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目击天安门-（三）
> 第十二节 庐山再起风云，林彪上演闹剧
第十二节 庐山再起风云，林彪上演闹剧
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在当代史上被多次提及。
林彪突然侃侃而谈，讲了一大篇话，完全出人意料。
“副统帅”昨日已一马当先，他的虾兵蟹将们今天自然要披挂上阵了。
江青、张春桥一开始似乎很恐慌，因为他们揪惯了别人，如今眼看要被别人揪。
毛泽东的话，一下扭转了庐山会议的方向。
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毛泽东更喜欢和外国人在一起。
林彪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让人们感到高兴，特别是摄影记者，感到自己可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周恩来讲完后，林彪突然侃侃而谈
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在当代史上被多次提及。
那就是云雾缭绕的庐山。
1959年夏天，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
中共九大后的1970年夏天，这里又有一场激烈的争斗。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二中全会将在这里召开。8月22日，中共九大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们，陆陆续续来到满眼碧松翠柏的庐山。
林彪、叶群也于8月21日到达庐山，陪同他们一同上山的，还有一位“军委秘书”。他就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的住处在他上山之前已赶架好了六条电话专线，据说还有两架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看来林彪是早有准备。
林彪刚到房间，陈伯达就赶来了，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的办法。
叶群也未闲着，就在上山后的当天黄昏，进行了安排布置。
据吴法宪回忆：
1970年8月21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我、李作鹏、邱会作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讲过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庐山聚会。毛泽东显然已觉察到一些不团结的迹象，他重复了在九大上讲过的话：“希望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林彪、陈伯达在会上又提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一次遭到毛泽东的反对。
毛泽东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
翌日下午3时45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拉开帷幕。
周恩来站在高挂党旗的主席台上宣布了会议的议程：
讨论修改宪法问题；
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讨论备战问题。
周恩来还谈了会议的时间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的意见。
周恩来讲完之后，林彪突然侃侃而谈，讲了一大篇话，完全出人意料。看得出来，这番讲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做了指示。这几个月来，毛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国内、国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都会是有深远影响的……”
接着，他便开始大肆颂扬毛泽东：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你们大家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作用吗？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的。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是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
说着，说着，林彪渐入正题。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工作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
林彪的讲话给毛泽东戴上“国家元首”的桂冠。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十分明朗：
“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林彪野心勃勃，早已不顾毛泽东的反对，下决心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作文章。
大多到会的同志，以为林彪的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致的开幕词，没有强烈反应。其实，毛泽东根本就不知道林彪要来这一通“长篇大论”。
而叶群却到处散布林彪讲话是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当晚，政治局开会，吴法宪提出全体会议要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分组讨论。这一提法打乱了毛泽东既定的会议议程，但却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
散会后，林立果对吴法宪说：林彪表扬你，说你又“立了一功”。
叶群当晚还通知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
（1）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否则林彪讲话就没根据；
（2）林彪没点名，你们也不要点名；
（3）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常委开会已作了决定；
（4）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就在这天晚上，叶群还打电话给毛家湾的秘书，火急火燎地要秘书给她连夜赶写一份有关“领袖”地位的讲话稿，准备在会上开一炮。
林彪一伙抓紧行动起来，陈伯达也不甘寂寞，当晚自拟了“国家主席”的条文，又同叶群一起选编语录。
看来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庐山上的风云变幻
8月24日上午，全会集中听林彪的讲话录音。下午，分组讨论开会。
“副统帅”昨日已一马当先，他的虾兵蟹将们今天自然要披挂上阵了。
陈伯达当时是跳得最高的一个。
他在华北组首先开了炮。他先谈了一通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贡献，然后话锋一转，不点名地指向了张春桥：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映了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就在陈伯达跳出来的同时，林彪集团的成员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
中南组，叶群气势汹汹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也气嘟嘟地说到：“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反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这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李作鹏在中南组里与叶群一唱一和：“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邱会作在西北组里也刮起了风：“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就连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也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写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不过，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总号为六号）。这样，他在华北组上的一席话，化为铅字，马上会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看到。
陈伯达之所以跳得这么起劲，不仅是因为有林彪的指令，还有他对张春桥的愤恨，因为张春桥夺去了他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权利，使他在九大上过得相当郁闷。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幕后实际是林彪与毛泽东之争。
林彪妄图以突然袭击和起哄的方式，通过和平过渡，逼毛泽东就范，从而当上国家主席。
不少与会者不了解内幕，更没有觉察叶群、吴法宪等人的阴谋。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和崇拜，纷纷赞同设国家主席。就连负责签发华北组全会简报的李雪峰、吴德也不知其中奥秘，简报集中反映了拥护林彪讲话情况，并说，大家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读给他听，听后，他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25日清早，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在山上分发。庐山震动了！
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这种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
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他急令西南组也出简报，吴法宪在自己的发言记录里补加了许多“尖端性”的词语，诸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一看简报，也着急了。他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揪人者被人揪是什么滋味
华北组二号简报发到各组的当天上午，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在各组不断鼓噪，通过决议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揪出反对毛泽东是“天才”的人。
江青、张春桥一开始似乎很恐慌，因为他们揪惯了别人，如今眼看要被别人揪，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于是，他们急忙跑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
毛泽东后来因此说江青“反林有功”。
江青们如何告的状不得而知，其实毛泽东早就觉察到了。但他始终冷静地注视着这场厮斗。从吴法宪提出改变会议日程开始，毛泽东就知道林彪等人要跳出来。他不动声色。采取“引蛇出洞”的方针，让吴法宪等人尽量表现，他要看看林彪手下到底是些什么人，有多大的能量。
眼下，让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林彪任副主席的意见在全会上占了上风，毛泽东的意图如何，将决定这次会议的斗争方向：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张春桥该揪”，那么这次会议就会变成批判张春桥的会议，林彪、陈伯达就大获全胜了。
这当然是林彪一伙盼望出现的局面。
然而，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有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不容置疑地口气宣布道：
