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4.太监得势的时代：生理、精神残缺的扩大化

　　皇帝的人格特征常常由于修史者的美化、文饰，而掩盖了许多污点。当我们从其下属的特务机关能够发现控制帝国的精神实质时，还能从另一个更为典型的角色——太监，发现帝国统治者内心的更多阴暗面。

　　而明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典型的太监专权的时代。

　　由于明初政策对朝臣的打击迫害，使大明在建国之初就显得力不从心，到朱元璋去世，建文帝朱允炆即位时，明朝诸多开国元勋、精英人才几乎灭绝。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发起“靖难之役”，与南京中央政权展开激烈争夺，中央人才凋零，派不出军事经验丰富的大将抵挡，最后被朱棣攻破，自此，朱元璋“把棘杖的刺剃了交给后代”的美梦破碎了。

　　靠起兵造反的朱棣，成为大明帝国新一任帝王。

　　朱棣其人阴险、多疑、嗜杀，像极了他的父亲朱元璋，并且性格阴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同样大搞恐怖统治，登极后大杀建文朝旧臣，镇压反对势力，屠戮大臣及其亲属达上千余人，给明初士人心理留下恶劣的阴影。

　　实际上，朱棣内心极为敏感、脆弱，自我保护心理极强，只要是怀疑某人对自己不利，就不择手段加以报复，打击迫害，牵涉甚广。加上他是靠“篡位”获得皇权，更加缺乏安全感，觉得锦衣卫这种特务机关还不够，又另设“东厂”专门以太监负责侦察暗访。

　　本来，朱元璋晚年已有悔悟，取消了“锦衣卫”，并为了吸取前朝佞臣祸乱的教训，立下“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祖训。谁知这些规矩到朱棣手上完全被颠覆。朱棣极为信任太监，当初就是靠皇宫里的太监做内应，探听消息，才得以攻下南京。即位之后，朱棣封赏了许多宦官，这其中不乏优秀者，如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出使暹罗国的宦官李兴，但更多的太监成为皇帝的耳目、爪牙，掌握着东厂的特务机关，为虎作伥，坏事做尽。正是从朱棣永乐朝起，宦官开始在明朝历史上兴风作浪，逐渐演变为帝国的一场灾难。（“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太监向来是历朝历代最为“乱政”的一个因素。客观地分析，这些人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一个群体，他们与皇帝朝夕相处，对皇帝的心思、喜好了如指掌，很多时候，太监们不仅仅是皇帝的奴仆，更像是他们的亲人、朋友。皇帝的亲人常常不能与皇帝见面，朝廷殿堂上的大臣们也多是秉公办事，只有太监们悉心照料皇帝的起居饮食、日常生活，与皇帝们在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相处过程中产生了默契、感情，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让皇帝异常地信任他们。比如明武宗朱厚照，与由大太监刘瑾等八人组成的“八虎”常常通宵达旦地玩耍、嬉戏，对待他们像自己的亲人一般，很少讲究君臣礼节，随意而自然。尤其有一点是大臣们所“媲美”不了的：太监们都是阉割了的，他们进宫以后几乎就与原先家庭脱离，无牵无挂，也不可能有后代、子孙，今生所能依靠的只有皇帝，比起那些以“天下兴亡”为理想的大臣们，太监们无疑是彻底对皇帝本人效忠的。

　　早在在五代十国时期，当时南方有一个“南汉”政权，是史上最“流行”太监的国家。南汉统治者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于皇上，只有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必死命效力。在这种思维下，南汉统治者竟然要求朝廷的臣子们，不管是进士还是状元，都要阉割后才能当官，因为这样就“了无牵挂”。乃至于南汉王朝“自宫”的现象一时汹涌。

　　南汉皇帝的“太监王国”的思想，正是专制集权下的极端产物。在每朝每代的皇帝们心里，或多或少潜意识里都有这种想法，只是，正常思维的统治者们知道，大臣不可能都被阉割，只有派遣自己信得过的“阉割了的太监”去担任重要职位，这也是帝王们补偿心理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开设了新的特务机关“东厂”，专门由自己的亲信太监掌管。东厂比锦衣卫的权力更大，打击面也更广。由于锦衣卫还是军队建制，还需以奏折形式禀奏皇帝，相比之下，东厂的太监与皇帝接触更近，可以直接禀告、奏议，加上太监们比一般常人更加苛刻、狠毒，所以东厂的“业绩”甚至一度超过锦衣卫，成为皇帝更信任的特务机关。

　　到明宪宗时期，东厂和锦衣卫竟然还不能满足皇帝的意愿，又成立了“西厂”，以太监汪直为首，短短几个月就制造了数量繁多的大案、冤案，很快势力又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

