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目击天安门-（三）
> 第七节 “样板戏”风靡全国
第七节 “样板戏”风靡全国
毛泽东的话引来满堂笑声。
毛泽东不愧为学识渊博的政治家。他会准确地用字眼，极其敏感地把握字与字之间细微的差别。
两年前，还在欣赏传统京剧的江青，突然摇身一变，变得要“革命”了，要“革”传统戏的“命”。
此后，文艺界的某些人开始敏感地嗅闻风向，并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预感。
在10号楼里，江青干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样板戏”。
“样板戏”出台后，江青仍觉得少了点什么？
他刚一落脚，突然接到钓鱼台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江青同志叫他立即去。
江青先发制人的一席话讲完，颇得意地望着狄福才。
“样板戏”归于江青名下
1958年，狂热的经济建设高潮，犹如春临大地的季风，飘动着令人激动的气息，直搅得人心一个劲地旋转升腾……
这对毛泽东来说，也不例外。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走出中南海，来到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华东地区。
在那里，他视察了工农业生产情况。但此行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他还担心党内日益蔓延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党的建设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动向，经济建设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而思想这种东西却是无形的，如果不经常敲打敲打，最容易出问题！
毛泽东这次在山东、江苏、上海等地视察并且发表讲话。他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一番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吧！其中学校有二百万人。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毛泽东顿了一顿，又说：“至于本人嘛……”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是无产阶级分子，是后来的事，开始也是进资产阶级学校。”
他又用手指了指众人：你们中间也有知识分子，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们的母亲生你们的时候并没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没有讲这句话……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话引来满堂笑声。
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幽默劲不见了，神情严肃起来：
“过去那种拼命精神，现在在某些同志身上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比级别大小，痛哭，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人有两只眼睛，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就……双泪长流啊……”
毛泽东用两个指尖对着自己的脸，上下来回移动，比划着泪水哗哗流的样子。“哈哈……”全场又是一阵大笑。
毛泽东又讲了一些克服当前官僚主义，安定团结的话。会议在大家的掌声和笑声中轻松地结束了。
毛泽东从山东来到上海。江青也从北京来到上海和毛泽东团聚。1957年的毛泽东，面色红润、思绪敏捷、动作利索。江青也正值中年，她身材窈窕，穿着讲究，浓密的长发盘在头顶，显得很精神。
之后，毛泽东又来到南京，他接见了江苏、安徽两省的领导干部。他的谈话和他的个性一样，调侃、幽默，但是轻松中，人们却能实实在在地掂出其中的分量。
他的开场白就幽默上了：“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上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地方来了。”
毛泽东所要答复的问题便是后来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他答复的若干问题里，文艺问题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入题的契机是“鬼戏”。
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文学作品里，有些是不对头的，如上海演的‘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这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很想看一下‘狸猫换太子’。”
“为人在世嘛，当然不可不看哦！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
“搞那么一点是要得的。大家见见世面嘛。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嘛。”
毛泽东讲话有他独特的艺术，他喜欢举一反三。“妖魔鬼怪和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还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等，这些神话没有人反对吧？当然没有！”
“所以说哇，出几本书，几篇小说，写几首诗，演些‘狸猫换太子’，让社会评论嘛，逐步使他们的作品加以改变。”
毛泽东不愧为学识渊博的政治家。他会准确地用字眼，极其敏感地把握字与字之间细微的差别。
这里不是说“改正”，而是“改变”。
可是，这话到了江青耳里，她并不理会“改变”一字的真实内涵，而是要从根本上改掉“旧戏”。
1962年，江青因身体原因，在杭州养病，正好康生也来到了杭州。
康生和江青在戏剧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已有相当历史了。
早在40年代，江青离开大上海的水银灯，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这块虽说荒凉却是如此炽热的黄土地张开了双臂，一视同仁地欢迎每一个热血青年。江青从小就是文艺活跃分子，来到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活泼的性格、浪漫的情致，很快感染了每一个人，同时也吸引了毛泽东的视线……
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合了，他们住在延安枣园。这里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神秘的气息，只有浓郁家庭生活的画面。江青爱唱戏的天赋得到了发挥。
据当时的邻居回忆：江青爱唱戏，唱啥我们听不懂，不过声音很好听，开始他只是一大早唱两句，后来，院子里来的人多了，江青就唱得多了……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好多大官都听她唱。院子里都是人，有人拉胡琴，有人敲鼓，就像台上演戏一样，热闹得很。毛主席边听边打拍……
江青在延安唱京戏还得到了康生的支持。当时，康生在延安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延安剧院第一任院长。他不仅倾听江青引吭高歌，而且还亲自执鼓槌，为她演唱当伴奏。
因为上述原因，江青带头上台，把《打渔杀家》桂英儿的角色搬上延安舞台，这在延安城里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京剧革命”风。
康生到达杭州不久，在他的关怀下，江青频频出入剧院。为了不被外人发现，江青每次看戏不得不“乔装打扮”一番，头带便帽（因为经常头痛，平时也戴帽子），眼配墨镜，嘴捂口罩。江青想看些刺激性的戏，康生马上讨好似地专门点鬼怪、荒诞剧目给江青看，什么《大五花洞》、《虹霓关》、《沙桥饯别》等。
就这样，从3月到5月，整整两个月，几乎每天一场戏，直看得江青精神焕发，病情见好。就在江青和康生在杭州大看特看戏曲时，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四大会议先后隆重召开。即新侨会议――《文艺理论批判座谈会》、广州会议――《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翠明庄会议――《电影工作会议》、大连会议――《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几个会议，深深刺痛了自尊心极强、自认为是文艺界领导的江青被撇在一边、默默被人们冷落、遗忘。
她要“抗争”。
这一年里，文艺界出现了奇特也耐人寻味的动态：一方面，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隆重地拉开了序幕。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中，严肃地批示道：
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十五年来（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批示正逢现代戏会演期间。
1964年6月5日，是现代戏开幕的日子。周恩来、彭真、陆定一、茅盾、周扬等在会上讲了话。
会演的规模异样的阵势庞大，19个省、市、自治区，28个剧团参加了演出，送演剧目就达37台之多。以后被培植为“样板”的《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等，就是这次送演的优秀剧目。
江青那时在中宣部任文艺处长的职务，主要是负责研究国内外的文化动态。两年前，还在欣赏传统京剧的江青，突然摇身一变，变得要“革命”了，要“革”传统戏的“命”。
面对这次会演，她要介入进去。她的介入绝不是一般形式的大摇大摆走进会场，鼓鼓掌，亮亮相，满足一下虚荣心。而是要完全、彻底，像插一杆红旗那样，一竿子到底，独树一帜。
她到会，并作了讲话，除了横挑鼻子竖挑眼外，就乱开枪，像一个不瞄准就举枪射击的盲目武士。她的发言，表现出了她“出类拔萃的艺术水平和鉴别能力”。
撞上她枪口的有《李慧娘》和《红旗谱》。
《李慧娘》是由戏剧出版社的社长孟超执笔改编的，后来北方昆剧院将它搬上舞台。作者对作品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想“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可是他不知道，一场因他的作品而起的争议，正在酝酿，像迅速发酵的面粉，已经散发出刺鼻的异味。
几年前，也就是1961年8月，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用“繁星”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李慧娘》借鬼魂抒发感情伸张正义的艺术表现手法。
廖沫沙的文章，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通过当时上海市的负责人柯庆施，在上海组织人批判鬼戏和“鬼戏无害”论。并在1963年5月6日、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署名“梁壁静”的《驳“有鬼无害”论》一文，对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了批判。
此后，文艺界的某些人开始敏感地嗅闻风向，并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预感。
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几双居心叵测的眼睛注视下，终于在这年7月31日落下了帷幕。
康生，这位身居要职的领导人，对《李慧娘》一直赞不绝口，他见江青插手这次会演，在闭幕会上，他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赞扬到批判，而且言辞激烈，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
参加闭幕式的周恩来也不能轻易变动，刘少奇本来就涉嫌“包庇”鬼戏，这次他也不能再像1961年时，力争使几部古典传统戏作为文艺传统剧目保留下来。
和“鬼戏”一起倒霉的还有许多优秀电影故事片。如《早春二月》《红河激浪》《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等十多部影片。
“鬼戏”在舞台上消失了。可是，“文革”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样板戏”又以另外一种“政治”形式出现了。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搬出丰泽园，住到位于中南海畔的“游泳池”。江青在“文革”前就搬到钓鱼台宾馆居住。他们的关系不像在延安时期亲密，也不及50年代融洽，但表面上还能说得过去。不像“文革”后期，毛泽东十分反感江青在政治局里拉帮结派，搞不团结的做法。
