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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明大事年表
（1914-1949）
1914年
范明，原名郝克勇，乳名永生，字若庸，笔名曾用志均。12月4日（农历十月十八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郝邢村。
1920年
春，5岁进入伯父为董事长的私塾，老师刘福昌。
1921年
在私塾开始念当时小学课本《共和国文》和《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等。
1922年
到本村办的初级小学读书，老师仍然是刘福昌。这一年除读《共和国文》三、四册，还读《论语》。
1923年
除了背会自己功课外，跟着大班，开始听讲《春秋》、《左传》、《礼记》等。
1924年
司马迁曾说过：“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周岁算，是年刚过9周岁。已经读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诗经》、《易经》、《春秋》、《左传》等。
1925年
大革命时代的浪潮影响到这个农村偏僻学校，开始挂孙中山像，举行纪念周。跟着这一年的五卅惨案也传到了农村，栎阳镇的高小学生打着红绿旗到乡村和乡村小学宣传、演讲，号召人们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1926年
春天开学不久，北洋军阀系统的刘镇华率镇嵩军攻进陕西关中，围困西安。父亲郝鹏程随杨虎城守西安城，为北城总指挥，多次击溃镇嵩军的进攻。镇嵩军之一部攻打渭北各县和栎阳镇。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学校解散，学生随家逃难，范明一家人逃到耀县，直到10月，西安解围后，才回到家里。在耀县期间，范明和他的叔伯每日到石川河打河柴和挖野菜以济困难生活，常去药王山孙思邈庙攻读石碑上的药方。学中医是从这里开始的。
1927年
过了阴历年学校开学，除了教授课程外，开始举行讲演会，进行讲演比赛，被选参加周围多所学校的讲演比赛获得第一名。这时开始写作文。作文已由一般的“说勤”、“说孝”和记事上升到不忘国耻、热爱祖国、反对列强等政治性文章。特别是当蒋介石、冯玉祥先后叛变革命，曾写了一篇《刺卖国贼》的作文。这是第一篇受到老师称赞的政治性文章。
下半年，由于家庭闹分家，学校停办了，辍学在家参加力所能及的农活。
1928年
被伯父送到大留村刘明斋（刘旭初父亲）办的高级小学上学，仍以学四书五经等古文为主。从10岁开始写作文，写了很多作文，常受老师的称赞。
1929年
这一年是历史上陕西最大的年馑，民间称“十八年年馑”，学校停学，再一次失学，而且挨了饿。
这年的冬天下过雪后，在《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和绿林英雄豪杰都是在贫困中闯起来的思想诱导下，与刘养沛、邢元兴、邢元福等相好的同学在邢元兴家结拜、宣誓成为异姓兄弟。举行过仪式后，四人密谋，要上北山闯江山。瞒着家人偷跑了，结果被亲戚发现，上山未成。
这次年馑是从1928年开始的，先是大旱，接踵而来的是蝗灾和瘟疫（霍乱），正是这个时候，村里来了一位道士打扮的名医，在私塾住下。拜这位名医为师，学习中医。
1930年
夏，大哥郝克俊由上海回到家中，奉父亲之命随大哥到上海读书。是年正逢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陇海线不能通行，只得经西安至潼关，渡黄河到风陵渡乘汽车到榆次，再换乘小火车至正定，改换大火车到北平，在北平小住几日，再乘火车至天津，从大沽口坐轮船到上海。这是第一次出外见世面，游大城市，观大海。
到上海后，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办的学校叫建国中学，学校设有免费和半免费生。由陈德征出题作《负笈求学记》一文，受到校长称赞，半费入学。
1931年
暑假，大哥郝克俊返家探亲，独自留上海与陕籍同学在一起复习功课、作文、写日记。9月开学，郝克俊回到上海。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
就在九一八事变这天晚上，在法政大学哥哥处住宿。9月19日凌晨，起得很早要赶到学校去，坐电车到四马路口，看见有很多人围着报童，报童手举倒印红字“日军占领沈阳”的《申报》，并大喊：“日军把沈阳占了！”人们抢着买这张刊有国耻的报纸，上前也抢了一张报纸，情不自禁潸然泪下，买报的人都哭了。
手拿报纸一口气跑到学校，学校尚未起床，不顾一切，把学校的钟拉响。从此，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市成立了学生救国总联合会，建国中学的学生会经过激烈斗争参加了学联。在上海学联的领导下，学校罢课，进行抗日救亡和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多次赴南京，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日。亲自参加了是年11月底上海学生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大请愿。
1932年
亲眼目睹上海“一·二八”英勇抗战。
3月上旬，“一·二八”抗战失败，与郝克俊等陕西籍学生返回西安。在西安考上西安中山中学初中三年级插班生。
4月25日，参加反对戴季陶“训话”。
4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4月26日举行反对卖国政府，驱逐反共政客戴季陶游行示威大会。中山中学参加游行，被选为巡察队员。
5月，在中山中学，由方毅民、方培钦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了入团仪式。
8月1日，在中山中学参加八一讲演游艺会，由校长袁美轩（共产党员）讲社会科学。军警包围了会场，逮捕了袁美轩等人。
1932年12月13日至次年1月20日，在由著名共产党员宋绮云为主编的《西北文化日报》陆续发表以志均为笔名写作的《高跟皮鞋》、《惨》、《衣服救国》等短篇文艺作品。
1933年
3月，返回上海建国中学高中读书。与梁枫明确了恋爱关系。
1934年
4月24日，在郭峰主持下与梁枫在三原举行登记结婚，以抗议家庭包办的婚姻，家庭反对并以断绝学费供给强迫在该年暑假与包办的李女成亲。
