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一、论外来文化对瓷器发展的影响

　　王长启

　　唐代对外开放，外交活动活跃，唐长安城内外来人口很多，有突厥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天竺人、回鹘人等，应在5万人以上，甚至超过10万。受胡人影响，唐长安城内胡风大为盛行。“大批流寓而来的波斯人和粟特人，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那些流亡的王室贵族还带来了许多手工艺匠人。这些人在长安生产和制造波斯风格的美术工艺品，使其广泛流行”。“胡风”影响了唐代的生活生产，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国瓷器的发展就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分不开。自创烧以来，瓷器就受外来文化影响。佛教传入中国，瓷器就有佛教文化的色彩，如三国时期越窑谷仓上除楼台亭阁、人物、飞禽走兽外，还有佛造像。两晋南北朝瓷器的外来文化特色增多：1983年南京中华门外长岗村晋初墓出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高达30多厘米，堆塑有异兽、羽人与佛像，是佛教与神仙术题材；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莲瓣罐与李云墓出土的黄釉彩莲瓣罐上的莲瓣纹、忍冬纹都是典型的外来纹饰；南朝齐明三年（公元485年）武昌何家大湾刘凯墓和梁代南京林山墓出土的莲花尊，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北朝4件仰覆莲花尊，其上面的纹饰除仰覆莲花外，还有飞天、菩提树叶等，华丽脱俗，受佛教艺术影响。此外，瓷器受到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在长沙窑遗址内，发现很多带有伊斯兰纹饰的唐代瓷片。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兴起，8世纪中叶随阿拉伯帝国（大食国）扩张而不断吸收被征服地区（包括希达、石神福、曹明照、何文哲、何弘敬、米萨宝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例证。

　　研究中可以看到，瓷器生产的发展与演变与其他质料的器具有紧密联系：瓷器烧造模仿了金银器、铜器、玉器、石器、漆器等，反过来其他质料的器具也仿瓷器造型制作。“一个时代的遗物尽管质料不同，但是造型、纹饰、工艺等方面常常具有共同性。”当时的瓷器有的直接受外来影响，有的是受金银器、铜器等影响，这些金银器、铜器等又是受外来影响的。正如宿白先生所说：“中国手工艺人不仅在金银器制造的容器模仿萨珊朝式的器物，而且在瓷器、漆器和青铜器中也有模仿。”

　　中国瓷器发展到唐代如雨后青笋般繁荣，各地出现并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瓷器质量明显提高，瓷胎细腻坚硬，釉色温润莹亮，造型典雅大方，装饰瑰丽，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例如陆龟蒙《秘色越器》赞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皮日休《茶瓯》赞曰：“圆似月魂坠，轻如云烟起。”此外，还有“类玉”、“类银”、“类雪”、“类冰”等词汇形容越窑与邢窑等瓷器。唐代的瓷器分为两大系统，即“南青北白”，其中带异国风彩的瓷器尤其令人注目，对唐以来出现的异国风格瓷器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瓷器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也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一

　　白釉荷叶形口执壶和黑釉荷叶形口执壶，造型相同，分别出土于西安东郊韩森寨与郭家滩唐墓，现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口为荷叶形，缩颈，鼓腹，圈足，柄上端与口连接，下与腹连接。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唐三彩荷叶形执壶，高16.5厘米，1955年西安市长乐坡唐墓出土。荷叶形口，短颈，鼓腹，底平，把为搅索状，一端与荷叶形口相连，另一端与肩部粘连，通体施三彩釉。这类瓷执壶在河南诸窑烧造，例如蓝灰釉霜斑壶，1966年河南省陕县全兴镇附近唐墓出土，高30.9厘米，说明使用料极普遍。近几十年来对黄堡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荷叶形执壶出土多件，有白釉器、黑釉器、茶叶末釉器等，从唐开始一直烧制。西安市区出土多件，说明唐长安城的臣民普遍使用这类瓷器。其造型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银带把壶造型相近，此壶口部有流，束颈，鼓腹，喇叭形圈足，底施联球，弧形柄上端与口连接，并施一胡人头，另一端与腹连接，属粟特产品。这类壶在中亚、西亚常见，是代表性作品，7～8世纪传入中国后很快就用瓷烧制出来。还有河北蓟县出土的青瓷龙柄凤头壶，为唐代制品，壶口与盖结合起来塑成，凤头盖的一端与壶结合成上下嘴，细长颈，椭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

　　通体由数组弦纹隔成不同的装饰区间，分别饰以联珠、忍冬、莲瓣、流云、人物、葡萄、宝相花等，柄为龙形，龙头伸向壶的口沿，前肢抚着肩部，后肢抓住底座，造型美观，通体施青釉，胎质细腻坚硬。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马洛斯曾出土一件唐白瓷凤首执壶（1959年印度尼西亚赠送照片），1959年广州市瑞南路出土一件唐青瓷凤首执壶，洛阳塔湾、关林、邙山葛家岭各出土一件瓷带把凤首壶，烧制均精美。发现的数量多，传统的风味浓，可以看出其已成为生活实用品，并远销海外。还有唐三彩凤头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一件，1959年于西安市西郊三桥镇唐墓出土。高34厘米，整体呈椭圆形，鼓腹小口，壶口为凤首，凤冠较高，平沿外侈。双目圆瞪，嘴含宝珠，长颈，扁椭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曲柄，柄两端分别与壶口、肩部粘连，腹部两侧纹饰为凤鸟纹与骑马狩猎纹。陕西省博物馆所藏一件，1959年于西安市征集，造型雷同，高32厘米，腹部两侧纹饰为宝相花，圈足施莲瓣纹，施三彩釉。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件，高31厘米，甘肃天水市出土，与陕西省博物馆藏造型纹饰相同，不过在腹部的宝相花周围是凸出表现的珍珠底纹，与公元7世纪初装饰翼骆驼纹的高颈带把银壶最相近，其差别在瓶口，是粟特银瓶传入中国后经陶瓷艺人创新而成。这种陶瓷凤首壶尚未发现唐以前的，因而可以说此带把壶是唐代创烧，已普遍应用。这类瓶（壶）又称为“胡瓶”、“带把壶”。唐玄宗曾赐过安禄山“金花大银胡饼（瓶）”，安禄山也献过“金宝钿胡壶”，这里所指的“胡瓶”正是这类银带把壶，当时朝廷内流行。从造型看，在5～6世纪萨珊有饰塞穆鲁纹银胡瓶，在7世纪粟特有翼驼纹银壶，可追溯到帕提亚乃至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这类“胡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传入我国，宿白先生认为这些器物大约是中亚、西亚的输入品。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藏有一件白釉茶叶高足执壶，其造型有独特之处，即高圈足，足颈上有一道凸棱。

　　1983年宁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李贤墓出土一件银壶，高37.5厘米，腹径12.8厘米，鸭嘴形流，长颈，器腹下部圆鼓，腹上饰有人物图，腹部装有带胡人头形把，高圈足，属萨珊银器，这类“胡瓶”在北周时已传入我国。但是长安区博物馆藏的白釉荷叶口执壶，除了口部与把饰不同外，均属高圈足，长安区博物馆藏的高足凸棱白釉带把壶与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的一件银平脱漆瓶相似，该器在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的《东大寺献物账》上被称为漆胡瓶，这类胡瓶被学者认为是波斯萨珊器。“胡瓶”中亚、西亚常见，罗马到伊斯兰时期都有发现。后来以出土器物为据，经过学者的研究，萨珊“胡瓶”绝大多数带有较细高的圈足。总之，唐代的瓷（或三彩器）带把壶发现不少，名称不一，但是造型与银“胡瓶”相似。瓷（或三彩器）带把壶的造型是受外来“胡瓶”的影响烧制的，将其细部，如口、颈、把、腹、足与外来的银“胡瓶”对照，不难发现由于所用原料不同，制瓷过程除了塑造，还要经过焙烧，因而造型的某些细部省略，或经改造与美化，因而瓷（或三彩器）带把壶与外来的银“胡瓶”有差异。从器型看，那种颈部短粗、圈足矮器是受粟特“胡瓶”影响，而细高的圈足是受萨珊“胡瓶”影响。

