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目击天安门-（三）
> 第一节 篡夺九大筹备权，两派秀才大斗法
第一节 篡夺九大筹备权，两派秀才大斗法
毛泽东突然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陈再道三句话。
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惊恐万状，出尔反尔。
夏初就有人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抱怨相互攻击谩骂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静还狂呼乱叫，干扰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张春桥是个一点就透的聪明人。
党章草案飞快地送到林彪手中。
散会前，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者，全场沸腾起来。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目睹“七・二$事件”，毛泽东心潮起伏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情况。会上，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为了亲眼目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决定即刻南下。
他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泳，那里的水好。”
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毛泽东出去巡视，全国各地武斗还不少，尤其是铁路沿线情况更为复杂，怕危及毛泽东的安全。
但毛泽东执意南行，当晚深夜，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7月14日夜，毛泽东抵达武汉。他原来想再度横渡长江。不想武汉局势混乱，7月20日，还发生了“百万雄师”揪斗“中央代表团”王力的事件。毛泽东只好放弃横渡长江的计划，从武汉飞抵上海。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目睹武汉“七・二事件”，毛泽东思绪起伏，一直到了上海，还在思考着这件事情。
一天，随毛泽东南行的杨成武陪主席散步，毛泽东突然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回答说。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许多老同志是跟着你干革命的，不会反对你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毛泽东反剪着双手，缓缓地在林阴道上徜徉，不时显出些许焦虑的神态，他又问杨成武道：“你知道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不清楚。”
“你去问问总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毛泽东之意是要保陈再道，但林彪、江青、谢富治却欲置陈再道于死地。
毛泽东在上海呆了近2个月时间，大部分时间呆在室内，听听汇报，批阅文件、看报纸。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停下来，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指着报上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字：“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有些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几天后，毛泽东又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请各位老帅也参加。”
“现在有人不赞成将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杨成武报告说。“为什么？”毛泽东不解地问。
“他们提要把秋收起义那一天做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个在先，一个在后，而且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把秋收起义那天作为建军节，是不对的。”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两篇由陈伯达签发，王力审定，关锋主持起草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
于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地区的陈再道”等口号在中国东南西北响起。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屡见不鲜，许多军队干部惨遭迫害。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愤然批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大毒草’。”
接着，他又在林彪送审的文件上划去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后退给林彪。
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惊恐万状，出尔反尔，将责任完全推给“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自己则蒙混过“关”。
王、关、戚随即被隔离审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对隔离审查王、关、戚起了重要作用的杨成武，后来竟被林彪一伙诬称为“王关戚”的黑后台。
1968年3月，林彪、江青还制造了“杨余傅”冤案，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倒在地。再说毛泽东巡视完毕，于1967年9月25日从上海回到北京。
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要求各地组织群众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指示指出：
毛泽东从7月起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9月25日回到北京。他沿途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他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毛泽东回到北京不久，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又一次提出1968年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并提出要尽快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事实上，许多人已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厌倦，并渴望过正常生活。夏初就有人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抱怨相互攻击谩骂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静还狂呼乱叫，干扰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南巡归来，毛泽东也希望加快各省市内部达到团结一致的进程。到青海省在8月12日建立了革委会为止，全国已有5个省革委会和2个直辖市革委会。毛泽东在视察后指出，另外8个省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其他10个省的问题年底也可解决。
后来，毛泽东还说，党组织应该恢复，并应当举行各级党代表大会。他最后总结道：我认为大约在明年这个时候可以开九大。
张春桥抢到修改九大党章之权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正式着手筹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召开九大，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就指定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点调查。
姚文元很快便将调查结果写信报告毛泽东。
信中说，召开九大要先修改党史，搞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材料”。九大的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入党”；“‘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
在10月21日，中央发出的通知中，附上了姚文元的信供各地参考。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
“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他还说：“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
当时毛泽东的一句话，还无意之中为张春桥搭起了高攀林彪的梯子。
