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一、建所十年考古工作回顾

　　孙福喜 程林泉

　　西安市是周秦汉唐等中国历史上12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是文物考古工作的沃土。早在1906～1910年，日本人足立喜六就对西安的秦汉隋唐城址和皇帝陵墓进行过调查；1914年，法国人色伽兰（V。Seglrn）对西安等地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1923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对西安地区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1924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来西安讲学，计划“去陕西做点考古调查工作”，后因“河南和陕西遍地不靖”而未能成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护法》后，外国人在中国的文物考察活动受到遏制，中国学者的文物考古调查日渐活跃。1930～1933年，徐炳昶、刘敦桢、常惠到西安从事周秦二族史迹的调查，他们将调查收获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科学》及《西京日报》披露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抗日战争结束后，何正璜、王哲之等学者又对西安的周秦汉唐遗址、遗迹进行了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经济建设的重点，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考古训练班等先后往西安派遣考古队站，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实习。1953年西北考古工作队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隶属西安市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西安市开始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西安的文物考古事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配合基本建设的随工考古清理发掘工作陡然增多，这就迫切需要西安市有一个专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机构，能够及时、高效、规范、有序地与建设单位紧密配合，确保“两利方针”顺利实施。为适应这种形势，1988年，西安市文物局正式成立了西安市考古工作队，1994年西安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其职责任务是：对西安地区的古代遗址、陵墓和古代建筑及历史文化名城的相关问题进行保护和研究；以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为主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对西安地区的出土文物进行保护管理和考证研究；负责西安地区文物征集、文物资料、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拥有一支年轻的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他们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他们在大遗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西安地方历史研究、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研究以及周秦汉唐历史研究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获得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科研成果。为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加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弘扬人类优秀文化传统，宣传西安，建设西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概述

　　（一）概况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位于西安市友谊西路68号，为县处级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隶属于西安市文物园林管理局。全所人员编制55人。现在实有职工59人，其中44人为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6人，中级职称20人，初级职称18人）。绝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博士后1人、博士1人、硕士4人，本科生22人，大专生12人），所学专业基本上都是考古、历史、文物保护等，年龄构成基本上都是中青年。现全所已有6人获得考古领队资格。

　　自1994年正式成立以来，我所严格遵循新时期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思想，抓改革促发展，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地向前迈进，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管理、文物修复及相关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了进一步地提高田野发掘、文物保护与管理、文物修复及科学研究的水平，2002年我所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文物保护考古工程系碉成协议，联合共办教学科研基地。同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调查、勘探和发掘秦阿房宫遗址。这些合作为提高我所的科研水平和综合实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我所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举办了西汉美酒研讨会、“粟特人在长安”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会议，并邀请有关专家作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演变”、“丝绸之路与长安”等学术报告。此外，我所在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单独举办外展多次，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外展6次、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的外展20多次，累计参展的文物达到1850件次。迄今为止，库房文物已到过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展出，为弘扬西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过不断努力，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现在已经具有了相当优越的科研条件和技术设拴，科研实力相当雄厚。据初步统计，从1953年至今，我们已在文物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未来出版社、陕西美术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考古报告、专著、著作、图册等20多部，在《考古》、《文物》、《文物天地》、《考古与文物》、《文博》、《华夏考古》、《中原文物》、《四川文物》、《东南文化》、《中国钱币》、《收藏》和《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秦汉史论丛》、《唐研究》、《周秦汉唐文明》等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简报等专业文章300多篇。此外，历年来，我所有多人多次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研讨会，并宣读研究论文，在国内外文博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业务部门简介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下设7个科室，其中有第一研究室、第二研究室、业务办公室、文物库房和技术资料室5个业务科室。

　　1.第一研究室

　　第一研究室以西安地区史前至秦汉时期遗址、墓葬等的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为主，并承担相应的研究工作和相关的科研任务。

　　目前，我所调查、勘探和发掘的史前至秦汉时期的重要遗址、墓葬有鱼化寨遗址、仙游寺遗址、周丰镐遗址、秦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茅坡秦汉墓群、尤家庄战国秦汉墓葬群、龙首原汉墓群、乐游原汉墓群、凤栖原汉墓群、灞河汉代大型水上建筑遗址、响溏寨东汉墓群等。现已出版了《西安南郊秦墓》、《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长安汉墓》等考古报告，并在《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报告、简报和相关的研究论文。

　　2.第二研究室

　　第二研究室以西安地区魏晋北朝、隋唐及其以后历史时期遗址、墓葬等的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为主，同时对现存的古建筑进行调查和保护，并承担相应的研究工作和相关的科研任务。

　　目前，我所调查、勘探和发掘的魏晋北朝、隋唐及其以后历史时期的遗址、墓葬主要有隋唐长安城遗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后赵墓、韦曲北塬北魏至北周墓、北周粟特贵族史君和康业墓、郭杜北周至隋韦氏家族墓、醴泉寺遗址、简家村隋唐墓群、唐金乡县主墓、西安东郊白鹿原唐墓群、西安东郊铜人原唐墓、西安地区唐三彩墓、高阳原隋唐墓、八云塔地宫、金代官印窖藏、元代壁画墓、明�阳王家族墓、明氵开阳王家族墓等。现已出版《唐金乡县主墓》、《西安元代壁画墓》等考古报告，并在《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等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简报和相关的研究论文。

　　3.业务办公室

　　为了配合西安地区基本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了保护地下文物不致遭到建设工程破坏，我所成立了业务办公室。业务办公室主要负责西安地区建设工程考古勘探、发掘的对外谈判工作，签订考古勘探和发掘合同，同时协助分管所长将考古勘探任务分配给相关部门和人员，并对其考古勘探、发掘的过程进行质量监督，负责编写考古勘探报告书。

　　近年来，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保护方针，业务办公室积极搜集西安地区基本建设工程的信息，及时与建设单位进行联系，以保证工程前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及时、有效的开展，防止文物流失、破坏现象的出现。目前，业务办公室在我市8区5县均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曲江管委会、长安科技产业园、泾河产业园区等大型建设园区签订了文物勘探和发掘协议，保障了建设工程中文物的安全。

　　4.文物库房

　　文物库房于1988年建成，总面积2600平方米。库房内现藏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市出土、征集、接受捐赠和其他单位移交来的文物总计12万余件，其中级别文物总计约1.5万件。文物种类有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瓷器、陶器、陶塑陶俑、钱币、铁器、石刻、字画、碑帖、印章及珍善本书等，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如西周的永盂、战国的金虎符、秦代的高足玉杯、西汉的铜羽人、北周的石棺、隋代的董钦鎏金铜造像、唐代的都管七国银盒、“官”字款瓷器和三彩腾空马、元代盛懋的山水图卷等。

　　遵照国家文物局的有关要求，库房藏品全部按统一格式进行了登记造册，填写了藏品卡，建立了藏品档案。同时，级别库的文物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库房所有藏品的征集、调拨、出入库等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库里的工作人员除了具体负责文物的收藏、保护、管理、修复和内展、外展等工作外，还负责文物的鉴定与研究等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库房文物先后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外展6次，陕西省文物局举办的外展20多次，西安市文物局单独举办的外展多次，累计参展的文物达1850件次。迄今为止，库房文物已经到过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韩国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展出，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游客的高度赞誉。

