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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九大极左更泛滥，天下大治遥无期
“天下大治”仍然遥遥无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闯进京城，呼吁平反昭雪。
在这场教育改革的洪流中，还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江青一伙“以天下为己任”，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当时已经红得发紫的张春桥，居然在百忙中“召见”了被称为“黑线人物”的郑君里。
林彪曾经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连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都是无名之辈。
毛泽东绘出“斗、批、改”蓝图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毛泽东深深知道“全国一片红”是怎么一回事。
武斗仍在不少地方盛行，省、市、自治区以下的各级革委会相当普遍地还未建立，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还未“重建”。
他设想“全国一片红”以后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为此，他为“斗、批、改”设计了“几个阶段”：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说的是工厂，其实全国都如此。
在实践中，毛泽东还增加了“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和‘给出路’、教育革命、上山下乡”等项。
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总结的经验，仿照执行。
他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表现。
九大以后，在全国全面开展“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器的运行很难有多大的好转。
“天下大治”仍然遥遥无期。
这对于一直就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毛泽东来说，不止是心头永远的痛。
没有组织关系的“五・一六”集团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个通知。
这就是《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通知一方面提出纠正扩大化的倾向，一方面又指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把革命老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与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造反头子相提并论，可见是非混淆到何种程度。
“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中央在这个通知中还说：
“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
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中，这一段话其实非常关键。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是不要打击反革命，只是不要统一定为“五・一六”分子。这样，中央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还是扩大打击面，就凭执行者的理解来确定了。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决定》说，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立即开始进行工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这些看起来，似乎表示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然而，最致命的是所有有关打击“五・一六”的中央文件，却从来没有说清楚什么是“五・一六”分子、什么组织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在这个决定中的“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似乎更看重反革命的罪行，而不在乎形式。然而，对“组织关系”的不追查，其结果就只能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这样也就为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五・一六”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一些对立的群众派别，则互相揪对方的人，然后将之命名为“五・一六”分子。情况极其混乱，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工作才告停止。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闯进京城，呼吁平反昭雪。
九大后的整党建党工作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时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后被称作“五十字建党方针”。
中共中央的《批示》提出：“党组织不应当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
10月13日，《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
12月2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下达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规定在整党中要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犯错误的党员要“斗私批修”，并且“要吸引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
1969年，毛泽东在中央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
中共九大后，整党建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中央成立了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整党建党工作，纪登奎、郭玉峰、曹轶欧等分管各项具体工作。
接着，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上海国棉十七厂等单位关于整党建党的经验，各地区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整党建党。
1970年4月18日，康生在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以“左”倾的观点对九大党章作了阐述，用以指导整党工作。
他说：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五个特点：“首先一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第四个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和当前的战斗任务。”“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197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说：“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
1970年6月、7月，报纸上越来越多地提到为成立新党委而开办学习班。很显然，学习班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一些不同的意见能够和“共同目标”联系起来，服从整党的指导思想。
然而，尽管做了这么多工作，效果却似乎并不明显，人们的思想觉悟似乎仍然较低。1970年7月2日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而奋斗》的文章，署名是“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以下引文很能说明问题：
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地做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党内矛盾的辩证法还缺乏理解，不够自觉。他们认为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应当“纯”而又“纯”。这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糊涂观念……
有少数人，在整党中违背毛主席关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原则，是同他们个人第一主义的立场分不开的。我们遇见一些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对待跟自己不同意见的党员，采取“一批、二斗、三搞臭”的错误做法，想通过整党发展一派一人之“私”。这样的人，他们把个人和党的关系摆得不对，“老子天下第一”的迷信甚浓。他们的出发点不对，方针也就必定错误。他们口头上喊的是“吐故纳新”，实际上想的是“吐疏纳亲”，按照他们小团体的标准“吐一批，纳一批”……