　　瓷扁壶，南北朝时期出现并流行，到唐朝仍流行，有细釉器、三彩器、白瓷器、青瓷器。汉代有铜扁壶，西安市北郊红庙坡地区曾出土过汉代河间国邸铜扁壶，是盛水或酒的容器，其造型不同于外出使用、侧面有穿系的背壶，而是受到了外来影响而出现。正如《中国陶瓷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载：“北朝时期的扁壶……受外来风格影响，造型别致”。1971年河南安阳洪河屯昆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高20厘米，扁腹，口微侈，短颈，腹体上窄下宽，梨子形，颈与肩连接外饰连珠纹一周，肩部凸起两小系，可以穿带，腹体两面横印浮雕乐舞胡人的纹饰，乐舞由5人组成，中间1人在莲花座上起舞，左右各2人，以琵琶、钹、横笛合奏，击掌按拍，均着胡服，深目高鼻，神态生动，是一幅胡人歌舞的场面，与文献记载的胡腾舞相符。早在公元1～3世纪，西域的波斯、萨珊地区就使用扁壶，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这是带有浓郁西域风格的釉陶器，在当时是直接仿烧而成。造型与纹饰是西域的，舞蹈者与所持乐器也是西域的，可以看出西域乐舞盛行，墓主范粹喜爱“胡乐”，才随葬了这样的器物。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白釉双系扁壶，高26.5厘米，腹长23，腹宽12厘米，西安市西郊发电厂唐墓出土，小敞口，细颈，扁腹，微鼓，高椭圆形圈足，两侧各有系，便于携带，腹面宽，两侧各施倒垂变形莲花纹，通体施白釉，胎质土白。还有唐三彩舞乐人物扁壶，高15厘米，陕西省合阳县甘井乡唐墓出土，壶身扁圆，正面看像梨形，盘口短颈，肩部有两双系，壶腹部施一舞女，周围为蔓草纹，高圈足，体饰浅黄与褐黄二色釉。青釉人物狮子扁壶，山西太原西郊玉门沟出土，藏山西省博物馆，通高28，宽16.5厘米，属唐代初期北方产品，口椭圆形，细颈，斜肩，鼓扁腹，圈足。口沿下有突楞纹，下饰联珠纹与并列宽肥莲瓣，肩部是如意云头纹，扁腹两面纹饰相同，正中为深目高鼻的驯狮胡人抚摸着雄健的双狮，两头狮子各蹲在他的膝前，两侧面各饰一象头，圈足饰连珠花瓣纹。舞狮子唐代有记载，当时盛行胡人狮子舞，即“五方狮子”和凉州狮子。是阵势很大的歌舞，由一百四十人组成，还唱“凉州词”。“扁壶”是后人以造型特征称之，其用途是明确的。从纹饰看，胡人、胡舞、驯狮均由西域而来，特别是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的胡腾舞纹饰源于西域国家。

　　瓷净瓶，又称军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多件。例如西安市西郊韩森寨唐墓出土的一件高28厘米，腹径13厘米，管状口，圆肩，鼓腹似橄榄形，假圈足，肩部有一短流，通体施白釉，釉白中闪黄，足底无釉。高陵县唐墓曾出土一件白釉净瓶（高25厘米）。此外还有黑釉器、三彩器。1976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一件三彩净瓶，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通高26厘米，腹径12厘米，细管圆口，下设小圆平板，下又连长颈，橄榄形鼓腹，矮假圈足，肩有一流，流口为小喇叭形，通体施绿、黄、褐、白釉等，釉不到底，胎白质松。五代至宋，定窑烧制著名的白釉带“官”字款净瓶，河北省定县宋代静志寺塔基曾出土，胎洁白，釉白闪黄，底无釉，制作规整，釉洁净，高18.5厘米，腹径12.3厘米。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唐代窑址共出土各类净瓶十多件，有青釉、黑釉、三彩、茶叶末、白釉、绿彩等。《释氏要览》记载：“净瓶梵语军持，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于净手。”唐人李华《东都圣善寺无畏三碑》云：“观音大圣在日轮中，手执净瓶，注水池中。”它是佛教僧侣“十八物”之一，云游四方时可随身携带贮水，原为印度产品，随佛教传入中国。梵语为“捃雅迦”、“君达”、“军持”等，中文译为瓶或澡瓶。高僧义净著《南海奇归内法传》中记载其造型与用途。唐代诗僧贾岛《访鉴玄师侄》诗：“我有军持凭弟子，岳阳溪里汲寒流”，说明当时在僧侣中流行。“军持”一词又多出于西行求法僧人文章中，说明此器来源于印度佛教，例如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晋法显著《佛国记》：“法显亦以君犀及澡缸等余物掷海中。”唐代流行，1972年西安市西郊杨家围墙北曾出土一批唐代铜器，其中有铜净瓶、铜带柄薰、铜细颈瓶等，出土地原是唐代佛教寺院遗址，还出土过石舍利棺。铜净瓶的造型与上述的定窑白瓷“官”字款净瓶相同，高26.5厘米，腹径11，足径7厘米，原鎏金，日久脱落。铜带柄香薰在当时佛教石刻造像中常常见到，供养人手持此器焚香表示虔诚。1977年西安市新城内基建时发现一具唐代青石佛座，上面线刻“礼佛奏乐图”，礼佛的供养人有手持带柄香薰的，证实带柄香薰为佛教礼佛活动中使用的器具。1987年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曾出土鎏金三钻杵纹阏迦瓶，盘口，细颈，圆腹，肩部有一曲流，圈足。上面的纹饰鎏金，属佛教色彩，圈足内墨书“南”、“北”等字样，原是放在法门寺地宫后室，四角各放一件，后是坛场做法器之一。瓷净瓶就是按佛教净瓶烧造。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净瓶是1975年江西省新建县乐化郭台林场隋墓出土的青釉象头瓷瓶（高23，口径1.8厘米）。唐代许多著名瓷窑，如河北邢窑与定窑、河南巩县窑、湖南长沙窑、陕西省黄堡窑等都烧制瓷质净瓶，证明这种器物流行。

　　青釉折腹碗，唐代洪州窑（现在武昌）烧制。敞口，外腹中部有一道凸棱，弧形腹，圈足，通体青釉。还有三彩折腹碗，1960年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高7.4厘米，口径17.2厘米，敞腹中部凸起一棱，弧形腹，圈足。通体施绿、乳白花色釉，器内以白釉为地，并有十二道绿色重条纹饰，其间夹赭色细浅纹釉。器外腹以凸棱为界，分上下两段，乳白釉为地，中间上下自由扩散绿釉，整体色泽绚丽富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于1989年在西安东郊纺织城唐墓出土一件搅胎褐色釉折腹碗，属低温陶器。“折腹碗是受西方影响的器形，折腹碗器物是西方陶器，金银器较流行的形制，折腹器对中国的影响反映在八世纪初陶器上”。唐代陶瓷器多模仿金银器的造型，而有的金银器模仿西方金银器，如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唐墓出土一件鎏金花鸟折腹银碗。何家村出土2件银折腹碗，内部分别有墨笔书写的“十五两半纯”与“十二两”，口径为17～19.2厘米，高7～7.8厘米，腹部制成折腹，可加固器身以防变形。陶瓷制折腹碗的折腹装饰，主要是造型美观，并不起加固作用。