　　5.技术资料室

　　技术资料室下设文物保护技术室、图书资料室和科研档案室，1991～2000年还相继承担了《中国文物修复通讯》、《中国文物通讯》的编辑工作。

　　文物保护技术室设有专用的实验室和修复室，专门负责珍贵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并承担相应的研究课题。实验室配有常规的分析、检测仪器及药品，能独立完成初步的分析、观察和测定工作，为科学地保护文物提供依据；修复室配有相应的修复工具和设施，具备独立完成文物修复和保护的条件。目前，文物保护技术室在青铜器粉状锈的治理、陶器表面彩绘的保护、壁画的揭取和修复、漆器的提取、考古发掘中大型资料的提取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图书室资料室收藏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图书3万多册（其中8259册为线装书）、期刊杂志30多种。现正在进行图书目录的微机录入工作，以实现图书资料的数字化管理。

　　科研档案室负责全所科研档案的登记、保管等工作。为了加强田野考古资料的管理，我所制定了相关制度，要求各考古工地调查、勘探、发掘结束后，及时将文字、表格、照片、图纸等资料交给科研档案室分类保管。对于文物库房的藏品账目、照片、拓片、图片等资料，也要求复制一份，存放到科研档案室统一保管。此外，收集全所每年出版的考古报告、专著、著作和发表的简报、论文等，进行归类存放，以备查用。

　　二、四大遗址的调查、发掘与保护研究工作

　　“秦中自古帝王州”。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2个王朝建都西安，为这里留下了丰富灿烂、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四大都城遗址更是重中之重。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四大都城遗址，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我市历来重视对它们进行调查、考察、勘探和发掘等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基础资料，这些资料是我市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基本依据。

　　20世纪70年代，在平整农村土地的热潮中，西安市的文物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对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三大遗址进行调查摸底，保护了许多重要的夯土台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安市的文物工作者为四大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90年代以来，我所又为这四大遗址的更好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出谋划策，尽心尽力。

　　（一）周丰镐遗址

　　丰镐遗址位于西安城西南12公里处的沣河两岸。史载：文王作丰邑，在河西；武王都镐京，在河东。丰镐二京是西安地区首次出现的全国性都城，建都时间约为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丰镐遗址对于研究西周历史和都城的发展都具有珍贵的历史、科学价值，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2～1975年，西安市文物事业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考古小组参加了丰镐遗址的发掘清理工作。首先，在铜网厂南的宿舍楼与配件厂车间基建区清理西周墓葬80多座、车马坑3座。后来，在丰镐遗址的其他地区，如张家坡、新旺村、马王村、大原村一带陆续发现很多西周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和车马坑中出土了铜鸾铃、铜锺、铜镳、铜当卢、铜凤鸟纹轴饰、各种铜泡等车马残件，还出土了饕餮纹的铜鼎、铜簋、铜�、铜鬲、铜卣、铜尊、铜觚、铜爵和窃曲纹鼎、凤鸟纹鼎、铜�、铜编钟、蚌鱼、蚌泡等遗物。

　　2001年7～8月，我所对丰镐遗址的保存现状进行调查，编制了《丰镐遗址重要遗存调查报告及保护措施》。其中总结了丰镐遗址历年考古工作的成果，并立足丰镐遗址的保护管理现状，提出了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还制定了基本的保护措施和具体的保护意见。这些工作对加强该遗址的规划、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阿房宫遗址

　　史载：阿房宫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与秦咸阳宫隔渭河相望，秦末项羽入关后焚毁。遗址在今西安市城西三桥镇以南，处于龙首原向南延伸的台地上，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根据西安市文物局的安排，我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勘探。这次的工作初步查明了遗址的大致范围为：北至三桥镇，南至和平村，东至古�河，西至长安区纪阳寨一带。这次探明的重要遗迹有“前殿”、“上天台”、武警学院内的夯土基址（俗称“磁石门”）、纪阳寨的夯土建筑基址（俗称“烽火台”）等等。

　　2002年10月至今，我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阿房宫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勘探和局部的试掘工作。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搞清了“前殿”夯土台基的准确范围（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测量出夯土台基的最大高度为12米，证明了它是目前所知的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宏大的夯土建筑。同时，基本摸清了“前殿”北部边缘呈台阶式的三层台面结构，初步判断出台面上应有廊庑一类的建筑，这与史书记载的阿房宫前殿“周驰为阁道”相符。此外，在“前殿”遗址南部边缘以南还发现一处较完整的铺瓦遗迹，是秦代考古和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遗址内出土了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和铜镞等遗物，有的板瓦、筒瓦上带有“左司”“左宫”、“北司”等戳印陶文。这些遗物的时代应为秦和西汉早期，说明遗址的始建年代为秦代，汉代作为上林苑的一部分继续使用。目前，该遗址的考古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三）汉长安城遗址

　　汉长安城是西汉时期的都城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东汉作为陪都（称“西京”）继续使用，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王朝仍在此建都，延续使用了约800年。该遗址位于今未央区中部一带，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所向来重视汉长安城遗址的调查和研究，及时将该遗址区域内发现的各类文物收回保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大白杨废品收购站征集到大量铜器，对研究汉长安城历史沿革、规划布局及汉代、魏晋、北朝的文化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94年11月，在西安市文物局的领导下，我所派有关业务人员协助局里对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现状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实地调查。经过调查与研究，找到了破坏遗址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产业结构不合理、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国家对遗址保护的投入较少等），并提出了保护遗址的具体措施，编写了调查报告。

　　2003年8月，为了促进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我所有关业务人员协助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对该遗址的保护现状再次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汉长安城遗址没有安排大的项目建设，保存状况较好，但随着周围经济的快速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急需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止经济建设对它的蚕食。为此，我们正在拟订具体的、有可操作性的保护方案。

　　（四）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和唐大明宫遗址

　　隋大兴、唐长安城是隋唐时代的都城，规模宏大，布局整齐，是中国古代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该遗址位于今西安市区。1996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根据陕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的安排，我所组织专业人员于1997年5月对该遗址的保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得知：该遗址的绝大部分遗迹已被现代城市所叠压，破坏较为严重；至今保留在地面上的遗迹有安化门遗址、明德门遗址、芙蓉园围墙遗址、北墙遗址（两段）、西五台遗址、天坛遗址；另有一些重要遗迹如大明宫、青龙寺、兴庆宫、大兴善寺、大雁塔、小雁塔等已被保护、利用。在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我所提出了保护该遗址的具体措施。如城墙可以通过绿化或立标志塔进行显示，城门和城墙四角可以砌砖保护或设立石碑等进行标示，街道可以通过巧妙的城市规划得以再现，里坊可以浓缩复原，东、西市和寺观等也可依照具体情况进行合理保护和展示。

