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八节 从东北大学到安吴青训班

从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到瓮洞盐务税警分队长的这一年，所过的流浪生活，挫伤了我的青年锐气，使我发生了厌倦和恐惧情绪。这时，原在上海的陕籍同学好友王直、刘旭初、霍一侠、李作人等都相继回到西安，并且有的已入国立东北大学（当时在西安）读书。过去的这些朋友，都以抗战是长期的理由劝我继续上大学。于是我便以过去教育部甄别考试而取得的西北大学国学系二年级的证明，转考国立东北大学政经系二年级插班生。我经过突击复习，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翻出来高一涵在政法大学讲课的讲义。除了笔试外，还进行了口试。社会科学方面、经济学方面，我就按马克思讲的来回答，例如说“劳动创造价值”等等。随后还问我平时爱唱什么歌子。想到我在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时，区队长教的《满江红·北望满洲》，我立刻回答《满江红·北望满洲》和岳飞的《满江红》。考官们也是东北人，只听他们“啊”的一声，彼此看看，大为高兴，说：“好，好，你被录取了！”

我的学生生活又开始了。政经系二年级的课程，除了有一位教授还讲一点《资本论》，主张劳动创造价值外，其他教授大部还讲的是亚当·斯密的财富论一类的所谓正统经济学。学校秩序又异常混乱。这时，我又想离开这所学校，到延安红军大学去学习，但又不甘心。想来想去矛盾重重，还是继续学下去，混上一张大学毕业的文凭，作为向上爬的资本。这时，我对现状不满，对家也不满，姨母对我们不高兴，父亲与我关系疏远了，使我经济又发生了困难，很难维持下去，思想上感到很苦闷。梁枫为了支持我上学，不得不离开西安东关的家，到富平女子小学任教，以微薄的收入供我上大学。

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的群众性青年组织。东北大学有民先队组织。我考入东北大学后，于1937年4月，经李作人、刘绍东等同志介绍，加入了民先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这时原在上海的陕籍同学中的朋友们回陕了，“若氏四杰”又聚在一起了。一方面看见原来在上海就和我们作对的陕西旅沪的那批C.C.复兴社法西斯学生王丙、王国桢、李麟经等这时更神气了，居然纷纷身居要职，干着反对、破坏学生抗日救亡的工作。一方面，又看见了许多青年学生纷纷前赴陕北延安。在这种彷徨不安和无所适从的十字路口上，由于政治认识模糊，何去何从，一直无法下个决心。组织上早已加入了共青团的我，思想认识上还不是那么明确。大家在一起议论，都感到需要有一个组织，把我们这一批所谓又臭又硬，艰苦朴素，努力用功的学生团结起来，以便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创造自己的所谓“前途”。于是，大家便在一起酝酿着组织的宗旨、名称和形式等问题。商讨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学术团体为好。由于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是上海大夏中学的学生，有几个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有几个是在中国文学方面比较有研究的，所以就给这个学术团体选择了“夏艺学会”这个名称。其含义是双关的：一重是华夏的文艺（礼、乐、射、御、书、数）；一重是大夏大学和艺专的同学学会。宗旨是研究中华学术，互相切磋琢磨，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抗日救国等。简章主要是我起草的。当时我在此处所用实事求是是引自成语，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意思，不是，当然也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实事求是的伟大科学道理。

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紧张地筹备夏艺学会，抗日救国的口号提得更响亮了。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筹备，吸收了大约50多个会员，大部分是西安各中学的学生，另外还有梁枫（本人不在西安，由我代报名）、武玉清、李纫蕙、尚若平（王直弟）、赵雄夫、刘机生、李志双等。在未举行成立大会之前，为了取得学会的合法性，经王直托人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呈送了学会给省党部写的呈请备案报告，还得向国民党党部行贿请客。负责登记的官员说：“你们只要不是CY（共青团）就批准。”他不知道这伙人正是CY。

