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善恶报应习俗

一 双重压迫与精神解脱——古人笃信善恶报应的社会根源

报应观念是古代贫苦百姓迷信、愚昧、落后与宿命思想的反映。在原始社会，是生产力低下的人们无力与严峻险恶、变幻莫测的强大自然力相抗衡的软弱和无能为力的表现。在阶级社会，则是分散的个体小农在强大自然力量加上强大封建专制双重压迫下感到束手无策而必然产生的一种思想观念。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于原始社会，其进步不可谓不显著，尤其封建时代，我国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科技之可夸耀于世者，洋洋大观，未遑枚举。但农业技术的落后也是不容讳言的。从西周到清末三千年间，几乎一直保留着极其陈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进步甚微，绝不可能与强大的自然力量相抗衡。所以数千年来，灾害频仍，荼毒人间，世所罕闻。西欧学者甚至有人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综计历代史籍中所有灾荒的记载，其情形之严重与发生之频繁，令人咋舌。今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所作统计，将秦汉及以后诸朝灾荒之数，包括水灾、旱灾、蝗灾、疫疠、地震及霜、雪、雹等，列一简表，以见其多。

从西汉建国即公元前二〇六年计算，到公元一九一一年，这二千一百一十七年间灾害总数达五千零二十八次，平均约每五个月就罹灾一次。就旱灾言，凡九百九十六次，平均每两年强即罹灾一次。水灾凡一千零五次，平均每约两年即罹灾一次。几乎无年无灾，无年不荒。且各种灾害相互之间都有关联，如大旱常伴之以蝗，水旱灾害则随之以疫疠。若防治疏忽，各种灾害继起为虐，则其为害之惨重，不堪设想。由于灾荒过频，社会无法恢复元气，使抵抗灾害的能力每况愈下。故宋代民间有“三日天晴来报旱，一声雷发便撑船”的俗谚。后起的灾害率以原来的“病灶”为基础，遂使规模更加扩大，频率进一步加快，从而给古代人民带来后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

导致自然灾害的原因，当然在于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前者指围绕人类生活并给之以影响的各种固有的地形、地质、温度、雨量等自然力。后者包括封建剥削的惨重、封建政府的徭役和各级官吏的苛敛、荒政的有名无实、历代封建掠夺战争以及技术落后等。两相比较，后者对导致自然灾害的重要性显然要超过前者，因为自然环境毕竟只是外部条件，它必须通过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条件，才能发生影响。但事实上，在整个封建时代里，很少有人能够看出这是“人事不修”所导致的后果。绝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最杰出的民族精英都认为，人间所有灾荒，都是天对人类过愆的有意惩罚，是“天人感应”，天帝意志的结果。

《洪范·五行传》释雨顺及旱灾：

水者，北方之藏，气至阴也。宗庙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服，敬之至也。发号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气，则水气顺。如人君简宗庙，不祷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

君持亢阳之节，兴师动众，劳人过度，以起城邑，不顾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从，故阳气盛而失度，阴气沉而不附。阳气盛，旱灾应也。

释地震：

臣下盛，将动而为害。

于天降奇寒，京房《易飞候》云：

诛过深，当燠而寒。

京房《易传》：

……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寒。

兴兵妄诛，谓亡法，厥罚霜。

逮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行，世之释灾荒祥瑞，则莫能出其论矣。

既然灾荒的缘起在天不在人，那么，自应通过祭祀、祈祷以及自我牺牲等手段来致意并感动天庭，使之消灾弥祸。因此，三代以降，历代皇帝对天神莫不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为求得天的怜悯、垂青，莫不辉煌其坛，虔诚其祭。除了一年四季的应时奉祀外，每当地见灾异、天示责罚，人间天子便急忙搜寻厥失、审理冤狱、赈恤贫乏、掩瘗骼胔，或禁屠断荤、节膳食素，率领大小百官虔诚献祭。并敕令各地官府连同众百姓，一齐致祭。民间则以为旱灾是“旱魃”为虐，水灾是龙神震怒。于是乎，其上者祭天地，其下者寻旱魃，掘僵尸（宋金时民间认为旱魃长三尺，行走如风，有火光相随。明清时民间认为旱魃都是僵尸，掘而焚之，可以致雨），祷龙神。刹那间，汇成一幅旧时代的官民求神弥灾图。