是年，原西安中山中学的学生张光天（中共党员）也来到上海，以学世界语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与张取得了联系后，接受任务，到龙华监狱给党员邓君传送文件和参加营救邓君工作。
1935年
6月4日，亲日分子何应钦与日本华北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再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为反对“何梅协定”，参加了沪市学生组织的示威团并再次向南京进发。
12月，失掉共青团关系。1932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直与方毅民、方培钦在组织上保持着密切通信联系。1935年12月，方毅民在红四方面军牺牲，方培钦转移，与组织失掉联系。
1936年
2月，考取国民政府财政部淞江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第12期，学习5个月。
7月，训练班毕业，被分配到贵州黔岸盐务局，大约到10月，到贵州黔岸盐务局报到。
11月，被分配到贵州与湖南接界的天柱县分局，被派任瓮洞盐务税警分队长。
12月，发生湖南省主席何健贩私盐事件。
1937年
1月，因扣湖南省主席何健私盐而被禁闭，2月被革职。
3月，回到西安家中。
4月，报考当时在西安的东北大学政法系三年级，被录取，在东北大学上学。
4月，在东北大学，经李作人、刘绍东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8月，以其为首的进步青年，组织“夏艺学会”，于8月开成立大会，被选举为主任，王直为副主任，会员50余人。
11月，由东北大学的民先队和李作人介绍范明和“夏艺学会”的部分会员王直、李仲西、李静、梁枫、刘旭初等到安吴青训班学习，参加革命。
1938年
2月，青训班学习结业，被介绍到三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赵寿山部）教导队（由党主办的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员。
3月，由李慕愚、李森（梁励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
5月，教导队奉命开往前方与十七师会合，6月到达山西阳城洪河镇与十七师师部会合。
7月，教导队改为三十八军教导队，范明任教导队政治指导员。
11月，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决定范明负责教导队和军部直属部队党的组织工作，受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领导。
1939年
1月，第一期教导队学员毕业分配到十七师和三十五师任下级军官，成为部队党的骨干。工委决定由其负责军部直属部队党的工作和赵寿山、孔从洲等上层统战工作。
3月，教导队第二期在茅津渡开学，学员300余人，党内由其负责。
8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范明为三十八军工委委员，分工负责三十八军军部，直属部队三十五师、一七七师等部党的工作和赵寿山，孔从洲等的统战工作。
1940年
1月，陕西省委决定，通过赵寿山向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建议，创办集团军干训班，并成立学生大队，得到孙的同意。于是在三十八军教导队全部班底的基础上成立了干训班学生大队，第一队由周杰邦为队长，其为副队长。调三十八军教导队第二期毕业生（大部为党员）任班长。
同月，三十八军工委决定其除领导三十八军原军直各单位党的工作外，将第四集团军总部党的工作也交由其领导。
4月，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各队和学生大队开学。由孙蔚如任班主任，赵寿山为副主任。其在干训班讲《中国向何处去》（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一章的内容）。
8月，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地下党工作方针和“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则加入之”的决定。其与刘侠僧、徐又彬、陈嘉谋等同志则利用了干训班特别党部书记长宋绮云（共产党员）的关系，填写了一批假表，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加入了国民党。
9月初，蒋介石为了防止三十八军起义，命令第四集团军从中条山渡黄河至洛阳以东集结。三十八军工委研究决定组织全军起义，派其与赵寿山进行研究和谈判，取得了赵寿山的完全同意。蒙定军等由西安给八路军前总彭德怀发电报，请八路军接应配合。起义前夕，彭总打电报指示，要维护统一战线，不准三十八军起义。工委和赵寿山研究服从了这一决定，但部队党的力量暴露。
12月，蒋介石侍从室给孙蔚如发密令，开具范明、蒙定军、张西鼎等一批人名单（把蒙写成孟鼎钧，把郝克勇写成贺克用），令孙逮捕。经中共内线发现后，向党组织做了报告。经研究，将其护送到三十八军教育连张西鼎和朱曼青处隐蔽起来。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施加更大压力，部队环境日趋紧张，特务活动日趋猖狂。为了对付这一情况，在蒙定军领导下，在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的帮助下，由其负责秘密在部队进行了党的教育，成立了保卫训练班，并与中共中央和前总建立电台直接联系。
3月，由荫蔽转入公开活动，担任了三十八军教育连（即教导队第三期）连长。
6月，教育连第三期毕业。
7月陕西省委送来学员200余人，教育连第四期开学。
8月，地下党为了对付特务的破坏，成立了党的保卫队，罗曼中为队长。
11月，处决了军统特务聂伯林。
12月，蒋介石又给孙蔚如和赵寿山下令，开了30多人名单，其中有地下党员，说这些人思想不纯，送到洛阳干部训练团受训，经工委研究并请示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选送名单中非党员和政治上坚定的几名党员去受训以资应付。这批人到洛阳尚未入队受训，适值广武战役爆发，由组织通知洛阳办事处向卫立煌活动，卫批准了，这些人未受训又回到部队。
1942年
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叫部队选送共产党员下级军官到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军需学校、步兵学校等去学习。工委决定送了韩增友，王有轩等一批学生。
