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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陈毅念毛泽东语录，主席说黑话不黑
陈毅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拖长了腔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陈毅脱下头上的高帽子，把它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用它。”
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散布的有关陈毅的言论半信半疑。
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紧张一刻的到来。
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两鬓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
毛泽东批示：性情直爽，黑话不黑
九大期间，上海组制造了爆炸性新闻。
那是一出由张春桥导演，王洪文、徐景贤充当炮手的攻击革命家陈毅的闹剧。
陈毅元帅性格豪爽，待人和蔼可亲，受人尊敬，在人民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的抵触情绪很大，因此，受到林彪、江青们的嫉恨。
1966年10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各省市、中央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受到了冲击。11月8日，军队院校某些“造反派”头头，又纠集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冲击国防部。
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叶剑英和陈毅在会上针对学生冲击中南海、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11月29日，叶剑英和陈毅又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叶剑英在讲话中，针对一些错误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陈毅在会上说：“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对待，不要把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他还在一次干部会上坦言道，过去他也犯过错误，以后还可能再犯错误。他还说，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历史中，他并不是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他不能保证今后不会再反对毛主席。
林彪、江青一伙，对叶剑英和陈毅的讲话非常恼怒，挑动某些群众批判陈毅。
但陈毅始终刚直不屈，且富有幽默感。
“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许多关于陈毅元帅刚直不屈的“小道消息”。
一天，陈毅接到通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召开的会议上交代他的“反动观点”。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红卫兵递给他一顶高帽子要他戴上。他像军人那样站得笔挺笔挺的，不时还正一正他头上那顶纸做的高帽。
红卫兵们要他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
陈毅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拖长了腔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坐在台上的红卫兵听到此话大吃一惊，都有些莫名其妙。有人很快把“小红书”翻阅了一遍，可是没有找到这条语录。
当然，这是陈毅一时兴起自己编出来的。红卫兵追问他这句语录出自何处，他微微一笑，说：“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271页。”而当时《语录》的版本只有270页。于是，红卫兵们怒火中烧，痛斥陈毅篡改神圣的毛主席语录。
会议结束时，他被几名红卫兵“护送”到汽车旁。上车前，陈毅脱下头上的高帽子，把它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用它。”
他的一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挑选出来，汇集成书，起名为“陈毅黑话集”，里面有这样一些内容：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蘑菇，明天来跟你蘑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引者注：指江青）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引者注：指红卫兵）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砸烂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行，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散布的有关陈毅的言论半信半疑。
他对“红卫兵”那本所谓的《陈毅黑话集》只有简短几个字的评语：性情直爽，“黑话不黑”。他还指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
但林彪、江青却千方百计要攻倒他。因为在当时的十大元帅中，除林彪之外，其余九位元帅，朱德已经八十多岁了；贺龙和彭德怀已经被打倒；罗荣桓已经去世；刘伯承一直卧床不起。而陈毅既是毛泽东所喜欢的人，又不管对什么人都讲原则不讲情面，而且在国外又很有声望，所以在林彪、江青要搞掉的四位元帅中陈毅地位最突出，也就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经常的攻击。
在九大前夕和九大会议期间，张春桥又上演了一幕迫害陈毅的丑剧。
1968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过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是否选他们当九大代表的问题，有不同意见。
林彪、江青一伙自然是不想让他们参加中共九大，但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但张春桥迫害老干部之心不死。
八届十二中全会一结束，张春桥就回到上海，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为领导小组成员。
接着，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重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张春桥还指示，要重点收集陈毅的黑材料。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949年5月，陈毅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歼敌15.3万余人；1949年5月27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是陈老总领导着上海人民，使百废待兴的上海迈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虽然他从1954年起调往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8年兼任外交部长，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1958年――他是解放后任期最长的上海市市长，共9年。
在张春桥看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是陈毅的老部下，陈毅不倒，张春桥很难在上海站稳脚跟。所以他千方百计想打倒陈毅，削弱陈毅在上海干部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
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各区县局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400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都挤满了人。
张春桥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中去，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被改造过的国民党人员，曾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人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30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在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出来的，共分9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80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这批材料，共计76份，1163页。
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
王洪文递给陈毅一本小册子
九大筹备期间，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傲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
陈毅明知这是张春桥玩弄的诡计，张春桥挟“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但陈毅坦坦荡荡，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来的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紧张一刻的到来。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两鬓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
等到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徐景贤便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81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但是，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徐景贤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
这时，王洪文把小册子接过去，对陈毅说：“今天，我们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他本人！”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
陈毅到底身经百战，不慌不忙地对代表们说道：“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当选标准，是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四条要求和林副主席关于干部的三条要求，加起来总共七条。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七条标准，我连一条也够不上。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这时，马上有人抓住陈毅所说的“上海党”，指责陈毅在“分裂党”！
其实，陈老总在上海主持党务、政务多年，说惯了“上海党”一词，不料这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于是，一个个代表发言，轮番向陈毅发动进攻。
足足两个小时，这场闹剧才暂告结束。
