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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冗长的会期，空洞的议程
分组讨论，用了十来天的时间，代表们在干什么呢？
会场里，除了林派、江派的人，还有一些是被林彪、江青拉来“拍掌”的。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了一句：“上海的周谷城现在怎样？”于会泳挖了坑，准备把那包东西和物品放入坑内。
于会泳的机缘在于他“靠”上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对这份殊荣，于会泳实在按捺不住地得意。
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智取威虎山》终于在京西宾馆礼堂，为九大代表作汇报演出。
分组讨论的十天里代表们在干些什么
从九大公布的议程看，从4月2日起，代表们分组讨论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分组讨论，用了十来天的时间，代表们在干什么呢？
1969年4月14日发表的中共九大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中，向全国人民公布了代表们讨论的情况：
“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和学习了毛主席在开幕会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表示热烈拥护，坚决照办。”
“代表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了党的历史。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几个小组、几十个党员，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今天，我们党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代表们说，这就是历史对我们党48年的英勇奋斗获得伟大胜利所作的结论，也是历史对陈独秀、王明等曾经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彻底破产所作的结论。只有懂得党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段、逐句地反复地讨论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代表们认为，这个报告高举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今后的战斗任务，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来自各个战斗岗位的代表说，林彪同志的报告，把我们想要说的，都概括进去了，我们越读越高兴，越读越亲切。代表们还对报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补充和修改意见。”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章逐条地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代表们认为，这个修改草案，是全党、全国革命群众共同起草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代表们认为，这个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已没有更多的材料记载九大的代表们当时的活动情况，现在看来，当时的大会除了高高举起的“红宝书”，以及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会议的讨论实际上是非常沉闷，可以想见的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下，不可能有反对的意见出现在会场中。
会场里，除了林派、江派的人，还有一些是被林彪、江青拉来“拍掌”、“举手”的，那些正直的有思想的人，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讲了一些纠“左”的话
4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大组的召集人，着重就纠“左”作了指示。
毛泽东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的问题。一个时期总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右时就可能出“左”，在反“左”时就可能出右，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左”右倾路线错误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党的历史上最危险的三次是右――“左”――右，最危险的三个人物是陈独秀、王明、刘少奇。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了一句：“上海的周谷城现在怎样？”
有人回答说：“在扫地。”
毛泽东接着说：“扫扫也有好处。犯错误的干部，有的将来还要工作。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群众谅解就好了，就要解放。杨勇要放。有的犯错误的，是跟着错误倾向走的，例如谭启龙。朱德、陈云不是年年反我，也有不反的时候。”
从毛泽东当时所讲的话分析，毛泽东以为召开了九大，大局已定，他打算以一年左右的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结束“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所以他保护了“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让他们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会议。