可见“吐疏纳亲”的倾向，在当时就遭到了批判。
而实际上是一些被诬陷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党员被清除出党或挂起来，而把那些所谓“新鲜血液”即造反派头头吸收入党。这样，不但进一步打击迫害了许多党员干部，而且使一批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混入党内。
这次整党建党工作，还有一个显著“成果”就是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
各省重建党的机构是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开始的。1970年12月，湖南宣布成立新省委。1971年8月，西藏、四川、宁夏、黑龙江等省宣告重建党委，从而结束了全国各省的重建党委的工作。
中共九大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风风火火地打倒党委，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九大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又重建新的党委。虽然，革命委员会并不可能取得党的最高权力，然而，在九大前后不过两三年时间，造成致命的动荡，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围绕“权力”二字展开的。
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其中10个省、市的党委成员有很大变动。曾提任全国第一个建立的省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被撤职，引起争议的山西省委革委会主任刘格平也被免职。
除了上海，各省、市、自治区新成立的党委几乎都由军队干部担任了书记。
“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
在全国各地建立“五・七”干校的同时，在1968年还开始了教育体制的革命化和改造工作。
毛泽东对此有许多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加的一段话后来简称“七・二一指示”。
9月22日，毛泽东又说：“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毛泽东批示“照办”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这个报告，把“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大学的大多数教师说成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或“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对这些知识分子要“进行再教育”，“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报告还把全校各级干部说成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强迫他们“承认错误”，才“给予适当的工作”。
“再教育”、“给出路”，这六个字突出地说明了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是“左”倾错误的体现。
在这场教育改革的洪流中，还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
1969年1月27日，《红旗》第2期发表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学道路的调查报告《厂办校、两挂钩》。调查报告介绍兰州第五中学自1968年10月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该校师生每周学习2天，另外4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把原来的17门课合并为5门课（“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在此前后，河北、广东、四川、辽宁、湖北等不少地方的城镇中小学校也由工厂接办，实行类似兰州的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学。1970年以后，逐渐改为以学校办工厂和学校与工厂、社队挂钩为主的办学方式。
196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两教师的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编者按中号召就此建议“展开讨论”。此后该报开辟“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发表了大量支持这一建议的来信和文章。许多地方还立即付诸实施。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学由工厂办、街道办的建议，同时开展“城市的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随后，连续刊登了大量支持这一建议的来信和文章，许多地方付诸实施。
1970年秋，各高等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办法招生。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种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学制二至三年。学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
这是“文化大革命”对招生制度的重大改变，也是对教育事业的严重摧残。后来，“四人帮”极力鼓吹“白卷英雄”张铁生之事，更是扰乱了教育的秩序。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和198所高等院校的有关人员，共631人。
会议是在张春桥、迟群控制下进行的。
上海徐海涛等人在会上抛出“黑线专政论”：污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徐海涛的话引起与会代表的不满，有人公开出来表示反对。迟群竟责骂反对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
周恩来听说此事后，于7月6日接见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毛主席的路线也是照耀了教育路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知识分子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张春桥旋即在另一次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说：17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
同时，还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炮制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做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纪要》还将“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无用”等称之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
对这个集“左”倾的“教育革命”之大成的《纪要》，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于是转发全国。
8月至11月，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纪要》的精神。在这过程中，教育部门的干部、学校的教职工对《纪要》中的“两个估计”纷纷表示“不理解”、“想不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
林彪江青上演的一出出双簧戏
几乎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刚刚闭幕，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并宣布大会本身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同时，就爆发了新的政治斗争，“团结”化为泡影。与九大前的群众造反运动不同，九大以后的高层政治斗争和冲突，完全避开了群众的视线，有些内幕情况，迄今尚未明了。
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成了党章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权势极盛，但是他们的权力欲却是没有止境的。
江青一伙“以天下为己任”，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林彪一伙既不满足于已有的权力，更担心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迟早要发生变化。如同许多造反派掌权后纷纷内部分裂一样，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在九大以后也分道扬镳。
然而，这种分道扬镳却不是彻底的决裂。正如在九大以前，这两个集团互相勾结，但勾结中有矛盾一样，九大以后他们因争权夺利而产生矛盾，然而在矛盾中又有勾结。
但是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江青、姚文元之流在法庭上却抵赖和掩饰他们同林彪的关系。直到12月24日的法庭辩论中，江青还说什么她这一帮“是按中央的决议办事的”，而另一些罪犯才是“听林彪指挥的”，她甚至是“反对”林彪的。