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
二、收回华北二号简报；
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四、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
毛泽东的话，一下扭转了庐山会议的方向。
8月26日、27日，周恩来、康生连续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情况，要吴法宪作检讨。
吴法宪于28日晚向林彪报告了此事。
林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从北京赶来的黄永胜，一看形势不对，连忙销毁了他的讲话稿。叶群也私自撕下了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
叶群不断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毛泽东此时还不想动林彪，虽然他明白陈伯达是依附林彪的，林是头子，陈是军师。但林彪是九大刚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倘若马上发动一场批林运动，震动太大了，全党、全国都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毛泽东决定采用分而击之的办法。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
毛泽东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还说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有700字，而当年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不过200多字。
9月1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向全会印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后来全党还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陈伯达，这位毛泽东的大秘书，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只好把希望寄托到毛泽东身上。于是他求见毛泽东，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毛泽东接见了陈伯达，他对陈伯达说：“这两年你都不去看我了。”他还批评陈伯达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写。最后，毛泽东叫陈伯达去和“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要“团结起来”。
于是，陈伯达去见了江青及中央文革的其他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但这最后一次的聚会，成了昔日的“伙伴们”对他的批斗会。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
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与以往不同的是，三天之后，经毛泽东斟酌修改的大会公报才发表。公报声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它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当人们还是机械地读着公报时，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林彪的注意：“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林彪知道，这份经毛泽东审定的公报是有所指的，是在暗示全党警惕和准备对付分裂主义的倾向。
谁在搞分裂主义？矛头表面是指陈伯达，但林彪心中自然明白是另有所指。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周恩来抓住空隙搞了些改革
在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中，周恩来抓住空隙进行了一些重大的变革。
周恩来召集地质学家和地震学家，要求他们总结工作。有些精密仪器给“革命造反派”毁坏了，他惩罚了这些造反派。“革命怎么能够意味着忽视地震，置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于不顾呢？”地震区的干部和医务人员因为没有迅速赶到现场照顾伤员和无家可归的人，受到了斥责。周恩来说：“不要浪费时间查三代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受害者都有权利得到救助。”他保护科学家华罗庚，华的科研论文给红卫兵没收了。“这是偷窃！我们必须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和更好的条件……”
时不我待，周恩来分秒必争，甚至不愿浪费时间看表。他查看机器，下矿井……甚至抽时间去关心一个掏粪工人。这位工人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了劳动模范，曾受到刘少奇接见。刘成为“内奸”、“工贼”后，他就立即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问道：“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怎么变成文化革命的对象？他是资本家吗？”他使这个工人立即恢复了名誉，回到自己的家里。
一些经济专家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
要处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工农业收入的70%留在省里。这样中央就没有足够的财源对大型工程进行投资。周恩来恢复了集权和中央计划，当然没有像50年代那样严格。
在周恩来主持下，加强了防洪工程，修固了水渠和堤坝。周恩来向一个日本农业代表团问了几个小时的问题，然后指示中国农业专家组研究日本的种稻技术。
他还主张对全国公路、铁道和航空运输进行大规模整顿。“没有运输，没有能源，拿什么去搞现代化？”他赞同建筑巨大的葛洲坝。
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29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爆炸了第二颗氢弹。第二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聂荣臻说：“一切成就都是周恩来大力提倡高技术的结果。核科学家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停止工作过。”
周恩来召开了全国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会议。他严厉批评出书出得太少。马、列、毛的书当然要首先出，“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一个人的记忆力有限，会出错。一代人的经验不记录下来下一代人就难于吸取。”
周恩来在60岁生日时，曾劝他的同事写回忆录，要在“对往事还历历在目的时候”就动手。现在，他对旧话重提，他说：要让年轻人懂历史……“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革命作家鲁迅的著作在一所大学里成为禁书，他愤愤地说：“这不是滑稽得很吗！”
当然，周恩来最关心的是恢复科学研究。“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否则我们永远赶不上科技的最新发展……要做的事情这样多，而时间又这样少……
周恩来在抵制林彪势力方面也做出了努力，不过做得十分巧妙，不露声色，等待着最大的“牛鬼蛇神”的末日来临。
（摘自《红船交响曲》）
天安门晚会上林彪姗姗来迟
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同往年的五一节一样，上午，中央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新华社摄影记者也跟在后面，拍摄中央领导人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
毛泽东来了。
根据“文革”以来的既定模式，有毛主席在场，一定也有林彪在场。
第一个从大门出来的是毛泽东，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
站在城楼的露天台子上，靠着大殿门口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手握相机，“咔嚓”一声，按下快门。但是，从镜头里望去，瘦小的林彪显得太单薄了，根本就不上照，贴在毛泽东高大身躯后面，反差更大，让人感到有一种滑稽感。
摄影记者心里泛起一种遗憾的感觉。但他转而一想，今天还有机会选择更好的角度，拍摄一张较理想的相片。
摄影记者从镜头里望去，第三个出来的才是周恩来，他仍然是那样自如，坚毅。
紧接周恩来后面的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当天上午活动的时间很短。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栅栏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
给人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与1966年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相比，他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时了。人们不敢怀疑毛泽东的身体不如以前，只是以为这是因为今天没有穿绿色军装的缘故吧。
当天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北京市群众一道游园。但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负责拍照的新华社记者白天拍了一天的照，花了几十卷胶卷，马上派人送回社里的印刷车间冲洗印刷，以便第二天就能见报。
拍摄记者刚刚拍完下午中山公园的游园场面，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天安门城楼。因为晚上还有更大的盛会，在天安门广场放焰火，而中央领导人都要出席晚上的盛会。为了做好充分的拍摄准备，防止曝光不足而影响这历史镜头的拍摄，记者对拍摄的灯具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检查。一般情况下，有毛主席出席的晚会，记者不能使用多用手灯。
当拍摄记者赶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烈是按照职位大小严格划分的。台子正中放着一张圆桌，周围放了几把椅子。两边又各有几张圆桌。
不用介绍，正中的那张圆桌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主席桌。
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而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们则站在桌子的后面。
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显得十分忙碌。
本来晴朗的天空开始阴沉起来，一团团的乌云遮住了湛蓝的天空，似乎雨水就要从天而降。
刚才还为天气暗暗欣喜的摄影记者，这时开始发起愁来，担心天公不作美，晚上的观礼活动被老天爷给搅黄了。
节日晚上的活动往往场面大，时间长，准备不好就会出漏洞，出“洋相”。素以“严”字著称的周恩来总理，是绝对不允许摄影记者，特别是他身边的记者在公开的场合出半点差错的。有的记者跟着总理没有少受批评，也没有少受表扬。
想到这些，看到眼前的天气的变化。摄影记者感到应该做好应付下雨的准备，便马上跑到大殿的休息室内打电话，叫单位准备些雨具。
刚刚拿起电话，一道淡黄色的灯光透过窗户射进来。记者抬头一看，只见乌云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窗外一片晴朗。
跑出休息室，只见袭袭的微风中，晚霞在西边遥远的天空似乎露出痛快的笑容。夕阳已附到城市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十里长安街上，华灯初上，在没有燃尽的晚霞里像一团团小黄球，放射着微弱却十分顽强的光芒。西边的晚霞愈来愈深沉……