陈毅一口气讲了3刻钟，对手颇不耐烦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汇报。
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他们还是想体会一下昨天晚上的具体情况；特别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狂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讲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们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
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多少有些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当了9年的上海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判。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自从上了井冈山，40多年来，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已不耐烦，有人中途就喊口号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和徐景贤咬耳朵，决定由徐景贤捡起当年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发生争论这件党史、军史有定评的陈芝麻、烂谷子，攻击陈毅所谓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当时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对党史、军史知之甚少，听了徐景贤拿出这样的“材料”来煽动，就一个劲起哄。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了。
陈毅无言地坐在座位上，虽然，刚才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是的，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并在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时，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做过结论。
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1968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竟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陈年旧账，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搂在不了解党史的青年后生面前。
王洪文眼看代表们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就趁势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做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们等了10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字斟句酌地对他们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1980年12月6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审问王洪文关于在九大期间迫害陈毅的问题，有一段这样的法庭记录：
审判员审问王洪文：“1968年11月，你和徐景贤领导编造了一本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实。”
审判员问：“是谁指使你和徐景贤编造这本小册子的？”
王洪文答：“张春桥。”
审判员：“你们曾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哪些人？散发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答：“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就是要整陈毅。这个材料在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的材料批判过陈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问：“是谁给陈毅的？”
答：“是我给的。”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76份，1163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1980年8月22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1980年9月9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九大期间，朱德、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也遭到了围攻。有一天下午，李富春的秘书突然接到林彪死党黄永胜打来的电话：“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待反党罪行。”李富春看到电话记录后，冷笑一声，对秘书说：“不要理睬！”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徐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轰炸，但陈毅等几个老同志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陈毅在如此险恶处境中能够出席九大，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天看来，毛泽东当时说这个话，可能是他的本意，也可能是保护陈毅的托词。或者，也许是毛泽东两种心理都有。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毅。
正因为如此，当陈毅于1972年1月6日不幸病逝时，已很少露面的毛泽东，还亲自赶去，出席陈毅的追悼大会……
陈毅脱下头上的高帽子，把它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用它。”
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散布的有关陈毅的言论半信半疑。
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紧张一刻的到来。
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两鬓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
毛泽东批示：性情直爽，黑话不黑
九大期间，上海组制造了爆炸性新闻。
那是一出由张春桥导演，王洪文、徐景贤充当炮手的攻击革命家陈毅的闹剧。
陈毅元帅性格豪爽，待人和蔼可亲，受人尊敬，在人民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的抵触情绪很大，因此，受到林彪、江青们的嫉恨。
1966年10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各省市、中央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受到了冲击。11月8日，军队院校某些“造反派”头头，又纠集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冲击国防部。
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叶剑英和陈毅在会上针对学生冲击中南海、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11月29日，叶剑英和陈毅又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叶剑英在讲话中，针对一些错误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陈毅在会上说：“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对待，不要把路线斗争扩大化、简单化。”他还在一次干部会上坦言道，过去他也犯过错误，以后还可能再犯错误。他还说，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历史中，他并不是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他不能保证今后不会再反对毛主席。
林彪、江青一伙，对叶剑英和陈毅的讲话非常恼怒，挑动某些群众批判陈毅。
但陈毅始终刚直不屈，且富有幽默感。
“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许多关于陈毅元帅刚直不屈的“小道消息”。
一天，陈毅接到通知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召开的会议上交代他的“反动观点”。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红卫兵递给他一顶高帽子要他戴上。他像军人那样站得笔挺笔挺的，不时还正一正他头上那顶纸做的高帽。
红卫兵们要他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
陈毅先清了清嗓子，然后拖长了腔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坐在台上的红卫兵听到此话大吃一惊，都有些莫名其妙。有人很快把“小红书”翻阅了一遍，可是没有找到这条语录。
当然，这是陈毅一时兴起自己编出来的。红卫兵追问他这句语录出自何处，他微微一笑，说：“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271页。”而当时《语录》的版本只有270页。于是，红卫兵们怒火中烧，痛斥陈毅篡改神圣的毛主席语录。
会议结束时，他被几名红卫兵“护送”到汽车旁。上车前，陈毅脱下头上的高帽子，把它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用它。”
他的一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挑选出来，汇集成书，起名为“陈毅黑话集”，里面有这样一些内容：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蘑菇，明天来跟你蘑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引者注：指江青）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引者注：指红卫兵）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砸烂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行，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毛泽东本人对“红卫兵”散布的有关陈毅的言论半信半疑。
他对“红卫兵”那本所谓的《陈毅黑话集》只有简短几个字的评语：性情直爽，“黑话不黑”。他还指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
但林彪、江青却千方百计要攻倒他。因为在当时的十大元帅中，除林彪之外，其余九位元帅，朱德已经八十多岁了；贺龙和彭德怀已经被打倒；罗荣桓已经去世；刘伯承一直卧床不起。而陈毅既是毛泽东所喜欢的人，又不管对什么人都讲原则不讲情面，而且在国外又很有声望，所以在林彪、江青要搞掉的四位元帅中陈毅地位最突出，也就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经常的攻击。
在九大前夕和九大会议期间，张春桥又上演了一幕迫害陈毅的丑剧。
1968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过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是否选他们当九大代表的问题，有不同意见。
林彪、江青一伙自然是不想让他们参加中共九大，但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但张春桥迫害老干部之心不死。