但九大还是让林彪、江青一伙占了上风。不过，林彪也许没想到，他为在九大的胜利欢呼雀跃之际，也正是他从顶峰坠入深渊的开始。
江青为九大代表献上了《智取威虎山》
后来成为“四人帮”文化部长的于会泳，在60年代初期不过是上海音乐学院一名普通教师，虽然他投身革命较早，却因一个无法说清的“污点”难以在人前理直气壮。
解放战争时期，于会泳是胶东解放区的文工团团员。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西和山东。
位于胶东东北端的烟台，当时是共产党管辖的解放区中惟一的港口城市。抗战胜利初期，联合国救济署调拨给解放区大批救援物资，绝大部分运到烟台。不久内战烽火四起，交通受阻，这些物资无法运往其他解放区。
面对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大举进攻，为保证这批物资在运动战中不陷入敌手，山东兵团前敌指挥部决定，除绝大部分物资疏散分存到农民家中代为保管外，余下的全部发给部队和解放区各级机关人员。这样驻扎在烟台近郊的胶东文工团的每个人也都分到了一大包东西。于会泳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财富，有一件毛料的茄克衫、几块呢子衣料，还有毛线和几罐奶粉等食品。于会泳把它们捆在一个大包里，本想托人把这包东西捎给他母亲，尽尽孝心。
可不久，国民党军队就逼近了。文工团各小队按指示疏散隐藏到各村老百姓家中去。为了行动方便，上级规定各人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衣服和物品埋藏起来。
于会泳挖了坑，准备把那包东西和物品放入坑内。这时，他想到如果他死在敌人中，或者这包东西被蒋军发现，它就很可能永远到不了母亲手中了。于是他当即找来一张纸，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蒋军弟兄们：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写着写着，于会泳想蒋军贪财，万一他们把东西拿走了呢？对了，再放一张照片！照片对敌人毫无价值。于是，他掏出自己刚拍的一张照片，在背后写上家的地址，然后在纸条上接着写道：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地址）。
这时，文工团的教导员张显走来检查工作，看见于会泳写着纸条，拿过来一看，双眉倏地蹙紧了，“这不好！”他说着把那字条塞入自己的口袋，“快把东西藏起来，敌人已经来了！”
事后，教导员张显将纸条上交给了上级领导，于会泳受到了批评和审查，但考虑到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写字条也只是出于孝心，没有给他处分。
但从中可以看出于会泳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坐到了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而且后来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
于会泳的机缘在于他“靠”上了中国的第一夫人。
那时，江青在上海忙于“京剧革命”。于会泳赶热潮发表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引起了她的兴趣。
1965年6月27日上午，于会泳第一次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见到了江青。江青握着他的手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顿时，一股激动的暖流涌上了于会泳的心扉，他先前的紧张与不安之情马上烟消云散。但受宠若惊而又不善交际的于会泳却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只是，只是根据您的指导，在您的领导下，做了一点工作……”于会泳用充满崇敬与爱戴的目光注视着江青，他被江青拖着病躯，还为“京剧革命”操劳不停而深深地感动了。他一字不漏地听着江青的讲话，脑海里回荡着一个念头：我见到江青同志了。
江青的鼓励给于会泳打了一针强心剂，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智取威虎山》的音乐修改工作中。他开始成为江青破格召见的特殊人物。
对这份殊荣，于会泳实在按捺不住地得意。在向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箫挺例行的工作汇报中，于会泳将自己每次见到“首长”的情况都详细地作了描绘，在表明自己在“首长”眼中地位渐趋上升之势，他还用炫耀的口吻告诉萧挺，如果萧挺要见江青，他可以带萧挺去。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于会泳在解放战争中的“不光彩的”行为被揭露出来，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遭到批斗。在这灭顶之灾中，江青拉了他一把，后来还提拔他作了上海文化系统革委会主任和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主任。
“样板戏”会演之后，于会泳不仅主管《智取威虎山》、《海港》的创作、修改，而且成了江青“文艺革命”的“钦差特使”，经常受江青指派，参与其他“样板戏”的创作修改工作。
当时山东的各路造反派夺权方兴未艾。山东京剧团《奇袭白虎团》剧组主要演员宋玉庆、方荣翔等都属批倒批臭的人物，他们的缺阵，使演出质量大受影响；剧本也被造反派改得面目全非，这个“样板戏”很难再修改提高了。