　　白釉单柄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3件，尺寸分别为：高3.3厘米，口径5厘米；高4厘米，口径5.5厘米；高4厘米，口径5.8厘米。1974年潘家村新村出土，3件造型相同。敞口，口下内收，腹微鼓，足底平，上腹的一侧设单柄，柄为圆形，柄上有指垫，柄下设一珠。釉不到底，露胎，胎质坚硬。这类杯以前少见。其柄部造型与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出土唐素面碗形银带把杯、何家村出土仕女纹银带把杯相似，与粟特地区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圆底碗形银带把杯相同。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在唐代粟特式金银带把杯章节中专门论述金银带把杯的渊源，还提出汉晋出现带把器物，当时一直罕见，找不到与唐代带把杯之间的演变关系。唐代金银带把杯在中国传统器物形制中找不到演变的渊源，而在粟特器物中常见。将中国出土的金银带把杯分组与粟特器对照研究，有的是从粟特输入，有的是粟特人在唐朝制造，有的是受粟特器影响制造的，带有很深的粟特风格。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狩猎纹八花瓣带把银杯，从造型与纹饰看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品，应属中国制造。在西安市曲江羊头镇唐姚无陂墓发现一件带把银杯，从造型与把柄看是按当时粟特器制造，但上面刻有中国匠人名字，即“匠郑卿”，证明唐时有的银单把杯是中国匠人学习粟特器制作的。上述3件白瓷单柄杯是受粟特金银器单带把杯影响烧造的，瓷杯的环形把是粟特杯形器上一个特点，环形上有宽指垫，下有圆珠，用手持杯时将食指放入杯中，拇指按在指垫上，使手指感到舒适省力，下面的圆珠起加固作用。西安市潘家村新村唐墓、河南杏园等出土白瓷单把杯，唐洪州窑也曾烧青釉单把杯，可见当时此种瓷杯较为流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还藏有白釉罐形带把杯，高8.6，最大腹径7.2，口径6厘米。西安市文物商店也曾征集一件同样造型的白釉罐形带把杯，型略大，圆形口，鼓腹平底，腹上部装有柄，柄与腹相连处粘有花纹装饰，这是仿银杯柄“接铆”处的装饰，施白釉，胎白，质坚硬。白釉罐形带把杯出现属偶然，与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出土素面罐形银带把杯造型相似。“考证中国出土的这2件器物的时代和产地，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山羊纹银带把杯和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2号墓出土的缠枝纹金带杯可作参考……”。它们之间造型接近，是粟特7～8世纪盛行器物，都是中亚系统。何家村素面形银带把杯应是外来输入品，白釉罐形瓷带把杯就是仿此类杯烧造的，该杯的把内的特征明显是受外来影响。

　　莲瓣形花口碗在唐代成为常见的器型，南方著名的越窑、龙泉窑、长沙窑和北方著名的邢窑、定窑、巩县窑、耀州窑等均烧造，虽然釉色不同，但是碗造型相似。例如1974年宁波市出土越窑青瓷带托碗，高4.5厘米，口径11.7厘米，托高3.5厘米，小碗做成荷花形，碗托做成沿微卷的荷叶形，青釉莹润，胎灰白，坚硬。在西安市北郊火烧壁出土一批晚唐时代罕见的白釉“官”字款瓷器，造型十分优美，有三尖瓣、五尖瓣、宽五瓣、双脊五瓣等，釉白闪青，晶莹湿润，规整，宛如盛开的白色莲花，真是“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白如雪”。这类造型的碗多出现在唐晚期及以后，冯先铭著《中国陶瓷史》记载：“到了晚唐，碗的形式越来越多，计有荷叶形碗、海棠式碗、葵瓣口碗等”。这类碗盘在唐代早期未曾发现，是受当时金银器碗的影响而制作的，按器壁造型又称多曲碗。西安市西郊何家村、西安市东郊沙坡村、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陕西省铜川市背阴村、陕西省蓝田杨家沟等出土了相当丰富的金银碗等，其造型相近似。特别要说明的是1970年西安市西郊出土的缠枝纹银碗，高4厘米，直径11厘米，碗体八曲瓣，花形腹微曲，较浅多棱，喇叭形圈足，足底施联珠纹，器腹内外凹凸起伏明显，碗内心有两层联珠纹，外绕以八出忍冬缠枝纹，锤击成型，花纹平錾，纹饰涂金，从造型纹饰分析，为粟特银碗，或者是仿粟特银碗造型。当时粟特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其手工业品与其他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因而粟特文化对内地影响大。由于中国人与粟特人的生活习俗与审美观念不同，中国人在使用中为适应自己的需要进行了改变。多曲式碗早在公元1世纪中亚已经使用，后被中亚粟特器工艺继承。从西安西郊缠枝纹银碗到各地出土的多瓣形银碗，在时间上有早晚的差别。而在广东遂溪边湾村南朝窑藏中发现一件多曲银碗，其造型为花瓣口，在银碗口沿上刻一行阿拉伯铭文。这种文字于4～5世纪时曾在粟特地区流行，经过研究考查应定为6世纪器物。在山西太原发现的隋虞弘墓出土的石椁上，后壁彩画石刻宴饮图中，对坐男女宴饮，观舞图中就持多曲杯。将不同的同类银碗进行排列，可以看出这类银碗的多曲造型由多而密向少而疏发展，由分瓣凸鼓与内棱深凹向分瓣不明显发展。到8世纪中叶以后多曲碗为四瓣，五瓣，或更多，有的在口沿处分瓣形，在腹部不分瓣或分瓣不明显。在模仿和改造中，工匠将多曲略加改变，成为花瓣型，如同花朵的银碗在中国流行。多曲形金银器皿虽然在唐代流行，前期与以后的多曲碗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萨珊、粟特式，后者为四瓣、五瓣艺术花形，更具活力，更接近生活，把鲜花移植到日常生活品上，更具美的艺术效果，完全中国化了。唐代的瓷器花瓣型碗就是按照当时金银器烧制的，带有粟特、萨珊银器风格的中国化瓷器，唐代多曲瓷碗主要是在晚唐烧制。江南地区的越窑是青瓷器的代表，陕西省唐法门寺遗址出土一批有明显纪年的秘色瓷，确切年代是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之前，即迎佛真身到大内之前，应属晚唐时期。1978年浙江宁波市和义路出土越窑青釉带托碗，1980年浙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釉五瓣碗，均是唐代越窑的代表作品。直到五代、宋，这种造型的碗还在流行。在远离越窑的内蒙古哲里木盟辽国公主墓同样出土越窑秘色瓷花瓣口青瓷碗（相当北宋时期）。北方瓷器也是如此，例如陕西省耀县黄堡窑遗址也出土晚唐到宋代青釉花瓣口瓷碗，五代时期遗址中发现青釉碗、洗杯等器中，多曲型也相当丰富，有口与腹多曲，凹凸明显，与外来的多曲银碗相近，例如Ⅰ型Ⅴ式碗851VHliB，十曲口与腹，圈足，内外施青釉，内底划双层菊瓣纹，壁上划卷草纹，口径15.2，高4.3，足径7.6厘米。还有青瓷盏，D型I861VT648.这类碗盏数量都很多，也是多曲，凹凸不明显，仅有5瓣，如同花朵，这明显与外来金银器碗差距加大，接近国内生活习惯。

