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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恐怖手段:皇权延伸下的无形巨网

  朱元璋本人的自卑、猜忌、残忍等心理状态被扩大到整个帝国,对国家的制度、政治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可估量的。但凡谈到明朝,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它的“特务政治”,如幽灵般暗中监视着天下的子民们,一旦有风吹草动,便是一场血雨腥风。一次又一次的杀戮、抄家、罢免,让人们不寒而栗。而作为这种意识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明朝最富有特色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诸多骇人听闻的特务机构了。

  由于开国初期维护统治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将原本仪仗队的锦衣卫改成了皇家的私人警察部队。这种机构直接受皇帝本人控制指挥,专门负责侦缉刑事,打探消息,尤其是对朝中大臣官员,不需经过正规的司法机构审理,只要怀疑其有某些“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可自行逮捕、刑讯,乃至秘密处决犯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锦衣卫属隐秘的“非正规”皇家部队,最大的特点就是满足了明朝皇帝的多疑心理,行动神不知、鬼不觉。据说这些人都是百里挑一的武功高手,常能悄无声息地监视别人的一举一动,对所有朝臣造成无形的压力,形成恐怖氛围。

  据说,明初的大学士宋讷有一天在家中生闷气,第二天上朝时,皇帝朱元璋竟然就知道了,还问他:“昨在家中为何事生气?”宋讷大吃一惊,不知皇帝是如何知道的。朱元璋遂拿出一张画像来,上面画的正是昨天宋讷生气的样子,此乃锦衣卫所作。

  又有故事说,一位大臣在家中与亲戚打牌,一不留神,莫名其妙少了一张牌,怎么找也找不到。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晚牌打得如何,大臣如实禀奏,朱元璋点点头,认为他没说假话,而后拿出一张牌来:“这张牌是不是你昨晚少了的?”大臣惊得是目瞪口呆。

  这些锦衣卫四处监视大臣,探听消息,随意抓捕他们所认为的盗贼奸佞,然后秘密处决犯人(“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只要谁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或是违背了皇帝的意愿,就很有可能被秘密抓走,然后下狱杀害,甚至家人、族人也都要被牵连。特务政治在明朝开国时就极为盛行,由朱元璋一手缔造,闹得满朝文武人心惶惶,即使平头百姓们也小心谨慎。在朱元璋晚年通过锦衣卫制造的“胡惟庸案”、“蓝玉案”的数年时间里,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中,被无辜牵连的人达四万之多,许多人只是某个大臣的远房亲戚、久未谋面的朋友,都被锦衣卫抓走,家破人亡。

  到明成祖朱棣继位后,这种恐怖手段得到了更大的利用。因为朱棣是靠政变夺取皇位的,当时不少大臣私下反对朱棣,朱棣害怕这些臣子们造反,遂利用特务政治加大对他们的打击。朱棣将锦衣卫的“北镇抚司”改为大牢,专门针对朝中大臣(“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北镇抚司大牢里长年关押许多无辜的朝臣、官员,许多人只要进了大牢,就再也出不来,更多的人是惨死于狱中(“积骸满狱,流血涂地”,“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终明朝一代,锦衣卫出了最多的“佞幸”之辈,这些人不是花言巧语的宦官,也不是不学无术的弄臣,他们个个都是身体健康、武艺精湛的武人出身,甚至立下过赫赫战功,可是在掌握至高无上的特务监察权后,一个个变得居心叵测、贪婪凶狠,利用各种手段,嫁祸、陷害、诬告,打击异己,清除大臣,成为满朝文武唾骂的败类。

  比如明成祖朱棣时期的纪纲,他年轻时武艺超群,善骑马射箭,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看重他的胆识气魄,收为帐下亲兵。朱棣即位后,就任命纪纲掌管锦衣卫。纪纲由此一跃成为权焰熏天的权佞,变得愈发恶毒凶狠,在朱棣的授意下,专门探听朝臣的隐秘,告发皇帝,并诬告陷害,导致许多无辜官员被残杀(“纲刺廷臣阴事,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因为皇子权力之争,纪纲便陷害编撰《永乐大典》的名臣解缙,将他严刑拷打,株连宗族,最后竟然把这位大学士活埋在雪中冻死。飞扬跋扈的纪纲更不把朝中大臣放在眼里,为了争夺一名美女,把武阳侯薛禄打得脑浆崩裂而死,为了报复,纪纲诬陷浙江按察使周新谋反,将其处死……甚至到后来,纪纲权欲熏心,妄图谋反,暗中制造数万刀枪、铠甲,最后被人揭发,被凌迟处死。