1937年八九月间，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30多人，选举我为主任，王直为副主任，刘旭初、李仲西、李静、李崇信等分任组织、宣传、总务等股长。开大会时，国民党省党部还来了一个什么人，是个大烟鬼，烟瘾发了，话没有讲成，不等会开完就走了。当时的《西京日报》和《西北文化报》还报道了学会的成立。从此以后，大家就分手了，再没有开过第二次会，留下我和王直等三五人办公。但我们每天都在忙着找饭吃。我因父亲不给学费，学校的饭吃不起，所以靠王直买辣子酱夹锅盔吃。生活所迫，不经常回东北大学上课，想继续求学的希望完蛋了。夏艺学会这样一个所谓单纯的抗日救亡学术研究的组织，也依然遭到了特务和反动学生的破坏和迫害。他们说夏艺学会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是赤化分子。听说特务庞洪对我和王直等还进行过盯梢，搞得很紧张，这个学术团体无形中解体了。

第三条道路是幻想，是走不通的。我们家很早就接触了共产党，我在上海求学期间，从大哥那里接触了许多进步书籍，一直到加入共青团，但我思想上认识模糊一直存在着，我认为国民党太右，共产党太左，当时邓演达搞了第三党又是个空架子。自己就想另搞一个组织，单独去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办了夏艺学会。实践证明，认为在超政治的情况下，企图依靠单纯的抗日救亡学术团体来做抗日和革命工作，那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想走中间道路的幻想。我的这种思想，参加革命时仍未得到解决，经过了曲折迂回道路，经过了严峻的事实教育，终于认识了要真正抗日救亡，要进步，要革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和到处轰炸，在中国青年中间，一方面是沿海大城市和广大战区的大批青年学生向内地流亡，另一方面是全国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迫切要求参加抗战，接受战时教育。为了培养大批战时工作青年干部，为了满足青年战时教育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青救）主持开办了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党派了冯文彬、胡乔木等去领导青训练的工作，并由朱德担任名誉主任。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1937年10月创办于泾阳斗口镇，后移云阳，最后迁至安吴堡，通称安吴青训班。

正当创造个人前途的理想破灭，第三条道路走不通，投靠国民党又绝非所愿，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坚决地向左转，走共产党的道路。1937年11月，由东北大学的民先队和李作人同志介绍了我和王直、梁枫、刘旭初、李静、李纫蕙、武玉清、刘纪、李仲西、赵雄夫、刘机生、李志双等，还有其他几位夏艺学会的会员，到安吴青训班第四期参加了学习。我们到安吴青训班学习后，由我将夏艺学会组织和名单交青训班组织，经胡乔木主任批准，由方晨、李铁轮二同志接收。经过了长时期迷惑彷徨，东摸西碰，走了曲折迂回之道路后，终于走上了宽阔的、光明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到安吴青训班，除女的外，我们都编在第三队，队长李铁轮，指导员姓张，是陕西户县人。

1938年2月，在青训班受训结业后，王直、刘旭初等去延安抗大学习。青训班了解我们家和赵寿山部队的关系，派我到三原十七师教导大队工作（即三十八军教导队前身）。这个教导大队是我党在三十八军中所办的干部学校，学生大部分是青训班选送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几乎和抗大一样。当时教导大队的队长是黎之淦，教育主任是李慕愚，我是以文书上士的员额担任政治教官的，担任政治常识（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等）、日本侵略中国史、射击教范等课程的讲授。在同志们和学生们中间得到了不错的评论。党的组织对我也很器重。我在教学的实践中，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而且亲眼见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无私亲如手足的关系和人们抗日救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理想，使我受到了感动，澄清了脑海里的许多糊涂观念，认识了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才能真正抗日救国，才能真正使人类永远摆脱人剥削人和贫困悲惨的境地，从而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下决心要做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鼓起勇气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并得到了组织的同意。同年3月，由李慕愚、李森介绍我加入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从此，我便在党的爱护和培养下，开始了有组织、有纪律、有伟大理想的战斗生活，谱写着新的人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