　　唐大明宫是唐代的皇宫，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以后，一直是唐代政治中心的所在，晚唐毁于兵火。该遗址位于今西安城北龙首原上的坑底寨、孙家湾和含元殿村一带，1957年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明宫遗址的调查、保护、研究等工作，历来有我所人员参加。

　　三、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配合西安地区的基本建设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是我所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从1988年考古队正式成立至今，我所已经独立承担了400多项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科学地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明代的遗址十余处，清理出各个时代的墓葬近5000座，出土各类文物4万多件。

　　（一）新石器、商周考古

　　1.鱼化寨遗址

　　2002年以来，我所在西安市西郊鱼化寨北外事学院新校区内，为配合操场建设，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和部分试掘。遗址现存4万多平方米，是一处内涵丰富、保存完好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

　　截至目前已发掘1750多平方米，分3个区域。Ⅰ区、Ⅱ区保存较差。Ⅲ区保存较好，发掘出环壕2条、房址70座、灰坑（窖穴）170多个、墓葬58座，出土可复原的陶器100多件、各种生产工具和装饰品400余件，种类主要有钵、瓮、盆、罐、小口细颈壶、尖底瓶、碗、石斧、石铲、石镞、玉坠饰、玉笄、骨锥、骨笄、骨针、骨镞、圆陶片、陶刀、陶锉、陶环、陶笄、陶塑人头像、牙饰、蚌饰。

　　环壕2条。1号环壕位于内侧，保存较为完好，形状规整，呈圆环状，壕沟宽8.0～10.0米、深4.0～4.8米，西、东、东北方向各有一条通道。1号壕沟内堆积分两大层：上层含灰量大，层次分明；下层含灰量小，土质呈浅黄色，较硬。1号环壕内的聚落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2号环壕位于1号环壕的外侧，两者相距约30米。2号环壕仅西部、南部和东南部保存较好，壕沟宽4.0～5.0米，深3.0～4.0米，西南侧、东南侧各有一条通道。

　　房址70座，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种。半地穴式房址一般为圆形，依壁为墙。地面建筑有圆形和方形两种，有的为烧土房，有的为木骨泥墙。

　　墓葬58座，其中瓮棺葬50座、灰坑葬2座、儿童墓6座。瓮棺葬以瓮、钵组合为主，以瓮、盆组合的仅有2座，瓮内随葬器物的有2座，钵底多凿一小孔，且部分以陶片覆盖。灰坑葬均为一次葬，系非正常死亡。儿童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墓内均有尖底瓶、钵、罐等随葬品。

　　根据目前的考古钻探、发掘及初步整理结果分析，该遗址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即仰韶文化早期）为主，个别遗迹单位可晚至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对研究关中地区的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2.仙游寺遗址

　　1997年11月～1998年10月，我所在周至县配合黑河引水和仙游寺法王塔搬迁工程中，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遗迹主要分布在仙游寺南面山坡的台地上和寺庙以东的区域，由龙山文化、先周、西周、战国延续至明清，打破关系十分丰富，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发掘出龙山、先周和西周时代的房址21座。其中8座为长方形半地穴式，白灰铺地，四角有圆形或椭圆形柱洞，室内中央设灶；12座为圆形半地穴式，直径1.6～3.4米，红色硬烧地面，周围有8～12个柱洞，门内侧设灶；1座为圆形地面建筑，室内中央有一个柱洞，地面有烧结块。

　　发掘龙山时代的窑址3处，一大两小，均为横穴式。大的直径3.2米，火膛边有一圆形半地穴式作坊，内有泥坯、陶模、石磨棒等物。另有唐代窑址1处、金代1处、元代3处、明代1处、清代1处，除一座龙窑外，均为馒头窑。龙窑在北方地区极为罕见，为研究北方地区窑室结构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资料。

　　发掘出13座战国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其中12座为仰身直肢，头向西；1座为屈肢葬，头向北。这13座墓均有生土二层台，台上头部有零散的兽骨。墓内共出土剑6把、戈1件、弩机4件、镞22件、锺1件，推测墓主应为将士，结合储粮窖藏的发现，推测战国时这里应为屯兵之地。此外，发掘出汉墓1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室四角垒有1.1米高的4个石礅，墓内出土“宜”字凤鸟纹镜一件。

　　遗址中共出土遗物160多件。除了上面提到的铜兵器、铜镜外，还有罐、盆、�、鬲、钵、釜、蒜头壶、茧形壶等陶器和石锛、带孔石斧、双孔石刀、石镞等磨制石器。

　　（二）东周、秦汉考古

　　1.相家巷秦封泥遗址

　　1997年1～4月，我所在汉城遗址内的相家巷村南抢救性地发掘出土了3000余枚秦封泥及其他遗迹遗物。这些封泥中有反映秦中央政府职官的，也有反映地理及地方职官的，还有反映姓名的，它们对于研究秦汉封泥制度、秦汉官制及相关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政府职官的封泥中，有反映皇帝的“皇帝信玺”，反映三公九卿的“丞相之印”、“左丞相印”、“右丞相印”、“御史之印”、“御府丞印”、“奉常丞印”、“公车司马丞”、“泰行”、“宗正”、“太仓”、“尚书”等，反映诸厩的“泰厩丞印”、“宫厩丞印”、“中厩”、“左厩”、“右厩”、“下厩”、“中厩马府”等，反映宫苑的“信宫车府”“上寝”、“长信私丞”、“阳宫印”、“北宫”、“章台”、“安台丞印”、“阳陵禁丞”“白水之苑”、“左云梦丞”等。

　　地理及地方职官的封泥中，有反映首都及故都“咸阳”、“咸阳丞印”、“西采金印”、“栎阳右宫室丞”等，反映郡及地区的“上郡侯丞”、“参川尉印”、“南郡司空”、“邯郸之丞”、“太原守印”、“四川太守”、“济北太守”、“琅邪司马”、“淮阳弩丞”等，反映县的“宁秦丞印”、“高陵丞印”、“下□丞印”、“洛都丞印”、“兰陵丞印”、“乐成之印”等，反映乡的“都乡”、“中乡”、“左乡”、“右乡”、“北乡”、“广乡”、“西昌乡印”、“白水乡印”等，反映亭的“咸阳亭丞”、“邳亭”等。

　　反映姓名的封泥有“田固”、“牟胡”、“吕贺”、“谷志”、“高贺”、“卫多”、“苏段”、“上官卧□”、“司马武”等。

　　2.茅坡秦汉墓

　　1989～1990年，考古队在长安县郭杜镇茅坡村北西安光华胶鞋厂基建工地清理小型秦墓93座；2001年9月～2002年8月，我所在茅坡村南约50米处的西安邮电学院新校区基建工地清理小型秦墓162座、大型汉墓2座；2002年4～10月，我所在茅坡村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基建工地清理秦汉墓葬数十座。