毛泽东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叶群向张春桥透露了来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地位，应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张春桥是个一点就透的聪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后，便放出风声：“上海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在党章上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以保证我们党永不变修，永不变色！”
在张春桥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上，出现了所有中共党章上未曾有过的词句：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党章草案飞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马上“回赠”张春桥一个军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从那以后，张春桥跟“林副统帅”的关系变得不一般起来，张春桥时常借口汇报南京军区的工作，向林彪请示，以拉拢感情。
这一番感情投资，后来还真救了张春桥一把，暂且不表。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其中说：“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讨论，提出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张春桥、姚文元就这样将修改九大党章之权抢在手里。
与会者准时到了，可还是拖了2小时才开会
在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的《中央关于征询召开九大意见的通报》中第六条这样写着：
关于九大的开会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免，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这样，明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国内连续发生的一些事情又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
在毛泽东南下视察期间，毛泽东说过：“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这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垮台引起轰动、引人注目。他们的垮台，既是正确方面进行斗争的结果，又与中央文革舍卒保车有关。
但人们透过这件事，认识到全国的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
于是人们利用毛泽东纠正若干错误的机会，频繁要求翻案。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名领导干部在外交部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
这张大字报轰动了全国。
2月15日，陈毅看到了大字报。他心底里感到的是莫大的安慰。
2月24日，周恩来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批评了91人大字报。
2月28日，陈毅致周恩来一封信，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批评。
91人大字报，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
1967年和1968年初，天津市文艺界若干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的同志聚会，准备成立一个组织，演出节目。这些同志是所谓“黑线人物”，因而也被视为逆流。
1968年2月2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代表，指责天津市文艺界出现了“黑会”，要演出“黑戏”。并且说：黑会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性质，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这是一件反革命事件。
四川有许多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成都街头贴出了“杀头坐牢何所惧，打倒刘、张志不移”的大标语。
于是乎，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聚会，分析所谓阶级斗争形势的“新特点、新动向”。江青说：“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大肆活动，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康生说：“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
正在全国出现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个新判断，虽然4月6日才公布出来，但实际上在3月18日以前就提出来了。
1968年3月24日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与会者准时到会，可等了两个小时左右才开会。
在开会以前，主席台上一下子多放几把椅子，一下子撤去几把椅子，看来临时确定了哪些人上主席台。
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陈毅等老帅坐在台下。
林彪首先在会上讲话。3月24日下午，毛泽东要林彪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林彪大体上讲了这些问题。他说：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周恩来接着讲了话。
江青接着讲话。她说：“我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她在讲话中制造了杨成武三次指示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谎言，既诬陷杨成武、傅崇碧，又故意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问题的实质。她还说，王、关、戚是“我们把他们端出来”的。
陈伯达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宣布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伟大胜利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次伟大胜利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是“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伟大胜利是“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
康生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明决定”，认为“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他在肆意攻击污蔑所谓“二月逆流”之后，说道：“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
姚文元最后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各项命令”。
散会前，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者，全场沸腾起来。长时间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三位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打倒了！
究竟是谁决定打倒杨、余、傅
这件事颇为奇特。中共中央的命令中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林彪说是在毛泽东那里开会决定的，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说是毛泽东决定的。
而毛泽东在1973年12月21日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那么，究竟是谁决定的呢？
还有在中央下达的命令中，只说了“极严重错误”、“严重错误”，没有具体内容。林彪在大会上所说，不仅自相矛盾，而且笼而统之。中共中央没有转发林彪的讲话，也没有下发任何具体说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了什么错误的文件。
林彪似乎到了3月24日下午还不知道在大会上该讲什么，傍晚传来毛泽东的意见，他才明白该讲些什么。那么，杨成武等三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从背景来看，“杨、余、傅事件”的背景就是全国刮起了所谓“右倾翻案风”。
江青等人对于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十分敏感，他们要抓一个“典型”整一下，以反击这股所谓“妖风”。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应该说江青特别卖力。
张春桥1968年3月29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大会上说到此事时说过：“在这一个伟大的斗争中间，江青同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对于危及“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出现，当然不会漠然置之。显然，他同意抓一个“典型”整一下。不如此不足以反击“妖风”。顺便说一句，“抓典型”也是老办法，1959年，在党内党外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的时候，就抓了彭德怀这个“典型”，以反击所谓“右倾”。