晚会开始前，中央警卫局的人来到城楼对摄影记者说：“晚上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只有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实际上，摄影记者们都知道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即由一名记者负责拍照，其余的在主席出场后，一般不到跟前去。
负责拍照的杜主任心想：林彪不是身体不好吗？上午才参加完活动，晚上还能来吗？他隐隐地有一种预感：“林彪会不会不来？”
早在1970年8月，林彪从庐山回来北京后，精神不佳，便跑到北戴河养病去。工作人员都在私下里嘀咕，说林彪其实没有什么病，主要是和毛主席闹意见。毛主席没有同意他当国家主席。他就有情绪。这干吗呀！党的副主席都拴在老牛桩上，还急什么国家主席呀，也真是可以的。
没多会儿，沉沉的夜幕终于落下了。
天安门广场上，人声沸腾，锣鼓喧天。
广场四周的建筑物上，穿上了彩色灯装。光线生动真实而清晰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物那交错重叠、高低起伏的层次和轮廓。
巨幅霓虹灯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着光芒，清清楚楚地映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字样。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了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
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他还是穿着上午穿的那身灰颜色的中山装，又带着灰色的帽子。他面带微笑，来到屏风后面坐下休息。
外宾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被安排坐在毛泽东的身边。
在此之前，1970年十一节全国各大报纸已发了一张毛泽东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毛泽东更喜欢和外国人在一起。
不一会儿，城楼的大门口出现一阵涌动。原来出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周恩来大步流星般地走了过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望去，只见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在总理身后走进人们惊讶的视线里。
人们心中涌出一股亲切而热烈的感觉。很多人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陈毅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见到了陈毅，毛泽东凝目细望，咧开嘴笑了，急忙站起来握住陈毅的手。
前不久因患肠癌而开刀的陈毅，在毛泽东面前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除了面容和身子比以前瘦弱一些外，还和以前一样精神饱满，稳健爽朗。
当毛泽东问他现在身体怎么样时，他用大手掌在胸口拍了几下，说：“报告主席，一切正常！”
毛主席望着这位老诗友，不禁由衷地笑了。
周恩来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揣摩着主席的态度，并欣赏似地望着这对老诗友的一问一答，脸上表露出深沉的神情。
碘钨灯发出的耀眼的光亮，把天安门城楼照得如同白昼。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他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的右侧则是董必武。
最西边的位子是给林彪留着的。但到这时还是空空的。
工作人员心里犯疑了：怎么林彪还没有来？周恩来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摄影记者对此更是敏感，左右环顾着。因为他要选最好的角度，给毛泽东和林彪拍照。
最后，在大家的急切盼望之中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视线里。
5月的天，只有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满脸枯寂的样子，从人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很多人早就听说他吸大烟有瘾。可能才吸过大烟，不然怎么这么大的味道。后来一打听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吸大烟，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活动，他不得不中断吸大烟，所以，没过瘾，才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
林彪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
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不辞而别
林彪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让人们感到高兴，特别是摄影记者，感到自己可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很快，摄影记者抓住时机，开始对着城楼上的主席桌，对准毛泽东和林彪的方向调试镜头。摄影记者老杜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老杜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老杜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是不是有点神经质？好像非要证实自己的预感似的。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老杜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心里惶惶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老杜还没意识到他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以为林彪还会出现在自己的镜头里。
这时，人们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在猜测，老杜心里流过一阵阵的不安和惊恐，林彪究竟上哪儿啦？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他这是什么意思？让人简直无法想象“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做出今天这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人们中间要说最着急的是周恩来。
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
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炸，整个天空绚丽多彩。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他们的目光刷地被礼花引向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泽东的头由右侧扭向左侧，目光扫过对面的空座位，没有停留，没有疑问，没有寻究……是否以为那位子就应该空着？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总理跟前。
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地严峻。老杜一见，心里暗暗叫道：“不好！”连忙跑去问林彪哪里去了。林彪早就回家了！老杜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要先走？为什么不给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我们也不知道啊。”
在惊恐中，老杜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啦！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视不就都砸了吗？
这时，老杜又想起相机里那毫无把握的照片，心里更加地着急。电影、电视、报纸……唉！史无前例的窝囊，窝囊透了！
老杜茫然地回到主桌旁。
毛泽东望着绚丽多彩的天幕，微微张着嘴，脸上露出亲切和善还带有童趣的笑容，眼前变幻无穷的画面，使他忘记烦恼，愉快地沉浸在色泽、光束、跳跃的遐想中。
闪烁的光束投在空落的椅子上，给人一种莫名难受的感觉。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没有显示出异样的表情，表示了毫无介意的大度。
“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询问了几句，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为什么突然离去的一种最圆满的解释。不然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行为。
当时城楼上还有一些大报的文字记者，他们听到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个个惊恐地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记者围着大殿的圆柱，雪亮的灯光下，由于惊诧、惶恐、愤然，他们的汗颜由苍白向通红变化。
有的说：“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我们还没有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还有的带有怨气说：“林彪今天是怎么了，他来的时候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还有的猜测：“他不辞而别，肯定是赌气。”
敏感、胆大、刨根问底是记者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这时，马上就有人问：“和谁赌气？和谁？”
不知是谁答了一句：“还不是和主席呗！”
嘘――立即有人制止嘴上没门槛的记者。
老杜不由地望了望手里的相机，里面装着毛泽东和林彪惟一同桌的照片，或许能填补这个惊诧的空位，从而挽救今天晚上这离奇事情给老百姓“意识空间”带来的不良影响。
周恩来在城楼批评摄影记者
礼花仍在不断地“噌噌”地往天上窜，天幕犹如坚硬无比的钢板，一撞上去，礼花就粉身碎骨，飞散着自己多姿多色的肢体。
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天安门城楼……礼花把大地置身在瞬息万变的彩色光环中。
多么绚丽的礼花，多么美好的夜景！
毛泽东忘情的瞅着一个又一个轰然而炸的巨大“花朵”……但是，周恩来却烦躁不安，不时地望望这边的空位子……老杜也受了影响似的，一边拍摄照片，一边担惊受怕望着空落许久的椅子。
其实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担惊受怕，就好像看别人争吵，争吵的人并不害怕而在一边看的人却在担惊受怕。
在礼花和礼花相衔接的霎时，老杜忽然觉得天空怎么这样漆黑幽深，没有月亮，没有星辰，没有一点亮点，他可从没觉得天空有这么黑，像泼撒了一整板的浓墨！
大概就是对比、反差、光束引起的视觉效果，也是沉闷的心境造成的吧！终于，礼花结束了她千折百回的变化和重复。
月亮、星辰渐渐地从浓黑底层浮了出来，铺在苍海般的天幕上。老杜又寻回了他所熟悉的星光月色，心灵的震动和害怕似乎平淡了许多。
“老杜。”
老杜感到一震，是总理叫自己。他原地转了个圈，也找不到他。在哪儿叫我。
“老杜，你过来！”
在哪儿？眼前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好容易透过重重叠叠人影缝看见总理在殿前的柱子旁叫他。
总理着急地朝他招手：“过来过来，快点。”
老杜大步地跨了过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老杜惊恐不安地回答说：“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总理直截了当地又问。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老杜刚想说没有，看见总理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留住了，只说了一句：“不知道！”
周恩来思考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老杜见总理脸色严峻，不敢多问，拔腿就朝外走。
