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五节 自由恋爱结良缘

我与梁枫结婚已逾60年，什么“银婚”、“金婚”、“钻石婚”早已度过，我们夫妻俩都已年逾八旬，身体都还健康，我们正高兴地向结婚70年被誉为最高的罕见的“白金婚”迈进。

梁枫原名梁莲珍，是我表哥的叔父的女儿，是远门亲戚，从小互相就认识。她去西安上学路过我们家，被我十叔母看上，曾提过我与她的婚事。1932年，因“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我在上海上不成学了，转来西安，在中山中学上学，我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反戴季陶等学生运动。这时梁枫正在女子师范上学，她思想进步，也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在进行游行时，我远远地看见她参加游行，举着小旗，喊着口号，她也注意我的行动，远远地看着我。8月1日这一天，在我们中山中学的礼堂开会，由中山中学的校长讲社会科学，我来到礼堂，从窗子向里看，我看见她正坐在礼堂里，她也在找我，当我看她时，看见她正看着我，两人目光相遇。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梁枫开始了恋爱生活，并互相通了书信。

梁枫1915年生于临潼农村，和我是同乡，距离不远。是生长在一个很苦的家庭，4岁时，父亲被土匪打死，母亲改嫁时，从临潼的乡村，把她带到西安，准备给人家当童养媳。母亲依靠卖刺绣供她上小学。不料她才14岁时，她的母亲也去世了。梁枫就又回到临潼的家，依靠叔父梁彦杰和堂兄梁子才。不久，叔父又被土匪打死。她的少年时代是在接连的悲惨遭遇中度过的。梁枫依靠堂兄和同学们的资助，先后在西安东羊市、长安县立第二女子高小、西安女子师范、华县咸林中学和三原第一女子中学读书。

梁枫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原来家里准备把她嫁给继父的儿子温全和，她坚决不愿意，就与我建立了恋爱关系。1932年我在中山中学上学，温全和也在中山中学上学，他愿意与梁枫成亲，当发现梁枫与我谈恋爱，互相通信，就产生了嫉妒之心。一次他看见了我给梁枫的信（他认识我的字体），就把信偷偷取走，梁枫没有收到我的信，也不给我写信。我不见梁枫回信也很生气。我与梁枫因而产生了误会。我生气与另一个女学生发生了恋爱关系。

这时，商县何先修的女儿也在女师读书，她与我认识，她给我介绍杨虎城军中一位旅长的女儿袁芝悠，中山中学的学生，我与这个姓袁的女学生发生一段恋爱关系，我还送给她一块表。那时，我与她商量去北平上学，她的英文差，我的英文经过去上海下苦工夫，基础较好，我就教她英文。但她不好好学习，老在桌子下边乱动，我看不惯不好好学习的学生，就用硬皮本子打在她的脸上，她跌倒了，哭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

1933年，我又到上海建国中学高中上学，在田璞的支持下，我和梁枫和好了，通过书信来往，明确了恋爱关系，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她当时思想很进步，对我鼓励很大。

我的伯父得知我和梁枫恋爱，关系已经明朗的时候非常反对，说这种自由恋爱是败门风，是大逆，是不孝。按照旧风俗，因他没有儿子，包办给我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农家妇女做媳妇以顶他一门。于是他背着我，给我订了三原芬李村的一个所谓举人家里的女人做未婚妻。我知道后去信坚决反对，他们不但不理，而且怂恿梁枫的堂兄梁子才也出来反对。从此我和梁枫便卷入到为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之中了。

1933年，梁枫因坚持婚姻自由，她的堂兄梁子才就不供她学费了。她在同学王秉正和王的父亲王子美（华县咸林中学校长）的帮助下，转学到华县咸林中学上学。1934年上完上学期，无法继续上学，又找她的表姐郭峰，转学到郭峰所在的三原县女子中学学习。我为了反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和争取婚姻自由，在田璞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34年4月利用春假期间背着封建家庭回到三原，住在郭峰的家里，由郭峰等主持，于4月24日我与梁枫登报结婚。5月初又回到上海建国中学学习。因此，惹怒了封建家长——我的伯父和父亲，对我施加各种压力，断绝了学费供给，强迫我暑假回来与他们包办定亲的李氏女完婚。这时我的伯父改了个口气说，他不反对我与梁枫结婚，梁枫只能算是我父亲这一门的媳妇。他没有儿子，要我必须给他一门娶他订的女子，为他娶妻生子，以资传承香烟。我迫于无奈，先回到三原和梁枫做了商量，作为一种手段，回家谈判，在取得他们答应继续供我们上学的条件下与李女结婚。梁枫同意了。我回到家里，家人用咒骂、威胁和泪水包围着我。为了继续升学和前途着想，终于向封建势力妥协了，按着旧式的规矩结婚了，就这样换取了80元的学费，又回到上海继续学习。

1935年寒假，我同田璞回到西安，梁枫也来西安，我结识了梁枫的女中同学张仲秋和她的丈夫邓文海，在他们家和旅馆住了一个多月。邓文海当时是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军需。过了阴历正月十五，梁枫仍回三原，我回上海，路过朝邑田璞家，在田璞家住了几天，看望了霍一侠，又回上海继续上学。

1935年夏，梁枫从三原女中毕业，我的封建家庭背弃了逼迫我与乡村女子结婚承认我与梁枫婚姻的诺言，对梁枫继续升学问题完全置之不理。梁枫以高利贷借几十元钱来到上海，考入了上海市高级护士学校。因为该学校不收结过婚的女子，所以我们俩人只好对学校在表面上保持是亲戚关系，以表兄表妹相称，而且很少来往，整个1935年下半年，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封建家庭得知梁枫来到上海，我又不肯回家，于是采取强硬手段，第二次对我们断绝了学费供给。我们没有屈服，依靠当东西勉强维持到高三读完一学期。

1936年寒假来了，我还不回家。学校停止供食宿，我的生活困难已达极点，望眼欲穿地等家中汇款，汇款不但分文未到，而且不断接到要断绝父子和家庭关系的责骂威胁信。最后就连要一点回家的路费也予断绝。我和梁枫都不能继续上学了，我们到我的好友沈金荣的家暂住。过了年，梁枫回陕西去当小学教员维持生活。我考上了国民政府财政部在淞江办的淞江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学习了五个月，分到贵州黔岸盐务局，到达贵阳后，又分配我到湖南和贵州交界的瓮洞盐务税警分队任分队长。因为扣留了湖南省主席何健盐商的走私船，摸了老虎P股，捅了马蜂窝而被革职，才回到西安，这时已经是1937年3月了。我回到西安东关景龙池父亲的家。开始父亲态度较好，父子关系有所和解，父亲还答应把在户县县立女子小学教书的梁枫叫回家来住。

1937年4月，我考上了国立东北大学政经系二年级，又开始了学习生活，时间没有多久，我又与父亲关系破裂。在父亲小老婆我的姨母的挑拨和阻挠下，父亲又不供给我学费，也不要梁枫在家住了。迫于无奈，梁枫只好到富平县美原镇完小教书，并由她微薄的薪水资助我在东北大学上学。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入侵，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和一些好同学、好朋友组织了以抗日救亡为目的的夏艺学会，梁枫不在西安，我把她的名字填上。1937年11月，由东北大学民先队组织和李作人介绍，我率夏艺学会的会员（其中有梁枫）到安吴青训班学习遂参加了革命。至此，我们完全离开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与梁枫结为革命伴侣，奋斗一生。

由伯父和家庭一手包办结婚的乡村姓李的女子，我与她没有感情，也基本没有在一起生活。这个女子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她忍受着悲惨的遭遇，于1940年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