　　茅坡秦墓基本为东西向。墓葬形制以长方形竖穴墓道土洞墓为主，也有少量竖穴土圹墓（多集中于光华胶鞋厂墓地）。土洞墓以直线式洞式墓为主，平形线式偏洞室墓较少。葬式以屈肢葬为主，也有少量直肢葬，头向多朝西。葬具为木棺，邮电学院墓地还有一座瓮棺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簋、盘、鬲，�、盂、鼎、盒、蒜头壶、釜、鍪、盆、罐、瓮、钫、灶、钵、甑等，有的陶器上戳印“杜亭”、“杜市”等铭文，为确定茅坡一带就是秦代杜县所在地提供了依据；另外出土铜，错银带钩、玉带钩、铜镜、“半两”钱和铁器等随葬品。这批秦墓排列有序，时代从春秋早期延续到秦统一，时间跨度约300年，对研究西安地区秦墓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光华胶鞋厂M75是目前西安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秦墓，为研究秦国势力在西安地区的扩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邮电学院新校区的两座汉墓一南一北，均坐东向西，墓道为长斜坡，墓室为大开挖的竖穴式。葬具均为木筑棺椁，因朽蚀而仅存残迹。墓道内均有窑洞形龛室5个。这两座墓虽盗扰严重，墓室中仍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封泥、铜车马饰件、五铢钱、铜镞头、玉器等遗物，其中玉璧、玉，玉猪等玉器雕刻精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两墓墓道南侧原地表上均发现了建筑遗迹，其中墓室封土处残留的卵石铺设的散水及少量的回廊铺地砖、柱础石保存较好，全国少见，为研究汉代墓园建筑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政法学院南校区M20可推断为西汉御史大夫张汤的墓。它坐东朝西，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带过洞）、墓室（土洞）组成。由于盗扰严重，墓内只出土了铜洗、星云纹铜镜、铜镦、铜铃、铜印、铜带钩、铜弩机、铜衔镳、铜当卢、赤仄五铢、铁剑、铁刀、铁削、铁铺首等遗物。铜印共两枚，为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张君印信”，一枚为“张汤、臣汤”，应为墓主之印。

　　3.尤家庄、潘家村、岗家寨战国秦汉墓群

　　1994年至今，我所先后在西安北郊尤家庄、潘家村、岗家寨等地配合西北管道局、电信局第二长途通信大楼、陕西省交通学校、长安医院等建设单位发掘战国秦汉墓葬1000余座。这批墓数量庞大，分布较为集中，出土器物丰富，为西安地区战国秦汉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战国墓多为东西向，形制以长方形竖穴墓道直线式土洞墓为主，葬具为木棺，葬式有屈肢葬（蜷曲程度较轻）和直肢葬，随葬品以鼎、盒、蒜头壶、罐、釜、鍪为主（也有少量陶鬲）。其中尤家庄M20为竖穴土圹木椁墓，有两个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带有一头箱），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墓内随葬品丰富，主要置于头箱及墓室东北角的方坑内，有鼎（4件，1件为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产物）、盆、灯、勺、镜、带钩、钮饰、铺首等铜器和银带钩、玉环、料珠、鼻塞、柱状器等，其中2件带钩均具有北方民族的风格。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公元前275～前222年），墓主可能是在秦为士的楚人。

　　汉墓多为东西向，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土圹墓、竖穴墓道洞式墓、长斜坡墓道洞式墓，较晚出现了砖室墓，东汉出现了穹窿顶多室砖墓和带有假侧室的墓。葬具多为一棺，少数有椁。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多为单人葬，晚期出现了较多的双人葬，多室墓出现多人合葬。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种类繁多：早期以鼎、盒、钫、方形仓、灶、凹唇罐、小口绳纹罐为主，部分器物上有红彩几何形图案；中期以后釉陶逐渐流行，出现了圆形仓、奁、成组小陶罐等，五铢钱常见，铁剑也较常见，随葬品的数量也有所增多；东汉时期随葬品数量非常大，常多至五六十件，主要有大罐、井、壶、案、勺、耳杯等陶器及猪、狗等陶俑。

　　4.潘家庄战国秦汉墓群

　　2003年5月至今，我所在西安市南郊潘家庄村西、村南配合世家星城住宅小区的建设工程中，抢救性地清理出战国至宋元的墓葬280余座，其中战国秦汉墓约200余座。

　　秦墓约100余座，多为平行线式竖穴墓道土洞墓。墓道大多宽于墓室，口大底小，部分墓道长壁一侧有小龛。墓室口两壁及底部有封门槽，推测原有木板封门。墓室为长方形土洞，两壁近封门处多有1到2个小龛。葬具除一座墓为一棺一椁外，其余均为木棺，棺下铺有草木灰，人骨大多已朽。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少数为屈肢葬，头位于墓室口一端。随葬品非常丰富，有鼎、盒、蒜头壶、鍪、釜、灶、盆、甑、罐、缶、盂等陶器27种547件，鼎，壶、鍪、勺、剑、镜、带钩、印、铜钱（半两）、铃等铜制品93件，灯、锸、斧、锄、环等铁器30件，环、饼、剑首、剑格、剑，凿等玉石器29件，另外出土楚国金版“郢冉”一枚。有的陶器上戳印“杜亭”、“杜市”等陶文，对确定秦国杜县的范围及探讨秦国、秦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有一定价值。这批秦墓上起战国晚期，下至西汉初期（不晚于武帝时期），保存较为完整，随葬品丰富多样，器物组合较为特殊，是研究关中地区秦墓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

　　汉墓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墓葬形制以竖穴洞室墓和斜坡洞室墓为主，也有少量砖室墓。葬具为木棺，葬式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较为丰富，主要是鼎、盒、钫、仓、罐等陶器。此外，西汉早期墓M209出土陶俑10件，东汉墓M169出土一件多枝灯和一件组装马俑等，另有一座墓中出土跽座俑7件（其中2件为胡俑）。这些陶俑制作工艺精美，造型生动，尤其是胡俑的出土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5.龙首原汉墓群

　　改革开放以来，我所在西安市北郊龙首原上的范南村、枣园村、方新村、龙首村、二府庄、青门村、马乎沱等地（汉长安城遗址的东南郊）配合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古墓葬近500座。这些墓葬除个别为北朝、宋、金时期的墓葬外，其余都是汉代墓葬。这批汉墓可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新莽和东汉4个阶段。

　　西汉早期的墓葬有42座，推测原有封土。从形制看，这些墓分竖穴土圹墓、墓穴墓道洞室墓和斜坡墓道洞室墓3类。葬具普遍为一棺一椁，个别为一棺一椁一边箱、一棺二椁或二棺一椁，棺椁普遍漆绘。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也发现了蜷曲程度很轻的屈肢葬。有10座墓内有羊、狗、马作为殉牲。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另有铜、铁、铅、玉石、骨牙、漆器等，陶器多有彩绘。一般棺内置小件物品，棺外及墓室放大件物品。墓内均未发现秦半两，也未发现五铢钱。经分析研究，这42座墓的主人大约相当于大夫和士两个等级。

　　西汉中晚期、新莽的墓葬有139座，均为中小型墓葬。墓葬形制与西汉早期基本相同，但新出现了砖室墓。葬具基本为木棺，极个别为陶棺。葬式全为仰身直肢。随葬陶器出现了奁、圆仓等新器形。陶质除泥质灰陶外，新出现了釉陶器。钱币以五铢为主。