老杜在大平台上东寻西找找到了七八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他们跟着走进休息室，总理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
老杜自己则悄悄地擦着总理后背，隐到旁边的屏风后面。当时见总理气恼的样子，心里发虚，就萌生了个小小的“计策”。老杜想：先躲在总理的身后，如果他点到我名，我可以立即投入他的视线中，如果不点我的名，他又可以不看到我。
老杜在屏风后面听总理一个个地挨着点名，心怦怦差点从嘴巴里蹦出来，好像下一个就会点他的名似的。最后总理没有点他的名字。他带着庆幸的心理想：是忘了还是没叫我？
“电影拍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一位负责人心虚地回答。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他向大家说：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一听这句话，总理火了，一手插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
“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手快眼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的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头头”们一声不吭，如同小孩做了错事在挨大人训斥一样，后悔地用鞋尖在厚厚的地毯上碾着坑，在自己的裤缝上摩挲出皱褶。
……屏气凝吸中似乎连出气的声音都能听到。此时的沉默需要有特别的承受力！老杜跟总理这么多年，头遭见他发这么大火。吓得躲在屏风后面一动不动，恐怕引起总理的注意。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和了些。说：
“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这时总理把自己的目光落在最前排的新闻宣传的负责人身上。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
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喑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的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总理一字一顿说完最后四个字，戛然而止。
大家垂着头散开去。
老杜暗暗庆幸总理没有叫自己，没有直接挨总理的批评，便轻轻地从屏风后面出来，随着人群往外走。
突然，传来了总理的声音，“老杜，你等一下。”
老杜一惊，心里直冒凉气：我的天。心里一哆嗦：总理发现我了！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嗳！”老杜松了口气，旋即走进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在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老杜红色灯光中，老杜目不转睛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他喜出望外地将显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里，细细观看，这时他终于可以吐出一口气了――
因为，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操在袖笼里，他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取景的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不用它又用哪张呢？
别无选择！
照片一冲洗好，老杜立即坐车朝中南海西花厅奔去。
车灯又一次划破夜幕，在宁静的马路上疾驶。沙沙……在车上，老杜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困倦迅速席卷全身……
“醒醒，醒醒，杜主任。”司机把老杜从梦中推醒。
车把老杜一直送到中南海西花厅，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老杜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他，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他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他坐。他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
过一会，总理问老杜：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老杜感到不好回答，因为自己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老杜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第二天，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老杜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没有成功后的喜悦感。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在一瞬间抢拍到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镜头。
人民大会堂里出现让记者吃惊的一幕
林彪从城楼上不辞而别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再在镜头里出现时已是6月中旬，天气已渐渐进入夏季，罗马尼亚的客人来到中国，那时毛泽东会见外宾不一定都是在游泳池，有时他也常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客人。
这次接见罗马尼亚的客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
这是毛泽东经常会见外宾的地方。心细的读者或许会以为毛泽东是湖南人所以也就喜欢湖南厅。其实不然，湖南厅紧靠着人民大会堂的西大门，不像有些厅里东拐西拐，楼上楼下地跑，一进人民大会堂西南的第一个门就是湖南厅，进进出出很方便。
工作人员一般习惯称湖南厅为118房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也到了。
老杜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谈的场景。老杜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老杜刚转了一圈，找了新华社的记者，叫把先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老杜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
别的人光着头还热得嗤嗤直冒汗，林彪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异和恐惧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尊陈设的蜡人。
当时老杜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奇怪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首长上医院？其实，林彪此时正受着大烟瘾的折磨，谁也救不了他，只有“救星”大烟土能使他摆脱折磨。他的警卫员们清楚地知道他的“病情”，所以在一边并不着急，等待“首长”熬过痛苦的时刻。
可林彪他长长的枯坐，却使不明真相的人经历了长长的忧怕！
老杜仍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空椅子几乎是同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朗朗的笑声。
周恩来平静的微笑着，不时插上一两句话。
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显得阴沉，不容易看清……
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
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老杜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这时老杜到大厅里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老杜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但老杜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海深处映出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老杜从内心惧怕他，躲避他，一想起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浑身就不自在。
老杜没敢停留，快步走出人民大会堂。
晚上，老杜将白天拍摄的照片送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大会堂里宴请罗马尼亚的客人。
老杜在西大厅里找到总理，将照片交他审阅，他站着匆匆地看了一遍，十分果断地选了三张照片叫老杜发。
老杜接过这三张照片，心里有点抱不平。他想：总理干吗老是将自己放在后面？明明可以放在前面他还是放在后面，他却扣下自己单独的照片不让发。三张照片依次为：
第一张，毛泽东和林彪会见客人。
第二张，林彪单独会见客人。
第三张，康生和周恩来会见客人。
总理亲自审阅新闻照片已有好几年了，每次审阅照片他都很细心，该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谁该前面谁不该在前面等等诸多细节他都会考虑得全面周到。可近一年里审阅照片，总理似乎比以前更细心――一种近似拘谨防备的细心。往日的慎重和今日的谨慎已经有着不相同的内涵。
转眼，到中国共产党诞辰日。正好整整50周年，肯定会大庆一番。然而，“七一”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公开露面。
党的生日正副统帅都不露面，说什么也过不去老百姓这一关。幸好搞报纸的人都极有想象力，想出一套“鱼目混珠”的办法，还真的真假难辨呢！“七一”那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用了一张以前的照片，林彪手摇“红宝书”紧跟在挥手的毛泽东身后。这个形象是当时的“标准形象”，见报后，谁也没有对这张照片形成的时间发生疑义。当时善良的平民百姓从不会无端地怀疑中国写进党章的副主席会有什么不忠！
报纸又一次平安度过重大新闻的敏感日子。全国人民的心灵被“紧密团结”的大幅照片安慰了。那大幅照片后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说是老百姓了，就连中央高层也未必知道“紧密团结”的后面是什么？
四平八稳的新闻照片后面却是一次杀气腾腾的军事政变！
新中国的纪念节日，大多集中在下半年每月的第一天。新闻界好容易度过“七一”马上又跟来“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日，没有正副统帅露面更不行。报纸又只好如法炮制。这次发照片，新闻界已是颤颤巍巍的，深怕露出马脚。
没有想到江青这时插了进来，帮了新闻界一个大忙――《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扉页，亮出一幅林彪学毛选的大照片，下方署名：峻岭。
人民第一次看见林彪不戴帽子，亮出半秃前顶，孜孜不倦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
无疑，林彪“无限忠于”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人们更不会有怀疑了。
作者峻岭也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能近距离接触林彪的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好奇的视线热点渐渐地凝聚在林彪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上研究、探询。
人们终于得知，峻岭就是江青！
他们从1966年合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最后一次1971年画报发表江青拍摄的林彪学毛选的大幅照片，五年间，他们之间有过合作也有过争斗，有过利用也有过帮助。