　　瓷长杯，唐代流行，很多著名瓷窑均有烧造，例如长沙窑。1983年湖南长沙窑共出土18件瓷长杯，其中蓝家嘴遗址出土的一件，薄胎，杯口作海棠形，杯心印莲花，喇叭形圈足，施青色釉，器高6，最大口径13.4厘米，底径5.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越窑青釉海棠式长杯，高10.8厘米，口纵23.3，口横32.2，足径11.4厘米，敞口，斜腹，圈足外撇，在口沿外稍稍内收，腹壁也呈弧线下收，整体造型规整，线条流畅，酷似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还有1978年浙江省临安县晚唐钱宽墓出土“官”字款白釉海棠长杯，高6厘米。杯口平面呈近似椭圆形，弧形浅腹，腹壁有弧形内凹棱，喇叭形高圈足，内外施满釉，瓷胎质白。在陕西省耀县黄堡窑出土两件青釉长杯（86IVT5：19），均残，椭圆形，近似耳杯，敛口，口沿四曲，腹部横曲，内外施满釉，釉色青绿，有开片纹，玻璃质感强，底上有钉支烧痕，长10.4，宽6.1，高3.3厘米。当时著名的北方邢窑、定窑等都烧制。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一件玉八瓣形长杯与水晶八瓣形长杯。故宫博物院藏玉人物纹长杯，高4.9～8.5，口径8.5～14.9厘米，玉质呈青色，局部有白斑，口为椭圆形，腹下收，底有圆形足。腹外阴线刻人物，衣着分别为褒衣、博带衣，盘腿坐或跪踞于席，作饮酒畅谈状，近足外饰卷草云纹一周。这类杯还有青铜、玻璃等器，银质长杯多见，在陕西省有西安市城区出土的鸿雁黄鹂纹银长杯、双鱼荷叶纹银长杯、摩羯纹金银长杯、鹦鹉纹银长杯，耀县背阴村出土一件银长杯等。在唐代李寿墓与懿德太子墓、房陵大长公主墓的石刻棺椁和壁画中有侍从手持长杯图，其出现与流行时间应是8世纪中叶以后到9世纪，在金银器长杯中分瓣为竖向“分瓣”式与横向“分层”式，唐代流行，备受上层贵族的喜爱。《中国圣火》一书的《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舞乐图〉散记》一文与《唐代金银器研究》中的《萨珊式金银器多曲长杯在中国的流传和演变》一文中介绍，在我国新疆库车克孜尔第38窟主室顶4世纪（十六国时期）壁画中，供养人手持的长杯是我国发现较早的，还介绍在山西大同南部北魏遗址出土八曲银长杯并研究论述长杯的发展。“从中国出土的遗物和上述学者的研究，我认为多曲长杯是产生、流行于萨珊的银器”。在出土北周、隋时期的安伽、虞弘、史君等墓的石榻屏风与石椁上雕刻图中就有手持长杯的中国舞乐饮宴。这类银杯传入我国后为了适合习俗与实用逐渐改进，形成一类“曲瓣不那么明显凸鼓，曲瓣减少至四曲”的造型。唐代中晚期流行的金银器长杯是受萨珊影响，制作并经过艺术改造，上述发现的银长杯均是带萨珊风格，瓷长杯是仿金银长杯烧制的。

　　白釉双柄壶，高31.5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8厘米，最大腹径14厘米，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盘口，细颈，斜肩，上鼓腹，下腹收，平底，在肩上有双龙柄相对应，嘴衔口，施白釉至下腹，这是唐初盛行的器皿。还有三彩双龙柄壶，陕西省博物馆藏一件。从考古资料中看，在隋唐以前未见此类的壶，也不见它有演变发展过程与来源，但从壶体部分和柄看，与当时的鸡头壶相近，若把鸡头壶的鸡头流改为龙头柄，与相应的柄对称，即双柄壶，“双龙耳瓶的器形也同样可以看出是在鸡头壶的基础上吸收了外来胡瓶的特点”。这是一个突变，从实用角度与传统观念看，不是中国人的习惯，它是受外来影响形成的，造型美观，挺拔端庄，带西域风格。鸡头壶是三国末年越窑、瓯窑的一种新产品，以后江南各地瓷窑都有烧制，鸡头壶是在罐子的肩对应装饰鸡头与鸡尾，鸡头系实心，均起装饰作用。东晋时期壶身变大，前装鸡头为引颈高冠成为流，尾部改为圆股形把手，上端粘在器口，下端贴上腹。到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饰龙头。南朝器身修长，更偏于实用，隋、初唐时期，其演变趋势为鸡头由小到大，趋向于写实，壶身由矮小到瘦长，系的形式由条状到桥形等，这时的鸡头壶壶身较南朝更为瘦长，壶口更高，颈更细，鸡头为公鸡打鸣状，柄仍保留南北朝时期的龙形柄。鸡头壶主要在南方流行，到隋与唐初南北均流行。西安地区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鸡头壶与杭州灵隐寺香料厂初唐墓出土的鸡头壶为代表作，是中国传统的器物。中亚地区木鹿发现一座大型方砖坯建筑的佛教“？堵坡”，同时还发现一件高46厘米的双耳陶瓶，属6～7世纪，上面施多色彩画，内容为盛宴、狩猎、生病与出殡的场景。从人物形体、脸型、衣服、绘画技巧看，与古代中亚绘画一样，双耳（柄）的上端接口沿下，下端与肩部相连，耳（柄）近口沿处有一圈凸起。“都使我们得以确信，木鹿的彩绘陶器是当时生产的，并不是从某个萨珊王朝统治区输入的”。双耳（柄）瓶在当地使用较普遍，早期也曾出土，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意大利出土墨绘式彩陶双耳瓶2件（高31.2厘米与39厘米，公元前6世纪），巴黎国立珍宝馆藏意大利岛尔西出土墨绘式彩陶双耳瓶与红绘式彩陶双耳瓶（分别高33厘米与56厘米，公元前6～前5世纪），可以说在中亚很多地区使用，并源远流长。隋、初唐时期传入中国，很快被吸收，与鸡头壶结合形成一种新造型的壶，还有一类双腹双柄瓶（壶），出于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盘口，长颈微缩，双腹体即双联，下部各收，平底，双柄为龙首形，其衔瓶口，下与双腹的肩部相连，通体施白釉，造型奇特，是由单腹瓶变化而来，从柄（耳）与腹看，单腹与双腹为一类产品。

　　塔式罐，一般是由盖、罐、座三部分组成。塔来自梵文，汉语音译为“？堵坡”或“浮图”，原是安放高僧遗骨之用，以土、石、砖、木等建成，作为供养人崇拜的建筑物，后为象征佛教的一种建筑物。佛塔起源于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并作为佛教三大建筑（石窟、寺院、佛塔）之一在中国南北盛行，其建筑造型多样。塔式罐是仿照覆钵式塔做成，从印度桑奇？堵坡看，主体是近似半球状覆钵，其下部有供礼拜用的附阶，再下为基座，在覆钵之上有方形的平头神邸，上立刹轩，轩上装伞盖。1972年陕西黄堡镇古窑址出土黑釉瓷塔形罐，通高51.5厘米，径长7.4厘米，器盖为七级宝塔形，顶塑一小猴，罐为翻沿圆唇，短颈，肩腹圆鼓，下腹较长，平底，底座的边沿砌成不规则的多边形，在罐的下腹部堆贴长叶状花瓣一周，底座四周捏成壁龛状，内塑有人物、佛像、花卉等装饰，这种瓷质的塔罐少见。在唐代墓葬中发现陶器的较多，作为随葬品，造型分为三部分，中部为圆形罐，上为圆盖，盖纽为多级塔形，下为束腰圆形座，底呈喇叭型，通体彩绘，一般绘莲花、宝相花和大朵流云，也有人物，器型演变规律。西安市考古所藏一件红陶塔式罐，中间的罐腹浮雕狮首与羊首各三。盛唐时期出现三彩釉塔形罐，制作精美，陕西省博物馆藏有3件。其一是三彩四孝塔式罐，高50.8厘米，1970年咸阳市契芯明墓出土，顶作宝珠形，罐体腹有一道凸棱，下浮雕四兽面，其上雕曾子抚琴悦父、董永卖身葬父、郭巨卖儿养母、曾子汲水济母四孝画面，通体施三彩釉，红陶胎。其二是三彩塔式罐，高69厘米，1959年西安郊区中堡村唐墓出土，上部是一个高耸的带圆锥纽盖。其三是同墓出土的一件高70厘米的塔式罐，与上述造型相似，仅是罐腹部没有装饰。从造型与纹饰看，是印度风格佛塔与中国儒教传统纹样相结合。这种具有浓厚的佛教装饰风格的塔式罐，是当时新的品种，塔式罐多是彩陶，主要出土于唐中宗至唐末的墓中，属随葬品。