　　东汉墓葬有100多座，均为中小型墓葬。墓葬形制新出现了穹窿顶多室墓。葬具均为木棺。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变化较大，新出现了案、勺、耳杯、陶狗、陶猪、陶鸡等。葬俗方面，新出现了家族合葬墓。

　　另外，最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3～6月我所又在文景路中段（汉长安城东南角，今未央区枣园村南）环宇公司的基建工地发掘了一座西汉早期偏晚的大型积炭墓，据说原有封土。该墓坐南朝北，平面呈“甲”字形，为长斜坡单室土圹墓，由墓道、侧室、墓室组成，墓室底部有大量积炭。墓室内出土的101件玉片与满城汉墓窦绾墓中出土的玉片形制相同，多数表面有朱砂痕迹，当与玉衣或木棺上的装饰有关。侧室内出土铜锺2件、铜钫4件、铜鼎4件、铜勺2件、铜□2件、铜盆2件、铜鉴1件和陶茧形壶5件。两件铜□高达78厘米，通体鎏金，盖顶（密封完好）上铸口中衔珠、昂首翘尾的朱雀，腹部只饰三条凸起的箍纹（战国晚期以来简洁风格的表现），是国内现已发现的西汉时期最大的鎏金铜锺。其中一件铜锺内储存了26公斤西汉美酒，翠绿清澈，酒香浓郁，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好、存量最多的古酒。经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全国酒类检测中心测定，其酒精含量为0.10%。这是中国考古界、酿酒界及科技史上的重大发现，为研究西汉历史和中国古代的酿酒技术、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6.西安东郊西汉窦氏墓

　　2001年8月，我所在西安市东郊动物园北侧海润公司基建工地清理古墓葬10余座。其中M3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丰富，出土的一批玉器精美珍贵。

　　M3由主室和一个侧室组成，平面呈曲尺形。主室南北向，为竖穴土圹，口大底小。墓圹有两个二层台，墓室内置一椁两棺。随葬器物除一件陶缶置于棺椁之间外，其余均放在棺内。侧室位于主室东侧偏北，拱顶土洞，木板封门，底、壁用木板砌成，铺地木板上铺苇席一层，席上放随葬器物。侧室与主室木椁之间填土夯实。

　　出土器物182件，有鼎、盒、壶、钫、罐、缶、盘、盆、仓、灶、甑、纺轮等陶器，钫、熏炉、盆、灯、襟钩、印章、环、削、管形饰、镜等铜器和半两钱、银耳杯、琉璃器，还有玉瑗、玉珩、玉夔龙，玉凤鸟，玉人、玉凤鸟佩、玉□形配、玉云纹佩等精美的玉器。其中铜钫上有铭文“窦氏容四斗十一斤十两”，铜灯灯盘外壁有铭文“窦氏重四斤十两”，双面印章上的篆体铭文为“窦氏”和“妾氏”，由此推断，该墓墓主为汉初外戚窦氏家族中的成员。

　　7.乐游原汉墓群

　　2003年11月以来，我所在西安市南郊乐游原上的岳家寨村西北配合西安理工大学二期基建工程中，发掘出汉墓20多座。这些墓以小型为主，时代多为西汉晚期到东汉。墓葬形制多为竖穴洞室墓、斜坡洞室墓，墓室分土洞、砖室两种。

　　最有意义的是，2004年2月25日在这里发现了一座西汉晚期的大型壁画墓，据当地居民讲原有封土。该墓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平面呈“甲”字形。墓道位于墓室南侧，有三级二层台，北端靠近封门处有两个砖砌耳室，西侧耳室内置漆木车马两乘（已朽成灰）。甬道内被条砖封实。墓室土圹平面呈长方形，开口向下有三级二层台，分别与墓道内的二层台相通。墓室东北部发现了木棺朽痕，还出土了玉眼障2件、玉口□1件、玉鼻塞2件、玉坠饰1件、铜印章1件及五铢钱等遗物。

　　壁画遍及墓室四壁及券顶，做法为先刷一层白膏泥，再用红、蓝、黑等颜料绘制而成。墓门东、西侧分别绘龙、翼虎，均为立状，爪持长戟。墓室东壁为车马出行、狩猎等内容，场面生动；后壁上部为一乘龙羽人，下部绘黄蛇、青蛇各一条，其间布以云气；西壁北部图案剥落，中部为斗鸡场面，南部为一幅女性宴乐歌舞图。墓室券顶上展现的是一幅羽化升仙的场景：南部正中绘有一只飞向墓门的凤鸟，两侧各绘一条翼龙，东侧龙前绘太阳、金乌，西侧龙前绘月亮、玉兔和蟾蜍；北部绘有并排飞向墓门的两只仙鹤，其间布满云气。

　　该墓是关中地区继西安交大壁画墓之后发现的第二座大型西汉壁画墓，壁画题材不仅有西汉常见的羽化升仙等内容，还出现了东汉中期以后流行的狩猎、宴乐等场景。绘画风格也与汉代常见的“粗犷朴拙”迥异，画面细腻，线条纤细，所绘人物眉清目秀，具有“工笔重彩画”的韵味。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汉代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绘画艺术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8.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

　　1997年2～5月，我所为配合西安财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现为曲江宾馆）的基本建设，在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事处瓦胡同村东清理古墓56座。其中汉墓20座、后赵墓1座。

　　汉墓可分为西汉宣帝至新莽以前、新莽至东汉建武十六年以前、东汉晚期3期。第一期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墓，墓道一侧带单耳室，随葬陶器组合为壶、仓、灶、罐等（基本为棕色釉陶），钱币仅出五铢。第二期的长斜坡墓道洞室墓既有单室（墓室两侧带双耳室，墓道一侧带单耳室；或墓道带双耳室，墓道、墓室之间带甬道），又有双室（前室一侧带单耳室；或前室、墓道之间带甬道），随葬陶器组合为仓、壶、盆、釜、甑等，钱币有西汉五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第三期分竖穴式墓道单室墓、长斜坡墓道洞室墓两大类，后者的特点是带有甬道或假耳室，随葬陶器、陶俑组合为案、耳杯、碗、碟、魁、井、家畜、家禽、灶、大腹罐、壶等，钱币主要为剪轮或磨郭五铢，另外流行铁镜、位至三公镜。其中属于第二期的M33还出土玻璃98片（含碎片），结合墓葬的规模形制来看，墓主为列侯一级的高官显贵。

　　后赵墓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由墓道、前室、后室、侧室组成。墓内出陶器、铜器、铁器、银器、钱币等随葬品。根据墓内出土的“丰货”铜币（后赵石勒于公元319年铸造），结合西安地区墓葬资料，可初步断定该墓时代为后赵。

　　9.灞河汉代大型水上建筑遗址

　　位于灞桥区段家村以西，�、灞交汇处以北，今灞河东岸的河床上。据初步调查和钻探，遗址现存两处：一处紧靠现河道东侧，另一处在其东边大水坑内。两处遗址相距130余米，均宽35余米，为木质榫卯结构。