他们的关系犹如微妙循环的圆周，这次合作命中注定是他们最后和开始的重合。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林彪突然侃侃而谈，讲了一大篇话，完全出人意料。
“副统帅”昨日已一马当先，他的虾兵蟹将们今天自然要披挂上阵了。
江青、张春桥一开始似乎很恐慌，因为他们揪惯了别人，如今眼看要被别人揪。
毛泽东的话，一下扭转了庐山会议的方向。
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毛泽东更喜欢和外国人在一起。
林彪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让人们感到高兴，特别是摄影记者，感到自己可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周恩来讲完后，林彪突然侃侃而谈
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在当代史上被多次提及。
那就是云雾缭绕的庐山。
1959年夏天，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
中共九大后的1970年夏天，这里又有一场激烈的争斗。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二中全会将在这里召开。8月22日，中共九大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们，陆陆续续来到满眼碧松翠柏的庐山。
林彪、叶群也于8月21日到达庐山，陪同他们一同上山的，还有一位“军委秘书”。他就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的住处在他上山之前已赶架好了六条电话专线，据说还有两架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看来林彪是早有准备。
林彪刚到房间，陈伯达就赶来了，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的办法。
叶群也未闲着，就在上山后的当天黄昏，进行了安排布置。
据吴法宪回忆：
1970年8月21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我、李作鹏、邱会作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讲过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庐山聚会。毛泽东显然已觉察到一些不团结的迹象，他重复了在九大上讲过的话：“希望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林彪、陈伯达在会上又提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一次遭到毛泽东的反对。
毛泽东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
翌日下午3时45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拉开帷幕。
周恩来站在高挂党旗的主席台上宣布了会议的议程：
讨论修改宪法问题；
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讨论备战问题。
周恩来还谈了会议的时间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的意见。
周恩来讲完之后，林彪突然侃侃而谈，讲了一大篇话，完全出人意料。看得出来，这番讲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做了指示。这几个月来，毛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国内、国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都会是有深远影响的……”
接着，他便开始大肆颂扬毛泽东：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你们大家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作用吗？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的。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是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
说着，说着，林彪渐入正题。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工作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
林彪的讲话给毛泽东戴上“国家元首”的桂冠。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十分明朗：
“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林彪野心勃勃，早已不顾毛泽东的反对，下决心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作文章。
大多到会的同志，以为林彪的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致的开幕词，没有强烈反应。其实，毛泽东根本就不知道林彪要来这一通“长篇大论”。
而叶群却到处散布林彪讲话是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当晚，政治局开会，吴法宪提出全体会议要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分组讨论。这一提法打乱了毛泽东既定的会议议程，但却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
散会后，林立果对吴法宪说：林彪表扬你，说你又“立了一功”。
叶群当晚还通知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
（1）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否则林彪讲话就没根据；
（2）林彪没点名，你们也不要点名；
（3）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常委开会已作了决定；
（4）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就在这天晚上，叶群还打电话给毛家湾的秘书，火急火燎地要秘书给她连夜赶写一份有关“领袖”地位的讲话稿，准备在会上开一炮。
林彪一伙抓紧行动起来，陈伯达也不甘寂寞，当晚自拟了“国家主席”的条文，又同叶群一起选编语录。
看来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庐山上的风云变幻
8月24日上午，全会集中听林彪的讲话录音。下午，分组讨论开会。
“副统帅”昨日已一马当先，他的虾兵蟹将们今天自然要披挂上阵了。
陈伯达当时是跳得最高的一个。
他在华北组首先开了炮。他先谈了一通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贡献，然后话锋一转，不点名地指向了张春桥：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映了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就在陈伯达跳出来的同时，林彪集团的成员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
中南组，叶群气势汹汹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也气嘟嘟地说到：“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反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这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李作鹏在中南组里与叶群一唱一和：“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邱会作在西北组里也刮起了风：“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就连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也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写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不过，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总号为六号）。这样，他在华北组上的一席话，化为铅字，马上会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看到。
陈伯达之所以跳得这么起劲，不仅是因为有林彪的指令，还有他对张春桥的愤恨，因为张春桥夺去了他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权利，使他在九大上过得相当郁闷。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幕后实际是林彪与毛泽东之争。
林彪妄图以突然袭击和起哄的方式，通过和平过渡，逼毛泽东就范，从而当上国家主席。
不少与会者不了解内幕，更没有觉察叶群、吴法宪等人的阴谋。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和崇拜，纷纷赞同设国家主席。就连负责签发华北组全会简报的李雪峰、吴德也不知其中奥秘，简报集中反映了拥护林彪讲话情况，并说，大家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读给他听，听后，他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25日清早，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在山上分发。庐山震动了！
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这种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
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他急令西南组也出简报，吴法宪在自己的发言记录里补加了许多“尖端性”的词语，诸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一看简报，也着急了。他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揪人者被人揪是什么滋味
华北组二号简报发到各组的当天上午，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在各组不断鼓噪，通过决议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揪出反对毛泽东是“天才”的人。
江青、张春桥一开始似乎很恐慌，因为他们揪惯了别人，如今眼看要被别人揪，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于是，他们急忙跑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
毛泽东后来因此说江青“反林有功”。
江青们如何告的状不得而知，其实毛泽东早就觉察到了。但他始终冷静地注视着这场厮斗。从吴法宪提出改变会议日程开始，毛泽东就知道林彪等人要跳出来。他不动声色。采取“引蛇出洞”的方针，让吴法宪等人尽量表现，他要看看林彪手下到底是些什么人，有多大的能量。
眼下，让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林彪任副主席的意见在全会上占了上风，毛泽东的意图如何，将决定这次会议的斗争方向：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张春桥该揪”，那么这次会议就会变成批判张春桥的会议，林彪、陈伯达就大获全胜了。
这当然是林彪一伙盼望出现的局面。
然而，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有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不容置疑地口气宣布道：
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
二、收回华北二号简报；