江青闻讯后又气又恼，一声令下，将《奇袭白虎团》剧组的原班人马调到北京，改编为中国京剧团三团，住进了魏公村5号楼潜心搞戏。1968年9月下旬，江青又调于会泳到北京参加《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1968年11月，江青想把《智取威虎山》献给中共九大，大出一把风头，所以又调《智取威虎山》剧组进京。江青对这次修改《智取威虎山》十分关心，经常进行审查，正是她的格外关心，使于会泳无所适从，感到“第一夫人”不好侍候。
那是《智取威虎山》第一次全剧修改完后，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剧场看了彩排后对编导人员说：我的印象是你们把原来的本子只作了一些删减是不是？还不够！我们的这个戏，应当彻底肃清文艺黑线的流毒，在这次修改中来个脱胎换骨！最好把一些重点唱段尤其是黑线人物插手干预过的唱段重写一下，使它们更好地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服务……
于会泳赶紧根据江青的指示，将江青提到的唱段改头换面重写了一遍。几天后江青又来审查，听了那些改动过的唱段后，她又当众责问于会泳：“这是怎么改的？谁叫改的？那些唱段革命群众早就熟悉了，干嘛要改？”
江青一连串的问题把于会泳问懵了：“这不是您叫改的吗？”
“我没讲过！这怎么可能呢？”江青回答得斩钉截铁。
于会泳抬头看见江青那张怒气冲冲的脸庞，只好说：“这可能是我记错了，这是我的责任。”
就在修改即将完毕时，江青又把于会泳叫了去。为了显示《智取威虎山》不同于小说《林海雪原》，她授意要将剧名、人名、地名全部换掉。
于是《，智取威虎山》变成了《智取飞谷山》，夹皮沟换成了桦树沟，杨子荣改为梁志彤，少剑波改为赵建勃，座山雕成了隋三刀，八大金刚成了盖世太保。为了使剧组的演员在演出实践中熟悉并习惯这些改动，剧组准备在首都剧场进行几场公演，并打出了《智取飞谷山》的海报。
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这出已定为九大献礼剧目的“样板戏”如此改动进行了讨论，最后明确指示保持原剧名称，这才使《智取威虎山》的剧名、人名、地名得以复原。
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智取威虎山》终于在京西宾馆礼堂，为九大代表作汇报演出。演出前，当江青款款走进她惯坐的第十排中座时，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全体起立，向这位“文艺革命的旗手”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于会泳在开幕前向代表们介绍了江青如何为“京剧革命”呕心沥血，同文艺黑线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后，于会泳激动地说“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这时江青从座席上站了起来说“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说我可就要离场了。”可是她脸上分明闪烁着愉悦的光彩。
于是在热烈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中，剧场又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会场里，除了林派、江派的人，还有一些是被林彪、江青拉来“拍掌”的。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了一句：“上海的周谷城现在怎样？”于会泳挖了坑，准备把那包东西和物品放入坑内。
于会泳的机缘在于他“靠”上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对这份殊荣，于会泳实在按捺不住地得意。
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智取威虎山》终于在京西宾馆礼堂，为九大代表作汇报演出。
分组讨论的十天里代表们在干些什么
从九大公布的议程看，从4月2日起，代表们分组讨论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分组讨论，用了十来天的时间，代表们在干什么呢？
1969年4月14日发表的中共九大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中，向全国人民公布了代表们讨论的情况：
“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和学习了毛主席在开幕会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表示热烈拥护，坚决照办。”
“代表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回顾了党的历史。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几个小组、几十个党员，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今天，我们党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代表们说，这就是历史对我们党48年的英勇奋斗获得伟大胜利所作的结论，也是历史对陈独秀、王明等曾经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彻底破产所作的结论。只有懂得党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段、逐句地反复地讨论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代表们认为，这个报告高举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今后的战斗任务，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来自各个战斗岗位的代表说，林彪同志的报告，把我们想要说的，都概括进去了，我们越读越高兴，越读越亲切。代表们还对报告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补充和修改意见。”
