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5.文人的内耗：“新旧党争”到“战和之争”

　　自宋初独尊儒学，宋太祖刻石立约，不杀文臣及言事官，列为祖训，终宋一朝，文人拥有宽松的政治氛围，享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言论自由。

　　宋代文人们最热衷的就是作词——郁郁乎文哉，在“小楼闲窗”和“欲说还休”的文字游戏中，宋代文人们寻找着自身价值。诚然，儒文化熏陶下的“治国平天下”是文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他们的理想是好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可以在字里行间创造出一个强盛时代。他们或许会感叹百姓疾苦，忧虑天下苍生，但这一切都是他们从文字、书本等间接信息中得来，实际上，他们只是“居庙堂之高”，却很少会去“处江湖之远”。更多的时候，他们缺乏具体的社会实践，只是在宏观绚丽的蓝图下自我感觉良好，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失误乃至灾难，成为国家的不幸。

　　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开始了宋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熙宁变法”。

　　此时的宋王朝建国已有百年，由于太祖、太宗立下的“崇文抑武”政策，导致文官数量泛滥，政府机构冗繁，国家体制膨胀如同毒瘤一般，消耗大量社会财富。从宋仁宗后期开始，“积贫积弱”的现象凸现，官场人浮于事，军队丧失斗志，国库的银两总是入不敷出。宋神宗即位，为了振兴国家，大胆任用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变革运动。

　　王安石变法，历史上颇为有名，王安石其人甚至被有些人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从今人的角度来看，王安石的许多政策确实利国利民，具有超时代的经济思想：他推行“青苗法”，是采用“借贷生息”货币政策，在青黄不接时把种子借给农民，秋天收取利息，这样政府可以得到利润，农民也得以维持生活；“均输法”、“市易法”也具有现代商业思想，在物价下跌时政府购入物资，进行储备，在物价上涨时抛出，以此平衡物价，既维护了百姓利益，又遏制了大商人垄断的行为，还增加了政府财赋税收，可谓“一箭三雕”。

　　这些方法在理论上颇为可行，也类似于今天许多经济学者们的理论。年轻的宋神宗初登帝位，刚满二十岁，热血沸腾，很快就与王安石一拍即合，推行新政。王安石本人也迫切想要改革，凡事都依据他自己的理想原则，要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一场类似“休克疗法”的大换血。

　　但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如何经得起王宰相这般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

　　“新政”的效果，竟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改革速度太快，王安石不计后果，引发了社会动乱，乃至全国经济瘫痪——当上层的政策传到基层时，几乎完全变味：青苗法本是用来帮助农民，贷款给资金财产不够者，岂料该法的利息率被下层官僚层层加码，演变为“高利贷”，最终成为强迫农民借贷的勒索工具；均输法初衷是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岂知这种“政府经商”成为腐败的根源，最终演变为政府的官商勾结，国家垄断，使许多中小工商业者濒临破产……一时间，北宋王朝陷入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中，达官贵族、朝廷重臣、各地官员乃至平头老百姓、农民、失业者全部起来反对王安石。

　　可以说，王安石的改革是不成功的。自从变法开始，宋廷的文人群体就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他们强调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一派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都是些社会经验不够、又想干大事的低级官员组成。

　　“旧党”中涵盖当时许多优秀的人才，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一批朝廷重臣对王安石展开了批判，自此，宋王朝延续数十年的“党争”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最初只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朝堂上的争论，既而发展到王安石对司马光一派加以打击，借神宗名义，贬斥了许多旧党中的精英，提拔一些没有经验的下层官吏。在神宗年间，旧党人士屡遭排挤，司马光不得已罢职，苏轼被外放地方，后来苏轼一系列的厄运、乃至下狱论死，都因新党中人的陷害打击。