诚然，“杨余傅事件”的发生确实包含了重大的政治背景，但林彪、江青一伙当时之所以对杨、余、傅三人格外“垂青”，还包含了许多的个人恩怨，按林彪等人的看法，杨、余、傅三人是“自食其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成武和很多人一样，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但随着“文革”的逐步深入，他慢慢地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尤其看不惯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后来，对他们就每每暗中掣肘。
正当林彪、江青一伙的走卒王力、关锋、戚本禹四面煽风点火，煽动造反派乱中夺权时，杨成武奉周恩来总理的密令赴上海如实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发表了隔离审查王、关、戚的命令。
祸起萧墙，林彪、江青一伙表面上故作镇定，并“义愤填膺”地批判了王、关、戚，内心却十分恐慌……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巡视华北、中南和华东三大区时，杨成武随行，期间听到过一些毛泽东对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不满。
当时，林彪一伙正在加紧围攻老帅们。毛泽东却对他的几位老战友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当面对杨成武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陈毅是个好同志。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再搞了，那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返京后，杨成武将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记录向周总理作了传达汇报，几位老帅也都听到了传达。
叶群多次追问毛主席对林副主席如何评价，杨成武一直回避着没有回答。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不久，林彪就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帅停发文件，但杨成武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只扣下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重要的文件仍照送不误。这件事情后来也被林彪发觉。
1968年3月初的一天，林彪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杨成武晚上去一趟毛家湾林彪住宅，林副主席有事与他相商。
对老上级的召见，杨成武不好怠慢，只得准时到达。
在会客厅里，林彪看了一眼叶群，对杨成武说：“现在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过国民党。对这个问题，我曾派人作过调查，很多材料已证明叶群的历史是清楚的，16岁入党也是真的。但写证明材料的人职位不够高。现在叶群是军委办公厅的人，你是总参负责人，又是军委常委，你能不能给她写一个证明呢？”
说话的语气与其说是“商榷”，还不如说是“摊牌”。
杨成武同志注视着这位老上级，沉思了一会儿，平静地说：
“林总，我过去根本不认识叶群，这你是知道的，抗战以前，她在白区，我们在苏区，在陕北，直到1960年，我才认识叶群。叫我写她的入党证明，恐怕不太合适吧！再说，谁讲她有什么问题，谁证明她没有什么问题，我都没看过，怎么能写证明呢？”
杨成武说的都是大实话！但林彪听完后，脸色一变，半晌没说出话来。他注视着眼前的这位老下级，心想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也确实太不听话了……
“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吗？”面对屋里的紧张气氛，杨成武知趣地问道。
“没有了。”林彪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杨成武走出林彪住宅，心头不禁掠过一丝凉意，仿佛看见有一双黑手正从他背后伸来……
余立金被打倒之前，身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等职，像杨成武等人一样，打倒后被林彪一伙找到了许多“罪证”。
余立金在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时，曾被俘过。余立金被打倒后，林彪及其死党成员就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材料，但从3月一直搞到9月，林彪一伙还未找到一点像样的证据。
后来，他们竟以连哄带逼的手段，从江西的一个劳改农场原国民党某师的一个军需处处长那里获得了余立金的“叛徒”证明材料，给余立金戴上了“大叛徒”的帽子。
而事实上，皖南事件爆发时，这位处长根本不在皖南，而在四川抓壮丁……
身为“叛徒”的余立金实际上是一个直言不讳、最讲原则、最守本分的人。而在林彪一伙看来，他确实本分得有些倔强，有点“迂腐”。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经杨成武建议，周恩来总理同意，余立金也前往随行。
1967年八一前夕，余立金自沪飞抵北京，向周总理报告有关毛泽东的行止情况。
当晚，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三次“邀请”余立金去传达毛主席巡视期间的“最新最高指示”，但余立金同志严守“回京后只向总理报告有关情况，没有传达任务”的纪律，均予以直言拒绝。
第三次，吴法宪竟抬出林副主席这张“王牌”相要挟，“不开窍”的余立金只是淡淡地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仍不买他的账。
就这样，余立金后来又被扣上了一条“反对林副主席，有意封锁林副主席”的“罪状”。余立金同志曾经是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对贺龙的为人比较了解，加上他任空军政委期间又曾听到毛泽东说过“要保护贺龙”的话，因而对审查贺龙一向持有异议。同时，他又不同意关于林彪的“光辉榜样”的提法，触犯了林彪等人。
1968年3月中旬，空军司令部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空军机关有人写匿名信给杨成武，控告空军党办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的丑恶罪行。
杨成武觉得，林彪、叶群同空军的关系非同一般，儿子林立果又恰好在空军党办，遂将信转送给林彪，善良地认为林彪会进行严肃的处理。
谁知叶群看完信后，就将信转交给空军司令部，最后又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几个人手中。
周宇驰等人见信后火冒三丈，通过查笔迹确信该信是余立金的秘书所写。
当天下午，叶群在电话里将吴法宪痛骂了一顿：“你说我们夺你的权，夺你的什么权？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从你们空军撤回来。你不识好歹，我的儿女在空军都是为了保你，保你的权，你反说我们要夺你的权。告诉你，夺你权的不是我们，是杨成武和余立金，是他们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你可要提高警惕。”
有了林彪和叶群等人撑腰，吴法宪立时胆量倍增，立即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审查”。
余立金和杨成武知道后都极为恼火。自己的秘书被抓，自己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这其中必有什么名堂。
杨成武当时正身患疾病，他一面打电话要吴法宪立即放人，一面派夫人赵志珍同余立金一道去毛家湾林彪住处反映情况。
叶群“热情”地接待了他俩，并装模作样地听完了他俩的汇报，最后还煞有介事地说：
“好吧，我再派人调查研究，查清楚之后再向林副主席报告。”
余立金根本就没想到，林彪、叶群随即又对吴法宪耳提面命，指使吴法宪同他老婆一道去找杨成武谈话。
更使余立金想不到的是因为这场风波，自己竟被扣上了一条与杨成武“勾结起来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的“罪状”。
“文化大革命”中，傅崇碧因身居北京卫戍区司令要位，深受各方注目。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对傅崇碧更加“垂青”，极尽拉拢之能事。
有一次，傅崇碧突然生病，住在301医院治疗，叶群就亲自带着女儿林豆豆前往看望，并叮嘱傅崇碧：“身体要紧，缺什么药找我好了。”
傅崇碧病愈出院后，在人民大会堂遇见了林彪。林彪也很“关切”地对他说：
“你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休息，先把身体搞好。”
有段时间，叶群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傅崇碧，邀请他带上夫人、孩子一块去毛家湾林彪住宅看电影。
傅崇碧觉得，林彪是副统帅，不是为了工作而来往甚密，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便借故婉言谢绝了。
但在林彪、叶群等人看来，傅崇碧也太“不识抬举”了。对这种身居要位而又不能为自己效力的人，拉不过来，那就只好将他“打下去”了，以免误了自己的“大事”。
当然，林彪、江青一伙要搞掉傅崇碧，还有更深的原因。正当他们要将老干部统统打倒之际，“不识时务”的傅崇碧却坚决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费尽了心机，与林彪、江青一伙周旋，从而更加深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矛盾。