而事实是怎样的呢？
江青需要林彪。而林彪事实上也需要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
江青初染政事，就是林彪委托她搞的那一份《纪要》。
后来，在林、江集团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中，林彪、江青更是一唱一和，双簧戏一直都演得惟妙惟肖。
1966年9月8日，林彪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是“土匪”。接着，江青就在会上诬陷贺龙是“坏人”，是“大刽子手”，“要把贺龙端出来”。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叫嚷“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林彪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口号。江青看后又叫“赶快送林副主席审批”。
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她直接操纵的专案组编造伪证、整理报送的刘少奇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上，定下了置刘少奇于死地的诬陷之词。对江青耸人听闻的指控，林彪欣然表示：“向在这项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6年10月9日凌晨，上海市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抄家案：
那天夜里在赵丹、黄宗英的家被抄的同时，上海文化界人士，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都被以同样的方式抄了家。
抄家时间，都是在那天凌晨零点到四五点之间，被抄的人都是30年代文艺界人士，带队抄家的人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而且还戴大口罩……
10天以后，1966年10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编的《文化大革命动态》，以《郑君里、黄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为题，反映了这次抄家的情况。情况不算不重要，却没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任何反应。
多灾多难的上海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忐忑不安；这显然是一次经过严密组织的行动，究竟是谁搞的，要达到什么目的？
这也引起上海市委的负责人和公安部门的关注。
抄家事件过后不久的一天，当时驻上海空军部队的政委江腾蛟，去看望上海市负责人陈丕显，正巧碰上陈丕显在批评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一晚上几个文艺界人士家被抄了，公安局不知道，也弄不清是谁抄的，工作是怎么搞的？狡诈的江腾蛟，却装作没听说过这件事似的，问陈丕显的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呀？
事情“神秘”到如此程度；到了1967年，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也坐不住了。那时，李文静在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帮助工作。海燕电影制片厂一些人到联络站反映了那次抄家的情况。李文静一听：被抄的都是30年代文艺界人士，和江青有密切关系，她想，这次抄家的目的是要搞江青的材料，这还了得。立即进行追查，查的结果，发现这事与驻上海的空军部队有关，抄家的“红卫兵”中，有一个还是当时那个部队某领导的儿子，他还从学校里借了26个红卫兵袖章。后来她又听说，抄到的材料已用飞机运走了。
李文静感到事关重大，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当时在南京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可是，张、姚却没写回信，只是叫送信人带回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
张春桥回到上海后，告诉李文静：“这件事我们知道，材料已经送到北京江青那里去了。”
其实，张春桥岂只是知道。“四人帮”被粉碎后，黑幕拉开了，原来，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合演的这幕丑剧中，张春桥还是个最早出场的主角呢。
实际上，对于这次搜查的目的，一些受害人在当时就有所估计。
黄宗英说：“我们当时敏感地觉察到，这次奇怪的抄家是经过专门训练，有政治目的的。”
而郑君里呢，更是心里有底，对他来说，早在1966年夏天，就拉开了这次抄家的序幕。一天，当时已经红得发紫的张春桥，居然在百忙中“召见”了被称为“黑线人物”的郑君里。张春桥先是把郑君里教训了一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端正态度”。然后，他对郑君里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张春桥还具体地提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些信件。
郑君里“诚惶诚恐”。7月中旬，他把找到的几张照片送还江青，并写信详细说明张春桥“召见”时提到的几封信，实在是没有保存下来。
到处血口喷人诬陷好人为“叛徒”、“特务”的江青，对于自己的历史，却比阿Q忌讳“秃”字还厉害。特别是30年代，她浪迹上海滩，在政治上、生活上的肮脏经历，是她历史上的一个脓疮。因此，对于当时与她有过交往、了解她那段历史的人，更不放心。郑君里的答复，当然不能使她满意。不久，抄家的浪潮席卷全国。江青心生一计：把上海30年代文艺界的人来个“一网打尽”。于是，她勾结林彪一伙，由叶群出面，导演了这出抄家丑剧。
1966年10月初，叶群叫吴法宪通知江腾蛟：立即来北京接受一个任务。
第二天，江腾蛟赶来北京，当晚，一辆小轿车来到江腾蛟下榻的空军招待所，接他去见叶群。
叶群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一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
惟恐为主子效劳不力的江腾蛟，得到了向主子“献忠心”的好机会，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回到上海，纠集刘世英等人，仔细地侦察了搜查对象的住处，反复研究了行动方案，并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为名，打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招牌，欺骗了一些不知内情的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假扮红卫兵，分成五个组，于10月9日零点以后，分坐五辆汽车同时出发，搜查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为了保密，江腾蛟还把汽车号码牌用白纸盖起来。江腾蛟自己在巨鹿路招待所坐镇指挥，并叫一名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代他接电话，以防别人听出他的声音，露出马脚。
第二天，急于向主子邀功的江腾蛟，带着他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坐飞机直送北京。这一次，不仅吴法宪立即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也在当晚来到招待所。她做贼心虚，怕暴露自己，来的时候把路灯都灭了。在江腾蛟的房间里，她亲自听江腾蛟汇报了搜查的情况，然后拿了材料走了。过了一天，她给江腾蛟打电话说：“已经交给上面了，很满意。”
江腾蛟回上海不久，叶群又叫他派人把搜查到的所有材料都送到北京，材料送到后，叶群又亲自到招待所取回，藏在自己卧室里，把“重要的”挑出来。过了三天，她把赵秘书叫去，由她口授开了一个目录单，然后对他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把这些材料放到保险的地方，我已经同吴法宪讲了，放到空军保密室。你和张秘书一起送去，你们签上字，要收到条，并且告诉他们，除非你们两人一块去取，任何人不准动。”说完，她把材料和目录单装在一个大信袋里，叫秘书当着她的面封好口。然后把材料送到空军。
可是，这包材料不论放在哪里，江青总是心惊肉跳。1967年1月初，赵秘书突然接到叶群从钓鱼台打来的电话说：“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回去。”
这包材料送回林彪办公室不久，叶群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取了材料，叫赵秘书到后院小伙房把火炉捅开，赵秘书刚把火炉捅开，叶群领着江青、谢富治进来了。谢富治把那包材料拆了封，和叶群一起一份份塞进火炉，离火炉十几步远，江青来回地踱步……
在共同的反革命活动中，江青和林彪之间，正是这样你要办的事我替你办，我想办的事你帮我办，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彼此“完全同意”的。
叶群帮她抄了家，还迫害了揭她老底的孙维世。江青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叶群对江青竭力效忠，不惜代价，因为她的赌注是押在江青身上的。叶群很清楚，林彪和自己要想在政治漩涡中立于不败之地并飞黄腾达，决然少不了江青的帮助。叶群曾经对秘书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指林彪）要紧跟毛主席，我要紧跟江青！”叶群信奉的这条宗旨，使她很快在政治上有了显赫位置。江青和林彪合谋，1967年8月，成立“军委看守小组”，叶群坐上第三把交椅，位居老帅之上，而事前毛泽东并不知道。同年底，在江青、陈伯达的推荐下，叶群成了代行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职权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叶群更加听命于江青，吹捧江青。