　　宋神宗病逝后，宋哲宗即位，高太后掌权，重新起用旧党，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任后，尽罢新法，把朝廷制度重新恢复到原来，连新法中一些有利的政策也罢黜了，此时新党人士大遭贬斥，又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而苏轼因为不容于司马光，又被打成“新党”被贬斥外地；而后，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又再次打击旧党，起用新党，把司马光一派全部打倒，重新施行王安石的政策。在这种反复折腾下，两党之间的攻讦中已经开始变味。由最初的“改革之争”，演变成了“君子小人之争”。大臣们分成两派，相互攻讦，内斗不止。这些文官们都自命清高，自我标榜是“道德君子”，各成一派，各有说辞。从政治观点的不同演变到是非立场的原则问题，今天我掌权了，就要置你于死地，明天你上台了，也要把我往死里整。

　　这种内耗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汉有“党锢之祸”，唐有“牛李党争”，但都只是王朝末叶时期，时间不长。唯有到宋代，朝廷内耗的状况延续百年，从北宋“新旧”党争一直到南宋“战和”之争，对整个国家的政权稳固产生了相当大的打击。每一次内耗，都会清除掉一批仁人志士、社会精英，可谓是宋王朝为自己挖掘了坟墓。

　　北宋“新旧”党争的情况愈演愈烈，到宋徽宗时，游走于新党、旧党之间的政客蔡京掌权，利用新党打击旧党，将司马光、苏轼、文彦博、吕公著、黄庭坚等一百二十人定罪，称做“奸党”，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称之“元祐党人碑”。此时碑上人多已逝世，他们的子孙都被赶出京师，不许参加科考，“永不录用”。自从新党沦为蔡京的政治工具，新法也变异为国家榨取百姓的工具，将北宋帝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宋王朝从神宗年间开始，卷入的这场“新旧党争”持续了四十多年，在这种内耗下，北宋王朝走向衰竭。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攻破中原，兵临城下，北宋都城汴京岌岌可危，可这时，宋廷内部的朝臣们还在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吵成一团。金人要求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宋廷内部又产生了意见分歧，钦宗也无法断然而决，只好在十一月七日“集文武百官于崇正殿，议存弃三关之地”。

　　在崇正殿上，文官们继续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唾沫横飞，吵闹不止。

　　谏议大夫范宗尹赞成割地：“割让三镇，与金人有言在先，如若不给，金人必定认为我大宋失信于人，遂进兵攻打，我们就只有屈辱投降了。”

　　宰相何桌反对割地：“三镇是大宋的肢体，割去肢体，国家还能存在吗？天下非陛下一人之天下，我们怎可以重蹈石敬瑭卖国求荣的覆辙？”

　　于是，以范宗尹为首，耿南仲、吴仟等七十多人赞同割地求和，以何桌为首，梅执礼、孙傅、吕好问、秦桧等三十六人坚持决战。朝廷之上，这些文臣们喋喋不休，口若悬河，陷入无休止的辩驳之中，相互间争吵不堪，互相攻讦，导致朝廷上下陷入一片混乱，无法进行正常抉择。

　　宋钦宗难以抉择，举棋不定，无奈之下，第二天又“集百官议三镇于延和殿，各给笔札，文武分列廊庑，凡百余人”。朝廷之上仍然是争吵不休，主和派与主战派难分上下，在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中，时间一点点过去，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军事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直到十五日，金人发出最后通牒，“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书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最后宋钦宗不得已才派大臣前去谈判。

　　宋王朝最终没能阻止金兵南下，都城汴京攻破，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在大臣们的争论不休中，北宋轰然坍塌，宣告破灭。

　　当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文官们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辩论起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动辄引经据典，口诛笔伐，可对实际政策没有一点意义，反而在相互的你攻我讦中耽误时间，错过战机。

　　北宋的“新旧党争”，到了南宋演变为“战和之争”，朝臣们在对金人是战是和的决议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内斗。

　　从南宋第一任帝王宋高宗赵构开始，主和派与主战派就相互内耗。主和派首领秦桧处死了主战派将领岳飞，此后武将们再次被打压，文官群体完全掌政，由此引开的“战和之争”成为南宋朝廷的常态。

