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

论刘志丹的统战思想——“三色论”

　　center刘志学

　　center（中共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1928年，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今志丹县），领导陕北人民群众开始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根据地的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展和巩固。人民群众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先后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兵“围剿”，多次战胜了来自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和破坏，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落脚点。刘志丹领导陕北人民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也为我党领导全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尤其是刘志丹的统战思想“三色论”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使共产党逐步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局势。

　　@@一、“三色论”的形成和提出

　　刘志丹出生在陕北农村，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就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15年李大钊、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在青少年时代的刘志丹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用自己涉世未深的觉悟和智慧，开始观察和审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1922年刘志丹带着强烈的求知欲考入榆林中学。入学后，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的影响和引导下，刘志丹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列主义，他带头发起和组织学生自治会，并当选为会长，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推销革命书刊，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社、画社，开办平民小学，同陕北军阀井岳秀操纵的封建迷信组织同善社作斗争。1924年刘志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党，同年秋党组织派刘志丹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当时广东的革命正处于高潮阶段，刘志丹进入黄埔军校后，眼界为之一新，主动与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经常接触。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刘志丹的学习热情极高，进步很快，政治上也十分活跃。

　　1926年秋，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领导渭华暴动、点燃南梁烽火、组织革命武装，成立农民政权，创建根据地，公然向旧中国宣战。

　　刘志丹经过榆中启蒙，黄埔深造，在斗争中锻炼，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世界观基本形成，对社会的认识更加清楚明确。当时陕北的社会情况同全国一样，社会矛盾既尖锐又激烈，阶级成分相当复杂，绝大部分贫苦人民群众长期受地主、土豪、劣绅的剥削，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建统治和压迫，走投无路。不少具有反抗精神的百姓不堪忍受这种剥削和压迫，然而又受社会和自身觉悟的限制，找不到正确的出路，有的参加了当地的“哥老会”，有的人甚至拉杆子占山为王，成了土匪。他们对社会不满，打富济贫，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抗，有革命的一面。但是他们又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有时也干一些伤天害理、危害百姓的事情。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部队、地方军阀和民团仇视共产党，反对和打击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部分有正义感的仁人志士和爱国的进步力量。土生土长的刘志丹对陕北的这些情况了如指掌，并能应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以及阶级分析的观点具体地研究和对待这些社会现实。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3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习仲勋回忆刘志丹同志经常告诫战友和部下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多一个朋友，我们就增加一份力量，少一个敌人，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没有不变的敌人，也没有不变的朋友，在敌人队伍中有我们的朋友，在自己的队伍里也会有我们的敌人。如何分清敌友？如何化敌为友？这是刘志丹在创建陕甘宁根据地时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1929年4月，刘志丹在榆林红石峡主持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上他正式提出了“搞革命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即‘红色’（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今天我们把刘志丹提出的“红色、白色、灰色”权且称为“三色论”，“三色论”标志着刘志丹的统战思想基本形成。

　　@@二、“三色论”的社会实践

　　1.坚定不移地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积极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

　　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更深刻地认识到，“革命不搞武装斗争不行，要搞武装斗争，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1928年秋，刘志丹回到保安（今志丹县），首先在永宁山成立了中共永宁山党支部，翌年春又智夺保安县民团团总之职，刘志丹当了团总，很快在民团中发展了十几名党、团员，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1930年9月，刘志丹利用已被改造成为革命武装的保安县民团，赴甘肃合水县太白镇，奇袭了该镇民团，击毙团总黄毓麟，缴获枪60余支，骡马几十匹。战斗获胜后，刘志丹带着组织起的这支队伍，驰骋于保安、安塞、甘泉、合水、华池一带，年底部队就发展到200多人。

　　1931年春夏，刘志丹的部队很快发展到400余人，宣称陕甘游击队（亦称南梁游击队）。10月，晋西游击队几经周折，转战到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陕甘游击队会合。会合后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在刘志丹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而且战绩辉煌。12月，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当时只有这一个团）。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26军，极力进行宗派活动，诬蔑刘志丹、谢子长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职务。尽管刘志丹同杜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于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又错误地强迫红26军主力2团南下，在蓝田一带被强大的敌人包围，杜衡被捕叛变。刘志丹见形势不利，指挥红2团分三路突围，在终南山一带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刘志丹带领10余人冲出重围，历尽艰险，于1933年10月回到照金。11月，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先成立42师为主力，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同时，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组建三支游击队，第一支游击队以安定（今子长县）为中心，开辟陕北游击区；第二支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开辟陇东游击区；第三支游击队以照金为中心，开辟关中游击区。包家寨会议为26军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于1934年5月粉碎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集正规军4个营及地方民团分9股向陕甘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个据点，摧毁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了14个农民政权。1934年11月在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及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同志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委主席，兼任前敌总指挥。红26军、红27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接连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连续解放了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使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农民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到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西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准备了落脚点。