灾烈而祭之诚时，甚至天子、百官会以自己为牺牲。李善《文选·思贤赋》注引《淮南子》说：汤时遭大旱，汤令人积柴，他自己则斋戒沐浴，安居柴上，准备自焚以祭天。火刚点着，天即降大雨。《通鉴纲目·三编》记载：洪武三年（1370）大旱，朱元璋素服草履，设藁席于天坛露坐，“昼曝于日，夜卧于地”，一连三天，直到天降大雨才罢休。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记载：宋代有个叫张文懿的官员，“忧民出于至诚”，曾祷雨于陆史君庙，对神盟誓说：“神有灵，即赐甘泽。不然，咎在令，甘愿晒死。”果真站立于烈日之下，“意貌端悫”，大有以一死谢神的英雄气概。精神不可谓不虔诚、不伟大。民间流行的恶祭习俗（即以酷刑自我惩罚以使天神怜悯弥灾的祭祀），也是出于同一心理。

“人只因为对自然缺乏认识才成为不幸者。”（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蒙昧的认识水平，面对如此猖獗的自然灾害，人们怎能幸免于善恶报应的樊篱！

生产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既使人们昧于水旱蝗疫、山崩地震等天灾，也使人们惑于怪胎怪疾、夭折和猛兽扑噬等人祸。《夷坚志》记载：宋代某翁老来生尾，割而复长，他认为自己前生肯定是畜生；又有一家生了个有尾巴的男孩，长尺余，当时人怀疑他“前身是牛”。善鸟枪，偶因扳机失灵炸伤手指；精渔猎的，偶因失足，反被鱼叉所毙，当时人都认为是“兔鬼”或“鱼鬼”报冤。总之，一切不能以常识和经验解释的事物，人们都托之于鬼神。无形中加强了自然力量对人类的压迫。

古人笃信善恶报应，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从战国开始，土地所有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土地可以买卖。在财产继承上，我国从来没有确立过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而是实行分户析产的家族财产继承办法。这种情形，根本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土地和财产的占有状况，产生“硬化”了的私有地产，构成一个万世不衰的稳定的富有阶层。无论多么富有的家族，经过若干代的繁衍分析，必然会丧失其原来的社会地位。若家有不肖子孙，则衰败更快。在封建社会里，土地买卖的频率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成正比。社会上贫富间的转化、互变就愈加迅速。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盛行，自然经济的色彩极其浓重，社会上的贫富嬗变还不太显著（主要指上层士族阶层）。唐宋以后，商品经济的水平明显提高，“土地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袁氏世范》卷三）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朱子语类》卷一〇九）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土地买卖和贫富间的嬗递愈益频繁。清以前的俗谚是：“百年田地转三家。”到清代，则是“十年之间，已易数主。”（钱泳《履园丛话》四）因而有“千年田，八百主”的俚谚。《履园丛话》的作者更是以“朝花”相喻，说富贵如花，不朝夕而便谢；贫贱如草，却是历冬夏而常青。当春风骤至，花草敷荣，富贵贫贱，生灭兴替，哪有什么不谢就是土地可以买卖。在财产继承上，我国从来没有确立过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而是实行分户析产的家族财产继承办法。这种情形，根本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土地和财产的占有状况，产生“硬化”了的私有地产，构成一个万世不衰的稳定的富有阶层。无论多么富有的家族，经过若干代的繁衍分析，必然会丧失其原来的社会地位。若家有不肖子孙，则衰败更快。在封建社会里，土地买卖的频率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成正比。社会上贫富间的转化、互变就愈加迅速。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盛行，自然经济的色彩极其浓重，社会上的贫富嬗变还不太显著（主要指上层士族阶层）。唐宋以后，商品经济的水平明显提高，“土地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袁氏世范》卷三）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朱子语类》卷一〇九）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土地买卖和贫富间的嬗递愈益频繁。清以前的俗谚是：“百年田地转三家。”到清代，则是“十年之间，已易数主。”（钱泳《履园丛话》四）因而有“千年田，八百主”的俚谚。《履园丛话》的作者更是以“朝花”相喻，说富贵如花，不朝夕而便谢；贫贱如草，却是历冬夏而常青。当春风骤至，花草敷荣，富贵贫贱，生灭兴替，哪有什么不谢之花、不败之富贵呢！——这叫“贫富无定势”。