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人物陈再道在受到林彪一伙指使的造反派冲击时，是傅崇碧急中生智，将陈再道锁进断了电源的电梯里而免遭揪斗。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周恩来告诉傅崇碧：“徐向前元帅必须出席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
为了保证安全，傅崇碧亲自将徐帅送到招待会上。
散会后，傅崇碧又增派警卫，用三辆警卫车跟随徐帅，并绕道将他送回家。
一天深夜，周恩来又把傅崇碧叫到办公室。总理紧紧地注视着傅崇碧，心事重重地说：“这些老干部正受到冲击，你要想方设法把他们转移出去，保护起来！”
总理随即交给傅崇碧一张纸，上面开列了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部长一级的老干部名单。
在征得周总理同意后，傅崇碧迅速调动三辆汽车和数十名精干的警卫战士，将这批老干部转移到较为安全的东高地卫戍区某部的营区内，并叮嘱要严格保密。
刚刚安顿好这件事，傅崇碧就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通知：立即到钓鱼台开会。
连续几天，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声色俱厉地围攻傅崇碧。
江青气势汹汹地追问：“傅崇碧，你这个死硬的保皇派，你把这些人藏到哪里去了？你保那些老反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陈伯达威胁傅崇碧说：“傅崇碧，不要以为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早知道了。你说，是谁让你把他们转移的？是谁？”
康生也声嘶力竭地咆哮道：“傅崇碧，你听见没有，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你必须说出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周恩来总理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用严肃的眼光注视着傅崇碧……
傅崇碧知道周总理的苦衷，本打算只顾喝茶抽烟，以沉默相对抗。后来被逼急了，就简单地回答道：
“上面。”但并没说出上面是谁。
第一天没问出什么结果，第二天开会，江青一伙继续对傅崇碧进行围攻。
刚开会不久，毛泽东办公室来电话，毛泽东要找傅崇碧了解一下北京的近况。
傅崇碧在向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时，也趁此机会向主席汇报了转移老干部的事情。
毛泽东十分赞同地说：“周恩来安排得好！你们卫戍区做得好！”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往死里整！”
“你们做得对！”毛泽东又重复道。
听了这话，傅崇碧心里踏实多了。
后来在遭到江青一伙紧紧追问时，傅崇碧理直气壮地说：
“主席叫弄的！我讲上面，你们非要我说，你们问主席去吧！”
一句话将中央文革的这几位战将给惊住了。
事后，傅崇碧同志把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也会心地笑了。
后来，上海的造反派分两次将江青30年代的材料寄给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又给傅崇碧出了一大难题。
这些材料中有江青当演员时的“玉照”，有给蒋介石五十大寿的义演剧照，还有江青和某些演员的风流韵事的传闻……
江青是一位极敏感的女性，早在1966年10月，围绕自己的“材料”问题，她就来了个“上海秘密抄家”，将30年代的几位“好友”郑君里等人威慑了一番。
面对这次再现的江青材料，傅崇碧感到很棘手。他请示周总理后，只好将这些材料封起来交给江青本人处理。
虽然这些材料最后都被封存、销毁了，但心怀鬼胎的江青，总觉得傅崇碧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无形间也就更增添了对傅崇碧的猜疑。傅崇碧被打倒后，还被妄加上了一条“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的“罪状”。
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镇压红卫兵的黑手
1968年夏天，两个一直在北京的美国教师，这样描述着当时的气氛：
一种阴暗的气氛笼罩着革命的首都。当我们沿着北京的偏僻街道长时间散步、坐着公共汽车四处周游的时候，我们默默地观察着那些通过制造革命而学会革命的人们，毫无疑问，运动带给他们的兴奋已经烟消云散。冒险精神已为反映在人们脸上的冷漠所代替，人们依然行进在鲜红的旗帜和毛主席的画像下，但这样做只是出于习惯了。
与广大人民的冷漠厌倦不同，部分地区却形势恶化，大学生之间的派性争斗更为激烈。当时有名的《七・三布告》中说到，在广西的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出现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七・二四布告》中说到，在陕西全省一些地方，连续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私设电台；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一些学校的武斗也如火如荼。一些用自动武器和来福枪武装起来的狂热分子，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动战斗相互残杀。他们还带着装有扩音器和锣鼓的车子，向群众发表演说，用浆糊到处刷大字报。
5月2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开会，决定5月30日凌晨3时攻打在清华大学东区浴室楼的学生。蒯大富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先后使用偷袭、强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7月初，“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又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开枪打死数名学生。
为了武斗，“井冈山兵团”总部还决定制造、运输枪支弹药，其他高校，也有类似的情况。毛泽东渐渐对他曾寄予厚望的青年领袖感到失望，接着还有密报说，红卫兵“司令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全国红卫兵组织，并企图占领所有广播电台。他们还梦想在中国建立全国红卫兵政权。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行动，7月初派出大规模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工人们要求学生晚上10点上床睡觉，一个外国人写道：“意外而又欢快的宁静弥漫在这个城市。”
7月27日上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千人进驻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
“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头头们紧急磋商，决定“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
下午1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喊要和工人“拼了”，并在离开静斋时把几十发手枪子弹交给了武斗队员。按照“抵抗、还击”的决定，一些人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头头任传仲亲自带领武斗人员在静斋、甲所、乙所、大礼堂等处反复冲杀工人队伍，还用长矛刺伤工人。
当晚武斗人员又袭击了9003大楼的工人群众，“致使宣传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731人受伤。”
毛泽东颇感震惊，当晚深夜便派人找来学生领袖，决定结束武斗和混乱。
7月28日凌晨3点半到8点半，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
在长达5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严厉告诫他们要停止武斗。他强调，现在的情况完全失去了控制，青年领袖们让他感到失望。“两年来你们青年人投身于斗批改……”“但是今天你们不再斗争或批判，也没有任何看得见的改变”，毛泽东还批评青年领袖们把斗争发展成“局部的武斗”，这在人民中引起了严重反响，人民不高兴，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对这种情况都不会感到高兴。
当青年领袖低声辩解说，红卫兵实际上受到工人的压制时，毛泽东大声地说：我就是镇压红卫兵的黑手。谁如果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对那些“司令”说，他期望他们要尽可能与对立派联合起来，然后解散。他希望学生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补充说，学生们也有许多知识和经验能传授给农民。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向首都工宣队赠送芒果，这象征性地表示对工宣队的“极大支持”。
以后的几天里，工宣队控制了全国城市中的大、中、小学校以及其他机构，而所谓的贫下中农小组则接管了农村的学校。
9月7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大会，称“全国山河一片红”。
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要求广大知识青年到基层去，到贫下中农那里去，扎根于山区和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江青也接着讲了话。她强调了红卫兵在“革命初期和中期阶段”所做的“巨大贡献”。江青告诫年轻人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最后她呼吁所有工人“保护青年红卫兵战士，帮助和教育他们”。