　　2.坚持兵运工作，积极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爱国将领和进步人士为我所用

　　从1929年到1931年，刘志丹利用黄埔军校毕业的特殊身份和各种社会关系，先后多次打入陕甘边一些军阀和国民党军队进行兵运活动。1929年10月，首先打入宁夏苏雨生部，帮助苏雨生部第8旅15团成立了以张东皎任队长的学兵队，并组织了3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去学兵队学习，这批学员在靖远和西华池兵变中发挥了骨干力量的作用。1930年春，刘志丹同志从苏雨生部返回保安，又打入张廷芝部任中校团副。刘志丹在张团秘密发展党团员，扩招新战士以发展自己的实力，同时还与张旧部交朋友，分化瓦解张团内部，通过说服教育指示赵二娃（赵连璧）离开张团。只身携枪到陕甘交界南梁一带为自己招兵买马，组建革命武装。同年夏，陇东军阀谭世霖看重刘志丹的黄埔身份和军事才能，有意拉拢刘志丹，刘志丹又借机会打进谭部从事兵运活动，准备利用机会举行武装起义，不幸计划败露，在庆阳与吴起交界的三道川遭到张廷芝部的袭击，使起义未举行，但是刘志丹坚持搞武装斗争，积极组建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的决心更加坚定。

　　1931年春，志丹奉命二次打入苏雨生部，任某团团长，驻守旬邑职田镇，伺机起义，不慎暴露，被当地豪绅告发，刘志丹被捕入狱。同年4月经组织营救出狱。5月又打入平凉甘军新编13师陈珪璋部。陈十分钦佩刘志丹，刘志丹也利用陈对自己的信任，借机以陈的名义在桥山南端的宁县新组建一个旅，号称11旅，自任旅长，人枪300余，并不断扩军练兵，吸收当地老百姓加入11旅，还在11旅秘密地发展党团员。陕西省委策动甘军5个旅举行兵变，11旅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刘志丹回到南梁集合起失散的战士，并找到赵二娃，与赵二娃招集的人马合兵一处，队伍发展到400余人。

　　刘志丹在陈珪璋部搞兵运，与陈部2旅旅长刘宝堂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刘志丹的帮助和影响下，刘宝堂十分拥护共产党的革命，并对刘志丹、谢子长的革命活动经常给予物资方面的援助，多次保护我革命同志脱离险境，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志丹县境内金鼎、旦八、永宁三山寨都驻守着国民党的地方民团，永宁山寨民团被刘志丹改造成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旦八、金鼎寨子上的民团在刘志丹兵运活动的影响下，不与革命为敌，还对刘志丹革命活动予以大量的帮助。有民谣为证：“旦八寨子两尖，东临洛河西靠山，南北悬崖兽无路，易守难攻稳如磐，红军里头有好汉，半夜爬上刘约三，八驮物资走南梁，支援革命做贡献。”

　　3.坚持匪运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

　　1930年春，刘志丹在永宁山的王庄、经永宁马头山哥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等人介绍入了哥老会，被称为“西北堂刘大爷”。刘志丹加入哥老会，目的不是当哥老会的堂大爷，而是要改造哥老会，要把这支参与人数多，能打能斗，能吃苦，势力较大的民间非法组织改造过来为我所用。刘志丹知道，民间哥老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们大多是被社会和生活所迫，才闯荡江湖。哥老会实行的是江湖规矩，组织活动也极为严格诡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刘志丹加入哥老会后，利用堂大爷的身份，先争取大爷伙，后争取兄弟伙，宣传革命的道理和理想，说服教育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鉴于民间哥老会组织是穷苦老百姓的群众道会组织，性质并不十分反动，所以刘志丹对陕甘宁地区哥老会组织的改造方针是：拥护革命，不改变组织，协同作战，一致抗日。

