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3.恐怖手段：皇权延伸下的无形巨网

　　朱元璋本人的自卑、猜忌、残忍等心理状态被扩大到整个帝国，对国家的制度、政治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可估量的。但凡谈到明朝，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它的“特务政治”，如幽灵般暗中监视着天下的子民们，一旦有风吹草动，便是一场血雨腥风。一次又一次的杀戮、抄家、罢免，让人们不寒而栗。而作为这种意识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明朝最富有特色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诸多骇人听闻的特务机构了。

　　由于开国初期维护统治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将原本仪仗队的锦衣卫改成了皇家的私人警察部队。这种机构直接受皇帝本人控制指挥，专门负责侦缉刑事，打探消息，尤其是对朝中大臣官员，不需经过正规的司法机构审理，只要怀疑其有某些“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可自行逮捕、刑讯，乃至秘密处决犯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锦衣卫属隐秘的“非正规”皇家部队，最大的特点就是满足了明朝皇帝的多疑心理，行动神不知、鬼不觉。据说这些人都是百里挑一的武功高手，常能悄无声息地监视别人的一举一动，对所有朝臣造成无形的压力，形成恐怖氛围。

　　据说，明初的大学士宋讷有一天在家中生闷气，第二天上朝时，皇帝朱元璋竟然就知道了，还问他：“昨在家中为何事生气？”宋讷大吃一惊，不知皇帝是如何知道的。朱元璋遂拿出一张画像来，上面画的正是昨天宋讷生气的样子，此乃锦衣卫所作。

　　又有故事说，一位大臣在家中与亲戚打牌，一不留神，莫名其妙少了一张牌，怎么找也找不到。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晚牌打得如何，大臣如实禀奏，朱元璋点点头，认为他没说假话，而后拿出一张牌来：“这张牌是不是你昨晚少了的？”大臣惊得是目瞪口呆。

　　这些锦衣卫四处监视大臣，探听消息，随意抓捕他们所认为的盗贼奸佞，然后秘密处决犯人（“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只要谁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或是违背了皇帝的意愿，就很有可能被秘密抓走，然后下狱杀害，甚至家人、族人也都要被牵连。特务政治在明朝开国时就极为盛行，由朱元璋一手缔造，闹得满朝文武人心惶惶，即使平头百姓们也小心谨慎。在朱元璋晚年通过锦衣卫制造的“胡惟庸案”、“蓝玉案”的数年时间里，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中，被无辜牵连的人达四万之多，许多人只是某个大臣的远房亲戚、久未谋面的朋友，都被锦衣卫抓走，家破人亡。

　　到明成祖朱棣继位后，这种恐怖手段得到了更大的利用。因为朱棣是靠政变夺取皇位的，当时不少大臣私下反对朱棣，朱棣害怕这些臣子们造反，遂利用特务政治加大对他们的打击。朱棣将锦衣卫的“北镇抚司”改为大牢，专门针对朝中大臣（“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北镇抚司大牢里长年关押许多无辜的朝臣、官员，许多人只要进了大牢，就再也出不来，更多的人是惨死于狱中（“积骸满狱，流血涂地”，“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

　　终明朝一代，锦衣卫出了最多的“佞幸”之辈，这些人不是花言巧语的宦官，也不是不学无术的弄臣，他们个个都是身体健康、武艺精湛的武人出身，甚至立下过赫赫战功，可是在掌握至高无上的特务监察权后，一个个变得居心叵测、贪婪凶狠，利用各种手段，嫁祸、陷害、诬告，打击异己，清除大臣，成为满朝文武唾骂的败类。

　　比如明成祖朱棣时期的纪纲，他年轻时武艺超群，善骑马射箭，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看重他的胆识气魄，收为帐下亲兵。朱棣即位后，就任命纪纲掌管锦衣卫。纪纲由此一跃成为权焰熏天的权佞，变得愈发恶毒凶狠，在朱棣的授意下，专门探听朝臣的隐秘，告发皇帝，并诬告陷害，导致许多无辜官员被残杀（“纲刺廷臣阴事，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因为皇子权力之争，纪纲便陷害编撰《永乐大典》的名臣解缙，将他严刑拷打，株连宗族，最后竟然把这位大学士活埋在雪中冻死。飞扬跋扈的纪纲更不把朝中大臣放在眼里，为了争夺一名美女，把武阳侯薛禄打得脑浆崩裂而死，为了报复，纪纲诬陷浙江按察使周新谋反，将其处死……甚至到后来，纪纲权欲熏心，妄图谋反，暗中制造数万刀枪、铠甲，最后被人揭发，被凌迟处死。

