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1.不一样的王朝：赵匡胤的温和变革

　　公元960年，五代十国时期，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温暖的春光尚未普照大地，料峭的寒风还在吹拂，年仅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登上皇位还不到半年，在新年的宴席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整个朝廷里气氛祥和，喜气洋洋。

　　突然，河北边境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辽国军队挥师南下，联合北汉大举入侵中原！一时间，群臣慌乱，朝廷紧张，周恭帝命令赵匡胤为大将，率军出征，抵御强敌。

　　这位赵匡胤将军，是后周数一数二的人物，他追随先帝周世宗多年，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从低层军官逐步上升为军事统帅，担任归德军节度使，在先帝临终前，他又被提为殿前都点检，是皇帝直属的禁军统领，可见后周朝廷对赵匡胤的信任。赵匡胤本人也气度豁达，知人善用，在掌管军政的六年多时间里，为后周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已成为了士兵们心中的精神支柱。

　　带着朝臣们的重托，赵匡胤率大军出发了。可是几天后，当军队行进到开封以北的陈桥驿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昨夜的醉酒，赵匡胤一直在昏睡当中，到了日上三竿之时，众将领才敲门叫醒他，说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话语：“现在新皇帝年幼，我们将士在外拼杀也没有地方领功受赏，您是后周军队里最高的军事长官，我们愿意拥立您为皇帝！”

　　什么意思？政变。

　　刚睡醒的赵匡胤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被手下人披上准备好的黄袍，然后众人拜倒，高呼万岁。转眼间，这位后周最为倚重的军事将领，变成了政变者，当然——也是新王朝的建立者。

　　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十世纪的一场最简洁明快的军事政变，并将在此后的岁月里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强敌入侵，所谓“辽军大举南下”的消息是政变者早就预谋好的。

　　掌握军权的赵匡胤轻而易举做成了天子。从史书记载中我们看到，政变者赵匡胤的形象是历史上最温和的：在一番推辞下，他“迫不得已”地被众人拥立为皇帝，无可奈何，长叹一口气说：“唉，先帝留下这么大的国家，如今只有年老的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我本来应该不负重托辅佐幼帝以报国恩的；还有诸多公卿大臣，原本都与我是同僚；但既然你们已经拥立我为天子了，那么大军返回京城时千万不要惊扰了皇宫，更不能像前朝那些叛乱大将那样抢劫欺凌，不然我就要以严厉的军法处置。”在赵匡胤一番“无可奈何”而又“以百姓为重”的表白下，将领们更加崇敬这位领袖，遵照他的指示，不动干戈。紧接着，大军班师回开封，城内早已联络好的将领很快打开城门，军队兵不血刃地控制了京城。

　　自唐王朝灭亡以来，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处于五代十国混乱时期。群雄割据，自立为王，短短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这期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礼崩乐坏，世风日下”，每一次朝代更换，都是前朝的藩镇大将靠军事割据发展起来。

　　相比于石敬瑭借契丹兵攻灭后唐、郭威发动政变灭亡后汉，赵匡胤的军事政变简直如同和煦春风一样：进城之后，军队秋毫无犯，百姓生活一切照旧，也没有伤害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对后周公卿也没有欺辱，大街上除了时不时的戒严，百姓们还是照常过日子——这简直不是政变，更像是一次普通的军队回城。后周的宰相范质、王溥等在认清形势后，也很识时务地拜称新帝，一切都轻而易举。之后就是在崇元殿举行“禅代”，后周皇帝宣读禅诏，退位，新的王朝“宋”就这样成立了。

　　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它似乎没有任何先兆地发生了，而后又理所当然地被世人所接受。

　　纵观五代十国以来，这种现象是有社会群体心理支撑的。中原诸国林立，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多少帝王命丧臣子之手，江山易主的情形如走马灯似的上演。后梁取代唐，后唐又取代后梁，后唐又被后晋所灭，后晋被后汉取代，后汉又被后周所灭，官员百姓们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五十多年来，人们以一种很自然的心理接受现实，忘掉前一个王朝，又迎来新一个王朝。臣民们不反抗新的帝王，新帝王也不会过分追究旧臣，大家相安无事，照常下去，只要是生活稳定，谁来当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

　　南方诸国被宋军一一平定，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的两百年混乱时期，在宋太祖赵匡胤这里终结。大宋王朝的欣欣向荣昭示着一个盛世的到来，人们再次看到了中华统一的希望。