  再比如明武宗时的锦衣卫统领钱宁,是当时祸害朝廷的“八虎”之一,钱宁掌管锦衣卫时,恃势横行,贪污受贿,掠人妻妾、诬人致死的坏事干过无数件,他号称是皇帝的“干儿子”,备受武宗宠幸,为武宗修建“豹房”以供玩乐,通宵达旦,不治国事。

  钱宁之后,又有新的宠臣江彬替代。江彬也曾是一名赫赫战将,勇猛无畏,曾经与敌人交战时被箭从面部射穿耳朵,江彬直接将箭拔下,不顾鲜血四溅,继续追赶敌人。明武宗欣赏他的勇敢,看见他脸上的伤痕,赞道:“江彬真是健儿!”从此江彬成为明武宗宠臣,经常在一起喝酒玩乐。江彬比钱宁更加凶狠,不仅掌控锦衣卫禁卫军,还有自己手下的边军数万,权势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江彬也因此骄横跋扈,他怂恿武宗私自逃出京城,又到民宅大肆劫掠,抢夺妇女供武宗淫乐,武宗死后,这位掌握生杀大权的锦衣卫指挥使甚至图谋造反,最后被大臣们诛杀。

  锦衣卫本质上就是皇帝本人权力的延伸,代替皇帝做其想做的事情。如前所述,无限的权力会让人性“恶”的一面极端扩大,造成恶劣破坏,皇帝们如此,锦衣卫同样如此。皇帝的人格越是病态,手下的作为也就越猖狂。

  锦衣卫不仅是皇帝们的耳目,打探消息、打击异己,也被皇帝用来惩罚、羞辱大臣。

  明太祖朱元璋的心理很不健康,他为了达到专制的目的,想出很多前朝帝王想不出的手段,“廷杖”就是其中之一。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向朱元璋禀奏,触怒了龙颜,朱元璋便命左右将茹太素拉上殿来,当场重打二十大板,以示惩罚羞辱。从此之后,“廷杖”成为明朝常见的处罚,一直为后世帝王们利用。

  “廷杖”由锦衣卫负责,他们都是身高马大、健壮凶狠的武人,使用的都是碗口粗的实木大棒。每当施行“廷杖”刑罚时,锦衣卫的武士们都将受罚者拖到大庭广众之下,剥去他的衣裤,已示羞辱,然后捆起双腿双手,摁倒在地,五根或十根大棒像雨点般“啪啪”砸下。这种刑罚既有强烈羞辱人格的性质,又让官员们无法经受,轻者残废,血肉溃烂,重者当场死亡。杖刑过程由司礼太监或指挥使掌控,如果他们说“着实打”,暗示受罚者可以留一条命,如果说“用心打”,则受罚者必死无疑。

  据《明史》记载:万历五年,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由于身任重职没有回家守孝,遭到了大臣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的弹劾。位高权重的张居正恼怒不已,与太监冯保商量,以万历小皇帝名义下旨,对弹劾的大臣实行廷杖。

  大臣吴中行被脱去裤子,摁倒在地,最先挨了六十大棍。锦衣卫们都使足了力气,在司礼太监的授意下,碗口粗的大棍如雨点般砸下,要致受罚者于死地。吴中行身体瘦弱,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昏死过去。打完之后,校尉们又用布把他包裹起来,丢出宫门。

  第二天,奄奄一息的吴中行被人用门板抬着出城,幸好有人带来医生,给他灌药,方才苏醒。而后吴中行被人抬回南方老家,大腿上的腐肉被割去几十块,最大的烂肉有巴掌那么大,深达一寸,这些烂肉被挖去之后,吴中行的一条腿几乎被掏空了,在家休养了一年之久,后半生只能靠拐杖支撑(“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

  另外一名大臣赵用贤身体肥胖,受伤较轻,但大腿也被打烂,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腐肉一块块跌落下来,只好按照民间方法割下羊腿上的肉填进人腿里以补空白,使血肉相连,长成一片。据说赵用贤腿上的烂肉还被他妻子捡起腌好,收藏起来(“赵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