　　再比如明武宗时的锦衣卫统领钱宁，是当时祸害朝廷的“八虎”之一，钱宁掌管锦衣卫时，恃势横行，贪污受贿，掠人妻妾、诬人致死的坏事干过无数件，他号称是皇帝的“干儿子”，备受武宗宠幸，为武宗修建“豹房”以供玩乐，通宵达旦，不治国事。

　　钱宁之后，又有新的宠臣江彬替代。江彬也曾是一名赫赫战将，勇猛无畏，曾经与敌人交战时被箭从面部射穿耳朵，江彬直接将箭拔下，不顾鲜血四溅，继续追赶敌人。明武宗欣赏他的勇敢，看见他脸上的伤痕，赞道：“江彬真是健儿！”从此江彬成为明武宗宠臣，经常在一起喝酒玩乐。江彬比钱宁更加凶狠，不仅掌控锦衣卫禁卫军，还有自己手下的边军数万，权势没有人能与他相比，江彬也因此骄横跋扈，他怂恿武宗私自逃出京城，又到民宅大肆劫掠，抢夺妇女供武宗淫乐，武宗死后，这位掌握生杀大权的锦衣卫指挥使甚至图谋造反，最后被大臣们诛杀。

　　锦衣卫本质上就是皇帝本人权力的延伸，代替皇帝做其想做的事情。如前所述，无限的权力会让人性“恶”的一面极端扩大，造成恶劣破坏，皇帝们如此，锦衣卫同样如此。皇帝的人格越是病态，手下的作为也就越猖狂。

　　锦衣卫不仅是皇帝们的耳目，打探消息、打击异己，也被皇帝用来惩罚、羞辱大臣。

　　明太祖朱元璋的心理很不健康，他为了达到专制的目的，想出很多前朝帝王想不出的手段，“廷杖”就是其中之一。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向朱元璋禀奏，触怒了龙颜，朱元璋便命左右将茹太素拉上殿来，当场重打二十大板，以示惩罚羞辱。从此之后，“廷杖”成为明朝常见的处罚，一直为后世帝王们利用。

　　“廷杖”由锦衣卫负责，他们都是身高马大、健壮凶狠的武人，使用的都是碗口粗的实木大棒。每当施行“廷杖”刑罚时，锦衣卫的武士们都将受罚者拖到大庭广众之下，剥去他的衣裤，已示羞辱，然后捆起双腿双手，摁倒在地，五根或十根大棒像雨点般“啪啪”砸下。这种刑罚既有强烈羞辱人格的性质，又让官员们无法经受，轻者残废，血肉溃烂，重者当场死亡。杖刑过程由司礼太监或指挥使掌控，如果他们说“着实打”，暗示受罚者可以留一条命，如果说“用心打”，则受罚者必死无疑。

　　据《明史》记载：万历五年，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由于身任重职没有回家守孝，遭到了大臣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的弹劾。位高权重的张居正恼怒不已，与太监冯保商量，以万历小皇帝名义下旨，对弹劾的大臣实行廷杖。

　　大臣吴中行被脱去裤子，摁倒在地，最先挨了六十大棍。锦衣卫们都使足了力气，在司礼太监的授意下，碗口粗的大棍如雨点般砸下，要致受罚者于死地。吴中行身体瘦弱，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昏死过去。打完之后，校尉们又用布把他包裹起来，丢出宫门。

　　第二天，奄奄一息的吴中行被人用门板抬着出城，幸好有人带来医生，给他灌药，方才苏醒。而后吴中行被人抬回南方老家，大腿上的腐肉被割去几十块，最大的烂肉有巴掌那么大，深达一寸，这些烂肉被挖去之后，吴中行的一条腿几乎被掏空了，在家休养了一年之久，后半生只能靠拐杖支撑（“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

　　另外一名大臣赵用贤身体肥胖，受伤较轻，但大腿也被打烂，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腐肉一块块跌落下来，只好按照民间方法割下羊腿上的肉填进人腿里以补空白，使血肉相连，长成一片。据说赵用贤腿上的烂肉还被他妻子捡起腌好，收藏起来（“赵用贤体素肥，肉溃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

