面的客人中间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就是班禅堪布会议厅主任计晋美。看见他，李佐民犹如见到了救兵，心里更踏实了。因为计晋美也通晓藏汉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困难还可以请他帮忙，于是李佐民用藏语对计晋美说：“计主任，我的藏语水平不高，翻译不好请你多原谅。有翻得不准确的地方也请你帮助纠正一下。”
计晋美也用藏语回答李佐民说：“没关系，你藏语不错，别紧张，慢点翻。”
毛主席和周总理因都不懂藏语，好奇地听李佐民和计晋美对话。当他俩说完了，周总理为掌握情况便悄声问李佐民，“你俩说什么呢？”
李佐民答道：“我请计主任在我翻译不准确的时候帮我一下。”
周总理点点头，笑着对计晋美说：“计主任，你汉语说的不错，如果我们的年轻人翻译不准你可以纠正。”
周总理的一番话使李佐民紧张的情绪逐渐松弛下来，脑子也渐渐充实了，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基本能完整、准确、及时、流利地把毛主席和客人们的谈话翻译过去。其间，毛主席有几次家乡口音太浓的话，周总理仿佛猜到李佐民可能听不懂似的，马上轻轻给他复述一遍。
接见结束后，毛主席、周总理在大厅里和客人们合影留念。李佐民觉得自己是个普通工作人员，不便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照相，便自觉地闪在一旁。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和毛主席照张相呀，相片要给家人和同事朋友看了，他们会多高兴多羡慕呀！人们陆续排好了照相的队伍，在第二排的边上还留有一个位子，周总理回头看了看，像是用目光在寻找什么人。当他看到李佐民时，笑着冲他招招手，风趣地说：“来呀，翻译同志，这给你留着位子呢。你是今天的重要人物，没有你我们还谈不成呢。”
李佐民见周总理在叫自己，心里一热，快步走到给自己留的位置上站好，闪光灯一亮，这是李佐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难忘和毛主席合影留念。当他看着毛主席和周总理走出大厅时，心里充满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周总理的敬重感激之情。
今天是李佐民最幸福的一天。
回到北京饭店时，李佐民这才觉得极度地疲惫，身上的衣服几乎被汗水浸透了，出这么多汗可他当时一点也没察觉。当他脱下脚下的布鞋时，发现鞋里潮得几乎都快能挤出水来了，可见他当时有多么紧张。
回来后，李佐民并未急着去向张经武汇报，而是关在屋里，摊开纸笔，趴在桌上奋笔疾书。他写了满满两篇纸，又拿起来仔细审视一遍，便起身去找张经武。
张经武见李佐民回来了，高兴地问：“怎么样？”
李佐民笑着摇摇头，“不好，太紧张。”他简略把会见情况汇报一下后，把手里拿的两张纸交给张经武，“我写了点东西，您看看。”
张经武接过来认真看着，一边看脸上一边荡起满意的笑容。这是李佐民写的一份决心书，他根据今天为毛主席担任翻译的体会，认识到学好藏语更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决心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全面熟练地掌握藏语。
“好，好呵。”张经武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他很喜欢面前这个勤奋好学，精明能干的年轻人。“是要学好藏语呀，不但你要学，我也要学，不然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语言是我们和藏族人民保持联系，交流思想的工具。好好学吧，今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年轻人干呢！”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担任翻译的经历，给李佐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主席不期访达赖
1955年3月8日下午，李佐民正在屋里休息，一个干部推门进来叫他赶快到张经武那里去，有急事找他。
李佐民来到张经武的屋里，见张经武刚刚放下电话，从他着急的样子断定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
张经武见李佐民来了便说：“好，你马上和我去御河桥，毛主席已经到了达赖那里，可是没有翻译，御河桥那里正着急呢！”
两人匆匆下楼。李佐民问：“怎么又没找到翻译？”
“已经找去了。找到了也要半个小时才到。”张经武着急地说：“这半个钟点让主席和达赖说什么，总不能干坐着吧？你先上去顶一会儿，等彭措扎西或平措旺杰来了你再下来。”