林彪花在江青身上的政治投资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了作用。她满足了林彪当“接班人”的权欲，几次鼓噪将林彪的名字写进了九大党章。
林彪与江青的权力之争
林彪与江青的勾结是以“利”合，而不是以“义”合，所以一直存在着矛盾。
林彪是1955年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补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58年5月起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加之他又有孤傲的性格，所以他对钓鱼台的那伙“文人”并不怎样看得起，甚至不屑与伍。他曾经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连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都是无名之辈。他同意叶群到钓鱼台与江青拉拢关系，但不同意做得过分，不愿意给人留下他和钓鱼台关系火热的印象。
曾有一次，林彪对江青大发雷霆。那是1967年2月，江青突然跑到毛家湾会见林彪，过了一会，就听到会客室里传来林彪的怪叫：“叶群――叶群！”一位秘书急忙跑到林彪那里，只见他满脸怒火，气得浑身发抖，怒不可遏地对秘书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
江青却很平静：“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
秘书从没见过如此奇异的场面，十分惊骇。叶群赶来做了调解。但林彪火从何来，到今则无人知晓。
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都是野心勃勃，相互之间貌合神离，勾心斗角。叶群在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时说：“许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彪同志也是保你的……对，有人反对你。你知道谁反对你吗？就是你们东边的那位。”东边那位指的是张春桥。
1968年春，江腾蛟给叶群送来一份揭发张春桥的材料。叶群看过并作了修改，报给林彪批示发出，分别送给毛泽东、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给江青的那份是叶群亲自送去的。不久，上海市街头出现“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反张浪潮迭起。但是，张春桥只经过十几天的“炮打”，就被保护起来，躲过了风头。张春桥虽然是江青的红人，后来成为“四人帮”的军师，但他受到的这一打一保完全出于毛家湾和钓鱼台的合谋，也许是他从来也不会想到的。张春桥在军界、政界都不香，政治资本不多，江青、叶群都知道他是经不住“炮打”的。江青打他的目的是拉他，张春桥知道来头不善，也就不问究竟，顺水推舟了。
江青为人刁钻、狡猾、骄横；林彪一伙软硬不吃。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大讲欧洲文艺复兴，借以歌颂“文化大革命”。江青公开向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指出，林彪讲的不妥，林彪很不高兴。
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参加党代会，就在代表团即将启程的时候，江青突然提出反对，直言：他不配。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点头后，黄才出国。黄永胜是经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一职。随着毛家湾和钓鱼台之间利益之争风云变幻，他无法取悦钓鱼台，只得顾此失彼了。江青对黄永胜始终没有好感，认为“这个总长的人选不理想。”1968年，江青为黄永胜先于她在中央专案组的报告上划圈而大发脾气，江青说：“我是这个专案小组的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越过我批这份文件。这是夺我的权！这是黄永胜有政治野心！”其实，是江青自己交代过，身体不好，一个月内不要送文件给她，所以黄永胜在这份给他和江青等4人的文件上先划了圈。
这事过后不久，江青收到中央文革小组一名记者的来信，反映在中南地区造反派受到压制，保守势力抬头的情况。信中说，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上头还有。上头的根子指黄永胜。江青写了很长批语，要揪根子。她还建议用中央名义把这封信和她的批语转发全国。林彪和毛泽东都没表态，这才被搁置起来。
九大政治报告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最终完成的。开始，起草报告事宜和人选，经毛泽东同意，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执笔。林彪召集开会时，确定陈伯达拿出初稿。当一部分初稿经中央文革小组审阅后认为鼓吹“唯生产力论”，于是决定改由康生和张、姚起草，张、姚执笔。这件事，林彪耿耿于怀，一直怀疑江青和上海文人串通一气作了毛泽东的工作，使陈伯达受到冷遇。因此，毛家湾和钓鱼台之间的矛盾又加深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上，叶群布置一些人不投江青的票，结果江青少得6票，十分不满，甚至企图追查。而华东组也有人不投叶群的票，叶群等人也大为不满。
九大会议期间，已倒向林彪的陈伯达和黄永胜等人多次密谈九大后要不要中央文革的问题。
此后不久，林彪还要陈伯达不听江青的话。
林彪虽然被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叶群怕林彪的身体“拖不过”毛泽东，又担心“接班人”地位不稳，怕被江青、张春桥夺去权力。特别是有一次毛泽东问到林彪，林的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的问题，曾提到张春桥，林彪的疑虑更是加深了。
1969年秋林彪住苏州时，江青给林彪寄去一包材料，让林彪表态支持。其中有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封，另有两份材料。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党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工作现状也描写得一团漆黑，认为“有些地区、有些人以宣传样板戏为名，行歪曲、破坏样板戏之实”，这是“反革命”的“文艺黑线正在阴谋复辟”的“信号”。另一份是江青致全党信的附件，题为《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
这个材料几个月前江青就给林彪，林彪批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泽东很生气，不予批准。
这次，江青特地给林彪写了封信，表白她是多么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且多么渴望为此做出一点“贡献”。但她又苦于“有些人”对她不够“理解”，使她难于施展。在信中，她说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恳求林彪给予支持。
然而，林彪对秘书说：“压下，不予理睬！”
叶群对林彪说：“不理睬怎么行呢？这个人，你得罪得起吗？再说，这也不是她一个人的事，‘中央文革’除陈伯达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听说她那封长信，姚文元都改过八遍了。人家当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挥就给压下了，不都恨死你吗？依我看，你还得批几个字。”
于是林彪批示：“再请政治局讨论，并呈主席批示。”就这样，林彪把江青出的难题推给了政治局。
但江青对林彪未明确表态，仍心怀不满。
毛泽东不愿意当曹操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70年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泽东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泽东阅批了这个请示。
3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毛泽东提议不设国家主席，并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修改的工作。康生素喜动动嘴皮，具体修改宪法的任务落在张春桥头上。
4月11日，林彪不顾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坚持要设国家主席。
林彪秘书于运深记下了林彪意见：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11年后，毛泽东已77岁高龄，他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国家主席职务就非林彪莫属。毛泽东已经觉察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的意见，使自己的野心昭然若揭。既然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当国家主席。
后来，叶群把话说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这就把矛盾摆在了张春桥面前，他必须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做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宪法时就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权衡再三，张春桥决定站在毛泽东一边。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才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其二则是他考虑到林彪不当国家主席，对他们更有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闯进京城，呼吁平反昭雪。