　　从2000年7月至2002年7月，我所对该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试掘、调查和勘探。遗址可分三个层位，即砾石层、泥沙层和细沙层。发现的木构成组排列，可分为三类：大箱体、大凹槽形木结构和小箱体。这批木构榫卯结构复杂，特别是大箱体立柱、侧板和纵横拉板之间有特殊的凹槽形板，使立柱、侧板与纵横拉板相互连接，小箱体的立柱和横枨之间用明销加以固定。

　　在木结构及箱体内还发现一些汉代砖瓦、陶井圈及部分陶片，出土汉五铢、铜箭头、铁器等文物，其中还发现了半块粗绳纹“亭”字文砖。在箱体以外和遗址附近采集、征集到铜铃、铜马镫、铁器等文物。同时，在今河道东侧发现了呈“一”字形南北排列的古树根多个，为研究古河道的位置及木构遗址与古河道的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证据。

　　在对遗址本身进行试掘的同时，我们对该区域内的秦汉道路和漕渠的相对位置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钻探和试掘。据此，我们认识到段家村水上大型建筑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好位于过去人们认为的秦汉时期的东西大道上，是出入汉长安城东面的必经之地，与文献记载的秦汉灞桥遗址的位置也大致吻合。遗址内包含物单纯，目前发现的器物都晚不过东汉，其时代应在西汉末到东汉前期。

　　10.西安中华小区东汉墓群

　　2001年4月2日～5月20日，我所在西安市西南部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中华小区内清理古墓葬26座，其中10座为东汉墓。

　　这批东汉墓中有2座为长斜坡洞室墓，一座墓室为土洞，另一座墓室为拱顶砖室；2座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穹窿顶砖室墓，有短甬道；1座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四部分组成；5座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带前、后室及侧室。有的墓有木棺，但葬式多不清楚。

　　随葬器物较为丰富。陶器有陶罐、镇墓瓶、仓、釉陶壶、扁壶、案、耳杯、勺、瓢、甑、碟、盆、奁、盘、器盖、井、灶和陶狗、陶猪、陶鸡等，其中2件陶罐和1件镇墓瓶上有朱书陶文。铜器有变形四叶纹镜、“位至三公”镜、牌饰、珠形饰、刀、弩机；钱币有半两钱、大泉五十、布泉、五铢钱。玉石器有石砚、滑石猪、玉饰、玉眼罩、绿松石饰。铅器有马衔、马镳、鸟形饰、泡钉。另有铁刀、炭精饰、串珠等。

　　（三）魏晋、北朝、隋唐考古

　　1.长安区北朝、隋韦氏家族墓

　　2001年6月，我所在长安区韦曲北塬上一处下挖约3.5米的基槽内，发掘了北魏至北周韦氏家族墓3座。3墓东西并列，均坐北面南，方形墓室，长斜坡墓道，平面呈“甲”字形。西边墓葬的主人为北魏员外散骑侍郎韦辉和，神龟年间（518～520年）因疾而终，春秋十八岁，永熙二年（533年）葬于京兆郡山北县高望乡吉迁里之北塬；中间墓葬的主人为为韦乾，字德政，永熙二年（533年）因病而终，年二十岁，召赠雍州判史，次年迁附于父秦州使君神茔之右；东边墓葬未发现墓志，墓主不详，推测与韦辉和、韦乾应为同一家族。韦辉和、韦乾墓志均称自己为汉丞相韦玄成之十八世孙。虽遭盗扰，3座墓内仍出土了大量陶俑，其中东边墓葬的陶俑时代最晚，应为北周时期。这些陶俑为北魏至北周时期的陶俑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2年10～11月，我所在长安区郭杜镇长里村东配合紫薇田园都市的建设工程中，在一个下挖约4米的基槽内发掘了北周墓葬3座（M32、M33、M34）、隋代墓葬（M35）1座，它们均为韦氏家族墓。M33出土韦昭墓志一合。M34保存较好，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土坯封门、土洞墓室组成，墓内出土韦瓒第一夫人王氏墓志一合。M35平面呈“甲”字形，墓室为长方形土洞，北半部有东西并列的木棺2具，仰身直肢葬，墓内出土韦□墓志一合。这4座墓共出土器物234件（组），有镇墓兽、武士俑、骑马俑、仪仗俑、舂米俑、跪坐烧火俑、陶马、陶羊、陶狗、陶鸡、陶仓、陶灶、陶井、陶碓、陶罐等及金戒指一枚。

　　2.北周粟特贵族史君、康业墓

　　2003年6～10月，我所在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的基建工地（西距汉长安城遗址5.7公里，与北周安伽墓相距约2.2公里处）发掘了大型北周墓一座。该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道为长斜坡，由5个天井和5个过洞组成；甬道、墓室之间有砖块封门、石质封门两重；墓室底部铺砖，穹窿顶，其中部偏北处有一石椁。石椁为歇山式殿堂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壁有各类西域风格的浮雕，内壁残留壁画，椁内出土石榻一个。石椁南面的椁门上还有一长方形石题刻，分别用粟特文和汉文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此外，墓内还出土金戒指、金币、金饰品等珍贵文物。经初步研究，该墓为夫妻合葬，墓主人姓史，为凉州萨保，葬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石椁、石榻和石封门上浮雕的彩绘贴金图像，既含有十分明显的祆教内容，又体现出汉文化的影响。粟特文与汉文相对应的题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粟特的文字和文化。总之，该墓为研究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史提供了珍贵的文字和图像资料。

　　2004年4月6日，我所在西安北二环坑底寨村的陕西人民出版社“上林苑”基建工地清理了一座北周墓。该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道底为斜坡状；甬道平面略呈梯形，有条砖封门、石封门两重；墓室为穹窿顶土洞，靠近北壁处有一围屏石榻。石封门的门楣、门框上线刻兽面、青龙、朱雀、凤鸟、守门人物等图案。围屏石榻由围屏、榻板和榻腿构成：围屏上线刻男女主人宴坐或出行图，并有侍女、随从（其中有胡人形象）相伴，背景多为山峦、云气、水鸟、坡石等；榻板正面线刻兽面、四神、莲花等图案，两侧用云气纹表现出虎、鹿、羊、鸡等动物形象；榻腿6个，雕成狮子形状。石榻之上放置一具保存完整的骨架。根据出土墓志记载，该墓的主人是康居国王的后裔，名业，字元基，历任魏大天主、罗州使君、车骑大将军、雍州呼乐等职，卒于大周天和六年（571年），被诏赠为甘州刺史。康业墓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第七座有围屏榻或石椁的粟特人墓葬，为研究北朝时期在华粟特人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3.醴泉寺遗址