李佐民这是第二次被临时抓来应急。好在北京饭店离御河桥不远，坐汽车两三分钟就到了。进了楼，见汪东兴和黄光学正焦急地等在一楼客厅。当汪东兴听张经武说李佐民可以担任翻译时，高兴地说：“好，太好了，你马上上去，毛主席就在客厅呢。”
李佐民三步并作两步向楼上跑去。张经武在下面轻声说：“轻点！”李佐民回头见张经武向他打手势示意走路轻点，别惊扰了毛主席。李佐民为自己刚才的鲁莽而内疚，忙点点头放轻脚步快捷地向楼上走去。
上到二楼，见达赖的姐夫正在楼梯口急得“推磨”。他见李佐民赶来了，如见救兵似地大喜过望，“快，快请。”说着把李佐民让进客厅。
李佐民走进客厅。达赖见他来了，如释重负地冲他点头笑笑。李佐民体谅达赖此时的心情，他是多想借和毛主席单独会面的时候说几句心里话啊，可是只有他姐夫这个不称职、不熟练的“翻译”在一旁结结巴巴地翻译，想说的话表达不出来，心里有多着急呀！
“哦，你是翻译。”毛主席向李佐民微笑着点点头，可能他在给毛主席接见西藏参观团当翻译的紧张样子给毛主席留下了印象，所以毛主席还认得他。毛主席做了个手势，似乎在说，我们都在等着你，快坐下吧。
李佐民在毛主席一侧的沙发上坐下，拿出纸笔。这一次他不像上次那样紧张失态了，但仍是十分激动。上次是和几十个人在一起，而今天屋里只有毛主席、达赖和他三个人。在这么小的范围内，李佐民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能和一位中国的伟人和一位西藏活佛在一起，机会实在难得。
“我刚才正和达赖喇嘛谈观音菩萨呢。”毛主席的话打断了李佐民的遐想，他马上集中精力注意听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对李佐民说：“可惜的是我们俩语言不通，一知半解也表达不了，你来了就好哇！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必备条件。”毛主席感叹地点点头，“看来各民族和各国人民都要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这样才能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李佐民没把毛主席的话翻给达赖听，他知道这是毛主席有感而发，对自己说的。心想：毛主席都这么重视语言的作用，我就更一定要学好藏语了。
毛主席随便地对达赖说：“你说观音菩萨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从画像上是看不出来的。”看来毛主席还研究了西藏的宗教，知道在藏传佛教里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先随意地谈起这个问题。
毛主席像拉家常似地说：“我不大了解你们藏族是怎么看的。我们内地和汉族人一般是把观音菩萨看成女身的，像我，从小就知道观音菩萨是个女的，我们内地的观音像不知你注意没有，一般都是女性化了的。”
达赖说：“我注意了，是像女的，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传说中观音菩萨是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大好人，她把爱带给每一个人，而世界上只有母爱是最无私、最崇高的，所以我们内地一般把观音菩萨描绘成女的……”
李佐民认认真真，逐字逐句地为毛主席和达赖翻译着，也怪，只要不紧张，翻译得也非常顺利，一点儿也不磕巴。李佐民一边翻译心里一边琢磨毛主席的话，心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伟人的思维别人总是捕捉不住，跟不上他的思维跳跃变化。
随便说了一会儿，毛主席话锋又转到西藏问题上来，“西藏是个好地方呀，是个聚宝盆呐。有森林，有地热，地下还有石油。西藏在多少万、多少亿年以前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以后地层发生变化，沧海桑田，大海变成了陆地，变成了高山，现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当初也是在海底下的，海底下的小生物慢慢地就变成了石油……”
毛主席知识这样丰富，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从观音菩萨到地下的石油，话题这么广泛，谈锋这么锐利。李佐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毛主席又从西藏的石油谈到西藏的建设问题，继而又谈到达赖和班禅的领导作用上。正在这时，正牌的翻译，国家民委一司副司长平措旺杰赶到了。他接替了李佐民的翻译工作。李佐民如释重负地给平措旺杰让贤，向毛主席和达赖告别，“毛主席、达赖副委员长，我先走了。”
毛主席没有起身，笑着向李佐民挥下手，“那好，就谢谢你喽！你翻得不错嘛，比上次要好多喽！”