是年年底，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一度喧闹不已的城市，渐渐平静了些。
但是，党的内部高层的斗争并未结束。
毛泽东要杨成武转告陈再道三句话。
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惊恐万状，出尔反尔。
夏初就有人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抱怨相互攻击谩骂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静还狂呼乱叫，干扰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张春桥是个一点就透的聪明人。
党章草案飞快地送到林彪手中。
散会前，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者，全场沸腾起来。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目睹“七・二$事件”，毛泽东心潮起伏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情况。会上，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为了亲眼目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决定即刻南下。
他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泳，那里的水好。”
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毛泽东出去巡视，全国各地武斗还不少，尤其是铁路沿线情况更为复杂，怕危及毛泽东的安全。
但毛泽东执意南行，当晚深夜，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7月14日夜，毛泽东抵达武汉。他原来想再度横渡长江。不想武汉局势混乱，7月20日，还发生了“百万雄师”揪斗“中央代表团”王力的事件。毛泽东只好放弃横渡长江的计划，从武汉飞抵上海。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目睹武汉“七・二事件”，毛泽东思绪起伏，一直到了上海，还在思考着这件事情。
一天，随毛泽东南行的杨成武陪主席散步，毛泽东突然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回答说。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许多老同志是跟着你干革命的，不会反对你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毛泽东反剪着双手，缓缓地在林阴道上徜徉，不时显出些许焦虑的神态，他又问杨成武道：“你知道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不清楚。”
“你去问问总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毛泽东之意是要保陈再道，但林彪、江青、谢富治却欲置陈再道于死地。
毛泽东在上海呆了近2个月时间，大部分时间呆在室内，听听汇报，批阅文件、看报纸。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停下来，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指着报上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字：“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有些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几天后，毛泽东又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请各位老帅也参加。”
“现在有人不赞成将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杨成武报告说。“为什么？”毛泽东不解地问。
“他们提要把秋收起义那一天做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个在先，一个在后，而且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把秋收起义那天作为建军节，是不对的。”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两篇由陈伯达签发，王力审定，关锋主持起草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
于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地区的陈再道”等口号在中国东南西北响起。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屡见不鲜，许多军队干部惨遭迫害。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愤然批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大毒草’。”
接着，他又在林彪送审的文件上划去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后退给林彪。
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惊恐万状，出尔反尔，将责任完全推给“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自己则蒙混过“关”。
王、关、戚随即被隔离审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对隔离审查王、关、戚起了重要作用的杨成武，后来竟被林彪一伙诬称为“王关戚”的黑后台。
1968年3月，林彪、江青还制造了“杨余傅”冤案，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倒在地。再说毛泽东巡视完毕，于1967年9月25日从上海回到北京。
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要求各地组织群众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指示指出：
毛泽东从7月起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9月25日回到北京。他沿途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他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毛泽东回到北京不久，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又一次提出1968年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并提出要尽快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事实上，许多人已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厌倦，并渴望过正常生活。夏初就有人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抱怨相互攻击谩骂的高音喇叭在夜深人静还狂呼乱叫，干扰了工人必需的睡眠。
南巡归来，毛泽东也希望加快各省市内部达到团结一致的进程。到青海省在8月12日建立了革委会为止，全国已有5个省革委会和2个直辖市革委会。毛泽东在视察后指出，另外8个省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其他10个省的问题年底也可解决。
后来，毛泽东还说，党组织应该恢复，并应当举行各级党代表大会。他最后总结道：我认为大约在明年这个时候可以开九大。
张春桥抢到修改九大党章之权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正式着手筹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召开九大，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就指定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点调查。
姚文元很快便将调查结果写信报告毛泽东。
信中说，召开九大要先修改党史，搞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材料”。九大的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入党”；“‘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
在10月21日，中央发出的通知中，附上了姚文元的信供各地参考。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
“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他还说：“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
当时毛泽东的一句话，还无意之中为张春桥搭起了高攀林彪的梯子。
毛泽东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叶群向张春桥透露了来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地位，应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张春桥是个一点就透的聪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后，便放出风声：“上海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在党章上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以保证我们党永不变修，永不变色！”