“全体代表认真地逐章逐条地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代表们认为，这个修改草案，是全党、全国革命群众共同起草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代表们认为，这个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已没有更多的材料记载九大的代表们当时的活动情况，现在看来，当时的大会除了高高举起的“红宝书”，以及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会议的讨论实际上是非常沉闷，可以想见的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下，不可能有反对的意见出现在会场中。
会场里，除了林派、江派的人，还有一些是被林彪、江青拉来“拍掌”、“举手”的，那些正直的有思想的人，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讲了一些纠“左”的话
4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大组的召集人，着重就纠“左”作了指示。
毛泽东说，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的问题。一个时期总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右时就可能出“左”，在反“左”时就可能出右，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左”右倾路线错误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党的历史上最危险的三次是右――“左”――右，最危险的三个人物是陈独秀、王明、刘少奇。
讲到这里，毛泽东问了一句：“上海的周谷城现在怎样？”
有人回答说：“在扫地。”
毛泽东接着说：“扫扫也有好处。犯错误的干部，有的将来还要工作。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群众谅解就好了，就要解放。杨勇要放。有的犯错误的，是跟着错误倾向走的，例如谭启龙。朱德、陈云不是年年反我，也有不反的时候。”
从毛泽东当时所讲的话分析，毛泽东以为召开了九大，大局已定，他打算以一年左右的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结束“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所以他保护了“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让他们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会议。
但九大还是让林彪、江青一伙占了上风。不过，林彪也许没想到，他为在九大的胜利欢呼雀跃之际，也正是他从顶峰坠入深渊的开始。
江青为九大代表献上了《智取威虎山》
后来成为“四人帮”文化部长的于会泳，在60年代初期不过是上海音乐学院一名普通教师，虽然他投身革命较早，却因一个无法说清的“污点”难以在人前理直气壮。
解放战争时期，于会泳是胶东解放区的文工团团员。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西和山东。
位于胶东东北端的烟台，当时是共产党管辖的解放区中惟一的港口城市。抗战胜利初期，联合国救济署调拨给解放区大批救援物资，绝大部分运到烟台。不久内战烽火四起，交通受阻，这些物资无法运往其他解放区。
面对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大举进攻，为保证这批物资在运动战中不陷入敌手，山东兵团前敌指挥部决定，除绝大部分物资疏散分存到农民家中代为保管外，余下的全部发给部队和解放区各级机关人员。这样驻扎在烟台近郊的胶东文工团的每个人也都分到了一大包东西。于会泳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财富，有一件毛料的茄克衫、几块呢子衣料，还有毛线和几罐奶粉等食品。于会泳把它们捆在一个大包里，本想托人把这包东西捎给他母亲，尽尽孝心。
可不久，国民党军队就逼近了。文工团各小队按指示疏散隐藏到各村老百姓家中去。为了行动方便，上级规定各人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衣服和物品埋藏起来。
于会泳挖了坑，准备把那包东西和物品放入坑内。这时，他想到如果他死在敌人中，或者这包东西被蒋军发现，它就很可能永远到不了母亲手中了。于是他当即找来一张纸，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蒋军弟兄们：
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我可能与世长辞了。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
写着写着，于会泳想蒋军贪财，万一他们把东西拿走了呢？对了，再放一张照片！照片对敌人毫无价值。于是，他掏出自己刚拍的一张照片，在背后写上家的地址，然后在纸条上接着写道：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照片后写有我家的地址）。
这时，文工团的教导员张显走来检查工作，看见于会泳写着纸条，拿过来一看，双眉倏地蹙紧了，“这不好！”他说着把那字条塞入自己的口袋，“快把东西藏起来，敌人已经来了！”
事后，教导员张显将纸条上交给了上级领导，于会泳受到了批评和审查，但考虑到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写字条也只是出于孝心，没有给他处分。
但从中可以看出于会泳并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坐到了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而且后来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