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四、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
毛泽东的话，一下扭转了庐山会议的方向。
8月26日、27日，周恩来、康生连续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情况，要吴法宪作检讨。
吴法宪于28日晚向林彪报告了此事。
林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从北京赶来的黄永胜，一看形势不对，连忙销毁了他的讲话稿。叶群也私自撕下了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
叶群不断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毛泽东此时还不想动林彪，虽然他明白陈伯达是依附林彪的，林是头子，陈是军师。但林彪是九大刚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倘若马上发动一场批林运动，震动太大了，全党、全国都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毛泽东决定采用分而击之的办法。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
毛泽东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还说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有700字，而当年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不过200多字。
9月1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向全会印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后来全党还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陈伯达，这位毛泽东的大秘书，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只好把希望寄托到毛泽东身上。于是他求见毛泽东，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毛泽东接见了陈伯达，他对陈伯达说：“这两年你都不去看我了。”他还批评陈伯达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写。最后，毛泽东叫陈伯达去和“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要“团结起来”。
于是，陈伯达去见了江青及中央文革的其他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但这最后一次的聚会，成了昔日的“伙伴们”对他的批斗会。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
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与以往不同的是，三天之后，经毛泽东斟酌修改的大会公报才发表。公报声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它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当人们还是机械地读着公报时，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林彪的注意：“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林彪知道，这份经毛泽东审定的公报是有所指的，是在暗示全党警惕和准备对付分裂主义的倾向。
谁在搞分裂主义？矛头表面是指陈伯达，但林彪心中自然明白是另有所指。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周恩来抓住空隙搞了些改革
在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中，周恩来抓住空隙进行了一些重大的变革。
周恩来召集地质学家和地震学家，要求他们总结工作。有些精密仪器给“革命造反派”毁坏了，他惩罚了这些造反派。“革命怎么能够意味着忽视地震，置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于不顾呢？”地震区的干部和医务人员因为没有迅速赶到现场照顾伤员和无家可归的人，受到了斥责。周恩来说：“不要浪费时间查三代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受害者都有权利得到救助。”他保护科学家华罗庚，华的科研论文给红卫兵没收了。“这是偷窃！我们必须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和更好的条件……”
时不我待，周恩来分秒必争，甚至不愿浪费时间看表。他查看机器，下矿井……甚至抽时间去关心一个掏粪工人。这位工人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了劳动模范，曾受到刘少奇接见。刘成为“内奸”、“工贼”后，他就立即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问道：“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怎么变成文化革命的对象？他是资本家吗？”他使这个工人立即恢复了名誉，回到自己的家里。
一些经济专家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
要处理集权和分权的矛盾。这个矛盾至今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工农业收入的70%留在省里。这样中央就没有足够的财源对大型工程进行投资。周恩来恢复了集权和中央计划，当然没有像50年代那样严格。
在周恩来主持下，加强了防洪工程，修固了水渠和堤坝。周恩来向一个日本农业代表团问了几个小时的问题，然后指示中国农业专家组研究日本的种稻技术。
他还主张对全国公路、铁道和航空运输进行大规模整顿。“没有运输，没有能源，拿什么去搞现代化？”他赞同建筑巨大的葛洲坝。
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29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爆炸了第二颗氢弹。第二年4月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聂荣臻说：“一切成就都是周恩来大力提倡高技术的结果。核科学家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停止工作过。”
周恩来召开了全国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会议。他严厉批评出书出得太少。马、列、毛的书当然要首先出，“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一个人的记忆力有限，会出错。一代人的经验不记录下来下一代人就难于吸取。”
周恩来在60岁生日时，曾劝他的同事写回忆录，要在“对往事还历历在目的时候”就动手。现在，他对旧话重提，他说：要让年轻人懂历史……“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革命作家鲁迅的著作在一所大学里成为禁书，他愤愤地说：“这不是滑稽得很吗！”
当然，周恩来最关心的是恢复科学研究。“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否则我们永远赶不上科技的最新发展……要做的事情这样多，而时间又这样少……
周恩来在抵制林彪势力方面也做出了努力，不过做得十分巧妙，不露声色，等待着最大的“牛鬼蛇神”的末日来临。
（摘自《红船交响曲》）
天安门晚会上林彪姗姗来迟
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发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同往年的五一节一样，上午，中央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新华社摄影记者也跟在后面，拍摄中央领导人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
毛泽东来了。
根据“文革”以来的既定模式，有毛主席在场，一定也有林彪在场。
第一个从大门出来的是毛泽东，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
站在城楼的露天台子上，靠着大殿门口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手握相机，“咔嚓”一声，按下快门。但是，从镜头里望去，瘦小的林彪显得太单薄了，根本就不上照，贴在毛泽东高大身躯后面，反差更大，让人感到有一种滑稽感。
摄影记者心里泛起一种遗憾的感觉。但他转而一想，今天还有机会选择更好的角度，拍摄一张较理想的相片。
摄影记者从镜头里望去，第三个出来的才是周恩来，他仍然是那样自如，坚毅。
紧接周恩来后面的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当天上午活动的时间很短。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栅栏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
给人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与1966年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相比，他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时了。人们不敢怀疑毛泽东的身体不如以前，只是以为这是因为今天没有穿绿色军装的缘故吧。
当天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北京市群众一道游园。但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负责拍照的新华社记者白天拍了一天的照，花了几十卷胶卷，马上派人送回社里的印刷车间冲洗印刷，以便第二天就能见报。
拍摄记者刚刚拍完下午中山公园的游园场面，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天安门城楼。因为晚上还有更大的盛会，在天安门广场放焰火，而中央领导人都要出席晚上的盛会。为了做好充分的拍摄准备，防止曝光不足而影响这历史镜头的拍摄，记者对拍摄的灯具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检查。一般情况下，有毛主席出席的晚会，记者不能使用多用手灯。
当拍摄记者赶到城楼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布置城楼的座席，座席排烈是按照职位大小严格划分的。台子正中放着一张圆桌，周围放了几把椅子。两边又各有几张圆桌。
不用介绍，正中的那张圆桌是毛泽东和林彪坐的，是主席桌。
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坐两边的桌子。而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们则站在桌子的后面。
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显得十分忙碌。
本来晴朗的天空开始阴沉起来，一团团的乌云遮住了湛蓝的天空，似乎雨水就要从天而降。
刚才还为天气暗暗欣喜的摄影记者，这时开始发起愁来，担心天公不作美，晚上的观礼活动被老天爷给搅黄了。
节日晚上的活动往往场面大，时间长，准备不好就会出漏洞，出“洋相”。素以“严”字著称的周恩来总理，是绝对不允许摄影记者，特别是他身边的记者在公开的场合出半点差错的。有的记者跟着总理没有少受批评，也没有少受表扬。
想到这些，看到眼前的天气的变化。摄影记者感到应该做好应付下雨的准备，便马上跑到大殿的休息室内打电话，叫单位准备些雨具。
刚刚拿起电话，一道淡黄色的灯光透过窗户射进来。记者抬头一看，只见乌云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窗外一片晴朗。
跑出休息室，只见袭袭的微风中，晚霞在西边遥远的天空似乎露出痛快的笑容。夕阳已附到城市高楼的底层，落在地平线上。
十里长安街上，华灯初上，在没有燃尽的晚霞里像一团团小黄球，放射着微弱却十分顽强的光芒。西边的晚霞愈来愈深沉……
晚会开始前，中央警卫局的人来到城楼对摄影记者说：“晚上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都要来看焰火，只有你一个摄影记者到前台。”