在张春桥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上，出现了所有中共党章上未曾有过的词句：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党章草案飞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马上“回赠”张春桥一个军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从那以后，张春桥跟“林副统帅”的关系变得不一般起来，张春桥时常借口汇报南京军区的工作，向林彪请示，以拉拢感情。
这一番感情投资，后来还真救了张春桥一把，暂且不表。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其中说：“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讨论，提出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张春桥、姚文元就这样将修改九大党章之权抢在手里。
与会者准时到了，可还是拖了2小时才开会
在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的《中央关于征询召开九大意见的通报》中第六条这样写着：
关于九大的开会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免，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这样，明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国内连续发生的一些事情又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
在毛泽东南下视察期间，毛泽东说过：“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这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垮台引起轰动、引人注目。他们的垮台，既是正确方面进行斗争的结果，又与中央文革舍卒保车有关。
但人们透过这件事，认识到全国的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
于是人们利用毛泽东纠正若干错误的机会，频繁要求翻案。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名领导干部在外交部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
这张大字报轰动了全国。
2月15日，陈毅看到了大字报。他心底里感到的是莫大的安慰。
2月24日，周恩来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批评了91人大字报。
2月28日，陈毅致周恩来一封信，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批评。
91人大字报，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
1967年和1968年初，天津市文艺界若干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的同志聚会，准备成立一个组织，演出节目。这些同志是所谓“黑线人物”，因而也被视为逆流。
1968年2月2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代表，指责天津市文艺界出现了“黑会”，要演出“黑戏”。并且说：黑会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性质，反映了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这是一件反革命事件。
四川有许多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成都街头贴出了“杀头坐牢何所惧，打倒刘、张志不移”的大标语。
于是乎，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聚会，分析所谓阶级斗争形势的“新特点、新动向”。江青说：“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大肆活动，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康生说：“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
正在全国出现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个新判断，虽然4月6日才公布出来，但实际上在3月18日以前就提出来了。
1968年3月24日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与会者准时到会，可等了两个小时左右才开会。
在开会以前，主席台上一下子多放几把椅子，一下子撤去几把椅子，看来临时确定了哪些人上主席台。
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陈毅等老帅坐在台下。
林彪首先在会上讲话。3月24日下午，毛泽东要林彪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林彪大体上讲了这些问题。他说：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周恩来接着讲了话。
江青接着讲话。她说：“我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她在讲话中制造了杨成武三次指示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谎言，既诬陷杨成武、傅崇碧，又故意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问题的实质。她还说，王、关、戚是“我们把他们端出来”的。
陈伯达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宣布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命令”。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伟大胜利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次伟大胜利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是“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伟大胜利是“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
康生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明决定”，认为“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他在肆意攻击污蔑所谓“二月逆流”之后，说道：“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
姚文元最后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各项命令”。
散会前，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者，全场沸腾起来。长时间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三位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打倒了！
究竟是谁决定打倒杨、余、傅
这件事颇为奇特。中共中央的命令中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林彪说是在毛泽东那里开会决定的，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说是毛泽东决定的。
而毛泽东在1973年12月21日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那么，究竟是谁决定的呢？
还有在中央下达的命令中，只说了“极严重错误”、“严重错误”，没有具体内容。林彪在大会上所说，不仅自相矛盾，而且笼而统之。中共中央没有转发林彪的讲话，也没有下发任何具体说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了什么错误的文件。
林彪似乎到了3月24日下午还不知道在大会上该讲什么，傍晚传来毛泽东的意见，他才明白该讲些什么。那么，杨成武等三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从背景来看，“杨、余、傅事件”的背景就是全国刮起了所谓“右倾翻案风”。
江青等人对于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十分敏感，他们要抓一个“典型”整一下，以反击这股所谓“妖风”。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应该说江青特别卖力。
张春桥1968年3月29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大会上说到此事时说过：“在这一个伟大的斗争中间，江青同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对于危及“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出现，当然不会漠然置之。显然，他同意抓一个“典型”整一下。不如此不足以反击“妖风”。顺便说一句，“抓典型”也是老办法，1959年，在党内党外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的时候，就抓了彭德怀这个“典型”，以反击所谓“右倾”。