3月，又处决了两名特务。
6月，党内和教导队内开展了整风，学习毛泽东的整风报告。
7月，教育连第四期毕业后，部队整编，工委决定集中骨干力量在军部成立搜索连，其中包括党的保卫队和与中央直接通报的秘密电台，其任连长。
11月7日，冬季，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施加更大的压力，调赵寿山去重庆受训，工委与赵商量决定准备起义，同时赵又提出入党。为此请求中央，毛泽东直接致电赵寿山：“勤兄：（一）可否派贵处郝克永（勇）来和我一谈，请裁复。（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毛泽东）、明（三十八军工委）、勤（赵寿山）三字。弟公叩虞辰”从此以后，三十八军工委和赵寿山受毛泽东直接领导。
11月，接毛泽东此电后，由罗曼中护送其到临潼家中，由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接到马栏陕西省委。
12月，中共陕西省委将其与张西鼎送到延安，住西北局。
12月中旬，受到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接见。根据临行前工委研究的汇报提纲，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和请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包括部队党的建设、统战工作，以及如何利用矛盾巩固部队，“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做了全面的、详尽的指示。并确定了部队的关系直接由中央领导，不必再和前委联系。根据其汇报赵寿山入党申请，批准了赵寿山入党，并向赵寿山公开三十八军共产党员全部名单。
1943年
3月，返回三十八军部队，将毛泽东指示向蒙定军、胡振家和崔仲远做了详细传达，经过研究后，又向赵寿山做了重点传达。蒙定军离开部队去学习，其接任三十八军工委书记。按照中央指示，布置调整部队工作，主要任务放在对敌斗争和巩固部队方面。
6月，奉中共中央指示，开展了搜集日伪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的活动。在黄河渡口上，经过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截获了日军坂垣师团派往重庆进行诱降谈判代表和日伪与国民党互相勾结、进行反共和投降谈判的一大批绝密文件和日伪与蒋介石秘密通报的密电本，将这些材料和密电本用电报全部发给中共中央，受到中共中央表扬。
9月，处决了叛徒吴树杨。
10月23日，致电毛泽东报告蒋介石调动赵部及部队对策。
11月，蒋介石通知赵寿山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中央指示，估计蒋介石会乘此机会吞并瓦解部队或撤换赵寿山，要部队加强起义准备工作。
1944年
1月2日，向毛泽东报告赵寿山赴渝的对策。毛泽东接到此电，于1月6日复电：“范明兄：冬电悉，所见甚是。公鱼。”
2月，蒋介石将三十八军调离黄河渡口，集中在巩县一带，接着以明升暗降的方法，将赵寿山升任远在甘肃武威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派张耀明接任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与张耀明同来部队。与毛泽东多次来往电报，毛泽东指示：严密组织，彻底执行荫蔽干部政策，继续坚持阵地，抽调一批党员随赵寿山到第三集团军开展党的工作，建立据点；抽调暴露了的党员回延安学习或打入陕西地方保安团，掌握地方武装。并指示“此事办妥后，你可设法来延。”根据毛泽东指示，将三十八军党的工作和组织交给李森等同志，抽调一批同志随赵寿山到第三集团军，抽调一批同志到延安学习，还将一批武器藏在家中。一切办妥后，到西安向蒙定军做了交代，然后由蒙定军通过关系将其送到边区。于3月份到达延安，住西北局。
4月，经过考试，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其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在党校被选为第十三支部书记。
1945年
6月，在党校主要学习了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
9月，日本投降后，中央组织部号召去东北工作，范明报了名，正办手续时，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张德生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其调到西北局统战部任处长。
10月，高岗、马文瑞派其到陕西省委所在地马栏，进行白区布点工作，向7个省区建立了126个据点之后，回到西北局。
1946年
7月，中央为了扩大回旋地区，叫西北局大力开展北线工作。习仲勋和张德生派其到绥德去蹲点，带有习仲勋给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的亲笔信。到绥德地委后，同地委领导做了长期的侦察和研究，由师源送其通过边境到胡景铎处（波罗堡），说服胡起义。起义后和另一部队合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由胡景铎任师长，其任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47年
2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组成，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调任其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3月，成立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其任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
5月，参加蟠龙战役，对活捉的旅长李昆岗等俘虏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
6月初，参加陇东战役，制定了《回民工作守则》。