　　瓷高足杯，在古代瓷器中发现较为丰富，古瓷窑址中出土数量也多。例如湖南长沙窑，包括枫树嘴，兰岸咀，王田坪，都司坡等地窑址都出土了一批残高足杯，其他窑址也发现高足杯，说明当时大量烧制。长沙南部M3墓出土晋代青瓷高足杯，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山西太原隋代斛律切墓、广东英德唐墓、湖南长沙市黄土岭唐墓、山西太原南郊唐墓（M5）均有出土。从考古资料看南方出土的较北方多，高足杯用瓷烧造在唐以前发现很少，在唐代及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都烧制瓷质高足杯。高足杯在西方罗马帝国时代已广泛使用，在《三国志》、《西汉书》、《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有记载。中国出土的银质高足杯是受罗马――拜占庭影响的，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对此多有论述。唐代墓葬出土的金银高足杯，有的是西方生产的，有的具有很浓的西方风格，也就是说在制作过程中，不是全然地接收、仿制，而是适应本国人民的喜好而改进，呈现一种新的风格，包括纹饰与装饰内容。仿制外来的高足杯除银质外，还有铜、玉质的，瓷质则最多。“总之，高足杯最初是罗马风格的器物，拜占庭时仍沿用。唐代的高足杯类，可能源于拜占庭的影响”。同时“中国通过南海与罗马――拜占庭交往历史悠久，因此隋唐时期中国南方出土较多的陶、瓷、铜、锡高足杯，均是仿罗马――拜占庭同类器物的可能性更大”。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出现不同质料的高足杯，如秦阿房宫遗址范围内的小苏村出土一件秦玉高足杯，另外广州市南越王墓与广西各出土一件玉高足杯，这3件造型相同，纹饰也相近。1970年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3件鎏金高足杯，对高足杯的源流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隋唐时期的银高足杯出土数量丰富，除西安地区的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临潼庆山寺、隋李静训墓等外，外地也较多。山西大同出土的鎏金高足杯和李静训墓出土的银高足杯被认定是西方输入。6～7世纪初的粟特银碗上有希腊罗马神话图，人们在饮宴中手持高足杯，近几年来发现入华祆教西域人的墓葬中出土石椁与石榻围屏中宴饮图有使用高足杯，表明高足杯是外来器物，同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使用高足杯的场景。葬于唐咸亨四年（公元673年）的房陵大长公主墓也有持高足杯的侍女图，反映高足杯传入国内后，社会上层人物已普遍使用。

　　提梁白瓷皮囊壶，出于西安市西郊，现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高21厘米，宽18厘米，邢窑产品。上部扁形，中间有提梁，流口圆形，壶下部饱满，平底，左右两侧有线纹凸起，有缝线痕纹，形为皮囊壶，前后两面划花纹饰。在河北省曲阳县邢窑遗址出土有此类型瓷片及残器，证实邢窑烧此类壶。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一批金银器中也有一件舞马衔杯提梁银壶。皮囊壶是草原游牧民族使用，又称马蹬壶、鸡冠壶、提梁壶，有铜质、锡质、银质以及瓷质等。唐代以后辽代烧制此类壶较多，是辽代典型器之一，除了周边少数民族使用外，西域也使用皮囊壶。6～8世纪中亚的东北地区――恰奇（今塔什干地区）、费尔干纳和土河地区（今吉尔吉斯北部和哈萨克南部），处在粟特强有力的文化影响之下，同时还受突厥人影响。在库瓦出土的一件青铜项链，上面有库别拉――印度酒神和自然创力之神的形象，印度酒神有件皮革制酒具――中亚6～8世纪特有的皮酒囊，这件皮酒囊也就是皮囊壶，它是西域驼群通过丝绸之路必需器具。瓷皮囊壶是唐代的新产品，与周边少数民族、游牧民族与西域有关。从造型与纹饰看，中国瓷器不仅善于借鉴外来文化，而且善于学习和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有益文化，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

　　花釉瓷腰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一件，经过修复为完整器。两端呈喇叭口，中部细腰，口与腰部共有弦纹五道，通体施黑釉，上有灰白花斑如流云，即花釉，又称“羯鼓”，属陕西省黄堡窑烧造。近几十年来黄堡窑发现很多花瓷鼓残片，经过整理基本上能确认瓷鼓的形制，说明黄堡窑在唐代大量烧制花瓷腰鼓。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省鲁山、内乡、禹县，山西交城以及早年在河南郏县等地窑址都发现唐代花瓷产地，同时也有腰鼓标本瓷片，这与唐南卓《羯鼓录》：“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相符。从而可知，在河南、山西、陕西的唐代名窑都烧花瓷羯鼓。羯鼓原是西域乐器，唐代诸乐中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羯鼓。在唐代或更早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壁画与棺椁刻画中，常见到奏乐舞蹈者，例如西安市东郊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一组骑马女乐俑，演奏者分别持腰鼓、箜篌、钹、琵琶等，陕西三原焦村出土唐李寿墓石椁线刻画中有一组奏乐图，其中就有打腰鼓者，唐代形成的龟兹部中乐器有羯鼓、揩鼓、腰鼓、鸡娄鼓等，毛员鼓、都昙鼓等都是腰鼓。龟兹乐演奏时其效果或如惊风急雨，会使乐曲表现出节奏感极强的特色，因而乐舞中龟兹乐很重视用鼓。腰鼓是从西域随龟兹乐东传到中原，在中原大量烧制，可见外来音乐在当时的影响。王建《凉州行》写道“城头山鸡鸣角声，洛阳家家学胡乐。”正如《中国陶瓷史・隋唐五代的陶瓷》所载：“唐代乐器的拍鼓原是西域乐器，唐人不仅吸入唐乐，而且用花瓷烧制鼓腔，这也是罕见的，使人想到唐人的气派与风格。”到了宋代瓷腰鼓仍在烧制，在耀州窑遗址内发现4件残器，造型与唐代腰鼓相似，体有凸弦纹，内外施青黄釉，通体刻画纹，腰上刻蕉叶，喇叭壁上刻缠枝忍冬和缠枝菊花，说明到了宋代此乐器仍在使用，成为我国的传统乐器。