　　汪直权势熏天，朝中的公卿大臣都在他面前俯首，内阁大学士也成了空架子，六部尚书也完全听命于汪直，所谓“纸糊的三阁老，泥塑的六尚书”，可见朝廷部门脆弱，毫无实权。汪直掌控的西厂让满朝大臣不寒而栗，当朝御史徐镛曾说：“今天下之人，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到明武宗时期，宦官们更加肆无忌惮。武宗朱厚照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嬉闹皇帝”，他以一个十四岁孩童的年龄即位，在执政的十多年间，俨然一直保持着顽童的心理，他爱好驯兽、喜欢骑马射箭、想到民间当掌柜、热衷微服私访、又封自己为大将军亲自征战……这个顽童般的皇帝做出了许多令臣民瞠目结舌的事情，也极大地宠幸以太监刘瑾为首的“八虎”奸佞。

　　太监刘瑾为人阴险恶毒，掌握了权势之后，大肆贪污，明目张胆向朝臣索要钱财。有的官员刚刚升迁，刘瑾就索取“贺印钱”，如果对方不知趣不给，马上就被革职回家了。平江伯陈雄因为不送贿赂，被刘瑾栽赃陷害，削爵抄家，全族人被押送到边境充军。反之，宣大总督刘宇，刚上任时就向刘瑾行贿黄金万两，使刘瑾喜不胜收，后来刘宇又先后送给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由于刘瑾有皇帝撑腰，权势越来越大，但凡地方官员们进京朝见皇帝，都得先去拜访刘瑾，送上贵重礼物，不然就仕途无望。有一位给事中周钥出差归来，因借不到钱送礼，又恐又急，竟然在途中自杀了。

　　据说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太监之一，他通过敲诈、勒索乃至明目张胆地受贿，被抄家时发现藏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按《血酬定律》一书作者吴思计算，刘瑾家产仅金银一项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和当时国库的年收入差不多。

　　为什么一个太监能有如此权势？这要从明朝体制来说。

　　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即红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不勤于政事（如明武宗），便让宠信司礼监的太监（如刘瑾）代笔，司礼监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有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八至九名，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刘瑾这个人颇有心计，每次在明武宗玩耍高兴的时候，就拿着奏折去询问，三番两次，明武宗厌烦了，就让刘瑾自行决断，不要再来打扰自己，于是刘瑾就顺理成章替皇帝拟旨、有机会篡改圣旨，这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

　　可以说，明朝太监们专权，都是建立在依附于皇帝的基础上。偏偏明朝出了最多昏聩懒散的帝王，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这些皇帝都长时间不理朝政，事务丢给手下人去做，遇见正直的大臣如杨廷和、张居正等人还好，一旦被如刘瑾、魏忠贤这样的太监或如严嵩这样的奸臣等利用，则祸国殃民，使整个国家走向混乱。

　　很多大臣联名上奏罢黜刘瑾，遭到了极强的报复。刘瑾在武宗面前添油加醋地进谗言，然后矫改圣旨，严厉处罚那些大臣，致使很多官员被罚得倾家荡产，革职罢官。

　　1506年，正德元年，给事中艾洪、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联名上奏，弹劾刘瑾，刘瑾大怒，将这二十一人全部逮捕，各廷杖三十。刘瑾使用“廷杖”比其他人都要狠毒，之前的“廷杖”是允许受罚者在身上垫毛毡的，或者不用脱去裤子，而到了刘瑾这里，他要求凡是受廷杖的官员必须脱光衣裤，用实心大棒打，而且每打十棍就要换人。这种情况下，受惩的官员多半被打死，或是严重残废，其中戴铣受刑最重，当时死于杖下，御史蒋钦被杖了三次，每次杖三十，最后因伤势过重死在狱中。

　　太监的心理远比一般人要狠毒，由于生理的残缺，他们人格上严重不自信，一旦掌权，普遍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宣泄，如果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很多恐怖的行为就会像灾难一样产生。

　　每个太监都经受过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痛苦，他们的人格也在这种痛苦中一点点被扭曲。

　　据清末太监马德清自述：“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摁在那儿，把他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该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整天躺在土炕上……脊梁骨像断了一样，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动一动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伤口也牵着心疼呢！大、小便就这样躺着拉、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

　　这种真实的自白，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惨忍的画面。太监们无一不是经过这样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场面，生理上的摧残，成为他们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根除的痛，乃至于一旦得势，这些被扭曲的心灵急速膨胀起来，变本加厉地要得到更多弥补。

　　太监们都是从最底层、低贱的位置做起，他们丧失了做男人的尊严，在大臣和皇帝眼里不过是最低下的奴仆，人们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随意斥骂。太监与家庭不再有关系，一辈子寄身深宫，没有亲人，没有爱人，无法享受天伦之乐，只有年复一年地逆来顺受，靠巴结主子、讨好皇帝获得生存资本。他们的心灵是扭曲的，价值观也是扭曲的，而且这其中真正得势的太监是少之又少——现实的残忍培养了他们的世故油滑，当他们一步步走到权力巅峰时，也正是其心灵宣泄、报复的开始。