实际上，摄影记者们都知道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即由一名记者负责拍照，其余的在主席出场后，一般不到跟前去。
负责拍照的杜主任心想：林彪不是身体不好吗？上午才参加完活动，晚上还能来吗？他隐隐地有一种预感：“林彪会不会不来？”
早在1970年8月，林彪从庐山回来北京后，精神不佳，便跑到北戴河养病去。工作人员都在私下里嘀咕，说林彪其实没有什么病，主要是和毛主席闹意见。毛主席没有同意他当国家主席。他就有情绪。这干吗呀！党的副主席都拴在老牛桩上，还急什么国家主席呀，也真是可以的。
没多会儿，沉沉的夜幕终于落下了。
天安门广场上，人声沸腾，锣鼓喧天。
广场四周的建筑物上，穿上了彩色灯装。光线生动真实而清晰地勾画出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物那交错重叠、高低起伏的层次和轮廓。
巨幅霓虹灯牌耸立在广场上，闪烁着光芒，清清楚楚地映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字样。
中央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了城楼上。他们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
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他还是穿着上午穿的那身灰颜色的中山装，又带着灰色的帽子。他面带微笑，来到屏风后面坐下休息。
外宾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被安排坐在毛泽东的身边。
在此之前，1970年十一节全国各大报纸已发了一张毛泽东和美国友人斯诺在城楼上的合影。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毛泽东更喜欢和外国人在一起。
不一会儿，城楼的大门口出现一阵涌动。原来出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周恩来大步流星般地走了过来，大家随着他的手势望去，只见陈老总大大咧咧地跟在总理身后走进人们惊讶的视线里。
人们心中涌出一股亲切而热烈的感觉。很多人关切地询问他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陈毅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总理又将陈毅带到屏风后面见毛泽东。
见到了陈毅，毛泽东凝目细望，咧开嘴笑了，急忙站起来握住陈毅的手。
前不久因患肠癌而开刀的陈毅，在毛泽东面前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除了面容和身子比以前瘦弱一些外，还和以前一样精神饱满，稳健爽朗。
当毛泽东问他现在身体怎么样时，他用大手掌在胸口拍了几下，说：“报告主席，一切正常！”
毛主席望着这位老诗友，不禁由衷地笑了。
周恩来则双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揣摩着主席的态度，并欣赏似地望着这对老诗友的一问一答，脸上表露出深沉的神情。
碘钨灯发出的耀眼的光亮，把天安门城楼照得如同白昼。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他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的右侧则是董必武。
最西边的位子是给林彪留着的。但到这时还是空空的。
工作人员心里犯疑了：怎么林彪还没有来？周恩来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摄影记者对此更是敏感，左右环顾着。因为他要选最好的角度，给毛泽东和林彪拍照。
最后，在大家的急切盼望之中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视线里。
5月的天，只有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满脸枯寂的样子，从人身边擦过时，卷过一股浓浓的怪味，很多人早就听说他吸大烟有瘾。可能才吸过大烟，不然怎么这么大的味道。后来一打听人说，那天晚上，林彪要吸大烟，不想去城楼。是总理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活动，他不得不中断吸大烟，所以，没过瘾，才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
林彪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
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不辞而别
林彪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让人们感到高兴，特别是摄影记者，感到自己可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很快，摄影记者抓住时机，开始对着城楼上的主席桌，对准毛泽东和林彪的方向调试镜头。摄影记者老杜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老杜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老杜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是不是有点神经质？好像非要证实自己的预感似的。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老杜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想到这心里惶惶的，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们拿什么见明天的报纸？直到这时老杜还没意识到他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今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仍不失信心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以为林彪还会出现在自己的镜头里。
这时，人们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在猜测，老杜心里流过一阵阵的不安和惊恐，林彪究竟上哪儿啦？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他这是什么意思？让人简直无法想象“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做出今天这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人们中间要说最着急的是周恩来。
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
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炸，整个天空绚丽多彩。
城楼上的人们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他们的目光刷地被礼花引向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泽东的头由右侧扭向左侧，目光扫过对面的空座位，没有停留，没有疑问，没有寻究……是否以为那位子就应该空着？
警卫员一溜小跑到总理跟前。
总理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地严峻。老杜一见，心里暗暗叫道：“不好！”连忙跑去问林彪哪里去了。林彪早就回家了！老杜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要先走？为什么不给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我们也不知道啊。”
在惊恐中，老杜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啦！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视不就都砸了吗？
这时，老杜又想起相机里那毫无把握的照片，心里更加地着急。电影、电视、报纸……唉！史无前例的窝囊，窝囊透了！
老杜茫然地回到主桌旁。
毛泽东望着绚丽多彩的天幕，微微张着嘴，脸上露出亲切和善还带有童趣的笑容，眼前变幻无穷的画面，使他忘记烦恼，愉快地沉浸在色泽、光束、跳跃的遐想中。
闪烁的光束投在空落的椅子上，给人一种莫名难受的感觉。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没有显示出异样的表情，表示了毫无介意的大度。
“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询问了几句，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为什么突然离去的一种最圆满的解释。不然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行为。
当时城楼上还有一些大报的文字记者，他们听到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个个惊恐地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就这样结束了？
记者围着大殿的圆柱，雪亮的灯光下，由于惊诧、惶恐、愤然，他们的汗颜由苍白向通红变化。
有的说：“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我们还没有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还有的带有怨气说：“林彪今天是怎么了，他来的时候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还有的猜测：“他不辞而别，肯定是赌气。”
敏感、胆大、刨根问底是记者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这时，马上就有人问：“和谁赌气？和谁？”
不知是谁答了一句：“还不是和主席呗！”
嘘――立即有人制止嘴上没门槛的记者。
老杜不由地望了望手里的相机，里面装着毛泽东和林彪惟一同桌的照片，或许能填补这个惊诧的空位，从而挽救今天晚上这离奇事情给老百姓“意识空间”带来的不良影响。
周恩来在城楼批评摄影记者
礼花仍在不断地“噌噌”地往天上窜，天幕犹如坚硬无比的钢板，一撞上去，礼花就粉身碎骨，飞散着自己多姿多色的肢体。
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天安门城楼……礼花把大地置身在瞬息万变的彩色光环中。
多么绚丽的礼花，多么美好的夜景！
毛泽东忘情的瞅着一个又一个轰然而炸的巨大“花朵”……但是，周恩来却烦躁不安，不时地望望这边的空位子……老杜也受了影响似的，一边拍摄照片，一边担惊受怕望着空落许久的椅子。
其实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担惊受怕，就好像看别人争吵，争吵的人并不害怕而在一边看的人却在担惊受怕。
在礼花和礼花相衔接的霎时，老杜忽然觉得天空怎么这样漆黑幽深，没有月亮，没有星辰，没有一点亮点，他可从没觉得天空有这么黑，像泼撒了一整板的浓墨！
大概就是对比、反差、光束引起的视觉效果，也是沉闷的心境造成的吧！终于，礼花结束了她千折百回的变化和重复。
月亮、星辰渐渐地从浓黑底层浮了出来，铺在苍海般的天幕上。老杜又寻回了他所熟悉的星光月色，心灵的震动和害怕似乎平淡了许多。
“老杜。”
老杜感到一震，是总理叫自己。他原地转了个圈，也找不到他。在哪儿叫我。
“老杜，你过来！”
在哪儿？眼前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好容易透过重重叠叠人影缝看见总理在殿前的柱子旁叫他。
总理着急地朝他招手：“过来过来，快点。”
老杜大步地跨了过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总理劈头就问。
老杜惊恐不安地回答说：“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总理直截了当地又问。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老杜刚想说没有，看见总理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留住了，只说了一句：“不知道！”
周恩来思考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老杜见总理脸色严峻，不敢多问，拔腿就朝外走。
老杜在大平台上东寻西找找到了七八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他们跟着走进休息室，总理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