　　唐代瓷器向海外开拓市场，从考古发掘与调查看，陆上丝绸之路通西亚、中亚等地区，海上“瓷器之路”通往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波斯湾及埃及、朝鲜、日本等国家，这里均发现当时的瓷片。这些瓷片记载着伟大的中国人民在陶瓷科学技术史上取得的成绩，记载着在漫长的、艰难的“瓷器之路”上，往返商贾及友好“使者”的遗迹。1974年宁波余姚出海口发现唐代乾宁五年（898年）前后的沉船，这艘船满载着瓷器准备到国外进行贸易，却遭遇海浪袭击沉入海底。船里装的大部分是长沙窑、越窑、邢窑瓷器。证明中国的对外贸易繁荣，并以陶瓷器为主要商品。为了迎合外国风俗，唐代瓷器艺人吸收外来文化，与本地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烧造出新的造型与装饰图案的瓷器。唐以前已出现莲花、忍冬、联珠等西亚、中亚艺术纹样，同样流行葡萄、缠枝卷草、宝相花、雄狮、奔鹿、犀牛等外来纹样。以长沙窑为例，1983年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该窑址进行发掘（包括以前发掘与调查），发现很多唐长沙窑的残瓷器与瓷片，上面有很多西方文化的纹样，如椰子树、杪椤树（又称摩诃婆罗树），椰枣纹（又称大食枣、箐枣、海枣、波斯枣）、菩提树、茅庐、浮图（佛塔）、宝袋图案、莲花、摩羯、狮子宝袋及伊斯兰世界的火花、行云、蔓草、联珠、三角、方形、圆形等几何图案。椰枣主要产于非洲、伊拉克、阿曼等地，7世纪阿拉伯、波斯商人将其作为珍贵礼品赠送宫廷，有特殊意义。9世纪时美索布达米亚的白釉蓝绿陶器上，几乎都是用椰子树花纹装饰，它是从波斯陶瓷装饰中移植过来的。杪椤树，据载佛陀在此树下降生，又在此树下讲经说法和涅�。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前卷十八记载：“婆罗、巴陵有寺，僧房下忽生一木，随砍随生，外国僧曰：此婆罗树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佛教徒称其为“圣树”，有的在此树下饰有珍禽，如鸽子、鸾鸟、鸳鸯等纹饰。茅庐为芦苇编织扎结而成，代表佛陀苦练修行场所，其旁的树木为佛院苦修成道的菩提树。摩羯是梵语译音，或作摩伽罗，似龙首鱼体，由印度传入我国，被视为生命之本。狮子，称神狮，有的作人立状，有的与佛教菩提组合在一起。狮子不但在古代埃及、希腊雕塑中出现，而且与佛教连为一体，称为护法狮子。几何纹与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有关，9世纪前后传入我国，我国为了适应外销需要而烧造几何纹瓷器，它们深受外国人喜爱，也大大丰富了我国瓷器装饰的内容与题材。

　　二

　　宋、辽、金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瓷器烧造的地区扩大，品种增多，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宋瓷巧夺天工，其“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同时瓷器的对外输出量比以往大得多，宋代海外贸易更加活跃，政府还派遣使臣到海外诸国开拓贸易，在广州、杭州、明州（宁波）、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出口货物主要是瓷器，陆路与海路运输都繁忙不停，当时摩洛哥旅行家阿巴杜拉在游记中记述了在广州的见闻：“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其间最大者，莫过于瓷器市场，商人由此转运瓷器至中国各省及印度、也门”，“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世界故乡摩洛哥，此种瓷器真是世界最佳者。”瓷器在发展中既借鉴外来造型与纹饰，又兼收并蓄，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由于使用习惯与社会习俗不同，审美的变化，有的器型和纹饰也在消失。例如唐代烧造的莲花瓣口与海棠型碗盘，带有外来风格，经过改进创新，到宋代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均烧制，说明其使用极为普遍。如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哲里木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越窑秘色瓷花口缠枝菊纹盘；北京市门头沟龙泉窑的辽代白釉托盘，托上的盏为六曲型（弯曲凹凸明显）；1987年浙江松明、水南乡塘辽村出土北宋龙泉窑六瓣莲花盘，整体为六曲，敞口，口六曲处凹进，下有内凹棱线，内底周边有凹弦纹一周，圈足，施青釉。其造型已是中国化了，与佛教思想与粟特等西方国家的盘碗的内涵完全不同。莲花成为传统装饰花卉，象征“纯洁”，寓意“吉祥”，又因“莲”与“廉”同音，因而以莲花表示廉洁。宋代瓷器以莲花纹作装饰的也多，诸如碗、盘、瓶、罐、壶、枕等使用。有的从装饰艺术角度出发，将莲瓣进行艺术加工，成为变型莲瓣纹。莲瓣的形式丰富，有圆头莲瓣、尖头莲瓣、单勾线莲瓣、双勾线莲瓣，有的是双层或更多层。宋龙泉窑碗、瓶、罐等，莲瓣造型丰富多彩，姿态优美，酷似一花独放，承托着如玉类冰的碗、盘。串枝叶纹饰也很丰富，构图变化多，使用普遍，是由唐代宝相花、忍冬、缠枝等纹饰发展而来，枝叶波折不断，任意延伸，形成二方连续与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器物腹上。瓷器上的装饰纹样主要是美化器物，起观赏作用，是人们世界观、社会习俗与审美观念的反映，是各个朝代社会与精神的体现。这些纹饰传入中国后，经过改造形成了各种变体，其变体有助于断代。串枝莲纹饰是中国传统的云纹、勾连云纹与西方忍冬纹、莲花相结合形成的纹样，唐代流行，变化多，宋代不同于唐代，又有新的变化。看来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瓷器不但造型受西方影响，装饰纹饰也受其影响。

　　军持随佛教传入我国，宋代仍烧造。1969年河北定县宋静志寿、众院两塔基出土了24件定窑白釉净瓶，最大的高60.7厘米，器型庄重精细。宋代以后净瓶的造型逐渐发生变化，腹部刻画纹饰，有的在流口加子母盖，有的装饰成龙首，顶部加长。而南方所制形体小，例如1976年在福建德化县屈斗宫窑址发现大量残瓷器，其中净瓶是特殊器，器型较小，口小、长颈、溜肩、鼓腹、圈足，颈间饰以相轮，釉色青白，质地坚硬，通高17.5，口径2.1，腹径5.4厘米。浙江龙泉博物馆藏元代龙泉窑带座吉字瓶（即带座净瓶），直口，长颈，颈上有相轮，鼓腹下收，圈足。座外折，平唇，束颈，鼓腹，镂壶门四个，下有附加四足，通体施青釉。瓶高16，口径21，足径37，座高8.2，口径8.3厘米，说明宋元时期烧造范围很广。而另一类口为喇叭形，细颈，多数有流无把，有的有把，鼓腹，平底，实足，其腹部皆为模印莲瓣纹或云水纹等，釉影青色。元代仍在南方沿海一带烧造，器型不大，为10余厘米。总之，净瓶虽与佛教有关，但宋元时式样有差异，南方沿海地区各窑仍在大量烧造，而北方窑烧造逐渐减少，这种变化与外贸输出有关。其使用范围扩大，不限于佛教僧侣，伊斯兰教徒也使用。随着海外贸易扩大，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及减少运输中的破碎损失，沿海地区除烧白瓷外，还烧青瓷，青白瓷等。为了适应海外需要，军持也按海外的形式制作，例如1974年在泉州湾打捞沉船时发现两件陶质军持，“宽沿，长颈，鼓腹，肩腹交接处附流”，经研究断定不是国内烧制，而是为东南亚当地生产的样品。南洋当地人信奉回教，习惯用军持，并用军持“拜功”，“到天方朝觐也用”。东南亚地区发现很多宋元时期德化窑军持，而在德化窑窑址中也发现了堆积如山的残破军持，说明其在中国国内流行。例如，元朝侨居泉州的蒲寿庚《心泉学诗稿》的《山中井》诗句：“明月照我牖，独取携军持。”宋代诗人陆游《巢山》诗有：“穿林双不惜，取水一军持。”

　　瓷把杯在唐代瓷器中仿西方银把杯，瓷把杯的“把”最有特色。南宋郊坛下官窑烧制青釉瓷把杯，浙江省吴兴县皇贲山宋墓出土龙泉窑把杯，现藏湖州市博物馆。高3.5厘米，口径9厘米，足径4.6厘米。敛口，腹微鼓，平底，圈足较小，腹上部装一把手，即在环形把上有一如意形“横指垫”，通体施粉青釉。南宋瓷把杯的造型起变化，由于带把使用方便，一直使用。

　　元代瓷器在造型和纹饰上，有继承也有创新，新品种有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等。青花原料曾经从国外引进，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创新品种还有霁红、霁兰（即铜红釉、钴蓝釉），为以后的瓷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僧帽壶与多穆壶是前朝未有的新造型，原是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贮存奶液之类的盛器，到明清仍在烧制。还有高足杯，如圆碗形，仅是圈足加高，是宋代高足的延续，生产量大。例如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河南钧窑、河北磁州窑、山西霍县窑均烧制。