8月，参加米脂沙家店战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亲临野战军驻地，向野战军高干会议祝贺胜利，受到极大鼓舞。
10月，参加了清涧战役，活捉了胡宗南部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从审讯中，第一次发现了侦察电台和其性能，这对以后解放军对付国民党军的空中侦察起了作用。
11月，部队在米脂大休整，参加了新式整军运动即诉苦和“三查运动”（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12月，列席了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中央会议，聆听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重要报告，并进行了学习和讨论。结合关中实际，认为大关中地区敌伪保甲长多系轮流担任性质，不可一概当做地富分子和土顽对待，在解放初期我新政权未建之前，可以利用进行筹粮和支前工作等。彭德怀、张宗逊等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其进行了争论和批判，甘泗淇也劝其承认错误。但他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毛泽东的报告精神的，坚持自己的看法，与他们做了争论。部队进入关中地区的实践证明其意见是对的。这种有朝气、敢说话、坚持意见不怕斗、有思想水平的表现受到彭德怀、张德生的称赞，并受到周恩来的表扬。
1948年
2月下旬，参加瓦子街战役。
3月进行洛川战役，奉命亲自到洛川前线对国民党军进行了喊话瓦解工作。写了一篇《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在一野小报上发表，很快在全国各战区的报上转载。彭德怀看见后在一次会议上对其说：“你既然能写这篇有用的文章，为什么不多写些呢？一个能写东西的人，若不把广大群众和英雄们所创造的英雄事迹和经验，用文字表达和总结出来，本质上就是没有群众观点，也当然是没有阶级观点。”这对其以后想搞写作是有影响的。
4月下旬至5月上旬，参加宝鸡战役，率政治部和一部分直属部队掩护彭德怀撤退，安全退回边区。
9月，部队经过休整后，发起向关中进攻的荔北战役。彭德怀、张德生命其和王俊成立临时党委，其任书记，带三纵一个营，深入敌后，组织朝邑、平民地区地下党起义。沿黄河边深入敌后，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罗曼中，韩增友，胜利地完成了朝邑、平民起义。
12月回到部队，在合阳郭家山进行休整。
1949年
3月，进军关中，解放蒲城，受甘泗淇、张德生所派给蒲城各中学教师和知识界做了题为《革命的人生观与革命的学习观》的报告。
5月20日，西安解放。随张德生等首先入城协助西安地下市委进行肃清敌特，安定社会秩序，建立维持治安的各种机构。
5月，在西安见到了蒙定军，让他派人到家中，将1944年存放在家中的武器全部取回，悉数交给部队。
7月，参加扶眉战役，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起草《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
8月上旬，彭德怀通知其等到靠近兰州的榆中县定远镇乔家营一野总部开会，传达毛泽东给彭总《关于解放西北的方针的指示》电报，其中第四项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经过讨论，彭德怀决定将保护和尊重班禅的重大任务交由联络部负责完成。
8月26日，兰州解放。当日，张宗逊派其负责抢修正在燃烧的兰州黄河大铁桥，经昼夜奋战，一月之内修复了大铁桥。
8月，兰州解放后，散兵游勇和敌伪军官到处皆是。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在联络部迅速成立了几个训练大队，把这些人全部收容起来，加以管理、审查、教育和参加生产，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良好的作用。
9月，中共甘肃省委成立，兼任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9月，派与宣侠父和黄正清有关系的贾志璞等人做黄正清的起义工作，使黄正清于9月20日率部起义，再派贾志璞将黄正清接到兰州。
10月1日，青海解放，即派人配合青海省委做班禅的工作，班禅派计晋美来西宁，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将计晋美介绍到兰州。接见了计晋美并建议班禅向毛泽东发电文。他们同意，由宋之推起草，送张德生看过，经班禅审定发出，这就是1949年10月1日，班禅大师向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发出的两份致敬电。
11月，随同彭德怀一起参加了新疆陶峙岳派到兰州的代表曾震五的关于新疆起义的谈判。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联络部开始了大量的经济建设工作。在西北军区和甘肃省委的支持下，创办了共和公司，下属10个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很短时间里，为兰州工业生产创建了基础。
1950年
2月，1949年9月，临夏送来藏族知识分子，按彭德怀指示成立藏民问题研究班，以后扩大学员，将藏民问题研究班改为藏民学校，并兼校长。11月，西北局根据毛泽东培养少数干部的指示，在藏民学校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各民族青年，办了一个培养各民族青年的学校，即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三部，兼主任。1950年2月3日，彭德怀主持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通过决议，报请政务院批准，以革大三部为基础，创办西北民族学院。
2月，奉命赴夏河处理夏河叛乱事件，经过反复斗争和工作，使夏河问题得到解决。于1950年4月向中共甘肃省委和西北军区写了《关于夏河（拉卜楞）问题的综合报告》，张德生阅后转报西北局，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认为这份报告很好，批示以《夏河工作经验——范明同志的工作报告》为题，在1950年《西北党内通讯》第54期上全文发表。