老杜自己则悄悄地擦着总理后背，隐到旁边的屏风后面。当时见总理气恼的样子，心里发虚，就萌生了个小小的“计策”。老杜想：先躲在总理的身后，如果他点到我名，我可以立即投入他的视线中，如果不点我的名，他又可以不看到我。
老杜在屏风后面听总理一个个地挨着点名，心怦怦差点从嘴巴里蹦出来，好像下一个就会点他的名似的。最后总理没有点他的名字。他带着庆幸的心理想：是忘了还是没叫我？
“电影拍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一位负责人心虚地回答。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他向大家说：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一听这句话，总理火了，一手插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
“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手快眼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的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头头”们一声不吭，如同小孩做了错事在挨大人训斥一样，后悔地用鞋尖在厚厚的地毯上碾着坑，在自己的裤缝上摩挲出皱褶。
……屏气凝吸中似乎连出气的声音都能听到。此时的沉默需要有特别的承受力！老杜跟总理这么多年，头遭见他发这么大火。吓得躲在屏风后面一动不动，恐怕引起总理的注意。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和了些。说：
“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这时总理把自己的目光落在最前排的新闻宣传的负责人身上。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
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喑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的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总理一字一顿说完最后四个字，戛然而止。
大家垂着头散开去。
老杜暗暗庆幸总理没有叫自己，没有直接挨总理的批评，便轻轻地从屏风后面出来，随着人群往外走。
突然，传来了总理的声音，“老杜，你等一下。”
老杜一惊，心里直冒凉气：我的天。心里一哆嗦：总理发现我了！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嗳！”老杜松了口气，旋即走进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在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老杜红色灯光中，老杜目不转睛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他喜出望外地将显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里，细细观看，这时他终于可以吐出一口气了――
因为，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操在袖笼里，他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取景的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不用它又用哪张呢？
别无选择！
照片一冲洗好，老杜立即坐车朝中南海西花厅奔去。
车灯又一次划破夜幕，在宁静的马路上疾驶。沙沙……在车上，老杜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困倦迅速席卷全身……
“醒醒，醒醒，杜主任。”司机把老杜从梦中推醒。
车把老杜一直送到中南海西花厅，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老杜轻轻推开门走进去，总理没有发觉他，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他唤了一声，总理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他坐。他没坐，把照片交给他，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呵，就这一张。”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
过一会，总理问老杜：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老杜感到不好回答，因为自己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老杜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第二天，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老杜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没有成功后的喜悦感。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在一瞬间抢拍到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镜头。
人民大会堂里出现让记者吃惊的一幕
林彪从城楼上不辞而别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再在镜头里出现时已是6月中旬，天气已渐渐进入夏季，罗马尼亚的客人来到中国，那时毛泽东会见外宾不一定都是在游泳池，有时他也常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客人。
这次接见罗马尼亚的客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
这是毛泽东经常会见外宾的地方。心细的读者或许会以为毛泽东是湖南人所以也就喜欢湖南厅。其实不然，湖南厅紧靠着人民大会堂的西大门，不像有些厅里东拐西拐，楼上楼下地跑，一进人民大会堂西南的第一个门就是湖南厅，进进出出很方便。
工作人员一般习惯称湖南厅为118房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也到了。
老杜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谈的场景。老杜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老杜刚转了一圈，找了新华社的记者，叫把先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老杜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
别的人光着头还热得嗤嗤直冒汗，林彪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异和恐惧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尊陈设的蜡人。
当时老杜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奇怪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首长上医院？其实，林彪此时正受着大烟瘾的折磨，谁也救不了他，只有“救星”大烟土能使他摆脱折磨。他的警卫员们清楚地知道他的“病情”，所以在一边并不着急，等待“首长”熬过痛苦的时刻。
可林彪他长长的枯坐，却使不明真相的人经历了长长的忧怕！
老杜仍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空椅子几乎是同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
房间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朗朗的笑声。
周恩来平静的微笑着，不时插上一两句话。
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显得阴沉，不容易看清……
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
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老杜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这时老杜到大厅里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老杜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但老杜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海深处映出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老杜从内心惧怕他，躲避他，一想起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浑身就不自在。
老杜没敢停留，快步走出人民大会堂。
晚上，老杜将白天拍摄的照片送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大会堂里宴请罗马尼亚的客人。
老杜在西大厅里找到总理，将照片交他审阅，他站着匆匆地看了一遍，十分果断地选了三张照片叫老杜发。
老杜接过这三张照片，心里有点抱不平。他想：总理干吗老是将自己放在后面？明明可以放在前面他还是放在后面，他却扣下自己单独的照片不让发。三张照片依次为：
第一张，毛泽东和林彪会见客人。
第二张，林彪单独会见客人。
第三张，康生和周恩来会见客人。
总理亲自审阅新闻照片已有好几年了，每次审阅照片他都很细心，该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谁该前面谁不该在前面等等诸多细节他都会考虑得全面周到。可近一年里审阅照片，总理似乎比以前更细心――一种近似拘谨防备的细心。往日的慎重和今日的谨慎已经有着不相同的内涵。
转眼，到中国共产党诞辰日。正好整整50周年，肯定会大庆一番。然而，“七一”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公开露面。
党的生日正副统帅都不露面，说什么也过不去老百姓这一关。幸好搞报纸的人都极有想象力，想出一套“鱼目混珠”的办法，还真的真假难辨呢！“七一”那天，报纸的头版头条用了一张以前的照片，林彪手摇“红宝书”紧跟在挥手的毛泽东身后。这个形象是当时的“标准形象”，见报后，谁也没有对这张照片形成的时间发生疑义。当时善良的平民百姓从不会无端地怀疑中国写进党章的副主席会有什么不忠！
报纸又一次平安度过重大新闻的敏感日子。全国人民的心灵被“紧密团结”的大幅照片安慰了。那大幅照片后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说是老百姓了，就连中央高层也未必知道“紧密团结”的后面是什么？
四平八稳的新闻照片后面却是一次杀气腾腾的军事政变！
新中国的纪念节日，大多集中在下半年每月的第一天。新闻界好容易度过“七一”马上又跟来“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日，没有正副统帅露面更不行。报纸又只好如法炮制。这次发照片，新闻界已是颤颤巍巍的，深怕露出马脚。
没有想到江青这时插了进来，帮了新闻界一个大忙――《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扉页，亮出一幅林彪学毛选的大照片，下方署名：峻岭。
人民第一次看见林彪不戴帽子，亮出半秃前顶，孜孜不倦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
无疑，林彪“无限忠于”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人们更不会有怀疑了。
作者峻岭也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能近距离接触林彪的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好奇的视线热点渐渐地凝聚在林彪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上研究、探询。
人们终于得知，峻岭就是江青！
他们从1966年合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最后一次1971年画报发表江青拍摄的林彪学毛选的大幅照片，五年间，他们之间有过合作也有过争斗，有过利用也有过帮助。
他们的关系犹如微妙循环的圆周，这次合作命中注定是他们最后和开始的重合。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