　　只是，作为“政变者”登上帝位的宋太祖赵匡胤对这个新兴国家并不放心，他深谙“五代为国，兴亡以兵”之道理，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忧患：他赵匡胤能夺权立国，难保自己手下的大将们不效仿此法。

　　安史之乱以来中原一直处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状态。武将专横跋扈，君权旁落，谁拥有了兵权，谁就能造反当皇帝。后晋节度使安重荣就常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普遍反应了当时武将们的心理；后汉大将史弘肇也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君王对手下的骄兵悍将难以驾驭，安禄山、朱温、朱友硅、李嗣源、石敬瑭、郭威……一次次的武将造反、弑君篡位的大戏上演，你方唱罢我登场，江山轮流坐。

　　怎么办？江山易主，武将夺权，这个问题像一个巨大的死结，摆在新朝皇帝的面前。

　　历史证明，赵匡胤建立的宋王朝，将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一样的时代。

　　五代十国的混乱是宋朝的教训，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必须将权力集中到皇帝本人手上，才最让人放心。于是，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力改革下，走向了相反方向：不遗余力地削弱武将，分化权力。

　　“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从宋朝建立的第二年起，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撤销了殿前都点检一职，然后把禁军拆分为三个部门，以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的低级将领掌管。三个部门的官职平级，相互制约，如果要发兵的话，又必须经过由文臣构成的枢密院的批准——通过这样相互间的牵制，基本上消除了武将政变的可能性。

　　文臣赵普曾对宋太祖说：“天下初定，削弱各个将领的兵权非常重要，石守信等大将兵多权重，应该把他们调离中央，遣散到地方上去。”

　　宋太祖开始还有些不太愿意：“其他将领或许会有私心，我加以防备，但石守信等人是和我一同打江山的，他们忠心可鉴，绝对不会造反。”

　　赵普又说：“我知道他们对您非常忠心，但他们是否管得住自己手下士兵？当年您也不想做皇帝，不就是被手下人推上帝位的吗？”

　　宋太祖恍然大悟：“亏得你提醒。”

　　于是一天晚上，在皇宫后院，宋太祖赵匡胤邀请石守信等诸多心腹大将饮酒，觥筹交错，其乐融融，昔日的一班兄弟好不痛快。喝到畅快之时，宋太祖让左右仆从退下，语重心长地对这些兄弟们说：“当初要不是靠你们，我是坐不到这个皇帝位置的，你们功不可没。可是，当皇帝这么好，天下人谁不想当哪？我因此发愁，常常失眠。”

　　石守信等人感觉宋太祖话里有话，不免惶恐，问：“陛下您何出此言？”

　　宋太祖道：“这还用说吗？你们虽然没有反心，但是你们的部下难保不会有反心？一旦哪天也效仿陈桥驿的事情，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即使你们不想做皇帝，也由不得自己了。”

　　皇帝一番将心比心的话，柔中带刚，软中带硬。将领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今天的宴席是有目的的。他们此刻也知道，皇宫禁卫军的权力已经牢牢掌握在宋太祖自己手中，别无他法，将领们只有乞求道：“请陛下指明一条生路。”一切尽在掌握中，太祖赵匡胤随即发表了一番感慨：“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追求的不过是金钱财富，享福作乐罢了。你们不如解除兵权，多置良田豪宅，多买歌舞美女，以享天年。这样我们君臣间也没有猜疑了，岂不更好？”众将领恍然大悟，明白了皇帝的意图，第二天，便都纷纷称病辞职。

　　“杯酒释兵权”，宋太祖赵匡胤举重若轻，大巧若拙，他虽是武将出身，却在政变、解除兵权等一系列的大事中以最温和的姿态出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帝王的人，他所开创的宋朝，也是一个不同于其他王朝的国家：温和，非暴力。

　　自古以来，政变、夺权的皆是武将，文人永远不会造反。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文人们单靠笔杆子，只能在纸上发表言论，发发牢骚，骨子里都孤傲清高，各自为政，“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他们不可能团结在一起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在削弱军队权力、地方势力的同时，宋朝开创了重用文臣的风气。赵匡胤任命心腹文臣赵普为枢密使，主掌全国军政，凌驾于武将之上，并独尊儒学，恢复“独尊儒术”的国教传统，甚至刻石立约，不杀文臣及言事官，世代奉行不渝。终宋一朝，文臣士大夫可以贬斥，可以流放，但基本上无杀身之祸，等于为文臣颁发了一道“人身保护状”。