在这场教育改革的洪流中，还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江青一伙“以天下为己任”，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当时已经红得发紫的张春桥，居然在百忙中“召见”了被称为“黑线人物”的郑君里。
林彪曾经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连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都是无名之辈。
毛泽东绘出“斗、批、改”蓝图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毛泽东深深知道“全国一片红”是怎么一回事。
武斗仍在不少地方盛行，省、市、自治区以下的各级革委会相当普遍地还未建立，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还未“重建”。
他设想“全国一片红”以后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为此，他为“斗、批、改”设计了“几个阶段”：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说的是工厂，其实全国都如此。
在实践中，毛泽东还增加了“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和‘给出路’、教育革命、上山下乡”等项。
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总结的经验，仿照执行。
他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表现。
九大以后，在全国全面开展“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器的运行很难有多大的好转。
“天下大治”仍然遥遥无期。
这对于一直就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毛泽东来说，不止是心头永远的痛。
没有组织关系的“五・一六”集团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个通知。
这就是《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通知一方面提出纠正扩大化的倾向，一方面又指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把革命老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与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造反头子相提并论，可见是非混淆到何种程度。
“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中央在这个通知中还说：
“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
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中，这一段话其实非常关键。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是不要打击反革命，只是不要统一定为“五・一六”分子。这样，中央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还是扩大打击面，就凭执行者的理解来确定了。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决定》说，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立即开始进行工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这些看起来，似乎表示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然而，最致命的是所有有关打击“五・一六”的中央文件，却从来没有说清楚什么是“五・一六”分子、什么组织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在这个决定中的“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似乎更看重反革命的罪行，而不在乎形式。然而，对“组织关系”的不追查，其结果就只能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这样也就为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五・一六”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一些对立的群众派别，则互相揪对方的人，然后将之命名为“五・一六”分子。情况极其混乱，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工作才告停止。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闯进京城，呼吁平反昭雪。
九大后的整党建党工作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毛泽东在批示这个文件时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后被称作“五十字建党方针”。
中共中央的《批示》提出：“党组织不应当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
10月13日，《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
12月2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下达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规定在整党中要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犯错误的党员要“斗私批修”，并且“要吸引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
1969年，毛泽东在中央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
中共九大后，整党建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中央成立了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整党建党工作，纪登奎、郭玉峰、曹轶欧等分管各项具体工作。
接着，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上海国棉十七厂等单位关于整党建党的经验，各地区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整党建党。
1970年4月18日，康生在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以“左”倾的观点对九大党章作了阐述，用以指导整党工作。
他说：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五个特点：“首先一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第四个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和当前的战斗任务。”“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197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说：“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
1970年6月、7月，报纸上越来越多地提到为成立新党委而开办学习班。很显然，学习班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一些不同的意见能够和“共同目标”联系起来，服从整党的指导思想。
然而，尽管做了这么多工作，效果却似乎并不明显，人们的思想觉悟似乎仍然较低。1970年7月2日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而奋斗》的文章，署名是“驻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以下引文很能说明问题：
有些同志不能正确地做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党内矛盾的辩证法还缺乏理解，不够自觉。他们认为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应当“纯”而又“纯”。这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糊涂观念……
有少数人，在整党中违背毛主席关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原则，是同他们个人第一主义的立场分不开的。我们遇见一些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对待跟自己不同意见的党员，采取“一批、二斗、三搞臭”的错误做法，想通过整党发展一派一人之“私”。这样的人，他们把个人和党的关系摆得不对，“老子天下第一”的迷信甚浓。他们的出发点不对，方针也就必定错误。他们口头上喊的是“吐故纳新”，实际上想的是“吐疏纳亲”，按照他们小团体的标准“吐一批，纳一批”……