　　根据史书记载，醴泉寺位于隋唐醴泉坊（原名“承明坊”，开皇二年掘得甘泉水，饮者疾愈，故改名）十字街西北，隋文帝于此置醴泉监，取泉水供御厨，开皇十二年改为寺院。1986年西安西郊飞机场内基建时，发现了该遗址，考古人员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遗址平面略呈“甲”字形，南北向。北边为主体部分，方形坑体深约2米，坑内四壁用砖垒砌而成，坑底铺青（砂）石，南壁底部正中向南有一条砖铺、砖砌的斜坡道直通地面。坑底中间部位有东西向排列的5个泉眼：中间一孔稍大，呈海棠状；两侧的较小，呈圆形。此外，坑底北壁正中向内砌筑一个小龛，龛内有泉眼2孔，呈圆形。这7孔泉眼与史书记载完全相符。

　　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石刻造像，多残，以青石佛头像、青石菩萨头像最多。从造型、衣饰、雕刻技法等方面分析，这些石刻造像可分为4期，即北魏迁都洛阳后到东魏西魏时期、北齐北周时期、隋代到初唐、初唐到武宗灭佛。该遗址对研究唐长安城外郭城及佛教的兴衰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西安西郊热电厂隋唐墓群

　　1990年3月～1991年2月，考古队在西安西郊热电厂新征的300亩地范围内（唐长安城金光门东约3公里处）清理隋墓4座、唐墓139座。

　　这些墓葬均坐北朝南，皆为中小型墓。除6座砖室墓外，其余均为带有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葬形制有横式、刀形和“甲”字形等。从出土的5方墓志来看，最早的墓葬为隋开皇十年（590年），最晚的为唐会昌六年（846年）。这里应是一处从隋延续至唐末的公共墓地，墓主应多为居住在长安城西部各坊里或附近的平民，少数为中小官吏。

　　共出土随葬品1000多件。其中陶俑280多件，有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男立俑、女立俑、骑马俑、伎乐俑、十二生肖俑及陶马、陶骆驼、陶羊、陶狗、陶鸡等，还有罕见的僧人俑和带莲花座的陶佛像；陶器180多件，有带座罐、双耳罐、壶、瓶等；小型三彩器（多为2.5～9厘米）14件，有骑马俑、骑牛吹笛俑、狮子、狗、猴头埙等，似为玩具；釉陶和瓷器类共53件，有四系罐、双耳罐、唾盂、注子、扁壶等；铜镜28面和盒、钗、臂钏、带具等铜器60件，铜镜有圆形、葵花形、亚字形等，还有一面菱花形银壳鸟兽镜；银器7件，有钗、镯、钏、耳匙等；钱币300多枚，有隋五铢、开元通宝等；另有少量玉石器。

　　该墓群的发掘对研究西安地区隋唐墓葬的分布、埋葬习俗以及墓葬等级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墓内出土的各类文物包含着隋唐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信息，尤其是一个铜盒内出土的纸质印本陀罗尼经咒，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5.唐金乡县主墓

　　1991年8月，考古队在灞河东岸的铜人原畔，即灞桥区灞桥镇吕家堡村西的于家砖厂内，抢救性地发掘了一座唐代皇室墓葬。

　　该墓坐北朝南，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平面略呈刀形，全长23米，由斜坡墓道（3个天井、3个过洞、2个壁龛）、甬道、墓室组成。墓内原有壁画，但多已脱落，只有墓室南壁的侍女图和墓道东壁的牵驼出行图保存尚好。葬具使用了石椁，等级较高。

　　根据出土墓志记载，该墓的主人为金乡县主，她是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孙女，滕王李元婴的第三女，卒于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开元十二年（724年）与丈夫――蜀州司法参军于隐（武则天永昌元年，即689年卒）合葬于此。

　　由于早年被盗，墓室几乎被洗劫一空，所幸墓道的两个壁龛中保存了许多彩绘陶俑。据统计，墓内共出土彩绘陶俑155件、三彩器2件，另有几件金铜饰品等。出土的彩绘陶俑色彩鲜艳，造型生动，种类齐全，组合完整，包含了盛唐社会生活的诸多信息，是研究唐代音乐、舞蹈、雕塑、服饰艺术以及习俗、对外交流等情况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例如：天王俑、骑马女乐俑、骑马狩猎俑等生动传神，堪称精品；百戏杂技俑在唐墓中极为罕见，是研究我国古代百戏杂技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戴孔雀冠的骑马女乐俑、裸袒相搏的角抵相扑俑，在唐俑中也是绝无仅有，均属首次发现，弥足珍贵。

　　6.西安东郊白鹿原唐墓群

　　1989年以来，考古队在西安东郊白鹿原上的秦川机械厂、灞桥区政府、华山机械厂、陕西钢厂废料库、田家湾粮库、国棉三厂住宅楼、十里铺等基建工地清理汉唐古墓200多座，其中以唐墓为主。

　　这些唐墓多为中小型土洞墓，坐北朝南，形制分横式墓和刀形墓。墓道有长斜坡、竖井两种，个别的长斜坡墓道带有天井，有的用土坯封门。随葬品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男立俑、女立俑、骑马俑、马、骆驼、牛、狗等陶俑和塔式罐、双耳罐、旋纹罐、壶、灶、磨等陶器，也有釉陶、瓷器、铜器、铜镜、开元通宝钱和铁、骨、蚌、水晶、玉石等遗物。有的墓内还出土墓志，如田家湾出土了道士曹玄济的墓志，是研究唐代道教文化的重要资料。

　　此外，1995年在纺织城发掘了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曹氏墓。该墓坐北朝南，由竖穴式墓道、短甬道、砖封门、方形土洞墓室组成。墓室四壁设有11个小龛（除南面2个外，每面3个），为拱形顶土洞式，西壁、北壁中央的小龛中有泥塑小佛像。墓室中部有方砖铺设的棺床，棺床上有铁棺钉和木棺痕迹，尸骨已朽。墓内出土圆形龙纹铜镜、双系瓷瓶、陶塔式罐、石砚、铁香炉、铁牛、铁猪、琉璃器、滑石狮形香薰、墓志等遗物。其中狮形香薰光洁细腻，纯净微透明，温润如玉，带有佛教色彩。

　　2000年12月～2001年1月在纺正街向阳院住宅小区发掘了唐温绰（夫妇合葬）、温思□父子墓。两墓均坐北朝南。前者为双室洞室墓，由长斜坡墓道（有4个天井、4个过洞，在第二、三天井底部有4壁龛）、前甬道、墓道、前室、后室组成，4个壁龛内出土了风帽俑、骑马俑、牛、骆驼、马等大量的彩绘陶俑。

　　后者为单室土洞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墓室组成，随葬品有天王俑、镇墓兽、陶罐、木俑、漆木器、铅丝、小铜镜（10面）、鎏金铜带具、铜带扣、鎏金铜箔、玻璃球、玻璃碗形饰、玻璃花结、贝珠、骨器、开元通宝钱等。根据墓志记载，温绰贞观七年（633年）因病而亡，夫人赵氏咸亨元年（670年）卒；温思□乃温绰之子，生前被封为上柱国、司农少卿、太中大夫，武周证圣元年（695年）卒。温思□墓年代特殊，有明确纪年，又出土大量陶俑，为研究武则天时期的葬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7.唐北平郡王李过折墓（向阳公司唐壁画墓）