“钓鱼台”宾馆是我们国家最早建造的国家级宾馆，专门接待外国元首。这里不仅环境幽雅、宁静、充满了古典情调，而且一些新建筑又增添了现代气息，是一处令人神往的地方。
1966年，钓鱼台便逐步褪去古典风雅的宁静。文革小组借这块宝地，燃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操纵着九万万男女老少的举手投足。
在江青成为文革小组副组长之前，她的主要栖身之所便在钓鱼台。开始她住钓鱼台8号楼，后来又搬到11号楼住。
1966年1月后，全国空气越来越紧张，夺权夺得造反派快六亲不认了，竟然扬言要冲进钓鱼台，江青吓得连夜搬家，搬到10号楼住。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江青才住进中南海毛泽东住宅旁的房子里。
在10号楼里，江青干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样板戏”。
早在1964年，也就是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前夕，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到北京市委，看望北京市委领导，转达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工作表示满意的话，并希望北京市委领导再接再厉，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江青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说完，开始谈自己的想法：“我是搞文艺动态研究的，主席也很重视文艺工作。最近听说要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这很好嘛！这是一场京剧革命嘛，无产阶级的舞台怎么能让牛鬼蛇神统治呢？所以，我想就北京地区的京剧革命作作调查研究，好向主席汇报哇，这也是北京市委的成绩嘛！”
江青这番话引起北京市委的重视，立即布置落实这项工作。他们认为江青关心北京地区京剧革命，主要也是为把北京的京剧搞上去，能在全国会演中一举夺魁。这是北京市委善良的理解。当市长也好，县长也好，哪个“父母”官不指望上面能有人经常为他们出出面，撑撑腰，扶持一把？江青亲自出面，又是转达主席的问候，这是主席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北京市委理所当然要认真执行。
可是北京市委的理解和江青的想法却相差甚远。
江青选择了北京市京剧一团作为京剧革命艺术实践的“样板田”。以为有了“田”，就可以纵横捭阖，任意“耕种”！
据一些曾经参加“样板戏”创作的作家回忆说：江青抓戏，大都是从主题入手。“领导出思想”，江青除了定主题、定题材，还要规定一个粗略的故事轮廓。这种故事轮廓都是主观主义、凭空设想，毫无生活根据的。
由于江青一味靠虚构编织情节，因此一些苦心构思的剧本，因为没有生活，没有体验，也没有合作的基础，结果，本子无法编成剧，最后只得告吹。
失败后的江青大为恼火，一口咬定是北京市委的某些人（指市长彭真，宣传部长李琪），有意和她过不去。
不久，即1967年5月23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之际，首都召开了史无前例的纪念大会，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有16000多人。
会议由江青主持，陈伯达作讲话。
也就在同一天，样板戏正式登上首都的舞台。有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
以上这八个戏曲，就是相伴“文革”始终，闻名遐迩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打这以后，江青的名字和这八个戏紧紧地连在一起，虽然剧本和舞台上，从头到尾也不见江青的一横一撇，然而，她对京剧革命的讲话和工作行踪却不断地出现在报刊上，这比不署名的署名还要硬棒！
这里我们不妨援引老作家汪曾祺新近的一篇文章，披露江青还曾抓过两出“样板戏”《红岩》和《山城旭日》。现摘录如下：
1964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他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的话：“将来剧本完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自1964年冬至1965年春我们集中起来改《红岩》剧本。其时，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
1965年4月中国剧团由重庆到上海，排了一些时候戏（排《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样板戏的名称自此时始。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从上海回京后，继续修改《红岩》。一直折腾到年底，我们想把戏写完了好过年。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打来电话，给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叫我们到上海。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我，乘飞机到上海。住东湖饭店。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我们。江青对李琪说：“对于我们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是不要过问。”她对我们说，《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由军队党组织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哪有这样的事呢？一个地下工作者，不通过党的组织去开辟工作，根本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一个人，单枪匹马，通过社会关系，发动大家，这可能么？）
我和阎肃，按照她的意思，两天两夜，研制了一个提纲。阎肃解放前夕在重庆，有一点生活，但是也绝没有她说的那样的生活；我是一点生活也没有，但是我们居然编出一个提纲来了！还定了剧名《山城旭日》。
江青虽然不让李琪过问我们的戏，我们还有点“组织性”，把提纲向李琪汇报了。李琪听了，说了一句：“看来，没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创作的哦？”
我们向江青汇报了提纲，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
回到北京，着手“编”剧。3月中，江青又从上海打电话来：“叫他们来一下，关于戏，还有一些问题。”
到上海后，一天，江青叫秘书打电话来，叫我们到“康办”（张春桥在康平路的办公室）去见她。
关于剧本，其实没有谈什么意见，她这次实际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谈“试验田”的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和阎肃都没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爽快地同意，只见她站了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大，但是语气分量很重。
《山城旭日》写出来了，排练了，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戏就搁下了。江青忙着闹“革命”，也顾不上再过问这个戏。
我被关押“解放”后，一天一位革命委员会委员拿了一张戏票给我，说：“江青同志今天也来看《山城旭日》。”
我当时是蓬首垢面，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烂不堪。回家换衣服，来不及了，只好临时买了一套。
开戏前，有人嘱咐我：“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话要跟江青说，也不知道有什么话不该说。恍恍惚惚，如在梦里。
散了戏，座谈，参加的人，限制很严格。除了剧作者，只有杨成武（因有要事中途退出）、谢富治、陈亚丁。江青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大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当时我们就理解，她所谓“向大西南进军”就是搞垮大西南的党政领导，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烧得更猛。后来西南几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乱得一塌糊涂。
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他们所谈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和阎肃只好装着没听见。
谢富治发言，大意是“打开了重庆，我是头一个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据我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个人来！”
我当时就想：“坏了！按照他的逻辑，渣滓洞的幸存者，全是叛徒。”我马上想到了罗广斌。罗广斌后来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这和谢富治这句斩钉截铁的断言是有（尽管不是直接）关系的。
毛泽东为江青点将
“样板戏”出台后，江青仍觉得少了点什么？
从当时的政治气候看，进入1969年后，造反派的“高烧”热度稍稍降了温。在此之前的剑拔弩张的环境逐步得到了改善。无辜的百姓们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
然而，当人们按部就班过日子时，却突然发现，他们平时那种赖以寄托精神、滋补生活的文化环境不见了。
每天带有文娱色彩的政治活动除了语录歌就是“忠”字舞。每当集会或是游行，甚至坐车的旅途，随时都会来一段语录歌集体合唱和一场执红宝书的“忠”字舞。这不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运动！
没有任何美感的“忠”字舞，很快就失去了魅力，人们开始讨厌这种滑稽的闹剧形式。这时，“样板戏”闯进了人们寂寞空虚的视觉里。尽管是现代戏，但毕竟是有民族色彩的传统艺术，也是“国粹”。
空落多日的剧院，猛然爆满。北京城里的戏迷们，原来极其挑剔，没有名家名角压轴，还不大高兴去捧场呢？这时，娱乐时间百无聊赖，他们也顾不得名家不名家，也不管有没有青衣、花旦、老生、武生的，有戏看就非常不容易了。
剧院的繁荣景象，令江青兴奋不已，这是她梦寐以求的。
高兴之余，她开始冷静地思考。从开始培植“样板戏”起，就有一帮人不断向她报告剧院爆满的喜讯。她觉得，应该采取新的行动缓解“看戏难”的矛盾。
怎么办呢？她想到了电影。如果将“样板戏”拍成电影艺术形式，无论从艺术作品的档次，还是影响范围，都是舞台无法比拟的。想到这，江青满意地笑了。
从1968年下半年起，江青工作的重心开始往电影艺术上转移。
最初，她指示上海有关部门负责拍摄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使上海的文艺单位全面瘫痪，根本无法组织正常拍摄，勉强拼凑起来的班子，全是造反起家的角色，既不懂电影，又不懂京剧，动不动就扛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上纲上线，吓得专业人员一个也不敢沾边。
整整折腾了一年，“样板戏”还不能改编成电影本子，更别说拍成电影了。
于是，碰了壁的江青将上海京剧团的演员拉到北京。到北京后，她才知道北京也同上海一样，电影界面临着“机体瘫痪”的困境。
自尊心极强的江青，苦恼了，夜不能成眠。
钓鱼台17号楼是活动娱乐场所，里面有影院、健身房等。住在10号楼的江青心情烦躁的时候，便来到17号楼的放映厅看电影。
她一遍又一遍看京剧名家主演的戏剧电影，那精彩的唱词，极佳的艺术效果，令江青骨腔里的妒火，一个劲地燃烧……
她看一次急一次，那些名演员、名导演、名摄影能拍出艺术片，她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呢？她咬了咬牙，绝不能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统治舞台。
这时，江青突然想到了毛泽东。对，找主席去，只要主席出来说一句话，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人：
1969年5月，“中国红色御林军”8341部队副政委狄福才从二七机车车辆厂支“左”回到中南海。
他刚一落脚，突然接到钓鱼台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江青同志叫他立即去。开始狄福才还以为他们搞错了人，江青不可能找他，她又不分管部队支“左”的事情，但千真万确，江青就是找他。
1937年，狄福才还是个孩子就参加了革命军队。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几乎都是在警卫的岗位上度过的。他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战场，参加过保卫延安党中央的战斗。在杨家岭还为毛泽东站过岗。1949年，他又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和平解放的北平。从走进紫禁城那天起，他再没有离开过警卫工作这个岗位。1966年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开始负责中央领导的保卫工作。