可见“吐疏纳亲”的倾向，在当时就遭到了批判。
而实际上是一些被诬陷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党员被清除出党或挂起来，而把那些所谓“新鲜血液”即造反派头头吸收入党。这样，不但进一步打击迫害了许多党员干部，而且使一批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混入党内。
这次整党建党工作，还有一个显著“成果”就是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
各省重建党的机构是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开始的。1970年12月，湖南宣布成立新省委。1971年8月，西藏、四川、宁夏、黑龙江等省宣告重建党委，从而结束了全国各省的重建党委的工作。
中共九大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风风火火地打倒党委，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九大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又重建新的党委。虽然，革命委员会并不可能取得党的最高权力，然而，在九大前后不过两三年时间，造成致命的动荡，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围绕“权力”二字展开的。
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其中10个省、市的党委成员有很大变动。曾提任全国第一个建立的省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的潘复生被撤职，引起争议的山西省委革委会主任刘格平也被免职。
除了上海，各省、市、自治区新成立的党委几乎都由军队干部担任了书记。
“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
在全国各地建立“五・七”干校的同时，在1968年还开始了教育体制的革命化和改造工作。
毛泽东对此有许多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加的一段话后来简称“七・二一指示”。
9月22日，毛泽东又说：“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毛泽东批示“照办”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这个报告，把“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大学的大多数教师说成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或“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对这些知识分子要“进行再教育”，“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报告还把全校各级干部说成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强迫他们“承认错误”，才“给予适当的工作”。
“再教育”、“给出路”，这六个字突出地说明了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是“左”倾错误的体现。
在这场教育改革的洪流中，还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
1969年1月27日，《红旗》第2期发表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学道路的调查报告《厂办校、两挂钩》。调查报告介绍兰州第五中学自1968年10月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该校师生每周学习2天，另外4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把原来的17门课合并为5门课（“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在此前后，河北、广东、四川、辽宁、湖北等不少地方的城镇中小学校也由工厂接办，实行类似兰州的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学。1970年以后，逐渐改为以学校办工厂和学校与工厂、社队挂钩为主的办学方式。
196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两教师的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编者按中号召就此建议“展开讨论”。此后该报开辟“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发表了大量支持这一建议的来信和文章。许多地方还立即付诸实施。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读者来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学由工厂办、街道办的建议，同时开展“城市的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随后，连续刊登了大量支持这一建议的来信和文章，许多地方付诸实施。
1970年秋，各高等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办法招生。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种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学制二至三年。学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
这是“文化大革命”对招生制度的重大改变，也是对教育事业的严重摧残。后来，“四人帮”极力鼓吹“白卷英雄”张铁生之事，更是扰乱了教育的秩序。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和198所高等院校的有关人员，共631人。
会议是在张春桥、迟群控制下进行的。
上海徐海涛等人在会上抛出“黑线专政论”：污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徐海涛的话引起与会代表的不满，有人公开出来表示反对。迟群竟责骂反对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
周恩来听说此事后，于7月6日接见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毛主席的路线也是照耀了教育路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知识分子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张春桥旋即在另一次会议领导小组会上说：17年教育战线“领导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
同时，还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炮制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教育工作，做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纪要》还将“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无用”等称之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
对这个集“左”倾的“教育革命”之大成的《纪要》，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于是转发全国。
8月至11月，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纪要》的精神。在这过程中，教育部门的干部、学校的教职工对《纪要》中的“两个估计”纷纷表示“不理解”、“想不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
林彪江青上演的一出出双簧戏
几乎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刚刚闭幕，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并宣布大会本身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同时，就爆发了新的政治斗争，“团结”化为泡影。与九大前的群众造反运动不同，九大以后的高层政治斗争和冲突，完全避开了群众的视线，有些内幕情况，迄今尚未明了。
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成了党章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权势极盛，但是他们的权力欲却是没有止境的。
江青一伙“以天下为己任”，觊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林彪一伙既不满足于已有的权力，更担心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迟早要发生变化。如同许多造反派掌权后纷纷内部分裂一样，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在九大以后也分道扬镳。
然而，这种分道扬镳却不是彻底的决裂。正如在九大以前，这两个集团互相勾结，但勾结中有矛盾一样，九大以后他们因争权夺利而产生矛盾，然而在矛盾中又有勾结。
但是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江青、姚文元之流在法庭上却抵赖和掩饰他们同林彪的关系。直到12月24日的法庭辩论中，江青还说什么她这一帮“是按中央的决议办事的”，而另一些罪犯才是“听林彪指挥的”，她甚至是“反对”林彪的。