毛主席还认识我！李佐民心里一热，毛主席的话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更加认识到学习藏语的重要性，从此刻苦学习藏语。几年下来，他的藏语水平提高很快，以至他到藏族牧民家做客时，当他说自己是汉族人时，藏胞说什么也不相信。
雍和宫人满为患
信仰藏传佛教的僧俗民众，以一生中能亲自朝拜达赖、班禅一面，受到两位活佛的摸顶为最幸福的事。当获悉达赖、班禅已启程赴京的消息后，许多人闻讯纷纷出行，向着北京的方向携家带口前来朝拜。这些人里面又以蒙古族为多。内蒙古群众大多信藏传佛教，况且内蒙古距北京不远，交通方便，于是就有许多蒙古族群众举家而行，倾其所有，有的变卖家产换成银元等礼物准备献给佛爷。
更有虔诚者根本就不是走到北京的，可以说是一步一磕爬到北京的。他们从出发地开始，原地跪下后五体投地，尽量伸直手臂摸得尽可能远些，然后爬起来双手合十虔诚施礼，走两步到手臂所及的地方再次伏下身去。就这样一步一磕，一步一伏地向北京的方向“走着”。他们凭借令人不可思议的坚强信念和超乎寻常的体力完成着这一朝圣壮举。不论道路多么遥远艰辛，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们始终执著地向着北京前进。内地群众见到这些朝圣者时，看到他们历尽艰辛，而表情始终祥和执著，无不表示惊讶和由衷地敬佩。
到北京朝拜的人们，相互转告，辗转打听到达赖、班禅在北京的寓所，就聚集在寓所外要求朝拜佛爷。不到朝拜的日期，他们就有亲的投亲，无亲的靠友，无亲无友的就借宿在北京最大的喇嘛庙雍和宫里。当时雍和宫管理委员会的林主任整日忙着接待各地来的朝拜者，雍和宫南院的房子全部腾出来供人们居住。达赖、班禅在北京期间，这里长期住着走了一拨又来一拨的数百名朝拜者。住不下的就露宿达赖、班禅寓所附近的街头。每过两三天，林主任就与达赖、班禅寓所联系朝拜摸顶的时间，到时候由北京市民政局统一组织这些人去。有的朝拜者朝拜一次还不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朝拜佛爷。达赖、班禅每隔两三天就得接受僧众的膜拜，为他们摸顶。如果有其他重大政治活动几天不能接受膜拜，雍和宫就人满为患。达赖、班禅在1954年底和1955年初到华东和东北参观期间，北京雍和宫人满为患。那一年北京还格外的冷，中央人民政府见众多僧众生活困难，责令北京市人民政府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北京市民政局为生活困难的僧众发放了御寒衣被和食品，使他们不为衣食所困，终于盼到了朝拜达赖、班禅的日子，满足了他们毕生的心愿。
达赖、班禅在北京举行法会
达赖、班禅在京的经房用专门从故宫调来的黄色库缎装饰，各式诵经用具一应俱全，布置得庄重富丽，两人十分满意。想当初达赖不了解中央的宗教政策，对到内地能否讲经和进行其他佛事活动还有怀疑。达赖的经师林仓活佛和赤江活佛就曾问过汉僧密吾内地让不让讲经？当看到中央为他俩各自准备的经房后，他们疑虑顿消，相信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可信可靠的，在内地生活也不会遇到多大困难的。
到北京后不几天，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和副会长赵朴初分别拜会了达赖和班禅。
达赖、班禅久闻喜饶嘉措大名，盼望在京早日与他相见，今日一见十分高兴。喜饶嘉措也是一位藏族活佛，他资深阅广，一些正确主张深得广大藏胞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赞赏，因此在藏族宗教界有较高的影响和威望。
赵朴初则是一位著名的汉族居士，他对宗教界的情况十分了解，对佛教理论有极高的造诣。他作为佛教协会副会长协助喜饶嘉措对全国佛教界进行指导和管理。当喜饶嘉措不在北京时，由他主持佛教协会的日常工作。
喜饶嘉措和赵朴初分别向达赖、班禅敬献了哈达。双方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交谈非常愉快。从赴京一路的所闻所见，到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感受，话题十分广泛，还对如何繁荣西藏佛教交换了看法。
初到北京，由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活动较多，达赖、班禅无暇举行大型法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政务活动稍少一些，达赖、班禅得以抽空在雍和宫、广济寺和黄寺等北京几个较大的寺庙举行佛事活动。
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寺庙高大雄伟，金碧辉煌，殿里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和黄教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金身塑像。还有一尊举世无双，用一根20多米长，直径8米多粗的檀木雕成的巨型佛像。达赖、班禅到北京后分别在此举行了佛事活动。