“文革”一开始，他又被派去工厂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直到他接到江青的电话。
虽然狄福才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方汉子，浑身充满着军人的胆量和豪气。但是，一提到江青，他不知怎么搞的，就有一种压力感，在他的心里，最好是敬而远之为妙。
这次，他是躲不掉了，江青指名道姓叫他去，不去是肯定不行的。想到这，他要在见到江青之前，先探听个虚实来，好在思想上有个准备。
他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处处长（文革初期，中央警卫局称为警卫处）汪东兴。
汪东兴在中南海里好似中央领导人的“总管家”。领导人今天有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召开什么会议，甚至有什么家事，都要先通知他，然后通过他安排警卫工作，布置落实。有时甚至还需要他多方协调解决。所以，他是中南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汪东兴一般对部下比较和善，部下有些话也敢和他讲。听了狄福才的话后，他想了想，说：
“奇怪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是不是要你汇报二七厂支左经验？”狄福才在二七厂支“左”支得比较成绩突出，经常作经验介绍报告。所以，汪东兴一想就想到支“左”这件事上了。
“这样吧！你先去，看看是什么事再说？”汪东兴迟疑了一下，说道。
狄福才满腹狐疑地看着老领导，心想：“也只能这样了。”
北京的5月，气候十分干燥。北方大漠的沙土长驱直入，直刮得满城天昏地暗。这一天，正好又刮大风，江青怏怏不快地在17号楼看电影消磨时光，身边的人都屏声静气的，生怕出一点声音，引起首长烦躁。
下午，一辆轿车离17号楼还有百十米远就戛然而止。狄福才一身军装，从车子里出来，步伐利落地走向17号楼。
他双脚刚踏上17号楼大厅的柔软地毯，马上从旁边过来一个年轻的警卫，两脚笔直一并，敬了个军礼，然后作了个请的手势：“狄副政委，首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狄福才被警卫严谨的迎接搞得又不安起来，稍稍平稳的心律又跳快了。什么事情这样重要？他跟着卫士走进旁边一个小会议室。
江青已在会议室里等他了。
也许是刚刚看过电影的缘故吧，江青白皙的脸颊上微微泛红，亢奋的神情透过镜片，变成频频闪动的光点。
狄福才一进门，双脚一并，举手敬礼，高声报告：“江青同志，我来了。”
江青高兴地“啊……”了一声，站起来，上前就是一个热情的握手：“狄福才同志，你好！你好！”
进门时的紧张神情，被江青这样的热情很快冲淡了。狄福才轻松地坐在沙发上。
江青兴致勃勃，也不等狄福才发问，便急切地开了腔：“我呀……真不了解在主席身边有这么多好同志呀！特别是你，主席给我作了介绍，说你支左干得不错，很有经验……”
狄福才听到这里，放心了。“还是支左的事情！”
不过，他一听到主席在江青面前表扬了自己，脸上一红，觉得不好意思，正要解释几句，江青又开口了。
“我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去拍样板戏这件事……”江青的口气比刚才低沉、缓慢，显得郑重。
江青看到狄福才直立脊背，意欲开口的神情，微微摆了摆手，又继续说道：
“我刚才从主席那里回来，我的戏拍不出来，没有办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亲自点你的将，叫你去挂帅。”
江青先发制人的一席话讲完，颇得意地望着狄福才。
主席点的将，这可不是一般荣誉！狄福才想了一想：自己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
于是回答得很干脆：“主席既然命令我去拍样板戏，我坚决服从命令，只是……”他又有点吞吞吐吐。
“我没有在文艺界工作过，对文艺情况不熟悉，京剧更是一窍不通，门外汉……这和工厂、机关支左不同，困难更多。我是怕……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重托，完不成任务。”
江青笑了起来，“你呀，多少懂一点，在延安不是还唱过两句吗？边学边干。我们都是毛主席文艺战线上的小学生。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
那叫什么文艺？风马牛不相及。狄福才觉得好笑，唱两句就算懂文艺。看来，江青非叫他去拍“样板戏”不可了，连1943年的延安警卫团宣传队当宣传员的老皇历她都知道。
“那不叫懂文艺……”狄福才小声嘀咕了一句，想想也是何必呢，说也白搭！
江青没有理会狄福才的意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又继续说道：
“你回去和老汪（汪东兴）商量商量，先把班子组织起来，要选几个技术过得硬的司机给剧组开车。过几天召集剧组和摄制组的人开会，到时通知你参加。”
江青起身送他到会议室门口，停住脚步，用语重心长的神情注视着即将上任的“将帅”，鼓励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边学边干。”
最后江青和狄福才握手告别：“做好准备！”
狄福才离开钓鱼台，即回中南海向汪东兴汇报情况。
汪东兴在狄福才离开后，也去作了一番了解，江青为什么找狄福才？等狄福才从钓鱼台回来向他汇报时，他已经将江青要狄福才去的内幕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两天后，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东厅接见剧组、摄制组和北影厂各派头头约百余人。狄福才进门绕到最后一排，选了个不起眼的位子，刚坐下，就听江青在问：“狄福才同志来了吗？”狄福才赶紧抬了抬身子，应了声“来啦”。
“你们不是要求8341部队去人吗？我去请示主席，主席点了将呀！叫8341部队的副政委――狄福才同志挂帅。现在正在组织班子。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狄福才同志……”
江青郑重其事地用手示意狄福才站立起来，和大家认识认识。
众人一听是毛主席点的将，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番真诚的欢迎，让狄福才好感动。他暗暗给自己鼓劲，要干好，不能辜负主席的重托和大家的希望。
“样板戏”的拍摄终于正式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排上议事日程。此时日历翻到1969年5月。
一年后，第一个“样板戏”电影正式上映，它就是《智取威虎山》。
之后，其他样板电影也陆续上映了。
八个“样板戏”八个故事
《智取威虎山》好不容易在北影厂开拍，这无疑是给电影界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其他电影厂也从空寂、难受的瘫痪中看到“康复”的希望。
那时各电影厂除了敢提“样板戏”拍摄任务外，对于其他创作绝不敢抱有奢望。毕竟是僧多粥少，能接一部“样板戏”拍摄，已经是令其他厂眼红了。
八一电影制片厂接下了后来非常叫红的《红灯记》。
《红灯记》和八一厂的故事，还得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说起。
周恩来接到一个报告，说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因受派性干扰，已无法正常工作，摄制新闻纪录片面临中断的危险。
十万火急！
周恩来立即抽出时间来处理这件紧急事情。新影厂还不像其他电影厂，它是国家时事政治的形象窗口，一旦中断工作，国家高层政治形象也将随之在国际舞台消失。
同时，周恩来又赶紧将新影厂的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并且告诉说：新影厂现在要求8341部队派军宣队驻厂，以保证新闻能正常制作。
毛泽东没有反对，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
派往新影厂的军宣队，从8341部队里抽了几十个人，还是由狄福才负责领导。这样一来，他的工作日程里又多了个新影厂。
没想到，人还没有去新影厂，江青又突然从中插了一竿子。
狄福才正为落实去新影厂军宣队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突然接到江青电话，叫他立即到钓鱼台，到她的17号楼一趟。
狄福才赶紧放下手里的事情，正了正衣领风纪，直奔钓鱼台。
江青正在17号楼的会议室里焦急地等他。见他进来，连客套话也没说，就急切地下令：“狄福才，你去从新影厂的军宣队里挑几个人，要尖子，去八一电影厂军管！”
狄福才被江青的话搞懵了，心里想：“八一电影厂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领导的，本身就是部队性质，再叫其他部队的人去军管，这不是乱套了么？”
情急之下，他干脆直语直说：“去新影厂的人是主席批准的，不去不行的。再说，八一厂是总政管的，现在叫8341部队的人去军管，这不就是乱插手，乱军管吗？”
“哦……”江青听他这么一说，又道：“原来是这样？到八一厂去是政治局会议同意的，主席那里我去讲。你先回去吧。”
狄福才回到家后，感觉不对劲，又跑到中南海，找到“救兵”汪东兴。汪东兴听完，叹了口气：“她又要插手军队了……”
狄福才请示他如何做？汪东兴想了想：“再看看她去主席那里怎么说吧？估计不会通过的。那时，你就好办了。”
江青为何对八一电影厂耿耿于怀？
原来在1968年，《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就住在八一厂，用他们的摄影棚录音。演员已经很久没有上戏，也很少吊嗓子，加上初到北方，不适应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很多人由此感冒了。
这一下，八一厂闯下了大祸！
各种各样的怨言，源源不断地告到江青那里，江青大怒，认为八一厂目前这种状况根本不行，要整治整治胆敢破坏“样板戏”的家伙们。
果不出汪东兴所料，江青提出的要“军管”八一厂的想法，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都没有通过。
与此同时，狄福才和刘贤权（军委办事组成员、电影工作生产协作小组组长）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完了他们的情况汇报后，提出“是不是也让八一厂拍样板戏电影”。
江青接到八一厂摄制组的名单后，竟然毫无情绪，懒懒地说：“我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还是送总理，请他批示吧。”
周恩来不计较江青的态度，他认真地看了八一厂报来的名单，觉得领导班子要加强，就指示狄福才为摄制组选个老练、正直的党支部书记。支书到位后，就决定让成荫担任《红灯记》的导演。
就这样，《红灯记》摄制组终于在饱受磨难冷眼之后组成了班子。
《红灯记》剧组负责人钱浩梁，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浩亮。由他主演“李玉和”，刘长瑜演“李铁梅”，高玉倩演“李奶奶”。
《红灯记》经过一年半的拍摄，在1971年年底完成。
《红灯记》拍出来以后，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不过不喜欢又能怎样呢？那时观众能有什么期望？几乎是零值，对银幕上出现的“样板戏”，不论是什么，都啧啧称赞。
电台、广播、报纸等舆论工具，就抓住了观众这种心理，大做鼓吹的文章。
1972年底，八个“样板戏”在“未行先起尘”的喧闹中，终于全部拍成彩色电影。
毛泽东陆陆续续都看了一遍，基本上也能满意。但是，在观看《红灯记》后，他曾为剧中革命人物被敌人杀害的结局而感到遗憾。
同《红灯记》一样，《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也有一番曲折的故事。
这要从1963年舞台上的京剧开始。
这年冬天，拥有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等名家的北京京剧团接到一个现代剧本――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有关方面交待说，本子是江青交来的，让改编成京剧。
《芦荡火种》一剧是由著名沪剧艺术家丁是娥、邵滨孙等主演的。早已蜚声剧坛，北京京剧团十分高兴地接下了改编任务。
剧本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阿甲、迟金声导演，以歌颂阿庆嫂的主题出发，取名《地下联络员》。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排练，戏很快就排出来了。首场彩排，彭真、罗瑞卿、江青等都来观看。演出后，江青认为改编得不好，大失所望。之后，她认为这出戏的改编难以成功，便不再过问，飞往南方疗养去了。
江青不管了，北京市却认为这出戏的基础不错。
在彭真等市领导的支持下，北京京剧团重新加工修改剧本，调整演员阵容、观摩沪剧演出并组织演员下连当兵，体验生活。功夫不负苦心人，重新排演并更为原来的剧名《芦荡火种》，令人耳目一新。
赵燕侠饰演的阿庆嫂、谭元寿饰演的郭建光、马长礼扮演的刁德一均各具光彩，极为神似。万一英的沙奶奶、周和桐的胡传魁等均为成功的艺术形象。
北京市长彭真等人重新审看了《芦荡火种》，大加赞赏，批准北京京剧团对外公演这出戏。随即，北京舞台上掀起了一个“火种”热，该戏连演100多场，盛况不衰。
彭真在高兴之余，亲自出面邀请各界人士观看，并让《北京日报》刊出社论祝贺。
不料，麻烦又来了。