7月，甘南夏河地区甘加部落和青海同仁县加吾部落在金银滩草山发生纠纷。按彭德怀指示率甘、青两省组织的代表团进行调解，经过工作，调解了纠纷，初步达成了协议。
9月，投入和平解放西藏的新的工作中。
1914年
范明，原名郝克勇，乳名永生，字若庸，笔名曾用志均。12月4日（农历十月十八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郝邢村。
1920年
春，5岁进入伯父为董事长的私塾，老师刘福昌。
1921年
在私塾开始念当时小学课本《共和国文》和《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等。
1922年
到本村办的初级小学读书，老师仍然是刘福昌。这一年除读《共和国文》三、四册，还读《论语》。
1923年
除了背会自己功课外，跟着大班，开始听讲《春秋》、《左传》、《礼记》等。
1924年
司马迁曾说过：“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周岁算，是年刚过9周岁。已经读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诗经》、《易经》、《春秋》、《左传》等。
1925年
大革命时代的浪潮影响到这个农村偏僻学校，开始挂孙中山像，举行纪念周。跟着这一年的五卅惨案也传到了农村，栎阳镇的高小学生打着红绿旗到乡村和乡村小学宣传、演讲，号召人们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1926年
春天开学不久，北洋军阀系统的刘镇华率镇嵩军攻进陕西关中，围困西安。父亲郝鹏程随杨虎城守西安城，为北城总指挥，多次击溃镇嵩军的进攻。镇嵩军之一部攻打渭北各县和栎阳镇。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学校解散，学生随家逃难，范明一家人逃到耀县，直到10月，西安解围后，才回到家里。在耀县期间，范明和他的叔伯每日到石川河打河柴和挖野菜以济困难生活，常去药王山孙思邈庙攻读石碑上的药方。学中医是从这里开始的。
1927年
过了阴历年学校开学，除了教授课程外，开始举行讲演会，进行讲演比赛，被选参加周围多所学校的讲演比赛获得第一名。这时开始写作文。作文已由一般的“说勤”、“说孝”和记事上升到不忘国耻、热爱祖国、反对列强等政治性文章。特别是当蒋介石、冯玉祥先后叛变革命，曾写了一篇《刺卖国贼》的作文。这是第一篇受到老师称赞的政治性文章。
下半年，由于家庭闹分家，学校停办了，辍学在家参加力所能及的农活。
1928年
被伯父送到大留村刘明斋（刘旭初父亲）办的高级小学上学，仍以学四书五经等古文为主。从10岁开始写作文，写了很多作文，常受老师的称赞。
1929年
这一年是历史上陕西最大的年馑，民间称“十八年年馑”，学校停学，再一次失学，而且挨了饿。
这年的冬天下过雪后，在《三国演义》的桃园三结义和绿林英雄豪杰都是在贫困中闯起来的思想诱导下，与刘养沛、邢元兴、邢元福等相好的同学在邢元兴家结拜、宣誓成为异姓兄弟。举行过仪式后，四人密谋，要上北山闯江山。瞒着家人偷跑了，结果被亲戚发现，上山未成。
这次年馑是从1928年开始的，先是大旱，接踵而来的是蝗灾和瘟疫（霍乱），正是这个时候，村里来了一位道士打扮的名医，在私塾住下。拜这位名医为师，学习中医。
1930年
夏，大哥郝克俊由上海回到家中，奉父亲之命随大哥到上海读书。是年正逢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陇海线不能通行，只得经西安至潼关，渡黄河到风陵渡乘汽车到榆次，再换乘小火车至正定，改换大火车到北平，在北平小住几日，再乘火车至天津，从大沽口坐轮船到上海。这是第一次出外见世面，游大城市，观大海。
到上海后，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办的学校叫建国中学，学校设有免费和半免费生。由陈德征出题作《负笈求学记》一文，受到校长称赞，半费入学。
1931年
暑假，大哥郝克俊返家探亲，独自留上海与陕籍同学在一起复习功课、作文、写日记。9月开学，郝克俊回到上海。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
就在九一八事变这天晚上，在法政大学哥哥处住宿。9月19日凌晨，起得很早要赶到学校去，坐电车到四马路口，看见有很多人围着报童，报童手举倒印红字“日军占领沈阳”的《申报》，并大喊：“日军把沈阳占了！”人们抢着买这张刊有国耻的报纸，上前也抢了一张报纸，情不自禁潸然泪下，买报的人都哭了。
手拿报纸一口气跑到学校，学校尚未起床，不顾一切，把学校的钟拉响。从此，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市成立了学生救国总联合会，建国中学的学生会经过激烈斗争参加了学联。在上海学联的领导下，学校罢课，进行抗日救亡和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多次赴南京，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日。亲自参加了是年11月底上海学生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大请愿。
1932年
亲眼目睹上海“一·二八”英勇抗战。
3月上旬，“一·二八”抗战失败，与郝克俊等陕西籍学生返回西安。在西安考上西安中山中学初中三年级插班生。
4月25日，参加反对戴季陶“训话”。
4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4月26日举行反对卖国政府，驱逐反共政客戴季陶游行示威大会。中山中学参加游行，被选为巡察队员。
5月，在中山中学，由方毅民、方培钦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了入团仪式。
8月1日，在中山中学参加八一讲演游艺会，由校长袁美轩（共产党员）讲社会科学。军警包围了会场，逮捕了袁美轩等人。
1932年12月13日至次年1月20日，在由著名共产党员宋绮云为主编的《西北文化日报》陆续发表以志均为笔名写作的《高跟皮鞋》、《惨》、《衣服救国》等短篇文艺作品。
1933年
3月，返回上海建国中学高中读书。与梁枫明确了恋爱关系。
1934年
4月24日，在郭峰主持下与梁枫在三原举行登记结婚，以抗议家庭包办的婚姻，家庭反对并以断绝学费供给强迫在该年暑假与包办的李女成亲。
是年，原西安中山中学的学生张光天（中共党员）也来到上海，以学世界语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与张取得了联系后，接受任务，到龙华监狱给党员邓君传送文件和参加营救邓君工作。