达赖、班禅到雍和宫后，先在接待室稍事休息，听雍和宫住持和有关人员介绍情况，然后参观宫内各大殿，参拜释迦牟尼和宗喀巴塑像，敬献哈达，再到法轮殿进行诵经活动。
雍和宫有一个大殿，是六世班禅巴丹益增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来京晋见皇帝时在雍和宫的休息之地，达赖、班禅去雍和宫时都到此殿朝拜。
在法轮殿，达赖、班禅先率雍和宫及从北京其他寺庙赶来参加佛事的喇嘛、道士、和尚、尼姑和居士面对宗喀巴塑像诵经。法轮殿里坐不下这么多人，其余的人就站在院里双手合十低头诵经。当达赖、班禅率众人向宗喀巴诵完一段经后，他们就坐北面南于宗喀巴塑像前接受众人对他们的诵经。
此时，雍和宫殿里院内充满庄严神圣而又有些神秘的气氛，除了上百人齐声诵经的嗡嗡低吟声，再无其他嘈杂之声。无一闲杂人员行走乱动，法案上香烟缈缈，散发出一股特殊的香气。达赖、班禅在黄垫子宝座上正襟盘腿而坐，双目微合，神态威严。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那些陪同达赖、班禅的不信佛的工作人员，也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看着喇嘛们行法事。
诵经完毕后，由辩经师开始辩经。通常是由4个辩经师上场，每两人为一方，用藏语对仗，且唱且舞，且舞且用手击掌做节。你来我往，你刚住口我便接言，就像80年代后期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学生辩论会一样。分成正反两方，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和理由。要想取胜一要靠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二要靠临场的随机应变，机智对答，辩经师的辩经也是如此。辩经师是从众喇嘛中选出的出类拔萃的人物，知识广博，对答如流。有时一场辩经要持续很长时间不分胜负，下面的喇嘛听得如醉如痴，就连不懂经文，听不懂辩经师说的是什么的工作人员也看得津津有味。一场辩经下来，辩经师已是气喘吁吁，声嘶力竭，汗流浃背了。最后要由主持法会的达赖或班禅依据辩经师们对佛经的领悟理解，临场的发挥表现，口语的表达能力来判定胜负。
辩经活动结束后，达赖、班禅就开始为参加法会的宗教界人士摸顶，有时是他俩亲手为人们摸头顶，有时是用拴在一个小棍上的经包代替亲手轻轻碰一下人们的头顶，接受摸顶的人们排好队依次从法轮殿的右门进去，躬身走到达赖或班禅跟前，敬献哈达和钱财礼品，接受摸顶后再从左门出去。一场法会一般需半天时间。在北京期间，达赖、班禅做了几次法会，通过在北京举行佛事活动，达赖、班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只要不违反宪法，无损于国家大政方针，只要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中央人民政府都是支持帮助的。
达赖、斑禅举行摸顶仪式
1954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北京秋高气爽，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无遮无拦地倾泻下来，照在人们身上暖洋洋的。虽是初秋，但鲜花还在盛开，树木依然葱郁，游园的人们穿着五颜六色鲜艳的毛衣，点缀在公园绿树丛中更有一番春意。人们利用假日携家同游，公园里充满宁静、欢快、祥和的气氛。
游园的人们发现绿树红墙、碧水荡舟的北海今天与往日有些不同，皇家园林里来了许多身穿藏袍和蒙古袍的少数民族游客，他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地向白塔下聚去。
起初，人们并不以为然，以为又是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的。但他们不像是随意游玩赏景的，都急匆匆地向白塔山下走去，也有不少内地人跟在后面打听着尾随而去。看样子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才把如此众多的人吸引过去。
一对新婚夫妇相偎着在回廊下散步，丈夫讲述着回廊顶上油漆彩画的一幅幅美丽的图案的故事。妻子仰起头，睁着大而美丽的眼睛出神地看着。
“听说班禅来北海了。”
“是吗？快去看看，要是让班禅摸下头可有福气呢。”
“咱们也讨个吉利去。”
几个游人边说边匆匆走过，留下一串话语。
“哎，听见没有？班禅活佛来了，咱们也去看看。”新婚妻子拽着丈夫娇嗔地说。这个少妇年轻貌美，二十出头的年纪，烫着一头乌黑蓬松的头发，眉毛弯弯，眼睛大而明亮，上衣穿件紫红的毛衣，下身穿一条藏青色的卡叽裤，足上蹬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充满生机活力，娇美动人。