　　公元1162年，隆兴元年，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即位，改变宋高宗“求和”政策，打压主和派，启用主战派人士，一时间，朝廷振奋，大有欣欣向荣之景。

　　也正是在这一年，宋孝宗任命主战派老臣张浚统率抗金大业，发动北伐。此时朝廷内部又为“和战”展开了激烈争论，宰相史浩的观点与张浚截然相反，坚决反对北伐，力求十年时间养精蓄锐，老将张浚则全力支持北伐，要立即出兵江淮。

　　宰相史浩说：“帝王之兵，应当考虑万全之策，岂能以图侥幸心理？”

　　张浚反驳：“中原沦陷已久，如今再不攻取，恐怕有豪杰兴起，取而代之，到时军阀割据，日后更难以收复。”

　　史浩追问：“中原已经沦陷，再无豪杰，如果真有割据势力的话，为何不见兴起亡金？”

　　两人针尖对麦芒，争论走入极端，开始钻牛角尖。

　　张浚又说：“正因为中原百姓手无寸铁，才需要我们起兵拯救。”

　　史浩又说：“金国残暴，百姓自会像秦朝陈胜、吴广起义那样揭竿而起，又岂会等待救兵？”

　　张浚认为起兵北伐是民心所向，史浩则认为太过冒险，需要养精蓄锐。

　　主战派与主和派在朝廷上辩论五日，谁也说服不了谁，难以决断。朝中大臣，张浚、王十朋、胡铨等人主张立即北伐，史浩、陈康伯等主守，虞允文、陈俊卿等主战但不主张立即北伐。

　　我们通过比较北宋徽宗、钦宗时代，可以发现，当历史到了南宋宋孝宗时代，情势已经发生变化，由于之前秦桧执政二十年，朝中精英被铲除殆尽，大臣都老的老，死的死，军队士气不高，长年疏于练习。宋孝宗刚刚登上皇位，准备得相当不充分，无论是人才还是兵马粮草都极度缺乏，此时欲以北伐重振国威，实在是过于急躁了。此时主和有利，主战有弊。

　　史浩稳重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对张浚说：“你想收复中原，这是忠义之举。可是这样不自量力出兵，就是空徒虚名罢了。以十年时间培养人才，厚积薄发，后世同样会赞赏你的功劳，这样不是更好吗？”（“明公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成，亦明公之功，何必身自为之？”）

　　张浚却回答：“我年纪大了，再不北伐，恐怕时日无多。”

　　主战派张浚刚愎自用，志大才疏，他本是文臣，不懂领兵作战，早在宋高宗时期就因鲁莽出兵坏了大事。此刻他年岁已大，愈发固执，生恐北伐大功为他人抢夺，名利心日趋加重。第二天张浚就暗地上书宋孝宗，避开宰相史浩，立即出兵北上。

　　与当年宋神宗如出一辙，这位宋孝宗也是初登皇位，血气方刚，急功近利，欲要做一番大事业。他与张浚一拍即合，命张浚统领抗金一切事务，于四月发大军攻金兵。

　　但由于这场北伐准备仓促，很快就出现弊端。战争才进行不到一半，国库就因空虚拿不出足够资金，加上前线军队配合不佳，内部将领不和，导致在符离遭遇金军阻击，大败。这场宋金之战，宋军溃逃惨死者数不胜数，南宋朝廷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粮草铠甲，也都被烧毁殆尽，在金军的趁胜追击下，南宋军队损失惨重，退回长江以南，只能依靠天堑维持均势。南宋王朝元气大伤。

　　北伐失败后，金兵大举南下，欲以报复，宋廷岌岌可危，内部主和势力再次抬头。于是，在宋孝宗的朝令夕改下，主战派人士被冷落，主和派人士汤思退等人上台执政。汤思退其人原本是秦桧党羽，掌握朝政后，又开始打击主战派，并且暗示金人出兵两淮，影响宋廷决议。迫于压力，宋孝宗与金人签订“隆兴和议”，割让商州、秦州（今甘肃天水）。