于会泳的机缘在于他“靠”上了中国的第一夫人。
那时，江青在上海忙于“京剧革命”。于会泳赶热潮发表的《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引起了她的兴趣。
1965年6月27日上午，于会泳第一次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见到了江青。江青握着他的手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顿时，一股激动的暖流涌上了于会泳的心扉，他先前的紧张与不安之情马上烟消云散。但受宠若惊而又不善交际的于会泳却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只是，只是根据您的指导，在您的领导下，做了一点工作……”于会泳用充满崇敬与爱戴的目光注视着江青，他被江青拖着病躯，还为“京剧革命”操劳不停而深深地感动了。他一字不漏地听着江青的讲话，脑海里回荡着一个念头：我见到江青同志了。
江青的鼓励给于会泳打了一针强心剂，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智取威虎山》的音乐修改工作中。他开始成为江青破格召见的特殊人物。
对这份殊荣，于会泳实在按捺不住地得意。在向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箫挺例行的工作汇报中，于会泳将自己每次见到“首长”的情况都详细地作了描绘，在表明自己在“首长”眼中地位渐趋上升之势，他还用炫耀的口吻告诉萧挺，如果萧挺要见江青，他可以带萧挺去。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于会泳在解放战争中的“不光彩的”行为被揭露出来，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遭到批斗。在这灭顶之灾中，江青拉了他一把，后来还提拔他作了上海文化系统革委会主任和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主任。
“样板戏”会演之后，于会泳不仅主管《智取威虎山》、《海港》的创作、修改，而且成了江青“文艺革命”的“钦差特使”，经常受江青指派，参与其他“样板戏”的创作修改工作。
当时山东的各路造反派夺权方兴未艾。山东京剧团《奇袭白虎团》剧组主要演员宋玉庆、方荣翔等都属批倒批臭的人物，他们的缺阵，使演出质量大受影响；剧本也被造反派改得面目全非，这个“样板戏”很难再修改提高了。
江青闻讯后又气又恼，一声令下，将《奇袭白虎团》剧组的原班人马调到北京，改编为中国京剧团三团，住进了魏公村5号楼潜心搞戏。1968年9月下旬，江青又调于会泳到北京参加《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1968年11月，江青想把《智取威虎山》献给中共九大，大出一把风头，所以又调《智取威虎山》剧组进京。江青对这次修改《智取威虎山》十分关心，经常进行审查，正是她的格外关心，使于会泳无所适从，感到“第一夫人”不好侍候。
那是《智取威虎山》第一次全剧修改完后，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剧场看了彩排后对编导人员说：我的印象是你们把原来的本子只作了一些删减是不是？还不够！我们的这个戏，应当彻底肃清文艺黑线的流毒，在这次修改中来个脱胎换骨！最好把一些重点唱段尤其是黑线人物插手干预过的唱段重写一下，使它们更好地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服务……
于会泳赶紧根据江青的指示，将江青提到的唱段改头换面重写了一遍。几天后江青又来审查，听了那些改动过的唱段后，她又当众责问于会泳：“这是怎么改的？谁叫改的？那些唱段革命群众早就熟悉了，干嘛要改？”
江青一连串的问题把于会泳问懵了：“这不是您叫改的吗？”
“我没讲过！这怎么可能呢？”江青回答得斩钉截铁。
于会泳抬头看见江青那张怒气冲冲的脸庞，只好说：“这可能是我记错了，这是我的责任。”
就在修改即将完毕时，江青又把于会泳叫了去。为了显示《智取威虎山》不同于小说《林海雪原》，她授意要将剧名、人名、地名全部换掉。
于是《，智取威虎山》变成了《智取飞谷山》，夹皮沟换成了桦树沟，杨子荣改为梁志彤，少剑波改为赵建勃，座山雕成了隋三刀，八大金刚成了盖世太保。为了使剧组的演员在演出实践中熟悉并习惯这些改动，剧组准备在首都剧场进行几场公演，并打出了《智取飞谷山》的海报。
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这出已定为九大献礼剧目的“样板戏”如此改动进行了讨论，最后明确指示保持原剧名称，这才使《智取威虎山》的剧名、人名、地名得以复原。
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智取威虎山》终于在京西宾馆礼堂，为九大代表作汇报演出。演出前，当江青款款走进她惯坐的第十排中座时，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全体起立，向这位“文艺革命的旗手”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于会泳在开幕前向代表们介绍了江青如何为“京剧革命”呕心沥血，同文艺黑线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最后，于会泳激动地说“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这时江青从座席上站了起来说“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说我可就要离场了。”可是她脸上分明闪烁着愉悦的光彩。
于是在热烈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中，剧场又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