这年春季的一天，江青乘一架专机从上海赶回北京，出席即将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当她从机上随手翻阅近几天的《北京日报》时，突然发现了戏剧电影栏里刊登着北京京剧团演出京剧现代剧《芦荡火种》的广告，她的眼睛瞪大了：她所弃之一旁的戏，怎么能公演呢？再翻到报纸第三版，又发现一篇赞扬京剧《芦荡火种》的文章，她的心绪突然变坏了……
到北京的当晚，江青径直前往北京工人俱乐部看戏。
演出结束，江青将剧团领导、演职员们叫到一起，沉着脸说道：
“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同意，就公演了！还有人发文章给你们吹捧。这个戏是我管的，我说什么时候行了才能对外演出，懂吗？”
不懂。众人顿感莫名其妙。
有人在想，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演好，惹恼了她呢？其实，此时谁也没有想到，一贯好胜心极强的江青，眼睁睁看别人把戏排好，立了头功，吃醋了？！
于是，江青面对众演员，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声令人大吃一惊的话：“此戏某些地方不妥，要重新加工。”
重新排练又开始了。这次美其名曰是在江青的“指导”下进行的，与《红灯记》剧组一样，《芦荡火种》剧组被江青折腾得晕头转向。
戏排好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观看了《芦荡火种》，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照例上台与演员们合影。
毛泽东对该剧的首肯，使江青得意起来。几天后，她又来到北京京剧团，以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名义，宣布了两条意见：
（一）剧名改为《沙家浜》。
（二）突出武装斗争。
至此，此剧便“名正言顺”地成为“江记产品”。
在八部“革命样板戏”中，有两“虎”，一虎是《奇袭白虎团》，另一虎是《智取威虎山》。这两出戏在成为样板戏的过程中，也有一场龙争虎斗的戏外戏。
《奇袭白虎团》最早是50年代由经过考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根据志愿军虎胆英雄杨育才带领侦察班捣毁白虎团指挥部的事迹编的一出短戏，志愿军回国后，该剧团成员集体转业，并入山东省京剧团。
《奇袭白虎团》也就成了山东京剧团现代戏的一个保留剧目。1963年秋，为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山东省京剧团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修改重排《奇剧》。很快，重排后的《奇袭白虎团》剧上演，受到了观众的普遍欢迎，并引起了山东省委领导的重视。省委指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严永洁亲自抓《奇袭白虎团》剧的加工提高，力争在观摩大会上打响。
在严永洁直接领导下，剧团组织力量对《奇袭白虎团》的剧本又进行了认真修改，除了尽力完整人物形象外，着重突出武打技艺，用简洁、洗练、鲜明、生动的京剧艺术手段表现出一连串紧张的战斗场面。大大增强了《奇袭白虎团》剧以“做、打”见长的京剧现代戏的魅力。
山东京剧团当时的排练场十分简陋，就是在院子里用篷布搭起的一个大棚，四面透风。排练时，正值隆冬，可剧团上下全体演职员拧成一股绳，不畏严寒，夜以继日地劳作。严永洁亦日夜与演员们滚在一起，小女儿没人管，只好带在身边泡在排练场，常常是看着看着孩子就睡着了。
这一年6月19日晚，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的人民剧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参加京剧现代观摩大会的山东京剧团在这里演出了《奇袭白虎团》。果然不出所料，《奇袭白虎团》剧轰动了整个观摩大会。
晚上9点20分，刚参加完一个外事活动后也专门赶到人民剧场的周恩来总理，观赏了《奇袭白虎团》最后一场戏。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登上舞台，边与演员握手边说：“尽管我只看了一场戏，但很振奋。你们演得很好，我要请你们到中南海演出。”
谁知，在一片叫好声中，却激怒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张春桥和江青。
原来，《奇袭白虎团》这只山东“虎”压倒了上海演出团团长、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所带到北京的另一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这只上海“虎”。
《智取威虎山》原来并不是上海的专利。早在50年代末，北京京剧团就根据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过京剧《智擒惯匪座山雕》。一度，这出戏也曾大受欢迎，场场满座，并灌过唱片。但后来，这出戏被江青以“大毒草”为名一棒子打死，因为上海京剧院正在排演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江青此时决定要扶植上海，将《智取威虎山》“智取”到自己的功劳簿上，自然不能允许别人出头了。
促使江青垂青《智取威虎山》的是张春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的提携下，张春桥与江青相识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余年的“合作”。为了巩固与江青的关系，张春桥一方面积极配合江青组织批判所谓文艺界“毒草”文章，一方面也投江青所好地抓起上海的京剧改革来。
很可惜，江青一开始没有能理解张春桥的“苦衷”，她将上海的两出沪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拿去交给北京的京剧团改编了，这曾使张春桥叫苦不迭，他是多么希望江青也能向上海“交任务”啊！
机会终于来了，这年12月，华东地区在上海举行话剧观摩会，张春桥请来了江青。就在江青高兴的时候，几乎寸步不离江青左右的张春桥实现其渴盼已久的愿望，将江青请到了上海剧院，“指导”《智取威虎山》的排练。这样，经过一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指点”，一出经创作人员辛勤劳动的《智取威虎山》，便成了江青怀中的“娃娃”。张春桥也不禁踌躇满志起来。
然而，北京的观摩大会，同样以武戏见长的反映军事斗争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在专家和观众的眼里，却认为略胜于《智取威虎山》一筹，于是，灾难向《奇袭白虎团》袭来。
7月17日晚，早在一个月前就许愿要请山东京剧团到中南海演出的周恩来，突然接到江青捎来的信，说中南海今晚不能去，要另换他处，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好取消原订计划，陪毛泽东在另一处剧场观看上海的《智取威虎山》。
这样，在整个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期间，由于江青的原因，《奇袭白虎团》一剧一直没能演给毛泽东观看。而在那个时候，只要毛泽东出场看戏，上台接见演员，这出戏就算成功了。
上海“虎”在江青的支持下，占了一次上风，但江青并未因此而喜形于色。
在观摩大会第一轮观摩结束后，江青又在大会领导小组和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上发言。她的讲话颇有点火药味：
“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大家都看见了吧？”她这是指新华社一篇报道演出的稿件，这篇稿件将《奇》剧放在《智》剧之前作了介绍。
江青又诘问道：“你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宣传？这样不好嘛！主席还没看《奇》剧呢……”
随后，她又拿起一张报纸说：“我这儿还有一篇文章，也是捧《奇》剧，压《智》剧的，要不要给你们读读？他们这是想干什么？我要找他们问问！”
在座诸位面面相觑，不知就里。
只有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心里清楚，江青迁怒的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发的一篇剧评，该剧评不客气地指出了《智》剧的毛病，同时与《奇》剧对比，赞扬了后者。这篇文章林默涵不仅看过清样，而且还是他签发的。
于是林默涵赶紧接过话头，表示他知道这件事。
江青“噢”了一声，“你同意的？”然后狠狠看了林默涵一眼。“文革”一到，这位林副部长便又多了一条反对样板戏的罪状。
“小严，你感觉怎么样？”江青话锋一转，叫起来山东代表团团长严永洁。
严永洁为《奇》剧受到非难，心中正感紧张。江青一发问，她马上应道：“在北京，同志们看兄弟省市的戏，都很受鼓舞，只是感到紧张了一点……”
“紧张？什么紧张？”江青又板起了脸。
严永洁本意是说神经紧张，担心处理不好各种关系，可这当口上如何能说实话？
“我是说……时间紧张一点。眼看大会快闭幕了，戏还未改好，毛主席还没看，大家心里着急。”
“哼！那就抓紧干嘛！”
几天后，江青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奇》剧的会。应召而来的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以及上海的张春桥、陈其通和山东的严永洁。
江青道了开场白：“……今天专门研究一下《奇》剧……山东的同志不错，人能干，也是听话的……但这个戏现在不行，必须认真修改，改好了，要选给主席看，才能公演……”
接下来，江青又指示：“我很忙，具体修改工作你们可以找华东局有关领导联系……”这样，江青把《奇》剧交给了张春桥，因为张兼华东地区观摩团负责人，山东在其管辖范围内。
拿着纸和笔记录着江青指示的严永洁马上清楚了江青的意图。她要亲自“抓《奇》剧了！”
“两虎之争”，以同归一“主”而告终。
毛泽东一句评价，江青情移《红色娘子军》。
起因是这样的：
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是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在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两个批示后，由中央芭蕾舞剧团改编创作的。演员们在当年的2月去海南岛体验生活，9月就将戏彩排出来了。
毛泽东在10月8日亲自观看了演出，并且为改编现代芭蕾舞剧作了总结性的评价：“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这个话，江青似乎也没有超前意识。一旦做了评价，江青反应非常神速。她随即掉转方向，开始关心舞剧的“样板”培植。
她来到中央芭蕾舞团亲自坐镇，指示改编已经改编过的《红色娘子军》，舞剧团的创作人员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江青，别说能坐在一起，还亲眼目睹她的一举一动。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大家觉得很兴奋，以为可以在舞蹈艺术上大显身手了。
创作人员毕恭毕敬虚心地听从她的“教导”。一开始，觉得江青说话还有道理，什么“洋为中用”，什么“吸取西方的文化精髓，为中华民族文化服务”等等。
但越到后来越糊涂了，谁也领会不透江青的意思，究竟要怎样改？一会儿听她批评剧团：“你们别以为主席表扬了你们的芭蕾舞，就可以被胜利冲昏头脑！舞蹈上的问题还很多，太乱！哗众取宠，崇洋迷外。舞蹈动作要朴实嘛！”
一会儿又听她遗憾：“舞蹈的整体艺术性不够，连芭蕾舞蹈的基本功都没有掌握，音乐形象也不突出。”
一会儿又是服装不对，一会布景没有海南味……就连化装她都要挑剔几句：“你们这是怎么化的呀！有这么夸张的吗？让人难受，难受！”江青挤着鼻子，好像真的很难受一样。
剧团的创作人员都被她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给砸昏了，无所适从。满腔热血化作一脑子困惑和惊慌，真不知是什么形式的芭蕾舞才是现代的，才是革命的，才是江青满意的。
创作人员一下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改，不知道怎样改。不改，江青已经立下军令状，限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改不行，改也不行。创作人员犹如背水一战，没有了退路。
他们只好努力理解江青的意图，小心翼翼改动剧本上的情节和舞蹈动作。等按江青意图改完后，彩排给江青审查时，江青竟然气得两眼珠在镜片后面瞪得溜圆，好像别人把她的作品给篡改了一样，尖刻地质问创作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大砍大杀？好好的东西被你们搞得乱七八糟。回去重新搞！”
创作人员思索来思索去，不得其中的要领。隐约觉得不仅仅是一个怎样改戏的问题，好像是该怎样领会戏外旨意的问题。音在弦外，不是弦的本身。如果再改回原样，江青会是怎样的态度。
试试看！有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0”形路也是条出路！他们又将舞剧原封原样改回到毛泽东肯定的水平上，彩排时，提心吊胆的创作人员，眼睛都没敢离开江青的脸，一个眨眼，一个撇嘴，都引起他们一阵心跳，分析她的情绪变化，来猜测是凶是吉？江青看着看着，竟然微微地笑了，满意地点点头。
这不就是改编以前的芭蕾吗？前几个月她还看着不顺眼，怎么这次就睁着眼睛忘记了？边看边说“改得不错”，简直是不可思议。
真的是江青得了健忘症？
