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二、近现代文物鉴定方法

　　何建武 王锋钧 邰紫琳 王焕玲

　　近年来，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民间收藏热的升温，近现代文物的价值正越来越受到各类文物收藏机构和收藏爱好者的关注。我国各级博物馆历来十分重视近现代文物的征集工作，许多专家学者在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鉴定经验，并在鉴定方法上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本文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在文物鉴定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将近现代文物的鉴定方法作一简述，谨供读者参考。

　　近现代文物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产生的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包括：近现代史上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重要的文献、手稿和图书资料；反映此期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等。

　　一、近现代文物的基本特点

　　（1）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生产的逐步发展和科技的日渐进步，社会物质产品迅速大量增加，近现代文物无论是数量、质地或功能都远远超出古代文物，其类别涉及到全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使得文物的内涵空前扩大。传统的对古代文物的分类方法（按时代、质地、区域、功用、属性、价值、来源、存在形态等）多不适用于近现代文物，从一些博物馆的长期工作实践来看，采用按用途对近现代文物进行分类的方法较为可行。按用途，其大致可分为文献、手稿、印刷品、音像制品、武器装备、徽章、证件、旗帜、印信等9个类别，这样基本可以涵盖反映社会发展（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建设、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生态、民族、宗教、国防等等）和对外关系（包括建交、联合国工作、双边和多边谈判、重要国际会议、收回港、澳主权、划定边界、友好交往、互赠礼品）的各种近现代文物。

　　（2）同古代文物相比，近现代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区分更加明显。就具体的某一件文物，更多的是体现某一种或两种价值，而不像古代文物那样三种价值常常结合得非常紧密。这是因为在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影响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产品的社会目的性更加明确，因而常常体现出单一的社会价值。比如，古代的鼎，它既是礼器又是饪食器，还作为随葬器和刑具。既有史料价值，又是高雅的古代艺术品，同时还是研究古代冶炼铸造技术的实物，它的三种价值结合得非常紧密。而近现代文物则常常侧重于其中的一种价值，其他的价值由于不重要而可以忽略。如朱德南昌起义时用的手枪，它的重要性在于这件文物的史证价值，而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就显得不够突出，也不是作为文物的它所要反映的主要内容。

　　（3）近现代文物同近现代史结合得非常紧密，对于反映近现代社会的进程起着史证的作用。它常常同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密切相关，成为实物史料。如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用的发言稿，就是一件与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直接相关的具史证作用的现代文物。较之于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所起的史证作用更加具体、翔实。

　　二、近现代文物鉴定的基本方法

　　近现代文物鉴定同古代文物鉴定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揭示文物真实的内涵与价值。但近现代文物价值的鉴定更侧重于它的史证性，这就要求必须紧紧围绕史料和相关背景资料，深入调查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准确把握其内在价值。

　　1.收集完整和确实的原始资料作为鉴定的直接依据

　　近现代文物距今相去不远，有些文物的相关当事人尚且健在，通过这些当事人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是最宝贵的，也是最为可靠的鉴定依据。但现今大多数近现代文物的有关当事人和参与者在世的已不多，如不及时对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系统的搜集，在不远的将来就可能产生历史物证上的缺环，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原始资料收集的内容包括：文物保存者与该件文物的关系；该件文物完整的流传过程；有关人员提供的材料、访问记录或录音资料，以及与该文物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著录或档案资料等。

　　资料的搜集应遵循科学、客观和完整的原则，这是做出正确鉴定结论的前提。主观的、片面的或错误的材料是造成错误鉴定的常见原因。为取得客观、完整的原始材料，除了搜集保存者本人提供的情况和资料以外，还要深入调查研究，尽可能多地搜集其他知情者所知的情况，有时还要深入现场第一线，全面了解文物背后的情况。对于通过调查所取得的资料，要加以筛选、整理和衡量，分清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并将可疑的材料认真复查、核实，然后将核实的主要材料加以综合分析，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确定正确的鉴定结论奠定基础。

　　虚假的和没有价值的近现代文物，在原始材料上所反映的内容必然历史背景不清，没有完整有序的流传过程，提供的材料史实不符或前后矛盾。即便是真的近现代文物，如果缺乏科学完整的背景材料，或失去了有序的传承过程，也就失去了近现代文物作为史证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脱离了其历史内涵的近现代文物就会失去原有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甚至会变成无用的废品。如某一伟人所用的物品，失去翔实的原始材料作为佐证就无法说明任何问题，变得毫无价值。不明拍摄时间、地点的老照片，其历史价值也会大大降低。

