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

编者的话

　　在帝国主义国家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前，我们几乎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与我们迥异的人存在。他们与我们外貌不同，这让我们产生了种种仇恨的联想。我们视其为妖魔，用古老相传抵御妖魔的手段与之对抗。今日，我们难免会想，在当日的侵略者眼中，我们所采用的是否是一种巫术？以巫术对抗现代文明，难怪我们会一败涂地，只是当年，有多少志士空耗了血泪？

　　痛定思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使东西方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理性精神。

　　西方的理性精神源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中所谓的“爱智慧”，即体现了对理性的推崇。理性精神在西方持续发展，虽有中世纪的低迷，但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后冲破了种种精神钳制，使西方爆发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自此，人类对自身的理性产生了极大的信赖，人类理性代替上帝的意志成为“万物的尺度”。理性意识的高涨使人们重视现世人生价值，造就了自由进行创造的进取精神，使得西方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踏上了健康蓬勃的发展道路。

　　与西方重视个人价值与实践的理性精神相比，中国的传统思想太过于“内求于心”。我们所强调的个人体验与涵养缺乏思辨、超越、分析、实证，除了提升个人修养，为社会定制道德规范外，对社会实践并不具有指导意义。

　　这种东方式的精神，使得17、18世纪，当西方世界在理性精神指导下蒸蒸日上时，中国却陷入了柏杨先生所谓的“文化酱缸”之中，思想界是“一塌糊涂的污泥”，看不到些微的光芒。而相应的，科学与文化也只有承袭，难得创新。毋庸讳言，若无外力介入，强迫国人“睁眼看世界”，或许今日的中国，仍然以为自己处于不与外界通人烟的“桃花源”中呢！

　　回顾来路，感喟再三。为此，在《文思博要》首批十种获得良好的反响之后，我们又择取十种图书：《理想国》《乌托邦》《人性论》《权利意志》《菊花与刀》《人口原理》《艺术哲学》《宽容》《人类理解论》《伦理学》，汇为《文思博要》第二批，以馈读者。这十种图书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领域的杰作，但都闪耀着西方理性精神的光芒。相信阅读之后，读者非但能在语言学习上更进一步，其思维的宽度与广度也将会得到极大的拓展。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正值盟军进攻日本本土之前。为了彻底打败日本，美国人深感自己必须了解日本。为此，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研究日本。《菊与刀》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成果。在本尼迪克特这本书中，美国人关注的主要是“日本政府是否会向盟军投降”，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关心的是“日本这个民族何以与我们如此不同，他们文化得之于我们，却为何又如此残忍并且缺乏仁德之心。”

　　关于这类问题的答案，该书记载道：

　　中国人讲的保家卫国和孝敬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而在日本通过无条件化这些“义务”使得这些道德规范成为日本特有的东西。7世纪以来，日本不断改良中国的伦理体系，使之为自己所用。“忠”、“孝”原来都是汉字。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遵守这些道德规范看成是一种无条件的“义务”。中国人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规范，那就是“仁”，通常“仁”被译作“be-nevolence”（仁慈、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囊括了西方人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父母必须拥有一颗“仁慈”的心。统治者如果没有“仁德”，人民可以群起揭竿反抗。中国的“仁”是其“忠”的前提条件。作为天子要能施行“仁政”，而文武百官同样也要如此。中国的伦理学将“仁”当成试金石，检验所有的人际关系……

　　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中日两国的这种差异时写道：“在日本，中国‘仁’的观点显然与天皇制度无法融合，所以，即便作为学术理论，也不为人们所接受”。而事实上，日本人将“仁”摈弃在其伦理体系之外，而“仁”也彻底失去了其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被读成“jin”（字形仍沿用汉字写法），即使身居高位的人也不必具备“仁”或“行仁义”的品德。被摈弃在外的“仁”由此成了“法律以外”的事情。人们对于诸如提倡为慈善事业捐款、赦免犯人这些事会大加赞赏，然而更强调这只是额外的工作，并不要求人人必须如此。

　　日本的“行仁义”还有另一种“法律之外”的含义，即它是强盗地痞间通行的道德规范。在德川时代，那些抢劫杀人的强盗（武士佩双刀，十分威武，而强盗则只佩单刀）之间的荣誉，就是“行仁义”。一个强盗如果向另一素昧平生的强盗请求藏身之地，后者为了防止请愿者的同伙前来报复，便协助其藏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行仁义”。（《菊花与刀》第六章《万分之一的恩报》）

　　由上面的引述，本尼迪克特已经向我们初步描述了日本的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讲求实际，然却缺乏中国人所倡导的来自于天的道义和原则。既然我们出生以来，它就客观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我们最好还是对这个无可选择的邻居多一些了解。

　　前段时间，有朋友来信，论及中国刀术与日本刀术的区别。我于刀术没有研究，然若论中国刀与日本刀之区别。我以为区别不在技巧本身，而在“气度”之不同。

　　具体而言，我以为中国刀术的最高境界，讲究的是一种精神，即那种“适可而止”（或曰“点到即止”）的精神。它强调的是令对手从精神上屈服，而非进行肉体上的凌辱。日本刀术我不懂，然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杀戮行为来看，日本刀术无疑崇尚的是“进攻，置敌人于死地而后快”。抛开技巧层面的东西不提，按中国儒家精神衡量，我以为中国刀所提倡的就是“仁者无敌”；而日本刀则缺乏中国“仁者”之精神。

　　从儒家精神的字面解读，既然说“仁者无敌”，那么我们只要保有“仁爱”精神，就可解决世间的所有问题。这也即是说，一旦事情不谐，最坏的结果就是把仁者的身体捐出去即可。然而世界之大，什么人都有；仁者一一死去，那“无敌”的事业将何以为继呢？由此看来，“仁者”不能死，“仁爱”的精神更不能死。为了“无敌”的千秋大业，“仁者”首先要掌握某些贯彻身体和魂灵的技能。因此就“仁者无敌”而言，我以为最为关键的是如何才能成为“仁者”。一般的理解，“仁者”就是孔夫子那样的道德学者，就是无缚鸡之力、手握经书的儒生。以我的理解，其实不然。我认为，“仁者”当通达天下“仁人”之术。这“仁人”之术绝非几本经书那般简单，天文地理、周易占卜之外，于我们处境的险恶而言，时刻提醒自己，武备不懈是成为“仁人”的关键。因此，简单地说，有本事的人才能成为“仁者”，伸脖子让人杀戮者绝非真正的“仁者”。所以，欲“仁者无敌”，简单的舆论教化所起的作用实为有限。唯有手握钢刀，武备不懈，方能教化敌人，感动朋友。

　　仁者无敌，这本是儒家千古流传的名言，然似乎已渐为国人遗忘。这可说是吾国民之不幸矣。如果以上所言尚有可取，当与读者共勉。改日闲暇，我们或可舞弄太极，手握利刃。不为杀敌，只为制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