不，还是扮演“党代表”的刘庆棠知根知底，在一边提醒大家：“《红色娘子军》是江青同志亲自选的题材，也是她亲自指导改编的。现在能排成这个水平和江青同志的关心是分不开的。”
原来如此！大家豁然开朗，原来江青关心不是剧的本身，而是她本身是否参与。
刘庆棠因为善解人意而深得江青的厚爱，从而也确定了“党代表”主角的地位。
可是《红色娘子军》的创作人员却像推磨的毛驴，被蒙着眼睛，牵着鼻子，原地绕了一个圈子，就这么一绕，碾磨出来的改编芭蕾舞剧的功劳就属于江青的名下了，也为她在各种公开场合振振有词表功提供了有力的典型事例。
（摘自《红船交响曲》）
毛泽东不愧为学识渊博的政治家。他会准确地用字眼，极其敏感地把握字与字之间细微的差别。
两年前，还在欣赏传统京剧的江青，突然摇身一变，变得要“革命”了，要“革”传统戏的“命”。
此后，文艺界的某些人开始敏感地嗅闻风向，并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预感。
在10号楼里，江青干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样板戏”。
“样板戏”出台后，江青仍觉得少了点什么？
他刚一落脚，突然接到钓鱼台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江青同志叫他立即去。
江青先发制人的一席话讲完，颇得意地望着狄福才。
“样板戏”归于江青名下
1958年，狂热的经济建设高潮，犹如春临大地的季风，飘动着令人激动的气息，直搅得人心一个劲地旋转升腾……
这对毛泽东来说，也不例外。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走出中南海，来到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华东地区。
在那里，他视察了工农业生产情况。但此行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他还担心党内日益蔓延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党的建设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动向，经济建设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而思想这种东西却是无形的，如果不经常敲打敲打，最容易出问题！
毛泽东这次在山东、江苏、上海等地视察并且发表讲话。他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一番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吧！其中学校有二百万人。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毛泽东顿了一顿，又说：“至于本人嘛……”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是无产阶级分子，是后来的事，开始也是进资产阶级学校。”
他又用手指了指众人：你们中间也有知识分子，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们的母亲生你们的时候并没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没有讲这句话……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话引来满堂笑声。
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幽默劲不见了，神情严肃起来：
“过去那种拼命精神，现在在某些同志身上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比级别大小，痛哭，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人有两只眼睛，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就……双泪长流啊……”
毛泽东用两个指尖对着自己的脸，上下来回移动，比划着泪水哗哗流的样子。“哈哈……”全场又是一阵大笑。
毛泽东又讲了一些克服当前官僚主义，安定团结的话。会议在大家的掌声和笑声中轻松地结束了。
毛泽东从山东来到上海。江青也从北京来到上海和毛泽东团聚。1957年的毛泽东，面色红润、思绪敏捷、动作利索。江青也正值中年，她身材窈窕，穿着讲究，浓密的长发盘在头顶，显得很精神。
之后，毛泽东又来到南京，他接见了江苏、安徽两省的领导干部。他的谈话和他的个性一样，调侃、幽默，但是轻松中，人们却能实实在在地掂出其中的分量。
他的开场白就幽默上了：“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上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地方来了。”
毛泽东所要答复的问题便是后来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他答复的若干问题里，文艺问题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入题的契机是“鬼戏”。
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文学作品里，有些是不对头的，如上海演的‘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这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很想看一下‘狸猫换太子’。”
“为人在世嘛，当然不可不看哦！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
“搞那么一点是要得的。大家见见世面嘛。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嘛。”
毛泽东讲话有他独特的艺术，他喜欢举一反三。“妖魔鬼怪和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还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等，这些神话没有人反对吧？当然没有！”
“所以说哇，出几本书，几篇小说，写几首诗，演些‘狸猫换太子’，让社会评论嘛，逐步使他们的作品加以改变。”
毛泽东不愧为学识渊博的政治家。他会准确地用字眼，极其敏感地把握字与字之间细微的差别。
这里不是说“改正”，而是“改变”。
可是，这话到了江青耳里，她并不理会“改变”一字的真实内涵，而是要从根本上改掉“旧戏”。
1962年，江青因身体原因，在杭州养病，正好康生也来到了杭州。
康生和江青在戏剧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已有相当历史了。
早在40年代，江青离开大上海的水银灯，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这块虽说荒凉却是如此炽热的黄土地张开了双臂，一视同仁地欢迎每一个热血青年。江青从小就是文艺活跃分子，来到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活泼的性格、浪漫的情致，很快感染了每一个人，同时也吸引了毛泽东的视线……
后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合了，他们住在延安枣园。这里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神秘的气息，只有浓郁家庭生活的画面。江青爱唱戏的天赋得到了发挥。
据当时的邻居回忆：江青爱唱戏，唱啥我们听不懂，不过声音很好听，开始他只是一大早唱两句，后来，院子里来的人多了，江青就唱得多了……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好多大官都听她唱。院子里都是人，有人拉胡琴，有人敲鼓，就像台上演戏一样，热闹得很。毛主席边听边打拍……
江青在延安唱京戏还得到了康生的支持。当时，康生在延安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延安剧院第一任院长。他不仅倾听江青引吭高歌，而且还亲自执鼓槌，为她演唱当伴奏。
因为上述原因，江青带头上台，把《打渔杀家》桂英儿的角色搬上延安舞台，这在延安城里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京剧革命”风。
康生到达杭州不久，在他的关怀下，江青频频出入剧院。为了不被外人发现，江青每次看戏不得不“乔装打扮”一番，头带便帽（因为经常头痛，平时也戴帽子），眼配墨镜，嘴捂口罩。江青想看些刺激性的戏，康生马上讨好似地专门点鬼怪、荒诞剧目给江青看，什么《大五花洞》、《虹霓关》、《沙桥饯别》等。
就这样，从3月到5月，整整两个月，几乎每天一场戏，直看得江青精神焕发，病情见好。就在江青和康生在杭州大看特看戏曲时，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四大会议先后隆重召开。即新侨会议――《文艺理论批判座谈会》、广州会议――《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翠明庄会议――《电影工作会议》、大连会议――《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几个会议，深深刺痛了自尊心极强、自认为是文艺界领导的江青被撇在一边、默默被人们冷落、遗忘。
她要“抗争”。
这一年里，文艺界出现了奇特也耐人寻味的动态：一方面，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隆重地拉开了序幕。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中，严肃地批示道：
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十五年来（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批示正逢现代戏会演期间。
1964年6月5日，是现代戏开幕的日子。周恩来、彭真、陆定一、茅盾、周扬等在会上讲了话。
会演的规模异样的阵势庞大，19个省、市、自治区，28个剧团参加了演出，送演剧目就达37台之多。以后被培植为“样板”的《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等，就是这次送演的优秀剧目。
江青那时在中宣部任文艺处长的职务，主要是负责研究国内外的文化动态。两年前，还在欣赏传统京剧的江青，突然摇身一变，变得要“革命”了，要“革”传统戏的“命”。
面对这次会演，她要介入进去。她的介入绝不是一般形式的大摇大摆走进会场，鼓鼓掌，亮亮相，满足一下虚荣心。而是要完全、彻底，像插一杆红旗那样，一竿子到底，独树一帜。
她到会，并作了讲话，除了横挑鼻子竖挑眼外，就乱开枪，像一个不瞄准就举枪射击的盲目武士。她的发言，表现出了她“出类拔萃的艺术水平和鉴别能力”。
撞上她枪口的有《李慧娘》和《红旗谱》。
《李慧娘》是由戏剧出版社的社长孟超执笔改编的，后来北方昆剧院将它搬上舞台。作者对作品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想“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可是他不知道，一场因他的作品而起的争议，正在酝酿，像迅速发酵的面粉，已经散发出刺鼻的异味。
几年前，也就是1961年8月，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用“繁星”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李慧娘》借鬼魂抒发感情伸张正义的艺术表现手法。
廖沫沙的文章，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通过当时上海市的负责人柯庆施，在上海组织人批判鬼戏和“鬼戏无害”论。并在1963年5月6日、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署名“梁壁静”的《驳“有鬼无害”论》一文，对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了批判。
此后，文艺界的某些人开始敏感地嗅闻风向，并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预感。
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几双居心叵测的眼睛注视下，终于在这年7月31日落下了帷幕。
康生，这位身居要职的领导人，对《李慧娘》一直赞不绝口，他见江青插手这次会演，在闭幕会上，他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赞扬到批判，而且言辞激烈，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
参加闭幕式的周恩来也不能轻易变动，刘少奇本来就涉嫌“包庇”鬼戏，这次他也不能再像1961年时，力争使几部古典传统戏作为文艺传统剧目保留下来。
和“鬼戏”一起倒霉的还有许多优秀电影故事片。如《早春二月》《红河激浪》《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等十多部影片。
“鬼戏”在舞台上消失了。可是，“文革”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样板戏”又以另外一种“政治”形式出现了。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搬出丰泽园，住到位于中南海畔的“游泳池”。江青在“文革”前就搬到钓鱼台宾馆居住。他们的关系不像在延安时期亲密，也不及50年代融洽，但表面上还能说得过去。不像“文革”后期，毛泽东十分反感江青在政治局里拉帮结派，搞不团结的做法。