　　和明朝中期的汪直、刘瑾等人相比，明后期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更加权势熏天，达到登峰造极的炽热地步。

　　天启三年，魏忠贤掌管东厂，权力日趋增长。此时由于“东林党”排斥异己，打击其他政党，许多官员纷纷投靠魏忠贤门下，当时的齐党、浙党、楚党等都成为魏忠贤的走狗，时人称之“阉党”。天启皇帝爱好木匠活，不理朝政，魏忠贤大权在握，借皇帝名义打击异己，诬陷东林党人。自内阁首辅东林党叶向高被迫辞职后，许多东林党人也遭罢黜，一时间，阉党控制整个内阁，魏忠贤权倾朝野。

　　魏忠贤作为一个太监，竟然成为当时许多文官的首领，操纵了国家政治，引起正直官员的愤慨。天启四年，东林党人杨涟上书痛斥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揭发魏忠贤的奸恶，可是昏聩的明熹宗不理政事，偏袒魏忠贤，使魏忠贤依然大权独揽，阉党和东林党的矛盾越发激烈。

　　到天启五年，魏忠贤开始大肆迫害东林党人，拘捕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诬陷他们贪污受贿，并命锦衣卫严酷拷打。魏忠贤的下手极为狠毒：杨涟受刑最多，死得最为惨烈，胸骨被铜锤击断，然后用铁钉穿耳，以沙包活活压死，死后七日才允许家属收尸，尸体已全身溃烂，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也是三木锁身、五刑俱尝，直至血肉横飞，肉腐蛆生，被害于狱中，顾大章被逼自杀。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对东林党赶尽杀绝，造成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魏忠贤权势熏天，满朝文武百官噤若寒蝉。他利用东厂和锦衣卫这两个特务机构钳制百官，镇压异己，培植党羽，手下有专门出谋划策的“五虎”，有负责捕杀的“五彪”，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四十孙”的大小爪牙，从朝廷内阁六部直到各地方的总督、巡抚乃至于州县都是阉党之人，网络严密、盘根错节，全国州府都在他的掌控之下，甚至民间市井都插有他的耳目。

　　据说有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姓徐的术士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有的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个术士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到晚上，众人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儿，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魏忠贤。他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人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儿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副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惊恐万分，吓得半死，魏忠贤非常得意，达到恐吓目的后，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作为一个生理残缺、心理扭曲的太监，魏忠贤把前辈们的经验发挥到无以复加。皇帝是“万岁”，他就明目张胆地要官员们称呼“九千岁”，每次外出，都乘坐文轩，羽幢青盖，声势浩大，尘埃蔽天，犹如皇帝出巡，所到之处官员百姓们无不齐齐拜倒，高唱颂词。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本来，立祠是传统文化中为祭祀祖先或纪念先贤的，可到了魏忠贤这里，底下的官员们为了巴结讨好，竟纷纷为这个大活人立祠，每天香烟袅袅，顶礼膜拜，对高坐在庙堂上的太监雕像表示忠心，拍马屁拍得登峰造极了。一传十，十传百，全国各地官员也都效仿，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连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不得不建生祠……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更是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也建造生词，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于是溜须拍马者纷纷上书，歌功颂德，让魏忠贤喜不胜收，在天启六年的百官一份吹捧魏忠贤的奏折里：“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等等颠倒黑白的奏折文章，既是对当朝太监的无与伦比的溜须拍马，也是对这个太监掌控的王朝的莫大讽刺。

　　东汉有宦官“党锢之祸”，唐朝后期也有宦官专权，但这些现象都并不延续，汉、唐两代的宦官数量也不多。东汉末年宦官数量也就在二三千人左右，唐代玄宗后期“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唐穆宗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到了明朝，宦官数量急速增多，发展为历朝历代最为庞大的规模，仅在成化年间，太监数量就达到上万规模，“监局内臣，数以万计”。这些太监在帝国的各个领域里都掌握着重要权力，他们把持着京师的税务，大肆搜刮民财，贩卖私盐，抽取高额利润，侵占庄田，逼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乃至于掌控军队，甚至后期开设矿厂，捞取大笔金银到自己的腰包中。

　　在明史专家王春瑜《明朝宦官》一书中提到：神宗朱翊钧时，仅万历元年到万历六年，两次新增加的宦官便有六千多人。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亡国之际，史载“中七万人皆喧哗走”，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根据他向明朝老太监了解到的情况，说明朝“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说明末宦官有十万之众，这个数字难免有夸大之嫌，但说有数万人之多，应当是确实可信的。可见，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里，明代太监人数之众可谓空前绝后。

　　宦官的专权，原因只能在于封建王朝皇帝的高度集权。皇帝们高踞于封建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深居宫中，对手下的大将、大臣难以信任，唯有身边相伴的太监才能让他们放心。太监，其实不过是皇帝们自身权力的向外延伸，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反映着皇帝的人格特征。而明王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典型“太监王朝”，也映照着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最后写照。