李佐民突然发现坐在对面的客人中间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就是班禅堪布会议厅主任计晋美。看见他，李佐民犹如见到了救兵，心里更踏实了。因为计晋美也通晓藏汉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困难还可以请他帮忙，于是李佐民用藏语对计晋美说：“计主任，我的藏语水平不高，翻译不好请你多原谅。有翻得不准确的地方也请你帮助纠正一下。”
计晋美也用藏语回答李佐民说：“没关系，你藏语不错，别紧张，慢点翻。”
毛主席和周总理因都不懂藏语，好奇地听李佐民和计晋美对话。当他俩说完了，周总理为掌握情况便悄声问李佐民，“你俩说什么呢？”
李佐民答道：“我请计主任在我翻译不准确的时候帮我一下。”
周总理点点头，笑着对计晋美说：“计主任，你汉语说的不错，如果我们的年轻人翻译不准你可以纠正。”
周总理的一番话使李佐民紧张的情绪逐渐松弛下来，脑子也渐渐充实了，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基本能完整、准确、及时、流利地把毛主席和客人们的谈话翻译过去。其间，毛主席有几次家乡口音太浓的话，周总理仿佛猜到李佐民可能听不懂似的，马上轻轻给他复述一遍。
接见结束后，毛主席、周总理在大厅里和客人们合影留念。李佐民觉得自己是个普通工作人员，不便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照相，便自觉地闪在一旁。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和毛主席照张相呀，相片要给家人和同事朋友看了，他们会多高兴多羡慕呀！人们陆续排好了照相的队伍，在第二排的边上还留有一个位子，周总理回头看了看，像是用目光在寻找什么人。当他看到李佐民时，笑着冲他招招手，风趣地说：“来呀，翻译同志，这给你留着位子呢。你是今天的重要人物，没有你我们还谈不成呢。”
李佐民见周总理在叫自己，心里一热，快步走到给自己留的位置上站好，闪光灯一亮，这是李佐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难忘和毛主席合影留念。当他看着毛主席和周总理走出大厅时，心里充满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周总理的敬重感激之情。
今天是李佐民最幸福的一天。
回到北京饭店时，李佐民这才觉得极度地疲惫，身上的衣服几乎被汗水浸透了，出这么多汗可他当时一点也没察觉。当他脱下脚下的布鞋时，发现鞋里潮得几乎都快能挤出水来了，可见他当时有多么紧张。
回来后，李佐民并未急着去向张经武汇报，而是关在屋里，摊开纸笔，趴在桌上奋笔疾书。他写了满满两篇纸，又拿起来仔细审视一遍，便起身去找张经武。
张经武见李佐民回来了，高兴地问：“怎么样？”
李佐民笑着摇摇头，“不好，太紧张。”他简略把会见情况汇报一下后，把手里拿的两张纸交给张经武，“我写了点东西，您看看。”
张经武接过来认真看着，一边看脸上一边荡起满意的笑容。这是李佐民写的一份决心书，他根据今天为毛主席担任翻译的体会，认识到学好藏语更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决心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全面熟练地掌握藏语。
“好，好呵。”张经武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他很喜欢面前这个勤奋好学，精明能干的年轻人。“是要学好藏语呀，不但你要学，我也要学，不然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语言是我们和藏族人民保持联系，交流思想的工具。好好学吧，今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年轻人干呢！”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担任翻译的经历，给李佐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主席不期访达赖
1955年3月8日下午，李佐民正在屋里休息，一个干部推门进来叫他赶快到张经武那里去，有急事找他。
李佐民来到张经武的屋里，见张经武刚刚放下电话，从他着急的样子断定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
张经武见李佐民来了便说：“好，你马上和我去御河桥，毛主席已经到了达赖那里，可是没有翻译，御河桥那里正着急呢！”
两人匆匆下楼。李佐民问：“怎么又没找到翻译？”
“已经找去了。找到了也要半个小时才到。”张经武着急地说：“这半个钟点让主席和达赖说什么，总不能干坐着吧？你先上去顶一会儿，等彭措扎西或平措旺杰来了你再下来。”