“钓鱼台”宾馆是我们国家最早建造的国家级宾馆，专门接待外国元首。这里不仅环境幽雅、宁静、充满了古典情调，而且一些新建筑又增添了现代气息，是一处令人神往的地方。
1966年，钓鱼台便逐步褪去古典风雅的宁静。文革小组借这块宝地，燃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操纵着九万万男女老少的举手投足。
在江青成为文革小组副组长之前，她的主要栖身之所便在钓鱼台。开始她住钓鱼台8号楼，后来又搬到11号楼住。
1966年1月后，全国空气越来越紧张，夺权夺得造反派快六亲不认了，竟然扬言要冲进钓鱼台，江青吓得连夜搬家，搬到10号楼住。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江青才住进中南海毛泽东住宅旁的房子里。
在10号楼里，江青干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中也包括“样板戏”。
早在1964年，也就是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前夕，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到北京市委，看望北京市委领导，转达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工作表示满意的话，并希望北京市委领导再接再厉，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江青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说完，开始谈自己的想法：“我是搞文艺动态研究的，主席也很重视文艺工作。最近听说要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这很好嘛！这是一场京剧革命嘛，无产阶级的舞台怎么能让牛鬼蛇神统治呢？所以，我想就北京地区的京剧革命作作调查研究，好向主席汇报哇，这也是北京市委的成绩嘛！”
江青这番话引起北京市委的重视，立即布置落实这项工作。他们认为江青关心北京地区京剧革命，主要也是为把北京的京剧搞上去，能在全国会演中一举夺魁。这是北京市委善良的理解。当市长也好，县长也好，哪个“父母”官不指望上面能有人经常为他们出出面，撑撑腰，扶持一把？江青亲自出面，又是转达主席的问候，这是主席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北京市委理所当然要认真执行。
可是北京市委的理解和江青的想法却相差甚远。
江青选择了北京市京剧一团作为京剧革命艺术实践的“样板田”。以为有了“田”，就可以纵横捭阖，任意“耕种”！
据一些曾经参加“样板戏”创作的作家回忆说：江青抓戏，大都是从主题入手。“领导出思想”，江青除了定主题、定题材，还要规定一个粗略的故事轮廓。这种故事轮廓都是主观主义、凭空设想，毫无生活根据的。
由于江青一味靠虚构编织情节，因此一些苦心构思的剧本，因为没有生活，没有体验，也没有合作的基础，结果，本子无法编成剧，最后只得告吹。
失败后的江青大为恼火，一口咬定是北京市委的某些人（指市长彭真，宣传部长李琪），有意和她过不去。
不久，即1967年5月23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之际，首都召开了史无前例的纪念大会，到会的文艺界人士有16000多人。
会议由江青主持，陈伯达作讲话。
也就在同一天，样板戏正式登上首都的舞台。有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
以上这八个戏曲，就是相伴“文革”始终，闻名遐迩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打这以后，江青的名字和这八个戏紧紧地连在一起，虽然剧本和舞台上，从头到尾也不见江青的一横一撇，然而，她对京剧革命的讲话和工作行踪却不断地出现在报刊上，这比不署名的署名还要硬棒！
这里我们不妨援引老作家汪曾祺新近的一篇文章，披露江青还曾抓过两出“样板戏”《红岩》和《山城旭日》。现摘录如下：
1964年冬，某日，党委书记薛恩厚带我和阎肃到中南海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这是我第一次见江青。在座的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林默涵，好像还有袁水拍。他们对《红岩》改编方案已经研究过，我是半路插进来的，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什么，我也全无印象，只因为觉得奇怪才记住了她最后跟罗广斌说的话：“将来剧本完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自1964年冬至1965年春我们集中起来改《红岩》剧本。其时，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
1965年4月中国剧团由重庆到上海，排了一些时候戏（排《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样板戏的名称自此时始。剧团那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从上海回京后，继续修改《红岩》。一直折腾到年底，我们想把戏写完了好过年。春节前两天江青从上海打来电话，给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叫我们到上海。李琪于是带着薛恩厚、阎肃、我，乘飞机到上海。住东湖饭店。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我们。江青对李琪说：“对于我们的戏，我希望你了解情况，但是不要过问。”她对我们说，《红岩》不搞了，另外搞一个戏：由军队党组织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哪有这样的事呢？一个地下工作者，不通过党的组织去开辟工作，根本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一个人，单枪匹马，通过社会关系，发动大家，这可能么？）
我和阎肃，按照她的意思，两天两夜，研制了一个提纲。阎肃解放前夕在重庆，有一点生活，但是也绝没有她说的那样的生活；我是一点生活也没有，但是我们居然编出一个提纲来了！还定了剧名《山城旭日》。
江青虽然不让李琪过问我们的戏，我们还有点“组织性”，把提纲向李琪汇报了。李琪听了，说了一句：“看来，没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创作的哦？”
我们向江青汇报了提纲，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
回到北京，着手“编”剧。3月中，江青又从上海打电话来：“叫他们来一下，关于戏，还有一些问题。”
到上海后，一天，江青叫秘书打电话来，叫我们到“康办”（张春桥在康平路的办公室）去见她。
关于剧本，其实没有谈什么意见，她这次实际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谈“试验田”的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和阎肃都没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爽快地同意，只见她站了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大，但是语气分量很重。
《山城旭日》写出来了，排练了，彩排了几场，“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戏就搁下了。江青忙着闹“革命”，也顾不上再过问这个戏。
我被关押“解放”后，一天一位革命委员会委员拿了一张戏票给我，说：“江青同志今天也来看《山城旭日》。”
我当时是蓬首垢面，一身都是煤末子，衣服也破烂不堪。回家换衣服，来不及了，只好临时买了一套。
开戏前，有人嘱咐我：“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话要跟江青说，也不知道有什么话不该说。恍恍惚惚，如在梦里。
散了戏，座谈，参加的人，限制很严格。除了剧作者，只有杨成武（因有要事中途退出）、谢富治、陈亚丁。江青坐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开幕的大幕上写的是‘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这两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进军。”当时我们就理解，她所谓“向大西南进军”就是搞垮大西南的党政领导，把“革命”的烈火在大西南烧得更猛。后来西南几省，尤其是四川，果然乱得一塌糊涂。
除了陈亚丁长篇大论地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他们所谈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我和阎肃只好装着没听见。
谢富治发言，大意是“打开了重庆，我是头一个到渣滓洞去看了的，根据我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跑出一个人来！”
我当时就想：“坏了！按照他的逻辑，渣滓洞的幸存者，全是叛徒。”我马上想到了罗广斌。罗广斌后来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我一直想，这和谢富治这句斩钉截铁的断言是有（尽管不是直接）关系的。
毛泽东为江青点将
“样板戏”出台后，江青仍觉得少了点什么？
从当时的政治气候看，进入1969年后，造反派的“高烧”热度稍稍降了温。在此之前的剑拔弩张的环境逐步得到了改善。无辜的百姓们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
然而，当人们按部就班过日子时，却突然发现，他们平时那种赖以寄托精神、滋补生活的文化环境不见了。
每天带有文娱色彩的政治活动除了语录歌就是“忠”字舞。每当集会或是游行，甚至坐车的旅途，随时都会来一段语录歌集体合唱和一场执红宝书的“忠”字舞。这不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完完全全的政治运动！
没有任何美感的“忠”字舞，很快就失去了魅力，人们开始讨厌这种滑稽的闹剧形式。这时，“样板戏”闯进了人们寂寞空虚的视觉里。尽管是现代戏，但毕竟是有民族色彩的传统艺术，也是“国粹”。
空落多日的剧院，猛然爆满。北京城里的戏迷们，原来极其挑剔，没有名家名角压轴，还不大高兴去捧场呢？这时，娱乐时间百无聊赖，他们也顾不得名家不名家，也不管有没有青衣、花旦、老生、武生的，有戏看就非常不容易了。
剧院的繁荣景象，令江青兴奋不已，这是她梦寐以求的。
高兴之余，她开始冷静地思考。从开始培植“样板戏”起，就有一帮人不断向她报告剧院爆满的喜讯。她觉得，应该采取新的行动缓解“看戏难”的矛盾。
怎么办呢？她想到了电影。如果将“样板戏”拍成电影艺术形式，无论从艺术作品的档次，还是影响范围，都是舞台无法比拟的。想到这，江青满意地笑了。
从1968年下半年起，江青工作的重心开始往电影艺术上转移。
最初，她指示上海有关部门负责拍摄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使上海的文艺单位全面瘫痪，根本无法组织正常拍摄，勉强拼凑起来的班子，全是造反起家的角色，既不懂电影，又不懂京剧，动不动就扛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上纲上线，吓得专业人员一个也不敢沾边。
整整折腾了一年，“样板戏”还不能改编成电影本子，更别说拍成电影了。
于是，碰了壁的江青将上海京剧团的演员拉到北京。到北京后，她才知道北京也同上海一样，电影界面临着“机体瘫痪”的困境。
自尊心极强的江青，苦恼了，夜不能成眠。
钓鱼台17号楼是活动娱乐场所，里面有影院、健身房等。住在10号楼的江青心情烦躁的时候，便来到17号楼的放映厅看电影。
她一遍又一遍看京剧名家主演的戏剧电影，那精彩的唱词，极佳的艺术效果，令江青骨腔里的妒火，一个劲地燃烧……
她看一次急一次，那些名演员、名导演、名摄影能拍出艺术片，她江青自己为什么不能呢？她咬了咬牙，绝不能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统治舞台。
这时，江青突然想到了毛泽东。对，找主席去，只要主席出来说一句话，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人：
1969年5月，“中国红色御林军”8341部队副政委狄福才从二七机车车辆厂支“左”回到中南海。
他刚一落脚，突然接到钓鱼台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江青同志叫他立即去。开始狄福才还以为他们搞错了人，江青不可能找他，她又不分管部队支“左”的事情，但千真万确，江青就是找他。
1937年，狄福才还是个孩子就参加了革命军队。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几乎都是在警卫的岗位上度过的。他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战场，参加过保卫延安党中央的战斗。在杨家岭还为毛泽东站过岗。1949年，他又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和平解放的北平。从走进紫禁城那天起，他再没有离开过警卫工作这个岗位。1966年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开始负责中央领导的保卫工作。