  廷杖之下,大臣们或是残废,或是当场死亡,这种现象贯穿明王朝三百年。自朱元璋创始以来,就被子孙们充分利用。其手段极为残酷,令人恐怖,不仅仅打残官员的肢体,更大大刺激了官员们的自尊心,也一直为明朝统治者所青睐,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明王朝的几次大规模全体文官受廷杖的事件。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发生了一起史上最严重的“集体杖折”事件。正德皇帝朱厚照想到南方去游玩,遭到了一百多名大臣的集体反对,朱厚照大怒,把言辞最激烈的兵部郎中黄巩、兵部员外郎陆震几人押送到刑部,严刑拷打,其余的一百零七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午门前罚跪五天,然后对每个人杖打三十大板。文官们的惨叫声连绵不绝,响彻宫外。这是明朝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惩罚,当场打死十五人。兵部员外郎陆震被打得不省人事,关在狱中,第二天就死了;工部主事何遵被打得肢体开裂,血肉模糊,两天后死去;后来又有十一人因杖伤不治而死。

  自明武宗大规模的杖打百官后,其继任者嘉靖皇帝又突破原先记录。嘉靖三年,因“大礼仪”事件重打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当场死亡十六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嘉靖也因此被史学家诟病。

  古人云:刑不上大夫。如果大臣们有罪,本可通过正常的三司审理,进行判罪,然而皇帝们却更愿意用自己的特务机关“锦衣卫”来进行简单粗暴的解决。这种光天化日之下脱大臣裤子打P股的刑法,充满了野蛮暴力,更是对文人士大夫的侮辱,把臣子们的颜面、人格都打光,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做人。朱元璋的原创、朱氏子孙们的继承发扬,在专制集权暴力中摧残了整个民族精英的自信心。

  诚如明初大臣霍韬所言:“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残酷而辱没人格的“廷杖”让文官们的气节受辱,正直、刚正的心态被毁之殆尽,小人利用这些可以肆无忌惮,而真正的君子们在残酷的刑罚下也不得不改变操守(“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在这种外界压力下,聪明的人都变得明哲保身、隐逸逃避,国家得不到更多有气节之士的支撑,这是民族的要害所在(“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

  明朝的特务政治由朱元璋首创,再由后世子孙发扬光大,可以说,明初帝王的心理性格,直接影响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政策,从而为后世的帝王们延续祖辈们的传统,贯穿三百年保持着这种“白色恐怖”氛围。

  后世清朝,雍正皇帝也效仿“锦衣卫”,组建了一个特务组织——粘竿处,也即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血滴子”。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粘蝉捉蜻蜓、钓鱼的服务机构。早在雍正还是皇子时,他的王府内院树木浓密,每到盛夏时节,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欢清静的胤禛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此所谓“粘竿处”。

  康熙末年“九王夺嫡”,几个皇子间政治势力角逐,最后雍正登上皇位。由于反对派势力强大,民间又广为流传雍正“假诏篡位”,所以雍正皇帝面临着棘手的难题——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雍正以“粘竿处”名义建立了他的私人特务机关,暗中打探消息,秘密监视宫外,这些人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与皇帝密切接触,随时报告宫外、乃至全国的风吹草动。由于清王朝宫内消息严密封锁,加上乾隆皇帝的掩饰,“粘竿处”这种特务机关的具体作为、办事方法已经很难弄清,但“血滴子”的传说却广泛流传民间,据说特务们用这种恐怖的武器取人首级,将人的头颅割下来后还能飞回,被害人成为无头尸体,耸人听闻。据今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传说针对雍正皇帝的严酷政治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对于那些自信心不足、面临政权威胁的皇帝们来说,私人特务机关无疑是最好、最有效的手段。皇帝们越是人格健全,也就对整体社会越宽容;皇帝们越是人格不健全,多疑、胆怯、忧虑,也就越采取隐秘的恐怖手段,以此达到威慑作用,平衡自己的心理。

  当我们在分析朱元璋、雍正等统治者的人格时,我们不禁从他们的种种行为中感到“死本能”的极大震撼。同时,也正是这些统治者们自身的性格缺陷,扩大到他们的下属、特务机关,由此皇权衍生的锦衣卫、东厂、粘杆处、军统,犹如一张无形的巨网,将整个国家笼罩在皇权之下。

  可以说,从特务们的恐怖手段和行为中,我们就已经间接看清了那些专制统治者们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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