李佐民这是第二次被临时抓来应急。好在北京饭店离御河桥不远，坐汽车两三分钟就到了。进了楼，见汪东兴和黄光学正焦急地等在一楼客厅。当汪东兴听张经武说李佐民可以担任翻译时，高兴地说：“好，太好了，你马上上去，毛主席就在客厅呢。”
李佐民三步并作两步向楼上跑去。张经武在下面轻声说：“轻点！”李佐民回头见张经武向他打手势示意走路轻点，别惊扰了毛主席。李佐民为自己刚才的鲁莽而内疚，忙点点头放轻脚步快捷地向楼上走去。
上到二楼，见达赖的姐夫正在楼梯口急得“推磨”。他见李佐民赶来了，如见救兵似地大喜过望，“快，快请。”说着把李佐民让进客厅。
李佐民走进客厅。达赖见他来了，如释重负地冲他点头笑笑。李佐民体谅达赖此时的心情，他是多想借和毛主席单独会面的时候说几句心里话啊，可是只有他姐夫这个不称职、不熟练的“翻译”在一旁结结巴巴地翻译，想说的话表达不出来，心里有多着急呀！
“哦，你是翻译。”毛主席向李佐民微笑着点点头，可能他在给毛主席接见西藏参观团当翻译的紧张样子给毛主席留下了印象，所以毛主席还认得他。毛主席做了个手势，似乎在说，我们都在等着你，快坐下吧。
李佐民在毛主席一侧的沙发上坐下，拿出纸笔。这一次他不像上次那样紧张失态了，但仍是十分激动。上次是和几十个人在一起，而今天屋里只有毛主席、达赖和他三个人。在这么小的范围内，李佐民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能和一位中国的伟人和一位西藏活佛在一起，机会实在难得。
“我刚才正和达赖喇嘛谈观音菩萨呢。”毛主席的话打断了李佐民的遐想，他马上集中精力注意听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对李佐民说：“可惜的是我们俩语言不通，一知半解也表达不了，你来了就好哇！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必备条件。”毛主席感叹地点点头，“看来各民族和各国人民都要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这样才能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李佐民没把毛主席的话翻给达赖听，他知道这是毛主席有感而发，对自己说的。心想：毛主席都这么重视语言的作用，我就更一定要学好藏语了。
毛主席随便地对达赖说：“你说观音菩萨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从画像上是看不出来的。”看来毛主席还研究了西藏的宗教，知道在藏传佛教里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先随意地谈起这个问题。
毛主席像拉家常似地说：“我不大了解你们藏族是怎么看的。我们内地和汉族人一般是把观音菩萨看成女身的，像我，从小就知道观音菩萨是个女的，我们内地的观音像不知你注意没有，一般都是女性化了的。”
达赖说：“我注意了，是像女的，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传说中观音菩萨是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大好人，她把爱带给每一个人，而世界上只有母爱是最无私、最崇高的，所以我们内地一般把观音菩萨描绘成女的……”
李佐民认认真真，逐字逐句地为毛主席和达赖翻译着，也怪，只要不紧张，翻译得也非常顺利，一点儿也不磕巴。李佐民一边翻译心里一边琢磨毛主席的话，心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伟人的思维别人总是捕捉不住，跟不上他的思维跳跃变化。
随便说了一会儿，毛主席话锋又转到西藏问题上来，“西藏是个好地方呀，是个聚宝盆呐。有森林，有地热，地下还有石油。西藏在多少万、多少亿年以前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以后地层发生变化，沧海桑田，大海变成了陆地，变成了高山，现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当初也是在海底下的，海底下的小生物慢慢地就变成了石油……”
毛主席知识这样丰富，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从观音菩萨到地下的石油，话题这么广泛，谈锋这么锐利。李佐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毛主席又从西藏的石油谈到西藏的建设问题，继而又谈到达赖和班禅的领导作用上。正在这时，正牌的翻译，国家民委一司副司长平措旺杰赶到了。他接替了李佐民的翻译工作。李佐民如释重负地给平措旺杰让贤，向毛主席和达赖告别，“毛主席、达赖副委员长，我先走了。”
毛主席没有起身，笑着向李佐民挥下手，“那好，就谢谢你喽！你翻得不错嘛，比上次要好多喽！”