“文革”一开始，他又被派去工厂支“左”。一支就是一年多，直到他接到江青的电话。
虽然狄福才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北方汉子，浑身充满着军人的胆量和豪气。但是，一提到江青，他不知怎么搞的，就有一种压力感，在他的心里，最好是敬而远之为妙。
这次，他是躲不掉了，江青指名道姓叫他去，不去是肯定不行的。想到这，他要在见到江青之前，先探听个虚实来，好在思想上有个准备。
他找到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处处长（文革初期，中央警卫局称为警卫处）汪东兴。
汪东兴在中南海里好似中央领导人的“总管家”。领导人今天有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召开什么会议，甚至有什么家事，都要先通知他，然后通过他安排警卫工作，布置落实。有时甚至还需要他多方协调解决。所以，他是中南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汪东兴一般对部下比较和善，部下有些话也敢和他讲。听了狄福才的话后，他想了想，说：
“奇怪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是不是要你汇报二七厂支左经验？”狄福才在二七厂支“左”支得比较成绩突出，经常作经验介绍报告。所以，汪东兴一想就想到支“左”这件事上了。
“这样吧！你先去，看看是什么事再说？”汪东兴迟疑了一下，说道。
狄福才满腹狐疑地看着老领导，心想：“也只能这样了。”
北京的5月，气候十分干燥。北方大漠的沙土长驱直入，直刮得满城天昏地暗。这一天，正好又刮大风，江青怏怏不快地在17号楼看电影消磨时光，身边的人都屏声静气的，生怕出一点声音，引起首长烦躁。
下午，一辆轿车离17号楼还有百十米远就戛然而止。狄福才一身军装，从车子里出来，步伐利落地走向17号楼。
他双脚刚踏上17号楼大厅的柔软地毯，马上从旁边过来一个年轻的警卫，两脚笔直一并，敬了个军礼，然后作了个请的手势：“狄副政委，首长在会议室里等你。”
狄福才被警卫严谨的迎接搞得又不安起来，稍稍平稳的心律又跳快了。什么事情这样重要？他跟着卫士走进旁边一个小会议室。
江青已在会议室里等他了。
也许是刚刚看过电影的缘故吧，江青白皙的脸颊上微微泛红，亢奋的神情透过镜片，变成频频闪动的光点。
狄福才一进门，双脚一并，举手敬礼，高声报告：“江青同志，我来了。”
江青高兴地“啊……”了一声，站起来，上前就是一个热情的握手：“狄福才同志，你好！你好！”
进门时的紧张神情，被江青这样的热情很快冲淡了。狄福才轻松地坐在沙发上。
江青兴致勃勃，也不等狄福才发问，便急切地开了腔：“我呀……真不了解在主席身边有这么多好同志呀！特别是你，主席给我作了介绍，说你支左干得不错，很有经验……”
狄福才听到这里，放心了。“还是支左的事情！”
不过，他一听到主席在江青面前表扬了自己，脸上一红，觉得不好意思，正要解释几句，江青又开口了。
“我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去拍样板戏这件事……”江青的口气比刚才低沉、缓慢，显得郑重。
江青看到狄福才直立脊背，意欲开口的神情，微微摆了摆手，又继续说道：
“我刚才从主席那里回来，我的戏拍不出来，没有办法，缺人啊！主席知道了，他亲自点你的将，叫你去挂帅。”
江青先发制人的一席话讲完，颇得意地望着狄福才。
主席点的将，这可不是一般荣誉！狄福才想了一想：自己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
于是回答得很干脆：“主席既然命令我去拍样板戏，我坚决服从命令，只是……”他又有点吞吞吐吐。
“我没有在文艺界工作过，对文艺情况不熟悉，京剧更是一窍不通，门外汉……这和工厂、机关支左不同，困难更多。我是怕……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重托，完不成任务。”
江青笑了起来，“你呀，多少懂一点，在延安不是还唱过两句吗？边学边干。我们都是毛主席文艺战线上的小学生。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
那叫什么文艺？风马牛不相及。狄福才觉得好笑，唱两句就算懂文艺。看来，江青非叫他去拍“样板戏”不可了，连1943年的延安警卫团宣传队当宣传员的老皇历她都知道。
“那不叫懂文艺……”狄福才小声嘀咕了一句，想想也是何必呢，说也白搭！
江青没有理会狄福才的意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又继续说道：
“你回去和老汪（汪东兴）商量商量，先把班子组织起来，要选几个技术过得硬的司机给剧组开车。过几天召集剧组和摄制组的人开会，到时通知你参加。”
江青起身送他到会议室门口，停住脚步，用语重心长的神情注视着即将上任的“将帅”，鼓励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边学边干。”
最后江青和狄福才握手告别：“做好准备！”
狄福才离开钓鱼台，即回中南海向汪东兴汇报情况。
汪东兴在狄福才离开后，也去作了一番了解，江青为什么找狄福才？等狄福才从钓鱼台回来向他汇报时，他已经将江青要狄福才去的内幕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两天后，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东厅接见剧组、摄制组和北影厂各派头头约百余人。狄福才进门绕到最后一排，选了个不起眼的位子，刚坐下，就听江青在问：“狄福才同志来了吗？”狄福才赶紧抬了抬身子，应了声“来啦”。
“你们不是要求8341部队去人吗？我去请示主席，主席点了将呀！叫8341部队的副政委――狄福才同志挂帅。现在正在组织班子。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狄福才同志……”
江青郑重其事地用手示意狄福才站立起来，和大家认识认识。
众人一听是毛主席点的将，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番真诚的欢迎，让狄福才好感动。他暗暗给自己鼓劲，要干好，不能辜负主席的重托和大家的希望。
“样板戏”的拍摄终于正式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排上议事日程。此时日历翻到1969年5月。
一年后，第一个“样板戏”电影正式上映，它就是《智取威虎山》。
之后，其他样板电影也陆续上映了。
八个“样板戏”八个故事
《智取威虎山》好不容易在北影厂开拍，这无疑是给电影界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其他电影厂也从空寂、难受的瘫痪中看到“康复”的希望。
那时各电影厂除了敢提“样板戏”拍摄任务外，对于其他创作绝不敢抱有奢望。毕竟是僧多粥少，能接一部“样板戏”拍摄，已经是令其他厂眼红了。
八一电影制片厂接下了后来非常叫红的《红灯记》。
《红灯记》和八一厂的故事，还得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说起。
周恩来接到一个报告，说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因受派性干扰，已无法正常工作，摄制新闻纪录片面临中断的危险。
十万火急！
周恩来立即抽出时间来处理这件紧急事情。新影厂还不像其他电影厂，它是国家时事政治的形象窗口，一旦中断工作，国家高层政治形象也将随之在国际舞台消失。
同时，周恩来又赶紧将新影厂的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并且告诉说：新影厂现在要求8341部队派军宣队驻厂，以保证新闻能正常制作。
毛泽东没有反对，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
派往新影厂的军宣队，从8341部队里抽了几十个人，还是由狄福才负责领导。这样一来，他的工作日程里又多了个新影厂。
没想到，人还没有去新影厂，江青又突然从中插了一竿子。
狄福才正为落实去新影厂军宣队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突然接到江青电话，叫他立即到钓鱼台，到她的17号楼一趟。
狄福才赶紧放下手里的事情，正了正衣领风纪，直奔钓鱼台。
江青正在17号楼的会议室里焦急地等他。见他进来，连客套话也没说，就急切地下令：“狄福才，你去从新影厂的军宣队里挑几个人，要尖子，去八一电影厂军管！”
狄福才被江青的话搞懵了，心里想：“八一电影厂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领导的，本身就是部队性质，再叫其他部队的人去军管，这不是乱套了么？”
情急之下，他干脆直语直说：“去新影厂的人是主席批准的，不去不行的。再说，八一厂是总政管的，现在叫8341部队的人去军管，这不就是乱插手，乱军管吗？”
“哦……”江青听他这么一说，又道：“原来是这样？到八一厂去是政治局会议同意的，主席那里我去讲。你先回去吧。”
狄福才回到家后，感觉不对劲，又跑到中南海，找到“救兵”汪东兴。汪东兴听完，叹了口气：“她又要插手军队了……”
狄福才请示他如何做？汪东兴想了想：“再看看她去主席那里怎么说吧？估计不会通过的。那时，你就好办了。”
江青为何对八一电影厂耿耿于怀？
原来在1968年，《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就住在八一厂，用他们的摄影棚录音。演员已经很久没有上戏，也很少吊嗓子，加上初到北方，不适应北方干燥、寒冷的气候，很多人由此感冒了。
这一下，八一厂闯下了大祸！
各种各样的怨言，源源不断地告到江青那里，江青大怒，认为八一厂目前这种状况根本不行，要整治整治胆敢破坏“样板戏”的家伙们。
果不出汪东兴所料，江青提出的要“军管”八一厂的想法，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都没有通过。
与此同时，狄福才和刘贤权（军委办事组成员、电影工作生产协作小组组长）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完了他们的情况汇报后，提出“是不是也让八一厂拍样板戏电影”。
江青接到八一厂摄制组的名单后，竟然毫无情绪，懒懒地说：“我不了解这些人的情况。还是送总理，请他批示吧。”
周恩来不计较江青的态度，他认真地看了八一厂报来的名单，觉得领导班子要加强，就指示狄福才为摄制组选个老练、正直的党支部书记。支书到位后，就决定让成荫担任《红灯记》的导演。
就这样，《红灯记》摄制组终于在饱受磨难冷眼之后组成了班子。
《红灯记》剧组负责人钱浩梁，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浩亮。由他主演“李玉和”，刘长瑜演“李铁梅”，高玉倩演“李奶奶”。
《红灯记》经过一年半的拍摄，在1971年年底完成。
《红灯记》拍出来以后，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不过不喜欢又能怎样呢？那时观众能有什么期望？几乎是零值，对银幕上出现的“样板戏”，不论是什么，都啧啧称赞。
电台、广播、报纸等舆论工具，就抓住了观众这种心理，大做鼓吹的文章。
1972年底，八个“样板戏”在“未行先起尘”的喧闹中，终于全部拍成彩色电影。
毛泽东陆陆续续都看了一遍，基本上也能满意。但是，在观看《红灯记》后，他曾为剧中革命人物被敌人杀害的结局而感到遗憾。
同《红灯记》一样，《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也有一番曲折的故事。
这要从1963年舞台上的京剧开始。
这年冬天，拥有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等名家的北京京剧团接到一个现代剧本――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有关方面交待说，本子是江青交来的，让改编成京剧。
《芦荡火种》一剧是由著名沪剧艺术家丁是娥、邵滨孙等主演的。早已蜚声剧坛，北京京剧团十分高兴地接下了改编任务。
剧本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阿甲、迟金声导演，以歌颂阿庆嫂的主题出发，取名《地下联络员》。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排练，戏很快就排出来了。首场彩排，彭真、罗瑞卿、江青等都来观看。演出后，江青认为改编得不好，大失所望。之后，她认为这出戏的改编难以成功，便不再过问，飞往南方疗养去了。
江青不管了，北京市却认为这出戏的基础不错。
在彭真等市领导的支持下，北京京剧团重新加工修改剧本，调整演员阵容、观摩沪剧演出并组织演员下连当兵，体验生活。功夫不负苦心人，重新排演并更为原来的剧名《芦荡火种》，令人耳目一新。
赵燕侠饰演的阿庆嫂、谭元寿饰演的郭建光、马长礼扮演的刁德一均各具光彩，极为神似。万一英的沙奶奶、周和桐的胡传魁等均为成功的艺术形象。
北京市长彭真等人重新审看了《芦荡火种》，大加赞赏，批准北京京剧团对外公演这出戏。随即，北京舞台上掀起了一个“火种”热，该戏连演100多场，盛况不衰。
彭真在高兴之余，亲自出面邀请各界人士观看，并让《北京日报》刊出社论祝贺。
不料，麻烦又来了。
这年春季的一天，江青乘一架专机从上海赶回北京，出席即将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当她从机上随手翻阅近几天的《北京日报》时，突然发现了戏剧电影栏里刊登着北京京剧团演出京剧现代剧《芦荡火种》的广告，她的眼睛瞪大了：她所弃之一旁的戏，怎么能公演呢？再翻到报纸第三版，又发现一篇赞扬京剧《芦荡火种》的文章，她的心绪突然变坏了……
到北京的当晚，江青径直前往北京工人俱乐部看戏。