　　2.搜集文物本身的资料作为鉴定的辅助依据

　　对文物本身的检查必须系统和全面，尽可能地搜集可以作为鉴定依据的线索，尤其是文字类的材料。比如一些工业产品上有生产批号、产品编号、生产厂家，以及材质、加工方法、使用痕迹等均可作为鉴定的辅助依据。

　　3.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检测结果作为鉴定的参考依据

　　近现代文物中有许多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种类千差万别，有些已不能单纯凭借专家个人的经验来对文物进行鉴定。现代科学技术作为辅助手段在文物研究领域的应用已日益广泛，如X射线荧光分析法、电子探针显微分析法，甚至DNA检测法都已应用在某些重要文物的鉴定上。但现代技术手段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鉴定方法，对于各种先进仪器设备所得出的分析结果，还必须结合文物本身和相关的其他资料，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对于鉴定标准的把握

　　同古代文物一样，近现代文物只有经过考证鉴定才能判明其价值，而鉴定则必须有一个标准。1987年文化部颁发《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要求全国各博物馆将馆藏文物按其价值区分为珍贵文物与一般文物，将珍贵文物分别定为一、二、三级，以利于保管、维护、研究和利用。2001年又对此标准作了修订，重新颁布。由于文物的门类、年代、制式、材料（质地、成分）、造型、工艺、规格、性能、产地……以及物主的身份、地位、活动、背景、流传经过等，千般万种，千差万别，有些方面有可比性，有些方面没有可比性，情况非常复杂，因而期望有有一个“度量衡”式的标准，去准确地“对号入座”是不现实的。现行《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是一个有较大包容性的原则性标准，也就是一个相对通用的尺度。在鉴定工作实践中，要根据文物的具体情况，经过反复的斟酌比较才能把握适度。

　　近现代文物鉴定工作中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待鉴定近现代文物的几个必备条件：

　　（1）经过认真严格的考证，确为原件、真品；

　　（2）物主及其身份明确，知名度高，文物与物主的主要活动密切相关；

　　（3）对反映全国性或地方性重大事件具有直接见证意义或重要佐证意义；

　　（4）在某一领域中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性、代表性的遗存物；

　　（5）确实、生动及有意义的形成经过和流传经过；

　　（6）载有特殊意义的铭文、注记或图案标志；

　　（7）存世数量稀少。

　　近现代实物只有至少具备以上第1、2点和3、4、5中的任一点，才具有文物的性质，方可考虑将其视作近现代文物进行级别鉴定。确认一级文物时，还必须具备第6、7点。

　　第二、将文物个性与通史大背景相结合

　　通史，既反映着历史的纵向发展，即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事物的演进，同时又反映着某一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之间的横向关系，是人类对历史的全面而系统的认识。从通史的角度着眼，才能对不同类型、不同时间、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文物进行比较和鉴定。各种文物，也只有放在通史的“天平”上，才能显现出其内在的价值。

　　第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教育价值

　　按照文物界通常的看法，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近现代文物除具备这三种价值外，还有着特殊的教育价值，或者说社会教育价值。它既不等同于历史价值，又不等同于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这应看作是近现代文物的一种新的价值内涵。

　　近现代文物大多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反映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时期爱国志士、革命先烈、领袖人物和英雄模范的遗物，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如黄兴在“三・二九起义”失败后写的绝笔书、鄂军政府奖给何青云先烈的“辛亥首义立功证书”、广州起义时工人赤卫队使用的铁刀和红布条等。这类文物在对社会公众进行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中，有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社会教育价值不是其他三种价值的延伸或派生，而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又一种价值。

　　第四、代表性、典型性、标志性

　　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标志性的文物当然是珍贵的，三者在概念上有些交叉和重叠，不必详加区分。重要的是，所要鉴定的文物，是不是能够反映某一事件的主要情节和基本内容，是不是能够反映主人公在事件中的主要活动和历史作用。如果是，那么这件文物就是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反之则不是。标志性主要指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的重要经历）开始的标志、结束的标志、胜利的标志、失败的标志、转折的标志等，要特别注意那些带有“第一”或开创意义、里程碑意义的文物，如全国或本地的第一个政党成立宣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第一所新式学堂等，这些都是带有标志性的。