　　廷杖之下，大臣们或是残废，或是当场死亡，这种现象贯穿明王朝三百年。自朱元璋创始以来，就被子孙们充分利用。其手段极为残酷，令人恐怖，不仅仅打残官员的肢体，更大大刺激了官员们的自尊心，也一直为明朝统治者所青睐，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明王朝的几次大规模全体文官受廷杖的事件。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发生了一起史上最严重的“集体杖折”事件。正德皇帝朱厚照想到南方去游玩，遭到了一百多名大臣的集体反对，朱厚照大怒，把言辞最激烈的兵部郎中黄巩、兵部员外郎陆震几人押送到刑部，严刑拷打，其余的一百零七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午门前罚跪五天，然后对每个人杖打三十大板。文官们的惨叫声连绵不绝，响彻宫外。这是明朝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惩罚，当场打死十五人。兵部员外郎陆震被打得不省人事，关在狱中，第二天就死了；工部主事何遵被打得肢体开裂，血肉模糊，两天后死去；后来又有十一人因杖伤不治而死。

　　自明武宗大规模的杖打百官后，其继任者嘉靖皇帝又突破原先记录。嘉靖三年，因“大礼仪”事件重打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当场死亡十六人，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嘉靖也因此被史学家诟病。

　　古人云：刑不上大夫。如果大臣们有罪，本可通过正常的三司审理，进行判罪，然而皇帝们却更愿意用自己的特务机关“锦衣卫”来进行简单粗暴的解决。这种光天化日之下脱大臣裤子打P股的刑法，充满了野蛮暴力，更是对文人士大夫的侮辱，把臣子们的颜面、人格都打光，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做人。朱元璋的原创、朱氏子孙们的继承发扬，在专制集权暴力中摧残了整个民族精英的自信心。

　　诚如明初大臣霍韬所言：“乃使官校众执之，脱冠裳，就桎梏。朝列清班，暮幽犴狱，刚心壮气，销折殆尽。”残酷而辱没人格的“廷杖”让文官们的气节受辱，正直、刚正的心态被毁之殆尽，小人利用这些可以肆无忌惮，而真正的君子们在残酷的刑罚下也不得不改变操守（“小人无所忌惮，君子遂致易行”），在这种外界压力下，聪明的人都变得明哲保身、隐逸逃避，国家得不到更多有气节之士的支撑，这是民族的要害所在（“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

　　明朝的特务政治由朱元璋首创，再由后世子孙发扬光大，可以说，明初帝王的心理性格，直接影响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政策，从而为后世的帝王们延续祖辈们的传统，贯穿三百年保持着这种“白色恐怖”氛围。

　　后世清朝，雍正皇帝也效仿“锦衣卫”，组建了一个特务组织——粘竿处，也即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血滴子”。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粘蝉捉蜻蜓、钓鱼的服务机构。早在雍正还是皇子时，他的王府内院树木浓密，每到盛夏时节，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欢清静的胤禛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此所谓“粘竿处”。

　　康熙末年“九王夺嫡”，几个皇子间政治势力角逐，最后雍正登上皇位。由于反对派势力强大，民间又广为流传雍正“假诏篡位”，所以雍正皇帝面临着棘手的难题——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雍正以“粘竿处”名义建立了他的私人特务机关，暗中打探消息，秘密监视宫外，这些人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与皇帝密切接触，随时报告宫外、乃至全国的风吹草动。由于清王朝宫内消息严密封锁，加上乾隆皇帝的掩饰，“粘竿处”这种特务机关的具体作为、办事方法已经很难弄清，但“血滴子”的传说却广泛流传民间，据说特务们用这种恐怖的武器取人首级，将人的头颅割下来后还能飞回，被害人成为无头尸体，耸人听闻。据今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传说针对雍正皇帝的严酷政治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对于那些自信心不足、面临政权威胁的皇帝们来说，私人特务机关无疑是最好、最有效的手段。皇帝们越是人格健全，也就对整体社会越宽容；皇帝们越是人格不健全，多疑、胆怯、忧虑，也就越采取隐秘的恐怖手段，以此达到威慑作用，平衡自己的心理。

　　当我们在分析朱元璋、雍正等统治者的人格时，我们不禁从他们的种种行为中感到“死本能”的极大震撼。同时，也正是这些统治者们自身的性格缺陷，扩大到他们的下属、特务机关，由此皇权衍生的锦衣卫、东厂、粘杆处、军统，犹如一张无形的巨网，将整个国家笼罩在皇权之下。

　　可以说，从特务们的恐怖手段和行为中，我们就已经间接看清了那些专制统治者们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