　　在刘志丹的教育和影响下，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组织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哥老会成员纷纷踊跃参加革命。1930年春天，保安县（1936年改为志丹县）的哥老会行衣大爷马锡五带领数十名哥老会成员投奔刘志丹，参加了革命，193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任陕甘宁省苏维埃主席，建国后曾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子长县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李仲英率所管辖的哥老会成员百余名参加了革命，后来任红29军军长；甘肃省华池县哥老会大爷郑海旺，跟随红军参加当地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志丹县哥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组织自己辖区内的哥老会成员为红军通风报信，他把自己的家变成刘志丹的兵站，为红军转运物资，养护伤病员。1934年，谢子长曾在马海旺家养伤十余日。马海旺还主动为红军筹粮筹款，利用哥老会的关系亲自到延安为刘志丹购买枪支弹药，对刘志丹的革命活动给予很大支持。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马海旺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成为全国进步哥老会组织的副主任。

　　由于刘志丹的影响和努力，陕甘宁苏区的民间哥老会组织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对刘志丹重视改造哥老会的工作予以肯定。1936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县永宁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

　　刘志丹改造哥老会的同时，也注重对占山为王的非法武装——土匪，进行教育改造和收编。对待土匪，他制定了“三大政策”：一是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二是对群众痛恨又无法争取的惯匪，也予以彻底消灭；三是对穷苦出身的，也做了错事、坏事，可以争取的，要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人枪一同收编，变成坚强的革命力量。1930年，刘志丹在陕甘边界先后遇到逃荒讨饭、落草为寇的贾生财和生意本钱被贼寇打劫、无奈进入匪寨的杨丕盛。二人经过刘志丹的说服教育，弃暗投明，跟上刘志丹走上革命的道路。郭宝珊在黄龙山上笼络了数百名弟兄，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也打富济贫。经过了解，刘志丹知道郭宝珊出身贫寒，虽入黑道，但良心尚未泯灭。经过反复多次的教育帮助，终于说服了郭宝珊率部投诚，参加了红军，建国后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被授予少将军衔。

　　@@三、“三色论”的辩证关系

　　刘志丹的“三色论”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创建陕甘宁根据地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三色论”中“红色”（发展革命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灰色”（做土匪和哥老会的工作），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三者之间始终体现着有主有从，有协作，有利用，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对陕北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主和从的关系

　　刘志丹自投身革命以来，对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的红色武装尤其重视。他深知只有用革命的武装，才能消灭反革命的武装，才能推翻黑暗的旧社会。1925年秋，刘志丹受党组织派遣，弃笔从戎，赴黄埔军校学习军事，黄埔毕业，于1928年组织领导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奔赴在陕西、甘肃、宁夏的广大地区，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同时还打入国民党部队、地方军阀和民团内部，从事兵运活动。刘志丹就是想通过发动人民群众和武装起义来组织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1930年，刘志丹在陕甘边界组建起一支陕甘边游击队（南梁游击队），人枪300余。游击队在武装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31年10月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刘志丹在创建红26军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广泛深入地宣传动员群众，出生入死的兵运活动，经历了70余次失败的考验，多次战胜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和破坏，三次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他始终把发展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放在重要位置。做白军的工作和土匪的工作，虽然一丝不苟，但都是服从于组建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个主要目的和大方向。刘志丹对待白军和土匪也是有原则的，不是一概反对，也不是一概接受，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情况，对白军中那些思想较为进步有正义感和爱国的可争取的，一定要争取过来。争取过来了，我们就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多一份力量，而敌人就会减少一份力量。对待土匪也是这样，对那些有社会背景，无恶不作，十恶不赦，顽固不化的惯匪，则予以坚决打击，彻底消灭。对那些出身贫寒，因社会和生活所迫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土匪则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争取他们改邪归正，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所以，在“三色论”中，“红色”始终占主导地位，而“白色”和“灰色”只服从于“红色”。

　　2.相互配合和利用的关系

　　“三色论”中“红色”、“白色”、“灰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利用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和具体。刘志丹在改造哥老会的过程中，首先利用关系打入哥老会内部，并当了堂大爷。哥老会组织虽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但是它的成员大都是穷苦的老百姓。它有非革命的一面，也有革命的一面。只要有革命的一面，就有利用的价值和可能。针对哥老会的实际情况，刘志丹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改造方针，即：拥护革命，不改变组织，协同作战，一致抗日。这个改造方针既尊重了对方，又坚持了原则。原则就是要拥护革命，反对共同的敌人，能协同作战。这样协作利用就成了改造的目的。只要为我所利用，改造团结就是成功的。