　　第五、文物不宜区分为正面的或反面的

　　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上把在历史上起积极、进步、革命作用的人物称为“正面人物”，把在历史上起消极、退步、反动作用的人物称为“反面人物”。与此相对应，博物馆界也把前者的遗物称为“革命文物”（正面文物），把后者的遗物称为“反面文物”。由于有了这种区分，人们对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文物的态度也就不同，对前者重视，对后者不那么重视，甚至心存疑惧。有些在当地知名度很高的近、现代人物，只因他不属“革命”营垒，当地博物馆就不注意或不收集他们的遗存物，造成某些近现代文物的空缺。许多知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复杂的，褒贬不一，不能简单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有很多著名人物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即便是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也会有变化，有时起积极作用，有时起消极作用。类似像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样的人物，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文物本身而言，不管是哪个著名人物的遗存物，都是历史的载体，都起着同样的见证历史的作用，不应区分为正面的或反面的。只要它们对见证历史事件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只要它们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就应视为重要文物。如北洋军阀绞杀李大钊的绞刑架，不论它是正面文物还是反面文物，其本身是当时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的有力罪证，而被杀害者又是中共著名领袖李大钊，所以这件历史见证物就可以定为一级文物。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南京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呈缴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指挥刀，既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也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象征，既有反面意义，又有正面意义，这样一件有重要标志性的历史遗物当然也应定为一级文物。

　　四、近现代文物鉴定与古代文物鉴定的异同

　　近年来近现代文物鉴定工作才刚刚起步，远不能和古代文物鉴定相比。如何借鉴古代文物鉴定的丰富经验，使两者互相衔接，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两者的共同点有：

　　（1）辨别真伪，剔除赝品

　　古代文物中的赝品，大多是由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为牟利而伪造的，鱼目混珠。近现代文物一般经济价值不高，不法分子复制、贩卖的活动不像古代文物那样严重，但近年来也有逐渐增多的迹象。目前常见的伪冒近现代文物通常存在这样几种问题：用现代称谓称旧称谓。有些文献中把1929年以前的毛泽东称毛主席；有些据称是20年代的器物上印（刻）的厂名是50年代以后才有的。子虚乌有杜撰名称。有些伪造者为使人确信某器物属文物，于是在器物上印上、刻上实际并不存在的厂名之类的文字。使用废弃的称谓。在历史的演进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称谓被废弃，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的称谓。辛亥革命后，“皇上”、“老爷”、“贝勒”等称谓被废，新出现“总统”、“先生”等称谓。有些伪造的文献中常把已废弃的称谓套在后人后事上。

　　（2）考察文物产生的年代、地点、当时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矛盾、重大事件等，作为鉴定文物的背景资料。

　　（3）查明物主及物主的身份和生平，作为确认文物价值的基本依据。

　　（4）审视文物的特征，如质地、铭文、注记、造型、工艺、功能、存世数量等，作为确认文物价值的直接依据。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

　　（1）古代文物以墓葬出土者居多，只要认定其确系出土，文物的真实性就不成问题。历代宫廷珍藏而传世者，经过考证确系原件，文物价值的判定也就有了可靠依据。而近现代文物以传世者居多，除要考察物主本身的资料外，还要侧重考察文物的流传经过，作为确认文物真实性和珍贵性的重要依据。流传经过不清，不仅影响到对文物价值的判定，甚至还影响到文物的可信度。近现代文物的考证和鉴定，必须重视流传经过这一环节，以防止“张冠李戴”。

　　（2）古代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比较统一，许多文物珍品往往是三种价值的“三位一体”。而近现代文物的这些价值往往是分离的，其中很多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一定的科学价值，但艺术价值不高，甚至完全谈不到（如烈士遗物、工农起义使用的土造兵器、写在树皮或纸片上的秘密书信，质量低劣的器具等）。然而，近现代文物的社会教育价值很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教育资源，这是近现代文物鉴定中新的价值认定和价值取向。

　　（3）古代文物的价值较为外在。名贵器物因其质地好，造型美观，工艺精良，使人一看而叹为观止，鉴定时可对器物单独给予评价，与人物或事件的关联度可不作为主要因素考虑。而近现代文物的价值大多较为内在，靠直观难以感受其真正价值，必须有较详细的文字说明或口头介绍，才能使人理解。其价值大小不取决于文物本身，而取决于文物所反映的人物事迹和历史事件，而对这些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又往往受到某种政治气候的影响。这就是说，近现代文物鉴定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更复杂。

　　（4）古代文物大多为器物，其精华部分基本上掌握在博物馆和考古所手里，较易摸清底数，鉴定文物时可互相参照，便于准确把握鉴定对象。而近现代文物门类品种太多，质地繁杂，不可胜数，举凡近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品无所不包，收藏单位多而分散，博物馆收藏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精华的东西在档案馆（如重要的文献、手稿等都由档案馆收藏）和文化系统以外的博物馆和专业单位手里，彼此缺乏沟通和参照，这些都增加了近现代文物鉴定的难度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