诚然，“杨余傅事件”的发生确实包含了重大的政治背景，但林彪、江青一伙当时之所以对杨、余、傅三人格外“垂青”，还包含了许多的个人恩怨，按林彪等人的看法，杨、余、傅三人是“自食其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成武和很多人一样，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但随着“文革”的逐步深入，他慢慢地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尤其看不惯林彪、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后来，对他们就每每暗中掣肘。
正当林彪、江青一伙的走卒王力、关锋、戚本禹四面煽风点火，煽动造反派乱中夺权时，杨成武奉周恩来总理的密令赴上海如实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发表了隔离审查王、关、戚的命令。
祸起萧墙，林彪、江青一伙表面上故作镇定，并“义愤填膺”地批判了王、关、戚，内心却十分恐慌……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巡视华北、中南和华东三大区时，杨成武随行，期间听到过一些毛泽东对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不满。
当时，林彪一伙正在加紧围攻老帅们。毛泽东却对他的几位老战友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当面对杨成武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陈毅是个好同志。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再搞了，那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返京后，杨成武将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记录向周总理作了传达汇报，几位老帅也都听到了传达。
叶群多次追问毛主席对林副主席如何评价，杨成武一直回避着没有回答。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不久，林彪就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帅停发文件，但杨成武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只扣下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重要的文件仍照送不误。这件事情后来也被林彪发觉。
1968年3月初的一天，林彪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杨成武晚上去一趟毛家湾林彪住宅，林副主席有事与他相商。
对老上级的召见，杨成武不好怠慢，只得准时到达。
在会客厅里，林彪看了一眼叶群，对杨成武说：“现在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过国民党。对这个问题，我曾派人作过调查，很多材料已证明叶群的历史是清楚的，16岁入党也是真的。但写证明材料的人职位不够高。现在叶群是军委办公厅的人，你是总参负责人，又是军委常委，你能不能给她写一个证明呢？”
说话的语气与其说是“商榷”，还不如说是“摊牌”。
杨成武同志注视着这位老上级，沉思了一会儿，平静地说：
“林总，我过去根本不认识叶群，这你是知道的，抗战以前，她在白区，我们在苏区，在陕北，直到1960年，我才认识叶群。叫我写她的入党证明，恐怕不太合适吧！再说，谁讲她有什么问题，谁证明她没有什么问题，我都没看过，怎么能写证明呢？”
杨成武说的都是大实话！但林彪听完后，脸色一变，半晌没说出话来。他注视着眼前的这位老下级，心想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也确实太不听话了……
“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吗？”面对屋里的紧张气氛，杨成武知趣地问道。
“没有了。”林彪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杨成武走出林彪住宅，心头不禁掠过一丝凉意，仿佛看见有一双黑手正从他背后伸来……
余立金被打倒之前，身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等职，像杨成武等人一样，打倒后被林彪一伙找到了许多“罪证”。
余立金在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时，曾被俘过。余立金被打倒后，林彪及其死党成员就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材料，但从3月一直搞到9月，林彪一伙还未找到一点像样的证据。
后来，他们竟以连哄带逼的手段，从江西的一个劳改农场原国民党某师的一个军需处处长那里获得了余立金的“叛徒”证明材料，给余立金戴上了“大叛徒”的帽子。
而事实上，皖南事件爆发时，这位处长根本不在皖南，而在四川抓壮丁……
身为“叛徒”的余立金实际上是一个直言不讳、最讲原则、最守本分的人。而在林彪一伙看来，他确实本分得有些倔强，有点“迂腐”。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经杨成武建议，周恩来总理同意，余立金也前往随行。
1967年八一前夕，余立金自沪飞抵北京，向周总理报告有关毛泽东的行止情况。
当晚，身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三次“邀请”余立金去传达毛主席巡视期间的“最新最高指示”，但余立金同志严守“回京后只向总理报告有关情况，没有传达任务”的纪律，均予以直言拒绝。
第三次，吴法宪竟抬出林副主席这张“王牌”相要挟，“不开窍”的余立金只是淡淡地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仍不买他的账。
就这样，余立金后来又被扣上了一条“反对林副主席，有意封锁林副主席”的“罪状”。余立金同志曾经是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对贺龙的为人比较了解，加上他任空军政委期间又曾听到毛泽东说过“要保护贺龙”的话，因而对审查贺龙一向持有异议。同时，他又不同意关于林彪的“光辉榜样”的提法，触犯了林彪等人。
1968年3月中旬，空军司令部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空军机关有人写匿名信给杨成武，控告空军党办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的丑恶罪行。
杨成武觉得，林彪、叶群同空军的关系非同一般，儿子林立果又恰好在空军党办，遂将信转送给林彪，善良地认为林彪会进行严肃的处理。
谁知叶群看完信后，就将信转交给空军司令部，最后又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几个人手中。
周宇驰等人见信后火冒三丈，通过查笔迹确信该信是余立金的秘书所写。
当天下午，叶群在电话里将吴法宪痛骂了一顿：“你说我们夺你的权，夺你的什么权？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从你们空军撤回来。你不识好歹，我的儿女在空军都是为了保你，保你的权，你反说我们要夺你的权。告诉你，夺你权的不是我们，是杨成武和余立金，是他们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你可要提高警惕。”
有了林彪和叶群等人撑腰，吴法宪立时胆量倍增，立即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审查”。
余立金和杨成武知道后都极为恼火。自己的秘书被抓，自己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这其中必有什么名堂。
杨成武当时正身患疾病，他一面打电话要吴法宪立即放人，一面派夫人赵志珍同余立金一道去毛家湾林彪住处反映情况。
叶群“热情”地接待了他俩，并装模作样地听完了他俩的汇报，最后还煞有介事地说：
“好吧，我再派人调查研究，查清楚之后再向林副主席报告。”
余立金根本就没想到，林彪、叶群随即又对吴法宪耳提面命，指使吴法宪同他老婆一道去找杨成武谈话。
更使余立金想不到的是因为这场风波，自己竟被扣上了一条与杨成武“勾结起来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的“罪状”。
“文化大革命”中，傅崇碧因身居北京卫戍区司令要位，深受各方注目。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对傅崇碧更加“垂青”，极尽拉拢之能事。
有一次，傅崇碧突然生病，住在301医院治疗，叶群就亲自带着女儿林豆豆前往看望，并叮嘱傅崇碧：“身体要紧，缺什么药找我好了。”
傅崇碧病愈出院后，在人民大会堂遇见了林彪。林彪也很“关切”地对他说：
“你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休息，先把身体搞好。”
有段时间，叶群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傅崇碧，邀请他带上夫人、孩子一块去毛家湾林彪住宅看电影。
傅崇碧觉得，林彪是副统帅，不是为了工作而来往甚密，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便借故婉言谢绝了。
但在林彪、叶群等人看来，傅崇碧也太“不识抬举”了。对这种身居要位而又不能为自己效力的人，拉不过来，那就只好将他“打下去”了，以免误了自己的“大事”。
当然，林彪、江青一伙要搞掉傅崇碧，还有更深的原因。正当他们要将老干部统统打倒之际，“不识时务”的傅崇碧却坚决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费尽了心机，与林彪、江青一伙周旋，从而更加深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矛盾。
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人物陈再道在受到林彪一伙指使的造反派冲击时，是傅崇碧急中生智，将陈再道锁进断了电源的电梯里而免遭揪斗。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周恩来告诉傅崇碧：“徐向前元帅必须出席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