1935年
6月4日，亲日分子何应钦与日本华北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再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又高涨起来。为反对“何梅协定”，参加了沪市学生组织的示威团并再次向南京进发。
12月，失掉共青团关系。1932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直与方毅民、方培钦在组织上保持着密切通信联系。1935年12月，方毅民在红四方面军牺牲，方培钦转移，与组织失掉联系。
1936年
2月，考取国民政府财政部淞江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第12期，学习5个月。
7月，训练班毕业，被分配到贵州黔岸盐务局，大约到10月，到贵州黔岸盐务局报到。
11月，被分配到贵州与湖南接界的天柱县分局，被派任瓮洞盐务税警分队长。
12月，发生湖南省主席何健贩私盐事件。
1937年
1月，因扣湖南省主席何健私盐而被禁闭，2月被革职。
3月，回到西安家中。
4月，报考当时在西安的东北大学政法系三年级，被录取，在东北大学上学。
4月，在东北大学，经李作人、刘绍东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8月，以其为首的进步青年，组织“夏艺学会”，于8月开成立大会，被选举为主任，王直为副主任，会员50余人。
11月，由东北大学的民先队和李作人介绍范明和“夏艺学会”的部分会员王直、李仲西、李静、梁枫、刘旭初等到安吴青训班学习，参加革命。
1938年
2月，青训班学习结业，被介绍到三原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赵寿山部）教导队（由党主办的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员。
3月，由李慕愚、李森（梁励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
5月，教导队奉命开往前方与十七师会合，6月到达山西阳城洪河镇与十七师师部会合。
7月，教导队改为三十八军教导队，范明任教导队政治指导员。
11月，中共三十八军工委决定范明负责教导队和军部直属部队党的组织工作，受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领导。
1939年
1月，第一期教导队学员毕业分配到十七师和三十五师任下级军官，成为部队党的骨干。工委决定由其负责军部直属部队党的工作和赵寿山、孔从洲等上层统战工作。
3月，教导队第二期在茅津渡开学，学员300余人，党内由其负责。
8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范明为三十八军工委委员，分工负责三十八军军部，直属部队三十五师、一七七师等部党的工作和赵寿山，孔从洲等的统战工作。
1940年
1月，陕西省委决定，通过赵寿山向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建议，创办集团军干训班，并成立学生大队，得到孙的同意。于是在三十八军教导队全部班底的基础上成立了干训班学生大队，第一队由周杰邦为队长，其为副队长。调三十八军教导队第二期毕业生（大部为党员）任班长。
同月，三十八军工委决定其除领导三十八军原军直各单位党的工作外，将第四集团军总部党的工作也交由其领导。
4月，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各队和学生大队开学。由孙蔚如任班主任，赵寿山为副主任。其在干训班讲《中国向何处去》（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一章的内容）。
8月，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地下党工作方针和“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则加入之”的决定。其与刘侠僧、徐又彬、陈嘉谋等同志则利用了干训班特别党部书记长宋绮云（共产党员）的关系，填写了一批假表，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加入了国民党。
9月初，蒋介石为了防止三十八军起义，命令第四集团军从中条山渡黄河至洛阳以东集结。三十八军工委研究决定组织全军起义，派其与赵寿山进行研究和谈判，取得了赵寿山的完全同意。蒙定军等由西安给八路军前总彭德怀发电报，请八路军接应配合。起义前夕，彭总打电报指示，要维护统一战线，不准三十八军起义。工委和赵寿山研究服从了这一决定，但部队党的力量暴露。
12月，蒋介石侍从室给孙蔚如发密令，开具范明、蒙定军、张西鼎等一批人名单（把蒙写成孟鼎钧，把郝克勇写成贺克用），令孙逮捕。经中共内线发现后，向党组织做了报告。经研究，将其护送到三十八军教育连张西鼎和朱曼青处隐蔽起来。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施加更大压力，部队环境日趋紧张，特务活动日趋猖狂。为了对付这一情况，在蒙定军领导下，在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的帮助下，由其负责秘密在部队进行了党的教育，成立了保卫训练班，并与中共中央和前总建立电台直接联系。
3月，由荫蔽转入公开活动，担任了三十八军教育连（即教导队第三期）连长。
6月，教育连第三期毕业。
7月陕西省委送来学员200余人，教育连第四期开学。
8月，地下党为了对付特务的破坏，成立了党的保卫队，罗曼中为队长。
11月，处决了军统特务聂伯林。
12月，蒋介石又给孙蔚如和赵寿山下令，开了30多人名单，其中有地下党员，说这些人思想不纯，送到洛阳干部训练团受训，经工委研究并请示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选送名单中非党员和政治上坚定的几名党员去受训以资应付。这批人到洛阳尚未入队受训，适值广武战役爆发，由组织通知洛阳办事处向卫立煌活动，卫批准了，这些人未受训又回到部队。
1942年
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叫部队选送共产党员下级军官到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军需学校、步兵学校等去学习。工委决定送了韩增友，王有轩等一批学生。
3月，又处决了两名特务。
6月，党内和教导队内开展了整风，学习毛泽东的整风报告。