演出结束，江青将剧团领导、演职员们叫到一起，沉着脸说道：
“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同意，就公演了！还有人发文章给你们吹捧。这个戏是我管的，我说什么时候行了才能对外演出，懂吗？”
不懂。众人顿感莫名其妙。
有人在想，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演好，惹恼了她呢？其实，此时谁也没有想到，一贯好胜心极强的江青，眼睁睁看别人把戏排好，立了头功，吃醋了？！
于是，江青面对众演员，推了推眼镜，说了一声令人大吃一惊的话：“此戏某些地方不妥，要重新加工。”
重新排练又开始了。这次美其名曰是在江青的“指导”下进行的，与《红灯记》剧组一样，《芦荡火种》剧组被江青折腾得晕头转向。
戏排好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观看了《芦荡火种》，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照例上台与演员们合影。
毛泽东对该剧的首肯，使江青得意起来。几天后，她又来到北京京剧团，以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名义，宣布了两条意见：
（一）剧名改为《沙家浜》。
（二）突出武装斗争。
至此，此剧便“名正言顺”地成为“江记产品”。
在八部“革命样板戏”中，有两“虎”，一虎是《奇袭白虎团》，另一虎是《智取威虎山》。这两出戏在成为样板戏的过程中，也有一场龙争虎斗的戏外戏。
《奇袭白虎团》最早是50年代由经过考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根据志愿军虎胆英雄杨育才带领侦察班捣毁白虎团指挥部的事迹编的一出短戏，志愿军回国后，该剧团成员集体转业，并入山东省京剧团。
《奇袭白虎团》也就成了山东京剧团现代戏的一个保留剧目。1963年秋，为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山东省京剧团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修改重排《奇剧》。很快，重排后的《奇袭白虎团》剧上演，受到了观众的普遍欢迎，并引起了山东省委领导的重视。省委指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严永洁亲自抓《奇袭白虎团》剧的加工提高，力争在观摩大会上打响。
在严永洁直接领导下，剧团组织力量对《奇袭白虎团》的剧本又进行了认真修改，除了尽力完整人物形象外，着重突出武打技艺，用简洁、洗练、鲜明、生动的京剧艺术手段表现出一连串紧张的战斗场面。大大增强了《奇袭白虎团》剧以“做、打”见长的京剧现代戏的魅力。
山东京剧团当时的排练场十分简陋，就是在院子里用篷布搭起的一个大棚，四面透风。排练时，正值隆冬，可剧团上下全体演职员拧成一股绳，不畏严寒，夜以继日地劳作。严永洁亦日夜与演员们滚在一起，小女儿没人管，只好带在身边泡在排练场，常常是看着看着孩子就睡着了。
这一年6月19日晚，北京西城护国寺附近的人民剧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参加京剧现代观摩大会的山东京剧团在这里演出了《奇袭白虎团》。果然不出所料，《奇袭白虎团》剧轰动了整个观摩大会。
晚上9点20分，刚参加完一个外事活动后也专门赶到人民剧场的周恩来总理，观赏了《奇袭白虎团》最后一场戏。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登上舞台，边与演员握手边说：“尽管我只看了一场戏，但很振奋。你们演得很好，我要请你们到中南海演出。”
谁知，在一片叫好声中，却激怒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张春桥和江青。
原来，《奇袭白虎团》这只山东“虎”压倒了上海演出团团长、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所带到北京的另一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这只上海“虎”。
《智取威虎山》原来并不是上海的专利。早在50年代末，北京京剧团就根据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过京剧《智擒惯匪座山雕》。一度，这出戏也曾大受欢迎，场场满座，并灌过唱片。但后来，这出戏被江青以“大毒草”为名一棒子打死，因为上海京剧院正在排演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江青此时决定要扶植上海，将《智取威虎山》“智取”到自己的功劳簿上，自然不能允许别人出头了。
促使江青垂青《智取威虎山》的是张春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的提携下，张春桥与江青相识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余年的“合作”。为了巩固与江青的关系，张春桥一方面积极配合江青组织批判所谓文艺界“毒草”文章，一方面也投江青所好地抓起上海的京剧改革来。
很可惜，江青一开始没有能理解张春桥的“苦衷”，她将上海的两出沪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拿去交给北京的京剧团改编了，这曾使张春桥叫苦不迭，他是多么希望江青也能向上海“交任务”啊！
机会终于来了，这年12月，华东地区在上海举行话剧观摩会，张春桥请来了江青。就在江青高兴的时候，几乎寸步不离江青左右的张春桥实现其渴盼已久的愿望，将江青请到了上海剧院，“指导”《智取威虎山》的排练。这样，经过一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指点”，一出经创作人员辛勤劳动的《智取威虎山》，便成了江青怀中的“娃娃”。张春桥也不禁踌躇满志起来。
然而，北京的观摩大会，同样以武戏见长的反映军事斗争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在专家和观众的眼里，却认为略胜于《智取威虎山》一筹，于是，灾难向《奇袭白虎团》袭来。
7月17日晚，早在一个月前就许愿要请山东京剧团到中南海演出的周恩来，突然接到江青捎来的信，说中南海今晚不能去，要另换他处，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好取消原订计划，陪毛泽东在另一处剧场观看上海的《智取威虎山》。
这样，在整个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期间，由于江青的原因，《奇袭白虎团》一剧一直没能演给毛泽东观看。而在那个时候，只要毛泽东出场看戏，上台接见演员，这出戏就算成功了。
上海“虎”在江青的支持下，占了一次上风，但江青并未因此而喜形于色。
在观摩大会第一轮观摩结束后，江青又在大会领导小组和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上发言。她的讲话颇有点火药味：
“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大家都看见了吧？”她这是指新华社一篇报道演出的稿件，这篇稿件将《奇》剧放在《智》剧之前作了介绍。
江青又诘问道：“你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宣传？这样不好嘛！主席还没看《奇》剧呢……”
随后，她又拿起一张报纸说：“我这儿还有一篇文章，也是捧《奇》剧，压《智》剧的，要不要给你们读读？他们这是想干什么？我要找他们问问！”
在座诸位面面相觑，不知就里。
只有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心里清楚，江青迁怒的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发的一篇剧评，该剧评不客气地指出了《智》剧的毛病，同时与《奇》剧对比，赞扬了后者。这篇文章林默涵不仅看过清样，而且还是他签发的。
于是林默涵赶紧接过话头，表示他知道这件事。
江青“噢”了一声，“你同意的？”然后狠狠看了林默涵一眼。“文革”一到，这位林副部长便又多了一条反对样板戏的罪状。
“小严，你感觉怎么样？”江青话锋一转，叫起来山东代表团团长严永洁。
严永洁为《奇》剧受到非难，心中正感紧张。江青一发问，她马上应道：“在北京，同志们看兄弟省市的戏，都很受鼓舞，只是感到紧张了一点……”
“紧张？什么紧张？”江青又板起了脸。
严永洁本意是说神经紧张，担心处理不好各种关系，可这当口上如何能说实话？
“我是说……时间紧张一点。眼看大会快闭幕了，戏还未改好，毛主席还没看，大家心里着急。”
“哼！那就抓紧干嘛！”
几天后，江青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奇》剧的会。应召而来的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以及上海的张春桥、陈其通和山东的严永洁。
江青道了开场白：“……今天专门研究一下《奇》剧……山东的同志不错，人能干，也是听话的……但这个戏现在不行，必须认真修改，改好了，要选给主席看，才能公演……”
接下来，江青又指示：“我很忙，具体修改工作你们可以找华东局有关领导联系……”这样，江青把《奇》剧交给了张春桥，因为张兼华东地区观摩团负责人，山东在其管辖范围内。
拿着纸和笔记录着江青指示的严永洁马上清楚了江青的意图。她要亲自“抓《奇》剧了！”
“两虎之争”，以同归一“主”而告终。
毛泽东一句评价，江青情移《红色娘子军》。
起因是这样的：
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是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在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两个批示后，由中央芭蕾舞剧团改编创作的。演员们在当年的2月去海南岛体验生活，9月就将戏彩排出来了。
毛泽东在10月8日亲自观看了演出，并且为改编现代芭蕾舞剧作了总结性的评价：“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这个话，江青似乎也没有超前意识。一旦做了评价，江青反应非常神速。她随即掉转方向，开始关心舞剧的“样板”培植。
她来到中央芭蕾舞团亲自坐镇，指示改编已经改编过的《红色娘子军》，舞剧团的创作人员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江青，别说能坐在一起，还亲眼目睹她的一举一动。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大家觉得很兴奋，以为可以在舞蹈艺术上大显身手了。
创作人员毕恭毕敬虚心地听从她的“教导”。一开始，觉得江青说话还有道理，什么“洋为中用”，什么“吸取西方的文化精髓，为中华民族文化服务”等等。
但越到后来越糊涂了，谁也领会不透江青的意思，究竟要怎样改？一会儿听她批评剧团：“你们别以为主席表扬了你们的芭蕾舞，就可以被胜利冲昏头脑！舞蹈上的问题还很多，太乱！哗众取宠，崇洋迷外。舞蹈动作要朴实嘛！”
一会儿又听她遗憾：“舞蹈的整体艺术性不够，连芭蕾舞蹈的基本功都没有掌握，音乐形象也不突出。”
一会儿又是服装不对，一会布景没有海南味……就连化装她都要挑剔几句：“你们这是怎么化的呀！有这么夸张的吗？让人难受，难受！”江青挤着鼻子，好像真的很难受一样。
剧团的创作人员都被她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给砸昏了，无所适从。满腔热血化作一脑子困惑和惊慌，真不知是什么形式的芭蕾舞才是现代的，才是革命的，才是江青满意的。
创作人员一下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改，不知道怎样改。不改，江青已经立下军令状，限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改不行，改也不行。创作人员犹如背水一战，没有了退路。
他们只好努力理解江青的意图，小心翼翼改动剧本上的情节和舞蹈动作。等按江青意图改完后，彩排给江青审查时，江青竟然气得两眼珠在镜片后面瞪得溜圆，好像别人把她的作品给篡改了一样，尖刻地质问创作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大砍大杀？好好的东西被你们搞得乱七八糟。回去重新搞！”
创作人员思索来思索去，不得其中的要领。隐约觉得不仅仅是一个怎样改戏的问题，好像是该怎样领会戏外旨意的问题。音在弦外，不是弦的本身。如果再改回原样，江青会是怎样的态度。
试试看！有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0”形路也是条出路！他们又将舞剧原封原样改回到毛泽东肯定的水平上，彩排时，提心吊胆的创作人员，眼睛都没敢离开江青的脸，一个眨眼，一个撇嘴，都引起他们一阵心跳，分析她的情绪变化，来猜测是凶是吉？江青看着看着，竟然微微地笑了，满意地点点头。
这不就是改编以前的芭蕾吗？前几个月她还看着不顺眼，怎么这次就睁着眼睛忘记了？边看边说“改得不错”，简直是不可思议。
真的是江青得了健忘症？
不，还是扮演“党代表”的刘庆棠知根知底，在一边提醒大家：“《红色娘子军》是江青同志亲自选的题材，也是她亲自指导改编的。现在能排成这个水平和江青同志的关心是分不开的。”
原来如此！大家豁然开朗，原来江青关心不是剧的本身，而是她本身是否参与。
刘庆棠因为善解人意而深得江青的厚爱，从而也确定了“党代表”主角的地位。
可是《红色娘子军》的创作人员却像推磨的毛驴，被蒙着眼睛，牵着鼻子，原地绕了一个圈子，就这么一绕，碾磨出来的改编芭蕾舞剧的功劳就属于江青的名下了，也为她在各种公开场合振振有词表功提供了有力的典型事例。
（摘自《红船交响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