八届十二中全会一结束，张春桥就回到上海，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为领导小组成员。
接着，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重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张春桥还指示，要重点收集陈毅的黑材料。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949年5月，陈毅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歼敌15.3万余人；1949年5月27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是陈老总领导着上海人民，使百废待兴的上海迈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虽然他从1954年起调往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8年兼任外交部长，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1958年――他是解放后任期最长的上海市市长，共9年。
在张春桥看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是陈毅的老部下，陈毅不倒，张春桥很难在上海站稳脚跟。所以他千方百计想打倒陈毅，削弱陈毅在上海干部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
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各区县局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400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都挤满了人。
张春桥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中去，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被改造过的国民党人员，曾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人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30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在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出来的，共分9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80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这批材料，共计76份，1163页。
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
王洪文递给陈毅一本小册子
九大筹备期间，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傲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
陈毅明知这是张春桥玩弄的诡计，张春桥挟“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但陈毅坦坦荡荡，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来的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紧张一刻的到来。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两鬓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
等到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徐景贤便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81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但是，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徐景贤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
这时，王洪文把小册子接过去，对陈毅说：“今天，我们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他本人！”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
陈毅到底身经百战，不慌不忙地对代表们说道：“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当选标准，是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四条要求和林副主席关于干部的三条要求，加起来总共七条。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七条标准，我连一条也够不上。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这时，马上有人抓住陈毅所说的“上海党”，指责陈毅在“分裂党”！
其实，陈老总在上海主持党务、政务多年，说惯了“上海党”一词，不料这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于是，一个个代表发言，轮番向陈毅发动进攻。
足足两个小时，这场闹剧才暂告结束。
陈毅一口气讲了3刻钟，对手颇不耐烦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汇报。
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他们还是想体会一下昨天晚上的具体情况；特别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狂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讲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的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们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
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多少有些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当了9年的上海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判。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自从上了井冈山，40多年来，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已不耐烦，有人中途就喊口号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和徐景贤咬耳朵，决定由徐景贤捡起当年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发生争论这件党史、军史有定评的陈芝麻、烂谷子，攻击陈毅所谓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当时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对党史、军史知之甚少，听了徐景贤拿出这样的“材料”来煽动，就一个劲起哄。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了。
陈毅无言地坐在座位上，虽然，刚才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是的，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并在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时，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做过结论。
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1968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竟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陈年旧账，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搂在不了解党史的青年后生面前。
王洪文眼看代表们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就趁势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做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们等了10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字斟句酌地对他们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1980年12月6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审问王洪文关于在九大期间迫害陈毅的问题，有一段这样的法庭记录：
审判员审问王洪文：“1968年11月，你和徐景贤领导编造了一本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实。”
审判员问：“是谁指使你和徐景贤编造这本小册子的？”
王洪文答：“张春桥。”
审判员：“你们曾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哪些人？散发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答：“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就是要整陈毅。这个材料在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的材料批判过陈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问：“是谁给陈毅的？”
答：“是我给的。”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76份，1163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1980年8月22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1980年9月9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九大期间，朱德、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也遭到了围攻。有一天下午，李富春的秘书突然接到林彪死党黄永胜打来的电话：“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待反党罪行。”李富春看到电话记录后，冷笑一声，对秘书说：“不要理睬！”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徐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轰炸，但陈毅等几个老同志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陈毅在如此险恶处境中能够出席九大，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天看来，毛泽东当时说这个话，可能是他的本意，也可能是保护陈毅的托词。或者，也许是毛泽东两种心理都有。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毅。
正因为如此，当陈毅于1972年1月6日不幸病逝时，已很少露面的毛泽东，还亲自赶去，出席陈毅的追悼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