毛主席还认识我！李佐民心里一热，毛主席的话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更加认识到学习藏语的重要性，从此刻苦学习藏语。几年下来，他的藏语水平提高很快，以至他到藏族牧民家做客时，当他说自己是汉族人时，藏胞说什么也不相信。
雍和宫人满为患
信仰藏传佛教的僧俗民众，以一生中能亲自朝拜达赖、班禅一面，受到两位活佛的摸顶为最幸福的事。当获悉达赖、班禅已启程赴京的消息后，许多人闻讯纷纷出行，向着北京的方向携家带口前来朝拜。这些人里面又以蒙古族为多。内蒙古群众大多信藏传佛教，况且内蒙古距北京不远，交通方便，于是就有许多蒙古族群众举家而行，倾其所有，有的变卖家产换成银元等礼物准备献给佛爷。
更有虔诚者根本就不是走到北京的，可以说是一步一磕爬到北京的。他们从出发地开始，原地跪下后五体投地，尽量伸直手臂摸得尽可能远些，然后爬起来双手合十虔诚施礼，走两步到手臂所及的地方再次伏下身去。就这样一步一磕，一步一伏地向北京的方向“走着”。他们凭借令人不可思议的坚强信念和超乎寻常的体力完成着这一朝圣壮举。不论道路多么遥远艰辛，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们始终执著地向着北京前进。内地群众见到这些朝圣者时，看到他们历尽艰辛，而表情始终祥和执著，无不表示惊讶和由衷地敬佩。
到北京朝拜的人们，相互转告，辗转打听到达赖、班禅在北京的寓所，就聚集在寓所外要求朝拜佛爷。不到朝拜的日期，他们就有亲的投亲，无亲的靠友，无亲无友的就借宿在北京最大的喇嘛庙雍和宫里。当时雍和宫管理委员会的林主任整日忙着接待各地来的朝拜者，雍和宫南院的房子全部腾出来供人们居住。达赖、班禅在北京期间，这里长期住着走了一拨又来一拨的数百名朝拜者。住不下的就露宿达赖、班禅寓所附近的街头。每过两三天，林主任就与达赖、班禅寓所联系朝拜摸顶的时间，到时候由北京市民政局统一组织这些人去。有的朝拜者朝拜一次还不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朝拜佛爷。达赖、班禅每隔两三天就得接受僧众的膜拜，为他们摸顶。如果有其他重大政治活动几天不能接受膜拜，雍和宫就人满为患。达赖、班禅在1954年底和1955年初到华东和东北参观期间，北京雍和宫人满为患。那一年北京还格外的冷，中央人民政府见众多僧众生活困难，责令北京市人民政府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北京市民政局为生活困难的僧众发放了御寒衣被和食品，使他们不为衣食所困，终于盼到了朝拜达赖、班禅的日子，满足了他们毕生的心愿。
达赖、班禅在北京举行法会
达赖、班禅在京的经房用专门从故宫调来的黄色库缎装饰，各式诵经用具一应俱全，布置得庄重富丽，两人十分满意。想当初达赖不了解中央的宗教政策，对到内地能否讲经和进行其他佛事活动还有怀疑。达赖的经师林仓活佛和赤江活佛就曾问过汉僧密吾内地让不让讲经？当看到中央为他俩各自准备的经房后，他们疑虑顿消，相信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可信可靠的，在内地生活也不会遇到多大困难的。
到北京后不几天，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和副会长赵朴初分别拜会了达赖和班禅。
达赖、班禅久闻喜饶嘉措大名，盼望在京早日与他相见，今日一见十分高兴。喜饶嘉措也是一位藏族活佛，他资深阅广，一些正确主张深得广大藏胞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赞赏，因此在藏族宗教界有较高的影响和威望。
赵朴初则是一位著名的汉族居士，他对宗教界的情况十分了解，对佛教理论有极高的造诣。他作为佛教协会副会长协助喜饶嘉措对全国佛教界进行指导和管理。当喜饶嘉措不在北京时，由他主持佛教协会的日常工作。
喜饶嘉措和赵朴初分别向达赖、班禅敬献了哈达。双方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交谈非常愉快。从赴京一路的所闻所见，到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感受，话题十分广泛，还对如何繁荣西藏佛教交换了看法。
初到北京，由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活动较多，达赖、班禅无暇举行大型法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政务活动稍少一些，达赖、班禅得以抽空在雍和宫、广济寺和黄寺等北京几个较大的寺庙举行佛事活动。
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寺庙高大雄伟，金碧辉煌，殿里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和黄教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金身塑像。还有一尊举世无双，用一根20多米长，直径8米多粗的檀木雕成的巨型佛像。达赖、班禅到北京后分别在此举行了佛事活动。