　　该墓位于灞桥区洪庆街道办事处砚湾村南约500米处。这儿地势高阜，俗称“洪庆原”。向阳公司在此征地800亩进行迁建工程，文物钻探完工后，工程搁置，盗墓分子乘机多次盗掘。公安机关擒获了盗墓贼，追回铁牛（9头）等文物。为了防止古墓再次被盗，2001年6月28日～2001年11月27日，我所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该墓为砖砌，坐北朝南，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和弧方形墓室（边长4.6米，穹窿顶）组成。墓道、甬道两壁和墓室四壁、墓顶有壁画，但因淤土塌陷及盗墓爆破而破坏严重。墓道两壁绘有手持香炉或手捧果盘的仕女，腾云驾雾的青龙、白虎及手持剑戟的武士；甬道、墓室绘有群马，惜剥落殆尽。这些壁画线条流畅，神态逼真，我们已对部分进行了揭取。

　　墓道东西两壁各有3个小龛，没有被盗，出土了约450件彩绘陶俑，有披盔戴甲的骑马俑、男立俑、女立俑及各种动物俑。此外，墓内出土了3头铁牛，加上公安部门追缴的9头，共12头。

　　根据甬道中出土的青石墓志（一合）记载，该墓的主人为唐故松漠府都督、幽州节度副使、北平郡王李过折，他卒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永泰二年（766年）迁葬于此。李过折史书有载，他原为契丹军事长官，后诛其酋长而策反归唐，唐王朝对其战功进行了封赏。

　　8.西安地区唐三彩墓

　　近年来，我所在西安地区共发掘唐三彩墓9座。这些墓均坐北朝南，墓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唐三彩，为研究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发展变化及产地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999年6月在雁塔区曲江乡羊头镇村西清理的唐三彩墓，由长斜坡墓道（有3个天井和2个壁龛）、过洞、甬道、墓室（穹窿顶土洞）构成，墓室棺床上为夫妻合葬。2个壁龛内出土了幞头男俑、小髻女俑、骑马俑、男侍俑、女侍俑及陶羊等三彩器17件，釉色莹润，造型准确。其中女俑体态修长清瘦，既有初唐风格，又有盛唐气息。此外，墓内出土单耳银杯、银花饰、银铺首、尖状器、“开元通宝”钱、铁剑、铁削、铁泡钉等随葬品。根据墓志记载，墓主姚无陂为平州司仓，唐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八月卒于雍州乾封县延寿坊里第。

　　2002年3～6月在雁塔区延兴门村西的西安交通大学数码园东兴置业园区内（唐长安城延兴门外）清理的唐三彩墓（M2），由长斜坡墓道（过洞、天井各3个，第一天井底部有壁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组成，前、后室均呈方形穹窿顶，后室西部置砖砌棺床。墓内出土了许多三彩俑、三彩器物和彩绘陶俑、瓷器、玉器、铜饰、铜钱等随葬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描金彩绘三彩俑，其中天王俑、镇墓兽和武官俑体形高大，做工精细，特别是在釉上施用了彩绘工艺，与以往同类三彩俑有明显区别，是三彩制作技术上的一次飞跃。根据墓志记载，墓主康文通出身豪门望族，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七月葬于安邑里私第，神功元年（697年）十月葬于京兆万年县龙首乡界。

　　2002年4～7月在长安区陕西师范大学后勤集团郭杜校区清理的唐三彩墓（M31），由长斜坡墓道（天井、过洞各3个，有壁龛）、甬道、墓室（长方形土洞）组成，墓室西部设砖砌棺床。该墓为盛唐时期的墓葬，墓内出土了大量精美、完整的三彩俑，有镇墓兽、天王俑、文官俑、武官俑、牵马俑、骑驼奏乐俑、载物驼俑、胡人俑、女立俑、风帽俑、男立俑、马、龙首形饰、象首形饰、杂技俑，题材丰富，造型生动。其釉色以黄、绿、蓝三色为主，色彩淡雅，色泽莹润。此外，墓内还出土了单彩动物俑、彩绘陶俑等随葬品。

　　9.高阳原（郭杜）隋唐墓群

　　高阳原位于隋大兴唐长安城外西南，是当时一处重要的墓葬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所配合西安光华胶鞋厂、陕西新闻中心、中纬山庄、西安邮电学院南校区、陕西师范大学南校区、飞秒工地、冰峰食品厂、紫薇田园都市、西安光机所等建设项目，在这里清理了隋唐墓葬约400余座（部分墓葬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长安县文管会联合发掘）。

　　高阳原隋唐墓葬排列比较密集，多为小型平民墓葬，也有一些品官墓葬。出土的纪年墓主要有：开皇六年（586年）青州刺史韦□和夫人皇甫氏合葬墓；

　　总章元年（668年）处士田生墓；天授二年（691年）上骑都尉秦元简墓；开元五年（717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兵部常选孙承嗣和夫人高氏合葬墓；开元十五年（727年）、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银青光禄大夫彭州刺史韦慎明和夫人刘氏合葬墓；广德元年（763年）郑王友马朝阳之妻王氏墓；大历元年（766年）墓；贞元十年（794年）墓；元和三年（808年）朝议郎行郑州司士参军李□和夫人秦氏合葬墓；大中二年（848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行金吾卫翊府左郎将兼御史中丞齐志英墓；大中四年（850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庆州行营五千人马步都虞侯齐克谏墓；咸通元年（860年）赡鹾使宜春尉刘约墓；咸通三年（862年）奉天镇博野军左厢兵马使齐志萼墓等。

　　这批唐墓出土器物丰富。尤其是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M34出土了镇墓兽、天王俑、侍女俑、牵马俑、陶马、陶骆驼等彩绘陶俑，色彩鲜艳、十分精美。此外，M34还出土了三彩罐、三彩水盂、料簪、骨钗、蚌壳、铜马镫、铅钗、漆盒等遗物。

　　这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隋唐历史、葬制葬俗、中小型墓葬的形制变化、出土器物的演变、墓葬的分期等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四）宋、金、元、明考古

　　1.八云塔地宫

　　八云塔位于周至县县城，原名“瑞光寺塔”，传为唐代所建。该塔平面呈方形，11层，为仿木结构、密檐式空心砖塔。塔内原有木构楼梯，后毁于兵燹。该塔1957年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列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9月，八云塔地宫被盗。11月29日～12月7日，我所对其进行了清理。地宫砖砌，底部略呈方形（南北长1.48米、东西宽1.32米），四角攒尖顶（已被盗洞破坏，残高1.35米）。地宫内置石棺和石函，皆被打开：石棺带盖，表面较粗糙，未磨光；石函表面打磨光滑，四个侧面分别以细线阴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风格应为唐代。地宫南壁正中有券洞式甬道（长0.8米、宽0.62米、高0.8米），甬道内用条砖砌了三道封门。第二道封门内放置了一尊汉白玉佛教造像，高42厘米，四阿式屋形顶，底部的榫头表明其原是安插在底座上的，造像四面皆有浮雕，当属北周遗物。

　　此外，地宫甬道及封门砖之间发现许多铜钱和铁钱，主要有汉半两、五铢、货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