　　宋初伊斯兰教所属国（指大食国所属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伊朗、阿富汗、叙利亚、埃及、北非等）与宋朝通好。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大量运往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商人纷纷来华，在广州、泉州等海岸城市长期居住，把阿拉伯文明与商品传入中国，还兴建清真寺，故宋・周密《祭帝杂谈》中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元朝盛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社会地位提高。《马可・波罗游记》载：“大都及今西北、云南、山西各地均有回回教徒。”《伊本・巴图塔游记》载：“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回回教徒居住的地区，有供举行礼拜用的大寺。”总之，宋元时期伊斯兰文化在华夏大地传播，中国瓷器在伊斯兰教国家大量使用。元、明、清时代，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使国内丝绸、金银器、漆器与陶瓷器带有伊斯兰风格。为了迎合伊斯兰教国家的审美情趣，中国工匠设计出带伊斯兰教文化或者按伊斯兰教生活器具仿制的瓷器，被他们“视之如宝”，有的被镶嵌在神庙的墙壁上，至今，元代和明永乐、宣德朝青花瓷器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叙利亚等国还有收藏，尤以伊朗的阿德比尔宫博物馆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博物馆最为丰富。

　　三

　　明清是中国陶瓷发展又一个高峰时期，不论是烧造质量与选料、制作技术等均达到高峰。瓷器外销国家更多，数量更大，除了考古资料外，还有文献记载，例如《宋史》、《宋会要辑稿》、《诸蕃论》、《岛夷志略》、《大明令典》、《星槎胜览》、《中国交通史料汇编》、《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等等。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瓷器正像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所说：“远销全世界，瓷器运输的陆路与海路，是中外文明的纽带和桥梁。”明清时期曾一度实行海禁，海上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瓷器出口并没有停止。其输出主要是政府对外馈赠、入贡使节的回程贸易和民间的对外贸易，还有明初郑和大规模远航贸易，通过这些渠道我国的瓷器畅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美国、俄国、瑞典、丹麦、巴西、比利时、埃及、土耳其、印度、泰国、菲律宾、日本、朝鲜等国，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明史》载：洪武十六年（1383年）就曾赠予占城罗和真腊瓷器各一万九千件。明朝中期以后，特别是成化到嘉靖年间，民间的海外贸易发展，如明张燮《东西洋考》载：私商李锦、潘秀、郭震等人与荷兰进行瓷器、生丝、茶叶贸易。明隆庆五年（1571年）菲律宾著名的马尼拉港开放，每年约有三四十艘中国大帆船来这里出售瓷器，并从此转运欧洲销售。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荷兰皇宫通过葡萄牙、西班牙向中国订购瓷器九万六千件，1602～1682年有1200万件瓷器被荷兰商船运载到荷兰和世界各地，其中98%以上为中国瓷器。1604年荷兰袭击葡萄牙商船得到中国瓷器约六十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国商舶“马克利斯菲尔”号返航时，运载了五十三箱瓷器。1715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以后，估计约二千九百万到三十万件中国瓷器运到伦敦等港口。1784年（乾隆四十四年）第一艘到广州的美国商舶“中国皇后”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在广州购置瓷器九百六十二担。海上考古表明，亚、非洲许多国家通过贸易购买大量中国瓷，如埃及福斯塔特出土有7～17世纪的中国瓷器12000件，其中有一定的数量的青花瓷片。瓷器外销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瓷器质量的提高，正如《饮流斋说》记载：“……由近年西人辎金重购，业此者各自竞争，美术因之进步，颜料选工……所以最精最难辨者，大率皆最近之品”。瓷器销售量增大，不仅刺激质量提高，同时促使不断扩大再生产规模，瓷器作坊和窑厂增多，制瓷工匠随之增加。以当时的景德镇瓷器窑场为例，正如法国传教士登退尔科尔所述“景德镇，周围坊里之大工业也，人口近百万，窑三千，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间则色焰烧天。”增加的工匠是从周围农村招来，有的变成独立手工业者进行制瓷。“饶州七县以及南昌、都昌等地之人，杂聚窑业，拥工为生”，正是“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宋应星《天工开物》、唐英著《陶冶图说》都详细记载了当时制瓷业分工协作的生产工序。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记载：“每个中国之瓷厂，皆莫不有自己专技，若计算之，直至造成卖出之时止，每件瓷器需经工人之手五十六”。从而看出瓷器制作分工明确，已成“流水线”生产，生产效率提高，工艺技术精益求精。浙江龙泉窑、广东石湾窑、福建德化窑等与江西景德镇窑一样，凭借着自己的地理资源和技术优势发展瓷业商品生产，使整个窑场成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基地。随瓷器货源增加，国际市场日益扩大，反过来又刺激国内瓷业商品生产。

　　这时的瓷器造型与纹饰带有明显的异国风格。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曾指出，明早期有明显外来风格的瓷器，例如天球瓶、如意耳葫芦瓶、执壶、花浇、鱼篓尊、折沿盆、盘座、直流壶、扁壶等。它们有的摹仿陶器，有的摹仿青铜器，有的摹仿金银器，以摹仿青铜器物的较多。天球瓶是仿叙利亚同式铜瓶制作的，伊朗阿迪比尔寺庙收藏一件天球瓶，颈肩之间有双耳，腹施青花，有阿拉伯文字、卷枝纹、凤纹与乳丁纹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天球瓶就是仿此类瓶烧制，是中国传统与叙利亚风格结合的器物。如意葫芦扁瓶，有两式，一式上部葫形小口，下部扁圆形，另一式为下部稍大于上部，两种瓶的两侧均有如意形耳，下均为长方形圈足，除上部略有变化，与西亚地区同形的陶瓶，铜、银双耳葫芦扁瓶相同，主体纹饰相仿。洗口如意耳扁瓶，其形式为洗形小口，瓶腹较大，圆而扁，口肩连以如意形双耳，宽圈足，肩部左右各凸起一个圆饼，是元明时期仿西亚地区器，青花纹饰却是伊朗特色。青花执壶，小口，一侧设有？形流，相对处有一曲柄，丰肩，肩下渐收，腹部近垂直形，圈足，宣德时期较常见，此为仿伊朗银壶与铜壶，此壶又称带把壶。青花带柄花浇，口颈相连，鼓球形腹，口肩有相连龙曲柄，仿西亚地区铜器。青花鱼篓尊，有敛口与直口之分，口以下渐广，腹下鼓，圈底，是仿西亚地区黄铜鱼篓尊。青花折沿盆，盆口沿外撇，盆身上微窄，下略阔，盆体近垂直，平底，此仿叙利亚陶彩绘盆与伊朗黄铜盆。这时受外来影响的瓷器有的可追溯到更早时期，如青花执壶与荷叶形执壶造型相似，唐代已流行。还有一种大扁壶，小直口，壶身为圆扁形，正面微鼓，中心有圆凸脐，背面近平，中心为卧足，中有相应的圆形凹脐，左右肩部各有一活环系，正面凸脐上多绘八角星仪，外围有的绘缠枝莲，边缘为海水纹，侧壁一周绘缠枝莲纹，背面无纹饰。近年来在陕北地区发现一件宋元时期扁壶，通体施褐色釉，口沿有斜凸棱，细颈，圆扁腹，一面微鼓，一面平，无釉为底，一侧各有一系，可以看出这类壶较早时期就在我国流行。至于装饰纹样，有的早在瓷器上出现，明清时期青花瓷器使用的更为普遍，例如永乐时如意葫芦扁瓶的宝相、花洗口如意耳扁瓶缠枝花、大盘的西蕃莲（又称回回花）等，特别是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永乐青花卧足碗，花纹是以阿拉伯文作装饰，意为“主啊！保佑我们！”到了明正德时期使用阿拉伯文更为普遍。