达赖、班禅到雍和宫后，先在接待室稍事休息，听雍和宫住持和有关人员介绍情况，然后参观宫内各大殿，参拜释迦牟尼和宗喀巴塑像，敬献哈达，再到法轮殿进行诵经活动。
雍和宫有一个大殿，是六世班禅巴丹益增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来京晋见皇帝时在雍和宫的休息之地，达赖、班禅去雍和宫时都到此殿朝拜。
在法轮殿，达赖、班禅先率雍和宫及从北京其他寺庙赶来参加佛事的喇嘛、道士、和尚、尼姑和居士面对宗喀巴塑像诵经。法轮殿里坐不下这么多人，其余的人就站在院里双手合十低头诵经。当达赖、班禅率众人向宗喀巴诵完一段经后，他们就坐北面南于宗喀巴塑像前接受众人对他们的诵经。
此时，雍和宫殿里院内充满庄严神圣而又有些神秘的气氛，除了上百人齐声诵经的嗡嗡低吟声，再无其他嘈杂之声。无一闲杂人员行走乱动，法案上香烟缈缈，散发出一股特殊的香气。达赖、班禅在黄垫子宝座上正襟盘腿而坐，双目微合，神态威严。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那些陪同达赖、班禅的不信佛的工作人员，也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看着喇嘛们行法事。
诵经完毕后，由辩经师开始辩经。通常是由4个辩经师上场，每两人为一方，用藏语对仗，且唱且舞，且舞且用手击掌做节。你来我往，你刚住口我便接言，就像80年代后期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学生辩论会一样。分成正反两方，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和理由。要想取胜一要靠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二要靠临场的随机应变，机智对答，辩经师的辩经也是如此。辩经师是从众喇嘛中选出的出类拔萃的人物，知识广博，对答如流。有时一场辩经要持续很长时间不分胜负，下面的喇嘛听得如醉如痴，就连不懂经文，听不懂辩经师说的是什么的工作人员也看得津津有味。一场辩经下来，辩经师已是气喘吁吁，声嘶力竭，汗流浃背了。最后要由主持法会的达赖或班禅依据辩经师们对佛经的领悟理解，临场的发挥表现，口语的表达能力来判定胜负。
辩经活动结束后，达赖、班禅就开始为参加法会的宗教界人士摸顶，有时是他俩亲手为人们摸头顶，有时是用拴在一个小棍上的经包代替亲手轻轻碰一下人们的头顶，接受摸顶的人们排好队依次从法轮殿的右门进去，躬身走到达赖或班禅跟前，敬献哈达和钱财礼品，接受摸顶后再从左门出去。一场法会一般需半天时间。在北京期间，达赖、班禅做了几次法会，通过在北京举行佛事活动，达赖、班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只要不违反宪法，无损于国家大政方针，只要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中央人民政府都是支持帮助的。
达赖、斑禅举行摸顶仪式
1954年10月的一个星期天，北京秋高气爽，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无遮无拦地倾泻下来，照在人们身上暖洋洋的。虽是初秋，但鲜花还在盛开，树木依然葱郁，游园的人们穿着五颜六色鲜艳的毛衣，点缀在公园绿树丛中更有一番春意。人们利用假日携家同游，公园里充满宁静、欢快、祥和的气氛。
游园的人们发现绿树红墙、碧水荡舟的北海今天与往日有些不同，皇家园林里来了许多身穿藏袍和蒙古袍的少数民族游客，他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地向白塔下聚去。
起初，人们并不以为然，以为又是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的。但他们不像是随意游玩赏景的，都急匆匆地向白塔山下走去，也有不少内地人跟在后面打听着尾随而去。看样子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才把如此众多的人吸引过去。
一对新婚夫妇相偎着在回廊下散步，丈夫讲述着回廊顶上油漆彩画的一幅幅美丽的图案的故事。妻子仰起头，睁着大而美丽的眼睛出神地看着。
“听说班禅来北海了。”
“是吗？快去看看，要是让班禅摸下头可有福气呢。”
“咱们也讨个吉利去。”
几个游人边说边匆匆走过，留下一串话语。
“哎，听见没有？班禅活佛来了，咱们也去看看。”新婚妻子拽着丈夫娇嗔地说。这个少妇年轻貌美，二十出头的年纪，烫着一头乌黑蓬松的头发，眉毛弯弯，眼睛大而明亮，上衣穿件紫红的毛衣，下身穿一条藏青色的卡叽裤，足上蹬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充满生机活力，娇美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