而事实是怎样的呢？
江青需要林彪。而林彪事实上也需要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
江青初染政事，就是林彪委托她搞的那一份《纪要》。
后来，在林、江集团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中，林彪、江青更是一唱一和，双簧戏一直都演得惟妙惟肖。
1966年9月8日，林彪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是“土匪”。接着，江青就在会上诬陷贺龙是“坏人”，是“大刽子手”，“要把贺龙端出来”。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叫嚷“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林彪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口号。江青看后又叫“赶快送林副主席审批”。
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她直接操纵的专案组编造伪证、整理报送的刘少奇三本所谓“罪证”材料上，定下了置刘少奇于死地的诬陷之词。对江青耸人听闻的指控，林彪欣然表示：“向在这项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6年10月9日凌晨，上海市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抄家案：
那天夜里在赵丹、黄宗英的家被抄的同时，上海文化界人士，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都被以同样的方式抄了家。
抄家时间，都是在那天凌晨零点到四五点之间，被抄的人都是30年代文艺界人士，带队抄家的人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而且还戴大口罩……
10天以后，1966年10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编的《文化大革命动态》，以《郑君里、黄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为题，反映了这次抄家的情况。情况不算不重要，却没见“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任何反应。
多灾多难的上海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忐忑不安；这显然是一次经过严密组织的行动，究竟是谁搞的，要达到什么目的？
这也引起上海市委的负责人和公安部门的关注。
抄家事件过后不久的一天，当时驻上海空军部队的政委江腾蛟，去看望上海市负责人陈丕显，正巧碰上陈丕显在批评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一晚上几个文艺界人士家被抄了，公安局不知道，也弄不清是谁抄的，工作是怎么搞的？狡诈的江腾蛟，却装作没听说过这件事似的，问陈丕显的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呀？
事情“神秘”到如此程度；到了1967年，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也坐不住了。那时，李文静在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帮助工作。海燕电影制片厂一些人到联络站反映了那次抄家的情况。李文静一听：被抄的都是30年代文艺界人士，和江青有密切关系，她想，这次抄家的目的是要搞江青的材料，这还了得。立即进行追查，查的结果，发现这事与驻上海的空军部队有关，抄家的“红卫兵”中，有一个还是当时那个部队某领导的儿子，他还从学校里借了26个红卫兵袖章。后来她又听说，抄到的材料已用飞机运走了。
李文静感到事关重大，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当时在南京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可是，张、姚却没写回信，只是叫送信人带回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
张春桥回到上海后，告诉李文静：“这件事我们知道，材料已经送到北京江青那里去了。”
其实，张春桥岂只是知道。“四人帮”被粉碎后，黑幕拉开了，原来，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合演的这幕丑剧中，张春桥还是个最早出场的主角呢。
实际上，对于这次搜查的目的，一些受害人在当时就有所估计。
黄宗英说：“我们当时敏感地觉察到，这次奇怪的抄家是经过专门训练，有政治目的的。”
而郑君里呢，更是心里有底，对他来说，早在1966年夏天，就拉开了这次抄家的序幕。一天，当时已经红得发紫的张春桥，居然在百忙中“召见”了被称为“黑线人物”的郑君里。张春桥先是把郑君里教训了一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端正态度”。然后，他对郑君里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张春桥还具体地提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些信件。
郑君里“诚惶诚恐”。7月中旬，他把找到的几张照片送还江青，并写信详细说明张春桥“召见”时提到的几封信，实在是没有保存下来。
到处血口喷人诬陷好人为“叛徒”、“特务”的江青，对于自己的历史，却比阿Q忌讳“秃”字还厉害。特别是30年代，她浪迹上海滩，在政治上、生活上的肮脏经历，是她历史上的一个脓疮。因此，对于当时与她有过交往、了解她那段历史的人，更不放心。郑君里的答复，当然不能使她满意。不久，抄家的浪潮席卷全国。江青心生一计：把上海30年代文艺界的人来个“一网打尽”。于是，她勾结林彪一伙，由叶群出面，导演了这出抄家丑剧。
1966年10月初，叶群叫吴法宪通知江腾蛟：立即来北京接受一个任务。
第二天，江腾蛟赶来北京，当晚，一辆小轿车来到江腾蛟下榻的空军招待所，接他去见叶群。
叶群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一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
惟恐为主子效劳不力的江腾蛟，得到了向主子“献忠心”的好机会，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回到上海，纠集刘世英等人，仔细地侦察了搜查对象的住处，反复研究了行动方案，并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为名，打着“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招牌，欺骗了一些不知内情的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假扮红卫兵，分成五个组，于10月9日零点以后，分坐五辆汽车同时出发，搜查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为了保密，江腾蛟还把汽车号码牌用白纸盖起来。江腾蛟自己在巨鹿路招待所坐镇指挥，并叫一名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代他接电话，以防别人听出他的声音，露出马脚。
第二天，急于向主子邀功的江腾蛟，带着他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坐飞机直送北京。这一次，不仅吴法宪立即到招待所来看他，叶群也在当晚来到招待所。她做贼心虚，怕暴露自己，来的时候把路灯都灭了。在江腾蛟的房间里，她亲自听江腾蛟汇报了搜查的情况，然后拿了材料走了。过了一天，她给江腾蛟打电话说：“已经交给上面了，很满意。”
江腾蛟回上海不久，叶群又叫他派人把搜查到的所有材料都送到北京，材料送到后，叶群又亲自到招待所取回，藏在自己卧室里，把“重要的”挑出来。过了三天，她把赵秘书叫去，由她口授开了一个目录单，然后对他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把这些材料放到保险的地方，我已经同吴法宪讲了，放到空军保密室。你和张秘书一起送去，你们签上字，要收到条，并且告诉他们，除非你们两人一块去取，任何人不准动。”说完，她把材料和目录单装在一个大信袋里，叫秘书当着她的面封好口。然后把材料送到空军。
可是，这包材料不论放在哪里，江青总是心惊肉跳。1967年1月初，赵秘书突然接到叶群从钓鱼台打来的电话说：“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回去。”
这包材料送回林彪办公室不久，叶群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取了材料，叫赵秘书到后院小伙房把火炉捅开，赵秘书刚把火炉捅开，叶群领着江青、谢富治进来了。谢富治把那包材料拆了封，和叶群一起一份份塞进火炉，离火炉十几步远，江青来回地踱步……
在共同的反革命活动中，江青和林彪之间，正是这样你要办的事我替你办，我想办的事你帮我办，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彼此“完全同意”的。
叶群帮她抄了家，还迫害了揭她老底的孙维世。江青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叶群对江青竭力效忠，不惜代价，因为她的赌注是押在江青身上的。叶群很清楚，林彪和自己要想在政治漩涡中立于不败之地并飞黄腾达，决然少不了江青的帮助。叶群曾经对秘书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指林彪）要紧跟毛主席，我要紧跟江青！”叶群信奉的这条宗旨，使她很快在政治上有了显赫位置。江青和林彪合谋，1967年8月，成立“军委看守小组”，叶群坐上第三把交椅，位居老帅之上，而事前毛泽东并不知道。同年底，在江青、陈伯达的推荐下，叶群成了代行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职权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叶群更加听命于江青，吹捧江青。