　　国外青花料的大量输入，加快了青花瓷器生产发展的步伐。青花瓷器呈色鲜艳，给人以明净素雅之感，纹饰永不褪脱。在元末多采用青花进口料烧瓷，并且“通过来到我国的中亚国家匠师以及与中亚等国的贸易，我国学习了阿拉伯国家青花色料和青釉技法……这些也是受阿拉伯国家的影响”。明清以后青花瓷器著称，其青花料同样“多来自外国，如明初用苏泥勃青，至成化时因苏泥勃青用尽，乃用回青。红色则用三佛齐之紫绯、渤泥紫矿、胭脂石”。明初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次出使“西洋”，前后达28年，每次返航时，带回大量制瓷青花料。明・王世懋《窥天外乘》载：“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还有明高濂《遵生八笺》、清唐衡鑫《文房肆考》、朱琰《陶说》、兰浦《景德镇陶录》等都提到“苏泥渤青”料（名称译音略有出入）。这种青花含锰量较低，含铁量较高，其色泽如宝石蓝花一样鲜艳，常常有“黑疵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色斑点与浓艳青蓝色相映成趣，可谓“恰到好处”，这也是明洪武、永乐、宣德瓷器生产有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进口苏泥渤青料用竭，贸易进口青花料发生变化，加之烧制技术的改进，青花瓷器的色泽特征也发生改变。烧制青花瓷器除使用平等青外，有的也加进口料，其官窑青花色泽的特征为柔和、淡雅而透彻的蓝色，或蓝中闪紫，因而称“成化、弘治、正德”三期的官窑青花，则是进口青科和国产青科杂用期。《窥天外乘》还载：“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铛镇之南得之，经练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进口的“回青烧制的青花瓷”不同于成化浅淡，其为蓝中闪紫，浓重、鲜艳、幽青可爱。以正德嘉靖至万历青花瓷器使用回青较为突出。当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载：“因青乃西域之青，美者，亦名佛头青”。李时珍（1518～1593）在《本草纲目》中说“而今货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佛头青，种种不同，而回青尤贵”。《明会典》载：“吐鲁番于嘉靖三十三年进贡回回青三百一十八斤八两，两斤值银二两”。从这些珍贵资料可知，西域国家输入的回青色料非常重要，使用较多，《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江西大志・陶书》、《豫章大事业记》、《浮梁县志》等均有记载。仅嘉靖一朝官窑烧造瓷器近六十万件，青料的用量必然相当大。“回青”料瓷器“幽菁可爱”，烧制商品瓷器的民窑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也想尽办法得到回青，除了从外商购买外，他们不惜高价从御厂的官匠中间去私买，官匠因有利可图就合伙窃取，所以民窑也烧制“回青”料青花瓷。还有，据1786年《关于中国化学和医学外科的观察报告》载：“大青，这是由玻璃的粉末（是钴的一种金属灰）和打火石粉末，这两种粉末混合熔化成的，从欧洲运到广州，此外，波斯的蓝色颜料也进口广州（烧成后），仍然发出深沉而美好的色泽”。当时青料除西域进口外，还有一部分是从欧洲进口的。清代史料《户都则例》记载，福建省海关的税品目中有大青、宛青，说明到清代仍然使用进口青花料。由此可见，我国明清青花瓷器装饰艺术精湛绝伦，著称于世，是与外国的青花料分不开的。

　　当时专门为某个国家、民族审美需要而烧制的外销瓷丰富多彩，如清末玛利亚肖像碗、北海渔民捕鲸图盘、绿地彩绘纹双耳大盖碗、乾隆彩绘盘，彩绘苏格兰士兵盘等，还有明代专烧克拉克瓷，这种风格青花瓷器属外销瓷，保留中国传统画法，却具国外风格。广州洋彩瓷始于18世纪，发展到19世纪成为销往世界的彩瓷工艺产品。外销瓷器是按国外瓷器“样本”或“粉本”烧制，同时学习国外的技术配方，反映他们的社会、习俗、审美与爱好等。陶瓷艺人生产外销瓷的过程就是学习国外文化艺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引进外来艺术、烧制技术，在外来文化艺术中吸收营养，提高本国瓷器的质量，增加瓷器的品种与“花色”。目前，在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意大利那不勒斯等地博物馆藏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西方国家特殊定货烧制的外销瓷。在南亚地区也遗存明代釉里红、青花瓷等。具体的瓷器有回回文三彩大盘、龙云奔马回回文白地青花大盘、八卦龙凤海马外文三彩大盘。英国旅行者William Hickey于1769年参观广州的一间广彩工场，看到约200工人在瓷上绘图案，例如瓷军持在广州、福建等地大量烧造，造型优美，质地实用，颇受当地人民喜爱。明万历按东南亚人的习惯，把军持的流改为乳状流运销海外，销量大增。1994年5月《南洋商报》报导：1994年初，在丹绒比拉岸外三海里外处，打捞出沉没于嘉庆二十九年（1817年）的“戴安娜”号船，此船是由澳门满载中国货物驶往加尔各答时意外触礁沉没，据说从船上的货单看，仅各种瓷器就有两三万件，有中国传统式样、中西结合式样与纯国外式样瓷器，主要是江西民窑产品。清代的外销瓷同样按照国外市场需要生产。如《景德镇陶录》记载：“烧制外国样式瓷，销往国外。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外销瓷的品种有餐具、咖啡具和“纹章”瓷。还有景德镇烧好的白瓷运往广州烧彩，再出售给国外，这就是所谓的广州彩花瓷，简称“广彩”。清・刘子芬《竹园陶说》载：“海通之初，西南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至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洪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这些外销瓷也在国内进行贸易，至今仍是我国彩瓷中的一个品种。笔者在征集、收购传世文物中就发现很多具有欧洲特色的瓷器，其图案、装饰、造型均是异国风味。

　　明嘉、万历时期，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相继来中国，带来大量西方宗教画，传播西方美术。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开放海禁以后，欧洲的绘画、珐琅金属工艺、掐丝画、玻璃工艺制品等从广州等港口传入内地。西方画家郎世宁、艾启蒙等曾在宫内传授西方绘画，西方工艺美术在中国得以流传。明末清初中国绘画受西方影响并发生变化，明末名画家曾鲸采用西方技法绘画，以后又有谢彬、徐易、张远等以西方技法绘画，在社会上流传。清宫内的著名画家冷枚、焦秉桢、唐岱、陈权等以西方绘画糅合在中国绘画内，新创一派，代表作品有《万寿盛典》、《平定台湾》、《平定准噶尔》等，内容是一些歌功颂德的军事画、历史画，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并影响民间。这种绘画艺术在国内影响各种美术领域，也影响瓷器绘画，阴阳凹凸渲染、点透视等技术以及西方几何图案作为彩瓷饰地，大大丰富了瓷器彩绘内容。中国青花瓷器的绘画表现原为中国传统水墨画效果，所绘的青花纹样属勾勒平涂，到明晚期，青花瓷器出现“分水技法”，即青花分层有色阶变化，它是以不同浓淡青料，有意识绘成多种深浅不同的色阶，到清朝康熙时期成熟。色阶变化多到九层，有凹凸变化，远近之分，具有立体感。所绘人物生动真实，衣褶变化丰富，质感强；飞禽走兽羽翅、皮毛栩栩如生；山水画面，群岭环绕，层峦叠嶂，河溪瀑布，由远而近，若听见潺潺的流水声；花卉树木有阴阳变化，苍翠鲜艳，四季分明，如临其境。

　　珐琅彩瓷与粉彩瓷器，色彩原料均含“砷”，是清代康熙年间学习西方烧制的。康熙皇帝喜爱西方珐彩画，于康熙五十九年在宫内造办处烧制成功，雍正六年珐彩料于宫内造办处自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