7月，教育连第四期毕业后，部队整编，工委决定集中骨干力量在军部成立搜索连，其中包括党的保卫队和与中央直接通报的秘密电台，其任连长。
11月7日，冬季，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施加更大的压力，调赵寿山去重庆受训，工委与赵商量决定准备起义，同时赵又提出入党。为此请求中央，毛泽东直接致电赵寿山：“勤兄：（一）可否派贵处郝克永（勇）来和我一谈，请裁复。（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毛泽东）、明（三十八军工委）、勤（赵寿山）三字。弟公叩虞辰”从此以后，三十八军工委和赵寿山受毛泽东直接领导。
11月，接毛泽东此电后，由罗曼中护送其到临潼家中，由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员接到马栏陕西省委。
12月，中共陕西省委将其与张西鼎送到延安，住西北局。
12月中旬，受到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接见。根据临行前工委研究的汇报提纲，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和请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包括部队党的建设、统战工作，以及如何利用矛盾巩固部队，“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做了全面的、详尽的指示。并确定了部队的关系直接由中央领导，不必再和前委联系。根据其汇报赵寿山入党申请，批准了赵寿山入党，并向赵寿山公开三十八军共产党员全部名单。
1943年
3月，返回三十八军部队，将毛泽东指示向蒙定军、胡振家和崔仲远做了详细传达，经过研究后，又向赵寿山做了重点传达。蒙定军离开部队去学习，其接任三十八军工委书记。按照中央指示，布置调整部队工作，主要任务放在对敌斗争和巩固部队方面。
6月，奉中共中央指示，开展了搜集日伪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的活动。在黄河渡口上，经过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截获了日军坂垣师团派往重庆进行诱降谈判代表和日伪与国民党互相勾结、进行反共和投降谈判的一大批绝密文件和日伪与蒋介石秘密通报的密电本，将这些材料和密电本用电报全部发给中共中央，受到中共中央表扬。
9月，处决了叛徒吴树杨。
10月23日，致电毛泽东报告蒋介石调动赵部及部队对策。
11月，蒋介石通知赵寿山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中央指示，估计蒋介石会乘此机会吞并瓦解部队或撤换赵寿山，要部队加强起义准备工作。
1944年
1月2日，向毛泽东报告赵寿山赴渝的对策。毛泽东接到此电，于1月6日复电：“范明兄：冬电悉，所见甚是。公鱼。”
2月，蒋介石将三十八军调离黄河渡口，集中在巩县一带，接着以明升暗降的方法，将赵寿山升任远在甘肃武威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派张耀明接任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与张耀明同来部队。与毛泽东多次来往电报，毛泽东指示：严密组织，彻底执行荫蔽干部政策，继续坚持阵地，抽调一批党员随赵寿山到第三集团军开展党的工作，建立据点；抽调暴露了的党员回延安学习或打入陕西地方保安团，掌握地方武装。并指示“此事办妥后，你可设法来延。”根据毛泽东指示，将三十八军党的工作和组织交给李森等同志，抽调一批同志随赵寿山到第三集团军，抽调一批同志到延安学习，还将一批武器藏在家中。一切办妥后，到西安向蒙定军做了交代，然后由蒙定军通过关系将其送到边区。于3月份到达延安，住西北局。
4月，经过考试，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其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在党校被选为第十三支部书记。
1945年
6月，在党校主要学习了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
9月，日本投降后，中央组织部号召去东北工作，范明报了名，正办手续时，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张德生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其调到西北局统战部任处长。
10月，高岗、马文瑞派其到陕西省委所在地马栏，进行白区布点工作，向7个省区建立了126个据点之后，回到西北局。
1946年
7月，中央为了扩大回旋地区，叫西北局大力开展北线工作。习仲勋和张德生派其到绥德去蹲点，带有习仲勋给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的亲笔信。到绥德地委后，同地委领导做了长期的侦察和研究，由师源送其通过边境到胡景铎处（波罗堡），说服胡起义。起义后和另一部队合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由胡景铎任师长，其任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1947年
2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组成，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调任其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3月，成立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其任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
5月，参加蟠龙战役，对活捉的旅长李昆岗等俘虏进行了教育改造工作。
6月初，参加陇东战役，制定了《回民工作守则》。
8月，参加米脂沙家店战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亲临野战军驻地，向野战军高干会议祝贺胜利，受到极大鼓舞。
10月，参加了清涧战役，活捉了胡宗南部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从审讯中，第一次发现了侦察电台和其性能，这对以后解放军对付国民党军的空中侦察起了作用。