　　这个新兴王朝显得是如此与众不同：它崇尚文官，抑制武将。

　　这种风气下，人们热衷于读书，考功名，对征战沙场的武人则嗤之以鼻，骨子里看不起。科举制在宋代发展至高峰。相比于唐代每次登科只有一百多人，宋初时即已达四五百人，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中举文人成了“天子门生”，这是寒门文士做梦都不敢想的荣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两宋时代发展到巅峰，这个时代陆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学者，影响后世达千年之久。

　　然而同时，作为宋代的武将，无疑是不幸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他们处处受压制，低文臣一等，任何军事行动都需得到由文人主体构成的枢密院批准，武将们常常遭受文臣鄙视、冷淡，结局都是凄凉悲惨。当生活优越的宋代词人在吟赏烟霞、西楼望月之时，宋代将士们的生活处境无疑反衬出时代与命运的不济。

　　这其中，北宋名将狄青的遭遇最有代表性。

　　狄青是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武将，他骁勇善战，屡建奇功，从一名低级军官成长为朝廷大将，被授以枢密副使要职。狄青为人忠厚正直，秉公办事，曾一度被朝野众臣夸赞。仁宗年间，广西少数民族起兵造反，攻占南方，狄青自告奋勇上表出征，率领大军夜袭昆仑关，一举夺得有利地势，一战而胜，扬名天下。班师回朝后，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为国家最高军事长官。

　　也就在此时，狄青的厄运到来了。早在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谴责狄青出身行伍，身份卑微，不可授予枢密使这样的高官，“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紧接着，右司谏贾黯也上书弹劾，论奏狄青升官有四不可，御史韩贽等人也纷纷弹劾。

　　随着狄青的升迁，文官们对狄青的排斥、疑虑更加白热化，有一次宋仁宗生病康复，制诰刘敞就上书影射狄青：“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狄青）尚存。”

　　在宋之前，“出将入相”是一个国家完善的制度，文武并用，方可健全发展。到了宋朝，文人士大夫群体都异口同声地排斥武将，防备武将像防贼一样，五代十国的“武人造反”还萦绕在士大夫们脑海里，挥之不去。狄青其人忠于职守，正直无私，宋仁宗夸奖“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作为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也屡次上书要求罢黜狄青，他的理由是：“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狄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

　　如此之多的弹劾，都无法举出狄青有何错误，而是异口同声地以“怀疑”作为理由：狄青现在是忠臣，难保他一直都是忠臣吗？

　　在这种无端猜测下，谣言纷起。有一次京师发大水，狄青举家搬迁到寺庙里，他穿了一件黄袄，立刻有人造谣说这是造反的迹象，紧接着，又有人谣传狄青家的狗头正长角，甚至狄青的住宅夜里也出现了鬼光。一时间，这位优秀将领陷入被所有人怀疑的境地。公元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仅作了四年“国防部长”的狄青被罢官，出知地方官吏，离开了京师。

　　狄青到地方上之后，朝廷仍不放心，频繁派遣特使监视，观察其举动。这时的他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唯恐朝廷要将他除之而后快，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加上有病在身，背部恶疮感染，不到半年，就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倒在敌人的兵刃飞矢之下，却在同僚的怀疑、打击中郁郁而亡，作为宋王朝少有的优秀将领，如此结局，可悲可叹！狄青死后，边境战事又起，北方西夏人屡屡挑衅，宋王朝疲于招架，到宋神宗时，朝廷苦于无良将戍守边关，无不怀念当年狄青将军的声威。

　　面对外部异族力量的虎视眈眈，缺乏抵抗，优秀的将领遭到排斥，整个国家处在一种军事劣势的地位。宋王朝为了维护内部的稳定，不惜罢黜优秀将领，以国防虚弱为代价，这种做法可谓是矫枉过正。

　　崇文轻武的思想弥漫了整个大宋，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心理的巨大变化。

　　汉唐时代歌颂边疆战士、赞扬军功的激情诗歌消失了，曾经向往“沙场报国”、“投笔从戎”的豪迈文人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温柔绵绵的宋词弹唱，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还有文人们激昂却又无济于事的“河山梦想”……

　　游牧民族不再认为自己比汉人低等。东北的契丹人迅速强大，成为宋朝头号强敌，百年间频繁南侵，西北西夏也异军突起，紧接着，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间，南下攻破北宋都城，占据中原，而后，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中原人士在一次次惨败的经历中，不得不屈辱地承认这些周边的“蛮夷”与自己平起平坐，甚至称臣纳贡，这对中原民众的精神是一次巨大而漫长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