林彪花在江青身上的政治投资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了作用。她满足了林彪当“接班人”的权欲，几次鼓噪将林彪的名字写进了九大党章。
林彪与江青的权力之争
林彪与江青的勾结是以“利”合，而不是以“义”合，所以一直存在着矛盾。
林彪是1955年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补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58年5月起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加之他又有孤傲的性格，所以他对钓鱼台的那伙“文人”并不怎样看得起，甚至不屑与伍。他曾经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连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都是无名之辈。他同意叶群到钓鱼台与江青拉拢关系，但不同意做得过分，不愿意给人留下他和钓鱼台关系火热的印象。
曾有一次，林彪对江青大发雷霆。那是1967年2月，江青突然跑到毛家湾会见林彪，过了一会，就听到会客室里传来林彪的怪叫：“叶群――叶群！”一位秘书急忙跑到林彪那里，只见他满脸怒火，气得浑身发抖，怒不可遏地对秘书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
江青却很平静：“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
秘书从没见过如此奇异的场面，十分惊骇。叶群赶来做了调解。但林彪火从何来，到今则无人知晓。
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都是野心勃勃，相互之间貌合神离，勾心斗角。叶群在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时说：“许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彪同志也是保你的……对，有人反对你。你知道谁反对你吗？就是你们东边的那位。”东边那位指的是张春桥。
1968年春，江腾蛟给叶群送来一份揭发张春桥的材料。叶群看过并作了修改，报给林彪批示发出，分别送给毛泽东、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给江青的那份是叶群亲自送去的。不久，上海市街头出现“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反张浪潮迭起。但是，张春桥只经过十几天的“炮打”，就被保护起来，躲过了风头。张春桥虽然是江青的红人，后来成为“四人帮”的军师，但他受到的这一打一保完全出于毛家湾和钓鱼台的合谋，也许是他从来也不会想到的。张春桥在军界、政界都不香，政治资本不多，江青、叶群都知道他是经不住“炮打”的。江青打他的目的是拉他，张春桥知道来头不善，也就不问究竟，顺水推舟了。
江青为人刁钻、狡猾、骄横；林彪一伙软硬不吃。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大讲欧洲文艺复兴，借以歌颂“文化大革命”。江青公开向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指出，林彪讲的不妥，林彪很不高兴。
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参加党代会，就在代表团即将启程的时候，江青突然提出反对，直言：他不配。只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点头后，黄才出国。黄永胜是经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一职。随着毛家湾和钓鱼台之间利益之争风云变幻，他无法取悦钓鱼台，只得顾此失彼了。江青对黄永胜始终没有好感，认为“这个总长的人选不理想。”1968年，江青为黄永胜先于她在中央专案组的报告上划圈而大发脾气，江青说：“我是这个专案小组的负责人，黄永胜有什么资格越过我批这份文件。这是夺我的权！这是黄永胜有政治野心！”其实，是江青自己交代过，身体不好，一个月内不要送文件给她，所以黄永胜在这份给他和江青等4人的文件上先划了圈。
这事过后不久，江青收到中央文革小组一名记者的来信，反映在中南地区造反派受到压制，保守势力抬头的情况。信中说，根子不仅在广州军区，而且上头还有。上头的根子指黄永胜。江青写了很长批语，要揪根子。她还建议用中央名义把这封信和她的批语转发全国。林彪和毛泽东都没表态，这才被搁置起来。
九大政治报告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最终完成的。开始，起草报告事宜和人选，经毛泽东同意，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执笔。林彪召集开会时，确定陈伯达拿出初稿。当一部分初稿经中央文革小组审阅后认为鼓吹“唯生产力论”，于是决定改由康生和张、姚起草，张、姚执笔。这件事，林彪耿耿于怀，一直怀疑江青和上海文人串通一气作了毛泽东的工作，使陈伯达受到冷遇。因此，毛家湾和钓鱼台之间的矛盾又加深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上，叶群布置一些人不投江青的票，结果江青少得6票，十分不满，甚至企图追查。而华东组也有人不投叶群的票，叶群等人也大为不满。
九大会议期间，已倒向林彪的陈伯达和黄永胜等人多次密谈九大后要不要中央文革的问题。
此后不久，林彪还要陈伯达不听江青的话。
林彪虽然被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叶群怕林彪的身体“拖不过”毛泽东，又担心“接班人”地位不稳，怕被江青、张春桥夺去权力。特别是有一次毛泽东问到林彪，林的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的问题，曾提到张春桥，林彪的疑虑更是加深了。
1969年秋林彪住苏州时，江青给林彪寄去一包材料，让林彪表态支持。其中有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封，另有两份材料。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党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艺工作现状也描写得一团漆黑，认为“有些地区、有些人以宣传样板戏为名，行歪曲、破坏样板戏之实”，这是“反革命”的“文艺黑线正在阴谋复辟”的“信号”。另一份是江青致全党信的附件，题为《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
这个材料几个月前江青就给林彪，林彪批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泽东很生气，不予批准。
这次，江青特地给林彪写了封信，表白她是多么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且多么渴望为此做出一点“贡献”。但她又苦于“有些人”对她不够“理解”，使她难于施展。在信中，她说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恳求林彪给予支持。
然而，林彪对秘书说：“压下，不予理睬！”
叶群对林彪说：“不理睬怎么行呢？这个人，你得罪得起吗？再说，这也不是她一个人的事，‘中央文革’除陈伯达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听说她那封长信，姚文元都改过八遍了。人家当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挥就给压下了，不都恨死你吗？依我看，你还得批几个字。”
于是林彪批示：“再请政治局讨论，并呈主席批示。”就这样，林彪把江青出的难题推给了政治局。
但江青对林彪未明确表态，仍心怀不满。
毛泽东不愿意当曹操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70年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泽东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泽东阅批了这个请示。
3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毛泽东提议不设国家主席，并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修改的工作。康生素喜动动嘴皮，具体修改宪法的任务落在张春桥头上。
4月11日，林彪不顾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坚持要设国家主席。
林彪秘书于运深记下了林彪意见：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11年后，毛泽东已77岁高龄，他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国家主席职务就非林彪莫属。毛泽东已经觉察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林彪的意见，使自己的野心昭然若揭。既然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当国家主席。
后来，叶群把话说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这就把矛盾摆在了张春桥面前，他必须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做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宪法时就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权衡再三，张春桥决定站在毛泽东一边。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才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其二则是他考虑到林彪不当国家主席，对他们更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