自打西周祚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强凌弱，众暴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顶顶王冠如败叶落地，而智巧油滑之士则可骤挂六国相印。秦推行军功爵制，世卿世禄难保朝夕，而下层能战之士则常可释褐而食禄。秦汉封建中央集权制确立，所有官吏由皇帝任命，便彻底取消了世袭制。东汉以后出现、形成的门阀士族，在其鼎盛时期，享有最优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仍不变易。但它们毕竟只是社会的极少数。而且，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扫荡，就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事实上，在社会动乱时期，连皇帝也朝不保夕。从东汉末年到梁武帝即位约二百八十年间，称帝的达一百八十人，平均在位不到三年，其中大部分是被杀、被废和被俘的。真是皇冠龙袍，荣华富贵，顷刻丧落，下场凄惨。

在腐败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产生的党争，与皇帝的个人专断、政治昏暗、社会动荡等因素互为因果，也使仕途风云变幻莫测。这尤以汉、唐、宋、明四朝为突出。朝野士大夫稍涉“朋党”之嫌，非贬即逐。这既使奸邪者得一诬陷他人以图进身之利器，更使许多竭力维护正常封建统治秩序的士大夫难保朝夕，闻“党”色变。正如《包拯集》所说：“遂使正人结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劝诫。此最为国之大患也。”其他诸朝虽无明显党争，但官僚士大夫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攻讦倾轧，应之以皇帝的昏庸无能，其为祸之烈，绝不逊于党争。由于仕途险恶，荣辱莫测，官僚士大夫或引佛释以为退避，或谈老庄以为藉慰，或以居闲为乐，以务农为荣，甚至遁身空门，隐退山林。有的还用家法禁止子孙出仕。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记载：道光年间（1821-1850），蓟州郝氏七世同居，食指千计，男耕女织，家法严整，子弟们也读书应考，弄个举人头衔以振家风，但不准赴礼部试，惟恐进入仕途。十六世纪的一位学者陈继儒，作了这样一首词：

有儿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

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

这首词是作为家训子孙相传的。

——这叫仕途如云，荣辱难保。

科举之制肇始于隋，经唐发展，到宋代便完全确立，并且日趋完整、严密。科举制是一种开放型的考试取士制度，它“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就可录取。从而给有一定财产基础的人展开了一条读书致仕的宽广大道。宋代开始形成的考卷糊名弥封和誉录制度，防止考官舞弊的“锁院”和“别头试”制度，以及为防止考官培植私人势力而实行的不准考官跟进士结成“恩师”和“门生”关系的规定等，明清时期又有发展，使科举考试的“民主”程度大为提高。黑格尔曾为之而盛赞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黑格尔《历史哲学》）但不论你有多严格的规章制度，下面都有作奸舞弊的相应办法。竞争的平等与民主被重重地打了折扣。同时，阅卷评分和最后录取都很难免除考官和皇帝个人的喜怒恩怨以及某些偏向，更何况有不少主考官就是用祈祷抽签来决定录取的排列名次的。这就使这种按应试者水平“公正”取录的制度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此外，不论在哪一个朝代，应试者与录取数量的比例总是相当悬殊，而且越到后来比例就越大。考试竞争空前激烈。在这种极其激烈的竞争中，虽然间或会出现一箭中的的幸运者，大多数的人却是终身困顿科场，难遂春梦。而且这些幸运者往往不是具有真才实学、众望所归的佼佼者。如唐朝以诗取士，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均为一代诗杰，但李杜终身不得成进士，孟浩然连官都没有，只有王维一人有科第，还是通过岐王（唐玄宗的弟弟李隆范），以《郁轮袍》打了九公主关节，才夺得个“解头”。若不会夤缘钻剌，怕也是拿不稳的。那些世上不传一首诗的，当时登第的倒不少。这些事实，使人们不能不认为，在决定人生穷达的科举竞争中，有一种比真才实学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祖先的“遗德”、“遗恶”和个人的行善积德。其金榜提名者，必其祖上“遗德”或个人积善所致，其久困场闱者，必其祖“遗恶”或本人所为不检所遭。蒲松龄颇解其中三昧，说下这样一番话：“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女。”（《聊斋志异》卷七）——这是由于科举竞争激烈，取中难保。