　　宋孝宗是南宋一位颇有雄心的帝王，可是他在位二十八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十七人，参知政事更是有三十四人之多，如此频繁地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南宋朝廷内部的动荡，主和与主战两派势力内耗不止，国家效率低下，决策难以执行，这是宋孝宗的一大败笔。

　　反观整个宋王朝，其任命官吏的体制最典型的特征是：注重分权，削弱朝臣的权力。这一方面维护了内部稳定，三百年间几乎没有发生武将、宦官、外戚乱政掌权的事件，另一方面又大大降低了政府效率，人浮于事，官员不作为，党争频繁。

　　在宰相的具体人选上，宋孝宗秉承“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大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相互牵制他们。

　　殊不知，正是这种做法，使宋孝宗的中兴大业难成。隆兴元年，宋孝宗以主和派汤思退为左丞相，主战派张浚为右丞相，让主和派重新控制了朝政，他们对金人采取妥协政策，放弃江淮防线，导致金兵大军压境，最后迫使宋孝宗屈辱求和；

　　乾道年间，宋孝宗第二次北伐，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任命主战的叶颙为左丞相的同时，任命主和的魏杞为右丞相，不仅没有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反而导致二人互相攻讦，两方势力内斗，使国家政策难以施行；

　　仅仅一年后，宋孝宗无法忍受二人，觉得他们意见分歧，败坏朝政，罢去了两人相位。但是，宋孝宗并没有改变其错误的用人方法，“注重分权”的祖训始终左右着他的思想。在乾道八年，他又想要北伐，于是任用主战的虞允文为左丞相，又将主和的梁克家升为右丞相，结果可想而知，主战派虞允文顾虑重重，担心主和派从中作梗，破坏抗战方针，所以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最终北伐大计流产。

　　宋孝宗既用主战派，又用主和派，朝令夕改，使得两方势力水火不容，结果数十年下来，大业无成，张浚、虞允文都已逝世，史浩、汤思退也罢官回乡。

　　其实，早在北宋真宗时期，皇帝就有意制造这种“文官内斗”的状态。宋真宗任命王钦若为宰相，又同时任命派系不同的寇准为宰相。有人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却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所谓“异论相搅”，就是同时起用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大臣，以便相互牵制，削弱两方，最终目的是稳定皇权。皇帝们的皇权是稳定了，可是江山却是拱手让人，被北方蛮族一拨接一拨地攻占。

　　宋朝帝王中难得出了神宗和孝宗两位，都力图中兴，可惜偏偏都轻率急躁。北宋之亡，实亡于神宗时期的新旧两党，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两人心怀大志，却急功近利，使后世陷于党争，开创北宋内耗不止；南宋的偏安一隅，成形于孝宗两次失败的北伐，宋孝宗与张浚，君臣两人都想重振河山，却鲁莽盲目，使北伐功亏一篑，给后世制造争端，导致南宋“战和”纷争。

　　这南北宋两对君臣，竟却如此相似！岂非上天在冥冥之中暗示什么？

　　宋王朝的“崇文”政策，使文臣们地位有史以来上升到最高，可惜的是，这些通过科举选出来的文臣，只懂得诗词歌赋，缺乏社会实践和世事的磨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端端一个大宋王朝就葬送在他们的口诛笔伐中。

　　古人云：君子群而不党。岂料宋代文人纷纷结成党派，或“新党”或“旧党”，或“和派”或“战派”，相互间你攻我讦，在朝廷上争论不休，从大打口水战发展到置对方于死地，最终弄得两败俱伤，对人对己没有半点好处。宋朝皇帝们也在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下头脑发热，或是难以抉择，或是贸然武断，一次又一次引发为国家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