为了保证安全，傅崇碧亲自将徐帅送到招待会上。
散会后，傅崇碧又增派警卫，用三辆警卫车跟随徐帅，并绕道将他送回家。
一天深夜，周恩来又把傅崇碧叫到办公室。总理紧紧地注视着傅崇碧，心事重重地说：“这些老干部正受到冲击，你要想方设法把他们转移出去，保护起来！”
总理随即交给傅崇碧一张纸，上面开列了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部长一级的老干部名单。
在征得周总理同意后，傅崇碧迅速调动三辆汽车和数十名精干的警卫战士，将这批老干部转移到较为安全的东高地卫戍区某部的营区内，并叮嘱要严格保密。
刚刚安顿好这件事，傅崇碧就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通知：立即到钓鱼台开会。
连续几天，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声色俱厉地围攻傅崇碧。
江青气势汹汹地追问：“傅崇碧，你这个死硬的保皇派，你把这些人藏到哪里去了？你保那些老反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陈伯达威胁傅崇碧说：“傅崇碧，不要以为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早知道了。你说，是谁让你把他们转移的？是谁？”
康生也声嘶力竭地咆哮道：“傅崇碧，你听见没有，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你必须说出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周恩来总理坦然地坐在沙发上，用严肃的眼光注视着傅崇碧……
傅崇碧知道周总理的苦衷，本打算只顾喝茶抽烟，以沉默相对抗。后来被逼急了，就简单地回答道：
“上面。”但并没说出上面是谁。
第一天没问出什么结果，第二天开会，江青一伙继续对傅崇碧进行围攻。
刚开会不久，毛泽东办公室来电话，毛泽东要找傅崇碧了解一下北京的近况。
傅崇碧在向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时，也趁此机会向主席汇报了转移老干部的事情。
毛泽东十分赞同地说：“周恩来安排得好！你们卫戍区做得好！”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往死里整！”
“你们做得对！”毛泽东又重复道。
听了这话，傅崇碧心里踏实多了。
后来在遭到江青一伙紧紧追问时，傅崇碧理直气壮地说：
“主席叫弄的！我讲上面，你们非要我说，你们问主席去吧！”
一句话将中央文革的这几位战将给惊住了。
事后，傅崇碧同志把向毛主席汇报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也会心地笑了。
后来，上海的造反派分两次将江青30年代的材料寄给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又给傅崇碧出了一大难题。
这些材料中有江青当演员时的“玉照”，有给蒋介石五十大寿的义演剧照，还有江青和某些演员的风流韵事的传闻……
江青是一位极敏感的女性，早在1966年10月，围绕自己的“材料”问题，她就来了个“上海秘密抄家”，将30年代的几位“好友”郑君里等人威慑了一番。
面对这次再现的江青材料，傅崇碧感到很棘手。他请示周总理后，只好将这些材料封起来交给江青本人处理。
虽然这些材料最后都被封存、销毁了，但心怀鬼胎的江青，总觉得傅崇碧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无形间也就更增添了对傅崇碧的猜疑。傅崇碧被打倒后，还被妄加上了一条“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的“罪状”。
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镇压红卫兵的黑手
1968年夏天，两个一直在北京的美国教师，这样描述着当时的气氛：
一种阴暗的气氛笼罩着革命的首都。当我们沿着北京的偏僻街道长时间散步、坐着公共汽车四处周游的时候，我们默默地观察着那些通过制造革命而学会革命的人们，毫无疑问，运动带给他们的兴奋已经烟消云散。冒险精神已为反映在人们脸上的冷漠所代替，人们依然行进在鲜红的旗帜和毛主席的画像下，但这样做只是出于习惯了。
与广大人民的冷漠厌倦不同，部分地区却形势恶化，大学生之间的派性争斗更为激烈。当时有名的《七・三布告》中说到，在广西的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出现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七・二四布告》中说到，在陕西全省一些地方，连续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和邮电，私设电台；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一些学校的武斗也如火如荼。一些用自动武器和来福枪武装起来的狂热分子，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动战斗相互残杀。他们还带着装有扩音器和锣鼓的车子，向群众发表演说，用浆糊到处刷大字报。
5月2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开会，决定5月30日凌晨3时攻打在清华大学东区浴室楼的学生。蒯大富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先后使用偷袭、强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7月初，“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又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开枪打死数名学生。
为了武斗，“井冈山兵团”总部还决定制造、运输枪支弹药，其他高校，也有类似的情况。毛泽东渐渐对他曾寄予厚望的青年领袖感到失望，接着还有密报说，红卫兵“司令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全国红卫兵组织，并企图占领所有广播电台。他们还梦想在中国建立全国红卫兵政权。
于是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行动，7月初派出大规模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工人们要求学生晚上10点上床睡觉，一个外国人写道：“意外而又欢快的宁静弥漫在这个城市。”
7月27日上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千人进驻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
“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头头们紧急磋商，决定“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
下午1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喊要和工人“拼了”，并在离开静斋时把几十发手枪子弹交给了武斗队员。按照“抵抗、还击”的决定，一些人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头头任传仲亲自带领武斗人员在静斋、甲所、乙所、大礼堂等处反复冲杀工人队伍，还用长矛刺伤工人。
当晚武斗人员又袭击了9003大楼的工人群众，“致使宣传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731人受伤。”
毛泽东颇感震惊，当晚深夜便派人找来学生领袖，决定结束武斗和混乱。
7月28日凌晨3点半到8点半，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
在长达5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严厉告诫他们要停止武斗。他强调，现在的情况完全失去了控制，青年领袖们让他感到失望。“两年来你们青年人投身于斗批改……”“但是今天你们不再斗争或批判，也没有任何看得见的改变”，毛泽东还批评青年领袖们把斗争发展成“局部的武斗”，这在人民中引起了严重反响，人民不高兴，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对这种情况都不会感到高兴。
当青年领袖低声辩解说，红卫兵实际上受到工人的压制时，毛泽东大声地说：我就是镇压红卫兵的黑手。谁如果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对那些“司令”说，他期望他们要尽可能与对立派联合起来，然后解散。他希望学生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补充说，学生们也有许多知识和经验能传授给农民。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向首都工宣队赠送芒果，这象征性地表示对工宣队的“极大支持”。
以后的几天里，工宣队控制了全国城市中的大、中、小学校以及其他机构，而所谓的贫下中农小组则接管了农村的学校。
9月7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大会，称“全国山河一片红”。
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要求广大知识青年到基层去，到贫下中农那里去，扎根于山区和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江青也接着讲了话。她强调了红卫兵在“革命初期和中期阶段”所做的“巨大贡献”。江青告诫年轻人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最后她呼吁所有工人“保护青年红卫兵战士，帮助和教育他们”。
是年年底，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一度喧闹不已的城市，渐渐平静了些。
但是，党的内部高层的斗争并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