11月，部队在米脂大休整，参加了新式整军运动即诉苦和“三查运动”（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12月，列席了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的中央会议，聆听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重要报告，并进行了学习和讨论。结合关中实际，认为大关中地区敌伪保甲长多系轮流担任性质，不可一概当做地富分子和土顽对待，在解放初期我新政权未建之前，可以利用进行筹粮和支前工作等。彭德怀、张宗逊等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会议上对其进行了争论和批判，甘泗淇也劝其承认错误。但他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毛泽东的报告精神的，坚持自己的看法，与他们做了争论。部队进入关中地区的实践证明其意见是对的。这种有朝气、敢说话、坚持意见不怕斗、有思想水平的表现受到彭德怀、张德生的称赞，并受到周恩来的表扬。
1948年
2月下旬，参加瓦子街战役。
3月进行洛川战役，奉命亲自到洛川前线对国民党军进行了喊话瓦解工作。写了一篇《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在一野小报上发表，很快在全国各战区的报上转载。彭德怀看见后在一次会议上对其说：“你既然能写这篇有用的文章，为什么不多写些呢？一个能写东西的人，若不把广大群众和英雄们所创造的英雄事迹和经验，用文字表达和总结出来，本质上就是没有群众观点，也当然是没有阶级观点。”这对其以后想搞写作是有影响的。
4月下旬至5月上旬，参加宝鸡战役，率政治部和一部分直属部队掩护彭德怀撤退，安全退回边区。
9月，部队经过休整后，发起向关中进攻的荔北战役。彭德怀、张德生命其和王俊成立临时党委，其任书记，带三纵一个营，深入敌后，组织朝邑、平民地区地下党起义。沿黄河边深入敌后，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罗曼中，韩增友，胜利地完成了朝邑、平民起义。
12月回到部队，在合阳郭家山进行休整。
1949年
3月，进军关中，解放蒲城，受甘泗淇、张德生所派给蒲城各中学教师和知识界做了题为《革命的人生观与革命的学习观》的报告。
5月20日，西安解放。随张德生等首先入城协助西安地下市委进行肃清敌特，安定社会秩序，建立维持治安的各种机构。
5月，在西安见到了蒙定军，让他派人到家中，将1944年存放在家中的武器全部取回，悉数交给部队。
7月，参加扶眉战役，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起草《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动员令》。
8月上旬，彭德怀通知其等到靠近兰州的榆中县定远镇乔家营一野总部开会，传达毛泽东给彭总《关于解放西北的方针的指示》电报，其中第四项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经过讨论，彭德怀决定将保护和尊重班禅的重大任务交由联络部负责完成。
8月26日，兰州解放。当日，张宗逊派其负责抢修正在燃烧的兰州黄河大铁桥，经昼夜奋战，一月之内修复了大铁桥。
8月，兰州解放后，散兵游勇和敌伪军官到处皆是。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在联络部迅速成立了几个训练大队，把这些人全部收容起来，加以管理、审查、教育和参加生产，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良好的作用。
9月，中共甘肃省委成立，兼任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9月，派与宣侠父和黄正清有关系的贾志璞等人做黄正清的起义工作，使黄正清于9月20日率部起义，再派贾志璞将黄正清接到兰州。
10月1日，青海解放，即派人配合青海省委做班禅的工作，班禅派计晋美来西宁，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将计晋美介绍到兰州。接见了计晋美并建议班禅向毛泽东发电文。他们同意，由宋之推起草，送张德生看过，经班禅审定发出，这就是1949年10月1日，班禅大师向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发出的两份致敬电。
11月，随同彭德怀一起参加了新疆陶峙岳派到兰州的代表曾震五的关于新疆起义的谈判。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联络部开始了大量的经济建设工作。在西北军区和甘肃省委的支持下，创办了共和公司，下属10个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很短时间里，为兰州工业生产创建了基础。
1950年
2月，1949年9月，临夏送来藏族知识分子，按彭德怀指示成立藏民问题研究班，以后扩大学员，将藏民问题研究班改为藏民学校，并兼校长。11月，西北局根据毛泽东培养少数干部的指示，在藏民学校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各民族青年，办了一个培养各民族青年的学校，即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三部，兼主任。1950年2月3日，彭德怀主持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通过决议，报请政务院批准，以革大三部为基础，创办西北民族学院。
2月，奉命赴夏河处理夏河叛乱事件，经过反复斗争和工作，使夏河问题得到解决。于1950年4月向中共甘肃省委和西北军区写了《关于夏河（拉卜楞）问题的综合报告》，张德生阅后转报西北局，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认为这份报告很好，批示以《夏河工作经验——范明同志的工作报告》为题，在1950年《西北党内通讯》第54期上全文发表。
7月，甘南夏河地区甘加部落和青海同仁县加吾部落在金银滩草山发生纠纷。按彭德怀指示率甘、青两省组织的代表团进行调解，经过工作，调解了纠纷，初步达成了协议。
9月，投入和平解放西藏的新的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