　　刘志丹的兵运活动，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军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同样也是争取团结的方式，达到利用的目的。当然团结敌人队伍里的人是有条件的，执迷不悟、反动透顶、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不可团结，而要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对国家对人民尚有爱心和良心的有必要团结就必须积极去争取。这种团结同时可以产生三种效果，一是可以争取和帮助对方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可以使对方弃暗投明，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可以分化瓦解敌人内部；三是可以松懈麻痹对方。所以，做白军工作不只是战术上的要求，而且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三色论”中“红色”体现了坚持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红军的独立性；“白色”体现了坚持从大局出发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性；“灰色”体现了坚持团结、求同存异的灵活性。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革命的力量还显得弱小，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敌人的时候；当革命还处在困难时期，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还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团结利用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社会力量，包括哥老会和土匪，也包括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和爱国人士，争取他们为革命做一点贡献，提供一点帮助或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一分子，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正确的，这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情。成功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刘志丹的“三色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致的，他透着强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他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四、“三色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创建和扩大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提供了唯一的落脚点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漫漫征途，实行战略转移。转移的目的就是要再寻求一块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再图发展的落脚点。能否找到一块落脚点，这是关系到战略转移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因此，寻找落脚点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

　　1934年10月战略转移之初计划到湘西去落脚，会合红2、6军团，创造新的根据地，然后重整旗鼓。结果到12月1日，部队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就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蒋介石又在湘黔边境集结20万军队，张网以待，中央不得不放弃湘西计划。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川黔边落脚。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挥戈西进，到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三路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这是，蒋介石对红军的追剿又做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压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逐步紧缩包围，在川黔边境“聚而歼之”。这样一来，中央红军到川黔建立苏区已不可能。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在川西或川西北落脚，遵义会议一结束，中央红军就兵分三路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伺机北渡长江。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川军沿江布防，派黔军尾追不放，派滇军进行拦截，部队渡江已成泡影。

　　1935年2月5日，扎西会议决定在川滇黔边落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此后一个月，为摆脱敌人的夹击，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来回翻山越岭、四渡赤水、东奔西突、穿插行军、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夹击，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北岸。

　　南渡乌江后，中央于1935年4月29日决定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落脚建立苏区。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在会理附近进行休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北上、渡过大渡河，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将何去何从？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大事。

　　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北进在川陕甘落脚。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中共中央只好率红一、三军（即原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坚持北上的部队不足8000人，不可能在原定的川陕甘大范围落脚。

　　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确定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落脚。这个落脚点确定的十分勉强，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到底是哪里，不明确，不具体。显得中央在战略转移中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更何况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既没有群众基础，又没有物质基础，红军到了那里，仍然没有出路。但是，在当时这又是中央红军的唯一出路。所以，俄界会议后，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先头部队于9月18日抵达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中央机关20日抵达哈达铺。在哈达铺，从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创建的根据地。这张报纸给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信息，使人疲马乏的中央红军绝处逢生。时任中央红军总部作战参谋长的孔石泉在他的回忆材料《确定长征最后落脚点目击记》中这样写道：“这个消息给历经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的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

　　9月2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决定改变原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到陕北去。并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26日陕甘支队突破渭河封锁线，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27日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哈达铺会议选定长征落脚点的决策——到陕北。

　　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曾先后八次选择落脚点。然而，前七次都不能成功，其原因就是没有根据地，最后选定陕北。陕北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最安全、最可靠、最有保障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功不可没。

　　2.“三色论”为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共产党都能根据当时形势和革命的需要，正确地提出解决中国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认真总结和借鉴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使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与实践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国内的民族状况了解得不够，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不深。所以，统战的意识尚未形成。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规定：“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责。”这一决议及时地改进了中共一大的不足，并反映了共产党人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可以也必须和尚有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

　　1923年，中共三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些文件指出了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的两大政治党派走到了一起，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思想的一大进步。国共合作到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土地革命期间，蒋介石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共产党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两党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并落脚以后，中央诸领导面对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认真总结了刘志丹领导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1936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中高度赞扬说：“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在刘志丹统战思想的启发下，中央领导再次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从1935年10月到12月17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未满两个月，很快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重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也加强对第17路军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曾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西北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1936年6月中央还派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9月22日又派彭雪枫携带毛泽东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的亲笔信，赴兰州联络。

　　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于1936年8月10日在志丹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并在会议上决定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并提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并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9月1日、9月17日，中央又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示中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在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南京政府中的部分爱国人士和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爱国将领主动地接受了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张学良、杨虎城更是积极主动地联共抗日，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而且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致张、杨于绝路。张学良、杨虎城迫不得已，采取兵谏。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对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对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进一步成熟，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也得益于陕北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得益于刘志丹的“三色论”。刘志丹的“三色论”，为我党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改变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