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周恩来魅力外交！克什米尔堪闹剧(3)
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还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
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做制服已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月13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定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南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点30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惟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拘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神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
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中、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俩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周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11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决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来。成元功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2点45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3个钟头，于下午5点30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的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团成员不由又想起了那11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3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正义的暗杀队员的检举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币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中国代表团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
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3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1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
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见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
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
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月18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
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还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
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做制服已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月13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定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南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点30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惟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拘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神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
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中、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俩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周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11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决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来。成元功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2点45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3个钟头，于下午5点30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的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团成员不由又想起了那11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3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正义的暗杀队员的检举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币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中国代表团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
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3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1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
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见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
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
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月18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