古人既然无法理解“乍去乍来，倏贫倏富”这种相当急剧的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经济现象，无法逆料骤贵骤贱、旦夕祸福的仕途风云以及科场成败，无法理解忽蒙天灾、欻染恶疾等种种自然的和生理的现象，这就使人们受到盲目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双重压迫，被迫遭受种种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或偶然发生的破产或厄运，迫使人们以积善积恶、善恶报应来解释，相信所有一切都是由善恶决定的。为善者可致百祥，贫者可骤富，贱者可骤贵，夭者可延年益寿。为恶者反之。

古代社会的另外两个现象极大地加剧了人们相信善恶报应的心理，这就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极端强大和吏治的极端腐朽。

我国自秦统一六国形成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与劳动人民利益相对立的封建地主政权，是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和镇压农民阶级的工具。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从中央到郡县的各级封建政权组成一个天罗地网，用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把整个社会紧紧地捆绑起来，劳动人民很难逃脱它的控制。同时，大量的官俸、兵饷均来源于农民阶级负担的课役，这沉重的赋税、徭役、兵饷的“头会箕敛”，往往成为激化阶级矛盾的催化剂，激起农民阶级大规模的反抗斗争。特别是封建时代吏治的腐朽极其突出。“一年立威信，二年收人情，三年为去计”是宋代官场的一句口头禅。因此，民间有“久官必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谚。俞文豹《吹剑录》说：“汉之天下，弊于戚畹；唐之天下，弊于宦儒；我朝（宋）天下，弊于奸吏。”事实上，整个封建时代都是“弊于奸吏”。大小官吏，惟钱是求，再好的法令，经由其手，则利未及民，已先肆其扰。吏治的腐败实在是劳动人民苦难的一大渊薮。我们还是以宋为例。

李纲《梁溪集·建炎时政记下》说：北宋官吏“奉公者少，营私者多；殉国者稀，谋身者众。”“率以贪渔为常，牟贼其民，慢视厥职，弗以经意。”（洪迈《盘洲文集》卷二五）导致纲纪败坏，风俗颓靡，使贫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诉，徭役不均，刑罚不正。比屋受弊，无可奈何。最明显的莫过于刑罚不正。王十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轮对劄一》说：当时，“师帅之任，鲜或循良，昧者以胥吏为耳目，怠者以胥吏为精神，贪者以胥吏为鹰犬。案牍满前，漫不加省，狱情出入，动由此曹。”“所至州县，唯务诛求，苟满其欲，则狱事一切不问。”使富有者可纳贿以买直，贫困者则有冤难伸。

一些父母官，甚至公然残杀平民以请爵赏。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〇五《论湖南蛮贼可招不可杀札子》说：当时湖南捕盗贼的，杀一人头得赏钱十贯。官军为了获赏，见人辄杀，使老百姓人人自危，尽起为盗。《东坡奏议集》卷五《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徼进欧阳修状札子》记载：广东岑探造反，围困新州，朝廷派童政率军援救，“贼杀平民数千，其害甚于岑探”。蔡州捕盗官兵也残杀平民，甚至将一家五六个无辜妇女，全部屠割形体，当作男子首级用以请赏，上级监司也不按不问。平民百姓的生命简直蝼蚁不如！

统治阶级历来夸口“官为民之父母”，然而，这个“父母”却把自己的子女当作最精美的佳肴食用！这能不激起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吗？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但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愤怒、耻辱和绝望寄托于报应之中，在精神世界上利用神祇的力量，对那些为非作歹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施加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